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第十 内容： 美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第十作者：斯蒂芬·豪沃思 ·美国出自————《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木头和风帆·第一》出自————《战争通史》　　 伊萨克·赫尔在对英舰“斗争”号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在美国受到了三重欢迎。 它在军队、家庭和国家都需要注入强烈自尊感的时刻，给这三者带来了荣誉。 在战争开始前，国会中主战派的眼睛一直盯着加拿大。 在进行战争准备的过程中，海军遭到了荒谬透顶的忽视。 早在1811年12月初，陆军部长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从底特律和尼亚加拉两面进攻加拿大的详细计划，但与战前关键一年中对远洋海军的忽视相同，在大湖上建立一支海上力量的需要也没有得到考虑。 在最东端的安大略湖，只有一艘16门炮的二桅船。 在连接底特律和尼亚加拉的伊利湖，竟没有一艘美国海军舰只。 因此，底特律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威廉·赫尔准将。 他是艾萨克的叔叔。 赫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于1812年8月16日向英军投降，部分原因是他缺乏勇气，部分原因是他没有海军的支援。 3天以后，他的侄子击败了“斗争”号。 这次胜利非常及时，使他的家庭免遭耻辱，使他的海军免遭忽视并使他的国家免于制定错误的计划。 10月7日，麦迪逊总统写道：“建立一支优势的水上力量以掌握湖上的控制权，应当成为国家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那时，准备工作已经开始，同月晚些时候，艾萨克·布罗克将军(他打败了赫尔将军)向普雷沃斯特总督报告说，“敌人正在尽一切努力以使其海军在这两个湖上获得优势。 如果他们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不知道我们将如何保住这个国家。 ”美国人曾经发现他们无法单靠步行进入加拿大。 但现在——如果说为时并不太晚的话——他们和英国人都认为，依靠帆船，他们有良好的机会可以进入加拿大。 突然之间，海军成了国会的宠儿。 好高务远、但酗酒无能的汉密尔顿被要求辞职。 12月29日，他提出了辞呈。 1813年1月2日，国会批准拨款250万美元，用于建造另外6艘44门炮的快速帆船和4艘74门炮的战列舰。 这些舰只曾被前总统杰斐逊称为“因一部分公民的偏见而使我们必须作出的重大牺牲”。 1813年1月19日，任命了新的部长威廉·琼斯。 当英国的封锁开始在特拉华至切萨皮克的海岸线上奏效时，琼斯部长指示海军进入新的地区。 在以后的两年中，在大西洋、在美国的东海岸、甚至在英国的领海，继续采取了某些行动，但更多的行动是在太平洋、远东和五大湖进行的。 从战略上说，大湖成了美国最重要的冲突地区。 但在交战开始前数周，在一天之内，在数千英里以外和相隔数千英里的地区，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 1813年2月24日，在英属圭亚那外海，美国的“大黄蜂”号遭遇英国的“孔雀”号并在11分钟内击败了它。 这是一场漂亮的小规模战斗。 哈利法克斯的一家报纸(代表英国人的一种看法)说：“一艘停在那儿当靶子的舰只也不会比它沉得再快了。 我们的舰只在一对一战斗中是不行的。 ”但这也是大西洋上的美英海军舰只在18个月中的最后一次战斗。 尽管如此，好像是出于有意的安排，一年过后又是在2月24日，戴维德·皮科克海军上校能够以相当宽慰的心情注意到，他的舰只“已经进入了太平洋”。 美国第一艘进入印度洋的军舰，同时又是第一艘俘获皇家海军舰只的“埃萨克斯”号在绕过合恩角、并在那里经受了一次“我们没有料到的恶劣天气……几乎刮断了船上的每一根桅杆”之后，又成了美国第一艘进入太平洋的军舰。 在那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皇家海军控制了大西洋的时候，它的出现为欢快的、喧闹的一年揭开了新的一页。 与此同时，“宪法”号快速帆船于1813年2月27日抵达北美东海岸的波士顿。 由于英国人的封锁，它被困在港内达10个月之久。 3月6日，国会批准再建造6艘单桅船，同时决定开始出售杰斐逊时期建造的无用的炮艇。 月中，英国人的封锁从纽约延伸到密西西比。 此后，港内的任何美国船只要出港，都极端困难。 但是，如果说大西洋遭到了封锁，内陆大湖上数百英里的航道却是开放的。 3月27日，一位精力旺盛的28岁的中尉抵达伊利湖南岸，他决心使一切具有新的活力。 奥利弗·哈泽德·佩里生于1785年，长于罗得岛，是几乎生来就要成为美国海军英雄的那些人中的一人。 他的父亲曾在准战争中指挥过一艘快速帆船。 奥利弗是独立战争中出生的一代人；在孩提时，海上经常发生战争。 他刚长大成人，就成为一名海军准尉，在父亲指挥下服役。 他还曾在地中海服役。 1807年后，他在家乡附近罗得岛的新港担任过指挥炮艇这一沉闷但又富于教导意义的工作。 因此，他可以说浑身都浸透着海洋的味道；战争被他看作是家常便饭。 他知道其他国家对美国几乎谈不上什么尊重。 他还掌握了建设和运用成群的小船的知识，或许尤为重要的是，他有勇气，有风格，而且能清楚地看到并抓住机会。 情况合适时，他肯定能创造历史。 另一方面，司令官艾萨克·昌西却不是如此。 昌西的才能曾在安大略湖岸得到过充分的发挥，如曾组织和建造过船只；还曾在1812-1813年冬季购买并建造过一支易驾驶的舰队。 但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除非有胜利的保证，否则不愿将他创建的舰队付诸于冒险。 1812年11月底时，他已经控制了安大略湖。 不久后，琼斯部长告诉他“把在所有大湖取得绝对优势看作是对你职权的唯一限制”。 因此，在1813年春，即4月27日，昌西率领13艘军舰和1800名军队开赴约克镇(现在的多伦多)，烧毁并洗劫了当地所有的建筑物，击毁了一艘英国船，俘获了另一艘。 5月中旬，他又率领舰队和陆军开赴尼亚加拉河，迫使英国人撤出整个河流。 但与此同时，英国人的进攻也摧毁了他在萨基特港的基地的大部分工事。 到6月初，所有行动的结果是交战双方在安大略湖上的兵力处于大致的均势。 这种情况本来可能会导致一场鬼号神泣、伤亡很大的消耗战。 但是，幸运的是，双方指挥官的表现也大致相仿。 詹姆士·约爵士在胜利没有保证时，像昌西一样谨慎。 双方的舰队都用了很长时间和很大力量才集结完毕，以致任何一方在能够对峙而不致引起麻烦的情况下，都不愿冒险利用这支力量。 结果，在1812年战争的其余时间里，安大略湖处于僵持状态。 这种做法显然有其长处，首先是没有伤亡。 但与此相同的是，如果其他地区的人也不愿意打破僵局，对峙的状态就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 在论述情况是如何演变以及奥利弗·佩利的作用前，让我们先看一看从美洲大陆直到太平洋的情况，因为在那里，当大湖上出现僵局以及东海岸遭到封锁时，戴维特·波特确实正在非常积极地进行战斗。 两个世纪前，在同一大洋，弗朗西斯·德雷克曾经沉溺于进行一种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所喜爱的游戏“逗西班牙人的游戏”。 当西班牙帝国的力量衰落而大英帝国的力量增强时，这种游戏就过时了。 如果这种游戏有规则的话，那就是，这种游戏是由处于上升阶段的海上强国与老牌的但已开始没落的海上强国对抗。 理想的情况是，最好还应当有这样一条规则，即除非绝对不可避免，任何一方都不要受到伤害；同时，老牌的海上强国应当受到尽可能多、而且尽可能经常地愚弄。 总的说来，这就是德雷克及其同时代人所玩的游戏的方式，波特进入太平洋时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不同的是，现在处于上升阶段的是美国海军，而老牌的海上强国则是英国。 波特承担了双重任务。 美国和英国都在世界的那个地区保持了相当规模的捕鲸队，而且波特还知道至少有一艘英国海盗船在那里徘徊。 因此，他决心在保护本国捕鲸队的同时，尽可能多地俘获英国的捕鲸船；如果幸运的话，或许还有海盗船。 他并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具体命令；甚至绕过合恩角也是出于他自己的判断，这是因为他于1812年12月发现他在南美东海岸处于孤立无援的状况，(而且就他所知)在他和美国之间没有一艘美国船只，却有大量英国船只。 太平洋是唯一的出路，在那里，他一直在袭击英国的船只，直至皇家海军抓住他为止。 从波特获得第一个战利品到皇家海军抓住他，中间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 他在智利的瓦尔帕莱索停留后，于1813年3月28日俘获了第一条捕鲸船。 结果这只是夺回了一条以前被英国人抓走的美国船，但却令人高兴地增强了波特的力量。 一个月以后，即于4月29日，他终于发现了英国人，并在一天内俘获了3条捕鲸船。 再一个月后，他俘获了另一条捕鲸船和一艘海盗船，尽管后者不是他期望的那条海盗船。 他派了“埃萨克斯”号的部分人员，前往驾驶战利品“乔治亚那”号，并派它独立行动。 6月18日，他们再次会合。 此时，“乔治亚那”号已经有了3个战利品。 总体上看，在仅仅10周的时间里，波特以一艘军舰起家，建立了一支有8艘舰只的舰队。 这确实是一种有利可图的狩猎活动。 然而，在同一时期，美国海军在其他地区却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但其故事也得以流传后世。 32岁的詹姆士·劳伦斯曾经指挥美国的“大黄蜂”号同英国的“孔雀”号进行过历时11分钟的战斗。 他在返回美国途中，发现自己已被提升为海军上校，并将指挥“切萨皮克”号。 他不愿担任这一职务，因为“切萨皮克”号几乎已作好出航的准备，而他的妻子却病得很重。 在这种时刻，他自然不想离开，因此，他要求改而指挥“宪法”号。 但“宪法”号没有作好出海准备，结果，1813年5月30日，他仍然指挥“切萨皮克”号出海，并且战死于海上。 由菲利普·维尔·布罗克海军上校指挥的英舰“香农”号正在波士顿外海与英舰“坦南多斯”号一起，焦急地等待着“切萨皮克”号。 由于新英格兰有很多英国间谍，布罗克因此知道“切萨皮克”号即将启航。 但是，“香农”号由于缺水，不久将不得不返回哈利法克斯；在这种情况下，“切萨皮克”号将完全有机会逃入大海。 布罗克因此急于在他可以利用的时间内挑起一场战斗。 他向劳伦斯发起挑战，诱其出港应战。 为了使得这次挑战显得更加公平、更加诱人，他遣走了“坦南多斯”号。 今天，人们仍可以这种姿态中领略这场海战的某种情调：在互相考验对方技术和神经中面对死亡——双方肯定都想取胜，但几乎更加迫切的是要证明自己的尚武精神以及不管取胜与否都让人们承认自己是值得尊敬的战士。 在理智上和现实中，劳伦斯都没有理由接受布罗克的挑战。 他只需等待，而且如果逃到海上，就能给国家带来比接受决斗更大的好处。 然而，他甚至在接到挑战以前，就已经决定出海迎战。 除了都讲英语外，他和菲利普·维尔·布罗克还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1813年5月30日晨，詹姆士·劳伦斯身着海军上校军服，全副披挂(在当时的场合，这种着装是完全正确的)。 军服的式样与布罗克的相似，人们一眼就可看出是海军的军服。 白色的裤腿塞在黑色的高统皮靴里；白色的衬衫外面罩了一件白色的马甲；脖子上围了一块布；带有穗子的锃锃发亮的佩剑斜挂在腰间；外面罩着一件非常漂亮的带金边的蓝色大衣。 大衣的后背部分成燕尾状，前面齐腰，翻领处又长又宽，衣领又高又硬。 每边的翻领镶有9粒金扣，每边的袖口有4粒金扣——海军上尉有3粒。 衣领、翻领、口袋和大衣都有金色的镶边。 华丽的服装明显地表明了穿着这套军装的人既是一名军官，又是一个攻击的目标。 纳尔逊在特拉法加尔之战中，一直是非常容易辨认的。 但是，这种着装也使一个指挥官比不穿这种军服时更加骄傲和更加勇敢，并且符合战争是被开化的民族所征服的原则。 劳伦斯也是如此着装，不仅因为这是规定的军装，而且对即将决斗的舰长和绅士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正确的着装。 在与英舰“孔雀”号进行了短暂的、激烈的战斗后，劳伦斯曾经得出结论说，皇家海军的舰只和它们的舰长们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它们的名声是建立在过去的成就之上，单舰作战时将会被技术越来越熟练的美国海军击败。 对于这种观点，许多美国人也有同感，而许多英国人则对它是否正确持怀疑的态度。 比较正确的说法应是，没有一个国家曾经垄断过海上技术，有些人只是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积累经验和获得相应技术的机会。 不管“切萨皮克”号上水兵的技术如何，它无法与“香农”号上水兵的技术相匹敌。 结果，它们之间的交战时间没有长于与“孔雀”号作战的时间。 开火后的不到15分钟，“切萨皮克”号上有146人、“香农”号上有85人伤亡，劳伦斯也生命垂危。 他如果活下来的话，就很可能会受到军法审判。 在那种情况下，他至少会受到申斥，而且将会以他的不体面的和丢脸的行为而为人们记忆至今，因为布罗克最后俘获了“切萨皮克”号——早期的6艘快速帆船之一——并且作为战利品首先被带至哈利法克斯，接着又被带至英国。 但相反，劳伦斯却成了一位英雄并长期留在人们心中，因为他在临死前，一次又一次地喘着气喊：“不要弃舰。 ”这句话就像那些舰长们所穿的光辉夺目的金边蓝色大衣一样，一点没起作用。 传说不一定需要合理，而有关劳伦斯阵亡的传说成了快速帆船舰队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 当然，布罗克在这个传说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那就是，他按照某种决斗惯例，以海军的全部礼节下葬了劳伦斯的尸体。 甚至到今天，其他国家的海军仍以赞赏的心情怀念这次战斗和劳伦斯的这句名言。 或许在美国海军中，这个故事仍将激励人们，使他们更加勇敢、更加骄傲。 但是，他应否如此，则是另外一回事。 劳伦斯阵亡后两个星期，另一艘帆船表明了美国海军在遭到封锁的情况下所能完成的实际任务。 这艘船是二桅船“百眼巨人”号，它于1813年6月18日逃离纽约，送一位新部长前往法国，接着在英国的内海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猛烈袭击。 在31天的时间里，它俘获了19个战利品——19艘船。 这是整个战争中任何其他美国军舰所无法比拟的战绩。 后来，在8月14日，它自己在威尔士外海被英国的二桅船“塘鹅”号击败。 它的舰长威廉·H·艾伦海军上尉阵亡，像劳伦斯一样由英国人按全部海军礼节予以下葬。 艾伦海军上尉至少在一段短时间内，对他的国家的作用要比劳伦斯海军上校大；而且由于任何时代的地面和海上战争都是不讲仁义信用的，艾伦当然应当比劳伦斯获得更多的殊荣，因为他作为一位认真的、有战斗力的武士，有可能使战争早一些结束，而劳伦斯则不是如此。 但是，极少有人能把战争看作是一个数字计算问题。 在这方面，加勒廷却是一个例外。 他于1813年前往欧洲，通过俄国的调停，就迅速结束战争的问题进行了谈判。 在某种意义上，他应当被认为是战争的真正英雄之一。 然而，战争有其感情用事和不合逻辑的特点，这就使他难以成功。 和平缔造者可以得到祝福，但他们不一定被认为是英雄。 在经过一场海战之后，在由勇猛善战、毫无浪漫色彩的士兵和富有手腕的外交家赢得的和平中，人们并不会把战争的极端恐怖性轻易地与“军舰的美丽和神秘以及海洋奇异般的魔力联系在一起”。 我铭记远方的海战，在浪尖上怒吼。 死去的舰长们，安卧在他们的墓穴里，俯瞰着，他们为之战斗而死的平静的港湾……哀悼的歌声，震憾着我的心灵……这些“死去的舰长们”(朗费罗诗《我失去的青春》中的提法)是美国海军的二桅船“企业”号的舰长威廉·伯罗斯海军上尉和皇家海军的二桅船“拳击者”号舰长塞缪尔·布莱思海军上校。 布莱思曾是劳伦斯的执绋人之一，是一位有经验的军官。 在他们于9月5日在缅因外海会合之前，伯罗斯从未参加过战斗。 不久以后，伦敦的《泰晤士报》宣称，“看来很清楚，美国人掌握了一些高超的射击技术；我们必须很快地找出这种优势的射击技术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获得的”；因为“‘拳击者’号实际上已被打得粉碎”，布莱思海军上校被一颗18磅的炮弹击中腹部，也已尸骨无存，而伯罗斯海军上尉则被滑膛枪击中死亡。 尽管这次战斗是不愉快的，激烈的，除布莱思和伯罗思被并排安葬在缅因州波特兰以外，人们对它没有什么记忆。 关于这次冲突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美丽的传说；对此，死去的舰长们是都会同意的。 有些传说立即流传开来，并且触发了其他的传说。 詹姆斯·劳伦斯尸骨未寒，一艘12门炮的二桅船就以他的名字命名，并且悬挂着一面绣有他临终话语的特殊旗帜投入战争。 这艘二桅船在第一次战斗中，其运气并没有好于那条同名老船在最后一次战斗中的运气。 即使如此，它的指挥官还是和劳伦斯一样，很快并且永久地获得了声誉。 更有甚者，他在世时就享受到这种荣誉。 现在再让我们回过头来谈谈在这兴高采烈、充满战斗的一年中，大湖和奥利弗·哈泽德·佩里的情况。 佩里于1813年8月4日写信给琼斯部长说：“我很高兴地通知你，经过几乎难以置信的努力和疲惫不堪的工作，我成功地把所有的舰只运过了沙洲。 它们主要是：‘劳伦斯’号、‘尼亚加拉’号、‘水精’号、‘苏格兰’号、‘蝎子’号、‘萨默斯’号、‘母老虎’号和‘豪猪’号”。 佩里对待舰只和水兵的方法和他讲话一样直截了当。 “萨默斯”号是一艘三桅纵帆式商船，是买来的；“苏格兰”号是一艘3门炮的二桅船，是从英国人那里俘获的；但所有其他舰只(甚至“尼亚拉加”号和“劳伦斯”号，都是20门炮的500吨重的二桅船)都是在过去5个月内在森林里建成的。 除这些舰只外，还建造了14艘小船以及所有必要的炮架；在岸上则建造了6栋独立的建筑物，面积由324至2000平方英尺不等。 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而佩里则很幸运，他召集了一大批木匠，由一位能力出众的纽约造船匠领导。 这位造船匠可能会认为他要和一位前人比美。 此人的名字叫诺亚·布朗。 建造舰只的小湾只有一个狭窄的出入航道。 在航道外面有一道沙洲，使得水面只有6英尺宽。 因此，把舰只运进湖内就要“经过几乎难以置信的努力和疲惫不堪的工作”。 一旦运过沙洲，舰只就迅速装配，水兵迅速训练。 8月12日，他们启航搜索英国的舰只。 应当记住五大湖的面积。 五个湖中第二小的伊利湖长250英里。 美国设在普雷斯基拉(现今的伊尔)的基地离英国的莫尔登基地(现今的阿默斯特伯格)大约175英里。 按照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的标准衡量，它们都不像湖，而更像内陆海。 但即使如此，它们也是有边有际的。 单舰袭击和作战的战略在大洋中能取得成功，在湖上却不能运用。 琼斯部长曾对总统说，“在湖上和在海洋中活动的区别在于，我们在湖上将被迫炮对炮、人对人地进行战斗，而在大洋中，5艘英国的快速帆船都无法阻制我们一艘军舰的劫掠。 ”他是正确的。 为了取得湖上战斗的胜利，一方必须粉碎对方，或者在舰只数量上超过对方。 在安大略湖，双方的造舰的质量和指挥的素质旗鼓相当。 但在伊利湖，类似的指挥素质却使战斗必须分出胜负，因为佩里和他的英国对手罗伯特·巴克利海军上校都是斗士。 但是，巴克利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会接受挑战，因为他的舰队在各个方面都要弱于佩里。 佩里在距巴克利设在莫尔登的基地的大约35英里处下锚停泊，等待战斗的来临。 他知道巴克利在合适的时刻总要出现的。 9月9日，巴克利出现了。 此时，第二艘英舰已在莫尔登完工，对巴克利作出决定起同等重要作用的是，他的粮食快要用尽。 必须毫不迟疑地作出控制五大湖以便为下一个冬季作好准备的决定。 9月10日拂晓，双方的舰队已能互相望见。 风向多变，风力很小。 整个上午，双方的舰只互相靠拢，并且互相调整位置，以便争取有利地位。 佩里指挥的有9艘舰只，巴克利有6艘。 对巴克利来说，最严重的问题是火力方面的差距。 巴克利每发射850磅炮弹，佩里就能发射1500磅以上的炮弹。 归根结底，这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这次战斗是艰苦的，而且完全不是一开始就决出了胜负。 巴克利在长炮方面占有优势。 他利用它们射程较远的特点，进行了非常精确的射击，结果“劳伦斯”号被完全击毁，而且不得不在桅顶上悬着藐视一切的口号的旗帜情况下，悲惨地宣布投降。 尽管如此，经过3小时的连续攻击，由于1/3的水兵或死或伤，巴克利终于投降了。 佩里的舰队中也有1/4的人员伤亡(伤亡数字是：美国死123人，英国145人)。 然而，在下午4时，佩里就能够向印第安纳州总督威廉·哈里逊将军写下一句名言：“亲爱的将军，我们已和敌人遭遇，他们的舰只成了我们的。 两艘三桅船、两艘二桅船、一艘三桅纵帆式帆船和一艘单桅船”。 由于受伤、筋疲力尽以及兴高采烈，他稍微出了点小错：巴克利舰队包括两艘三桅船、一艘二桅船、两艘三桅纵帆式帆船和一艘单桅船。 但是，没有人会对此进行争论。 胜负是明摆着的。 凡听到胜负消息的人都不会忘怀“我们已和敌人遭遇，他们的船只成了我们的”这句伟大而质朴的名言。 佩里以这样一句非常普通的活，写下了所有曾经参加过战争的国家的梦想和追求。 当1813年临近结束时，皇家海军的军官们公正地估量了他们敌人的情况，并且明白了他们怎样才能从他的榜样中获取教益。 12月，W·H·狄龙海军少将写道：“我们在朴茨茅斯的谈话集中在同美国的战争上。 我们的大型快速帆船无法与他们的抗衡……美国的快速帆船在各个方面都远为优越：船身较大，金属较厚，至少有500名经过挑选的人员——不包括勤杂人员——而我们的一艘46门炮的快速帆船，其船员从来没有超过285人，而且还包括勤杂人员。 ”在那个时刻，当狄龙海军少将和他的同事们在英国战栗时，戴维德·波特海军上校和美国的“埃塞克斯”号的船员正在马克萨斯群岛休息，享受人生的欢悦。 他们曾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一直在海上，见到的都是男人。 现在，除了享受在坚实的土地上散步的简单的乐趣外，他们有了所需的一切：丰富的新鲜食物、水、酒，还有其他。 “这些普通的水兵和他们的女孩，”波特在写到这段荒唐无稽的插曲时说，“个个都忙忙碌碌，不分清红皂白地性交，所有的女孩成了所有男人的妻子，而且通常是船上每个男人的妻子……这些从12岁到18岁的女孩恣意寻欢……她们自由地表露激情，尽情地过着最愉快的放荡生活。 ”根据波特的看法，马克萨斯群岛是理想的休息地，舰队安全的天堂(现在还得加上4艘英国捕鲸船)，船员地上的天堂。 因此，当12月中旬舰队离开时，令人惊奇地只有3名船员企图留下。 波特自己没有对“最愉快的放荡生活”进行说教，或许反映了他作为领导所具有的一种才干。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不可避免地在岛民中留下了他们的痕迹。 首先是染上了新的病症(这一点，波特显然是无法控制的)，同时还参与了当地的一场他们本来可以置身事外的战争。 无论怎样，经过7个星期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天堂生活后，船员们回到了自己的世界和战争；而马克萨斯群岛，如果他们再去的话，也不会完全一样了。 但是，他们永远没有再去。 地球上享受天堂生活的机会极少。 在1813年12月，马克萨斯是戴维德·波特和他的船员们的最后一次机会，是他们有幸得以享受甜蜜生活的最后机会；因为此时离船员们的毁灭只有几周的时间了。 就像马克萨斯群岛上新奇而无可挽回的性病一样，1814年初，在北美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在1802年，世界上第一艘汽船“夏洛特·邓达斯”号在苏格兰成功地通过了机械方面的试验 。 1807年，100吨的“克拉蒙特”号在安装了英国造的发动机后，在哈得逊河上航行，开创了世界上将汽轮成功地运用于商业性航运的先例。 接着在1814年，由于纽约遭到封锁而且担心遭到实际的入侵，“克拉蒙特”号的设计师罗伯特·富尔顿根据事实材料推论并且建议，应当将蒸汽动力应用于军舰。 琼斯部长欢呼这种想法。 他说：“蒸汽是一种动力，我们对它在航行中的作用已经非常熟悉，现在还长时间地对它持怀疑态度，实在令人惊奇。 ”由于蒸汽在美国的出现只有7年的历史，他这样说当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琼斯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当他听到这个想法后，他就承认这是一个好主张。 此外，所有其他人也持同样看法。 当专业人员和政治家取得一致意见时就有可能尽快地采取行动，琼斯要求拨款25万美元发展这一项目。 参议院给了两倍于此的钱。 众议院在最后一读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通过了法案。 1814年3月9日，在第一个正式建议提出不到10周的时间内，麦迪逊总统就批准了整个法案。 美国将会有世界上第一艘蒸汽动力的军舰。 事实上，这一殊荣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就已经获得了。 由于伊利湖已经攻占，以及安大略湖的战局处于僵持状态，内陆海军行动的焦点再一次集中到了尚普兰湖方面；在那里，本尼迪克特·阿诺德的轻舟起到了独立战争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迟滞作用。 在被许多人认为是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的战斗中，尚普兰湖再一次成了通往北方或南方的大门。 负责对英国人封锁这个大门或者对美国人开放这个大门的是汤姆斯·麦克多诺海军上尉。 他已经30岁，是准战争和对巴巴利国家战争时期的老兵(在对巴巴利国家的战争中，他作为普雷布尔麾下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对“费城”号的突袭)。 就像在其他湖上作战的昌西和佩里一样，麦克多诺自1812年秋季以来，一直在孜孜不倦地以手头的材料，建设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舰队。 到1813年春季(除了因为结婚，冬季有短暂一段时间不在外)，他已经建成了3艘武装单桅帆船，配置在尚普兰湖东岸半途的伯灵顿。 该年夏季，在英国人建立了舰队并且又一次攻击湖的北端时，其中两艘被英国人击沉。 麦克多诺进一步南进至弗吉尼斯镇。 弗吉尼斯离尚普兰湖8英里，位于奥特河上流。 它是一个极好的海军基地。 战前，该地的工业包括一座鼓风炉、一座辗轧厂以及冶炼当地铁矿的熔铁炉，而能源则依靠河水提供。 在弗吉尼斯(出于巧合，琼斯部长正在华盛顿推行建造蒸汽动力的军舰的方案)，麦克多诺从当地的一家航运公司购买了一艘汽轮“佛蒙特”号。 但他拆掉了船上的发动机。 当然，如果他知道首都的情况，他就有可能把发动机留在船上。 拆掉船上的发动机可能使人认为他缺乏想象力；然而，在战争中，在如此关键的地点，采取这种做法还是比较明智的。 他已经处于防御态势。 如果他能掌握操纵这种船只的技术，而且这种船只肯定将会发挥作用的话，那么他已经改名为“提康德罗加”号的“佛蒙特”号就会向他提供无可辩驳的有利条件。 但是，众所周知汽船是不可靠的。 因此，麦克多诺决定还是同自己熟悉的魔鬼打交道，他把“提康德罗加”号改装为有武装的，并且仅依靠风帆行驶的三桅纵帆式帆船。 无独有偶，也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件事上没有很多选择余地——戴维德·波特在太平洋正准备面对一个他已经完全了解的魔鬼。 从天堂般的马克萨斯群岛，他驶向并于2月3日抵达瓦尔帕莱索。 这是一个轻率的决定，因为在那时，他已经知道英国有一个支队正在寻找他；而且，由于瓦尔帕莱索是4000英里长的南美海岸上的唯一大港，英国的支队和他就很有可能会在某个时候在那里遭遇。 或许他希望英国的支队将会在那里出现，因为追捕捕鲸船的乐趣毕竟是有限的；他可能希望向一个更有价值的敌人进行挑战。 如果如此，敌人的名字一定使他震惊不已。 在1813年3月8日，英国的快速帆船“月亮女神”号和单桅帆船“小天使”号驶入瓦尔帕莱索港。 “月亮女神”号的舰长是詹姆士·希利亚海军上校。 当他们的国家处于和平状态时，希利亚和波特曾经有一次在直布罗陀相遇，并结下了颇深的友谊。 尽管两位舰长当时的关系很好，他们现在却必须将友谊留诸脑后。 经过在中立港口一周互相的对骂后，希利亚驶往海上，希望引诱波特出来战斗。 波特个人好战，但“埃塞克斯”号与“月亮女神”号相比，处于劣势。 这两艘快速帆船能够发射的金属重量大致相等，但“埃塞克斯”号46门大炮中有40门是大口径短炮，即很重的短射程大炮。 “月亮女神”号同样有46门大炮，但其中的30门是长炮。 它的炮弹重量相对较轻，但射程较远，能够在“埃萨克斯”号还击前很久，就击中它。 波特在太平洋的运气很好。 现在如果仅仅要想在同“月亮女神”号的战斗中生还，就要有更好的运气；想要击败它，则无从谈起了。 但是在瓦尔帕莱索，他运气极差。 当他决定驶离时，“埃塞克斯”号的主桅杆于3月28日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狂风中吹折。 于是，他从公海上偷偷溜回智利的领海，希望中立的智利能够对他提供保护并且使他能修复主桅。 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希利亚在“埃塞克斯”号射程以外，就用长炮开始射击，就像进行可怕的射击练习一样。 经过3小时的轰击，美国225名水兵中有155人阵亡，波特也投降了。 这不是一次光荣的胜利，而且在当时还引起了很多的议论。 但是或迟或早，在一次公平或不公平的战斗中，“埃塞克斯”号的失败多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寻找波特和他的部属的英国舰只实在太多了。 由于至少像疯子似的咬过英国人一口，波特和与他一起生还的70名水兵曾有过一年的美好的休闲时间。 在其他地区，美国有少数舰只仍在不同程度上交着好运。 “宪法”号在困于波士顿10个月后，终于逃脱，并且俘获了一艘皇家海军三桅纵帆式帆船和3艘商船，接着又于1814年4月初挣扎着返回马布尔黑德。 4月29日，新建的单桅帆船“孔雀”号(诺亚·布朗纽约公司的产品)俘获了载有118000美元现金的英国二桅船“埃皮尔维尔”号。 这是一个好兆头，这艘“孔雀”号将交上好运。 然而，以“黄蜂”命名的舰只是一艘带来好运之后又遭遇灾难的军舰。 到1814年，在美国海军中，有3艘以“黄蜂”命名的舰只。 第一艘是在1775年建造的8门炮的三桅纵帆式帆船，它于1777年发生爆炸。 第二艘是在1806年建造的18门炮的单桅帆船，它航速快，质量好，但于1812年俘获了英舰“狂歌”号后不久，就被英国舰只俘获。 1813年，它被编入皇家海军，起了一个有点引起非议的舰名“孔雀”号，以取代被詹姆士·劳伦斯击沉的那艘舰只。 最后，它在弗吉尼亚岬失踪。 第三艘“黄蜂”号，是1813年在马萨诸塞州建造的18门大炮的单桅帆船。 它于1814年5月1日启航，并于一个月后驶抵英吉利海峡。 在6月的头3周内，它获得了7个战利品；6月28日，又击沉了皇家海军的一艘二桅船；接着在洛里昂做长时间的检修，此后又获得了另外3个战利品。 后来向南驶往葡萄牙，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战利品。 再以后就没有有关它的任何消息了。 和前面一艘“黄蜂”号一样，它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没有人知道失事的确切地点。 尽管最终它的运气不好，但上面提到的那些战果发生在英国领海和领海附近，引起了它的极大愤慨。 “它们实际上扫荡了我们的海面，”《海军新闻》称，“封锁了我们的港口，切断了我们的爱尔兰及沿海的贸易……布里斯托尔和沃特福德或科克之间的保险费现在已经比我们与整个欧洲作战时的保险费高了3倍！ ”　　 海军部充斥着要求保护的信件；为了表达这种要求，在利物浦和布里斯托尔举行了公开的集会。 在这一问题上，历史是十分奇妙的。 像英国这样一个依赖贸易的岛国应当很容易领悟有效的贸易战对它的存在具有重大的威胁，但在1812年战争开始时，在英国，却没有一个人认真考虑到美国有可能发动一场有效的贸易战。 与此同时，在美国，也很少有人正确地了解到他们的海军如果有合适的舰只和人员，就能对英国构成潜在的威胁。 但是，到1814年夏季，正当英国商人开始对这种可能性感到忧虑，以及美国人开始了解这种可能性时，他们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机会。 美国大部分重要的舰只经常被困在港内；“埃塞克斯”号和“黄蜂”号，以及“宪法”号和其他舰只则是例外，它们在1813年和1814年战果辉煌。 当英国深陷于欧洲战争时，如果一开始时就是如此，如果琼斯部长当时一直在位，如果拿破仑对海上力量有更深刻的了解，那么，美国海军作为拿破仑在大西洋彼岸的海上臂膀，就有可能对欧洲战争产生大得多的影响。 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历史就有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会有无法估量的意义。 然而，这些“如果”都不存在。 在1814年4月，由于拿破仑逊位，成千名有经验的英国军人就可以抽调出来，越过大洋，在加拿大以及美国的东海岸为英国而战。 因此，在1814年9月3日，海军上将亚历山大·科克伦爵士就能够向格洛斯特公爵发去一封心满意足的函件，描绘上一周他的士兵拜访华盛顿市时的情况。 他写道：　　 我不想占用殿下的时间来详细描绘我们的冒险。 我只想说，在短短的8天中，敌人的舰队已被消灭，它的陆军已被击败，它的首都已被占领，包括国会和总统府在内的公共建筑物以及海军造船厂和军舰已化成灰烬。 我们的陆军走了50英里平安地回到他们登陆的地点。 而未放一枪。 在他们的作战行动和我们的进军中，我们的损失不超过300人。 考虑到军队必须执行的任务，这种损失少得令人惊奇。 焚烧华盛顿市以及这一行动之后的情况构成了美国海军的部分历史。 其原因至少有二。 首先，对首都的唯一有效的防御是由美国海军部队承担的。 7000名美国民兵在面对英国久经沙场的军队时，掉头逃跑了；而乔舒亚·巴尼海军准将却率领500名水兵和5门大炮，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勇敢的抵抗，显示出训练有素的战士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也要比民兵强。 其次，正是在这次战争中，美国开始出现了全国真正的觉醒，其中包括了解到海军是国家的一个工具。 焚烧华盛顿部分是为了对焚毁加拿大约克镇进行报复，部分是为了制造恐怖和表明进一步抵抗是无益的。 如果美国人是如此无能，以致无法保卫自己的首都，他们就不能保卫其他地区。 从这一角度来看，英国暂时取得了成功；然而从长远看，他们完全无意识地帮助造成了美国人民的觉醒。 现在很少有人想到焚毁约克镇的事件(虽然如果约克镇不改名的话，人们很可能会记住这一行动，因为多伦多不是一个小地方)。 但是，大多数美国人至少对肮脏的英国人在某个时候烧毁华盛顿有一个模糊的记忆；而且美国人一年中有无数次歌唱英国人焚烧华盛顿后的余波——9月中旬，英国人又对巴尔的摩进行一次打了就跑的袭击；他们预料，地面进攻结合海军对麦克亨利堡(巴尔的摩主要的海防工事)的轰击将会带来另一次迅速和轻易的胜利。 但这一次并未如愿。 恰恰相反，经过一夜的攻击后，在1814年9月14日黎明阳光的照耀下星条旗依然飘扬在麦克亨利堡的上空。 在这种情景鼓舞下，马里兰州的一位律师为一首古老的饮酒歌的乐曲谱写了更加庄严的新歌词。 国歌和对焚毁的首都的记忆是强有力的凝聚力。 不管他们在1814年秋季还想做什么，英国人间接地为美国做了一件好事，使得这个国家有了两个它能够存在的永久性象征。 当对巴尔的摩的进攻开始时，在北部400英里处正进行着另一次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战斗。 汤姆斯·麦克多诺将弗吉尼斯制铁中心基地的舰只调至尚普兰湖西岸一半路程处的匹茨堡湾。 他的舰队现在包括4艘10吨的划艇、6艘炮艇(比划艇大不了多少)、一艘单桅帆船、一艘三桅纵帆式帆船(过去的汽船“提康德罗加”号)、一艘二桅船和一艘三桅船。 这些舰只排水量的总和不足1800吨。 与之对抗的英国舰队的排水量总和超过2400吨。 另外，当时正值北风盛行，有利于英国人的进攻。 但麦克多诺不是笨蛋。 就像阿诺德藏匿的瓦尔科尔湾一样，匹茨堡湾的北端是有屏障的。 如果英国人想要交战，他们就必须绕过北端；而且尽管他们在长炮上具有优势(57对37)，麦克多诺却富有创造性地运用自然条件，将舰只停泊在英国舰只驶来时或者处于大口径短炮射程之内或者搁浅的位置。 在大口径短炮方面，麦克多诺略有优势，即36对33门，而且36门中还有50磅大炮。 但他的主要优势在于英国的总督乔治·普雷沃斯特爵士坚持英国舰队应当发起进攻，尽管它显然处于未作好战斗准备的状态。 在造船商中有一种传统，最好的舰只要用一年零一天建成。 1814年9月11日，星期天，即佩里在伊利湖取得胜利后的一年零一天。 麦克多诺笃信上帝，不愿在星期天作战，但当英国舰只接近时，他和部队部已作好了准备。 他认为为作好完全准备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进行简短的祈祷，祈告上帝帮助取得胜利。 为此，军官们均集中于后甲板上。 那天下午，当战斗结束后，麦克多诺写信给琼斯部长说：“先生，万能的上帝高兴地在尚普兰湖给了我们一个重大的胜利，俘获了敌人的一艘快速帆船、一艘二桅船和两艘三桅纵帆式帆船。 ”　　 他真心诚意地不居功自傲的态度显然不是一种一般的谦虚，而人们并不期望一位胜利者谦虚。 与佩里一年前的傲气十足的言论相比，可见这两人的差别有多么大。 但是如果说有神的干预，那么只有在麦克多诺这样能干的领导人遇到普雷沃斯特这样无能的领导人的情况下才能奏效。 普雷沃斯特没有给海军部队以任何帮助，并且在它们失败后，立即撤回到加拿大。 他立刻受到了军法审判，但审判没有结束就去世了。 然而，随着英国人的失败，湖上的战争即告结束。 像威灵顿公爵这样一位领导人立即就此发表了评论。 当被要求取代普雷沃斯特指挥战斗时，他拒绝了，他说：“在我看来，我们在美国需要的不是一位将军，也不是将级军官和部队，而是海军在湖上的优势。 问题是，我们能否获得这种优势。 如果不能获得优势，我现在对你们就不会有什么用处，我到那里去只是……签署可能现在就应签署的和约。 ”　　 和平确实已经临近了。 但其他重大的事件在战争正式结束之前和之后，仍将发生。 1814年10月29日，“迪莫罗戈斯”号(“人民之声”号)在纽约港下水。 罗伯特·富尔顿的蒸汽动力军舰——世界上第一艘这样的军舰——是一艘陌生而威力巨大的军舰。 他早已认识到，船体外的蹼轮是非常容易损毁的，蹼轮只要一被击中，就会使舰只立即无法行驶。 因此，“迪莫罗戈斯”号建成时在一定程度上就像一条筏，两个并联的船身用坚实的船首和船尾联结在——起，明轮翼则安装在中间的空隙处。 它的舷侧厚达5英尺左右。 锅炉(安装在中央明轮翼的一侧)和发动机(安装在另一侧)位置很低，以保持船身的稳定和安全。 它装有30门32磅的长炮，在水下还装备有两门庞大的短炮，并能在水下近距离上发射100磅的炮弹。 虽然它的最高时速只有6又1/2海里，也快于最好的帆船的平均时速。 此外，它重2475吨，已经接近于战列舰的舰重。 但是，它虽能在港内安全航行，远航能力却很小。 由于它直到战争结束后尚未竣工，而且其发明者也已去世，这艘非凡的、先进的船只到头来终成泡影，只能作为一艘废船使用，用以临时接待过路的水兵。 “迪莫罗戈斯”号下水后几周，焚毁华盛顿和企图在巴尔的摩纵火的英国部队正从牙买加得到加强。 它成了英国在那场战争中最庞大的远征军，其总兵力共达7450名部队、14艘快速帆船、6艘战列舰以及许多较小的舰只。 1814年12月8日，这支部队抵达密西西比外海；6天后摧毁了由托马斯·阿比·凯茨比·琼斯海军上尉指挥的为数很少的几艘炮艇的抵抗。 12月23日，英国军队离新奥尔良只有8海里。 他们的目标是占领该城和尽可能多的城市，以便为缔结和约讨价还价。 在这场完全因为通信迟缓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战争中，新奥尔良之战由于同样原因，是最不必要的战斗。 这场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在美国与英国的争端(英国颁布了禁止美欧直接贸易的敕令)已经因为敕令废除而告结束的时刻，美国宣布了战争的缘故。 如果英国废除敕令的消息能够及时传至美国，战争就不会发生。 同样，在1814年圣诞节前夕，两国间的和约已在比利时的盖特签署，并且正以最快的速度传至华盛顿。 消息需要7周的时间才能传到华盛顿，因此到消息传至烧毁的华盛顿时，已经是1815年2月11日了。 5天之后，国会一致批准这项和约。 但到那时，至少有2000人已经阵亡；如果消息能传得更快一些，这些人就会继续活着。 他们是条约签署后在历时两周的新奥尔良之战中牺牲的英国人。 美国人也有牺牲，但英国人对坚固设防的阵地进行了愚蠢的正面进攻中，有2000多人丧生，美国只有13人阵亡。 在英国，很少有人听说新奥尔良之战；而在美国，虽然由于战争已经结束，它没有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任何影响，但却被认为是一次重大的胜利，并怀念至今。 这次胜利抹掉了战争中所有失败、封锁和纵火焚烧的阴影。 即使如此，它仍是一次引火烧身的战争。 当美国在1812年听到英国废除敕令的消息时，他们当时就可以不失面子地结束战争。 事实上，这样一来，英国人显然就会停手，美国也可表明它取得了不流血的全国性胜利。 为什么他们不结束战争，仍然是一个谜。 新奥尔良不是和约签署后发生战斗的唯一地方。 在1814年12月中旬，就在和约签署前几天，“宪法”号逃出波士顿，驶至大西洋进行猎捕。 1815年1月14日，“总统”号溜出纽约。 接着，“大黄蜂”号、“汤姆·鲍林”号、“马其顿”号和“孔雀”号于1月20日出港。 “总统”号在斯蒂芬斯·德凯特指挥下，几乎立即被俘。 这对这位军官来说是十分的不幸，虽然后来他可以实事求是地说，他没有在战争期间投降。 这艘快速帆船后来被带往英国。 当它于3月抵达斯匹汉德时，狄龙海军少将报告说，它“在海军军官中引起了震动。 我和其他许多舰长一起检查了这个战利品。 ‘总统’号船体的各个部分比我们的先进得多。 事实上，美国人在改进快速帆船方面给我们上了一课”。 美国其他的舰只运气较好。 2月20日，“宪法”号在马德拉群岛外同时俘获了不是一艘而是两艘皇家海军舰只：36门炮的快速帆船“克杨尼”号和22门炮的海防舰“黎凡特”号。 这两艘军舰都比它小，但加在一起却比它的威力大，且灵活得多——如果它们能够通力合作的话。 但它们并未协同作战，虽然它们根本不该应战，但它们却是被光明正大地打败的。 与此同时，“大黄蜂”号和它的随伴舰只正驶往南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并在那个远方岛屿的外海，于3月23日俘获了这场战争中最后一艘皇家海军军舰。 当时，在一次短暂的血战中——血从英国舰只的排水口流了足足有5分钟之久，它俘获了英舰“企鹅”号单桅帆船。 人们可能会认为，到那时，美国在过去40年中所进行的海战已经够多了。 过去曾经进行了独立战争、准战争、同巴巴利国家的战争以及1812年战争。 但是，同英国的和约刚刚签署两周，美国又宣布对阿尔及尔开战。 这次战争是完成过去未竟的事业，也就是去完成几年前未做完的事情。 然而，这一次对巴巴利国家的惩罚是要达到既快又要有永久性效果的目的。 为此编组了两个支队，共有19艘舰只。 第一个支队由威廉·班布里奇指挥。 他的旗舰是第一艘挂美国旗的74门炮的战列舰“独立”号。 为了使它作好战斗准备，由斯蒂芬·德凯特在“斗争”号(以英国军舰“斗争”号命名的崭新的快速帆船)上指挥的第二个支队必须于1815年5月20日首先启航。 结果证明，这个支队力量已足够了。 6月17日，在西班牙东南部海岬卡布加塔外，他们遭遇并且击败了46门炮的阿尔及利亚旗舰“马苏达”号。 战斗是短暂的，而且是这场战争中唯一一次重要的战斗，因为在6月30日，由于有一支阿尔及利亚统治者无法抗衡的舰队停在王宫的视距内，这位统治者同美国签署了一项平等条约。 他不再要求进贡，还释放了美国奴隶。 当然，他如果采取其他的措施，那将是轻率的。 在以后的15年中，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们。 地中海也因此又一次成了美国海军支队的永久性驻地。 但是，德凯特在焚毁的黎波里港内的“费城”号12年后回到地中海，标志着对巴巴利国家战争的实际结束。 第二天(1815年7月1日)碰巧标志着1812年战争的实际结束。 在那一天，有关和平的消息传到了最后一艘仍在战斗的美国军舰上面。 当阿尔及尔的统治者在大约8000英里以外之处勉强签署和约的时候，美舰“孔雀”号正驶入爪哇与苏门答腊之间的巽他海峡。 它在从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出发穿越印度洋的航途中，收获颇丰，获得了好几项战利品，但到那时，有关和平的消息已经开始传开。 在过去5天中，英国商船两次告诉他们，两国间的战争已经结束。 第一次得到消息后，年轻的海军准尉之一威廉·坦南特·罗杰斯在他的日志中写道，“这相当可疑”，因此他们在得到确切消息前，继续扣留着这艘商船。 第二次得到消息后，罗杰斯写道：“敌对行动在总统批准前不应停止，而从和约条件来看，总统永远不会也不应该批准。 这些条件是，不在大浅滩外捕鱼，不在好望角以东经商！ 如果确是如此，我们是在好望角以东的最后一艘舰只，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时间。 ”　　 7月1日，“孔雀”号在巽他海峡遇到了英国的一艘二桅船。 这艘二桅船由于相信“孔雀”号也是英国军舰，就靠拢过来，但“在发现错误后，船长就高喊‘与美国已经实现和平’。 当接到降下舰旗(作为一种象征)的命令后，他拒绝了。 于是，我们用舷侧炮向它射击，二桅船掉头回来投降了。 它后来证明是东印度公司的大型快船‘鹦鹉螺’号，上装16门炮，正由巴达维亚(雅加达旧称)驶往加尔各答。 船上载着邮件和3万美元的硬币以及价值10万美元的铜！ ”　　 然而，这一次英国舰长成功地证明了和平确已达成。 美国人怀着失掉这样好的一笔战利品的遣憾心情，让它自行驶走了。 “就这样，我们光明的前景变得暗淡了，”罗杰斯失望地写道。 然而，他和同事们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满足，因为他们“在这艘二桅船上找到了一个名叫约翰·迪恩的美国人，这是约翰·克劳的别名……由于他对自己的国家作战，被带回美国受审”。 罗杰斯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所包含的巨大讽刺意义，即在1812年战争的最后一次敌对行动中，“孔雀”号拦阻并且搜查了一艘和平的船只，并且以假冒国籍为由，在违反本人意愿情况下带走了一名船员。 正是皇家海军的这种行为多年来激起了美国人的愤慨。 尽管如此，战争确实已经结束。 “孔雀”号亦掉头回国。 这是一场根本没有必要的战争，而且也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好处。 盖特条约使双方都回到战前的状态，甚至连强迫服役的问题都没有提。 但是也有某些益处。 美国人了解到加拿大将永远不会成为他们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国人明白美国已真正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他们一点点地就美加边界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签订了在这条边界上实现永久性的、稳定的裁军的条约。 美国海军也有很多收获：快速帆船取得的胜利提高了海军在公众中的声望，因为它表明海军有高超的作战技术；快速帆船本身也获得了英国专业人员的高声称赞。 在1812年战争中，使用单舰已经证明要比编队作战更加有效。 这一点随着海军的发展将会在以后再次得到验证。 其他的收获是1814年12月辞职的琼斯部长(他认为他已经完成了任务)建议建立一所训练海军军官的永久性学院。 舰队在战争结束后，不仅在经验方面，而且在舰只方面，都要强于冲突发生之时。 而且，非同寻常的是，在琼斯的指导下，这支力量的大部分得到了保留，而国会在战后只作了少量的削减。 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不间断战斗的4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 在结束这些叙述之后，我很高兴地能用海军准尉威廉·坦纳特·罗杰斯日志中一句话来总结从1775年至1815年这些年的情况。 1815年10月30日，“孔雀”号终于返回国内。 它于下午5时靠岸。 罗杰斯上岸后，这位年轻人非常高兴，以致用大写字母书写了这样一句话：“所有的朋友都很好。 ” 发布时间：2025-02-07 08:26:43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216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