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一章·兵书的产生和社会意义 内容： 　第一章·兵书的产生和社会意义 作者：许保林·著　　出自————《中国兵书通览》《上编·总论》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上编总论　　第一章·兵书的产生和社会意义　　第一节兵书释义　　任何概念都是人们在实践中概括出来的，都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延。 兵书也是这样。 兵书是军事图书的一种，军事图书又是一般图书的一个类型。 图书是以文字或图画记录下来的知识；军事图书是以文字或图画记录下来的军事知识；而兵书则是以文字或图画记录下来的古代军事知识。 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兵书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既不同于一般图书，又不同于一般军事图书。 它除具有一般图书和一般军事图书构成要素外，还具有它自己的特性。 首先，兵书具有时代性。 兵书是一个历史概念，是古人对自己所处时代产生的军事著作的称谓。 兵字起源很早，甲骨文中就已出现。 在古代，兵字的意思非常宽泛。 它有兵器、军队、士卒、战争、军事、战斗、战法等含义，所以人们很早就把记录有关军事和战争内容的图书称为兵书。 历史上第一部军事图书目录的①名称就是《兵录》。 所谓《兵录》就是兵书目录。 中国第一②部图书分类法西汉刘歆的《七略》分类法，即正式以兵书略为军事图书的类名。 尽管南北朝宋王俭编《七志》时，曾改兵书为军书，但紧接着梁阮孝绪便进行了纠正。 阮孝绪指出：古有兵革、兵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则武事之总名也，所以还改军从兵。 （《广弘明集》卷三）自此以后，分类法中凡收录古代军事图书的类目几乎全用兵字命名。 只是具体称谓略有不同，有的叫兵书，有的叫兵家、兵法、兵学。 这后三种叫法，作为兵书类目，实际是兵家书、兵法书、兵学书的略称，和兵书含意完全相同。 兵书成为古代③军事图书的专用名词。 《辞海》把兵书解释为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统称是有道理的。 兵书属于古籍范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说：今天讲古籍，不能只包括明、元、宋、唐、隋、晋、汉、秦、周，还应包括有清一代至1911年为止。 （《论古籍和古籍整理》，载1982年1月20日《人民日报》）所以，兵书具体是指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军事古籍。 辛亥革命以后直至当代人的有关军事论著，一般称其为军事著作或军事图书，而不再称为兵书，如毛泽东、朱德有关军事方面的论著，称为毛泽东军事著作、朱德军事著作，而不能称为毛泽东兵书、朱德兵书。 这是因为语言是发展的，词义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产生发展变化的，时代不同，词义就可能有变化。 古今词义有几乎完全相同的，也有完全不同的，不过都只是少数，一般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有的词义扩大，有的词义缩小，还有的词义转移。 我们所说的兵，古今词义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初的兵仅指兵器，后来指拿兵器的人、用兵器杀人、战争、军事、作战，等等。 在古代，正象梁阮孝绪所说，兵则武事之总名，军事上的一切问题几乎都用兵来称呼，如兵甲、兵械、兵车、兵杖、兵志、兵役、兵府、兵部、兵首、兵要、兵略、兵经、兵权、兵法，等等。 所以，古人对自己的军事图书也称兵书。 现代，兵字词义缩小，发生转移，一般仅指士兵，如志愿兵、新兵、老兵等。 因此，现代许多军事问题不能再用兵字概括，如现代军事制度，只能称军制，而不能再称兵制。 ①西汉武帝时军政官杨仆著，见《汉书·艺文志·兵书略》。 ②《七略》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 它将群书分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大类，六略之前冠以纪总序和各类序的《辑略》，所以叫《七略》。 原书已佚，主要内容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③这里泛指清王朝灭亡之前的整个封建时代，不是史学上的历史分期。 如果硬把现代军事制度称兵制，不仅语言不规范，而且会发生歧义，使人理解为士兵的制度。 同样道理，对现代军事方面的书籍，不能象古代那样称兵书，而应称军事著作。 从图书分类史上考察，辛亥革命以后，人们对当世产生的军事图书也都是称军事著作的。 早在1904年刊印的《古越藏书楼书目》中，就已将收录军事图书的类目改为军政类。 自此以后，一直到建国后的图书分类法，军事图书类目不再称兵书，而以军相称，如军政、军事、军事学、军事科学等。 当然，现代人，在有些情况下，仍有用兵字概括军事问题的，如工农兵、炮兵、装甲兵、工兵、用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陈毅诗句）等。 那不过是古汉语词意在现代汉语中的遗存，或者是根据修辞的需要，借用古汉语词义罢了。 这反映了语言的继承。 但是，我们不能以此否定语言的发展，混淆古今汉语的差别，以古套今，硬是用词义已经发生变化的古代词语作现代的概念。 第二，兵书具有地域性，亦可称为著者的专指性。 兵书是产生在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的军事著作，即由中国古代人撰写的著作。 它既不包括外国各种文字的军事著作，也不包括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军事著作。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和军事工业的兴起，相继成立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京师同文馆等一大批官办翻译出版西方著作的机构，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军事著作，其中以军事技术方面的书籍为最多。 据王尔敏《清季译著兵工学书目表》（见台湾版《清季兵工业的兴起·附录二》）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就翻译出版了西方关于兵器制造及其使用的著作五十六种，如《制火药法》、《兵船汽机》、《格林炮操法》等。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各类军事学堂和武备研究所的纷纷兴建，又涌现出一大批根据外国军事著作编译，或者翻译外国军事教官讲稿而成的各类兵学教科书，如江南陆师学堂翻译刊印的德国教官讲稿《江南陆师学堂武备课程》、任衣洲译的《战略学》等。 上述翻译出版的外国军事著作，数量很大，种类很多，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产生过重要作用，也是珍贵的军事史料。 但是，这些著作只能称其为外国军事著作，或军事译著，而不能称其为兵书，更不能称其为中国兵书。 这是因为：（一）它们不是中国人的著述，称中国兵书不符合事实，如清末民初翻译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当时译作《大战学理》），我国称其为德国军事著作，或外国军事著作、军事译著，而不能称其为中国兵书；（二）它们是近代外国资产阶级军事和战争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科学体系、编纂方法到所反映的军事思想，都与中国传统的兵书有着根本的区别，不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性质的军事著作；（三）称外国军事著作为兵书也不合外国人的习惯。 一定的概念产生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国度，各国有各国的语言习惯，如在西方国家，没有象中国古代那样形成一个所谓兵家流派和产生那么丰富的军事典籍；也没有象中国古代那样含义宽泛的兵字词汇，所以，他们对其军事方面的著述就不象中国古代那样用兵字概括，称兵书，而是用军事概括，称军事（Ｍｉｌｉｔａｒｙ）著作。 我们所能看到的外国几部重要（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Ｗｒｉｔｉｎｇｓ）图书分类法，如《杜威图书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等的军事图书类名也都是用军事学著作或军事科学著作来表示的。 第三，封建性是兵书内容的主要特性。 每部兵书都打有封建阶级的印记。 这是兵书与一般军事著作的本质区别。 从现存最早的《孙子兵法》到清末兵家著述，尽管相隔两千余年，但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延续，使它们同处于一种社会制度之下，所以都是封建阶级军事实践的总结和军事思想的记录，只不过前者反映的是封建阶级上升时期的进步的军事思想，后者则反映的是封建阶级没落时期的军事思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农民起义领袖，虽然和封建阶级处于对立的阵营，但由于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其所撰的兵书就整体而言，也没有超出封建军事思想的体系。 清王朝后期，随着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和军事思想的引进，中国古老的军事技术和传统的军事理论受到强烈的冲击。 在中体西用的思想指导下，清朝统治者也进行了军事改革，但仅限于军事技术、战法和训练等枝节，在战争观、兵制、思想教育等方面，仍然没有超出封建阶级思想体系的藩篱。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为军事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新的军种、兵种和先进的军事技术出现在中国军事舞台，为军事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一些资产阶级军事家全面吸收近代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总结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战争的经验，综合世界先进军事理论成果，写出了一批反映近代军事思潮和最新军事成就的军事著作，如蒋方震的《军事常识》、何海鸣的《中国工兵政策》等。 这些著作从思想体系、学科分类、著述方法等方面，与传统兵书相比，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所以，它们已经不属于兵书的范围，而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军事著作。 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取代封建时代的兵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的产生之时正是兵书衰亡之日。 综上所述，兵书是1911年以前，中国古人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的记录。 它从产生时间、作者到内容都有自己的特性，即时代性、地域性（作者的专指性）、封建性。 这三性是兵书区别于其他军事著作的重要标志。 第二节兵书的起源　　兵书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它随着人类社会物质文化活动和战争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 产生兵书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字和便于人们阅读的专用书写材料；二是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 兵书产生于何时？ 向有始于炎黄之说。 早在汉代，班固就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神农兵法一篇》（一说神农氏即炎帝）、《黄帝十六篇》。 可见汉代人的观念里，炎黄时代即有了兵书。 这种观念对后世影响颇大，一直有兵法源于炎黄的说法。 如明代的叶子奇在《草木子》中称兵法起源于黄帝。 直到近代还有人说：中土兵学，肇自炎黄。 （陆达节《历代兵书目录·自序》）这种观点之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众所周知，神农氏（或炎帝）和黄帝都是远古时代传说中的人物，那时尚无书契可言，不可能有兵书出现，显然是托名之作。 文字是兵书出现的最基本条件。 中国汉字起源很早，现存能够识读的最早汉字是殷虚发掘出来的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占卜的纪录。 殷商时代，人们的思想受天命观的支配，每遇征伐、祭祀等大事，先要向天帝和鬼神卜问吉凶，并把卜辞和占卜的结果刻写在甲骨上。 那时，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国家大事有两件，一是祭祀，一是战争。 所以甲骨文中关于军事与战争的卜辞甚多。 如卜问战争是否能得到上天保佑的卜辞：己酉卜，贞：王正（征）方，受我又（祐）？ 二月。 意思是，商王准备征伐四方，天帝和鬼神祐助我们吗？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代后期出现了青铜器，人们又把有关军事与战争的情况刻在青铜器上。 因古代称铜为金，所以青铜上的文字称金文。 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军事与战争的记录，内容涉及当时军队名称和编制、战争规模和使用的兵器等，不仅为当时人提供了成功与失败的战争经验，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古代军事史和战争史的珍贵资料。 它在某些方面已具有兵书的一些特性，应该说它就是兵书的起源，因为书籍起源于记录和档案。 但是，记录和档案并非就是书籍。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第1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从内容上看，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关军事与战争的记载，只是人们军事与战争实践活动的原始记录，还不是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使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军事与战争实践经验，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以便传布远方，流传后世；从书籍制度上看，甲骨、青铜都不是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材料，既不方便阅读，也不是专门供人阅读的。 所以说，记录军事与战争的甲骨文和金文还不是正式的兵书，而是兵书的萌芽。 兵书是战争经验的总结。 在中国，战争起源很早，原始社会末期即有战争发生。 但早期的战争规模很小，武器非常简陋，战斗方式也很简单。 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战争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社会现象。 因为，私有制就是掠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强盗的国家，而强盗为了分赃就不免要互相厮杀。 （《列宁全集》第31卷291页）这种厮杀是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55页）生产力的提高，兵器杀伤力的增大，阶级斗争的激化，使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战争的样式越来越复杂。 到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时，双方投入的兵力据说达数万、数十万之多，周武王率兵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一说还有甲士四万五千人；商纣王集结的兵力一说七十万，一说十七万。 在战争中武王争夺与国，收揽人心，翦商羽翼，派遣侦探，庄严誓师，激励将士斗志，统一战斗动作，申明战场纪律，并采用了佯攻正面、迂回侧翼的战术，一举灭商。 周灭商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军事力量，建立了西六师、成周八师和殷八师。 长期的战争实践为人们探讨和总结军事与战争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日趋复杂的军事组织和大规模的战争现实不仅为撰写兵书提供了新鲜经验，而且有了撰写兵书的客观需要。 在军事上，为兵书的产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西周时，不仅战争有了发展，而且人类的文化和思维能力也有了发展。 当时人们已经会生产专门的书写材料竹片和木板。 竹片叫做简策，木板叫做版牍。 1972年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孙子》、《孙膑兵法》等兵书就是用简策写成的，称为简本兵书。 早期的兵书都是用简策和版牍写成的。 竹和木是很普遍的材料，而且制作容易，阅读方便，这就为兵书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主客观条件都具备的西周，兵书应运而生。 我们说兵书产生于西周，不仅有理论上的依据，而且有古文献记载的根据。 《左传》中记载的《军政》、《军志》很可能就是西周晚期的作品。 在《左传》及一些兵书、类书中不仅记载了这两部书的书名，而且保存了一些佚文。 《左传》保存《军志》三段佚文：《军志》曰：允当则归。 又曰：知难而退。 又曰：有德不可敌。 （僖公二十八年）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 （宣公十二年）　　《军政》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昭公二十一年）　　《孙子》保存《军政》一段佚文：《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争篇》）　　唐杜佑辑录的李靖军事著作中保存《军志》一段佚文：《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 饥饱劳逸，地利为宝。 （杜佑《通典》）　　唐李筌《阃外春秋》中保存《军志》两段佚文：《军志》有言：攻不足而守有余。 （注：《孙子》中亦有此句。）　　《军志》有言：穷寇勿迫，归众勿追。 （注：《孙子》中亦有此句。）　　《十一家注孙子》中保存《军志》两段佚文和《军政》一段佚文：《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 （《军争篇》杜牧注）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 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 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 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为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俱救。 （《势篇》注引孔氏语）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又曰：强而避之。 （《军争篇》张预注）从上述佚文可以看出，《军志》、《军政》已不是战争活动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争中的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如有德不可敌，指出了政治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说政治清明，上下团结，就能无敌于天下；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是总结的量力而战，避强击弱的作战原则；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提出了先发制人和后发制人的重要指导思想，意思是说，有胜利把握时要先发制人，夺敌战心，挫败敌人的锐气，如果敌人比我强大，不要先与敌争锋，要以逸待劳，乘敌疲惫、士气衰落时发起进攻；攻不足而守有余和穷寇勿迫，归众勿追，是对攻、防作战和战机选择的理论概括，前一句话意思是，同样的兵力，用于进攻力量不足，而用于防守则有余，这时就要采取防守，以等待进攻的时机，中心是不打无把握之仗。 后一句话意思是，对陷于绝境的敌军不要过分逼迫，对于正在退回本国的军队不要急于追击，以便瓦解敌军作困兽斗的意志，伺机歼敌。 所以，我们说《军志》、《军政》是名副其实的兵书。 《军志》、《军政》是兵书产生于西周的标志。 西周是兵书的产生阶段，没有留下一部完整的兵书。 但是，正象甲骨文、金文为兵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一样，它为兵书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基础。 直到战争频繁，将相分职，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兵书才达到了高度的成熟。 成熟的标志是《孙子兵法》的出现。 综上所述，中国兵书萌芽于殷商，产生于西周，成熟于春秋。 第三节兵书的社会意义　　兵书是人类在军事和战争实践活动中为了实际需要而创造出来的重要工具，是人类军事实践活动和理论思维借以进步的重要手段。 兵书是军事与战争活动的产物，同时又是推动军事与战争活动的一股巨大力量。 因为人类的文化知识是有继承和发展的，军事知识也是这样。 下一代人必须在上代人的基础上求得改进和发展。 如果每一代人都毫无凭借地从头做起，人类就永远不能进步，社会就不能发展。 人们在战争实践活动中积累了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和总结这些经验产生的军事理论。 为使这些经验和理论让同时代的其他人借鉴、后代的人继承和发展，就必须传播开来并保存下去，而兵书就是传播并保存这些经验和理论的最有力、最重要的工具。 兵书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兵书在历史上的作用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外，在军事上的主要作用，概括起来大致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指导战争实践。 兵书来源于战争实践，又反过来指导战争实践。 它是古代指导战争、夺取胜利的理论武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以劣胜优、以少胜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光辉战例，深入分析这些战例成功的原因，大都是活用兵法的结果。 以汉初名将韩信指挥的破魏、灭赵、下齐三个战役为例：这三次战役中都遇到了河川，韩信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具体的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孙子》的作战原则，分别采取偷渡、背水阵、火攻三种不同的战法，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破魏之战是一次渡河进攻战。 韩信率军攻魏。 魏王豹料定汉军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渡黄河，便率主力扼守河东蒲坂（今山西永济西），阻击汉军。 韩信运用《孙子》的形人而我无形的原则，调集船只于临晋渡口，佯示必渡，造成假象，而暗中率主力从上游百余里处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以木罂偷渡，直捣魏后方重镇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大败魏军。 灭赵战役即著名的井陉之战。 赵军号称二十万大军据守井陉口，以逸待劳，处于主动地位。 韩信兵少，千里远袭，处于被动地位。 赵军谋士李左车建议派兵截断汉军粮道，未被采纳。 韩信探知这一情报后，即挥军前进。 他根据敌强己弱，所领士卒多未经训练的实际，运用《孙子》关于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原则，一反常规，在绵蔓水（今绵河）列背水阵，置军于绝地。 并选轻骑两千为奇兵。 韩信率主力向井陉口进发，赵军出壁迎击。 韩信佯败，奔向背水阵。 赵军倾巢出击，追逐汉军。 背水为阵的汉军死中求生，拼死抵抗。 这时两千名奇兵乘虚攻入赵营。 汉军乘势两面夹攻，全歼赵军。 下齐战役即潍水之战。 齐楚联军二十余万与韩信军对峙于潍水两岸。 韩信令所部乘夜在潍水上游以沙袋垒坝塞流。 然后，他按照《孙子》能而示之不能、我专而敌分的原则，亲率一部兵力渡河进攻，随即佯败退回西岸。 楚军以为汉军怯弱，率军渡河追击。 汉军乘其渡河决坝，河水直下，将联军分割在潍水两岸。 汉军乘势迎击西岸联军，杀楚将龙且。 东岸联军见势溃散。 汉军乘胜追歼，平定齐地。 韩信在这三次战役中，对《孙子兵法》的运用，可以说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兵书在战争中的指导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二是培养将帅。 将帅不是天生的，是在学习和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他们的军事知识来源于书本和战争实践两个方面。 由于战争这个特殊事物不能随意实践，尤其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将帅的军事知识主要靠从书本中获得，尽管获得的方式方法不同。 这个书本就是兵书。 明戚继光说：兵之有法，如医之有方，必须读习而后得。 但敏智之人，自然因而推之，师其意不泥其迹，乃能百战百胜，成为名将。 盖未有不习一法，不识一字，不经一事，而辄能开阖变化运用无穷者。 （《练兵实纪·练将》）明代唐万龄说：读书而不能为名将者有矣，未有名将而不读书者也。 （《闲暇清论》）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展读历代名将列传，就会发现，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军事家，大都自幼就热爱兵法，熟读兵书。 如战国时代的吴起弃儒学兵，专攻兵法；孙膑向鬼谷子学习兵法；汉代张良从隐士黄石公那里得到《太公兵法》，刻苦攻读；三国诸葛亮，十四岁进入刘表开办的学业堂攻读兵法，后又遍访名师求教，先后拜襄阳名师庞德公、汝南灵山酆公玖为师，学习兵法韬略；曹操自幼爱好军事著作，广泛搜集、整理了东汉以前各家的兵法书，归纳、摘录精华部分，编成了《兵书接要》、《兵书要论》、《兵书略要》等，自称吾观兵书战策多矣（《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版），等等。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兵书是哺育历代名将的乳汁。 因此，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都非常重视兵书在培养将帅中的作用。 他们教育部下，不仅要懂得刀枪剑戟，角力斗勇，更要懂得兵法战阵，以谋制敌。 三国时，吴主孙权看到他的将领吕蒙不注重读兵书，对吕蒙提出尖锐批评，并明令他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当吕蒙推辞军中事务繁忙，没时间读书时，孙权现身说法，教育吕蒙说：你的军务多，难道有我的事情多吗？ 我自掌管国家军政大事以来，常读三史及诸家兵书。 此后，吕蒙坚持读书，成为智勇双全的将领。 刘备临终前也没有忘记教育他的儿子刘禅读兵书。 他在遗诏中敕命刘禅：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 （《三国志·先主传注》）宋代政治家范仲淹认为行伍出身的狄青英勇无比，经常作先锋，所向无敌，是一员难得的猛将，但感到他只凭血气之勇，难成大器。 于是授给他一部《左氏春秋》，并对他说：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 自此，狄青折节读书，遍读秦汉以来的兵书战策，通晓了兵法战阵，懂得了用谋略制敌，成为宋代名将。 三是训练士卒、教授武生、考试武举。 平时军队训练，武学教学，都必须有教材。 兵书就是训练和武学必不可少的教科书。 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以兵书指导训练。 据《史记》记载，孙武曾以他的兵法十三篇训练吴王宫中美女，经过几番教练，使一群开始还嘻嘻哈哈的宫女，被训练成了部伍整齐、进退有节的队伍。 这则故事反映了兵书在训练中的重要作用。 有些兵书本身既是训练的经验总结，又是训练军队的基本教材。 如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前者是他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练兵作战的经验总结，后者是他在蓟镇练兵的真实纪录。 他将这两部兵书作为训练的教材，印发军队。 在书中具体规定了兵书发放范围和数额，制定了学习方法，对书中重要的条文，规定每个士卒都要背下来，背不下来的要处罚。 《练兵实纪》中还规定了学习其他兵书书目、次第和要求，指出要先读《武经七书》白文，次第记诵，不专句读文辞，但求理解精义；次读《百将传》，熟知诸将人品、心术、功业，以为借鉴。 这两部兵书在戚继光建立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新军中起了重要作用。 明清流传下来的有些兵书，本身就是当时军事部门印发的训练教材。 许多训练教材，对兵书的学习都有明文规定，如《安民实务》中规定：除孙武子人人习读外，其余六书（注：指《武经七书》中除《孙子》之外的其他六部兵书），及一切名家著述，令之各习一部；除《百战奇法》、《行军须知》，人人精晓外，其余战攻守御之法，立为标式，令之体验。 宋仁宗时，为了选拨培养军事人才，开始建武学，并设武举。 所谓武学就是现在的军事学校。 所谓武举就是科举考试中的武科。 武学、武举都需要有教材。 宋朝廷便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雕版刊行，作为武学教学和武举试士的基本教材。 直到明清相沿不改。 四是传播军事技术知识。 战争离不开武器装备，而武器装备需要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制造方法需要一代一代地传授，尤其是复杂的武器，不仅需要详细的文字记载，而且要有精密的图形，这是口耳所不能胜任的。 兵书中的一大类－－兵器类，正是为完成这一使命而产生的。 兵器类兵书包括冷兵器和火器。 这类兵书详细记载了各类冷兵器、火器、火药的种类，选料配方、制造工艺、性能用途，使用方法和训练方法等，并附有大量形象逼真的图形。 它既为制造者提供了范本，又为使用者提供了教材。 古代军事技术就是靠这类兵书传下来的，关于军事技术的记载，有专门兵书，如《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手臂录》等，也有综合性兵书，如《武经总要》、《登坛必究》、《武备志》等兵书中都有非常丰富的军事技术资料。 这些兵书在传播军事技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兵书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在军事技术、战争样式都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还有没有作用呢？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在继承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军事作为一门科学也不例外。 在今天，为发展我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科学体系，必须继承中国的军事遗产，从兵书中汲取养料。 另外，兵书中的许多军事原则，至今仍不失其真理性的光辉，可以直接用于指导战争和军队建设，如被毛泽东同志肯定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直到今天，但是科学的真理。 当然，产生在旧时代的兵书，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内容上是瑕瑜互见的。 我们所说的继承是批判地继承，吸取精华，弃其糟粕。 发布时间：2024-11-13 08:31:50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1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