标题：阿纳姆战斗·第六 内容： 阿纳姆战斗·第六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出自————《剑与犁》出自————《战争通史》　　 我师于7月中旬一回到英格兰西南部的原驻地后，就恢复训练。 在师部，我们则着手制定一系列可能进行的支援盟国地面部队的空降作战计划。 这时，盟军地面部队已经突破诺曼底滩头防线。 8月初，他们正越过法国北部向东猛烈追击后撤的德国人。 在英国，我们划归一个新的指挥机构：第一盟军空降集团军，它是根据诺曼底空降作战的经验而建立的。 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统一指挥空降部队和空运部队今后的作战活动，特地建立这个集团军，任命了一个极受人尊敬的美国空军军官刘易斯·布里尔顿中将担任司令官，并将美国和英国的全部空运部队和空降师都编入这个集团军。 这时，美国的空降师，包括第十七师在内，已组成第十八空降军，由李奇微将军指挥，第八十二空降师则由加文将军担任师长。 第一○一师人事也有一些调动，原副师长普拉特将军阵亡，空缺由格里·希金斯接替，巴德·米伦纳任我的参谋长。 在此后的三个月中，我们连续制订作战计划，拟在三个地方进行空降作战：即在巴黎附近的朗布依埃，和在比利时的图尔内以及列日。 这些计划一个也没有实施，因为盟军击溃了德军抵抗，地面进展迅速，所以无需进行空降作战。 当时担任第十五军军长 [ cdhyy注：原书如此，应为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 ] 的布莱德雷将军认为，这些空降作战计划本来就无可取之处，因为这些计划将要抽调执行空运补给迅速前进的地面部队任务的飞机来空运伞兵，从而分散运输能力，而且还要调动战斗机来掩护空降。 因此一直到9月10日，我们才接受了一项最后得到执行的任务，这个作战计划的代号叫“市场－公园”，但大家都称之为阿纳姆行动计划，这是根据这次计划中最远的目标荷兰的阿纳姆市来称呼它的。 在叙述“市场－公园”作战之前，该先谈一点第二次逗留英国期间的一些插曲。 这段期间，德国已用V－1飞弹进行轰炸，这种缓慢飞行的无人驾驶飞机，发出隆隆作响的马达声，向人发出了危险行将来临的警告，这比后来超音速的无声V－2来，更令人神经紧张。 在这期间，我不得不到伦敦去过几趟，的确也饱尝了V－1的滋味。 我赴伦敦的目的之一是到萨维尔·罗的一家服装店定做一套制服，这家服装店有缝制各式男式服装的专家。 给我做衣服的人当中有一位是一个很严肃的白发老先生，他每缝一针都十分仔细，动作缓慢，一丝不苟，每当我们听到V－1飞近时，他总是表示歉意地说：“我们歇一会好吗？ 这种家伙在头顶上飞的时候，没法施展我最好的手艺。 ”就我来说，最好是有一个掩体能跳进去，但不幸的是，在萨维尔·罗缺少战场上那种方便条件。 8月10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我师检阅，并对我师的一些成员授予军功十字勋章，以表彰他们在诺曼底英勇作战。 在检阅过程中，受勋者从上校直到列兵，出列接受勋章，在宣读每个受勋人员的嘉奖令之后，艾克就走上前去，给他们佩带勋章，并表示祝贺。 当最后一个人，一名列兵罗杰斯走上前来的时候，将军转过身来问我，为什么这样一个获得如此崇高奖赏的人竟还是一个列兵。 我毫无思想准备，我望着这位士兵的制服，只能猜想，或许他在上级来视察或检阅时衣着不整，但在战斗中却表现得很好。 于是，艾克问我：“你是否介意我今天就提升他为下士？ ”当然我毫不介意。 所以在给他带上勋章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祝贺他说：“祝贺你，罗杰斯下士。 ”之后，检阅结束。 在贵宾走后，我把罗杰斯的团长鲍勃·辛克找了来，告诉他关于这位新下士的事。 辛克是个一向注意自己团的声誉的人，于是他立即召集来此采访的记者们，并让他们照了一张他给罗杰斯佩带下士肩章的照片。 后来这张照片刊登在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上，照片的说明是：“艾克提升罗杰斯为下士”。 事情本来到此就该结束了，但是天知道竟没有完。 罗杰斯得到这一意外的荣誉，感到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需要痛饮一番，以示庆祝，随后又不请假离队外出一段时间。 这时，辛克正赴伦敦度周末，这位违犯纪律的英雄被带到了第二把手查尔斯·蔡斯中校那里去，蔡斯中校因其玩忽职守，立即又把他降为列兵。 辛克回到营地，得知这一消息，相当震惊，并对蔡斯毅然裁处进行了温和的告诫，说：“查利，你不能把艾克的下士‘降级’”。 蔡斯庄重地回答说：“先生，我不知道他是否有意让这个称号成为世袭的东西。 ”后来我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讲起这件事，他对此感到很好笑，说：“老天爷，这对我是个教训，还是应该把提升下士的事情交给应该管事的人——那些校官们去管。 ”　　 空降参谋人员从制订那些被取消的许多作战计划中获得了经验，业务技术有了提高，所以，仅仅在事前一周得到通知，他们就能使陆军和空军共同执行复杂的“市场－公园”作战计划。 这次作战要求八十二和一○一两个空降师及英军第一空降师(配属一个波兰旅)实施空降，协助英国第二集团军沿着艾伯特运河公路迅速进入荷兰，并在阿纳姆夺取莱茵河桥头堡。 这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行动计划，它打算迂回齐格菲防线的侧翼，在据认为防御薄弱的地区，渡过莱茵河的屏障。 但是，另一方面，这里却有许多天然障碍——河流、运河、狭窄的桥梁以及在沼泽地之间的一条条狭路。 这项计划准备把一0一师空投在埃因霍温－维格尔一带，八十二师空投在内伊梅根周围以及瓦尔河上几座最重要的桥梁附近；而英国第一空降师则在阿纳姆空降，以夺取在南边约六十英里的艾伯特运河向北伸延的河道上一系列桥梁中的最后一座最重要的桥。 空降部队的指挥官对诺曼底的教训记忆犹新，都赞同宁可冒白天空降的风险而不愿应付那种夜间空降的麻烦。 我们的意见被采纳了，进攻日期确定为9月17日。 “市场－公园”作战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空降作战行动。 攻击发起日投入的部队有两万名伞兵，约一千五百架运输机以及约五百架滑翔机，还有一千多架盟军战斗机掩护。 进攻这一天，一0一师就有C－47运输机四百多架和七十架滑翔机，载运近七千名官兵空降。 我师其余战斗人员则在此后的六天中陆续由空运或海运抵达战区。 我们首项任务是抢占自埃因霍温至维格尔的一段十五英里长的公路，夺取并固守这一地区的所有桥梁，以供自南边向前挺进的英国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使用。 虽然我们在地面的目标是分散的，但我仍坚持在第一天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松恩和维格尔之间的一个狭小的地区内，以便在开始时使各部队保持在能彼此支援的距离之内。 我的飞机自韦尔福德机场起飞，弗兰克·麦克尼斯上校再度担任驾驶员，帕特里克·卡西迪中校，我们最好的营长之一，担任跳伞领队。 我们约于上午十时起飞，沿泰晤士河低飞，穿过防空气球障碍网，然后向东横越低地国家。 飞机飞临大陆上空后，我就能很容易在地图上找到我们的航线，并且注意到飞经各检验点的准确性。 幸运的是，我们的护航战斗机已在天空中扫清了德国飞机，所以直到我们临近空降区时，才遭到德军高射炮射击。 我站在舱口准备在卡西迪之后跳伞的时候，我看到在我们旁边一架飞机被地面炮火击中，火焰从引擎中喷出，向后延伸到机身下面。 卡西迪被这个景象惊住了，我不得不推推他，提醒他跳伞讯号灯已经亮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架着火的飞机的空军机组人员，毫不动摇，继续坚持飞到空降区，伞兵们安全跳伞了，但他们则随机坠毁。 当我从机上跳下时，极目所望，一顶顶五颜六色的降落伞，在午后灼热的阳光下，徐徐向地面飘落。 这次和诺曼底的那种分散降落完全不一样，根本不再有那种军官到处奔跑以寻找自己的部队的事了。 田野里，到处是美国兵在收集装备，急忙跑向各自连队的集合地点。 我带着当时在我身边的几个人，急忙穿过田野巡视，检查各营是否在指定地点，然后到了詹姆士·拉普拉德少校指挥的五○六伞兵步兵团第一营。 这个营将以最快的速度集合部队，向南开到威廉密纳运河，然后向东直趋我师最近的目标松恩桥。 拉普拉德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就集合了部队出发，但在通往运河的路上遇上了相当强的火力阻击。 与此同时，该营所属团的其他部队奉命通过松恩占领埃因霍温，正从北面迫近松恩桥。 两支部队在这个市镇会合，击毁了在该镇中心射击的一门八十八毫米火炮，然后冲向桥梁。 不幸，就在我们离桥约一百码距离时，德国人把桥炸了，炸得只给我们留下一堆残骸。 这使人大伤脑筋，因为它将阻滞辛克的部队渡过威廉密纳运河的行动，使他们要延迟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向埃因霍温进发。 进攻日结束时，我们在松恩建立了师部，并与五○二团及五○六团建立了通讯联系，但同五○一团没能联系上。 该团降落在预定目标维格尔及附近的桥梁的北部。 同时，我们也没得到英国第二集团军的先头部队的消息，他们本希望在此时到达埃因霍温。 实际上，此时五○一团已经到了维格尔，而英军还在从荷兰边境上的出发地点至埃因霍温的半途中。 一○一师在执行计划中遇到的唯一挫折是松恩桥被炸，但修桥需要重型的架桥设备，我师没有携带重型设备。 因此，我只得接受当地一位牧师的建议，借用他在乡村教堂附属建筑物里的卧室，相当惬意地上床睡觉。 次日早上，预料英军会抵达松恩，但是，我所知道的情况是，他们还未到达埃因霍温。 因此，我迅速到卡西迪上校那个营昨日占领的距此不远的圣奥丁罗德去看了一下，然后赶赴埃因霍温到辛克的那个团去。 埃因霍温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拥有十万以上人口的重要城市，并且是菲利普电器公司的所在地。 由于城市不小，建筑物又坚固，如果德国人进行坚决抵抗，埃因霍温是难于攻占的。 但是，斯特雷耶中校的五○六营 [ cdhyy注：原书如此，似乎应为五○六团的二营或三营。 ] 只遇到了轻微抵抗就插入市中心，并在下午两点接受该市投降。 我就在此后不久乘敞蓬吉普车，在欢欣鼓舞的荷兰居民向美国人抛来的苹果雨中进入该市。 这里，我必须称赞荷兰公民在整个荷兰战斗期间提供的极其宝贵的支援。 在发动进攻那天，那些佩带桔红色袖章的地下组织成员到处都是，给我们送来关于德国人和当地局势的情报。 整个战斗期间，他们成了我们的辅助情报机构，由于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合作，在后来几周的战斗中，我们从未遭到德国人的突然袭击。 还有那些没有参加地下组织的无组织的居民，他们也一样热心帮助我们，硬把食物塞给我们，其实我们并不缺食物，而且把他们所有的啤酒都送给我们，我们倒需要啤酒，而且很快就喝得精光。 在埃因霍温，我获悉英国人已从南部前来靠拢，并确信他们已得知松恩桥的情况和需要架桥设备，于是我返回松恩附近的滑翔机降落场，并看到了四百多架滑翔机运来的三二七团的两个营及一些混杂的小部队的情况。 指挥滑翔机部队的麦考利夫将军向我讲述了他的一次令人毛骨悚然的经历：牵引他的滑翔机的那架飞机在途中受重创。 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从今以后，我应该把他列为一名伞兵，而不是一名滑翔机兵。 如果真正想大出风头，那就在大白天乘坐滑翔机飞越敌占区，这是再好不过的办法。 当天晚些时候，在英国主力部队前头开始的工兵抵达了松恩，当夜修好了桥。 9月19日，即发起进攻后的第三天，英军近卫装甲师的第一辆坦克在白天通过运河，比原定计划正好晚了二十四小时。 他们也就在这天的晚些时候到达内伊梅根，但是无法通过瓦尔桥，因为直到9月23日，德军仍在北岸防守。 这时，在阿纳姆的英勇的英军伞兵早已被德军装甲部队所切断。 这些装甲部队原先一直在这个地区休整和整编，未被盟军情报机构发现。 经过一番浴血战斗，他们迫使英军自阿纳姆桥附近撤退，英军只得放弃在该地区建立桥头堡的努力。 因此，最后，“市场－公园”作战行动除了在关键地方未获胜外，其他计划全部实现。 第一0一空降师在防守埃因霍温－阿纳姆公路的一段防区时的作战，同当年美国骑兵向西推进通过印地安地区保卫铁路线时的作战何其相似！ 我们的任务是不让德国人切断这条成为第二集团军的生命线的公路。 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迅速派出特遣部队，高度集中作战，同时迅速击退德军自公路两侧不时发起的攻击。 这种攻击是很经常的，尽管我们有荷兰地下组织的情报，但很少事先得到警报。 以后，松恩、贝斯特、维格尔以及乌登都相继发生了激战，但是，在此期间，公路仅被切断两次，时间也不过只有几个小时。 在这种战斗中，安全的后方是没有的，所有的人都是在前线。 在松恩的第二天，一群德军坦克就出现在师指挥所的外面，镇内教堂的塔尖被击落，正好倒在那位殷勤的牧师在进攻日借给我休息的房间里。 师军械官罗杰·帕金森中校在离圣奥丁罗德的师后方指挥所不远处中弹身亡。 这是一所残酷的战争学校，它甚至教会了小部队也必须随时注意任何方向都会有敌人。 它也使年轻的指挥官有机会在实质上是独立作战中显露和提高自己的战术才能。 五0一团的朱利安·尤厄尔中校和哈里·金纳德中校，在指挥他们的营在维格尔一带的战斗中，非常杰出地表现了战术多样化，这两人后来在越南战争中均晋升中将。 9月底，德军已从我们最初的一段防区的两侧撤走，因此，10月初，我们沿公路北上跃进到内伊梅根以北沃尔河及莱茵河之间的岛上。 这是一个所谓新辟的低地，是一片仅高于海平面几英寸的沼泽地带，重型车辆无法通行，也不能挖掘堑壕，一挖马上就进水。 所有车辆都得停放在靠公路上，而它们就成为暴露在德军在莱茵河北岸部署的许多炮兵连轰击的目标。 这个岛上的战斗是在敌人的不断观察和炮击下进行的一场泥泞的、不光彩的防御战。 就所取得的战果而言，损失是巨大的。 一个特别惨重的损失是五○一团团长霍华德·约翰逊上校的阵亡。 “斯基茨”——大家都这样叫他，他的情况是军中罕见的，一个伞兵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 他在作战中具有传奇式的英勇，但就是这种美德过于锋芒毕露而使他罹难过早。 甚至在德军炮弹开始爆炸时，他也拒绝掩蔽，结果，在10月7日，一发炮弹打来，按士兵的说法：他这次是在劫难逃。 在一0一师这样的部队中，要军官们铭记不忘的是，不必要地让自己暴露于敌人火力下是愚蠢的，而且也确实是不恰当的，这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 一个战斗部队的力量在于其成员——不论军衔高低——之间的互相尊敬，患难与共，必将养成以勇敢为荣，以懦弱为耻，以及对同事极度忠诚的作风。 军事史的学者们常常力求解答，为什么有些人作战勇敢，有些人却临阵脱逃。 我从来就不认为，思想动力，或者政治道德的概念与此有多大关系。 如果我从我的士兵中随便找一个人来讨论比如关于他们对战斗的真诚的反应这样一个个人问题时，他们就会告诉我，他们作战，虽然也确实害怕，但他们之所以战斗是因为“我不能让其他人倒下去”，或者“我不能在‘猪狗’面前被看作是一个怕死鬼”。 这就是这些单纯的士兵具有的单纯的美德的单纯的道理，指挥这些单纯的士兵，是一种极为高尚的特权。 对军官来说，享有这种特权就有责任来爱护自己生命以照料士兵。 这本是一种正确的道理，但却很难使一○一师的军官们牢记不忘，这些军官们和他们的士兵一样，不愿意被人看作“怕死鬼”。 我力图用自己在听到炮弹呼啸时大大方方地躲进掩蔽部的行动来说服军官们：掩蔽并不是怕死。 但是，我始终未能使斯基茨有所转变。 在进攻日同英军地面部队一建立联系，我师乃成为迈尔斯·登普西勋爵中将的第二集团军的一部分，但由于沿公路作战，我部基本上保持独立状态，只要公路畅通，上级就不来找麻烦。 在内伊梅根地区，我们处于英国军的中心，隶属哈罗克中将的第三十军。 英国人给我们极大照顾，因此，我们很快就得到两方面对我们的最好的供应，美国的军粮和英国的甜酒。 这段经历也给了我一个对两国不同指挥方法进行比较的机会。 例如，在制订作战计划时，英军的师长同上级兵团司令之间的关系，与我军的这种关系显著不同，这令我感到惊讶。 在上午例行的师长会议上，英军兵团司令逐一要求我们各师提出自己第二天的工作。 如果关于采取某种行动的建议是立即可行的，那么不必经过什么讨论就被采纳，但是，如果第二天发生某种障碍，没有采取行动，显然也不会遭到责难。 在“闪电乔”·柯林斯及马特·李奇微等对工作抓得紧的美国兵团司令手下工作后，我很不习惯这种温文尔雅的方法，实在也不喜欢这样。 整个10月份，我们在岛上打了几场很激烈的防御战，但是到了月底，攻击停止了，剩下的日子就只是同下雨作斗争。 在此期间，我第一次看到喷气战斗机，这是一架德军飞机，它飞越我们阵地的速度太快，到它扔下的炸弹已经爆炸之后我们才听到它的马达声。 此时，我们夜间观察哨报告发现了一枚第一批射向伦敦的V－2飞弹，这显然是在莱茵河北岸的某处发射的。 但第一次的报告使我相当怀疑观察哨的准确性，但是，此后不久，上级司令部就通报我们，这种可怕的武器正在轰击伦敦地区。 这种在堤岸荫蔽下的战斗给我们提供了在不同寻常的地形中施展巡逻本领的大量机会。 我一向认为，一个师在巡逻方面的成绩是表现它的作战锋芒的最好的标志之一，因为巡逻，特别是夜间巡逻，是对小部队的领导和执勤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巡逻所得到的情报往往是最有价值的，它使一个指挥官能够了解最新的战况，因此值得付出勇敢的巡逻经常要付出的代价。 在诺曼底的时候，我们曾经强调深入滩头以南进行巡逻，并且往往对一些突出的表现给予奖励，诸如，奖励缴获的法国白兰地酒和未来的休假证等东西来激励各团之间的竞赛。 在荷兰，我们继续采用了这个办法，这样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赞叹的出色的巡逻侦察事迹。 其中最令人赞叹的莫过于五○一团雨果·西姆斯中尉在10月底的那一次。 那是一次经过周密计划的六人巡逻活动，任务是在夜色的掩护下用橡皮船渡过莱茵河，深入到离阿纳姆－乌得勒支公路的约六英里的地带，然后在第二天白天指示炮火射击周围的目标。 到晚上，西姆斯和他的士兵还要夺取过路的一辆德军卡车，带上一两个俘虏，急驶返回停放橡皮船的河边。 后来，一家美国杂志关于此事作了详细的报道，标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巡逻》。 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西姆斯等人安全返回船上的时候，他们抓住了三十二个俘虏。 这些人全部安全渡河回到南岸的我方防线。 在10月份还有一段多少与此类似的插曲，就是救回阿纳姆战斗幸存的一百三十八名英国伞兵和四名美国飞行员。 我们从荷兰的地下组织那里获悉，在阿纳姆战斗以后，还有这么一些人躲在北岸的农庄和村子里。 我们和荷兰人一起制订了一个计划，用船渡过莱茵河，并在预先指定的地点与这些幸存者会合。 由于全体有关人员的努力，在10月22日至23日夜间顺利地执行了这项行动计划。 没有什么勋章比奖给对敌作战中负伤人员的“紫心勋章”更高的荣誉了。 我想大部分士兵都愿意得到这勋章一枚，但又强烈希望代价不要太大。 我的一枚是11月9日在多少有点尴尬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得到的，但是不大体面。 在阿纳姆作战期间，李奇微将军由于他的八十二师和一0一师都已划归英国人指挥，而处于空头兵团司令的不愉快的境地。 11月初，他到这两个师来看望，并视察了阵地情况。 在我的防区内，他视察了一个设在教堂钟楼上的迫击炮观察所，这座教堂耸立在阿纳姆莱茵河下游的堤岸上。 李奇微和我顺着里面的楼梯爬上钟楼，同在那里值勤的中士观察员谈了话，眺望对岸德国人那边的景色，然后李奇微转身终于要求他向几百码外的德军所在的一片树林中的目标集中射击。 这位中士不慌不忙地摇摇他的野战电话机，对设在教堂后面田野里的迫击炮阵地上的某人说话。 他说：“乔，还记得我们昨天当作瞄准点的那匹死马吗？ 这次的目标离那死马约五十码，左方一百码。 准备好，打十发。 ”炮弹几乎是应声而起，而且其准确性确实无可指责；但我对于我的这位中士省略迫击炮教范中规定的调正射击方位的标准做法很不满意。 我虽然是一个炮兵，不象李奇微那样是一位步兵武器专家，但是我确信书上绝不会有这种“死马”射击调整方法。 两三天后，我一个人又到了这个教堂钟楼上，稍微教训了一下这位中士，在兵团司令面前竟不按标准的射击操作规程办事。 然后，我在河对岸选择了一个新目标，要他严格按照正规方法瞄准射击。 这位中士对此有点表示异议，因为那天德国人有几门游动炮在对岸活动，假如打炮，可能引起他们还击，但我对他的反对意见不予理睬，要他赶快行动。 这一次却不是炮弹迅速飞向目标，而是长时间令人气闷地单发射击，弹着点离目标非左即右，非近即远。 就在我们修正弹着点的过程中，对方一门自行火炮开始对我们钟楼射击，但是炮弹钻不透厚厚的石墙，竟弹走了，未造成损伤。 这位中士最终打中了目标，我命令他从头到尾把迫击炮教范复习一下。 然后，我下楼梯，走到院子里，正好赶上一颗德国小炮弹在几码之外爆炸，腾起一股烟尘，使我跌倒在地，一个小弹片击中了我的臀部。 我一睁开眼，就看到那位急得眼珠凸出的中士从钟楼窗口探出身来，正在对电话机讲话：“乔，我想克劳兹 [ 译注：泛指德国人。 ] 打中了老头子的屁股。 ”这样，我就获得了那枚“紫心勋章”。 在大失体面之后，我首先驱车到附近急救站，然后赶赴师部，以确保不会有任何夸大我的伤情的报道从通讯网中发出去。 然后在午饭后，我经内伊梅根桥——英国人在该桥上竖有“此桥为炮击区，迅速通过”的警告牌——到我们的向后方转移的医院去，在那里，华莱士·格雷厄姆中校(此人战后担任杜鲁门总统的白宫医生)从我的臀部取出一片令人哭笑不得的小小的弹片。 军医官却不管弹片的大小，坚持要我到法国兰斯的一所大医院去就医，那里距我师将要撤往的摩默隆兵营极近。 我到达摩默隆时，我师的先遣人员已经开始为自荷兰开来的部队作准备了。 在经过短期治疗恢复后，我搬到了该兵营，我将要接替的那位法国司令官以极其周到的礼貌接待了我。 他是一个年事已高的退休准将，他不辞辛劳地领我看了训练设施，并向我说明该兵营的行政管理工作。 在他将要告别的时候，他表示他对新上任的美国司令官只有一个要求。 他引以为骄傲的是，他在紧靠营区的外面建立了一所妓院供法国士兵玩乐。 那里的女孩子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 她们的品行也是无可非议的。 他真诚地希望我对她们给予照顾，使她们不要受到伤害。 我不得不向他解释，他所提出的要求不符合美国军队的做法，因而不便应允。 我本来还可以告诉他，艾森豪威尔将军最近正因为妓院问题而表现过于软弱，受到了国内的指责，这显然不是一个师长来发起创办一所妓院的时候，不论里面的妓女质量如何。 因此，我不得不拒绝了我的法国同事，他离开我时，对这个完全是出乎人道的要求遭到非文明的反应感到难过。 空降部队在作战中是很出色的，但战斗一停就难于管束。 八十二师也自荷兰撤回，就驻在兰斯一0一师驻地的对面。 两个师的士兵执勤之余，在街上相遇，又提起了到底哪一个师高明的老话题，他们以不同的激烈程度争论起来。 他们在法国女人和喝酒问题上也有类似的表现，或者说竞争。 因为我是这两个师中唯一能说法语的高级军官，往往在部队发生某些特别恶劣的违法乱纪的行为时，不得不到兰斯去向市长和他的官员们请求谅解。 我记得有一次，根据李奇微将军的指示，为处理我们某些士兵对兰斯的妇女过分献殷勤的行为去见市长。 我发现维尔饭店处于一片喧闹之中，市长确实很恼火。 事情已经闹到这种难以令人忍受的地步，用市长的话来说，兰斯的少女们在街上已经不再安全了，因为这些死乞白赖的伞兵们根本不愿意听“不”字的回答——他们甚至对不大愿意理睬他们的妇女饱以老拳。 我表示我颇感羞耻之意，如果真有美国士兵犯下这样的不轨行为的话，并且问他是否有遭难者，以便正式向她们表示道歉。 他回答说：“当然有啊！ 她们在市医院的病房里。 ”于是我们到了医院，沿着走廊到了一间小房的门口，市长打开房门，同时用一种富于表情的声调喊道：“兰斯的仙女们！ ”里面确实有三个人，但都是鼻青脸肿。 于是，我表示了深刻的歉意，然后赶快溜走，暗暗希望这些罪犯是八十二师的，而不是一0一师的，但是自己也没有多大的信心。 在摩默隆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准备关于在荷兰作战的战后报告，并总结经验教训。 总的来说，我对我师的表现以及整个空降作战确实是十分满意的。 我认为，之所以未能完成夺取莱茵河上的桥头堡的任务，是因为空降部队基本上无能为力，关键的错误在于使用一个集团军攻击一个仅有一条公路宽的阵线的作战思想。 即使英国地面部队指挥官以巴顿式的狂热向北推进，仅有的一条公路线也会给支援持续作战的后勤供应工作带来严重困难。 实际情况证明，阿纳姆失败的直接原因是地面部队行动迟缓以及英军空降师倒霉地降落在未发现的德军的装甲部队之中。 不管怎样，“市场－公园”行动纵深插入德军战线中的一个突出部位，解放了大部分荷兰土地，证明了空降部队在战略上进行突然袭击是有效的。 发布时间：2024-10-07 08:04:06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113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