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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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上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第一节春秋军事史概要一、春秋时代是中国社会奴隶制衰亡、封建制产生的时代，是周王失掉统治力但却保持着周朝国号、年号的诸侯国相互争夺和兼并的大动乱时代。

这个时代，始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迄至战国时代。

以“春秋”为时代名称,是来源于一部鲁国历史书的名字。

这部名叫《春秋》的史书,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及其起止年代，大体上同中国当时那个历史发展阶段(东周前期)相当,所以历代史学家便用“春秋”来称呼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又由于周王还存在着，而且还保持周朝的年号，但周朝统治中心(国都)已由西方移到东方，所以也称春秋及战国时代为东周。

由于《春秋》一书记载的历史年代,是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开始，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止。

现代史学家按历史演变的客观过程,把春秋开始的年代，定为东周开始的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

至于春秋结束的年代则史学界意见不一。

有定为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年)的。

有定为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的,有定为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的。

本书以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453年)为春秋下限年代。

二、春秋时代是中国大分裂、多国并列而又不断兼并、争夺的时代。

西周封建的邦国一千多个，到春秋初年，还有一百四十多个，这些属于周王统辖的邦国，随着周王被赶出镐京，而纷纷脱离了周王的臣属关系，成了独立国。

其中几个初封时就是大邦的诸侯国，更乘机兼并周围的小邦国，遂逐渐形成十几个大、中型国家。

按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排列是:周、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

这十几个大、中型国家又不断的争夺,逐渐形成齐、晋、楚、秦四个强国。

亘春秋始终,除了“十二诸侯年表”所列诸国外，尚有几个小国一-邾、莒、滕、薛、郯等,他们都处于齐、鲁两国东南部比较偏僻的地区，长期坚持独立、半独立存在，是非常不易的。

此外,还有几个年代较长,灭亡较晚的小国如许、徐等,他们因处于中原或距中原较近的重要地区，受到的折磨就更多了，他们坚持存在的历史，更是一部苦难史。

还有一个未列入《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越国，是春秋后期新出现的国家。

除了上述一些国家外，还有杂处五方的非华夏族的戎、狄、蛮、夷诸氏族部落，他们有的已形成半国家状态，有的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他们都参与了春秋时代中华历史的创造，但史书对他们的情况记载甚微，他们的军事情况更无从考察。

各国的状况本章各节将予以简略记述。

春秋诸侯列国世系(括号内为在位年数)(一)周(14世)平王(51)桓王(23)庄王(15)僖王(5)惠王(24)襄王(34)匡王(6)定王21)简王(14)灵王(27)景王(25)敬王(44)元玉7)定王(7)(二)鲁(15世)孝公(2)惠公(46)隐公(11)桓公(18)庄公32)闵公(2)僖公(33)文公18)宣公(18)成公(18)襄公(31)昭公(32)定公(1)哀公(28)悼公(17)(三)齐(16世)庄公(40)僖公(33)襄公(12)桓公(43)孝公(10)昭公(20)懿公(4)惠公(10)顷公(17)灵公(28)庄公(6)景公(58)安儒子(1)悼公(4)简公(4)平公(25)宣公(3)(四)晋(20世)文侯(25)昭侯(6)孝侯(16)鄂侯(6)哀侯(2)武公(39)献公(26)惠公(14)文公(9)襄公(7)灵公(14)成公(7)景公(19)厉公(7)悼公(16)平公(26)昭公(6)顷公(14)定公37)出公(22)(五)秦7世)襄公(50)文公(50)宁公(12)出子(6)武公(20)德公(2宣公(12)成公(4)穆公(39)康公(12)共公(4)桓公28)景公40)哀公(36)惠公(9)悼公(15)厉共公(25)(六)楚16世)若敖7)霄敖(6)蚧冒(17)武王51)文王15)堵敖(3)成王(46)穆王(12)庄王22)共王131)康王15)郏敖(4)灵王(12)平王43)昭王(27)惠王(36)(七)宋17世)戴公5武公(18)宣公(19)穆公(9)殇公(10)庄公(18)闵公(10)桓公(31)襄公(14)成公(17昭公(9)文公(22共公(13平公(44元公(15景公(48)昭公(14)(八)郑16世)武公(27)庄公(43)厉公(28)文公(45)穆公(22)灵公(1)襄公(18)悼公(2)成公(14)僖公(5)简公(36)定公(16)献公(13)声公(38哀公(8)共公(1)(九)卫(16世)武公(13庄公(23)桓公(16)宣公19)惠公(31)懿公(9)文公(25)成公(35)穆公(11)定公(12)献公(18)殇公(12)献公复位4)襄公(9)灵公42)出公(38)悼公(2)(十)陈(14世)平公(16)文公(10)桓公(38)厉公(7)庄公(7)宣公(45)穆公16)共公(18)灵公(15)成公(30)哀公(35)惠公24)怀公4)闵公(25)(十一)蔡(17世)僖侯(9)共侯(2)戴侯(10)宣侯(35)桓侯(20哀侯(20)穆侯(2)庄侯(33)文侯(20)景侯(49)灵侯(12平侯(8)悼侯(3)昭公(28)成公(19)声侯(15)元侯(4)(十二)吴(7世)寿梦(25)诸樊(13)余祭(4)夷末(17)僚(12)阖阊(19)夫差(23)(十三)越(从春秋末勾践始有纪年，其前为允常以上无纪年)勾践(32)鹿郢(6)不寿(6)三、春秋三百多年历史的进程,依军事、政治演变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

前期从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到齐桓公始霸(公元前679年,周僖王三年,齐桓公七年,鲁庄公十五年)之前一年,为九十年。

这九十年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十年即从公元前770年到前720年(周平王元年到五十一年)大体上是个和平年代;后四十年，是以郑国为中心的中原诸侯国争战年代。

中期从公元前679年齐桓公七年(始霸之年),到公元前546年宋向戌倡议各国召开弭兵会议之年，共一百三十四年。

这个大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段为齐桓公称霸年代(公元前679年一前643年),后段为楚宋、楚晋争霸年代(公元前643年一前546年)。

后期从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向戌弭兵之会，到公元前453年(周定王十六年)晋国韩、魏、赵“三家分晋”局面形成,共九十三年,是吴、越相继兴起争霸的年代。

四、春秋时代是个战争频仍的时代。

三百年间,大、小战争约计有八百多次。

其中前期的五十年间,仅有七八次;前期后四十年约七、八十次;中期一百三十四年,约有五百多次;后期九十三年,约有二百五十多次。

年平均二至三次。

从战争频率看，前、后两个时期低，中间高。

春秋战争的主要特点是:(1)战争主要是奴隶主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

其目的主要是兼并小国，或屈服弱国，或掠夺他国，或争夺君位。

虽然后期出现了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的战争,也有过奴隶、平民的起义战争,以及民族(氏族)反侵略的自卫战争，但多数战争是为扩大和保持奴隶主贵族权利而进行的兼并、征服、抢掠、争夺的战争,总的说性质是非正义的,反动的。

(2)战争工具基本上仍然是西周时期的兵车和弓箭、戈、矛殳之类的兵器。

车兵仍然是主要兵种。

虽然步兵已出现了独立编队，步兵兵器也有所改进，但就整个时代和各国来说，车兵仍占主要地位，因而车战仍是主要战斗内容。

但已开始了向步战的转变。

(3)战争形式基本上还是兵车野战。

但兵车野战的机动性有所提高，车步协同的野战,开始向古代运动(机动)战转变,步兵兵团的机动战出现，并开始有所创造。

城战仍是主要防御形式，攻城战虽有若干成功战例，但因攻城技术不具备，所以对城守是围多克少。

(4)战争状态的长期性和战争行动的短期性共存。

一次战争行动，往往时间很短就结束了，但双方的敌对状态却长时期保持着。

(5)军事威慑多于会战。

以军事威慑和政治谋略迫使对方接受已方的屈服条件，成为春秋时代大量存在的战争现象，真正以主力进行会战决定胜负的战争，为数有限。

(6)战争多以双方妥协或一方屈服结局。

大、中型国家间的战争尤其如此。

胜利一方往往在对方表示服从自己时，即结束战争，极少有以彻底消灭对方武装力量、摧毁对方政权结局的。

这与大、中型国家政权都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专政而且相互间又有宗族、姻亲联系是分不开的。

(7)江河舰队的水战及航海登陆战已出现，战争的范围扩大到了江海。

五、春秋各国的军事制度，是沿袭西周奴隶制国家军事制度、逐渐向封建制国家军事制度过渡中的军事制度。

其特点:一是由限额常备军制度变成无限额的常备军制度二是私属军队普遍发展;三是建立地方武装;四是车兵逐渐让位于步兵，出现了正规步兵军队;五是严格的奴隶社会等级兵役制度逐渐破坏，新的封建社会的兵役制度开始出现;六是国王(君)亲自统兵的指挥制度,开始向将帅指挥军队的指挥制度过渡;七是“因井田而制军赋”的军赋制度，逐渐向按耕地亩数计征军赋的制度过渡。

但各种新的军事制度，处在开始形成过程中，且各国的发展也很不平衡。

其中齐国管仲的寓兵于民“寄军令于内政”制度;晋、吴等国在将帅选拔上注重选贤任能制度的初步实行，都是有历史意义的进步。

六、春秋时代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有新的发展，兵车、兵器的制作技艺和生产能力以及使用的材料，都有所改进，特别是春秋后期，弩和戟的制作、铁兵器及青铜合金兵器铸造工艺的提高，军队装备的改进提供了新的条件。

戟已从仪仗用兵器发展为实战兵器;弩已成为强有力的远射兵器;兵车的机动性和坚固性得到提高,种类也增多了;造船业的发展,不仅给江河军运提供了条件,而且出现了江河舰队(楚、吴、越),以及海上输送舰队(吴伐齐)。

七、春秋时代是军队大发展和变化的时代:(1)军队限额已打破，扩军成为无限制的，所以军队数量空前扩大，仅黄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总面积约60万平方公里(约相当于现代中国领土面积的1/15)，总兵力最高时约计不下四、五十万(约相当于中国现代史上军队最多时期四、五百万的1/10)，土地面积与军队人数比，高于现代。

当时人口不可考，但人口稀少是肯定的，兵卒与人口比，当更要高出现代多少倍。

(2)军队的性质在变化中，由奴隶主贵族阶级军队向封建地主阶级军队转化，但这一转化发展很慢，很不平衡，且远未完成，军队内部严格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已开始破坏;(3)军队的士、官选拔已由以奴隶主阶级等级为标准，逐步向以贤能、军功为标准过渡;(4)军队的管理已出现了新的风气和方式，既重视严格,又注意“亲卒”;(5)军队纪律也处于破旧法立新法的过程中“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军礼制度,已逐渐打破。

(6)军队装备和组织体系虽基本是继承西周的，但也在变化中，车兵与步兵的合成编制,因史料不足,史家认识分歧,尚待研究,独立步兵军队的编制也缺乏充分史料依据,但“伍、卒、两、旅、师、军”体系大体上仍保持着，只是不同国家有不同改变。

如楚国在车兵军队编制方面，就有其自己的特点，各国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编制;(7)军队的训练既继承西周的一套训练制度，也有改变，最大的变化当为官学渐废，私学兴起，军官与士的训练，已无统一的军校及统一集中的训练,而是分散由家传、个人从师、入私学等方式所代替,从战争实践中学习军事，在战争频仍的年代，是自然现象，兵卒除平时利用农隙组织习武外，很重视备战时的训练。

八、春秋时代的国防,基本上是依靠扩大军队,建筑城池。

扩军情况已见前述,筑城情况,大致是:一修旧城,二筑新城。

旧城加修次数最多的是鲁国都城(今山东曲阜);新城建筑最多的也是鲁国，新城修筑工程最大的是吴都(今江苏苏州)。

筑城的勘测、设计、计算、计划、施工组织、实施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三旬(三十天)可完成一座城。

至于城的形制和筑城材料与方法方面，尚无突破性进步。

九、春秋是社会大变动的战争时期，应当有大批的英雄人物出现，但从古方献记载中却不多见，究其原因，大概与当时社会特点(虽在变动,但旧制度的力量还很强大)和战争特点(真正交兵决战少)有很大关系,但在统率军队、指挥战争的众多人物中,也出现了若干突出人物，特别是春秋后期，不仅出现了有才能的将帅，而且出现了杰出的军事学家,如孙武、司马穰苴、伍子胥等。

在春秋三百多年、十数国的三百多个国君(王)中,除了五个霸国的霸主外,尚有一些亲自率兵作战且颇为出色的国君，如郑庄公、秦穆公、楚成王等,还有一些小国的君主。

在众多的将帅、司马等统兵将领中,除了上述孙武等人外，还有不少是有军事才能而又作战勇敢的人物，其中晋国最多，他们的军事活动，都对春秋军事史作出了一定贡献。

十、春秋时代是一个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时代，战争的环境和实践，争取战争胜利的需要，促使各国统治者及参加战争的人物，寻求战争的知识，探索战争取胜之道。

一些王室公族子弟，首先得以从其祖先世代积累的军事经验中学习到军事知识，又在从征中取得实战经验，他们是自幼受到文化教养的，又有机会接触到许多上层人物和国家的军事、政治机密，从而获得进行探索治兵用兵之道(军事理论)的有利条件,加上他们个人的天才和勤备努力,便创作出古代优秀的军事理论一“兵法”。

代表春秋时代军事理论最高成就的是《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不仅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最高峰，而且是世界古代军事理论的最高峰，它概括的基本军事规律，至今仍有活力。

第二节春秋初期列国大势西周封建的诸侯邦国，到春秋初期，尚有一百四十多个。

还有几十个非华夏族的“蛮、夷、戎、狄”部族分居于四方及诸侯国之间。

一百四十个诸侯国中，主要的不过十几个，列国分布及形势分述如下:一、周室东迁王朝苟安平王东迁洛邑后,周虽仍维持着“王”的名义,实际上已降到诸侯国的地位,史称东周。

初期,即平王时期(公元前770年~前720年)有地方六百里，略为今河南洛阳市为中心的周围70~150公里的地区,东至原阳,西至函谷关,南至鲁山,北至王屋山麓。

平王东迁时,是靠申侯、秦襄公、郑武公、晋文侯等诸侯率军保护逃到洛邑的。

东迁后“周室衰微”,平王己不能按周朝的制度去臣服诸侯。

同时，西周的王师早已丧失殆尽，平王大概仅有一支卫队式的军队。

但由于西周在二百七十多年的统治过程中，不仅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的制度，而且还制定和推行了一套维护奴隶制度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有着广泛深刻的影响。

“尊王”,就是其中的一项基本内容。

因此,西周的幽王虽已被犬戎杀死，但按王位继承制有继承权的王太子还在，并继立为王;且王室还保持有一个官僚机构和一支武装力量;洛邑又是西周的另一个王都,因此,周王室东迁后,虽地位大大降低,但还保持着周天子的王统，还能苟安一时，只是周平王已经没有了他的祖先那种创业和振兴的生气。

在避开了西戎的压迫后，只求保住王位，过安逸享乐生活，不思有所作为。

因此，东周王室已起不到统制诸侯的作用了。

二、秦始封侯立国犬丘周宣王时被封为秦大夫的秦仲之孙秦襄公，在周幽王被犬戎攻杀、平王东迁时,将兵救周,作战有功,并以兵护送平王。

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今陕西岐山)以西之地,并告诉秦襄公说“戎无道,侵伐我丰、岐之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

”《史记·秦本纪》)就是说,秦能将戎、狄从丰岐(关中地区)赶走,就可以在当地建国。

但当时渭河中下游地区及其北部、西部，几乎全为戎、狄占据，即《后汉书·西羌传》载“渭首有狄、塬、邦、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

渭南有骊戎。

”在渭河河口附近还有西周封建的梁芮等小侯国。

秦襄公被封为诸侯后，便开始了秦的立国斗争。

由于秦襄公在西周故京丰岐地区(渭河下游)展开了与戎、狄的斗争，才使得周平王暂时无西顾之忧。

三、郑随周迁移国中原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其弟姬友于郑，是为郑桓公。

初封郑地在宗周畿内(今陕西华阴)。

郑桓公很得人心,幽王时被任为司徒。

因见幽王将亡，乃利用权位并贿赂虢(姬姓小侯国，位于今河南荥阳)、郐(纭姓小侯国，位于今河南密县)二国君，又取得幽王同意，遂移其封地郑民于豫中之郑(今河南新郑)。

到犬戎杀幽王时,郑桓公也被杀死。

郑人立桓公子掘突为郑武公。

武公保护平王有功，周东迁后，郑遂在嵩山以东豫中之新郑地区，建立郑国，辖地为虢、郐、鄢(今河南鄢陵县)等处。

西北近邻东周洛邑。

由于郑国处于中原的中心地位，所以成为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战争的主要争夺目标。

四、晋侯受命还主河东晋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的封国，初封时国号唐，虞子燮改名晋。

封地在今山西省中南部(初太原,后南移曲沃、绛),该处在黄河从北南来又折向东流的弯曲部内，从宗周之镐京视之，在黄河东面，故称河东。

汾河从吕梁与太行两大山脉之间汇流南来，西入黄河，形成汾河沃野。

是古代农业发达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之一。

从周初叔虞封建唐(晋)国,到宣王时,第九世晋穆侯在位，曾举兵伐条戎，伐千亩，打过胜仗，成了河东地区的强国(河东西周时还封建有若干小国)。

到第十一世晋文侯在位十年时适逢犬戎破镐京、杀幽王，晋文侯曾出兵救周，并护送平王东逃洛邑，属于救周有功的诸侯。

《国语·郑语》有“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语，《左传·隐公六年》周桓公对周桓王说过“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的话，可见其功劳不小。

由此晋文侯受到周平王的奖赏和重托,要他回去好好整顿军队,安定国家;效法文王和武王,以征召会合诸侯，追法其祖先的德行，使远近各方都来归附，并许以在取得很多战功时，或在周王遇到困难能及时捍卫王室时，将给以重赏。

这无疑是赋予了晋文侯以称伯(霸)河东的使命。

《尚书》中的文侯之命，就是这一事件的遗文。

晋文侯回到晋都翼(今山西翼城)后,便开始了晋国称霸河东的事业。

但文侯到死时(公元前724年)并无大作为。

五、卫侯封公河内安宁卫是周公旦东征平叛后，以成王之命封武王弟康叔(名封)为卫君,管辖殷武庚遗民的。

封地在黄河、淇河之间故商墟,也就是汉代河内郡(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西部)。

这个地区处于黄河下游，是商朝后期的统治中心。

黄河当时从今河南省荥阳县广武山后向东北流经浚县向北经河北平原入渤海。

淇河从太行山东南部林县东出,会淅水折向东南流,过淇县(朝歌)入黄河,卫都(淇)就在淇河西岸。

这一带自然环境很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当时淇河岸边还有茂密的竹林。

周幽王被杀时，正是卫侯(康叔)之第十一世君共伯和在位(公元前812~前758年)。

共伯和出兵救周,保护平王有功,被平王赐爵为“公”称为武公。

武公治卫五十五年“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卫国这时处于一个比较安定昌盛的时期。

卫国的安定，对东周初期局势的稳定有重要作用。

因卫是东周东北近邻的诸侯国。

六、齐鲁稳定东方平静齐、鲁是周初封的两个东方大国，对当时中国东方局势的安定，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齐是武王的师尚父姜太公的封国。

封地在今山东省北部、泰山山脉以北的平原地区。

初都营丘,后移临淄,齐建国初期,姜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使“人民多归齐”,国势很快就壮大起来。

周成王时,为镇压商殷族的反叛,又给了齐国以“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的征伐大权。

因此,齐在西周初期便是东方的一个大国,经过二百多年的统治,到幽王被杀、平王东迁时,齐国第十二世君庄公(公元前794年~前731年)在位已二十四年,国势比较稳定,且远离周镐京，王都战乱影响甚微。

鲁是武王弟周公旦的封国。

初封时即为鲁公，并因周公旦的功德而成为享有周“天子礼乐”的唯一诸侯国。

鲁国的封地在曲阜(今山东省曲阜)。

地处山东泰山以南泗水流域。

北以泰山山脉与齐为界,东至海,西至济(水)泗(水)(约为今济宁南北一线)与曹、卫为邻;南达徐淮。

东北为山地，西南为平原。

自然地理环境有利于农业生产，也是古代最早的发达地区之一，是古东夷族少嗥氏的故墟。

大汶口新石器文化遗址，就在鲁国境内。

鲁国处于东方的枢纽地位，对东方的稳定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特别是对付东夷族的反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因此,鲁国稳定与否,关系周朝东方的安危甚巨。

鲁自周初到幽王被杀时，已历十二世。

平王东迁时，鲁孝公(名姬称)在位。

二年后鲁惠公(公元前768~前723年)即位。

鲁国的国势比较稳定。

七、北燕南楚自强自固在周朝中原地区的北、南两方，各有一个春秋战国时代成为强国的诸侯国。

一个是北方的燕，一个是南方的楚。

但这两个国家在春秋初期，却正处于开辟经营偏远地方以自强自固的年代。

燕国,(亦称北燕,因在中原地区尚有个南燕)是周武王封建的召公之国。

召公是周初辅佐文王、武王灭商立周的大功臣，大政治家，与周公曾分主周政，“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史记·燕昭公世家》。

召公虽封于燕,但他同周公一样,并未就国,而是留在周王庭辅政,他的长子就封,次子留周室世袭召公。

燕的封地在古幽州蓟县(今北京市)。

因燕在西周时,属于偏僻的东北远方,东临渤海,北、西乃至南,均为戎族占据,南面又是黄河入海口附近的荒芜的泛滥区,处境很不利,因此,发展缓慢。

到周幽王灭亡时，已是召公的第十一世孙燕顷侯在位二十年时。

顷侯二十四年卒,子、孙相袭继位,再过七十七年至第十七世庄王时,燕才参与中原诸侯的纷争。

因此,春秋(东周)初,燕国仍处于经营封地,自强自保自固的状况。

楚国,原是商代的一个方国,是由华姓贵族建立的。

本居淮河下游,后向西扩张,开辟了长江中游地区。

周成王时,其国君熊绎曾受周封号,昭王之后,曾不断反周。

周昭王、夷王、历王、宣王,都曾征伐过楚国。

到西周末年，楚国被压迫局处于沿长江中游江汉两水之间地区。

在它的西、南、东均有蛮夷族占据。

西周灭亡时,正是楚君熊绎的第十四世孙若敖在位(公元前790年~前764年),楚国正处于一个发展生产，壮大力量，自强自固年代。

八、中小诸侯旧邦是守除上述秦、晋、郑、卫、齐、鲁、燕、楚八个诸侯国外,尚有百余中、小诸侯国分布在中原以洛邑为中心的王畿周围地区，还有一些分在边远地区。

在平王东迁初年，这些中、小诸侯基本上处于保守各自封地的封闭而互不相犯的状态。

其中在春秋诸侯争战中出现过的，略述如下:曹国是周武王弟叔振铎的封国,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

封地为今山东西南部，古济水(从今河南封丘东来经今定陶，东北入巨野之大野泽)南岸。

东邻鲁,西、北邻卫。

南邻宋,地属黄河下游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

但国土狭小,处诸侯国之中,无发展余地。

周东迁时,适曹惠公在位(公元前795年~前760年),曹国是忠于周王的小诸侯国，自不希望周朝动乱。

宋国是周灭商后，成王平定武庚叛乱后，封商贵族微子启于商旧都毫附近地区,建立的子姓诸侯国,都商丘(今河南省商丘),有今河南东部及山东、江苏安徽之间地。

微子受封是以“代殷后,奉其先祀”为命的。

因此，宋国长期保持着殷的某些传统。

如君位继承还保持“兄终弟及”的制度。

政治思想比较保守。

从微子启开国到西周灭亡时,已历十二世。

宋戴公(公元前799年~前766年)在位二十九年时,周平王东迁。

五年后,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

这时的宋国，处于保守其封地的状态。

陈国是周初分封的诸侯国“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以奉帝舜祀,是为胡公”(《史记·陈杞世家》)。

武王还以元女太姬嫁给胡公，使陈与周王室结成姻亲关系。

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地处颍水中游,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一部。

东北邻宋,西北邻郑,西南邻蔡,东南邻徐,是中原地区的中等诸侯国之一。

陈自胡公以后历十世至平公七年时,西周灭亡,此时,陈国内局势平静。

蔡国本是周武王弟叔度的封国。

因叔度参与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

后改封其子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祀,是为蔡仲”蔡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地处汝水中游,有今河南省中部偏东地区,西北邻胡,东北邻宋,西有柏(今舞阳)房(今遂平)等小国,也是中原地区中等诸侯国之一。

西周亡时，蔡仲的第七世孙釐侯(公元前809年~前762年)在位,因内稳定。

除上述曹、宋、陈、蔡四国外,中原地区尚有许(姜姓,今河南许昌入息(姬姓,今河南息县入申(姜姓,今河南唐河南入吕(姜姓,今河南南阳西入江(嬴姓,今河南正阳入黄(赢姓,今河南潢川)应(姬姓,今河南鲁山入沈(姬姓,一说姒姓,今河南汝南东南入胡(归姓，今安徽阜阳)等。

这些小国，都分布于东周王畿的东南和南部，与宋、陈、蔡、郑等中等诸侯国,共同占据着中原地区的中、东、南部。

战略地位很重要。

另在鲁国周围尚有邾(曹姓,今山东邹县)遂(妫姓,今山东宁阳北入滕(姬姓、今山东滕县西南)薛(任姓,今山东滕县东南入徐(今安徽泗县)等小国。

在齐国周围有莒(已姓,一说曹姓,今山东莒县)杞(姒姓,初在今河南杞县,至西周末迁缘陵,即今山东昌乐东南,后又迁安丘东北入纪(姜姓,今山东寿光县南)夷(如姓,今山东即墨入谭(今山东济南市东龙山镇)等小国。

在卫国附近尚有邢(姬姓,今河北邢台入南燕(姞姓,今河南汲县东南)等。

在晋国附近有霍(姬姓,今山西霍县西南)耿(今山西河津南汾水南岸)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入荀(姬姓,今山西新绛东北入贾(姬姓,今山西襄汾县东入杨(姬姓,今山西洪洞东北入芮(姬姓,今陕西大荔东南朝邑镇南入魏(今山西芮城县东北七里河北城)等。

在楚国北部、东部还有许多小侯国:权(今湖北当阳东南入罗(熊姓,今湖北宜城西)、鄢(湖北宜城东入卢(今湖北襄樊市南入愛(今湖北襄樊市东北入邓(今襄樊市西北)谷(今湖北西北谷城入庸(今湖北西北竹山)绞(今湖北郧县)州(今湖北监利东入轸(今湖北应城西入郧(今湖北安陆入贰(今湖北应山南入随(今湖北随县)唐(今湖北随县西北)蓼(今河南唐河南)等,及大别山东、北等处的许多小国。

远处长江下游江南地区的吴国、越国，因与周及中原诸国往来不多，故春秋前期，与中原局势无何影响。

九、戎狄蛮夷五方错处西周时代,中原周围的戎、狄、蛮、夷诸部族,虽不断遭到过周朝的武力征伐，被迫进入山区和水泽区，但中原及其附近地区，戎、狄、蛮、夷诸族,并未消失。

西周末年,且出现了戎、狄族入侵周京的局面。

到东周初年,戎、狄、蛮、夷诸族与华夏族已呈现犬牙交错状态。

西戎 本是生活在黄河上游的古羌族后裔。

西周时，戎族的一支犬戎(也叫狀夷),曾在渭河中游同周朝斗争了二百多年,终于在幽王时借介入周王位争夺战之机，破镐京，杀幽王于骊山下，“取周之焦镬(今甘肃泾阳西北)而居于泾渭之间。

”从此,犬戎便遍布于渭河下游河谷地区，而在陇山以西则有绵诸、绲戎、翟源之戎;陇山以东泾河及以北有乌氏(今甘肃平凉以西入义渠(今甘肃平凉以东)朐衍之戎;渭河河口附近有大荔之戎，渭河以南秦岭东部终南山一带有陆浑戎(允姓之戎)。

秦国(今甘肃天水地区清水县)处于诸戎的包围之中。

西周的发祥地一周原及丰、镐一带,已成为犬戎的统治区。

北狄是活动于华北西部、西北东部的隗姓氏族部落。

春秋初,北方狄族分为赤狄、白狄两大支系:赤狄,大致分布于晋、卫地区(今山西、河南北),有东山皋落氏(初在太行山中,后徙中条山中)墙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均在晋东南长治市附近之太行山中)。

白狄,大致分布在燕、晋间(今河北石家庄附近)及晋、秦间(今山西、陕西间黄河东西地区)有鲜虞(后为中山,今河北定县)肥(今河北藁城入鼓(今河北晋县)白翟(今陕西北部,后及渭河口)。

除赤狄、白狄外,北方还有北戎、山戎、无终等戎狄氏族部落,其活动区大致是:山戎在燕国的东北(今辽宁西部)北戎在太行山北部;无终在北京市东北。

这些北方的狄(戎)族,大都处于晋、燕乃至卫国之间的间隙地带，对各诸侯国形成包围或半包围状态。

东夷  夷族从黄帝时代起不断在斗争中为华夏族所同化，但到春秋初年时，仍有一部分未被同化的夷族以方国形式存在着。

在齐国东边有莱夷(今山东胶东,莱国都在黄县东南)鲁国东北方有根牟(今山东沂水东南)在淮河下游有曾率九夷抗周的徐国(今安徽泗县)在长江北岸、巢湖以西有群舒(舒蓼、舒鸠、舒庸、龙舒等，今安徽舒县一带)。

南蛮  是泛指南方楚国周围的一些非华夏族的氏族部落。

在楚国西北与周之间的群蛮(今湖北西北部川、鄂、豫交界地区)楚之北有卢戎(今湖北南漳县东)楚之南有百濮(今湖北省西南部长江以南、湖南省西北部地区)楚之西有巴(四川重庆北)。

中原之戎  已进入中原地区的戎族。

除上述晋南之东山皋落氏外,尚有东周洛邑西方黄河北岸之茅戎(三门峡对岸)洛邑附近地区的扬拒、泉皋、伊洛之戎。

从上述情况可见,春秋初,戎、狄、蛮、夷各氏族部落、方国,已与华夏诸侯国形成犬牙交错、五方(东、西、南、北、中)杂处的局面。

这既有利于中华民族各族的融合，也增加了春秋时期斗争的复杂性。

第三节春秋前期的战争春秋前期，是指从东周开始之年(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到齐桓公开始称霸之年(公元前679年、周釐王三年、鲁庄公十五年),共九十年左右的一段历史时期。

这九十年间,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五十年是个大体上和平年代;后四十年约为周桓王和周庄王在位的年代，是个诸侯兼并战争和君位争夺战争及戎狄入侵战争同时或相互交错的混战年代。

整个九十年间，也是春秋争霸的诸大国一齐、楚、晋、秦兴起和形成的时期。

春秋开始时诸侯列国的情况，上节已作了记述。

由于周朝二百七十年统治的基础，西周亡后，周平王东迁，暂时保持了周王朝的统系。

中原及东方各诸侯国的利益，未因西周之乱而受到影响，尚能维持着周朝的奴隶制的统治。

社会生产力也还未发展到足以引起奴隶制崩溃的程度。

因而，平王东迁后，中国保持了约五十年的和平时期。

说和平，并不是没有一点暴力事件，局部性武装冲突还是有的，而且，这段和平时期，正是动乱和战争的酝酿时期。

一、春秋前期五十年间战争春秋前期五十年(公元前770年~前722年)间发生的武装斗争如下:1、郑武公二年(公元前769年),兼并郐(今河南密县),四年，即公元前767年,灭东虢(今河南荥阳虎牢关)。

2、瞒(狄族,居住在鲁西南与河南交界处)侵宋,宋武公(公元前765年~前748年)在周司徒皇父率师协助下，击败郫瞒。

3、宋与鲁战(约在公元前725年前后，宋穆公与鲁惠公晚年时)。

4、秦襄公攻犬戎,死于岐山(襄公十二年,公元前766年)。

5、秦文公攻犬戎,大败戎师于岐(公元前750年)。

6、晋内战，晋侯与曲沃桓叔的君位之争，持续几十年。

7、楚武王(公元前740~690年伐权,灭之,改权为县,使斗敏为尹(县长)。

斗敏据权叛楚，武王派兵围而杀之。

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左传·庄公十八年》)。

上列武装斗争事件中，除了秦国为立国而对西戎的攻战和宋国抗击狄族入侵的战争外，其余都是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或国内君位之争。

二、以郑国为中心的中原诸侯争夺战争(一)郑内战引起诸侯伐郑战争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是《春秋》纪年史开始的一年。

这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

五月，郑国爆发了争夺君位的内战。

郑庄公之弟名段(封于京,称京城大叔),与其母勾结策划,约期武装袭郑(今河南新郑北),夺取君位。

庄公得知其谋,派子封率师伐京(今河南荥阳东南廿里)，京内贵族们叛段。

段被迫逃到鄢(今河南鄢陵县)。

庄公以兵攻鄢。

段出逃到卫国共地(今河南辉县),段子滑(称公孙滑)也逃奔到卫国。

卫桓公不仅收容了段父子，而且还为滑出兵入郑,取得郑地廪延。

第二年(公元前721年)郑庄公便以周王卿士身份，以周王名义调动王师和虢师伐卫，进入卫之南部边境。

从此开始的郑、卫之间的敌对状态，一直延续了近四十年。

公元前719年(卫桓公十六年)，卫国发生内乱。

卫桓公异母弟公子州吁，杀桓公而自立为卫君。

此前(公元前720年)宋国穆公死,其兄子殇公即位。

穆公子冯出居郑国。

卫州吁利用宋殇公惧怕冯将来夺其君权的心理，便派人说宋殇公出兵伐郑，许以宋为盟主，并以卫国的军赋供伐郑之用,还许以联结陈、蔡一同伐郑(陈、蔡此时正与卫友好),宋殇公高兴地答应了,便以盟主的姿态,组织起宋、卫、陈、蔡联军,出兵伐郑。

四国兵会于郑都附近,包围了郑城东门;对峙了五天，便撤退了。

当时称为“东门之役”。

这一战虽没有什么结果，且表明四国联军战斗力并不强，但却开了中原诸侯联合征伐战争之端，并把宋国推上了春秋前期与郑国争夺战争的主角地位。

“东门之役”后,宋、卫、陈、蔡四国又组织了一次伐郑战争。

鲁国公子晕也被拉拢率兵参加了。

这次联军进入郑国，总算把郑国的徒兵(步兵部队)打败了，还抢掠了一些田里的秋粮。

但并未损及郑军的主力(车兵)。

(二)郑伐卫战争郑国在一年之内遭到诸侯联军的两次进攻，面临的形势是很不利的。

几年前，周平王即对郑庄公长期操纵周政、飞扬跋扈不满,乃任虢公为卿士，分郑庄公之权，郑庄公与周王便发生了摩擦。

周平王死后,周桓王即位,便把朝政交虢公主持。

为此,郑于当年两次派兵到周都附近收割成熟的庄稼,这样,周、郑矛盾便尖锐起来。

而郑的行动，也使自己陷入孤立。

恰在此时，郑国内乱引致了环郑诸侯国联合起来与郑为敌，郑国的处境更加严峻了。

但郑庄公对郑国面临的形势似乎并未认真对待，也没有一个全面的长期的战略方针。

他虽仍保留着周王卿士的职位，但却不去设法改善与周王的关系(几年不去朝见周桓王)。

对宋、卫、陈、蔡、鲁等诸侯国,也没有区别不同情况采取分化与争取政策。

军事上，没有一个主动运用武力各个击破诸侯国的方针。

因此，在遭到两次征伐的当年九月，卫国挑起战争的州吁被其大臣石碚设计杀死，卫新君宣公即位后，郑庄公不仅不利用这个机会与卫国和好,缓和郑卫的关系,改变卫、宋诸国联合对郑的局面，反而于第二年四月出兵侵入卫国都郊外的牧场,以报复卫国,迫使卫国以燕(南燕国,依附于卫)师伐郑。

由于燕师兵力与指挥均弱，在郑军正面三军阻击、侧后二军(曼伯与子元率军冲击出其后)尾击下失败了，郑军便也就收兵回国，不再乘胜给卫国以军事打击了。

这样的军事行动，既加深了与卫国的敌对，又未在军事上给卫国以重大打击，实在是不智之举。

(三)郑伐宋战争继侵卫之后，当年秋，郑庄公在接到邾(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宋取邾田,请君释憾于宋(给宋以打击,以泄邾愤)”的报告后,便以其周卿士身分用周王之师的名义，出兵伐宋。

伐宋的军队没有采取诱宋军出战予以打击的战法，而是直迫宋城。

在缺乏攻城准备的情况下，郑军只不过进入宋都的外城郛)而已,宋军斥未受到什么打击。

但这却给了宋伐郑以借口。

是年冬，宋便出师包围了郑国的长葛(今河南长葛县)。

对卫、宋这两次军事行动，都没有取得什么重要战果，也没有得到什么政治上的利益，说明郑庄公的军事决策是轻率的，行动是不坚决的，后果也不好。

这固然与郑国当时的历史地位和国力有密切关系，但郑庄公主观指导才能不足，也是不可否认的。

(四)郑伐陈战争在与卫、宋两次较量后，郑庄公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所采取的政策不利,因此,第二年(公元前717年)他便派人到鲁国请求弃旧怨修新好，以亲善鲁国。

同时改变对周王的强硬态度，亲自去洛邑朝拜周桓王(桓王因对郑取周田禾不满，没有给庄公以礼遇),与此同时,郑庄公于是年五月发动了对陈国的进攻,战败了陈军，掳获了大量的人和财物(陈是一个老而弱的中原诸侯国，是时陈桓公当权，曾随宋、卫伐过郑。

前此，郑庄公曾派人向陈请求和好,遭陈桓公拒绝)。

郑庄公发动攻陈战争时，宋军仍在围困郑之长葛。

庄公不去救长葛，却冒着丢失长葛的风险(长葛于是秋失于宋)，远征陈国，这表明郑军不是宋军的敌手，救长葛无取胜把握，舍长葛而胜陈，也算是挽回面子的一着棋。

(五)郑拒戎战争经过一年(公元前717年)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原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翌年(公元前716年),郑与宋与陈相继和好。

再年(公元前715年)宋、齐、卫结盟;同时,齐僖公在宋、卫与郑之间进行斡旋,使三国弃怨言和,会于温(今河南温县西南卅里),盟于瓦屋。

但郑庄公称霸的野心未死，对宋取长葛之恨更是耿耿于怀。

因此在结盟的第二年(公元前714年)夏季,便以“宋公不王”宋殇公不朝拜周王)为借口,以卿士身份,用周王命令讨伐宋国。

正谋划时,发生了北戎侵郑之战。

郑庄公便暂停伐宋，全力抗戎。

这次抗戎，庄公采纳了公子突的建议，用重层设伏的伏击战，击败了戎兵(这是春秋时期第一个伏击战)。

这一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郑军的士气和郑国的军威。

(六)郑合齐、鲁伐宋战争翌年夏(公元前713年),郑庄公以王命联合了齐、鲁两国,举兵伐宋。

鲁军从东北向西南前进，击败宋师于菅。

郑师从西南向东北进攻,占领了宋的郜防两地,让给了鲁国。

这一战算是郑对宋十几年战争中，取胜最大的一战，但却并未有大损于宋。

在郑军撤出宋地回国途中，宋便联合卫、蔡二国对郑发动了反攻。

由于三国联军会师后不向回撤的郑军进击，而向处于宋国西北部的戴(小国)进攻,结果,郑军挥师围戴,击破了宋、卫、蔡联军。

接着郑军进入宋国进行报复。

这年冬季,郑又和齐国联合,以不听王命为由,出兵侵成(卫国的东北部)。

(七)郑合齐、鲁伐许战争一年战争的胜利，使郑庄公的处境改善了，声望提高了(特别是他把占领宋国的郜、防两地让给了鲁国，博得了一个“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的美誉),而同时,贪欲也加大了。

第二年(公元前712年)他又联合齐、鲁两国,发动了征服许国的战争。

许是在郑国南方的一个小国。

郑庄公加给许国的罪名是“许不共即不守法)。

伐许之前,郑、鲁先谋划好了,又由鲁联络了齐,三国合谋，共同出兵攻许。

郑国还作了攻城的准备。

公元前712年7月1日，三国军队开始强攻许城。

第三天，郑国将领颍叔考持郑君帅旗,身先士卒,勇敢登上城墙,被郑将子都暗箭射死(两人因比武争胜而仇恨)郑将瑕叔盈立即抢过帅旗,奋勇登城,并在城上挥旗大呼“郑君登城啦!

”于是郑师蜂拥登城，遂克许都。

这是春秋时代第一个强攻城池取胜的战斗。

战后，齐、鲁两国把许国让给了郑国郑庄公又假惺惺的让许庄公弟许叔(桓公)为许公,执许国政;迁许都于西南方叶(今叶县南),还讲了一篇训词。

说什么伐许是“天祸许国”,是上天“假手于我寡人”。

自己连弟弟都不能“和协”,还怎么能占有许国呢?

因此，郑对许没有吞并的野心，只是希望许继续存在，并与郑国亲善，帮助郑国巩固南方疆土。

实际上是要许作郑国的附庸。

郑庄公这一着又博得了当时诸侯们“有礼”的称颂。

(八)郑拒息战争伐许之后,郑国受到来自息(今河南息县)侯的讨伐。

经过在郑境交战，息师大败而还。

息是一个很小的侯国。

竟敢举兵伐郑，自然战不赢郑国,但由此而被诮笑为“犯五不韪”不度德、不量力,不亲亲,不徵辞,不察有罪)活该失败丧师,却不见得公允。

其实,郑国的伐许乃是强国欺凌弱国的霸权主义侵略行为，息国敢于以弱小国家举兵讨伐霸权大国，伸张正义，虽不胜，亦应受到称赞。

(九)郑以虢师伐宋战争这年(公元前712年)冬天,郑庄公又以周王卿士身份,使用虢师伐宋,以报复宋取长葛之仇,结果大败宋师。

至此,宋作为春秋前期与郑争夺的主角地位，便丧失了。

郑国则进入了春秋初期中原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鼎盛年代。

(十)郑庄公霸诸侯郑庄公经过十年的内战和外战以一个后封新建的侯国，终于从老诸侯国联合围攻中挣脱出来，从被动孤立状态，转为主动称伯地位。

这是他从不善于运用政治策略到学会运用政治策略的结果;也是他从不善于指挥作战到比较会指挥作战，且打了几个胜仗的结果。

在中原老诸侯国大都败于郑之后，鲁、宋两国相继发生了政变:公元前712年冬,鲁隐公被公子挥杀死,鲁桓公立。

一年后(公元前710年)，宋殇公为大臣华督杀死，出居在郑的公子冯即位为宋庄公。

宋殇公在位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宋国已被战争拖得疲困不堪了。

殇公被杀后，华督为了把持宋国政权，除了迎立桓公(冯)取悦于郑外,还以大量财宝贿赂郑、鲁、齐、陈等各国诸侯,求得各国的同意和支持。

这就把宋国置于诸侯的控制之下，且为新战争埋下了火种。

(十一)周郑繻葛之战在中原几个老诸侯国暂时无力与郑争夺的年代，郑、周矛盾突出起来了,郑庄公本来就已卑视周王,认为“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天而既厌周德矣”(《左传·隐公十一年》)。

此时,在他战败宋、卫、陈、蔡、许诸国后,更加瞧不起周王了。

几年不去朝见周桓王,周桓王也早已不满郑庄公,于桓王五年(公元前715年)即任用虢公忌父为卿士，以分郑庄公之权。

至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年),便以郑庄公不入朝为由，“夺郑伯政”,不用郑庄公为卿士了。

接着便调集卫、陈、蔡国军队,亲自率师伐郑。

于是一场郑、周大战在中原战场爆发了。

周桓王的军队分为三军:王率周师为中军;虢公林父(卿士)率蔡、卫两军为右军周公黑肩指挥编有陈军在内的左军。

郑国很快便得知了周王的企图和军队编组。

郑公子突(字子元)建议:将郑军也区分为中军、左拒、右拒三部分,以左拒对周右军蔡、卫之师;以右拒当周之左军陈师。

因为陈国内正处于动乱中(陈桓公刚死,桓公弟杀太子免而代立),军无斗志,先击之,必易溃逃。

左军如溃逃，中军必乱。

右军蔡、卫之师也难支持，也会先逃。

这样王师即孤立了，郑军就可以集中全力打击中军王师。

郑庄公采纳了这个建议,便令祭仲足将左拒;曼伯将右拒;原繁、高渠弥奉郑庄公以率中军。

秋,周、郑两军列阵于繻葛(长葛)。

郑军除针对周三军按左、右拒和中军展开外,在战斗队形方面还创造了鱼丽阵“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即梯次排列战斗队形。

①会战开始前,郑庄公命令左、右拒:见帅旗挥动,就按计划击鼓进击。

依令，郑军左、右拒分向周军右、左两军发动了猛烈的突击。

编为周军左、右军的蔡、卫、陈三国军队,遭受郑军冲击后,纷纷奔逃。

周桓王亲率的中军也陷入混乱,郑军乘势合力攻击周中军“王卒大败”。

郑之祝聘以箭射中周王肩膀。

郑军要追击，郑庄公以不敢凌辱天子为由，停止战斗。

当夜，还派大夫祭仲足去慰问受伤的周王。

繻葛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车会战。

由于史料缺乏，双方军队装备、编制、数额均不可考，但从有关春秋前期战争的古文献记载看来，没有比这次作战规模更大的;特别是象这次双方使用战车列阵会战，其他战例是没有的。

这次会战在战术上也有所创新。

但会战的成果，却因政治原因而缩小了。

郑军完全有可能在追击中全歼周军。

但郑庄公当时还不敢承当灭周的魁首。

周王室虽已衰微，但周的政治和宗族势力，还有根深蒂固的影响。

周天子这个旗号，还有一定号召力。

而周礼在奴隶主贵族阶级乃至整个社会意识中的影响，更不能低估。

郑军如果把周王及其军队全部歼灭，将会导致诸侯群起而攻之，郑国是吃不消的。

郑庄公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打败周师后,便立即结束战斗。

这从军事上看,是放弃可能的扩大战果的胜利;但从政治上看，却有利于郑国尔后的斗争和发展。

从此可见政治对军事的制约作用。

①古文献对此异说颇多，莫衷一是，因史料太少，难识真谛。

“先偏后伍”《左传》杜注“司马法,车战二十五乘为偏,以车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弥缝缺漏也。

五人为伍。

此盖鱼丽阵法。

”江永引《周礼·夏官司马》云:“凡军旅会同,合其车之卒伍而比期乘”注为“车亦有卒伍。

”又引《司马法》云“二十五乘为偏,百二十五乘为伍”,谓此“先偏后伍”盖以二十五乘居前，以百二十五乘承其后而弥缝之，若鱼之相丽而进。

近世学者认为“五人为伍”这“伍”,恐非此处之“伍”而《司马法》亦非春秋战法,故杜注不可信,至江永之说,亦难合于实战。

本书认为“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可能是以二十五乘编成的“偏”为战斗单位,在展开成一列横队时,留置一伍(五乘)于横队之后,作为预备队，亦即《周礼》五车中之阙车，用于弥补横队之缝隙。

(十二)郑军援齐抗戎之战繻葛之战后，郑庄公更加傲视中原。

恰在此时(即公元前706年)发生了北戎伐齐战争。

齐派人向郑国求援。

郑派太子忽率师救齐。

六月，郑援军大败北戎军，杀死戎军甲士三百，俘戎军首领两名。

与此同时，其他诸侯国也派军援齐。

但都无郑军战绩大。

因此，这一战又为郑军增添了不少光彩。

战后，齐僖公宴请来援的诸侯国领兵大夫，并馈赠礼品。

齐僖公委托鲁国大夫，排列各国大夫的位序(因鲁为享有周天子礼乐的唯一诸侯国)。

鲁大夫按照各国受封先后的历史次序(即从周初封建诸侯开始的先后次序)排列，郑被排在末席(因郑是西周末宣王时才封侯的)。

郑公子忽以郑师救齐有战功，十分恼怒。

由此产生了对鲁国的仇恨。

(十三)郑庄公伐鲁战争四年后(公元前702年),郑国便联合了齐国、卫国,对鲁国发动了一次进攻。

双方交战于郎(鲁都曲阜附近)。

大概因为郑理亏，鲁有理，所以联军并不积极。

因此，双方交战后便结束了。

这次军事行动，郑国是失策的，发动战争的理由实在站不住脚。

由此却破坏了与鲁国的友好关系，孤立了自己。

从此也可见，春秋诸侯争战的特点:诸侯们凭借武力,可以一怒而兴师,把战争当儿戏,而不顾人民的死活。

这一战是郑庄公一生中的最后一战，战后第二年(公元前701年)五月他便死了。

(十四)郑庄公争霸战争小结按《左传》记载,郑庄公在位四十三年,仅后二十二年,大约就进行了二十三次战争。

其中，内战一次，对外进攻十三次，防御十次。

郑在大多数战争中是胜利者。

郑庄公虽未取得霸权，但也可算是春秋前期诸侯争战中的佼佼者。

从郑庄公及其他诸侯的争夺战中可以看出，在众国林立、互争雄长的战争中，一个国家要取胜除了必须有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军力为基础外，正确的政策和本国内部的统一团结，是有决定意义的前提条件。

有了一定的客观条件，战争指导的正确与否，是否善于权衡和把握各国间的基本利害关系，正确区别敌友，区别根本利害和非根本利害，从而制定出符合本国根本利益和斗争形势的方针、政策，坚决按已定的基本方针去指导战争行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那种不懂得从关系到本国生死存亡的根本利害上去分辨敌友，考虑和决定斗争的方针政策，仅凭一事一时的感情冲动，或暂时的局部的利益，或只图报复，而轻率用兵,一怒兴师,或多方树敌,孤立自己,都是不可能真正取胜的。

(十五)诸侯分立郑君的战争郑庄公死后，郑国又陷入君位争夺的内乱中。

这次内乱，从一开始便有外国介入，成为中原诸侯战争再起的导火线。

首先是宋国积极插手。

原来郑庄公有两妻各生一子。

一妻邓曼生子忽(后为昭公)一妻为宋国贵族雍氏女,生子名突(后为厉公)。

邓曼与忽受庄公宠臣祭仲足(卿)拥戴,立忽为太子。

宋国欲操纵郑国,遂把祭仲足引诱到宋国囚禁起来，威胁他立雍氏子突为郑君，否则就杀死他。

同时也把公子突弄到宋国要胁他答应立为君后给宋国以贿赂。

祭仲足在威胁下答应了宋国的要求。

与公子突回郑后，立突为君(厉公)。

公子忽本已立为昭公,此时被迫逃亡到卫国。

郑厉公既为宋国扶立，宋国便加倍向郑国索取财宝。

郑厉公不堪重负，只好通过鲁桓公说情，鲁桓公便从中斡旋，经过与宋庄公三次会商，宋庄公答应了郑国要求后又推翻诺言。

鲁桓公生气了，便与郑厉公结盟,于鲁桓公十三年(公元前700年)冬,共同发起对宋战争。

第二年春二月,鲁、纪与郑又联合伐宋。

宋国也联络了齐、卫、燕三国以对抗鲁、郑、纪联军,结果,宋、齐、卫、燕败。

第三年(公元前698年)冬,宋国又联合齐、蔡、卫、陈组成五国联军讨伐郑国,报伐宋之仇。

五国联军放火烧了郑城的渠门，攻入城内，又攻克东郊的牛首(今河南省通许县东北)大肆抢劫，连郑国祖庙的椽木都被拆去成为制作宋城卢门的材料。

五国伐郑的第二年(公元前697年,鲁桓公十五年)夏,郑厉公因祭仲足专权而欲除之，谋泄，厉公被迫逃到卫国。

公子忽(昭公则从卫国返郑复位。

秋,郑厉公又策动谋杀了栎邑(郑地大夫而进居于栎,宋国派兵加以保卫。

冬,鲁桓公会诸侯出兵伐郑,以图恢复郑厉公君位,但没有成功。

翌年(公元前696年,鲁桓公十六年)夏鲁又联合宋、卫、陈、蔡组成五国联军,再次伐郑。

这次伐郑战争之后,卫国发生了争夺君位的内乱;接着(公元前795年)齐鲁两国发生了边境冲突;继而蔡桓公死;同年十月，郑昭公被其将高渠弥杀死,另立公子叠。

明年(公元前694年),鲁桓公被杀死于齐;周王室发生了内讧。

(周公黑肩谋杀周庄公而立王子克，谋泄，周公被杀，克奔燕)。

齐襄公于是年秋率兵进至卫国南部的首止，召郑子事及高渠弥来杀之。

郑祭仲足迎昭公弟子仪(出居陈国)立为君。

郑仍为一国两君，不过，至此，中原诸侯国围绕郑国君位之争而进行的持续六年的战争，总算告一段落。

围绕着郑国君位之争而进行的战争，实质上仍然是诸侯兼并战争的一种表现。

由于郑国地处中原中心地位，争霸中原也就等于霸中国，因此，郑国几乎成为整个春秋时代争夺的主要目标。

郑国出现内乱，正是诸侯争夺郑国的最难得的有利时机。

中原诸侯国中，这时国力和国内政治状况足以参加争夺的主要是宋鲁两国。

宋国凭借它在郑国内部培植的势力和对郑国内情的熟识(宋庄公冯即曾出居郑国多年),及近邻关系,得以抢先使用阴谋诡计,扶植亲自己的公子突立为郑君。

鲁国当然是不高兴的。

于是宋向自己扶持的郑君索赂引起的宋郑矛盾，便使鲁国有了可乘之机。

鲁桓公先以调解宋郑关系为名，压宋做出让步，宋庄公对已到手的财宝，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于是鲁便有了出兵的借口(宋不守信)。

于是鲁郑联合伐宋;引起了宋联合老同盟卫、燕，还争取了齐国，组成齐宋、卫、燕联军以对郑、鲁、纪(鲁把小国纪拉了过来)。

这样,以郑国为争夺目标的两个军事集团又组成了，而且互相攻战。

由于郑国是争夺的目标，所以鲁国虽在头两次战争中，取胜了，但到齐、宋等五国联军打败郑国掠取了许多财物后，鲁桓公便眼馋了,他借齐僖公死,齐襄公立时,便去会见齐侯，靠拢齐国,并由此转而参加齐、宋集团，联合伐郑。

这就充分暴露了诸侯争战的实质。

他们都是从自己一国一家的私利出发，以利己为目的，联合谁反对谁,都是以一己的私利为转移。

齐、鲁本是姻亲关系,鲁桓公的妻子乃是齐襄公的妹妹。

但齐鲁关系也仍然是以各自国家的利益为准。

齐国并不曾因为鲁君为齐婿，而在鲁郑联合伐宋时助鲁，相反倒是助宋抗鲁。

这是因为鲁是齐国南下中原争霸的第一道障碍;而郑又是争夺中原的中心目标。

齐助宋、卫联军伐郑抗鲁的结果，既削弱了郑国，取得左右郑国局势的主宰权，又迫使鲁国倒向齐国一边，听命于齐。

至于战争的军事行动方面，并没有什么新的发展，威逼多于战斗。

三、齐、鲁、卫诸国的战争(一)齐襄公立卫君之战以郑国君位之争为中心的战争暂告一段落后，卫国又发生了君位之争。

卫惠公四年(元前696年,鲁桓公十六年),卫国左、右两公子在周庄王支持下立公子黔牟为卫君，惠公被迫出奔齐(齐是惠公的母舅家)。

齐国当时忙于争夺郑，未及干与。

到争夺郑国暂时告一段落后，齐襄公便出师伐卫(公元前691年,鲁庄公三年春)。

鲁国被通知，并派兵参加。

这次伐卫战争可能未获得什么结果。

隔了两年,到鲁庄公五年(公元前689年),齐又组织了五国联军(齐、鲁、宋、陈、蔡)第二次伐卫,才把卫惠公送回国内,重新当政。

战后，齐襄公应文姜(襄公妹)之请,把抢得卫国的大量财宝,赠送给了鲁庄公,又一次的暴露了诸侯战争的本质(掠夺)。

把亲齐的卫惠公送回卫国当政，无疑是把卫国纳入了齐国的势力范围。

三年后(公元前686年)齐又在鲁军配合下,吞并了成(卫、齐间的小国)。

齐国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登上中原争霸的舞台。

(二）齐鲁战争公元前686年,(鲁庄公八年),齐襄公被公孙无知杀死。

几个月后，齐雍廪杀死无知。

出居在鲁的齐公子纠和出居在莒的齐公子小白，争先回国为君。

公子小白先入立为齐桓公。

鲁国不服，派兵入齐，遂和齐军战于临淄附近的乾时，鲁军战败。

齐迫鲁杀死公子纠，囚送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归齐。

齐桓公采纳鲍叔的建议，任管仲为相，从此开始了管仲相齐桓公建立霸业的时代。

齐桓公即位第二年春，为了报复鲁国上年送公子纠入齐之仇，贸然发动对鲁国的进攻。

于是爆发了齐鲁长勺之战。

长勺之战鲁国得知齐国来攻时，鲁庄公准备应战。

鲁人曹刿求见鲁公,他问庄公战备情况,庄公告诉他:我有了好衣好食,不敢独自享用，总要分一点给别人。

刿说:这是小恩小惠，多数人得不到,不足以使人民随从你。

庄公又说:祀祭神祗时,我信守礼仪规定的供品,不敢乱增加。

刿说:仅你一人敬神,不是人民都供神,这还只是对神的“小信”,神不会降福于你。

鲁庄公又说:我对诉讼案件虽不能亲自考察,但“必以情(忠诚)断之”。

曹刿听后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战时请求随庄公同行,庄公答应,于是曹刿乃随庄公参战。

双方军队(车兵)在长勺展开,列阵相对,鲁庄公急于击鼓发起进攻。

曹刿制止;让齐军先攻。

齐军第一次攻击被击退，又发起第二次攻击，又未得逞;接着发起第三次攻击。

由于前两次攻击不成，齐军士气已经受挫，第三次攻击的势头便低落了。

这时曹刿建议鲁庄公反攻。

鲁趁齐军攻势顿挫之际,大举反攻,大败齐军。

鲁庄公急于发起追击，曹刿建议稍待，他下车观察了齐军车辙，又登上车轼了望了齐军退却状况，才建议追击。

鲁军长追齐军，大胜而回。

战后鲁庄公请曹刿说明原委,曹刿回答说“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

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

(《左传·庄公十年》)。

古代车战，如冲击不能一举突破敌阵，退下来必经整顿后才能再次冲击。

而马车队伍在整顿时是相当费时费力的。

冲击不成士气又受影响，整顿列队时又势必加剧士卒的烦躁情绪。

这样，第二次冲击就不会有第一次那样旺盛的士气了;到第三次再冲击，军队已疲惫,士气已低落了,这时防御一方发动反攻,自易取胜。

曹刿掌握了作战的这一规律，又鉴于齐军强大于鲁军，因此，一开始建议鲁庄公采取防御;待齐军连续突击不成,军队疲惫,士气不振时,让鲁军发起反攻，遂得以大胜齐军。

当齐军退却时，为了不致中齐军的诱伏,曹刿于观察判明齐军败退真象(辙乱，旗靡)后才同意追击。

这个战役虽不大，但却正确地反映了弱军对强敌作战的规律和原则。

因此,为历代兵家所称道。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书中，引用此战例以说明弱军对强敌作战应采取的正确战略(积极防御战略)。

可见长勺之战在军事学术发展史上是很有意义的。

长勺之战，齐国虽打败了，但并未能遏制齐桓公争霸的企图，倒是这场败仗使他能更好地接受管仲的建议，从内政、外交两方面着手进行争霸的准备。

五年后(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按《左传》的说法,“齐始霸也”。

四、秦、晋、楚国的战争春秋前期，当中原和东方诸侯国兼并和争夺混战时，处于西方和南方的秦、晋、楚三国,则各在自己的封区及附近地区,进行了不同的战争。

(一）秦的兴国战争秦襄公于周平王东迁时(公元前770年)被封为诸侯后,便开始在渭河下游关中地区进行建国斗争。

到公元前680年前后,历经秦襄公(公元前770年~前766年)文公(公元前765年~前716年)、宪公(公元前715年~前704年)出公(公元前703年~前698年入武公(公元前697年~前678年)五世,进行了八、九次战争,经过胜利一失败一胜利的曲折历程，终于成为兴起于渭河(关中)平原的西方强国。

秦兴国战争的概况如下:1、秦襄公征戎战争秦襄公在位八年时(公元前770年)因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

从此,他便以陇山中部渭河河谷之犬丘(今甘肃天水市附近)为根据地，积聚力量，整备武装，经过四年准备，建设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甲兵(车兵)部队。

到襄公八年(公元前766年)，便开始举行伐戎的东征战争。

征战目标是进据周原(岐山南面)的犬戎部落。

秦兵出发地在陇山东侧今甘肃清水县地区。

这次战争情况,史无记载,仅知秦军进到了岐山,秦襄公战死。

秦军在取得一定胜利后，便退回到西垂原地。

2、秦文公“东猎”秦襄公死后，子文公为君(公元前765年)。

经过三年准备后,文公率领七百人“东猎”,一方面游牧,一方面战斗。

一年后，进到湃渭之会”(湃水和渭水汇流处)。

这是秦的祖先非子为周王养马的地方。

文公便在此处建邑(修城堡),作为前进基地。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积蓄了力量,加强了武装,便于文公十六年(公元前750年),向盘据岐山一带的戎族部落发动进攻,给戎族首领“丰王”以打击,将秦的属地扩大到了岐山。

文公便收集周朝的遗民在富饶的“周原”地区,积极发展生产,积聚力量,准备继续逐戎战争。

3、秦宪公攻荡社之战秦文公死后，秦宪公继位。

宪公在文公三十多年经营的基础上，利用积蓄起来的力量，于即位第三年(公元前713年),举兵进攻荡社的戎族部落。

荡社位于今陕西省长安县东南，是入侵的西戎称为毫的一个部落居住的地方。

秦军由周原(今岐山)东进约150公里，一举攻克荡社。

戎酋亳王逃走西戎。

秦国的统治区一下子扩大到了渭河下游的大部分地域。

秦宪公八年(公元前708年,鲁桓公四年)秋,还曾出兵东侵芮,由于轻敌,失败了。

冬季，又和周王师配合包围魏，捕捉出居于魏的芮伯。

4、秦武公逐戎战争秦宪公在位十二年便死了。

他的三个庶长(弗忌、威垒、三父,三大臣)废太子(武公)立五岁的出子为国君。

秦国发生动乱。

五年后，三庶长又杀死出子而重立太子武公。

武公元年(公元前697年),发动了对占居彭衙(今陕西白水县西)的彭戏氏戎人的进攻,获得胜利。

彭衙地处洛河下游,关中的东北部,秦取此地后，统治区又向东北扩大了一百多公里。

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师西征邦戎(今甘肃天水市入冀戎(今甘肃甘谷附近)，战况不详。

但两处戎族部落被征服，秦开始在此设县治理。

县作为中国的一级行政组织，从此始。

县本义为悬，即远离国都的地方设立的军事、行政统一的组织机构(林剑鸣:《秦史稿》第43页)。

武公十一年(公元前687年),秦又出兵灭了戎族据点一小虢(今陕西省宝鸡市东)。

至此,渭河中下游地区,西起今甘肃省中部、东至华山一带，基本上都为秦所有。

综观秦的兴国战争，是采取的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长期持久战略。

经过了近百年的时间，终于由一个僻处山谷间的百里小邦发展成为一个据地千里的中等国家，而且地理环境十分优越。

为以后秦国的争雄和统一中国，奠定了初步基础。

这种兴国战略，是西周兴国战略的继承和发展。

实行这一战略，需要有几代人为实现同一个远大目的、而坚持不懈的努力。

(二)晋国内战晋从东周开始到春秋前期结束，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内战阶段，使本来历史和环境条件都比秦好的晋，却因长期内乱而发展缓慢。

晋文侯受周平王之命后，未能积极开辟和发展国势，在位三十五年后(公元前746年,周平王廿五年)死去。

子昭侯立。

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东北),号日桓叔。

桓叔年高(时年五十八岁)德重,众皆归附。

曲沃城又大于晋都之翼城。

于是晋国出现了一国二君的局面，内战便由此产生。

1、昭侯七年(公元前739年)晋大臣潘父杀昭侯而迎曲沃桓叔。

桓叔欲入晋,晋贵族发兵攻桓叔。

从此,晋国便开始了内战。

桓叔被攻，回到曲沃。

晋贵族大臣们立昭侯子平为君。

是为孝侯。

诛潘父。

2、孝侯八年,桓叔死,子鲜继位,称为曲沃庄伯。

七年后,庄伯入翼杀死孝侯。

晋贵族们举兵攻庄伯;庄伯又回到曲沃。

晋人立孝侯子郄为君，是为鄂侯。

3、鄂侯六年死。

曲沃庄伯兴兵伐晋。

周平王使虢公率兵攻曲沃。

庄伯回保曲沃。

晋人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哀侯二年，曲沃庄伯死，子称立，是为曲沃武公。

4、哀侯八年，派兵侵占陉庭(翼城南面的一个邑城)的土地。

陉庭的贵族与曲沃武公阴谋策划，开放南部边境，让武公率兵车进入陉庭，乘晋哀侯出城到汾隰(今山西省襄汾、曲沃之间汾河滩上),突然袭击。

哀侯驾的骖马为树木绊住,被武公俘获。

晋贵族们又立哀侯子小子为君。

是为小子侯。

5、小子侯四年(公元前705年),曲沃武公将其诱出杀死。

第二年春,武公占领翼城(晋都)。

冬,周桓王命虢仲(周卿士)率师伐武公,武公退守曲沃,虢仲乃立晋哀侯之弟缗为晋侯。

翌年(公元前703年,鲁桓公九年)秋,虢仲又率芮伯、梁伯、荀侯、贾伯(均为晋附近小国)，出兵伐曲沃。

遏制了曲沃武公的夺权行动。

6、此后，晋缗侯与曲沃武公并立达二十五年之久。

直到进入春秋中期,晋缗侯二十七年(公元前678年,鲁庄公十六年、齐桓公八年),曲沃武公兴兵伐缗侯,灭之,才结束了这场内争。

曲沃武公把缴获缗侯的宝器全部贿赂了周僖王;僖王遂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尽有晋地，更号为晋武公。

晋国一国二君之争，持续了六十年。

因此，春秋前期，晋无暇他顾。

(三)楚兴国战争1、楚国在春秋前期的头三十年(公元前770~741年)是若敖(熊仪入霄敖(熊坎入蚧冒(熊晌)三世,“毕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年代。

就是在封地丹阳附近(今湖北省西部长江边)开发山林,发展生产，艰苦创业，并向江南扩张。

到公元前740年，蚧冒死,其弟熊通杀蚧冒子而自立,是为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

楚武王在位五十一年，其前半世中原地区尚保持稳定。

楚也仍在和平发展中,到武王十九年(公元前722年)郑国内乱,中原诸侯进入兼并争战时期，楚也受到影响，发动对外扩张兼并战争。

2、楚武王三十年前后，开始对外兼并战争。

首先灭了近邻的权,派斗缗为尹;缗据权叛,为楚兵围而杀之,并将权迁到那处。

3、楚武王三十五年(公元前706年,鲁桓公六年),楚侵随(今湖北随州市)。

楚军进据随(今湖北随县境内),迫随求和。

由于随是当时汉水流域的姬姓大国，又有“汉阳诸姬”(周的同姓诸小国)的协助，楚国还不能以武力轻易吞并。

因此便想用大兵压境，迫随求和(实为迫降)。

楚斗伯比提出了“羸师以张之”的计策(即伪装楚军衰弱以逛随自骄,促随孤立,待机灭随。

),武王采纳,遂主动撤军。

4、楚武王三十七年(公元前704年,鲁桓公八年)。

随少师得宠，楚斗伯比劝武王伐随。

楚武王便以会盟为名，召江汉地区的小诸侯国到沈鹿与会。

黄和随不肯出席，楚便以此为借口，出兵伐随。

楚军进驻清发水以东地区(约在今湖北应山县以南)。

随侯误听少师的主张,贸然对楚军发动进攻。

两军战于速杞(应山县西),随军战败。

随侯逃回随城,指挥车(戎车)都为楚军俘去。

当年秋,随被迫与楚议和。

5、楚武王三十八年(公元前703年),楚以愛今湖北襄樊市东北)人截杀派往邓(今湖北襄樊市西北)的巴(今襄樊市附近)使、楚使,遂派斗廉帅楚师、巴师,出兵围愛。

邓援變,攻巴师不克;楚师诈败，引邓师追击，巴师与楚师前后夹击邓师。

邓师败,爱师溃。

楚师大胜。

6、楚武王四十年(公元前701年),楚派屈瑕带兵至贰、轸(今湖北应山县境),准备迫二国结盟。

郧(今湖北省安陆一带)侯集结军队于蒲骚(约在今湖北应城西北),准备与随及绞(今湖北郧县西北)州(今湖北监利县东州陆城入蓼(今河南唐河县南八十里)联合攻击楚师，破坏其结盟。

楚屈瑕采纳斗廉的计谋，乘郧军等待随、绞等四国会师而无战斗准备的机会，由斗廉率精锐部队袭击郧军;屈瑕将兵截击四国之师。

郧军被攻，战败。

7、楚武王四十一年(公元前700年,鲁桓公十二年),楚出兵伐绞。

兵临绞城下。

用诱绞兵出城而伏击之计,败绞兵,迫绞“为城下之盟”。

8、楚武王四十二年(公元前699年)楚派屈瑕率师伐罗(今湖北宜城县西北)。

屈瑕骄傲轻敌,途中渡鄢水(今蛮河)时,军队凌乱而无秩序，也无战斗准备，罗联合卢戎，两支军队分从两个方面夹击楚军。

楚师大败，屈瑕自杀。

楚军连年征战,已感疲乏。

此战受挫后,楚遂暂停武力扩张;积极整备军队，创制新兵器一戟。

九年后，又复兴兵。

9、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楚军用新兵器一戟装备军队，并研究制定了一套新的战斗方法一“荆尸”详情不可考)。

于是出兵伐随。

行军途中，楚武王病死。

楚令尹(相当于宰相)斗祈和莫敖(军事长官称号)屈重,封锁楚王死讯;采取修路架桥,兵临随城,虚张声势,威慑随与楚会盟媾和,然后撤兵发丧。

10、楚武王后半世采取武力扩张、兼并邻国的政策，虽也打了一些胜仗，但它把主要方向指向汉水流域的大国随，而不是采取联合或兼并小国以孤立大国的战略，因而发展并不快，随也未灭掉。

他死后,子熊赀立,是为楚文王。

文王即位时,正值郑庄公死后,中原诸侯围绕郑国君位之争再次展开争夺战争之际。

楚文王继续其父的扩张兼并政策，并将扩张的矛头指出中原南部小国。

11、楚文王二年(公元前688年,鲁庄公六年)。

出兵伐申(今河南南阳市)，巴师从征。

战败申师，俘申国之彭仲爽(后为楚令尹)而还。

楚师回国途中，又顺手进攻了邓国。

这是楚国北上争夺中原的开始。

12、楚文王六年(公元前684年),楚王应息侯之请,出师假伐息(息侯因娶妻于陈,路过蔡,蔡侯接待时有不礼貌行为,故怒而与楚谋蔡),息求蔡援,诱蔡出兵入息。

楚师打败蔡师于莘(今河南汝南县内)，俘蔡哀侯。

迫蔡侯献舞后放归。

13、楚文王七年或八年，蔡哀侯为报复息，使人向楚王宣传息侯妻子的美丽，引诱楚文王出兵袭息。

楚遂乘机灭息，并取息侯妻息妫为妇。

14、楚文王十年。

楚王听了息妫的话，以灭息是蔡侯的计谋，因而出兵伐蔡。

至此，楚国的势力已进入中原了。

第四节春秋中期战争(一)春秋中期是从齐桓公开始称霸(公元前679年)到宋向戍倡议举行的弭兵会议(公元前546年),共历一百三十四年。

这期间共发生大小战争约六百次，按几个主要诸侯国争霸和称霸的更替，又可分为两大阶段，即:齐国称霸年代(公元前679一前643年),楚国争霸年代(公元前643一前546年)，后一阶段从与楚争霸的中原主要诸侯国来看，又可分为:楚宋争霸与楚晋争霸两个阶段，兹分别叙述如下:一、齐国称霸战争(一)齐桓公的争霸决策齐国在春秋前期，已发展成为强国，齐僖公(公元前730一前698年)已有“小伯”小主诸侯盟会)的名声。

公元前715年时,即曾主持宋、卫与郑会盟。

十八年,开始卷入中原诸侯的争夺战争(与郑联合伐宋、讨成)十九年又助郑攻破许城;廿一年与鲁、郑、陈共同平定宋国内乱;廿六年,齐、郑、卫联合伐盟、向,廿九年,齐、卫、郑三国联军攻鲁(郑公子忽报五年前援齐败戎有功，而鲁排其席位于后之仇);卅二年,齐、宋、卫、燕联军,与郑、鲁、纪联军战,直到齐僖公卒年，齐还参加了宋庄公组织的五国联军伐郑战争。

齐僖公死后,齐襄公(公元前697一前686年)继位，襄公是个淫逸奢侈的国君,齐桓公曾对他描述如下“昔先君襄公,高台广地,湛乐饮酒,田猎毕弋,不听国政,卑对污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戎士待臣妾之馀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士大夫在后,是以国家不日益,不月长”。

但齐襄公对外仍继续其父僖公的兼并争霸政策:侵鲁，干郑(出师首止杀郑子叠及大夫高渠弥)迁纪、郝、鄢部四小国,伐卫,围成,齐国仍保持着大国地位。

齐桓公继位为齐君(公元前685年)的初年，仍像他的前辈那样,急于“修兵革”伐诸侯,经过长勺和郎两次齐鲁战争的失利,才采纳了管仲的建议,实行“安国定民”“寄军令于内政”“富国强兵”以及尊周王,亲诸侯,攘戎夷的对内对外政策,使齐国称霸于一时。

所谓“安国”,就是使齐国安定下来。

安国的基本措施是举贤士，修旧法，爱百姓，也就是把奴隶主贵族阶级的贤达之士提拔重用起来，(首先把齐国五个有才能的贵族大夫限朋、戚宁、王子城父、宾胥无、东郭牙分任五官)把周朝的旧有法制加以修订“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使国家得以“法则治”。

所谓“定民”,即“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亦即使民(士、平民、奴隶)按职业分居,各专其业.

办法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参其国”国是指国之都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商、工之乡六,士乡十五”,将国都划分为三(参)部分,分别为工、商、士居住,这样使工、商、士各聚一处,专心致志于各自的职业,不杂处,避免见异思迁。

其中“士乡”,就是军士居住地。

士乡内,规定“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伍其鄙”,即将“鄙”即城郊外的地区)也按规定制度组织起来“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五乡为属，属有帅;五属各一大夫,武政听属,文政听乡;各保而听,毋有淫佚者已”《国语·齐语》)。

这样就把城(国)乡(鄙)居民都分区编成为层层节制的严密组织体系，以加强对居民(奴隶和平民)的控制和监督。

同时,又使这种组织体系与军事组织体系相一致,即“五家为轨,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一军,五乡之师率之”,全国十五个士乡编成三军,分由齐桓公和高子、国子(齐国两大贵族大夫)各率一军。

这样组织起来后,各按职业从事生产,春、秋两季利用打猎的形式进行“治兵”。

因此,便使“卒伍政定于里,军旅政定于郊,内教既成,令不得迁徙。

故卒伍之人,人与人相保,家与家相受,少相居，长相游,祭祀相福,死丧相恤,祸灾相忧,居处相乐,行作相和,哭泣相哀。

是故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欢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则固,以战则胜”。

这就是“寄军令于内政”的具体内容。

在“安国定民”的基础上,管仲提出了一套“富民”政策,其基本内容是“禁末作,止奇巧,利农事”,即大力推行鼓励与发展农业的政策;要“为民除害兴利”“兴利者,利农事也”“除害者,禁害农事也”使“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

对工、商业则实行官营的垄断政策。

为使民富国富,管子还提出了一系列行政措施,如“六务节用,贤佐,法度,必诛,天时、地宜),“四禁”(四季禁止举行有害于农业生产的活动),同时,利用齐国滨海傍山,有鱼盐、矿山资源,故在重农的同时,也很重视发展工商业,以求达“通贷积财,富国强兵”之目的。

在富国强兵取得相当成就后，齐桓公又采纳了管仲的“尊王攘夷”的图霸方针，即利用周王朝的政治影响，(虽已衰落，仍可利用)，率先尊奉周王为天下共主，维护周王的政治威望，以号令诸侯;并以抵御戎、狄、夷、蛮非华夏族的侵掠,保卫华夏族诸侯国安宁为共同对敌的政治目标，藉以团结中原诸侯，这样，以“尊王攘夷”的政治纲领为号召，达到为诸侯之伯的称霸目的。

为使诸侯国听命于齐,仅只提出“尊王攘夷”的号召还不行,还得有一套图霸的战略策略。

管仲针对当时中国情势，提出了一套争霸战略策略:“强国众，合强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攻大以图王”“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

即在强国多的形势下，应采取联合强国攻伐弱国的方针以求得霸主地位。

在攻伐时,首先以“德义”取胜;其次是以“智谋”取胜;然后才是以“兵战”取胜;辅之以地形动作取胜。

为了以德义、智谋取胜于诸侯国,除了“内修政而劝民,”以“取信于诸侯”外,特别重视外交活动。

在管仲的推荐下，根据各国的特点，齐桓公派遣陧朋、宾胥无、公子开方、季友、蒙孙等分别出使到东国、西土及卫、鲁、楚等国,进行交游活动。

“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

从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谏其君而善者,以玺问之,以信其言”。

这是施奖赏于邻国，以取得诸侯的欢心。

对遭受侵伐的小国，在救援不及时，则赐其君以土地，并筑城以保卫之。

(二)和鲁服宋霸业初兴当时,中原诸侯国,可以与齐抗衡的主要有鲁、宋两国,齐要称霸,首先得取得鲁、宋的赞助。

鲁国在齐桓公二年两次打败齐军,齐要武力服鲁已不可能。

故齐桓公用管仲策，谋求与鲁和好。

宋国在齐桓公三年又发动过一次侵鲁战争(报去年乘丘战败之仇)，结果再败于鲁。

齐桓公四年，宋内乱，宋大夫南宫万杀其君宋闵公及大夫仇牧、太宰华督等,宋群公子与萧叔大心(宋附庸)借曹国军队击杀叛臣，立宋闵公弟御说为君，是为宋桓公。

齐桓公趁宋桓公新立，便邀请宋君及陈、蔡、邾三国君到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内)会盟，名为平定宋国内乱，实际上是借以推行他以外交称霸的政策。

时在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鲁庄公十三年的春季。

由于遂国(今山东宁阳县西北)君未应邀与会,会后,齐师灭遂,留兵镇守。

这年冬，齐桓公又约鲁庄公会盟于柯。

齐鲁便正式媾和。

接着以宋君背弃北杏盟约为理由，齐桓公于六年(公元前680年)春,联合陈、曹出师伐宋,并请求周王出兵,以表示尊崇天子,且假王命以威诸侯,周僖王派单伯率师会齐桓公。

是年夏，联军侵入宋国郊区，迫宋媾和而结束。

冬,周伯会齐、宋、卫、郑四国君于鄄(今山东鄄城县西北)，第二年春,齐桓公又召集宋、陈、卫、郑四国君会盟于鄄。

《左传》说，“齐始霸也”。

齐桓公经过五年的外交与军事结合运用,使鲁、宋两中原强国站到了齐国一边，并从而以诸侯之伯的身份，主持了会盟，这标志着齐国已开始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了。

齐桓公初步实现了“合强攻弱以图霸”的目的。

这是他的霸业初兴时期。

(三)冶强伐弱主持会盟此后，齐国继续运用合强伐弱，主持会盟的手段，推行其图霸战略:1、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秋,齐与宋、邾联合伐;即小国)。

2、桓公八年,齐与宋、卫联合伐郑(因郑在诸侯伐卿时,乘间侵入宋地),郑被迫媾和。

3、八年冬，齐桓公以使郑国与各诸侯国和好为由，主持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九国同盟于幽。

4、桓公十八年,齐与鲁、宋联合出兵伐徐(今安徽泗县西北)。

5、桓公十九年,齐、鲁、宋、陈、郑五国会盟于幽。

齐桓公十四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公子完逃到齐国，齐任用陈完为工正，致陈不服于齐;又齐桓公十七年时,郑国脱离与齐的同盟,与楚国交好,经过一番外交活动，陈、郑两国又服于齐。

因此，齐桓公于十九年夏，又主持五国会盟于幽。

是年，周惠王赐齐桓公命为侯伯，且请齐出兵伐卫。

卫在八年前周室内乱时,曾联合燕,出兵伐周,逐走惠王，助五大夫立王子颓为王，后由郑、虢出兵攻杀王子颓及五大夫，复惠王位。

惠王欲报卫助王子颓叛乱之仇，故命齐桓公伐卫。

)6、齐桓公二十年，齐出兵伐卫，卫兵迎战被击败，齐桓公以王命责备卫懿公,卫侯服,齐“取赂而返”。

7、齐桓公二十年秋,齐、鲁、宋联军救郑。

由于楚令尹“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

入于桔株之门(郑城远郊之门.

众车入自纯门(外郊门)及逵市(城外大路上的市场),悬门(即闸门)不发(未降落-.

.下来),楚言而出(楚疑郑有备,乃用楚语命令退出)”。

时,齐、鲁、宋救郑联军又赶到,故“楚师夜遁”。

这次救郑,是齐国与中原诸侯首次以武力联合与楚国争夺郑国。

8、齐桓公二十二年，齐并鄣(原属纪国，在今江苏省赣榆县城北七十五里处)。

(四)北攘戎狄救邢援卫1、齐桓公十二年(公元前674年)，齐师伐戎,战况不详。

2、齐桓公二十二年“齐人伐山戎”。

山戎是居住在燕国东北部(今河北省迁安东北)的部族,时出兵侵燕,燕敌不过,向齐告急求援。

齐桓公率兵救燕,远伐山戎。

这是齐国实行“攘夷”战略的最重要的一战，也是齐军第一次向边远地方进行的远征作战。

这次战争从春季开始，到冬季结束，持续了将近一年，战争的经过情况史书无可考。

但从进军远征的距离和古代地理环境来看，这次战争是很艰苦的，军事行动的规模是相当大的。

从齐军都城临淄到燕国东北燕山山脉东部地区，距离在千里以上，虽与南出中原(郑都一新郑)的距离差不多，但地理交通条件却差别很大，当时黄河会伊洛河后东北流,经今河北省中部,从天津以南、沧州以北入渤海。

河北省中部、东部当时是低洼湖沼地，居民稀少，军队要从南向北直行是很困难的。

齐军远征路线，必须先向西北行，从德州西北约今子牙河中游地段渡过黄河,北抵燕都(今北京市),再转向东行,沿今京唐(山)路一线东进,才能进入山戎地区。

由于这一行军途中须经尚未开发地区，道路交通，军食供应，必很困难;齐军是车兵为主，对道路要求高,渡河保障也比较复杂。

因此,齐征山戎之战,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一次不寻常的远征。

齐军在进到山戎地区后，曾经遇到过缺水的困难，被迫寻找有蚂蚁窝的地方掘地及泉得水;遇到迷失方向的困难，只得利用“老马识途”，引导部队走出困境。

大概经过军队的进剿，把戎族令支、孤竹部落武装打败了，山戎族武装向东北逃走《史记·匈奴列传》)。

战争便结束了,齐军于是年冬回师。

燕庄公亲自送齐桓公归国，一直送出燕国境界进入齐国境内,齐桓公想起了“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的周礼规矩,认为自己让燕庄公送出国境是违背周礼的。

便以“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要求自己,遂将燕侯到达之地割给燕国,以示恪守周礼,尊重燕侯,同时向燕提出，要燕庄公恢复西周前期燕召公的政治，并像周成王康王时代那样尊奉周王，向周室纳贡。

齐桓公这次举兵伐山戎，救燕危，又礼让燕侯，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很大，诸侯认为齐侯有德有义，因而“皆从齐”《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桓公之举是管子主张的“霸王之形,德义胜之”的实践(《管子·霸形》),也是齐之“尊王攘夷”图霸战略的具体体现。

3、齐桓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62年,鲁庄公三十二年),狄人伐邢。

邢是位于卫国北面(今河北省邢台市)的姬姓侯国,为周公旦第四子的封国。

其地西依太行山，东临黄河(黄河当时流经今釜阳河水道)太行山区有戎狄部族居住,邢国极易受到狄的侵掠。

此次伐邢的狄人,据传来自北部的鲜虞(中山)。

当齐桓公接到狄伐邢的报告时,对救邢与否,似有所犹疑,管仲对桓公说“戎狄豺狼,不可厌出;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

.请救邢管仲是站在华夏族立场上，把戎狄与诸夏(邢是诸夏之一)的民族利害作为其救邢的根据，以说服桓公的。

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意见，决定出兵救邢。

这年鲁国发生争君位内乱，牵涉到齐国。

第二年春季,齐联合了宋、鲁两国,出兵救邢。

当联军集中于齐国西部聂北(今山东博平县旧城)时,邢国早被攻破。

邢人溃散,逃出到齐、宋、曹联军所在地。

联军击退狄兵的追击,收容了邢国的逃散人员。

齐桓公把他们安置到夷仪(今山东省聊城县西),并指挥联军部队给邢修筑城池，加以保卫。

为了使邢君有武装自卫，桓公还赠给邢君兵车百乘,卒千人。

邢人很满意，《左传》称为“邢迁如归”，好像回到自己的故国一样。

4、齐桓公二十六年十二月，狄人伐卫。

由于卫懿公贪于淫逸“好鹤,鹤有乘轩者”,(给鹤以卿大夫的官爵禄食待遇),引起国人的不满,当狄人入侵时,卫懿公征召国人(城内及城郊居民)从军以抵抗狄人,被征的国人诘问懿公:“鹤有禄位,为什么不使用鹤去迎战?

懿公只好亲率一部分车兵出战，被狄兵打败，懿公被杀死。

卫国守城人员连夜弃城逃走，狄人追击，又在黄河边上击溃卫国逃走的军民。

齐桓公得知卫国被侵后，出师救卫，齐军西进到黄河岸时，遇到卫国逃出的难民，收容了七百三十人，临时安置到卫国属地曹(今河南省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并移卫国的共、滕两地居民五千人于曹。

齐还派公子无亏率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驻守曹地,保护新立的卫君(卫戴公立而旋卒,由卫文公继位),又给卫君送了牛、羊、猪、鸡各三百只,还送了建筑材料及其他礼品。

第二年，齐又将卫君由曹移居到楚丘(卫地，今河南省滑县东)。

在移居之前，先派诸侯军队为卫修筑楚丘城。

在齐国大力帮助下，卫文公励精图治,努力发展农、林生产,实行通商、惠工政策,提倡教育,选拔人才,追求治道,并积极加强军队建设,到卫文公末年(公元前635年)便从革车三十乘发展到三百乘，卫国从败亡中复兴。

齐桓公援邢、援卫这两项举动，对抗御戎狄的进攻，意义不大，但对团结华夏族诸侯国来说，却有很大作用。

这也是齐桓公利用西周政治制度和礼教的影响，推行以“德义胜之”的图霸政策的具体表现。

在狄人伐邢伐卫期间,虢公于公元前660年在渭水黄河汇合处击败犬戎晋献公命太子申伐东山皋落氏之戎，败之于稷桑。

这间接地配合打击了戎狄对中原的侵掠。

(五)南伐蔡楚盟于召陵由于齐桓公团结中原华夏诸侯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有所减少，齐国的影响扩大了。

处于淮河流域、已宾服于楚国的江、黄两个小国,也叛楚而归服于齐。

因此,齐桓公二十八年,齐国召集宋国及江、黄二国之君会盟于贯(宋地,今山东省曹县南十里),这样,齐国便把图霸斗争的矛头,由北方转向了南方。

就在江、黄服齐的当年冬,楚国又兴兵伐郑,俘虏了郑聃伯。

第二年秋,齐、宋、鲁、江、黄等国会于阳谷(今山东省阳谷县北),商讨伐楚。

与此同时,齐桓公的夫人蔡姬(蔡国穆侯之妹),因游戏得罪了桓公，被桓公送回娘家，蔡侯将其另嫁他人，齐桓公怒并以此为借口,组织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讨伐蔡国,蔡在大军压境下溃败，联军接着进行伐楚战争。

八国联军由蔡(今河南省上蔡县)南进。

楚成王得报后,派使者到联军，质问齐桓公为什么进军楚地?

管仲对楚使者说:昔年周召康公曾有命令委托齐太公(吕尚),可以征伐“五侯九伯”,以辅佐周室。

而今，楚国停止了应该向周王进贡的苞茅(一种捆起来滤酒用的茅草)周昭王当年南征时没有回来,(指昭王南征荆蛮溺于汉水而亡)因此,我(齐桓公)以此前来向楚问罪。

楚使回答说:不贡苞茅是楚王的过错，苞茅应该贡奉，至于昭王南征不回，请你去问汉水吧!

楚使没有能阻止八国联军的前进，联军进抵陉(陉，今为何地，史无确证。

古人多注为今河南省郾城县，但方向不合;今人考证当在上蔡以南某处，亦不能确指)楚成王又令屈完出使联军。

齐桓公便将联军退到召陵(依注为今河南郾城东南35里处),邀屈完一起检阅军队,并威吓楚使说:有这样强大的军队,用于作战,谁能抵挡得住?

用于攻城，什么样的城不能攻克?

屈完在强大的联军面前，毫不示弱,他对齐桓公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意思是说,你如果以“德”来服诸侯,谁也不敢不服从,如果以“力”来强迫服从,那么楚国就将以方城为阵地，以汉水为壕沟，进行抵抗，你的兵虽然多，也是无济于事的。

齐桓公见屈完不怕威吓，知道楚国的势力不可轻视，遂同联军各国君主与楚使达成盟约，结束战争。

史称“召陵之盟。

这次军事行动，是齐与楚争霸中原的一次直接较量。

齐桓公虽未能以武力压服楚国，也没取得什么实际利益，但却对楚国侵掠中原诸侯国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在结束伐楚回师时，陈国大夫辕涛涂因担心联军从陈、郑之间回撤,沿途必给陈、郑两国增加负担,故与郑大夫申侯商议,设法让联军从东路沿海地区回撤，并以此可威服东夷说服齐桓公，齐桓公开始接受了此建议，但郑申侯却将沿海撤军的不利因素告诉了桓公，桓公发觉了辕涛涂的阴谋，遂不变撤军路线，并逮捕了辕涛涂。

以此为借口，齐桓公于当年秋冬，又联合诸侯伐陈，名为“讨不忠”(以涛涂诈令诸侯联军从东路回师为不忠)。

同时,还请了周王之师(周派叔孙戴伯率师会诸侯之师),共同侵入陈国,陈侯被迫服罪请和。

遂媾和罢兵，并释放了辕涛涂。

由此可见，齐桓公称霸于诸侯，并不全是以“德义胜之”,还是靠武力胁迫的。

像陈辕涛涂为维护本国利益而建议齐军从东路撤回的事,本来构不成什么“罪过”,更用不着为此而兴兵讨伐其国。

但齐桓公却当作不忠于他的罪行，大张挞伐,实在是一种毫无道义的霸道行径。

这也是“霸权”者本质的一种表现。

召陵之盟，虽不是楚国降服于齐，但却是齐桓公图霸的一次重要胜利，它标志着齐国霸业的鼎盛时期。

(六)内和诸侯外拒楚侵齐桓公合诸侯伐楚之后，楚对中原的威胁暂时减轻了，但并未完全制止住楚国的扩张兼并，而中原诸侯国的内部矛盾及与戎狄部族的矛盾斗争，也未因齐桓公推行称霸政策而消除。

从齐桓公卅一年(公元前655年到其卒年(四十三年)十三年间,齐国七会诸侯,七次出师。

七会诸侯为宁周(周王室争位内乱),谋郑(郑不与首止之会)谋定王位、和诸侯、谋助杞拒淮夷、谋救徐拒楚、谋助鄶拒淮夷。

七次出师为:伐郑、伐晋、伐戎、伐厉救徐、伐英氏。

从会盟与出师的目的看，主要是维护齐对中原诸侯的霸权地位和维护各国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

会盟是一种政治手段，出师是一种军事手段,前者称“文”,后者称“武”,文、武两手并用,而以“文”的一手为主,是齐桓公称霸战略的特点,这在其后期表现更为显著。

出师讨伐，在军事上也多半是武力威慑性质，很少以战斗决胜负。

七次出师,有二次是强迫郑国服从于齐(首止会盟时,周惠王因不满齐与诸侯商定王太子之位，暗唆郑文公叛齐，不到会，齐联合鲁、宋、陈、卫、曹五国伐郑,包围了郑的新密。

楚国闻讯出兵围许救郑。

六国联军只得解郑围而救许。

楚见郑围已解，乃主动撤许围，联军也只好无结果而还。

第二年，齐又单独出兵伐郑，郑杀了申侯以求和于齐。

齐也依管仲主张与郑媾和而罢。

)齐桓公卅五年(公元前651年九月,晋献公卒,晋国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齐桓公率各诸侯国联军伐晋,平定晋内乱,联军进至晋都附近的高梁,当时,秦国也出兵送晋惠公回晋，齐、秦遂共立晋惠公而退兵。

在齐桓公忙于服郑、定晋、安周之际，南方的楚国、北方的戎狄、东方的淮夷乘机侵掠弱小侯国:公元前655年(齐桓公卅一年),楚国出兵灭弦(今河南南部息县以南的小侯国,因这时淮河上游、大别山后之江、黄诸小国都睦于齐,弦与这些小国是亲戚,弦君依靠它们,亲齐不事楚,又不设备,故亡)。

公元前652年(齐桓公卅四年)狄兵伐晋。

公元前650年,狄灭温。

翌年楚又伐黄;同时,杂处周都附近之扬、拒、泉、皋、伊、雒之戎联合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逾年楚灭黄;公元前647年狄侵卫，淮夷侵杞;公元前645年，楚伐徐。

在戎狄、楚、淮夷多方侵掠下，除由晋惠公联秦伐戎救周外，主要由齐桓公号令中原诸侯国出兵援救。

从齐桓公卅六年(公元前650年、鲁僖公十年)开始,计有:(1)公元前650年,齐、许联军伐北戎(战况不详);(2)公元前647年,齐召诸侯出师戍周,防御戎族侵掠;(3)公元前645年,齐派公孙敖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伐厉(邻近徐的小国)救徐;第二年,又一次伐厉救徐。

(4)公元前644年,周襄王因受戎侵伐,向齐告急,齐桓公征调诸侯之兵卫戍周京。

(5)桓公四十三年(公元前643年),齐军在徐师配合下伐英氏(今安徽省金寨县东南),以报复楚对徐的进攻。

这是齐桓公死前最后一战，也是他霸业结束的一战。

(七)齐桓公争霸小结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在管仲辅佐下，成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

齐国所以能称霸中国(中原),有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客观上，齐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发达的经济;主观上，齐军聚集了以管仲为首的一批治国的干才，并实行了一套适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图霸政策。

齐的图霸政策，是首先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加强国内建设，使齐国的国力强大起来。

在富国强兵的过程中,尽量隐蔽自己“强兵”的一面(“寄军令于内政”);同时,对外实行“亲邻国”与“合强攻弱”的方针政策,以求得称霸诸侯。

当时华夏诸侯国鲁、宋、郑、陈、卫、曹、蔡等,鲁、宋的国力居首位,且与齐较近,齐、鲁、宋三国联合,就可以左右中原局势,因此,齐把争取鲁、宋两国始终摆在对外政策的首要地位。

由于鲁、宋也有争霸的野心，齐要使鲁、宋与自己联合，并听命于齐，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齐、鲁是经过三、四次军事较量,齐、宋也是经一场战争,才使双方都感到不可能以武力压服对方:而鲁、宋又感到了齐国势力的强大,不与齐联合,自己单独称霸不起来。

在这种形势下,齐国的金钱外交便发挥了作用。

到齐桓公即位第七年(公元前679年,鲁庄公十五年、宋桓公三年),鲁、宋便同陈、卫、郑等国一起参加齐桓公主持的诸侯会盟了(会于鄄)。

此后,鲁、宋便与齐一起联合行动。

齐、鲁、宋三国联合后,中国(即中原)的局势便被三国左右了。

以后的三十八年(齐桓公8年至43年)间,中原诸侯国有对邻国侵犯或国内争君位引起内乱，或遇到非华夏族侵掠，齐国都会合诸侯出兵征伐或干涉，从而维护了中原诸侯国的相对和平和安宁。

总计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间，中国共发生大小战争八十余次齐国参与的战争约为二十三次，大致为1/4。

在齐国参与的二十三次战争中,抗鲁一次,伐鲁四次,伐宋一次,伐郑三次,伐卫一次,伐陈一次，伐晋一次，伐蔡一次，这十三次都是与华夏族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具有争霸和护霸性质，客观上有利于维持诸侯国间的和平和团结。

另外十几次战争，有三次是兼并和征服小国(谭、遂、鄉)的;八次是对付戎、狄、蛮、夷非华夏族的(对戎狄五次,对楚及淮夷三次)，齐桓公伐灭的小国虽为数不多，但性质是霸权主义的弱肉强食，是侵略兼并的反动战争。

从齐桓公进行战争的军事行动看，很少有与对方主力决战性战斗，基本上是以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达到有限的战争目的，而且多数战争是通过会盟迫使诸侯国出兵组成联军进行的。

尽管有时只是几个较弱的三等国参加联军，但以联军出现，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对对方造成一种精神威胁。

这是齐国战略运用上的一个突出优点。

这一战略的运用,加以利用“尊王”打着周天子旗号)的政治名义，大大减少了齐军作战的损失，常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齐桓公在把握战争的时机上，常使齐军在作好战争准备和有把握时才采取行动。

如救邢、救卫,并不是在得到邢、卫被戎狄攻击时就出兵援救的，而是在自己充分准备后，才出动军队的，实际上，齐出兵时,邢、卫已被戎狄攻破,齐军并未与戎狄兵交锋,而仅只是掩护收容邢、卫逃出的人员,然后给予安置抚恤。

这样,齐军未损一兵一卒,却收到了抗戎(狄)救难的美誉。

凡是大的军事行动,齐桓公总要先会诸侯，组织联军，然后才出师，这就为军事行动争取了充分的准备时间。

齐军的作战行动，是采取避实击虚战法的。

它一般是不强行攻坚的，还尽力避免与强敌主力正面交锋。

如齐桓公卅年齐联合七国伐楚时,就在兵临楚境后,不战而回。

四十三年出兵救徐时,不去直接攻击楚军,而去攻厉(附楚之小国),攻厉未克,但达到了解徐之围的目的,便撤兵而还。

伐郑,包围了郑新城而不攻。

伐晋,在进军到晋都附近高梁时，便按兵不动，派使与秦师会晤，共立晋惠公而还，并未与秦军为争立国君而战斗。

从古文献记载的齐桓公进行的二十几次战争来看,只有初期与鲁国的两次(乾时、长勺)战争,二十年伐卫之战，算是进行了主力交锋，其余都没有进行主力交战。

齐桓公年代齐国战争的特点，反映了管仲的战略指导思想“合强攻弱以图霸”和以“德义”“智谋”胜之,但战争不经主力交战(决战)而定胜负,也并非齐一国所特有,盖此时诸侯国之间战争，均属奴隶主贵族阶级内部的争权斗争，他们的阶级利益根本上是一致的。

他们的战争也只能是以妥协而告终，攻伐的一方，并无尽歼对方军队、彻底消灭对方政权之目的被攻的一方，只求在保住统治权的前提下，谋得攻方退兵即算达到了目的。

因此，在攻者兵临城下时，往往以答应攻方的某些条件(如宾服于对方，或杀死对方怨恨的某个人,或以财物贿赂对方等),取得双方妥协媾和,结束战争。

齐桓公既然以做诸侯之长(霸)为政治目标,只要对方接受“服于齐”,也就达到了目的,自然也无需以战斗消灭对方。

这样,战争也就必然会出现在军事威胁下双方以妥协告终的现象。

从军事观点看，齐桓公在战争的军事艺术方面，没有什么成就。

它的军队也没有什么战斗成绩和经验可言。

它留下的军事历史记录，还不及在其前的郑庄公和郑军，也不及其同时期的秦、晋军;甚至不及鲁军。

二、楚国的扩张兼并战争(一)楚文王的扩张战争楚国在春秋前期已逐渐兴盛起来，楚文王(公元前689一前677年)二年,开始北上侵略中原小国一一申国了。

到齐桓公开始称霸时(公元前679年)，楚国也开始强大到争霸中原。

楚文王十二年(公元前678年),楚国以郑厉公自栎入郑未及时向楚通报(公元前680年6月,郑厉公从所据守的栎,借内应侵入郑都,杀郑子仪而复郑君位。

缓告于楚),是对楚的“不礼”,遂于是年秋,继宋、齐、卫联军伐郑之后，出兵伐郑。

此战情况和结果史无可考。

但说明楚已自恃势力强大，足以干预中原诸侯事务，且可以不及时报告为由举兵讨伐了。

伐郑之后二年(楚文王十四年),叛楚之巴人,举兵伐楚。

楚文王率兵御巴,在津(今湖北省江陵县南)地打败巴师。

接着又挥师东北,行军约三、四百公里,征黄(今河南省潢川县西)，打败黄师于蜡陵(黄地,约今潢川县西南境),在撤军回国途中病死。

子熊喜立,是为庄敖。

庄敖立五年,想杀死他弟弟熊恽,恽逃到随国,借随兵袭杀庄敖,代立为君,是为楚成王。

(二)楚成王的扩张战争楚成王(公元前671一前626年,鲁庄公廿三年鲁文公元年)在楚国历史上是一位有作为的国君。

他同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这些春秋中期有名的诸侯,都打过交道,争霸于中原,且曾一度称霸中国。

楚成王初即位时，“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日:‘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史记·楚世家》)。

说明楚成王初期是采取了缓和对外关系以求得巩固其统治地位，加强其国家力量的政策。

这一政策使楚国进一步强盛起来。

楚成王六年(公元前666年),楚令尹子元(成王的叔父),为达到取悦于兄嫂文王夫人息妫之目的，贸然率兵车六百乘伐郑。

楚军经过约六百公里的行军，抵达郑都，趁郑无备，迅速突入郑都远郊门-桔(音结迭)门。

子元将楚军分为前后两队:子元、斗御疆、斗梧、耿之不比率主力为旆(前队}斗班、王孙游、王孙喜率余部为殿(后队),从桔株门直趋纯门(郑城外郭门),进入逵市(城外大路上的市场),抵城门“县门不发”悬木板于门上,以为闸门,设机关操纵之,有寇则发而下之。

县门不发,是悬门未放下,门敞开之),子元见而疑之，认为郑国已有准备，故意不放下城门，想诱楚军入城消灭之，于是子元便用楚国方言对部属说:“郑国有能人，有准备，停止前进。

”既而得到齐、鲁、宋联军出动救郑的消息,楚军便乘夜暗撤退回国。

在楚军迫城而阵时，郑文公甚恐惧，准备弃城逃走桐丘。

及至侦察报告,楚军帐幕上有乌鸦,判断楚军已撤走,才取消了逃走的打算。

这场未经交战而结束的战争，在军事上有三点值得注意的经验教训:(1)不宣而战的突然袭击，在侦察、通信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即使大军远征，也可能取得成功，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决不能以敌国远而放松警戒;(2)深入敌国远程奔袭的军队，必须勇敢、果断而又机动灵活。

在接近敌军(城)后,即使对方已发觉并有所准备，也应充分利用敌之惊慌心理，大胆突进敌之核心部位，摧毁敌之中枢，夺取胜利，不可因出现某些可疑征兆而轻易动摇袭击的决心。

郑城“县门不发”,实乃惊慌失措所致,如果子元对“县门不发”产生疑虑时，使用先头兵车数乘，冲门而入，自可察明虚实，而不致功亏一篑。

即使果然中伏，损失也很有限。

(3)远程深入敌境者,因不了解情况,且唯恐为敌方发觉,故必有一种紧张、恐惧心理。

防者如善于利用攻者的这种精神状态，相机采取某种疑兵措施,常可收到却敌之效。

郑军在楚军来袭时,毫无准备,城门都来不及关闭,然而，“县门不发”却产生了疑兵的效用。

倘使郑文公稍微沉着、勇敢一些，在发觉楚兵来袭时，设伏于隘径或城郊、城郭门内，如其先辈之伏击入侵戎师一样，必可大败楚军。

战争中的偶然性因素，更常作用于袭击与反袭击中，要在谁能更善于因势制宜利用之。

楚军袭郑无功而还,子元回国后,横行霸道,为斗班所杀,楚国在此后五、六年间，暂时停止了对外扩张，这期间正是齐桓公北伐山戎、拒狄救邢、救卫的年代。

楚成王十三年(公元前659年),楚又开始对中原用兵了。

楚对中原争夺的主要对象，仍然是郑国。

因为郑据中国之中枢地位。

楚成王十三年秋，正当中原诸侯忙于逐狄救邢,筑城于夷仪时,楚王借口郑国亲齐,便出兵伐郑。

这次伐郑大概仍无结果。

故第二年冬,又一次伐郑,并俘囚郑聃伯。

第三年(公元前657年、楚成王十五年)再次伐郑。

逼得郑文公打算投降楚国。

为遏制楚国的扩张攻势，齐桓公以霸主身份会诸侯于阳谷(公元前657年、齐桓公二十九年秋),商定出兵伐楚。

楚成王十六年(公元前656年)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出师伐楚。

联军首先侵蔡,蔡溃。

接着伐楚,军“次于陉”。

楚成王派将军屈完率兵抵御。

并派使臣到联军交涉，以有理有利的斗争,(详情已见前述)迫使齐桓公与楚屈完盟于召陵,达到了不战而退人之兵的目的。

这次未交战而结束的战争，虽然暂时遏制了楚国北侵中原的势头，但却未伤及楚国的力量，而且事实上承认了楚国的不可侵犯，精神上给楚国继续争霸以鼓舞。

楚国果然继续推行它的争霸扩张政策。

召陵之盟的第二年(公元前655年)，楚乘淮河岸边的诸小国恃齐强大，亲齐而不备楚的弱点，以斗谷于菟率兵灭弦(今河南省光山西北)。

翌年(公元前654年、楚成王十八年),在齐桓公会诸侯联军伐郑(因郑文公为周惠王唆使逃盟)围新城时，楚又出兵救郑。

这次楚军采取了围许救郑的战策，既达到了调动围郑联军救许解围之目的，又迫使许君投降于楚。

而联军既未克郑，又未能败楚师。

这次用兵后，楚国又暂息了几年。

到成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49年)，楚又出兵伐黄。

理由是黄恃亲齐而不向楚纳贡。

半年后黄被灭亡。

楚灭亡了淮河上的一个比较强的小侯国，使其对淮河上游的统治得到了加强。

但鉴于直出中原以争霸中国有齐桓公合诸侯为敌,不易得手,因此,楚成王便改变扩张方向,把矛头指向淮河下游地区。

楚成王二十六年(公元前646年),楚出兵东伐英今安徽金寨县)。

翌年,又伐徐。

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由鲁国公孙敖统率救徐。

联军集结于匡,取威慑姿态,并未直接与楚接战。

楚军打败徐军于娄林。

联军采取攻厉救徐战策。

攻厉未克。

俟楚撤攻徐军，联军亦回师。

二年后，齐桓公卒前，齐为报复楚攻徐之役出兵伐英。

楚国东出伐英、攻徐,虽未克徐,但却迫使齐桓公把注意力转移到淮河下游,又会盟又会师,劳师伤财,而却无损于楚。

楚在齐桓公称霸年代，已经建立起争夺霸业的雄厚势力。

三、晋国统一和扩张战争(一)晋武公统一晋国晋在春秋前期六十年内战结束时，已是齐桓公始霸之年(公元前679年)。

这年，曲沃武公伐灭晋缗侯，尽以其宝器赂献周僖王。

僖王命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准其有一军。

于是曲沃武公尽并晋地而有之。

更号日晋武公，晋国一国二君的局面从此结束。

(二)晋献公扩军与征战晋武公为晋侯二年而卒。

子诡诸立，是为献公。

晋献公在位二十六年，正当齐桓公称霸年代。

献公对内巩固其统治地位，对外以武力征伐，推行扩张政策。

(1)献公五年，出兵伐骊戎(约在今山西省析城山、王屋山之间)。

灭骊戎首领，获骊姬立为夫人。

(2)献公六年至八年，尽杀威胁其君位的桓、庄之族(桓叔、庄伯、献公之曾祖及祖父,桓、庄之族系献公的族叔、伯兄弟之辈)与群公子，巩固了他的统治地位。

(3)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扩编军队,由原来一个军,扩大成两个军,由献公和太子申生分将。

公将上军,以赵夙为御戎(驾戎车之御手),以毕万为右(戎车右面的甲士)太子申生将下军,兴兵伐耿(今山西河津县东南之秋乡城)、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十六里入魏(今山西芮城县东北)三小侯国。

献公将上军伐耿、伐魏,灭之;申生将下军伐霍，灭之。

晋献公一举而灭三国，扩大了统治区，增强了国力。

(4)献公十七年，又命太子申生率师伐东山皋落氏之狄族部落。

晋军进至稷桑，狄人迎战，双方交锋，晋胜狄败。

(5)假道伐虢。

献公十九年(公元前658年),晋以虢公仲曾经奉周桓王之命出师伐曲沃武公为理由，决定出兵伐虢。

虢在今山西平陆县南部跨黄河两岸，从晋都绛(今山西翼城县东南)南出伐虢，必须通过位于今平陆县东北的虞国。

晋大夫荀息建议用好马和璧玉贿赂虞君，让虞同意借道给晋军。

晋献公采纳了荀息的建议，便使荀息用送礼贿赂办法，说通了虞君。

虞不仅借道而且派兵助晋军共同伐虢,吞灭下阳(今山西平陆县南,黄河北岸,虢国在河北之属地)。

三年后，晋第二次借處通路兴兵伐虢。

虞君不听其大夫宫之奇的劝告，自恃与晋都是周王同宗的后代，晋不会对自己有并灭的野心，所以仍同上次一样，借道给晋军以伐虢。

晋军于八月围虢之上阳(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南),十二月,克上阳。

虢公丑逃奔到卫国，虢国灭亡。

晋师回国途中,在虞国停息,乘處君不备,突然袭击,俘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灭亡了虞国。

“假道伐虢”的成语即由此产生，它成为中国历史上军事诡计的一种。

它同时也警告那些心地善良的人们以及那些助强凌弱的人，邻邦遭到侵略时，切不可轻信强者的诺言，更不可做强者的邦凶，否则，自己会同被侵略的邻邦一样遭到灭亡的命运。

(6)晋国强大。

晋灭虢、虞后,控制了从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东出中原(洛阳地区)的咽喉要地,战略地位大大改善了。

但晋在灭虢灭虞的当年，发生了君位继承人的斗争。

为使骊姬子成为继位人，献公逼死了太子申生，出兵攻破了屈，驱逐了另二子夷吾和重耳，迫使他们出走翟、梁。

至晋献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54年)晋国对内暂时确定了继位人(骊姬子奚齐),对外攻灭了邻近的诸小侯国，晋国的疆城“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即完全占有今山西省南部。

北与翟(狄族部落)约在今太原附近分界;西越黄河，有今陕西省东北部洛水以东，洛川以南地区;东达太行山南部地区，成了中原北部的一大强国。

晋国的兴盛，是在结束长期内乱后二十年中实现的。

可见一国的统一与分裂、安定与动乱，对国势兴衰的关系是如何重大。

(7)晋惠公失道和晋秦韩原之战。

晋献公二十六年(公元前651年)，正是齐桓公大会诸侯于葵丘之年。

献公病死，晋国又发生了君位争夺的内乱。

大夫里克，杀了献公确定的继位人奚齐及另一继位人公子卓。

齐桓公合诸侯出兵平定晋乱。

同时，秦穆公也派兵送逃到秦国的晋公子夷吾回国继位。

秦、齐两君共商立夷吾为晋君,是为晋惠公。

晋惠公是借助秦国武装护送回国就位的，为了取得秦助，惠公曾许诺割地(河内外八城)纳赂于秦。

及即位后毁诺,并杀戮迎立他的大夫里克、丕郑等，又在秦遇天灾时，不卖粮于秦。

致使内不和于国，外不和于邻。

内外矛盾都被激化。

虽于周王遭伊、雒之戎进攻时,晋曾与秦共同出兵伐戎救周(惠公二年),但不过四、五年之后，即惠公六年，晋与秦便爆发了一场激战韩原之战。

韩原之战是晋、秦两国间第一次战争。

战争起因固然是由于晋惠公“忘善而背德”引起的,但秦穆公在统一并巩固了渭水流域(关中地区)后,力图向外扩张,争霸中原,则是战争更深刻的原因。

韩原,是晋国西部黄河东岸的一个高平原地方《据考实,当在河津与万荣县之间)。

公元前645年晋惠公鉴于秦国天灾缺粮，不仅不让秦人来晋买粮，而且决定乘秦饥荒举兵伐秦。

秦穆公因秦饥荒向晋购粮不成，也决心兴兵伐晋。

秦军先于晋军发动，很快便渡过黄河,经与晋边防军的三次战斗,击破晋军,胜利抵达韩原。

晋惠公得报后，急忙整备军队，迎战秦军于韩原。

战斗开始前，晋惠公派大夫韩简视察战场，韩简观察了晋、秦两军战场状况后,对晋惠公说:秦军少于晋军,但士气盛于晋军,惠公问他是什么原因?

韩简说“出因其资,入用其宠,饥食其粟,三而无报,以是来也。

今又击之,我怠、秦奋,倍犹未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意思是说，晋惠公当年从晋国外逃时得到过秦国的资助,回国即君位,又得到秦的武装扩送,晋遭饥年,秦粜粮济晋,秦对晋有三次恩施,而晋不报答,所以秦兴兵来。

秦师出有理,理直气壮,士气自然振奋;晋理亏,与秦战,士气自然不高。

晋惠公也知道自己理屈，难以战胜秦军。

但迫于形势，不能不战。

只好硬着头皮说:“一夫不可狃,况国乎?

”《左传·僖公十五年》于是双方约期交战。

临战前,晋军誓师,并宣布战场法纪“失次犯令,死;将止不面夷,死;伪言误众,死。

”夏历九月十四日(壬戌日),秦、晋两军在韩原列阵开战。

战斗开始后，晋惠公和秦穆公都亲自乘车指挥。

双方经过激战，形成交错混战状态。

晋惠公的戎车,由于驷马不听驾御，车陷入泥泞地，盘旋不得出。

惠公呼唤其大夫庆郑求援，庆郑因惠公战前不听他的意见,对惠公不满,不救而去。

这时,晋大夫韩简的战车,正迎战秦穆公的戎车;穆公车处不利地位，几乎就要被俘。

恰当此时，庆郑见之，呼韩简速去救晋惠公。

韩简只好舍弃秦穆公而往救惠公。

穆公遂摆脱不利处境。

晋惠公因援救不及时，被秦军俘掳而去。

战斗于是结束。

这场战斗，秦晋双方各投入多少军队，史书无记载，但晋国于献公十六年已作二军，至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始作三军,此时在作二军之后十六年，作三军之前十二年，故晋军总兵力仍当为二军(一军约兵车五百乘，二军约兵车千乘)，秦军这时有多少兵力，无据可考,但此战秦兵少于晋军，《左传》有明确记述。

不过估计,秦军兵力不会过于劣势于晋。

秦军此战,以少于晋军的兵力,能采取功势,并击败晋军,俘掳晋惠公，根本原因在于秦军师出有名，理直气壮，政治上占有压倒优势;晋兵虽多,但因战秦理屈,且内部不和,因此士气不高,见危不救,自难胜秦。

至于晋惠公被俘,据《左传》记述,战前惠公的戎车本应用庆郑为御手,因庆郑对惠公不敬,故不用,改用步扬。

驾车的马，用的是郑国纳贡来的小马，不是用晋马。

这样战场上马和御手均不得力，致车陷低洼地盘旋不得出。

关于秦穆公遇险得救的情况，《吕氏春秋·爱士》中,有一段记述,说:韩原战前一年,秦穆公曾乘车出游(猎),车毁,右服(四马驾车,中间两马为服,右面一马为右服)脱缰走失，被野人获得，于岐山之阳杀而食之。

穆公寻到后,不仅未责备野人,反而赐酒给野人喝,到韩原战时,穆公的战车被晋军包围了，晋大夫梁由靡已扣穆公车的左骖驾车的四马左边一马)了，晋惠公的车右路石用殳刺坏了穆公身上的六片甲叶，穆公眼看要被晋军俘虏了，这时，曾杀食穆公之马的野人三百余人“毕力为穆公疾斗于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

但这段记载不见《国语》和《左传》,因此,未必可信。

但秦穆公险遭晋俘虏,仅以战场上偶然出现的情况,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则是可信的。

这说明，战斗胜败，固然决定于双方军队的数量质量及战斗环境等客观条件，有其必然性;但双方主观能动性的强弱及发挥的程度，战场上不断出现的非意料中的情况，即偶然性因素，也常会对战斗的胜败发生决定性的影响。

(8)韩原战后晋国的改革与秦晋和好。

韩原战后,晋君被俘,晋军损失惨重，兵甲尽矣”《国语·晋语》)。

晋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晋国的贵族大夫，为挽救局面，以晋惠公的名义，向国人宣告:他(惠公)污辱了自己的国家,请国人商定立太子圉为君。

同时,宣告奖赏那些有战功的人以田地，以此取得贵族们的同情。

大夫们遂决定“作爱田”改变土地制度,分田地给贵族们,公田不足用,允许开垦荒地，这样就破坏了井田制，承认了私人开垦土地，扩大了耕种面积,也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

贵族们(国人)分得了田地,又有了开荒权，自然高兴。

大夫吕甥趁机又向贵族们提出，惠公给了大家以赏赐,可是“君犹在外,若何?

”惠公还在秦国当俘虏,该怎么办、?

大家请他出主意,吕甥遂提出“征缮以辅孺子,以为君援”即征集兵员,修缮兵甲,重整军队,以援救晋惠公。

在贵族们同意下,晋遂“作州兵”即改革兵制,从州征集军赋,州,是国与野之间的中间地带,是开荒的主要地区;允许私人开垦,州的人口增加,故征集州人当兵,并增加兵器的制作,使“甲兵益多”,军队扩大。

这是韩原之战促进了晋国的改革，战败的坏事变成了促使进步的好事。

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得胜而归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处置晋惠公。

他在王城召集大夫们商议是杀，是放逐，还是送归复位?

商议的结果是送归复位，同时要求把晋惠公的儿子送到秦国为人质。

此时，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在听到晋惠公被俘后，以死威胁秦穆公放回晋惠公。

秦穆公和他的大夫们鉴于晋国虽打了败仗,但“晋未可灭”,还不是可以轻易被灭亡的,秦国当时的力量还不足以灭晋。

既然“晋未可灭”,杀了晋君,徒然加深两国仇恨，对秦并不利。

因此,穆公决定释放晋惠公回国,与晋媾和,媾和的条件是:以晋太子圉为人质晋割河西八城给秦。

于是晋大夫阴饴甥到王城与秦穆公订立盟约。

以太子围为质;割地与秦,秦晋和好。

惠公回国复位。

晋惠公于被俘当年十一月回国后“诛庆郑,修政教”,重振晋国。

但晋遭韩原之败,虽“作爱田”“作州兵”,一时尚不能重振。

而晋惠公又担心其兄重耳(出奔在狄)回来夺其位，阴谋派人杀害他(重耳闻之,出走到齐国)。

因此,晋国不仅暂时无力对外扩张,而且也无力对付外来侵伐。

故惠公七年,秦“征晋河东,置官司马”;秋，狄人又出兵侵晋,占领了狐、厨、受铎(今山西襄汾县汾河西岸)等地,并渡过汾河,进抵昆都。

晋惠公八年，秦穆公以女嫁给为人质的太子圉，并归还了占领的晋河东地。

晋秦关系进一步改善。

此年,齐桓公卒,齐国内乱,齐桓公霸业结束，中原诸侯又陷入争战中。

春秋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发布时间：2024-06-22 08:24:58
来源：常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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