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赴西贡的使命·第十八 内容： 赴西贡的使命·第十八作者：马科斯韦尔·泰勒 ·美国出自————《剑与犁》出自————《战争通史》　　 我本着肯尼迪总统信件的精神，组成了一个人数不多的混合工作组，人员包括同越南各项工作计划有关的各主要部。 局、署(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央情报局)各一名代表，还有白宫班子里的沃尔特·罗斯托，他充当类似驻考察团的代表。 我向同事们说明，我认为总统是委托我在回来后向他提出我个人的意见和建议，我将请他们协助起草最后报告，但是，最后要由我来决定报告里该写些什么，由我个人对此报告负责。 我本来倒是预料这个小组对我们的建议会有种种不同看法的，可是，到时候却出乎我的意料，我并没有特别下什么功夫，大家就对最后报告的全部要点一致赞同。 沃尔特·罗斯托深知东南亚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渊源，对我们一行极有助益。 他深入地思考过颠覆性叛乱活动作为共产主义扩张的一种手段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早就认识到有必要从法律角度来指明其性质并加以谴责。 而且他富有写作经验，用他那根笔杆子参加起草了我们这个工作班子最后提出的许多文件。 他还是个灵活的网球运动员，在偶尔有暇来一场双打比赛时是我的好帮手。 在去西贡途中，我们在檀香山停留，听取了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费尔特海军上将关于东南亚形势的详尽汇报。 他确信越南局势岌岌可危，需要美国迅速支援。 但是，他同时强调，必须让吴庭艳禁止他的省长们干预军事工作，同时克服他的指挥官们按兵不动，各自坐守一方的恶习。 至于需要美军去南越的问题，他倾向于派进若干后勤部队，包括工兵和直升飞机部队，有选择地支援越南人，但眼下暂不派遣战斗部队。 从长远来看，为了要制止渗透，他以为只有在老挝的胡志明小道两侧部署相当大量的地面部队——最好是东南亚条约组织部队，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我在拟订我们到达后的工作日程和行动计划时，必须首先对我们在南越需要处理的各种问题的梗概作一番分析。 按照总统在信中的提法，我们是要找出对策，以“防止越南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且最终抑制和消除对越南独立的威胁”。 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我们必须估计形势恶化的原因和程度，并找出更好地使用越南现有人力物力的方法，判定他们可以采取哪些进一步的措施。 只有先对他们的自救能力作出某种估计，并且把它同“抑制和消除对他们独立的威胁”大概需要的力量加以对比，然后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可以作出哪些努力来弥补其不足。 我完全同意肯尼迪总统的意见，凡是越南人能自己办到的事，我们美国人就决不应该代劳。 我在多年间曾试图把这一准则运用于美国对越南的一切形式的援助。 然而，我发现，由于时间的因素，这一指导方针是异常难以切实地贯彻的。 随着美国官员们对越南人的政府工作弱点和行政管理上的种种局限性有所体会之后，他们发现，如果给予一定的时间，有许多事情本来是越南人自己最后大概能够做到的，但是，在冲突的危急时刻常常等待不及。 实际上这一准则不得不修改为：凡是越南人自己能及时办到的事情，美国就不应代劳——在那种情况下，希望对时间因素的估计能做到相当的准确。 另外还必须切实注意，这种时间的制约该是由敌人方面决定的，或是由美国控制不了的某种客观因素决定的，而不是由美国人主观强加的某种不现实的时限造成的。 我们考察团于10月18日到达西贡，这是1954年初以来形势最糟糕的时刻。 越共兵力已从1961年1月份的大约一万人增加到10月份的一万七千人；他们在三角洲、高原地区和中部海岸北段的平原一带显然都有活动。 越南人正在沮丧地注视着老挝的局势和日内瓦的谈判，这些事态发展使他们确信不久即将在万象成立一个受共产党支配的政府。 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正在湄公河三角洲肆虐，冲毁庄稼和牲畜，几十万人无家可归。 到后不久，我乘飞机视察了水灾地区。 极目四望，但见浊水连天，只有被淹没的公路和河堤两旁偶尔可看见几个屋顶仍露在水面上。 来不及逃走的人们就栖息在房顶上和屋顶的檐下，祈求水退。 最后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在我们到达西贡的时候，一位有名的越南军官、政府派往国际监督委员会的联络官黄瑞林上校遭到越共的绑架并被残酷地杀害了。 在发生了这一系列令人极度沮丧的事件以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越南整个国家民心消沉，全无斗志。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给我们考察团的成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随后的几周中，在我们思考美国可能或必须在越南采取何种措施的时候，有一个想法一直在我们脑际萦回：我们需要采取一些能够迅速办到的明显的行动，以消除这种似乎已经渗透越南社会各个阶层的令人窒息的绝望心情。 我们一到西贡，就成天忙于正式拜会、听取汇报、进行讨论和战地视察。 西贡距华盛顿几乎恰如：是地球的半周，时差十三个小时，因此，一个旅行者乘坐喷气式飞机作了这番几乎一刻不停的飞行之后，头两三天内很难再打起精神，保持头脑清醒。 对我来说，初到时的劳累更甚于别人，因为我不得不用法语来和越南官员们打交道。 当时他们的英语还没有象后来几年那样普遍都很熟练。 我们的第一次官方活动就是拜会吴庭艳总统。 他是越南战局的关键人物，到那时为止，美国政策成败的赌注一直押在此人身上。 正确地估计他的秉性、思想动机和政治前途，对于我们考察的结果，肯定关系很大。 因此，我和我的同僚们在同这位总统举行这头一次会晤的时候是深知其重要意义的。 总统府的一切情景对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因为我以前曾去过那里，有过同吴庭艳交谈的经验。 这已是第三次访问西贡了。 第一次是在1955年3月，我去看望我在陆军里的老朋友、当时总统派驻越南的特使劳顿·柯林斯将军。 那一次，我的身份仅仅是从远东司令部来的一位好事的来访者，想对东南亚正在发生的事件得到一些现场的印象而已。 两年前，我以陆军参谋长的身份回到西贡，同吴总统举行了第一次晤谈。 因此，在我1961年重游西贡时，我在思想上对随后可能遇到的那一套是有所准备的。 吴庭艳是一个身材不高，然而颇为粗壮的越南人，年届六旬，而头发乌黑发亮，一点也不见白。 他面色严肃，但容貌悦人，凝视的目光深不可测，具有教养有素的达官贵人的那副肃穆威仪；他的言行举止稳重审慎，善于把话题引到他想谈的方面去而回避他不愿回答的问题。 我们那一天的晤谈同我以前经过的一次以及后来又经历多次的晤谈毫无二致。 这次晤谈冗长不堪，约有四小时之久，主要是由吴庭艳一个人用法语独白，我偶尔插几句话。 我的插话有时会使我们转移到一个新的话题上去，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还是紧紧地讨论吴庭艳不想放过的题目。 在这个过程中，吴庭艳不停地抽着香烟，用令人瞌睡的语调讲着。 对于我们这些由于过分频繁地变换时区而昏昏欲睡的海外来客来说，这实在是对我们集中注意力的能力的一种痛苦考验。 我安坐在椅子上，说明肯尼迪总统派这个考察团来西贡是由于他对越共重新侵略感到不安，也是由于他需要把他涉及越南的决定和计划同对老挝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决定和计划联系起来通盘考虑。 除了这种在地区范围内统一安排行动的需要之外，总统还有一个全球性问题，那就是要在欧亚两洲的需要之间权衡孰先孰后。 由于美国报刊一个劲地推测我们考察的主要使命是估量越南需要多少美军，而且吴庭艳最近也曾向瑙尔汀大使吐露过他希望能得到美军部队，因此，我强调肯尼迪总统所考虑的并不包括军事干涉，并且提请吴庭艳注意我们考察团里非军事机构的代表占很大比例。 我概括地谈了我们希望采用的工作方法，由我方每个成员同吴庭艳政府的相应官员联系，以期商讨共同关心的问题，争取就各种可供选择的办法得出共同的结论。 我要求吴庭艳给予合作，以便我们此行对彼此都有尽可能大的好处，并且表示希望他在我们离开之前能再接见我一次，以便讨论我们初步得出的结论。 就在这时，吴庭艳长篇大论地说明了1954年越盟和法国人之间的九年战争结束以来形势发展的过程。 近来形势由于柬埔寨的局势而复杂化了，此外还受到了老挝情况恶化的影响。 他描述了越共加深努力来搞垮他的政府的情景，并且谈到越共如何得到有三十万地方部队补充的庞大的三十万北越正规军的间接支援。 这些北越部队又有从苏联和中国提供的作战物资的一条供应线得到后勤支援。 这条供应线也为巴特寮服务。 因此，综观全局，可以看出，已经形成了一个由莫斯科和北京指挥的，旨在控制整个东南亚的庞大的共产党联盟。 他解释说，越共在南越之所以有力量，是由于1954年曾在南方留下一批经过训练的共产党干部和作战物资，加上1954年带到北方去接受训练的南越青年后来又渗透回来。 吴庭艳感到，仅靠他现有的十五万军队是不可能遏制他国内的敌军的。 敌人在湄公河三角洲和中部高原(昆嵩、波莱古和多乐省)尤为强大，并且正在从那里向沿海地区扩展。 他不仅兵力不足，而且缺乏供省、县两级用于保卫本乡本土的准军事部队和警察部队。 他还指出美国人过去一直反对建立这种部队，以为他是热衷于建立一支私人军队的。 我回答说，我们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来考察他需要增加多少军队和准军事部队的，我们打算同麦加尔将军作一通盘研究。 不过，我很怀疑吴庭艳有能力及时培训出足够的军官和士官，来满足组建一支二十五万人的军队的需要。 他满口承认是存在着领导力量不足的问题，然而他同会谈时在场的国防部长阮廷淳一致表示，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来增加军官和士官训练院校的培训数量。 吴庭艳强调了他所制订的高原地区筑路计划的重要性。 制订这个计划是为了进击越共在那个崎岖不平的地区的秘密基地。 我提出的他的部队应进行更加机动灵活的进攻作战以保卫边境地区的主张，他表示对这种战术是否可能抱有很大怀疑。 为了阻止渗透，他倒是主张在越共控制的边境地区和主要的居民中心之间开辟无人区，在这种地区可以使用炮火和空袭，而不致使居民遭到危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建立一条防疫封锁线。 我们详细地谈到三角洲的大水——本世纪内造成最惨重损失的一次洪水。 吴庭艳确信在水退之后人民需要大量的援助，因为他们几乎失去了一切，而受灾者将近有五十万人之多。 我好几次向吴庭艳提供机会，使他可以提出美军去越南的问题。 我知道他已经向瑙尔汀提出此事，我需要了解他的看法而又不引起他的过分的希望。 他一直避开这个题目，到会见快结束的时候才故意模棱两可地谈到这个问题。 他明确表示需要第七舰队的帮助来控制越南的海上通道，可是却暗示眼下他并不希望要外国军队。 不过，他确实想订出一项协商同意的联合计划，规定一旦外国军队不得不进驻时他们将驻防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将如何使用。 他解释说，迄今为止，他一直希望能够在没有外国军队的情况下应付局势，但是，老挝的情况以及越共兵力的不断增加已在迫使他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如果美军一旦进驻这个国家，就应当保证长期留下来保卫南越，而不应听凭美国国会一纸立法就仓卒撤走。 我们进而讨论了需要制定一项全国性计划，把所有的人力物力置于这项统一的计划下以击败越共的问题。 华盛顿早就——再催促吴庭艳政府制订这样一项计划，但是一直未见提出。 这位总统满有信心地谈到，他有能力制订和实施这样一项计划，作为他刚宣布的紧急状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我们这次长时间的会谈结束时，他答应尽可能在我们停留西贡期间就向我们提供这项计划。 在我们的会谈中，有好几次旁敲侧击地提到已往的美越争论，然而这几次都没有明言，因为吴庭艳在这个场合宁愿用委婉的拐弯抹角的办法来表示自己的看法。 不过我们心中都有数，吴庭艳指的是那些年美国当局曾多次拒绝他常常表露的要求增加武装部队，以备重新同共产党人斗争的愿望，他确信这一斗争必然要到来。 在那些日子里，我国官员是按照北越师团会沿海岸南下发起常规进攻的想法来考虑南越防务的；对于这种进攻的适当对策是派驻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部队。 与此相反，吴庭艳强烈地感到巩固乡村地区十分重要；因此，他更关心建立准军事部队，以保卫大小村庄免遭确实存在而且不断增加的游击队的威胁。 他之所以希望美国承诺美军要进来就保证长期留下来，正是反映了他长期以来对美国人的意图所抱的怀疑，而去年11月有人要谋杀他时，一些美国官员所抱的态度使他近来大大加深了这一怀疑。 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估计吴庭艳的政治寿命和衡量他们的政府的稳定性。 华盛顿已经有许多人在非议他，他们已经开始私下表示他们的担心，“依靠吴庭艳，我们是打不赢的”，就是这一口号，在随后几年中成了促使我国政府和报界反吴派团结起来的共同呼声。 他能不能在这场政治军事竞赛中取胜？ 我们要不要另外物色一个可给予支持的人物？ 国内反对他的力量强大到什么程度？ 原因何在？ 这些就是我们工作班子必须回答的难题中的几个。 即使只是要得出一些初步的答案，时间也是短促的。 对吴庭艳不利的事情显然很多。 在我们到达越南之前和离开之后都又一次盛传要发生反吴庭艳的政变。 据称，策划人或则是对吴庭艳为了支持各省长官干预军事问题而心怀不满的军官，或则是对他专制独裁而同声痛骂的西贡各类知识分子。 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儒夫妇声名狼藉，也影响了公众对吴庭艳的态度。 然而，要衡量反吴情绪的真实深度和广度是困难的，因为所有的越南报刊全在西贡出版，并不反映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广大农村居民的看法。 军队内部的态度同样也是很难估量的。 在一些高级军官中不满情绪颇为盛行，可是这种情绪究竟往下蔓延到何种地步呢？ 为了深入了解军队的态度，我及早去拜访了作战司令部司令杨文明少将。 他被人们称作“大明”，是一位按越南人的标准来说身材异常魁梧的军官。 他因为在1966年对粉碎一些教派的军事力量所作出的贡献而誉满全国。 同样出名的一件事是他没有门牙，据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占领这个国家时期被一个日本兵用枪托打掉的。 我在前次访越时见过杨文明，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感到他友善可亲，另外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他打得一手好网球。 人所共知，杨文明对于自己在吴庭艳手下的遭遇是感到不快的，吴庭艳给他的职务看起来好象掌握着全部陆军野战部队的指挥权，但事实上并无多少实权。 军事指挥的渠道按理说应该是从吴庭艳到国防部长阮廷淳，再到联合总参谋长黎文斯中将，再到杨文明将军；但在黎文斯和杨文明之间还有一个野心勃勃、刚愎自用的青年军官阮庆准将，作为黎文斯的参谋长，实际上是由他给陆军下达命令，从而削弱了杨文明的兵权。 这两个军官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相互敌视在往后几年中导致了严重后果。 杨文明同我略事寒暄以后，马上开始倾诉他对吴庭艳的愤懑情绪。 他肯定地告诉我，主要是由于总统的昏庸无能，南越的局势极为严重。 不仅越共愈来愈强大，而且南越军队正渐渐失去老百姓的支持，民众越来越不愿意提供有关越共的情报，政府要想恢复和平和秩序，就必须恢复人民的信任，同时不再偏袒天主教徒。 同许多美国官员一样，杨文明批评了吴庭艳按政治考虑选择委任各省省长，然后又给他们以指挥各自省内陆军部队的权力。 按照这一制度，每一个战地陆军指挥官都要看两个主子的脸色行事，一个是作战指挥系统中的他的上级，再一个是省长。 杨文明认为这种双重领导制度是分裂和贬低军方的一种花招。 我们能从他那里听到的具体怨言大概就只有这些，但是，他居然愿意在我这样一个外国人面前批评他们的总统，这多少使我感到有些惊愕。 我在那时对于越南人喜欢向偶然相遇的过客诋毁他们最亲密的同僚还没有体验。 我拜会过杨文明之后就去看望黎文斯中将，他是南越军队中的最高级的将领。 我发现他很不关心国内的政治和总统的行为，而专心注意装备和训练等军事问题。 他强烈要求获得侦察车辆，以替换他现有的陈旧的法国车子，他对美国已在试验的M－113型运兵车表示感兴趣。 他极力说明需要有两套装备以适应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争的不同需要。 我表示我认为应该首先注意后一种战争的需要，同时提到美国有人批评对反游击战的训练未给予足够注意。 黎文斯不同意，声称越南人必须对这两种战争都有所准备。 我们还谈到需要通过使用直升飞机和轻型飞机来提高机动能力的问题，我趁机反复强调，绝对需要改善情报机构。 但是，这次会晤对吴庭艳及其不良行径只字未提。 如果说，这种对少数几个人的调查所得到的材料并不特别充足，对于军方对吴庭艳的态度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可靠的印象，那么，我的同僚们广泛接触西贡知识界以后则带回了一大堆怨言。 大多数反映是过去经常向华盛顿报告过的，其中包括长期以来不断有人提出的一种意见：吴庭艳想自己包办一切，除了自己的家族成员外，对谁都不信任。 我们美国的政治顾问们多年来一直敦促他——用他们的措词来说——“扩大他的政府的基础”，可是，他仍然没有这样做。 1957年我拜会他的时候，按照我们大使的建议，我曾向吴庭艳提出过这一点，他当即以问作答，反问我想建议让谁参加他的内阁。 我预先已经料到他会这样提问，所以准备好了大使向我提供的两三个人名，于是就用一种比我真实的感觉显得更有信心的口气提了出来。 吴庭艳严肃地一一加以否定：第一个人同最近的政变阴谋有牵连；第二个人的老婆是法国人；第三个人过于富裕，为富必不仁。 对我提出的名单就这样迅速地驳回来了。 接着，使我略感宽慰的是，我们把话题转到了我觉得自己比较有资格讨论的其他问题。 到1961年，对吴庭艳的这类抱怨就更加为数众多，比比皆是了。 主要是由于他变得越来越加内向而多疑了，特别是最近发生企图谋害他的事件之后尤为如此。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们对他顽固拒绝政治忠告的态度也越来越不耐烦，除大使以外，使馆人员都对他指摘甚苛。 姑且说句多少有些为吴庭艳辩护的话，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些年来，他一定是从那些试图贯彻国务院指示的初出茅庐的使馆年轻官员那里听到了不少相当天真幼稚的政治建议。 他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怀疑：匆匆来去的美国过客对于同他一起度过了大半生的人们的能力和可靠性是否能作出比他更高明的判断。 而且他还知道，可以用来加强他的政府的未起用的越南领导人才实属寥寥无几。 我们在华盛顿看到的一个背景研究报告估计，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二的越南人才具有对政府有用的教育水平或技术水平，而这批人当中有一多半已经在政府里或者正在从事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活动。 这样就留不下多少人才储备了，特别是由于许多受过教育的越南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愿意为政府工作。 我们向主要的美国官员征询了他们对吴庭艳的看法，以及他们认为我们能指望他到什么程度。 瑙尔汀大使显然已经弥合或者至少已经缩小了吴庭艳和前任大使德罗布之间曾经存在的那种信任差距，他倾向于对吴庭艳持赞同的观点，尽管吴有着人们广为宣传的种种弱点。 麦加尔主张给予他全力支持，同时继续努力帮助他改进工作。 在美国使团的中下级人员中，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对吴庭艳能否除弊革新疑虑更深，尤其是政治官员们早就在同吴庭艳手下那些顽固不化的部长们共事的过程中搞得灰心丧气，因而根本不指望情况会有任何突然的改变。 但是普遍的感觉是：毕竟吴庭艳过去这些年来经受了这么多次威胁——来自各教派、知识界以及军界不满分子的种种威胁——而仍旧安然无恙，所以，只要他手下的主要军官们虽然牢骚满腹，然而仍继续对他表示忠诚，我们就不应当把他估计过低。 因此，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考察团得出的结论是，在出现更有前途的取代者之前，我们应继续支持吴庭艳，同时希望通过说服、示范和增派顾问协助他的政府及军队等方法来促使情况得到改善。 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要考查我们在华盛顿收到的有关南越情况和越共活动的情报的真实性。 各种报告中大量明显的矛盾促使我怀疑情报工作并非全无问题。 我能够理解，要获得在丛林中活动的神出鬼没的隐蔽敌人的准确情况是困难的；但是，我弄不懂为什么在农村居民对西贡政府的态度、军队对吴庭艳的忠诚程度、各省政府活动情况、南越军队伤亡人数、审讯越共俘虏和变节分子的结果等这样一些事情上，真实可靠的情报竟然也那么少。 关于我们南越盟友的这类重要活动的材料，往往不是缺少，就是令人怀疑。 没有费多大力气，就证实了我对这类情报的种种怀疑。 多年来，我们在华盛顿一直把这些情报汇集起来，一丝不苟地在图表上标绘出来，据以制订我们的计划和方案。 越南人和美国人双方都有过错。 吴庭艳政府及其军队共有七套情报机构在进行活动，它们互相竞争，直到最近才置于多少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新组建的中央情报署的统一协调之下。 由于各情报部门彼此倾轧，加之总统支持不力，该署一直甚难开展工作，至今未能进行过多少真正的协调工作。 由于在搜集越共情报的工作上各自为政，互不配合，野战指挥官们难以获得互相独立的各情报机构分散掌握的全部有关敌人的情报。 各省省长均使用警察、民团或者他们自己的情报人员网自搞情报，但是搜集到的绝少向当地同级军事指挥官们及时通报，以便据之采取行动。 没有专供传送情报之用的专用电话或无线电通讯系统。 结果，各部队间只能通过已经负担过重的无线电和电话指挥系统来传送情报，往往造成贻误。 由此可见，多年来越南军队几乎一直是在情况不明的状态下盲目地进行作战，全然不能对行动神速的敌人迅速作出反应。 在1961年，南越根本不存在任何类似统一情报系统的机构，而要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则需要我们付出多么艰苦的工作。 不过，我们考察团取得的最有用的成果之一就是了解了情报问题的严重性。 越共还只不过是我们缺乏可靠情报的一个侦察对象。 我们还需要了解我们的盟友的许多情况，以便给予有效的帮助。 华盛顿每天都有大量的电报发给西贡大使馆和美国军事顾问团，要求提供关于战争进行情况、经济状况、社会计划的进展以及其他几十种复杂题目的详细情报。 为了得到上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的美国官员只好再向政府或者军队的相应部门一一转达这些问题，然后只能再把它们最后提供的答案上报华盛顿，不管这些答案是什么内容，此外别无他法。 只要稍为观察一下越南官场作风，就能看出他们提供的答案的价值往往抵不上发电报的钱。 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并没有掌握所需要的材料，因而处于窘境，只能承认一无所知或匆匆作出一番“主观估计”。 通常总是采用后面一种做法。 另外也有这种情况，政府确实掌握着所需要的情报，但提供出来就会反映出政府工作不佳。 在这种时候，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想加工修改一下这些情报，然后再发送给外国人。 因此，华盛顿的计划和方案往往不符合越南的实际情况是毫不足怪的。 当时，我想责怪我们驻西贡的人没有充分向华盛顿直截了当地说明，他们所上报的材料是不足为信的。 为什么他们不能经常下去实地核对呢？ 他们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解释他们为什么这样缩手缩脚，不敢大胆放手地深入探究越南事务的真实状况。 首先，在越南的美国人太少，无法掌握全国范围的重要政府活动。 军事顾问团各种人员总共不到八百人，只能向团以上部队派出军事顾问。 我们的文职机构在人力上更无法和军队相比。 在越南政府机构中没有任何文职顾问能够深入了解各部的工作情况。 至于各个省份，吴庭艳对美国人想到乡村地区到处走走的要求极为冷淡。 最后，我发现，有些军事官员和经济官员感到，即使是为了使他们本国的政府不受蒙骗，对他们的盟友搞“间谍”活动和在上报材料中说盟友的坏话也是超越华盛顿的指示中给他们规定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违背他们的顾问地位应遵守的规矩的。 我当时对这种愚蠢的想法的反应恐怕是太唐突，我答允要迅速修改任何可以为这种态度辩解的指示。 在我们所有的拜会中，对方一般总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美军派进南越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越南和美国官员一致认为，需要立即派一些美军去，但要派多少数量的美军以及他们的目的则意见不一。 我们考察团的军事小组委员会深信，迅速进行军事干涉是拯救南越乃至拯救整个东南亚的最好的方法，即使不是唯一的方法。 要是真的采取这种行动，麦加尔将军强调用足够的兵力进行干预的重要性，从而形成军事力量对比的决定性变化。 另一方面，我们有些政治官员则认为，即使增加美国的军事援助，南越政府能否摆脱萎靡不振的状况仍然是个大问题，因此我们不必急于向吴庭艳政府承担义务。 因为在同越南人讨论这一问题时，不得不用试探的口气和极其谨慎的态度，所以难以在他们当中找出意见的细微差异。 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他们非常希望美国以某种形式派驻军事力量。 在我们首次晤谈之后，吴庭艳再未提及美国真要派兵来越南，就需要承诺留下不走这一条件。 在副总统阮玉书，国防部长阮廷淳和阮庆将军的支持下，他开始极力要求美国提供空中、海上和地面的支援。 至于吴庭艳的弟弟吴庭儒，我常常觉得他谈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用寓言式的比喻手法，可是在提出需要美国派遣技术和后勤部队的时候却是毫不含糊的，不过他反对派进美国战斗部队。 从我个人讲，我对于这场游击战争使用美国陆军进行地面作战的想法毫不热心。 我怀疑我们的大部队能否适应丛林战的要求，尤其是要在当时那种战术情报不充分的基础上作战。 显然，在最初承担义务之后，势必有可能在军事上更深地卷进去；再者，越南人民在看到带武器的白人重新在他们国内出现，显然取代人人憎恨的法国，势必有不良的心理反应。 另一方面，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以恢复越南人的士气并维护越南人对美国的信心。 这种信心因我们在老挝显得虚弱而被动摇了。 看来最可能奏效的措施莫过于派进某些美国部队，以实际表示美国人意图的严肃认真。 这种部队不需要很庞大，也不必遂行战斗任务。 有无穷无尽的后勤工作可以去做，以便为越南人的军事行动创造便利条件，为东南亚条约组织或者美国的军队在万一需要的时候迅速开进越南铺平道路，同时也协助修复洪水在南方造成的破坏。 这场灾害使美国除了军事上的理由之外，还有人道主义的理由可以派入工兵之类的部队，而且洪水一退，我们还可以借此理由撤出我们的部队，如果我们想要那样做的话。 我考虑了这一切因素，逐渐倾向于赞同派一支特遣部队去，由几个营的工兵、医疗部队和通讯兵部队组成，并只配备必要的步兵以保护驻地。 在作了两天实地视察之后(一天花在北面非军事区一带，第二天坐飞机巡视了被洪水淹没的湄公河三角洲)，我在西贡重新集合我们全体考察团成员举行了最后的一系列会议。 4月24日，瑙尔汀、罗斯托和我拜会了吴庭艳，了解他对我们在若干问题上的一些初步想法的反应。 我给了他一份文件，概述了我们的一些看法，然后同他逐一进行了讨论。 单子上的头一项建议是，努力改进指导我们的联合行动所需的各方面的情报工作。 为了举例说明应当做些什么，我提到需要由美国和越南官员共同研究各省的情况，对此，我们美国人几乎一无所知。 我手下的人确信必须在每个省就地核实情况，因为各省的情况显然差别很大。 这种研究应该可以使我们对越共渗透的方法和程度有所了解，也使我们对各省省长和野战指挥官之间的合适的指挥关系有所认识。 虽然我明知吴庭艳对于外国人去各省视察的想法是不热心的，可是，他却欣然同意了这一建议，实际上还备加赞扬，说这是双方对农村问题取得共同看法的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就免除陆军的静待固守任务而委以前线机动作战任务的重要性的理由加以讨论。 我主动提出，我们也许愿意派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直升飞机部队来运送越南部队；我未提到我想把这类部队置于美国控制之下，以期能按健全的战术方针指挥地面军事行动。 关于派进美国地面部队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我告诉他，我们这些美国客人已经费了不少心思，考虑了这类部队可能起什么作用——如果华盛顿愿意提供这些部队的话。 我解释说，我们认为最可取的方案是，立即派来美国直升飞机，赶赴水灾地区执行紧急任务，随后尽快地派来一批抗洪救灾的特遣部队，协同政府进行三角洲的恢复工作。 在我谈了我对这支特遣部队的编制的想法以后，吴庭艳对此方案表示热烈支持，并且指定副总统阮玉书和农村事务部长负责会同美国大使馆一起制定实施计划。 我们最后讨论了可能需要采取哪些政治方面和心理方面的行动，以便华盛顿决定增加的援助能最充分地发挥效能。 我强调需要在他的人民中间形成一种认识：现在正在发生某种新的重要情况，同美国人已经建立了持久的伙伴关系，对越共的战斗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 我们讨论到是不是最好能由他和肯尼迪总统互换信件，由他的政府向联合国发出呼吁，并由吴庭艳宣布他的政府作一番人事更动。 吴庭艳对所提各点均作了肯定的答复，但是又加了一句他经常提到的说明，说参加政府的合格人选实在难以找到。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再次说明，我的想法未经正式批准，而且只是列出了一些行动大纲，如果获得批准，还要由他的政府会同我们的大使馆商定详细方案。 吴庭艳表示他懂得这一点，并说如果今后人们看到我们两国政府结成伙伴，为追求共同目标而一致行动，那将大大激励越南人的士气。 10月25日，我们飞抵曼谷后；第二天在那里会见了扬大使和使馆的高级工作人员，然后会晤了沙立·他那叻总理、外交部长他纳·科曼和空军上将他威·尊拉塞。 我在使馆总结了越南之行的结果，概述了我们的一些初步结论。 至于同沙立和他手下的人，我们只能字斟句酌地谈到我们的任务，回避这位元帅急于了解我们有无任何出兵南越的计划的好奇心。 他主动提出：他认为那里需要有美军，并且应当采取军事行动切断老挝的胡志明小道，至于由哪些方面来采取行动则没有具体提出。 我谈了一下我们可能派遣后勤部队到三角洲帮助救灾。 沙立回答说，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但是又压低了声音愤愤地对他的译员说：“见鬼！ 我是要想知道他们是不是派战斗人员去。 ”　　 我们从曼谷经香港飞抵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再从那里到菲律宾的夏都碧瑶去起草我们的报告。 1939年我在日本任职期满以后同我的家属一起回美途中曾经路过碧瑶。 自那时以来，我一直没有再到过这个美丽的休假地。 这次我选中了这儿，想利用它的恬静环境把我们的报告最后定稿。 以前的经验说明，在执行国外任务回到华盛顿时，手头必须有一份定了稿的报告，以备在总统和他的同僚面前全力以赴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虽然考察团中各部门的成员各有不同的情报来源，各自独立思考形成自己的观点，但是，他们相互之间在实质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却出人意外地微乎其微。 大家都感到境况尚未到绝望的地步，但一致认为形势严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扭转颓势。 从根本上讲，我们把东南亚发生的事件看成是共产党运用一种经过修改的毛泽东三阶段攻势的经典理论来扩大权力和势力的一次尝试。 在老挝和越南，共产党已经建成了进行颠覆的政治根据地，按照毛泽东的理论，这两个国家都已发展到游击战阶段。 迄今为止，他们判断现在就进入公开的常规战阶段还太危险，但是，在北越和红色中国已经有了训练有素的师团，一旦时机成熟即可用以支持这种过渡。 在越南，敌人的当前目标显然是要把越南军队牵制在防御阵地上，同时通过频繁的伏击、打了就跑的袭击以及恐怖分子的攻击，造成普遍的不安全感。 但是，对于敌人的人力物力由于传说纷纷，情报虚假并被渲染夸大而情况不明，因此难以准确地估计威胁的程度。 当前，他们看来一心想以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双管齐下的办法制造一场政治危机，这样最终可能导致按河内所能接受的条件实现全国统一。 目前形势发展的趋势固然有利于越共，但我们一致认为他们也并非一无弱点。 他们不再是在同法国人打仗，不能再举起反抗殖民统治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 他们的游击部队与南越正规军交战是毫无把握的，只得主要依靠恐怖活动和恫吓手段。 河内感到必须隐蔽其插手南越的做法，因而不得不限于用北方训练的南越人进行增援。 而且河内领导人也不能忘记，一旦战争越出南越的边界，他们的本土就可能遭到毁灭。 但是，在我们考虑我们在南方的朋友的处境时，敌人的这些不利条件并不能使人受到多大鼓舞。 我们考察团的军人成员估计，南越军队现在兵力最多只发挥了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战斗效能。 这种军事投资收效甚微的情况是由前面已提到的诸多因素造成的：情报不灵、单纯防御观点、各省军政关系不好以及吴庭艳的过分集中权力的作风。 南越自然也有其有利之处：有一支日益扩大的军队，有一种富有韧性的经济，还有一位坚毅果敢、为人基本正直的吴庭艳。 然而时不待人。 要把这些有利之处变为成功的计划，显然需要美国迅速而大量地给予援助和指导，以度过等待本地新的力量建成的时期。 经过这么一番考虑之后，就该撇开其他人所写的材料，由我同罗斯托一起给肯尼迪总统写一份材料，向他提出我们认为他们应遵循的最好方针了。 除了美国出兵问题以外，草拟其他建议并不很费劲，因为既然我们的目标是“防止南越形势进一步恶化，并且最终抑制和消除对南越独立的威胁”，需要采取的大部分措施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对每一条建议还必须衡量一下是否符合这么一个准则：需要美国人采取的行动不是越南人能自己办到的——而且不是能及时办到的事情。 我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总的建议，主张我国政府在收到吴庭艳的适当的要求后，应当表示愿意大力参加共同的努力来对付越共侵略和修复湄公河三角洲水灾造成的破坏。 美国的代表们将积极参加这一努力，特别是在政府管理、军事规划、作战指挥、收集情报以及水灾救济等领域。 他们的能力将有所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人数将比以前增加，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将比过去更主动积极地发挥顾问作用。 为了落实我们扩大承担的义务，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以阐明我们希望这种共同努力包含那些内容。 我们提议美国政府提供个别的行政工作人员，把他们安插到政府机构中去，只要他们具有的效能估计能发挥出来，只要吴庭艳愿意接受和使用他们，就尽量多多安插。 我们认为可用这种办法来改进情报系统，由省一级开始，向上一直到中央情报署。 我们还建议，由美国政府协同南越对各省的情况进行一次联合调查，以求对农村的社会、政治、情报和军事问题得出一个共同的认识。 我们认识到，即使吴庭艳给予充分合作，要组成数量上足以胜任这一规模的调查工作的联合小组，是颇费时日的，但是，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在不影响这一计划其他部分的情况下坚持下去。 为了让陆军脱身出来进行机动的进攻作战，我们敦促重新努力改进民团和自卫队(后来叫做地方部队和民团)的训练和装备，使他们能接替正规陆军担负固守一地的任务。 为了提高正规陆军在边境地区的机动能力和作战效能，我们主张大大增加直升飞机和轻型飞机，并且组成一支用于反渗透的突击部队。 美国政府则应提供空中侦察和摄影、某些类似的空运、特别情报活动以及空降支援技术等方面所需要的装备和专业单位，因为所有这些任务均是南越军队目前无法胜任而又必须立即完成的。 基于同样理由，应吴庭艳的具体请求，我们建议我国政府协助对沿海和内地水道实施监视和控制，提供顾问、操作人员和专门设计的小型舰艇。 在派进美国地面部队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我建议我们表示愿派遣一支我曾向吴庭艳描述过的那类后勤特遣部队，它将表明美国派来了军事力量，从而可以提高该国的士气，同时也将提供支援军事行动或救灾工作的力量。 它将能用自己的部队保卫自己和它执行任务的地区，在一旦发生军事危机时将充当紧急后备队，并且能为尔后美国或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队可能奉命开进时作好后勤准备。 我们的报告最后建议，美国应重新研究它的经济援助计划，要把救灾的需要考虑进去，要改变计划的重点，把它从那些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产生效益的长期项目转移到直接支持新的联合计划的项目上来。 作为我们的报告的一个引言，沃尔特·罗斯托和我起草了一封给总统的信，表达了我们对美国在东南亚面临的问题的总的看法。 我们强调，我们丝毫不认为我们的建议是无可争辩的定论。 我们只是确信，根据我们目前对东南亚形势的了解，这些均属理应采取的行动。 至于在这个方案之外，将来还需要做些什么——我们对肯尼迪总统说——那要取决于老挝最后能达成何种解决办法，河内又将如何根据这样一种解决办法调整其行动。 如果河内决定通过继续渗透和秘密支持游击队的办法延续和加紧它在1959年宣布的对南越的“民族解放战争”，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我们是否能接受这种越过国际边界进行的颠覆性侵略，而不让被侵略者对侵略的发源地进行反击。 我们强调指出，决定究竟应当怎样对付一种避开我们传统的政治军事防御方法的危险的新策略，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虽然这个大题目超出了我们考察报告的范围，可是，我们还是表示了我们的坚定信念，总有一天我们会不得不在东南亚对北越的游击侵略策源地发动攻击，从而迫使河内付出同它对南方造成的危害相称的代价。 我们在信的结尾用不那么低沉的调子说，我们考察团在离开东南亚的时候感到，美国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局势决不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我们能够把我方的许多有利条件都统统动用起来，化成同我们的越南盟友一起实施的切实有效的联合计划，那么，共产党的最后胜利远不是不可避免的。 当我在信末签名时，我感到它标志着一段重要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一段新的历史阶段的开始——我国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重要性堪与艾森豪威尔总统1954年开始援助吴庭艳相比。 我知道总统急于要看到我们的建议，就从碧瑶用电报给他发了一个摘要，希望这样可以便于我们一回国就展开对整个报告的讨论。 然后，我们就收拾行囊，登上专机，横越太平洋回国，准备面对华盛顿的激烈争论。 发布时间：2024-10-08 08:13:00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114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