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水下爆破队：水下勇士·第二 内容： 水下爆破队：水下勇士·第二作者：罗伊·贝姆　查尔斯·萨瑟·美国出自————《第一个海豹》出自————《战争通史》　　 (1945年－1962年)　　打仗时，他骑上了战士的骏马。 ——沃尔特·司各脱爵士　　 15　　 在战争已然结束、军队即将置身和平的这段时期，我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上又度过了几个月，等待着对我的未来做出决定。 我必须回答困扰着许多回国老兵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将近四年的战斗行动是否把我变成了一个肾上腺素瘾君子？ 我是否实际上更喜欢战争？ 如果我过上9点上班、5点下班的平民生活，在郊区拥有一幢简陋的小房子，再有几个孙子并领取社会保险，这与一般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罗伊·贝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竟会和其他老傻瓜聚集在参加过国外战争的退伍军人协会大厅里讲述战斗故事。 难道从沉没的“邓肯”号和鲨鱼口中死里逃生的惟一原因就是为了在这个大厅里谈论我可能会如何如何吗？ 经过在地中海的短暂巡航，“罗斯福”号航母又驶回到纽约。 事态的发展似乎替我做了决定。 朋友们替我安排了一个约会。 “你应该出去找一个漂亮姑娘。 ”　　 我不想要漂亮姑娘。 我嘴上这么说，可是并不反对去约会。 埃莉诺·沃森并不是特别好看。 不过，她有一种家庭主妇似的吸引力，一头鼠灰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个朴素的圆髻。 她不喜欢化妆和跳舞，但却穿着一条紧身裙，紧得让舰上的宪兵可以从她的屁股上打下一块肉来。 她长得有点矮胖，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显得庄重。 不过，她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 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的社交手腕会促使她试图在鸡尾酒会上改变罪人的信仰。 从一开始，她就注定并且决意要把罗伊·贝姆的灵魂从炼狱深处拯救出来。 战争结束了。 同船的水兵们纷纷结婚。 我也会穿上袖口镶有标志着二级水手长鹰的蓝色制服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站起来说“我愿意”吗？ 我的头还在疼着。 有时，我感觉好像有一个水手长把加过热的解索钻扎进我的脑子里。 此后发生的一件事使海军不得不对我的头痛有所反应。 负责舰上厨房部门的查理·鲍尔离舰休假两周，我自告奋勇地接替他管理所有七个餐厅，同时还要管理自己的甲板部门。 有一天，午餐是大家都不太爱吃的炖牛肉。 垃圾桶里的炖牛肉比人吃掉的还要多。 当我巡视到其中的一个餐厅时，我发现有三个垃圾桶满得快要溢出来。 我召来餐厅里的一个厨师。 他是来自纽约的一个矮胖、粗壮的小伙子。 “水兵，把这几个垃圾桶拉到码头边倒掉，别让炖肉溢得到处都是。 ”　　 “是，是，水手长。 没问题。 ”　　 我巡视完又返了回来，垃圾桶里的东西已经溢到甲板上。 水兵们走在上面直打滑。 “嗨，”我召来那个从纽约来的厨师，“我想我告诉过你去把那几个垃圾桶倒掉。 ”　　 “别着急，水手长。 我会找时间把它们倒掉。 ”　　 这一天，我的头又疼了起来。 我猛地给了这个厨师一记短促的右钩拳，打得他鲜血四溅、牙齿脱落。 然后，我狠狠地从甲板上揪起他，把他屁股朝下塞进被炖肉装得满满的垃圾桶里。 他的头夹在两条朝天举着的腿中间，正好让我当成靶子打。 我挥动快拳猛打过去，直到那个装着他的垃圾桶翻倒在地。 我狠狠地瞪着他说：“工八蛋，我告诉你做什么，你就得去做。 ”　　 《军事审判统一法典》已经取代了过去的《军事统一法典摘录》。 那个时代盛行的做法是要当场判明是非，现在的海军则比过去更为敏感、更关心人。 这意味着我可能要上军事法庭。 军队不再需要炮灰，如果未经批准打喷嚏，你就可能被开除，因而也就享受不到多少权益或福利。 我从餐厅直奔舰上的诊所。 我对卫生兵说：“你得想法治治我的头疼。 我刚才突然发昏，揍了一个人。 我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在干什么。 ”　　 我被送到朴茨茅斯海军医院“精神和神经”病房接受检查。 当时，人们并不知道创伤后延期紧张综合症的存在，也不知道有人会因此而感到不“适应”。 X光检查显示那块在“邓肯”号被击沉时嵌入我头骨的弹片已经长成一个囊状物，囊状物长大后压迫大脑，因而引起剧烈的头痛，也可能造成我急躁的脾气。 由于弹片离大脑很近，动手术很危险。 但医生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弹片取出来。 我的命实在是太硬了，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场磨难之后竟没有死掉。 在术后康复期，海军让我做出抉择：要么立即办理由于健康原因而退役的手续，要么先休服役期满假，等待正式获准退役后再申请残废抚恤金。 我是无论如何都要走的，因而选择了后者。 我就这样离开了“罗斯福”号航母和我的海军。 我回头看着泊在码头上的航母。 “得啦，亲爱的，”埃莉宽慰我说，“你会喜欢过上真正的生活。 ”　　 那么，过去的五年算是什么？ 埃莉不久就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也在纽约埃特纳电梯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我住在长岛一幢属于我岳母的公寓里，每天开着一辆刹车不太灵的1929年产“切维”牌汽车去布鲁克林区上班。 在家里，岳母连我的照片也不挂。 白天，埃莉负责打扫所有房间。 到了晚上，我则扮演保镖兼房东的角色。 我就像一匹良种战马那样咽下了我的不满，在许许多多对我来说无异于异类的平民中间竭尽我之所能。 我与老百姓打交道越多就越讨厌他们。 这种生活真他妈枯燥，电梯业的起起伏伏决然不同于为海军潜水的起起伏伏。 透过弹片造成的伤疤，我的大脑深处仍然埋藏着一种感觉：我注定要干一番与众不同的事业。 偶尔，我也会梦见无畏的水下突击队战士。 休假时，我来到海边，眺望着蓝灰色的地平线。 父亲的一贯抱怨似乎并不过分：“谁让该死帅海离岸这么近？ ”　　 在我被流放的第87天，也就是说，距离我可以重新服役的90天期限还差三天，我对妻子说：“埃莉，你要么留在这里当老百姓，要么和我一起走。 我要回家。 ”　　 我冲到教堂街，以二级水手长的军衔重新加入了美国海军。 我的头再也不疼了。 这可能不仅是因为我做了头颅手术，而且也因为我摆脱了老百姓的生活。 我又有了目标。 我的军舰即将开往中国。 16　　 在驶往中国的途中，DDH－882“弗斯”号雷达警戒驱逐舰在冲绳附近的海面连续三天遇到了汹涌波涛的袭击。 这是战争结束后我的第一次远东之行。 舰上有两门5英寸口径火炮和一个支撑着先进雷达系统的巨大三脚桅，因而显得头重脚轻，在恶劣的天气里更是如此。 它像一匹笨拙的马驹缓慢地行驶着，长长的舰身在浪峰波谷间忽上忽下，激烈地颠簸着。 巨大的冲击力撞击得军舰像要散架似的，船员们的牙齿也被撞得格格作响。 狂风怒号着、呻吟着扑向船缆和索具。 绿色的海水飞溅而起，拍打着甲板。 船板的接缝裂开了，舰壳也出现了裂缝。 驱逐舰的油箱和底舱开始漏水。 冲绳海要么会造就一个水手，要么就会毁掉一个水手。 我修完救生艇的固定索，费力地穿过恼人的浪花向舰桥走过去。 正在掌舵的一个枪炮军士长在怒号的狂风中扯着嗓子对我喊道：“水手长，真够呛吧？ ”　　 “去你的，没有！ ”我大声对他说，“我敢断定你不会把船开翻的。 ”　　 舰长试图在颠簸的甲板上保持平衡，但却被咖啡呛了一口，把咖啡洒在了甲板上。 “看来你比我走得稳，水手长。 ”舰长说，“你再去给我端一杯清咖啡吧？ ”　　 “对水兵来说，这不成问题。 ”　　 面对即将来临的台风，我放声大笑。 天啊，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又重返大海迎接我的命运。 “教我说中文吧。 ”我央求着舰上的鱼雷兵。 他的父母都是住在旧金山唐人街的中国人：　　 “中国人是一个种族，并不只有一种语言。 ”他咕哝道，“我们有很多方言。 ”　　 “那就教我一种方言。 ”　　 “水手长，我只会说几句话。 ”　　 “真丢脸，你居然不会说你父母的家乡话。 ”　　 “那你来教我德语吧。 ”　　 我明白他的意思了。 “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呢？ ”他问道。 “要是能到酒吧里用中文点酒，那一定会很有趣。 ”　　 他教我说了一句听起来像是“DOW YAOW GO PEE－JO MELEE”的话。 我迫不及待地想试试这句话。 当我们到达中国时，我是舰上惟一准备好填补语言差异的人。 “弗斯”号驶进了当时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青岛港。 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的斗争中，蒋介石得到了美同的支持。 得到上岸许可的水兵们纷纷下船，穿着喇叭裤上街去了。 我走进一个酒吧。 当一个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友好微笑、只会说几句水手英语的吧女匆匆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对同伴们使了个眼色。 “欢迎，小伙广们。 要喝点什么？ ”　　 大家都用英语点了酒。 轮到我时，我又使了个眼色，脱口说道：“DOW YAOW EGO PEE－JO MEIEE。 ”　　 那个吧女看着我，耸耸肩说：“好吧，小伙子。 ”　　 其他人喝完一轮，又开始厂第二轮。 “嗨，我的酒怎么还不来？ ”我质问道。 “就来。 别着急，小伙子。 ”　　 一会儿，她把一个里面盛着奶状物的杯子放在我面前。 “这到底是什么？ ”　　 “这是你要的羊奶，小伙子。 ”　　 在刚刚结束的这场战争中，日本人一直被我们视为没有个性的敌人。 要么杀掉他们，要么被他们杀掉。 但在中国，点羊奶这件事开始慢慢唤醒我对外国文化的认识，当美国开始构想和实践非常规战争时，这种认识对我颇有益处。 我当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然而，我所走的每一步都不可改变地使我踏上命运之路。 自从斯韦德第一次给我戴上头盔并把我推到水下，我肯定就已开始为自己开辟这条命运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罗伊·贝姆将会变得越来越与众不同，而海军则只会稍有一点与众不同。 在青岛，我第一次和多少有点不正规的部队打交道。 当时，蒋介石正在拼命阻止毛的部队占领这座城市。 每当夜幕降临，城郊就会爆发战斗。 帆船、舢板和外轮挤满了港口，把它变成了一个水上贫民区。 人们在战火中继续做着自己的生意。 我常常在紫色的黄昏时分站在“弗斯”号的甲板上，听着远处的炮火声。 每到早晨，码头工人就会从露天甲板上扫掉成堆的空弹壳。 由于我对爆破和武器颇有经验，于是，受命去训练蒋介石军队的一个排。 我在码头上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拉到一个指定的地点。 然后，一辆卡车把我拉到城郊一座狭长的泥屋前，屋子的四周围着铁丝网堆着沙袋。 这个排的排长，一个骨瘦如柴、愁容满面的年轻中尉，把我介绍给他那帮形同乌合之众手下，他们凑合穿着粗糙的棉布军服和草鞋。 他们使用的武器是第一次世界人战时期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和美国剩余下来的0. 45口径手枪。 那个中尉给我一根里面藏着刺刀的轻便手杖。 “用什么来训导部队呢？ ”中尉用准确的英语对我解释道，“赤手空拳去训练部队不是一个好的方式。 ”　　 我开始教这些国民党士兵如何拆卸、保养和发射武器。 最后，我向他们传授了防御和进攻战术。 我还要来一些供训练用的可塑炸药和甘油炸药，这些炸药存放的时间过长而且极不稳定，连硝都从包装材料里渗了出来。 我从未使用过那个中尉的轻便手杖。 当我在这个院子里训练国民党部队时，我第一次对东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亚洲人对生命和战争的独特看法作了一番令人着迷的窥探。 那个中尉排长和院子外面的老百姓住在一起。 他隔壁的另一间泥屋里住着一个方士。 这是一个非常沉默、安静的老人，下巴上那一缕长长的灰白胡子颇像遥远的海面上升起的薄雾。 那像鸟一样轻的身上套着一件肮脏的黑袍，头上戴着一顶既像贝雷帽又像便帽的黑颜色的帽子。 每当我和国民党兵呆一小时就要和睿智的方士呆上三个小时。 每当走进方士的小屋时，我总是打躬作揖、双手合十。 方士也还我以同样的礼节。 我们面对面盘腿坐在地毯上，女人们从我们的身后送上盛在小瓷杯里的热茶。 方士姓李，信奉孔教。 孔子在西方世界主要以智者著称。 孔子是一个满口道德准则的教师。 在东方人的头脑中，他意味着纪律。 美德通过礼仪活动、良好礼貌和正当行为而获得，荣誉通过自尊和尊人而获得。 对于礼仪和音乐的重视导致一种道德上的和谐。 听李的谈话，我常常会怀疑我面对的是一个共产党。 而每当这时，李总会用一口漂亮的英语训导我说，“当共产党使用武力压服人们时，你认为他们会有道德上的和谐吗？ ”　　 我思考着。 “孔子学说已经战胜了东方的一系列哲学思想。 ”他说，“它将改变亚洲和中国。 ”　　 方士微微地笑着问：“你们在美国如何确保人们对社会的服从呢？ ”　　 “嗯，我们……我们会对那些违法的人进行惩罚。 ”　　 “你们的社会通过实施惩罚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　　 “为了不受惩罚。 这再清楚不过了。 ”　　 “那么，你们是通过实施惩罚并利用人们避免惩罚的愿望来管理人民喽。 ”方士的话暗藏讥讽。 “通过实施惩罚来管理人民，”他说，“就是要强迫人们为了避免坐牢而顺从，而不是出于一种荣誉感而顺从。 难道不是这样吗？ ”　　 他在一个又一个话题上都运用了同样的逻辑。 “真正的勇气是指一种精神状态。 这种状态就像一座房子。 人们要寻找它、获得它，要在其中感到安宁，要离开它但又要回来。 ”　　 在“弗斯”号离开青岛港的前一天，我最后一次去拜访李。 美国正在撤出中国，以便让毛泽东和国民党自己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 至少我们在离开这个同家的时候既没有损害他的尊严也没有损害我们自己的尊严。 “你是一个愿意学习的战士。 ”李在告别时对我说，“作为一个战士，你会遇到很多事情，也要思考很多问题。 无论是民族游击战争还是革命游击战争，就其本性而言，将会在许多国家爆发。 原因可能会有很多，但所有这些正义的战争都会有共产主义者的支持，而且将会是反西方的。 ”　　 离开这个老人，我的心中留下了一片空白。 我不由得思考着他对游击战争的评论。 在菲律宾，我曾亲眼目睹小规模的非常规部队是如何战胜日本常规部队的。 我似乎还是无法摆脱我那颗年轻的心对于海上突击队的向往。 我仍然要面对现实。 在美国，印第安人、边疆居民、“皮衣人”、罗杰别动队以及革命战争时期的其他爱国者们曾经实践过非常规作战；美国内战时期诸如昆特里尔突击队之类的游击队，甚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诸如梅里尔突袭队之类的美国部队也曾实践过非常规作战，但在目前，美国参加按照毛泽东教导进行的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对于美国军队来说就像是孔子的学说一样不可思议。 海军尤其没有准备接受“新”观念。 海军仍然沉浸于大规模全球冲突的观念中。 我开始研究毛泽东和孙子的著作，从中学习一切有关非常规作战的理论、战术和战略，我沉浸其中，完全被迷住了。 我怀疑美国海军能否给我心中的毛以用武之地呢？ 17　　 在圣迭戈，我把一个马口铁杯用线接在一辆1937年产的“庞迪亚克”牌双门小汽车的集合管上，拉着埃莉和小罗伊横穿全国，向设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的美国海军反雷站进发。 集合管上的铁杯是用来热瓶子和婴儿食物的。 在此之前，我申请从事潜水工作，结果如愿以偿。 潜水第一次成为我的主要工作。 较之我在斯韦德允许我出入潜水舱时所学到的东西，我在巴拿马城学到了更多关于深海潜水的经验。 大部分工作都是秘密的试验性工作。 我们把水下噪音测向仪和磁性记录仪固定在海底，然后让各种类型的船只在海面上行驶，以测试这些仪器记录磁场特性和识别船舶类型的能力。 我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我所接受的训练是为了迎接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出现的更大挑战。 我和一个名叫扬的潜水员潜到75英尺的深处，引导水上起重机把混凝土桩放入水中。 我们通过水下对水面报话机，引导水上起重机把混凝土桩按30英尺的间距放在海底，随后，巨大的水泥横梁被放入水中拴在混凝土桩上，以支撑水下噪音测向仪。 水下的行动都是慢动作。 海洋深处充斥着浮游生物和其他微生物，显得十分阴暗。 扬穿着沉重的潜水服，大大的脑袋上戴着像笼子一样的头盔，在水下显得朦朦胧胧、似有似无，让我想起儒勒·凡尔纳笔下的人物。 他像跳慢芭蕾一样，把长横梁的另一头引导到它的位置。 横梁似乎是依靠把它拦腰捆住吊在水上起重机上的缆绳的力量浮在水中。 突然，缆绳啪的一声绷断了。 绷断的绳头反弹了一下，接着就像发疯的鳗鱼一样抽打着海水。 沉重的横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落下来，缠绕着我们的通气管和保险绳，把它们压在底下。 我被猛地扯翻在水里，卷起一股迷眼的淤泥。 我拼命地挣扎着，想站起身来。 即使是最好的头盔式潜水服也会渗漏，潜水服的脚部常常会进很多水。 如果潜水员头朝下栽在水里，他可能会在自己的潜水服里溺死。 我连推带踢地挣扎着，想保持平衡。 海水呛进了我的嘴里，眼前除了一片泥浆什么也看不见。 我担心横梁还在往下落。 我刚爬起身来，还没迈出两步，就又被身上的保险绳扯倒了，就像一条拴在短皮带上的狗。 我再一次站起身，作了几次深呼吸，让自己镇定下来。 横梁至少还没有压断我的供气管。 我强迫自己烦乱的神经像泥浆沉淀一样慢慢地安静下来。 当我的视线又变得清晰时，我发现身上的保险绳被沉重的横梁压在底下。 扬从横梁的另一头向我示意，他也陷入同样的围境。 我的内部通话系统还能使用。 “紧急情况。 ”我通过报话机呼叫道，竭力避免使我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我们的保险绳被缠住，急需备用绳。 ”　　 更换保险绳的程序看似简单，但有些细枝末节做起来却很困难，就像是要用细树枝抽打一只灰熊的屁股一样。 首先，要从头盔上卸下通气管。 在正常情况下，使用无回路阀可以防止空气从头盔和潜水服中排出。 但如果通气管连接器受损或失灵，新的通气管就接不上去，从而导致潜水员逐渐窒息。 更糟糕的是，如果无回路阀受损，潜水服里的空气就会排出，从而造成局部真空，周围海水的压力就会把潜水员挤压到头盔里。 我曾经听说过这样的恐怖故事：当潜水服浮出水面时，里面只剩下一堆血、粪便、脑浆和内脏。 “坚持住。 ”水上的船只回话道，“我们已经派人去找斯夸尔斯。 ”　　 在水下救援方面，谁也比不上沃尔特·斯夸尔斯。 早在1939年，他曾在打捞沉没的“斯夸利斯”号潜艇时失去知觉，被水压顶出水面。 后来他被送进减压舱放到水下165英尺的深处。 医生们在舱里对他进行抢救，但最后还是宣布他死亡，用一张床单盖住了他的脸。 医生们正要离开时，床单从斯夸尔斯的脸上滑了下来。 他用肘部撑起身体——显然他身体内部的气体使他的心脏又重新跳动起来——问道：“你们都要去哪里？ ”　　 几年之后的今天，斯夸尔斯潜到我的身边，把他的全包面罩紧贴在我的眼罩上。 由于他没戴头盔，我们之间的沟通比较困难。 他咧嘴冲我笑了笑，然后通过嘴唇的动作告诉我：“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　　 “要是你能抬起我的屁股，我就相信你。 ”我也以口形向他示意。 他首先换掉我的通话器和保险绳。 接下来就该换生死攸关的通气管了。 他用扳手从我的头盔上把通气管拧松。 几个水泡冒了起来。 这种情况是不应该出现的。 我瞪大了眼睛。 斯夸尔斯一边给我送气，一边从我的潜水服里向外排气，以平衡压力。 接着，他麻利地将新的通气管按到我的头盔上。 我自由了。 我深深地呼吸着，这才发现我刚才一直在屏着气。 斯夸尔斯冲我竖起大拇指：浮出水面。 我犹豫了一会儿，看着他往扬的身边移动，准备解救他，他又对我示意：我可以控制。 于是，我开始向上浮去。 在我看来，大海总是以它无穷的危险性给人以惊奇和震荡。 它绝不会让你忘记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环境，就像吞掉杜比尔而却留下我的鲨鱼一样不可预测、危险万分。 尽管如此，我又一次死里逃生。 这是罗伊·贝姆的命运。 “罗伊，我知道这是你希望的生活，我也知道谁也改变不了你。 ”埃莉哭着说，“可是，你总该想想你的家吧。 我们已经有一个儿子，很快又要有一个孩子了。 ”　　 一个妻子和两个孩子。 对于一个仍然迷着非常规作战的水兵来说，这并不特别不合常规。 18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似乎意味着美国“蛙人”将寿终正寝。 1945年，美国共有34个水下爆破队，约3500人。 1946年，绝大部分水下爆破队都被解散，其装备也被作为剩余物资出售。 到1948年，仅剩下一支由7名军官和45名士兵组成的缩额部队。 水下爆破队的创立可能应该归功于德雷珀·考夫曼的先见之明。 但是，弗朗西斯·道格拉斯·费恩的洞察力却使他们免予消亡。 当急于交好运的其他军官纷纷转入“真正的海军”时，在头发变白之前一直以“红狗”著称的费恩中校接掌了东海岸那支奄奄一息的水下爆破队。 战争开始时，费恩还不会游泳，实际上还很怕水。 但是，他自告奋勇地参加了神秘的水下爆破队。 他只知道水下爆破队的任务极其危险，而且要使用炸药。 在芝加哥休假时，他参加了一个游泳速成班，从而为参加水下爆破队做好了充分准备。 后来，他成为第13任水下爆破队队长。 费恩认为尽可能延长水下爆破队员在水下逗留的时间将会有莫大的好处。 于是，他开始试验在水下憋气和换气的方法。 不久，他的队员全都能在水下逗留三四分钟。 有一个“蛙人”可以屏住呼吸一直在水下游上三个游泳池长的距离。 有几个队员可以一口气潜入100英尺的深水中，从潜在水里的潜艇一侧游到另一侧，然后再浮出水面。 战争快结束时，费恩和另外6个“蛙人”参加了一次使水下爆破队更加接近游击战的行动。 那一次，他们游到日本木臼岛去接受一个日军大型弹药库的投降。 附近的山里布满了蜂窝状的炮兵掩体。 如果日本人选择抵抗，登陆行动就会付出惨重代价。 战争结束后，费恩竭力想保留水下爆破队并扩充其力量。 他对上级指挥官解释说：“我认为，如果我们要在未来战争中取胜，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只会在水面上游泳，而要进行更好的准备。 因此，我的想法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在水下做。 我们可以利用由潜艇演变而来的可潜装置，在夜间神秘地出现。 也可以用直升机空投到水中。 我设想的是一套完整的系统。 ”　　 他不仅只是设想了一种系统，而是对其进行了研究和设计，并把它付诸实施。 他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共同设计开路和闭路式水下呼吸器。 1948年以后，水下爆破队“蛙人”们在战后的作用因而没有进一步削弱。 他为他的海上勇士们开创了新的使命。 在一个名叫埃尔德里奇·菲尼莫尔·约翰逊的水下摄影师的帮助下，他拍摄了自己通过“蛙人”和可潜装置进行工作的情况，然后把影片放给海军作战部长杰拉尔德·赖特将军看。 “我的上帝！ ”赖特将军惊呼道，“这项工作进行了多久？ ”　　 “大约两年，长官。 ”　　 赖特将军宣布说：“你要是有问题就来找我。 ”　　 当朝鲜战争开始时，水下爆破队的训练已有所改进，其内容包括地面作战、小部队战术以及武器的使用。 水下爆破队以其行动——如果不是以其名称的话——朝着成为我早就设想的水下特种战士的方向走了很长的路。 然而，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对他们几乎未曾注意过。 我认为他们已经寿终正寝，有必要从新的角度来造就海上勇士。 1950年7月20日，“伍斯特”号轻型巡洋舰奉命驶离希腊港加入在朝鲜附近的第七舰队。 我又被派回到海上，在“伍斯特”号舰上担任一级水手长。 我主管第三部门，其中包括舰上近半数的炮位。 贝姆水手长又回来打仗了。 我很久以前就有这么一个想法：和平是枯燥的，而战争则是一个挑战。 在锡兰，我胳膊下夹着一个鞋盒回到舰上，向舰上总值日军官敬礼。 “鞋盒里是什么，水手长？ ”　　 舰上的水兵们大多知道我随身带着我的老手风琴，有时候也拉几首曲子。 可是，我的鞋盒里既不是手风琴也不是午餐。 “鞋子，长官。 ”我说。 酒仍然是禁止上船的。 “让我看看。 ”值日军官说。 我把鞋盒扔出舰外，说了一句：“他妈的，鞋子不合脚。 ”　　 鞋盒摔到防止军舰与码头碰撞的浮式碰垫上，传来玻璃的破碎声。 值日军官竖起了眉头：“想必是一双玻璃拖鞋。 ”他冷冰冰地说，“你是要去参加舞会吗？ ”　　 “是的，长官。 在朝鲜。 ”　　 “伍斯特”号参加了第77航空母舰大队对朝鲜海岸线的炮击。 在朝鲜战争中，海军主要担负支援任务，没有直接参与作战。 大炮轰鸣着，暴风骤雨般地向敌人倾泻着炮弹。 敌人除在港口布雷外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伍斯特”号在黄海上巡弋着，发射着5英寸和6英寸口径的火炮。 我们负责掩护美国海军陆战队撤离“冰天雪地的朝鲜”，并根据需要执行射击任务。 在仁川登陆时，“伍斯特”号舰及其姊妹舰在尽可能靠近岸边的海面上不停地向岸上开炮。 猛烈的炮击使我们的巨舰战栗不止，海上涌起阵阵波涛。 我想，也许大规模海战的时代已经结束，今后再也不会经历埃斯佩兰斯角战役这样的海战。 我有些不情愿地留恋起“东京快车”和疯狂的神风自杀飞机。 至少对海军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所带来的是一场截然不同且更加枯燥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在青岛的中国老朋友李使我相信，冷战时期的冲突很有可能是“人民”反抗压迫者的起义，即游击战。 朝鲜战争根本就不是我所期待的非常规战争。 我为自己不能参战感到烦恼，并在耐心地等待时机。 我预料，小规模局部战争终将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毛泽东描述的那种秘而不宣的非常规战争。 我预言，东方人将是这种类型战争的领路人。 李认为东方总有一天将利用非常规性来统治世界。 东方人有其行为准则。 他们遵守纪律，崇尚荣誉和尊重，但也会变得残酷无情。 他们很有耐心。 这辈子做不成的事总是可以留到下辈子去做。 我认为，美国人正在丢掉使其伟大的品质，衰败的根源已露端倪。 正如在其后十几年发生的越南战争一样，朝鲜战争是一场考验美国人信仰的战争。 孔子在基督诞生前六百年曾说过：失信于民则无以治民。 由于我对朝鲜战争的了解仅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朝鲜战争实际上是水下爆破队的转折点。 面对冷战的现实，海军勉为其难地加强了两栖作战能力。 几乎就在我的眼皮底下，水下爆破队不知不觉地成为一支专门为游击战准备的部队，其所从事的非常规行动与日俱增。 除海洋作战外，水下爆破队还在敌后实施内陆袭击。 他们炸毁铁路桥梁和隧道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毁掉北朝鲜人的鱼网以破坏敌人的粮秣补给，像游击战士一样在敌占区内神出鬼没。 他们好似水中鲨、陆上虎在水下和滩头同敌人作战。 然而，我却把潜水——而不是鲜为人知的水下爆破队——视为成为海上突击队员的必由之路。 我继续在通向非常规作战的路上绕着弯子，报考了海军一级潜水学校。 我潜水的历史已有10年，但这是我第一次进入正规潜水学校。 罗伊·贝姆想要做好准备，成为一切新的冒险事业的参与者。 19　　 尽管我已有10年的潜水史，但主要是在不断地摸索中学习。 正规训练显示，我实际上对潜水所知甚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把埃莉和两个儿子，罗伊和罗伯持，安顿在华盛顿特区海军舰炮工厂附近长达35英尺的“安德逊”活动房屋里，然后去学校报到。 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几乎很少回家，少得埃莉要让我出示身份证才能迈进家门。 我刚到训练场，一个声音就向我打招呼，似乎它的主人一直在等着我。 “嗨，查理！ ”　　 只有哈里·理查德·“大块头”威廉斯才会把所有人都称为“查理”。 这样，他就用不着记别人的名字了。 他大步跑过来，把我的手包在他那比常人大两倍的手里。 他只比我稍高一点，但肩阔如门，剪得短短的棕色头发像鬃毛似的竖立着。 我是在朝鲜认识他的。 当时，他在“伍斯特”号的姊妹舰上服役。 我们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拳击比赛，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人对打。 往往在我准备迎击右拳时，他一转眼已给了我三记左钩拳。 “嗨，大块头！ 长得像大力士，吊起来像米老鼠。 ”我抓住他的笑柄回答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　　 “是这么回事，查理。 有个小妞对我说：‘嗨，亲爱的。 ’我自然而然地回了一句‘嗨，亲爱的’。 她想跟我玩过家家儿，可我告诉她：‘我只想开你的大汽车，玩玩你。 ’我后来才知道她是营区司令的女儿，只好赶紧收场。 我听说你要上潜水学校，所以我也来了。 ”　　 我感觉我和“大块头”的友谊可能不会对我的学业有何助益。 沃尔特·多马格拉一级准尉和他的助手汤姆·莫斯水手长负责管理潜水学校。 他们在海军试验性的潜水界颇受敬重。 这两个人和所有的教官都是完美主义者。 多马格拉准尉在欢迎学员时说：“我们要求所有学员在学习期间一律在校。 不要找诸如‘我的妻子如何如何……’或‘我的车子如何如何……’之类的任何借口请假。 我对这些借口的回答就是：‘现在不行，亲爱的。 ’如果你们还有意见，可以马上打点行装，然后到我的办公室去拿返回舰队的命令。 ”　　 我埋头啃起了书本。 虽然斯韦德教我如何运用诸如波义耳定律和查理定律之类的潜水定律，但我从未完全理解这些定律的原理。 教官们告诉我们：“鉴于你们智力低下，我们一次只教一个潜水原理。 ”　　 我了解到空气含有78％的氮和20. 94％的氧，还有1. 06％的稀有气体，如二氧化碳、氢、氖、氦、氪和氙。 氮是危险气体。 它不仅导致潜水员在深水出现氮麻醉状态，而且会在压力的作用下渗入人的血管和脂肪组织。 在深水潜水时，慢速出水可使气体以适当的方式排出人体组织。 这就是减压过程。 但是，如果出水速度过快，可能会导致令人痛苦、其至是致人死命的减压病，也就是潜水病。 斯内可·丹尼森教官在讲课时举了一个残酷的例子：“潜水病，也就是减压病，是由渗入潜水员关节的气体造成的。 它的原理是这样的。 如果把一只咖啡杯倒过来放在水面上，杯里就会充满空气。 如果把杯子浸入水下一个大气压，也就是33 1／3英尺的深处，杯里约有三分之一的水。 潜得越深，气泡越小，最后变得几乎看不见。 气泡小得足以通过血管渗入人体组织和骨关节。 “现在再反过来看看这个过程。 把几乎看不见的气泡注入一个小气球，然后带着气球一起往水面上浮。 气泡逐渐变大直至充满气球。 当你们浮出水面后，你们仍然还有一杯空气。 但是，假如你在深水中将一杯压缩空气注入气球并开始往水面上浮，气球就会爆炸。 如果你们在深水中让空气渗入肺中而且出水速度过快，你们的肺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你们的肺将会破裂，造成气栓。 如果不立即重新加压，气栓就会置人于死地。 “重新加压的方法有两种：可以直接把你们重新放入深水中，也可以把你们放人减压舱后再放入深水中。 这时，重新压缩气泡，就可以使其慢慢排出。 ”　　 我学会了如何混合各种气体作为呼吸的介质、如何从再生气中抽取二氧化碳以及如何使用减压表。 在学习水下焊接、切割、修建和打捞的同时，我对头盔式潜水技术日臻熟练。 自给式潜水呼吸器仍在试验阶段。 我对海上突击队的想法始终难以忘怀，渴望着能够试验自给式呼吸。 只有摆脱容易暴露行踪的通气管、保险绳和水面支援人员的束缚，海上勇士们才能得到有效的使用。 “让‘蛙人’们去搞浮筒式潜水吧，”有人劝我说，“自给式潜水呼吸器绝对不会像头盔那样有效。 你用它们绝对潜不到深水。 ”　　 “你认为海军只能像目前这样在战争中使用潜水员吗？ ”我问福基军士，他也是我们的教官。 福基是一个结实的小矮个，一只眼睛在潜水事故中失明。 业余时间，他经常和“大块头”、我去泡第八大街酒吧。 一旦喝醉，他就会把自己的假眼扔到啤酒里去看。 据说，他曾有一次不留神把自己的假眼喝进肚里。 虽然眼睛找了回来，但由此对生活产生了一种毫不在乎的看法。 “你还想让潜水员干什么？ ”福基嘟囔道。 “可以当水下突击队员啊。 ”我脱口答道。 他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疯子。 “我得去撒泡尿。 ”他对我说，“替我看着啤酒。 ”说完，他从啤酒里拿出他的假眼又对我说：“算了吧，我还是自己看着它们吧。 ”　　 我满心欢喜、信心十足地完成了潜水学校的学业。 我对“大块头”吹牛说，我感觉自己在海底得心应手，以后连鲨鱼也不会纠缠我了。 “我也不会吃你，查理。 ”“大块头”承认道，“你又臭又硬。 鲨鱼吃了你就会拉肚子。 ”　　 在中性浮力考试时，身着全副头盔式潜水服的潜水员被放入水深10英尺的潜水池中。 我们必须在既不浮出水面也不沉入水底的中性浮力状态下通过控制潜水服内的空气至少漂浮4分钟。 我悬浮了7分钟。 斯内可·丹尼森通过潜水池一侧的小窗看着我。 “好了，红眼的潜水员。 ”他终于对我说，“准备上浮。 ”　　 “你给我打多少分？ ”我沾沾白喜地笑着问道。 他头都不抬地说：“3. 75分，”　　 “可我的悬浮无懈可击啊！ ”我气愤地叫了起来。 “听着，贝姆。 我自己才能得3. 85分，可你怎么也比不上我吧。 ”　　 我笑了起来。 “要是你每天不学点儿新东西，你就完蛋了。 ”　　 从学校毕业后，我和“大块头”原定分在泊在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A5R－12“企鹅”号潜艇救护舰上。 多马格拉和莫斯这两个准尉也被分到“企鹅”号。 不知什么原因，我又被改派到“云雀”号航母。 “这是怎么回事？ ”我问学校里的高级军官。 他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这时，我的老朋友、老前辈、老上司和从“邓肯”号上死里逃生的伙伴，惠特尼·泰勒舰长，已经是华盛顿海军局的资深上校。 我去找他。 他的秘书在他办公室的外侧把我拦住。 “我想见泰勒上校。 ”我说。 “你事先联系过吗？ ”　　 “你他妈的知道我没有联系过。 ”　　 突然，从里屋的门后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外面那个操着粗哑嗓子的丑家伙是不是叫贝姆？ ”泰勒上校大声吼道，“让他进来，不要让他把门踹倒。 ”　　 我冲着那个秘书眨了眨眼。 “他妈的，”上校说，“能在这个人们称之为华盛顿特区的、充斥着大人物的政治马戏团里看到一个来自大海的真正水兵，真是太好了。 ”　　 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叙了一会儿旧。 然后我说：“长官，恕我直言，我想求你帮个忙。 ”　　 “那么我们就不必拐弯抹角了？ ”　　 “不必了，长官。 ”　　 直到我离校的前一天，我分到“云雀”号的命令仍然没有改变，我以为泰勒上校帮不了我。 就在我拎着帆布袋办理离校手续时，一个人事军士冲了进来。 “嗨，贝姆。 等一等。 我们改变了你的命令：你去‘企鹅’舰报到。 ”　　 我把新的命令交给那个刚开始时改变我的命令的军官。 “这他妈是怎么回事？ ”他问道。 这次轮到我笑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这不是惠特尼·泰勒上校第一次也不是他最后一次助我一臂之力。 他改变我的命令，导致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喜剧性事件，从而使我踏上了非常规战争的道路。 20　　 似乎是由于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我在“企鹅”号上碰到的尽是各种各样的怪人和无赖。 我要和他们一起出海。 当然，这里面有“大块头”，他总是不合时宜地发笑。 还有一个厨师，一个名叫佩维尔的酒鬼。 他和一个叫克莱门茨、一个叫霍洛兰的两个喜欢恶作剧的舱面水兵开始预言世界的末日。 从潜水学校来的莫斯和多马格拉准尉总是喜欢搞一些新的潜水试验，每次都需要一个具有牺牲精神的潜水员供他们做试验。 “你们任何时候需要动物做试验，”“大块头”主动告诉他们说，“就找贝姆好了。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动物，但他绝对是动物。 ”　　 我和“大块头”到泊在基韦斯特的“企鹅”号报到之后，多马格拉准尉命令我们领几个人把一堆缆绳、锚链、导缆器和其他器材装在前贮藏舱里。 由于前部重量增加，舰首下沉，舰尾上翘。 “不行。 ”准尉说，“把它们挪到后面去。 ”　　 这一下，舰首上翘，舰尾下沉。 我和“大块头”正准备歇口气就听到有人说话。 是舰长和多马格拉准尉。 “舰尾下沉了。 ”舰长说道，“最好能把一半索具搬到前面去，这样就能平衡舰身。 ”　　 “对，长官。 ”准尉赞同地说，“我让他们马上去搬。 ”　　 “大块头”疲乏地直起身子看着准尉。 “嗨，准尉。 ”他一如既往地说道，“这些东西可不像你的那个玩意儿，说翘就能翘。 ”　　 多马格拉准尉自有他的幽默感。 在一次舰队检阅中，一个参加检阅的军官问他：“你是怎么让这些人玩命干活但看上去还如此愉快呢？ ”　　 “我给他们吃硬饼干。 ”多马格拉脸上毫无表情地答道。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硬饼干，大声咀嚼起来。 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随身带着给这艘舰的吉祥物——一只名叫鲍泽的拳师狗——吃的硬饼干。 “这种饼干对牙齿也有好处。 你不想尝尝吗？ ”　　 “企鹅”号负责为驻在基韦斯特的潜艇中队的12艘潜艇提供救援。 潜艇救护舰的主要任务是从被击中的潜艇中把艇员救出来。 救援沉没水兵用的潜水钟周长7英尺，一次可容纳5人。 潜水钟由绞车放入水中。 根据水的深度，可由潜水员或钟内的操作员将潜水钟的下部舱口套住失事潜艇的顶部舱口。 潜艇里面的水兵即可从潜艇进入潜水钟。 之后，潜水钟重新封闭，由绞车绞出水面。 救援工作十分艰难，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幸。 潜水钟随时都有可能与潜艇脱钩，从而使高压海水涌进潜艇。 潜艇中队的每艘潜艇每年都要举行一次代号为“行动1000”的救援演习。 尽管如此，汤姆·莫斯准尉仍然有足够的时间继续他的水下试验。 由于我和“大块头”都曾在华盛顿特区的潜水学校当过他的学生，我们俩通常都参加他的冒险活动。 他的试验最初是从自给式潜水呼吸器和水肺开始的。 水下爆破队业已启用三管式开路贮存和呼吸器，而其他潜水部队，包括潜艇救援人员，则使用两管式装置。 这种装置类似现在使用的装置，只不过更大，更重一些。 我对最终割断类似脐带的通气管所能产生的影响感到欣喜若狂，因而心甘情愿地充当莫斯准尉的试验品。 自给式潜水呼吸器的出现使产生高度机动的水下非常规战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在基韦斯特新成立的水下游泳学校有一套完全是试验性的氮、氧混合气体呼吸器。 这套闭路用具的用意在于消除容易泄密的气泡，从而使潜水员能够在减少减压、增加机动性的情况下潜得更深、在水下的时间更长。 用过的空气被排到一个管内，通过含有大量石灰的再生式氧气系统进行过滤。 再生式氧气系统将二氧化碳抽出，再换上氧气，如此循环往复。 这套呼吸器曾在潜水池试验过。 一旦出现失误，救援人员近在咫尺。 但是，这套呼吸器尚未在海上试验过。 莫斯和游泳学校需要一个动物来试验这套呼吸器。 我耸肩钻入这套包括两个沉重的贮存器和石灰过滤器的装具，迫不及待地瞥了一眼码头和码头护墙之间的港湾。 海水像白色的马尾冲向两英里开外的石墙。 我知道港口的平均水深约为50英尺。 莫斯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咧嘴笑了笑：“我会在船上跟着你。 ”他向我保证说。 “可是并投有气泡啊。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里？ ”　　 “按照既定计划执行。 你放心，这套系统在潜水池里试验时一次也没有失败过。 ”他顿了顿又说，“不过，曾有一次……”　　 “我不想听，准尉。 ”　　 我滑入温暖的海水中，开始下潜。 沉重的贮存器压得我顺着泥沙直往海底滑，我像一只跛足蟹在水里爬泳着。 一群黄尾鱼从我身旁一闪而过，仿佛在嘲笑我的笨拙。 一条角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尽管它是不会伤害人的，但我痛恨该死的鲨鱼。 我挥手把它赶开，继续沿着海底费力地前进着。 我觉得背上的贮存器就像两块顽石一样。 要想让水下突击队使用这种装具，莫斯这帮笨蛋应该发明一种更轻的装具，而不要让人背上一艘潜艇。 我想，既然我无法离开海底，我只有在游到码头护墙时像蝾螈一样顺墙爬上去。 可是，当我使用空气后，出现半真空状态的贮存器变成了浮标。 我要费很大力气才能留在水下。 当我游到码头护墙时，我的屁股和贮存器就像钓鱼用的软木浮子一样浮在水面上。 我把头一直扎在水里，以便合法地声称我这一路完全是在水下游过来的。 坐在摩托救生艇上的莫斯准尉笑得合不拢嘴。 “让我们来吧。 ”他说，“你没有产生气泡。 在你的大屁股浮上来之前，我们不知道你在哪里。 ”　　 由于“企鹅”号上的三个厨师之一并为我的甲板部门工作的佩维尔失踪以及克莱门茨和霍洛兰随后接替佩维尔，水下爆破队又一次以间接的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 佩维尔有两个明显的恶习：酗酒和宗教。 他沉湎于这两个相互关联的恶习而不能自拔。 每当他喝得酩酊大醉时，他就会开始预言世界的末日，大声喊着“忏悔吧！ 罪人，忏悔吧！ ”他还会摇摇晃晃地走到基韦斯特市中心的监狱，然后站在外面用吉他弹唱《收获的日子》。 在“企鹅”号入厂修理的一天下午，我和“大块头”发现佩维尔蜷缩在厨房的角落里喃喃自语着：“书上就有，书上就有。 ”水兵们威胁着要把他用绳子拖过船的龙骨，因为他竟斗胆在午餐时只供应沙丁鱼酱抹烤面包片。 我和“大块头”都觉得有必要对他作一番神圣的开导。 “你知道，你使我想起了参孙。 ”我说，“他拿着颌骨把一万名菲拉德尔菲亚人打得落花流水。 我不知道参孙为什么会惹恼这些菲拉德尔菲亚人，但总不至于像供应沙丁鱼酱抹烤面包片那么糟糕吧？ ”　　 佩维尔瞪着一双迷惑不解、充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 “书上就有。 ”他嘟囔道。 第二天早晨，佩维尔不见了，开了小差。 为了准备早餐，我和“大块头”炸掉了炉上铸铁制成的盖子。 哨兵把头探进烟雾腾腾的厨房问道：“这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　　 “大块头”耸耸肩，坦白道：“我们丢掉了冷藏库的钥匙，只好用可塑炸药把门炸开。 ”　　 佛罗里达州公路巡警在1号公路上发现佩维尔一手夹着酒瓶、一手夹着《圣经》蹬着四轮早冰鞋往北行走，便把他扣了起来。 “书上就有。 ”他喃喃自语着。 “书上有什么？ ”　　 “书上就有。 ”　　 精神病医生们想必会高兴得跳起来，因为当局给他们送来了可以刊登在《精神病学杂志》上的新材料。 佩维尔再也没有回到“企鹅”号上。 很久以后，我猜想佩维尔可能一直把自己隐藏在类似塔米·贝克一样的伪装之下。 克莱门茨和霍洛兰想要接替佩维尔的工作。 我可不能让他们在厨房里玩火。 于是，我安排另外一个人去做饭，让这一对捣蛋鬼到舱面上工作。 这两个家伙以前就是被阿灵顿国家公墓仪仗队开除的。 他们被开除的起因似乎是因为在一场葬礼前下了一夜的大雨。 第二天早晨，天还是阴沉沉的，不停地下着雨。 仪仗队队长领着肃穆的队伍通过墓地。 他不小心滑了一下，掉进敞开的墓里。 红粘土的墓墙非常滑，他怎么也爬不上来。 训练有素的仪仗队处变不惊，继续向前行进。 可是，克莱门茨和霍洛兰看到队长掉在墓里，白色的礼服帽歪扣在一只耳朵上，戴着白手套的手不停地抓着红粘土，不禁放声大笑。 整个仪仗队也都忍俊不禁地笑成一片。 海军迅速处理了这起仪仗队失控事件。 “把那两个混蛋藏起来”。 结果，克莱门茨和霍洛兰就被派到泊在美国最南端的“企鹅”号上。 在舰上，由于他们喜欢恶作剧和挖苦人，因而总是挨舰长的白眼。 一天下午，舰长再也忍不住了。 当时，我分派他们两个人去擦洗前甲板。 这两个家伙心血来潮，练起了在仪仗队学到的操枪动作。 他们迈着标准的步伐在甲板上行进，右肩扛着往下直滴污水的拖把。 正当他们准确无误地完成持枪屈膝礼时，舰长和多马格拉准尉从军官餐厅来到甲板上。 克莱门茨和霍洛兰猛地旋转拖把，单膝着地，左手掌心向下横在胸前，拖把杆干净利落地迅速靠住右肩。 污水溅到了舰长和准尉的皮鞋和浆得非常干净的卡其军服上。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舰长下令道，“水手长，你去处理这两个家伙，否则……”　　 我们收到随日报表一起送来的一张通知，招募参加水下爆破训练的志愿人员。 我把这两个捣蛋鬼召到人事办公室。 “这是一件好事。 ”我向他们保证说，“你们应该趁自己还能行的时候自愿去参加。 ”　　 “水手长，要是这是一件好事的话，你为什么不去呢？ ”　　 “我已经报名了。 ”我回答说。 “大块头”冲下梯子时无意中听到我们的对话。 他蹙起眉头问：“你要去水下爆破队吗，罗伊？ ”　　 “‘大块头’，我们都去当‘蛙人’。 ”克莱门茨欢呼起来。 “大块头”可能只犹豫了一秒钟。 随后，他用粗短的手指着人事官说：“查理，把我的名字也写下来。 ”　　 几个星期以后，我的捣蛋鬼和“大块头”都接到了去水下爆破队的命令。 “我已接到命令，罗伊。 ”“大块头”说，“你接到命令没有？ ”　　 “天啊，‘大块头’。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我不过是想把克莱门茨和霍洛兰弄走。 ”　　 21　　 “大块头”和克莱门茨、霍洛兰一起去了水下爆破队之后，我还真是十分想念他。 我也想去参加水下爆破队，以实现我长期以来成为水下勇士的梦想。 但是，我提醒自己：我已经31岁了，反应开始迟钝。 即使是年轻人，要能经得起水下爆破队的磨炼也是很困难的。 我很犹豫，在心里就实现昔日梦想正反两个方面的理由同自己争辩着。 难道我不应该面对现实吗？ 7月，“企鹅”号向南驶往维尔京群岛的圣托马斯岛，为配合水下爆破队高级水下训练的潜艇提供支援。 在温暖的加勒比海，我很快适应缓慢、轻松的岛屿生活并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尽管贝姆曾经有过惊人的梦想，实际上他现在仍然怀有同样的梦想，但他已经迅速接近中年。 上帝啊，我再过一半时间就该退休了。 在清澈如洗的海上，我和汤姆·莫斯一有机会就去潜水。 我们捕石斑鱼、捉龙虾，为船员们提供生猛海鲜。 再也用不着吃佩维尔式的沙丁鱼酱了。 一天，我、莫斯和另外一个名叫坎皮恩的潜水员乘救生艇去圣托马斯岛和圣约翰岛之间的海面上捕鱼。 在40英尺的深水中，我发现一条鲨鱼在海底晒太阳。 这是一条长约8英尺的黑鳍尖食人鲨。 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埃斯佩兰斯角的那条鲨鱼抢走杜比尔的情景，不禁毛骨悚然。 十几年来，鲨鱼抢走杜比尔和杜比尔血溅深海的噩梦一直萦绕在我的内心深处。 很少有人会看到一动不动的鲨鱼。 我突然想起，还没有为很久以前那个恐怖的日子报仇。 在一种无法抑制的冲动驱使下，我轻轻挥动双臂，径直向静卧的鲨鱼潜过去。 我从腰带上拔出放在鞘里的格斗匕首，身后留下一串细细的气泡。 坎皮恩吃惊地踩着水，他的姿势看上去像是一个问号。 我从未产生过如此强烈的念头要杀死这条鲨鱼。 我必须冲上去亲手杀死它。 我要向我自己证明，我最大的敌人并不是看不见的。 我潜意识地感到抢走杜比尔的那条鲨鱼挫伤了我心灵深处某种重要的东西，从而阻碍了我在水下冒险方面的进展。 如果我想有所作为，我必须摆脱这一心理障碍。 我变成了捕猎者。 我在海水中飞快地游着，从鲨鱼的后上方猛扑过去。 鲨鱼察觉到我在逼近，但已经太晚了，就像杜比尔一样。 鲨鱼并不像大多数鱼那样又粘又滑，鱼皮粗糙得如同木锉。 我抓住鲨鱼与其身体挨得很近的左鳍，举刀照着它退化的脑干给它致命的一击。 刀光闪处，鲜血喷涌而出。 我没有刺中鲨鱼的脑干。 巨鲨发作起来，较量开始了。 我用双腿和一只胳膊缠着鲨鱼，像被锉刀锉着的羊毛一样紧紧贴在砂纸般的鱼皮上。 我们在海底猛烈地翻滚着，搅起阵阵泥沙和污血。 我一边暗暗地诅咒着鲨鱼，一边不停地用匕首戳着它。 稠厚的鱼血染污了海水。 我不停地戳着这个杂种。 被我骑在身上的鲨鱼像一条上钩的鲇鱼和一道铁灰色的闪电一样扭动着、翻滚着。 它粗糙的皮锉伤了我脸上、手上、腿上和腹部的皮肤。 我死死咬住呼吸器的送气口，以免自己因为呼吸器从嘴里脱落而被溺死。 海水渗进了我的面罩，刺痛了我的双眼，几乎让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不会放过它。 我也不能放过它。 受伤的鲨鱼猛地向我曾经探查过的一个水下洞穴窜过去。 这个洞穴很浅，而且另一头是堵死的。 我在洞穴的入口处松开了鲨鱼。 否则，空间有限的洞穴可能会把我背上的空气贮存器扯破。 昏头昏脑的鲨鱼一头撞在被堵死的那一头。 杂种。 现在它知道什么是我曾经历过的恐怖。 鲨鱼像猫一样飞快地掉头向我冲来。 透过面罩里灼人的海水，我瞥见了它那青灰色的光滑身体、一双像无烟煤块一样没有生气的黑眼睛和两排致命的牙齿。 杂种。 当它从狭窄的洞穴中向我身边撞过来时，我重新骑上了它的身体。 我不停地戳着、戳着，水中浮起一片粉红色的云。 刀尖深深地扎入鲨鱼的身体，二十次、三十次、四十次。 我感觉它全身的肌肉开始抽搐。 接着，这条被我骑在身上的黑顶鲨痛苦地挣扎着，慢慢沉到海底的沙上。 我刚把面罩里的水控出来，就看见汤姆·莫斯朝我潜过来。 他把手指戳进海水里。 “你他妈的疯了。 ”他咬住送气口用口形向我示意道。 这场搏斗和水中的血可能会吸引其他的捕猎者。 我后来得知，汤姆发现几条鲨鱼划破水面朝我们游过来。 我指了指死去的鲨鱼。 我可不能把它搁下。 莫斯在我身边转着圈，不停地催促着我。 我抓住鲨鱼尾鳍旁的细长部分开始往水面上浮。 莫斯拼命地挥着手：“鲨龟！ 鲨鱼！ ”　　 去他妈的。 我已经打破了这个怪物的神话，而且摧毁了它对我的威力。 鲨鱼并不是海上最大的捕猎者。 只有人才是最大的捕猎者。 无论是在海上、在陆地还是在空中，人都是最大的捕猎者。 我用绳子把鲨鱼牢牢地捆在救生艇的一侧，就像海明威《老人与海》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捆他的大鱼一样。 在激烈的搏斗中，我已经遍体鳞伤，但我还是高兴地笑了。 我进水下爆破队还不算太老。 我干什么都不算太老。 我看了看莫斯准尉，笑容仍然挂在脸上：“你批准我调到水下爆破学校去吗？ ”我突然问道。 “你快到年龄了，罗伊。 ”　　 我拍拍那条死鲨鱼说：“看看这个，你还能说我老吗？ ”　　 “听着，罗伊。 如果你能在两个小时之内游完两海里半的路程回到舰上，我就在你的调动证上签字。 ”　　 “你等着吧。 ”我一边回头说着，一边翻身下潜。 22　　 多年来，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一直试图通过实地调查来分析哪一种类型的人能够在诸如水下爆破队、“海豹”突击队和陆军特种部队之类的特种作战部队取得成功。 他们试图预测谁能忍受疼痛、疲劳、屈辱、心理和生理上的疲惫、寒冷以及炎热的折磨以完成这些特种学校的训练。 一个理想的候选人应该不吸毒、品行端正(在合理的范围内)、严守秘密、聪明过人、处变不惊。 他必须具备高度的忍耐力和强健的体魄，对痛苦和困难有很强的承受力，并且还须具备幽默感，从而能够忍受巨大的压力而不至于精神崩溃。 如果说特种战士有什么共同的生理特点的话，这个人应该体格匀称，身高和体重中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退堂鼓。 谁都可以接受训练，但若无意于此，则只会浪费时间。 “我和海军哪一个最重要？ ”水下爆破队接受我之后，埃莉问我。 她一直跟着我受苦，当时又怀着我们的第三个孩子。 “我真希望你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 ”我回答说，“海军可是只有一个啊。 ”　　 埃莉带着我们的两个儿子回到长岛和她家人住在一起，同时准备生孩子。 我则到弗吉尼亚州小山海军两栖作战学校报到，准备接受水下爆破训练。 女儿凯茜出生后，她是三个孩子中惟一继承她父亲的暴躁性格和冒险精神的人。 “要是非得有一个孩子像你，”埃莉伤心地哭着说，“为什么偏偏是我们的女儿呢？ ”　　 自从我在提尼安岛附近与“蛙人”们短暂相遇以来，十几年已经过去了。 在“红狗”费恩的推动下，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濒临灭绝的水下爆破队终于起死回生。 西海岸现有三个水下爆破队：第11、12、13水下爆破队：东海岸也有两个水下爆破队：第21、22水下爆破队。 我拎着帆布袋来到小山，对自己在31岁时才开始接受美国军队最艰难的训练而感到有些担心。 “查理！ 查理！ ”一个我在一级潜水学校报到时就曾听过的同样熟悉的声音在招呼着我。 我每到一处，“大块头”总是在迎接我。 这正在成为一种习惯。 “你该现身了，罗伊。 我很想给将军打电话，告诉他你是如何欺骗我们的。 ”　　 克莱门茨和他在一起。 他和“大块头”刚刚完成第12届水下爆破训练班课程。 “霍洛兰在哪儿？ ”我问。 “他没有通过。 你还是关心你自己吧，看到你在受罪，我们会很高兴的。 想想你当初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吧。 ”　　 第13届水下爆破班训练课程——“幸运的13”——于1954年7月开始。 在参加训练的大约140人中，我是年龄最大的一个。 乔治·沃尔什的年龄仅次于我，只比我小两三岁。 在挑选伙伴时，他和矮小的伦尼·沃组成一对。 我站在一旁，知道这些青年人不会愿意受一个“老头子”的拖累。 即使不挑老头子作为自己的游泳伙伴，训练本身就已经够辛苦了。 挑选结束后，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个人站在那儿，看上去就像是未被选上参加沙地棒球比赛的孩子。 我盯着那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他看上去像是个机灵鬼，我后来才发现“大块头”和他比起来就像是一个传教士。 “看来只有你和我了。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　　 “扒手。 ”　　 “你他妈的有没有真名？ ”　　 “埃迪·奥图尔。 ”　　 “听着，扒手——埃迪·奥图尔。 即使所有其他人都走了，你和我还会精力充沛地坚持下去。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　　 “没错儿，老爸。 我们会通过的。 ”　　 水下爆破训练极其类似新兵训练，只不过时间更长；其艰苦程度更是远远超过新兵训练。 学员们每16人一间住在一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匡赛特角活动房屋里。 屋子的墙壁用瓦楞铁搭成，地上铺着粗糙的木地板。 厕所和浴室在单独的房子里。 我们配发的是绿色棉布作训服、沉重的越野靴和上面印着各人编号的钢盔衬帽。 我的编号足76。 每当我被罚做俯卧撑时，我就会大声喊道：“这种精神极好！ 76精神！ ”除在室内，我们随时戴着钢盔衬帽。 如果有人想打退堂鼓，只要摘下钢盔衬帽把它放在地上。 不出一小时，他就会二话不说地被送回舰队。 军官和士兵待遇相同，只不过士兵在见到军官时要称呼他们：“猪猡，长官。 ”　　 最初的四个星期全部都是伴随着阵阵叱斥声的繁重体能训练，几乎没有课堂讲授。 对于那些一旦训练难度加大就会打退堂鼓的人来说，没有必要把时间浪费在给他们讲课上。 即使是在课堂讲授开始后，体能训练也几乎没有减少。 学员们每去一个地方都要跑步前往。 “你们在干什么！ 猪猡？ 跑！ 跑！ 跑！ ”　　 队列训练也是如此。 “前进！ 跑步走……”我们穿着沉重的越野靴子、闷热的军服和晃来晃去的钢盔衬帽，迈着沉重的脚步，在切萨皮克湾海滩和苏里贝奇山之间长达六七英里的松软沙地上跑着。 这是七号海滩上最大的沙丘。 教官和我们一起跑，有时也往回跑。 他们不停地叱斥我们、责骂我们、折磨我们。 做俯卧撑只是对最轻微违纪行为的惩罚。 “趴下！ 趴下！ 快做！ ”　　 “做多少，长官？ ”　　 “直到我累了力止，蠢猪。 ”　　 “这种精神极好！ I”　　 “扒手”和我互相陪着对方受罚。 “我们是对子，长官！ ”其他对子也开始仿效我们。 教官们反复地折腾我们、磨炼我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淘汰那些想打退堂鼓的人。 基斯林教官当着我的面说：“你这个下贱的纳粹德国佬。 你比鲸鱼屎还下贱，贝姆。 鲸鱼屎还在海底呢。 你不会通过的，德国佬。 我个人的天职就是要把你这个叽叽呱呱的家伙踢出去……”　　 我从队列里冲出来想很揍他一顿。 伦尼·沃、乔治·沃尔什和“扒手”使劲把我按在一棵树旁。 “贝姆，你他妈的是个大傻瓜。 他就是要让你这么干。 他想看看你能不能受得了这种胡说八道。 只要你敢碰他，你明天就会被送回舰队。 你这一辈子就完蛋了。 ”　　 我的脾气差点毁掉了我渴盼了十几年的机会——参加水下非常规作战的机会。 以后我再也没有失去控制。 “威士忌”·霍奇上尉是负责训练的军官，身体结实得像个十足的运动员。 “如果你们每次都是最后一名，这无关紧要——只要你们确实能够坚持下来。 ”他告诫我们说，“只要你们坚持下来，不打退堂鼓，你们到11月份就能毕业，然后分到各支部队。 ”　　 训练开始后的第三天就有一个家伙打退堂鼓。 他无法忍受这里的折磨。 他摘下自己的红色钢盔衬帽，就这么不干了。 他的离开产生了连锁反应。 活动房屋渐渐变得空荡起来。 在“前进，跑步走！ ”时出现的人也越来越少。 “你们这帮渣滓。 你们这帮波兰佬、犹太佬、墨西哥佬、德国佬、黑鬼！ 你们不会通过的。 这个班将在电话亭里举行毕业典礼。 ”　　 我从我矮小的游泳伙伴的脸上看到了痛苦、紧张的表情。 想必他也从我的脸上看到了同样的表情。 我们互相打着气，同时也为别人打气。 “我们不能被这帮杂种刷掉。 对吗，老爸。 ”　　 “对？ ‘扒手’。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放弃。 ”　　 各种训练课目都被称为“演练”，而且都有一个代号。 “死亡陷阱”就是将两根绳子成直角吊在泥塘上空15英尺处。 学员要攀绳越过泥塘，而教官则想方设法要让我们从绳上掉下来。 泥塘里爆炸声响成一片，牙齿震得格格作响，身上溅得全是泥水。 “环游世界”是一个超越障碍训练场，要求7个人携带一只大型充气艇跑完全程。 大型充气艇长14英尺，宽8英尺，重达400磅。 这个课目在夜间进行。 7人小组需要拖着、扛着或划着充气艇通过数百码长的沼泽和淤泥地带，到达靠近切萨皮克湾入口的防波堤突堤，从突堤到港湾入口全是滑溜溜的岩石。 我们必须全速划到港湾入口的另一侧，再爬过一道用防冲乱石砌成的墙，然后沿着港湾划过一片开阔水域。 在黑暗中，我们只能依靠几乎看不见的地面目标引导方向。 上岸之后，我们要扛着充气艇跑步越过铁丝网、壕沟、渠道、泥滩，穿过灌木丛和其他障碍，直至最后的关口——苏里贝奇山。 充气艇必须要放到这个巨大沙丘的顶部。 松软的沙丘非常陡峭且容易变形，人很难爬上去或走上去。 我们只能像一群螃蟹似的头顶着充气艇侧身往上爬。 “滑水求生”就是将几条长绳的一头系在一座高高的木塔上，然后把绳子斜着拉过一个又宽又深的污水塘，再把另一头固定在地上。 我们必须抓住绳子滑到池塘另一头的地上而不能掉进水里。 “超越障碍训练场”包括26种障碍，要求在规定时间内迅速超越。 我们必须走过之字形木桩阵、爬过高达50英尺的网子、充当伙食军士、翻墙……　　 “马戏团”是一种特别的集体处罚方式。 这完全是一种消耗体力的体能训练，一直要做到大家都累趴下为止。 “杀人球”是一种充满暴力、容易伤人的比赛，就像是没有规则的足球赛。 这种比赛允许并鼓励咬人、摔跤和用拇指挖对手的眼睛。 在训练初期的一次比赛中，乔治·沃尔什不怀好意地扑到我的身上，想把我碾伤。 只听得令人作呕的一声“砰”响，我觉得自己的左膝软骨被撕裂了。 我的左腿很快就肿得比原来大两倍。 我只能像一个没有拐杖的跛子一瘸一拐地走路。 “扒手”确信我已经完了。 “我不想放弃。 ”我告诉他，“别以为我完了。 ”　　 除非他们把我杀死，否则我是不会摘下钢盔半途而废的。 我完成了所有未来“蛙人”需要完成的任务，只不过用的时间更多一些。 一瘸一拐的我成了大家的尾巴。 “你他妈的太老了，贝姆。 你是一个老头子。 ”教官们挖苦着我。 “又老又瘸。 你是一个窝囊废，是整个美国海军里最大的傻瓜。 算了吧，贝姆。 你为什么不放弃？ 你还是放弃算了。 放弃吧，别把自己折腾死，你用不着再做这件倒霉事了。 你无论如何也不会通过的。 ”　　 “我不放弃！ ”　　 在一次跑步之后，我保持着严格的立正姿势，肿胀的膝盖像牙痛似的颤动着。 教官们像打机枪似的问了我一连串问题。 “我们在2号区域做了什么练习？ 做了几次？ ”　　 倒霉。 我在2号区域远远落在后面，几乎想不起来大家在做什么。 “你不会看标志吗，臭大粪？ 给我做50个俯卧撑。 ”　　 “用哪个胳膊做，长官？ ”　　 “两个胳膊各做50个，自作聪明的家伙。 ”　　 “这种精神极好！ ”　　 “你不会通过的，贝姆。 你人老了。 放弃吧。 ”　　 “我绝不放弃。 ”　　 我曾经用匕首杀死一条讨厌的鲨鱼。 游泳在训练中自然占了很大比重。 尽管“幸运的13”业已完成泳池游泳项目并已转入在切萨皮克湾进行的远距离游泳训练，游泳还是使我膝盖的伤痛有所缓解。 游泳训练时，我们配发了面罩和被称为“鸭蹼”的硬橡皮脚蹼。 在高级训练阶段，我们最终将使用开路自给式潜水呼吸器和危险性更大的闭路呼吸系统。 我们每天都在水下。 这对我不成问题。 我已经有十几年的潜水史。 “扒手”不愿在远距离游泳时进行导航。 作为他的游泳伙伴，这件事只好由我来做了。 当我指责他对在水下如何从A点游到B点漫不经心时，他耸了耸肩。 “我知道该怎么做，老爸。 我就跟着船走。 ”　　 “什么船？ ”　　 “你胳膊上的那艘船。 ”　　 “投水与救援”也是训练内容之一。 这是水下爆破队员迅速入水和出水的一项传统技能。 训练时，把小型充气艇牢牢地固定在一艘摩托艇的一侧，学员爬入充气艇后翻滚下水——即投水，而摩托艇仍然保持原来的速度行驶。 “救援”时，坐在充气艇中间的救援者在摩托艇掠过游泳者身边时用8字形套索迅速将其拉出水面。 “扒手”非常愿意分担我的痛苦，但他除了给我一些精神鼓励外别无良策。 尽管特种作战强调合作，各人必须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决心来履行自己的职责。 “我第一天跟你说什么来着，‘扒手’？ 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们会成为水下爆破队员的。 ”　　 听起来不错。 有的时候，我也不敢肯定我能否坚持下去。 一天深夜，我在训练之后站在宿舍的外面，望着港湾上空稀疏的乌云陷入了沉思。 我觉得自己心力交瘁。 “扒手”奥图尔走出来和我站在一起，伦尼·沃和乔治·沃尔什站在我的右边。 我们四个人肩并着肩，默默地看着天上的乌云。 我一边转身朝宿舍门口走去，一边笑着说：“你们这几个傻瓜怎么啦？ 难道你们不知道水下爆破队员每天晚上至少要睡一个小时吗？ ”　　 第一阶段训练的顶点是“地狱周”。 整整一个星期，一个演习接着一个演习，日夜连轴转。 跑步、橡皮艇操练、“马戏团”、远距离游泳、“超越障碍训练场”、模拟练习、“环游世界”。 在此之前，原来的140人大概只剩下约50人了。 在“地狱周”里，由于缺乏睡眠和长期的身心紧张，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减员。 “地狱周”开始前不久，“威士忌”上尉在人员减少的队列前踱来踱去，嘲笑着说：“在‘地狱周’里，我一定要用特别的办法让你们自愿改变自作聪明的作风。 ”　　 他说到做到。 在“地狱周”的第三天，黑兹尔飓风恶作剧似的增添了我们的困难。 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得随身带着大型充气艇。 有时，当我们把充气艇顶在红色钢盔上慢慢穿过海浪时，教官会在充气艇上跳来跳去。 “蠢货，只要我掉下去，你们就会挨罚。 如果你们把我摔下去，大地就会把你们吞掉。 ”现在，飓风抽打着我们、刺痛着我们、敲击着我们，掠走我们的橡皮艇把它们高高地抛在空中。 “你们这帮恶心鬼到底多么想成为‘蛙人’？ ”　　 我开始进入无意识状态。 我紧紧地包扎好受伤的膝盖，让除肌肉之外的身体各个部位停止活动。 去他妈的，我下定决心就是爬也要爬到终点。 “你是老了，可你却是一个顽强的老人。 ”“扒手”承认道。 “地狱周”之后开始了真正的水下爆破训练。 我没有想到自己居然和“幸运的13”一起挺了过来。 进行爆破训练，首先要对某个海滩实施水道侦察，然后再遂行爆破任务，把水下的障碍炸掉。 实施成功的爆破要比确定2磅炸药是否足够、20磅炸药是否效果更好这类问题复杂得多。 我们牢牢记住各种公式，并计算出不同类型的障碍物在不同的条件下需要多少炸药。 由于水下爆破队并不完全是非常规部队、小部队战术训练，如巡逻、突袭和伏击，只占了极少的比重。 但我认为，水下爆破队成为非常规部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可能终将成为海军第一批海上突击队中的一员。 经过各种课目的训练，我们需要证明自己确有收获并能当此重任。 我们进行了更多的模拟练习，每个人都要评定成绩。 爆破计算要评定成绩；领导才能要评定成绩；不穿潜水服在华氏47度的水中游5英里；操船……　　 1954年11月，在第13届水下爆破班训练课程中筛选出来的21个人终于聚集在两栖作战学校的礼堂参加毕业典礼。 乔治·沃尔什和我，班上年龄最大的两个人，也在其中。 我撑着伤腿一瘸一拐地走进去，又一瘸一拐地走了出来，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我终于成为水下爆破队员。 “大块头”也参加了毕业典礼。 “查理，你这个老东西。 你居然通过了！ ”　　 “你以为我会通不过吗？ ”　　 在水下爆破训练中，我得到了令我终生难忘的重要启示。 那些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付出艰苦努力的人是最可信赖的人。 通过水下爆破训练而组成的集体将会是一群具有兄弟情谊的精锐斗士。 他们会心甘情愿地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的生命。 对于水下战士来说，难道这些还不够吗？ 23　　 水下爆破队真是一支勇猛顽强的队伍。 我想：如果可能，我愿看到这支队伍中最出色的人能够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队伍。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界上都不会有这样一支出色的作战部队。 尽管海军在非常规作战的道路上走得比我想象的要快，我个人在这条路上却是举步维艰。 然而，我后来充分意识到，我所遇到的每一次曲折都使我离自己的命运之路更近了一步。 在水下爆破队几年期间，水下爆破队拼命想在装备和战术上赶上意大利。 意大利当时在世界潜水界独占鳌头。 美国已经落后了十年。 在冷战时期的一场战争中，它没有预见到海上战士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蛙人”们也在推波助澜，不断试验非常规战术。 在加勒比海圣托马斯岛附近举行的一次演习中，水下爆破队担负了渗透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将军的司令部的任务。 当负责安全的海军陆战队少校洋洋得意地吹嘘说水下爆破队并没有侵入司令部的防线时，将军笑着把一张便条递给那个少校：　　 “少校，你能解释这张便条是怎么跑到我枕头上的吗？ ”　　 少校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根。 这张便条感谢将军用满满一冰箱食物和啤酒来款待水下爆破队的突袭者。 将军把便条递给我说：“水手长，这是你写的吗？ ”　　 “是，长官。 是我变出来的。 ”　　 “少校，”将军推断说，“我有一种微妙的感觉：‘蛙人’们可以渗透克里姆林宫，要是他们受领这个任务的话。 ”　　 “确实如此，长官。 ”我说。 作为第15届水下爆破训练班的教官，我在如何挑选人、如何训练人方面获得了自己迫切需要的经验。 我对一个人们称之为“野兽”、名字叫H．I．阿申布伦纳的人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他长得像一根巨大的树桩，具备那种海上战士应有的刚毅性格。 世上有许多人踌躇满志，一心想当猎手和鲨鱼。 但是，如果害怕危险，一个人是不可能成为好猎手的。 “野兽”就是一条鲨鱼，尽管他根本不会游泳。 水下爆破队游泳测试规则明确规定：参试者必须“在水下穿越游泳池”。 阿申布伦纳全身放松地跳进游泳池，在水下连蹦带跳、连滚带爬地从泳池的一头穿到另一头。 正在学校负责训练的“威上忌”·霍奇上尉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你到底在干什么？ ”我冲他嚷道，“你居然不会游泳。 ”　　 “我能学会游泳。 ”“野兽”说。 他告诉我，规则并没有明确规定一定要从泳池的一头游到另一头。 “笨蛋，你要学会游泳，先得别把自己淹死。 ”　　 “罗伊，我们不得不淘汰阿申布伦纳，”霍奇上尉下了决心，“这个笨蛋根本不会游泳。 ”　　 “长官，根据规定，他必须完成所有‘演练’。 他做到了这一点。 那个家伙特别想参加这个课目。 他有两个有利条件。 ”　　 “游泳可不是他的优势。 ”　　 “第一，他笨得连水也不怕；第二，我倒想看看他怎么完成五英里游泳项目。 只要他不打退堂鼓，我就会助他一臂之力。 ”　　 让那些军官和官僚——狗屁官僚——去制定毫无价值的该死规则吧。 规则是为那些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制定的。 为了完成任务，真正的战士可以鄙视规则、奚落规则、扭曲规则，让规则屈服于自己。 除了游泳，“野兽”在所有训练中全都遥遥领先。 从我把全班人员赶到沙丘上玩闹的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笑。 直到黄昏后他蹒跚着走回来后，他还在笑。 “‘野兽’，你要是不学会游泳就会被淘汰掉。 ”　　 “我不放弃，水手长。 ”　　 经停舰队的水兵们住在三个排成一排的活动房屋里。 每天早晨我的“蛙人”们进行长跑训练路过他们的房子时，这些水兵都会在一旁起哄，挖苦我们。 遵守纪律的学员们一直忍了一个星期。 一天早晨，阿申布伦纳对我说：“水手长，真正的‘蛙人’竟然遭到海底渣滓的侮辱，你是不是觉得不公平？ ”　　 “哦，傻瓜，你是真正的‘蛙人’吗？ ”　　 “我会是的。 ”　　 在活动房屋前，我们又像往常一样遭到水兵们的奚落。 “原地踏步走！ ”我下令道。 我跑到汗流浃背的队伍前面。 初升的太阳在港湾上空闪着红光。 “跟着我！ ”我大叫一声，“纵队向右转，跑步走！ ”　　 我率领全班的“蛙人”像一阵绿色旋风扑向第一座房子。 所有东西，床铺、衣柜和躺在床上的水兵，统统被打翻在地、四脚朝天。 接着，我们仍然保持着跑步队形，冲进另外两座房子，留下一片狼藉后又冲了出来。 我们迈着整齐的步伐绕着三座房子跑了一圈。 惶恐的水兵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们。 “真正的‘蛙人’这次可真称心了？ ”“野兽”大喊起来。 在远距离游泳时，学员们时而划水、时而滑行，而“野兽”则重复着他那一套古怪的动作。 他连蹦带跳地在海浪中忽沉忽浮。 我把船停在他身旁。 “‘野兽’，要不要把你拉上来？ ”　　 “为什么，水手长。 我能行。 ”　　 他确实能行。 他终于通过了第15届水下爆破训练班课程。 除了水下爆破队的工作和训练“蛙人”，我还在驻在诺福克的水下爆破部队潜水作战部兼职。 我猜想，这很可能与我在一级潜水学校的表现以及我和莫斯准尉、多马格拉准尉一起进行的试验有关。 和往常一样，“大块头”也设法和我调到同一部门。 “罗伊，要是我不照顾你的话，谁能照顾你呢。 ”　　 能够置身于水下作战研究和开发的前沿阵地，很是令人激动。 两年来，我一直潜心于单人和双人水下推进系统、手持式声纳、混合气体潜水装具以及其他未经试验的装备和技术。 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海因茨·斯佩克医生找了我们几个人，在他的泰勒模型池里试验渗透作用、液态氧呼吸、海水提取氧气技术以及通过外科手术或机械方式将呼吸器植入动物并最终植入人体的可能性。 想象一下吧！ 水上游击队可以连续几周在水下生活和战斗而不用浮出水面呼吸空气！ “要是我们在水下时间太长的话，我们会不会真的变成青蛙？ ”“大块头”沉思着说。 “我们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我回答道。 尽管“大块头”常常会给我捅娄子，但他也能很快使我摆脱困境。 他曾不止一次救过我的命。 在基韦斯特进行的一次可潜器试验中，我操纵着速度很快的可潜器以大角度潜入水中，然后在大约70英尺的深处将其拉起再浮出水面。 可潜器的速度几乎达到三节。 以这种可怕的速度在水下行驶的感觉如同冲过一堵又硬又实的风墙。 当我从水下浮出看到平坦的水面时，我放松了对角度的控制。 突然摆脱水压的可潜器载着我像一条飞鱼似的迅速冲出海面。 水的冲击造成可潜器电池组短路，电流穿过我的身体使我全身瘫软。 不省人事的我随波漂流着，慢慢沉到海底。 这是一种朦朦胧胧、并不难受的感觉。 一切都是明灰色和暗蓝色。 鱼儿在我周围慢慢地游动。 幸运的是，我设法咬住了呼吸器。 我沉到海底时，淤泥泛了起来。 “让我休息一会儿。 ”　　 “大块头”来了。 他和海军研究署的卡尔·亨斯利上校一直在护航船上，“大块头”意识到出事后，抓起一个贮气器和面罩就跳入水中，他顾不上去拿背包，一只手拿着贮气器奋力下潜。 他的耳膜差一点被迅速增加的水压震裂，　　 我认出了那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是我的好“大块头”。 “大块头”猛地从海底把我拉起来，带我迎着刺穿水面的耀眼阳光游去。 当他把我放到跟踪船上时，我苏醒过来。 亨斯利上校俯身问道：“你怎么样，水手长？ ”　　 “还行，长官。 ”我咕哝着。 接着，我又故作轻松地说：“我开始觉得我的工作真有刺激。 ”　　 我在舰队很少能够碰到那些令人不快的狗屁官僚。 但在试验与鉴定中心，我却碰到了根深蒂固的官僚机构，并了解到它是如何一边反对创新和抵制新思想、一边又把它无法扼杀的事物据为已有的。 我决心全力以赴、不屈不挠地同官僚作斗争。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曾经是我职业生涯的标志，但后来又几乎把我毁掉。 F．R．卡因上校，第21水下爆破队队长兼水下爆破部队司令，是一个很会说话的好人。 他给精神之勇下的定义是“一种不顾后果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意志。 这个定义相当适用于罗伊·贝姆——虽然头脑聪明，但屁股却不干净。 ”　　 人应该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否则也就不成其为人了。 狗屁官僚们对我的第一次打击使我措手不及。 他们把我逼得没有退路。 我和另外一个试验潜水员，汤姆·布莱斯，开发出一种最终成为现代面罩样板的通用全包式潜水面罩。 这种面罩的进气管和排气管相互独立，适用于开路式和闭路式装具，面罩里面有一个分隔层，可以防止二氧化碳集聚，并使水下通讯更加清晰、方便。 面罩上有一个斜角保护罩以免视觉变形，还有一个适用于大多数脸形的斜角密封罩，但没有放气阀。 布莱斯画出这种面罩的蓝图，然后我们把它呈送到海军船务局。 那些狗屁官僚答复说已有类似发明获得专利。 “好吧，”我告诉他们，“给我们一个作鉴定。 ”　　 差不多过了两年之后，我们收到了一个供试验用的面罩。 它无疑是我们那个面罩的翻版，只是成本较低。 那些狗屁官僚把发明这种面罩的功劳抢归自己。 从此以后，我对所有事情都保持警惕，并会对一切怠慢行为立刻做出哪怕是不很恰当的反应。 我在学会如何绕过那些精于算计的官僚方面受到了很好的训练。 当试验与鉴定中心的一个军官命令我给一个本该用72小时才能充完电的推进系统快速充电时，我争辩了几句。 他厉声对我说：“别和我争辩，水手长。 按我说的去做。 ”　　 他的做法损坏了这个系统。 我给他写了一张便条，结尾写道：“违背制造商关于充电的说明是毫无意义的。 这是一个人笨蛋下令干的。 并不恭敬的，罗伊·贝姆。 ”　　 为了惩罚我的反抗，那个军官要我去清洗和准备他个人用的“皮赖里”再生式氧气系统。 “袋子里外都要清洗。 ”他命令道，“你要清洗面罩，对我的设备进行安全检查，再用手持气泵把氧气加到2200磅。 你要保证石灰筒里没有灰尘。 ”　　 我完全服从他的命令。 当太晚上，那个军官抱怨说：“水手长，我的水肺好像有点霉味。 你有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做？ ”　　 “是，是，长官。 我完全是按照你的命令做的。 ”　　 “我不知道霉味是从哪儿来的。 ”　　 “这很简单，长官。 我按照你的命令做完所有事情后在石灰筒里撒尿来着。 ”　　 他怒不可遏地把我告到了卡因上校那里。 “是这么回事吗，水手长？ ”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 军官是不会撒谎的。 ”　　 卡因上校看着那个年轻军官说：“我每次下水前总是自己准备水肺。 我建议你也采取同样的做法。 ”　　 我和“大块头”并不知道权力中心的那些狗屁官僚已经作了决定，还在对两种混合气体潜水装具——“艾默森”和“斯科特”——进行鉴定和比较。 我后来终于意识到高层的大多数决定是根据政治势力和赞助情况做出的，而不是根据常识和需要。 我们确定“艾默森”型系统在设计、陆能和工程原理上均属上乘，而“斯科特”型系统设计欠佳且危险性大。 但在选型会上，海军船务局总工程师迈克·福伦无论如何都要推崇“斯科特”型系统。 由于我们潜水员拒绝改变看法，他感到十分恼火。 最后，我要求在会上发言。 “船务局所做的决定显然不是出于对工程原理的考虑或是为了给水下爆破队提供更为有效、更为安全的潜水装置。 因此，我认为你们演出这一场戏的目的就是为了骗取舰队的认可。 我不会认可的。 作为舰队的代表，我们决定退出会议，以免玷污我们的职责或是有损我们的诚实。 ”　　 我和“大块头”退出了会场。 不出所料，水下爆破队得到的还是质量低劣的“斯科特”型系统。 “你总是在和别人争吵，水于长。 ”卡因上校说，“要么你会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要么你就会受到军法审判并被踢出海军。 ”他笑了笑又说，“你会对乔治·华盛顿说：‘嗨，你这个装着假牙的家伙。 我不管你他妈的是什么人。 把你的屁股坐稳了，不要掉到水里去。 ”’　　 这些年来，我曾有好几次因为反感、沮丧、厌倦而想离开海军。 这一次也是如此。 来自纽约的国会议员莱瑟，前水下爆破队“蛙人”和我的家庭朋友，曾经介绍我认识了埃德·林克。 他正在建造一艘他称之为“海上纽带”的潜艇。 埃德希望我在海军服役期满后到他的公司去从事民用海洋研究和试验。 我只是在耐心等待时机。 过了不久，我准备去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水下音响实验室试验一种名叫“猎雷兵”的双人可潜器。 我顺道经过驻在小山的第21水下爆破队司令部去写装备鉴定报告。 正当我准备离开时，最近刚刚接替卡因上校担任水下爆破部队司令的唐·盖瑟上校把我拉住。 “你想去哪儿，罗伊？ ”　　 “我一早就得赶到新伦敦。 ”　　 “不，罗伊。 今天晚上回去和老婆睡吧。 ”　　 “要是我回去的话，她会昏过去的。 ”　　 他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说：“罗伊，你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 明天，你去参加有限职务军官考试。 ”　　 我瞪着他：“我？ 当军官？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长官？ ”　　 “我完全清楚。 ”　　 “我可不是绅士，长官。 我连色拉叉和茶匙都分不清。 我不想当军官。 我没有时间干这个。 ”　　 “去你妈的没有时间。 罗伊，你总是在说你的海上战士。 现在还不能确定，但据说海军可能会实施非常规作战的观念。 非常规作战。 如果你成为一名军官，你就有机会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 因此，要么你去参加有限职务军官考试，要么我会亲自把你调到两栖部队速度最慢的坦克登陆舰上。 ”　　 非常规作战？ 海上战士？ 我迅速敬了个礼：“是，长官。 让我去参加考试吧。 ”　　 贝姆一级水手长变成了罗伊·贝姆少尉。 根据国会令，他成为军官和绅士。 我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即只有鲸鱼屎和95％的国会议员才比海军少尉的地位还要低。 实际上，我对自己的感觉相当良好。 尽管我放弃了对“海上纽带”潜艇的期望，我又恢复了总有一天要指挥一支特种作战部队的梦想。 这支部队将时刻准备前往世界上任何地方去完成我们的国家赋予我们的任务。 发布时间：2025-02-23 08:11:43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2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