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不变的原则·第八 内容： 不变的原则·第八作者：韦恩·休斯·美出自————《舰队战术与海岸战斗》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机动　　作战理论有个问题，如何界定作战的开始与结束。 致命性武力(火力)的交互攻击是否为作战的开始？ 维纳(Norbert Wiener； [ 译注：1864-1928，美国数学家，建立平稳时间序列预测理论和控制论科学 ] )在其著作「控制论」(Cybernetics)中提到眼镜蛇与蒙(mongoose)的故事。 蒙具备特殊能力，相当敏捷，能处于眼镜蛇攻击的距离之外；在适当时机，蒙会攻击眼镜蛇头部后方，战斗随即结束。 这场战斗是否从蒙的一跳开始呢？ 当然不是。 同样地，第一炮也不是作战的开始。 孙子、李德哈特与薄依德(John Boyd)皆认为，作战不仅在于火力运用而已，笔者亦认同此观点。 还包括为达成日标而在初期实施之运动(不包括战略机动)。 如马汉所言，战术是「作战前与作战时，能有效地结合各种作为之艺术。」 [ 原注：Mahan，p. 10 ]　　历史显示，运动之目的在于取得优势，斐拉凡佐(Fioravanzo)提出一项联系过去与现代部队运动间不变的法则。 渠认为重要战术位置系能对敌及早集中更大火力之相对位置 [ 原注：Fioravanzo,p. 209. ] 。 代表动能之速度与时间转换成位置时就成为静止状态。 在帆船时代，海军将领们皆了解进入射程前运动之重要性，以及受损而丧失速度之严重性。 大炮时代，战舰的高速度却因大炮会使战事快速结束而无用武之地，因此运动仅在开火之前方能发挥功能。 而今日的情势是：由于战场广大，加上武器速度快，军舰无论多灵活，运动速度相对之下却如牛步般缓慢，但仍须寻求有利位置。 有利位置有赖速度与时间，战术指挥官须有远见。 总而言之，现代战术指挥官切不可因距离的长远而被蒙蔽，渠等所采取之战略移动可能只是战术运动；且须谨记，有利位置为其目标，速度与时间为其达成目标之方法。 吾人平时过于高估战舰速度在作战时之优势。 高速的代价是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并牺牲排水量与空间。 计画人员平时并未考量到，舰队编队行动时系以速度最慢之军舰为考量。 战术人员平时讨论时忽略了受损舰艇对整个舰队速度的影响。 勃克(Arleigh Burke)担任第23驱逐战队长时曾向整个战队表示，决不会拋下任何受损之战舰，任其自生自灭。 但事后渠却承认当时所言系出于感性而非理性。 费斯克(Fiske)极为重视速度，并在其1905年海军学会获奖论文(Naval Institute Prize Essay)中将速度之重要性列为第一，后两项分别为管理性(manageability，亦即指挥与管制[C2])与火力。 马汉则持不同看法，渠所提之「均衡速度」(homogeneous spee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影响当局战舰造舰决策，即牺牲速度，着重武器与装甲。 鲍德利(Baudry)对着重速度的装甲巡洋舰嗤之以鼻，并不认为这种军舰能与陆军的骑兵比拟。 在陆军，与步兵相较之下，骑兵是一支高级部队。 鲍德利认为装甲巡洋舰不过是廉价的战争机器，渠写道：「有谁听过骑兵中队的成员是由小孩拿着木棍组成的？」 [ 原注：Baudry，p. 47. ] 战斗巡洋舰的致命缺点是遭受短暂炮击后容易爆炸，费雪(Jackie Fisher)，亦即战斗巡洋舰之父，如能注意到鲍德利对速度的负面看法时，将会作得更为成功。 丘吉尔重视速度，也在意装甲，如此方能在作战舰队前方支援侦搜线作业。 现代海军分析家并无法证明速度之效益何在，充其量是在防御性战术运动时有所助益。 水翼船或气垫船亦未能证明效能及高速能有多少益处。 新型攻击潜舰之高速率则是依据不切实际的理论的一种自圆其说。 [ 原注：单独行动的兵力，如潜舰或执行低空突穿任务的单一战机，其速度本身就是一项有待分析的问题。 某一兵力是否能维持均衡的速率以及受损的军舰应如何自处，都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是，依定义，单独行动的兵力是种不集中的兵力，而一个「不集中」的单位欲长期存活下去，必须保持不被敌人发现。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速率通常是我们保持行踪隐密的大敌。 ]　　「海军作战之道」(How Navies Fight)一书作者邬利格(Frank Uhlig)认为航空母舰须具备高速度，俾利飞机作业。 若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何种速度最适合航母。 由于未来可能广泛使用短场垂直起降飞机，问题将更形复杂。 其有垂直起飞能力(短场垂直起降飞机之最大优点)的飞机虽造价高昂，却可使航母舰队整体之动力需求减少50%，从而大幅降低造舰经费。 军舰动力虽减少50%，但速度仍可维持原来之80%。 高速还有另一个缺点，在水里会产生噪音而遭致潜舰攻击；航母能以低速率——甚至锚泊时——使飞机作业在某些时候极具价值。 但笔者有不同看法；例如当部队前往印度洋时，战略速度仍是宝贵之能力。 就战术闪避与反制瞄准而言，速度仍具相当之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卡罗莱纳级、阿拉巴马级以及爱荷华级(North Carolina,Alabama and Iowa classes)等军舰在速度上，系唯一能与航空母舰比拟之战舰。 至于其他防空作战舰是否能在快速战舰上扮演更好的角色，似乎毫无意义。 如科技能在没有牺牲其他能力的前提下提供更快之速度，吾人则应加以采用。 如速率之获得必须牺牲其他能力，吾人则应三思。 历史显示，吾人向来不遗余力地希望能使军舰速度快些，飞机除了速度要更快，还要更灵活；但五十年来在这方面并未有何进展。 火力　　海上战术之成功遂行有赖有效地先行发挥攻势武力。 如我方武器射程大于敌军，则战术目标系能处于敌射程外，集中火力摧毁敌军。 如敌军射程大于我方，则战术目标应为遭击后仍能作战，并充分发挥剩余火力遂行任务。 对当今战术指挥官而言更重要的是，能集中并投射充分之有效火力，在敌发挥火力前遂行任务。 反之则不应与敌交锋，因胜算极微，且对敌军无法造成损害。 攻击的第二个不变原则是：当一切条件均相当时，战斗力上的些许优势将对战事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且能产生累积性之效果。 如能预知敌人将首先发动攻击，却不会产生决定性效果时，则吾人所拥有之优势会逐渐加大。 在地面作战上，劣势兵力无法占据有利防御位置，并造成敌军重大伤亡。 而劣势舰队必须承担风险，寻找有利时机率先发动攻击，否则应避开作战，采取闪躲、存活与蚕食策略，而遂行此等行为有赖运气与精湛之技术。 在前面几章中的部份理论或经验基础已获致此项结论。 美海军战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举行之某些兵棋推演亦获致相同结果；两支分遣队交战结果系由下列衡量标准得知：两军相对战力(并非仅指军舰数量)如为2：1时，劣势兵力会被歼灭。 如为3：2时，劣势者损失一半战力。 4：3时，优势兵力将击败敌军，但其后在兵棋推演的剩余时间内将无法执行大型任务。 [ 原注：McHugh，PP. 4-28及4-29. ]　　笔者认为海战相对战力为4：3时，足以决定战果，但若劣势兵力先发攻击时则不然。 3：2时，敌军将遭歼灭。 某些国家曾试图取得5：3或2：1之优势，但这个数字大多基于战略，而非战术考量。 [ 原注：美国在华盛顿条约的谈判中，基于其在太平洋与大西洋都有战略责任的事实，而主张其主力舰兵力相对于日本主力舰兵力，应具有5：3的优势。 而于本世纪初，英国担心会有一个「两强联盟」对其构成威胁，因此主张「两强标准」，也就是其海军兵力应大于实力在其后的两个强国海军的兵力之总和。 ]　　另一项一再出现的现象由于过于普遍，故可称为不变之原则；亦即在战前高估武器效能。 美西战争时，舰炮效能之低落出乎意料之外。 到了1915年，射控问题多获解决后，能持续10至20分钟之精确火力即可决定战果。 但在口德兰海战中，由于英军作战线灵活度不足，德军舰队运动敏捷，加上烟幕使作战现场能见度不佳等因素，使公海舰队逃过被歼灭的命运。 太平洋战争前，航母指挥官对空中武力过于乐观。 由于火力效能未如预期，舰队夜间行动杂乱无章，并未如兵棋推演时所示，产生简洁与决定性之效果。 吾人须谨记这条规则：注意战争的「迷雾」，切勿低估敌可能躲过我方火力之可能性。 下一场海战中，军舰发射飞弹后仅剩下空无一物的弹舱，看不出那些武器能对战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位仅存的战术家勃克将军被问到，对以其命名之新型驱逐舰勃克级(USS Arleigh Burke)会作何改变时表示，渠将在舰上添置一对水手使用之短弯刀（以御敌）。 决定性战果之可能性仍然未明。 吾人观察到有些时候，攻击效能会因不良战术(墨守作战准则)，以及良好的装甲却配上低劣的射击与运动能力而大受影响(利萨海战[The Battle of Lissa]后)。 但大体而言，攻击者较防御者更占优势；比提元帅(David Beatty； [ 译注：1871-1936，英国海军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日德兰海战中指挥英国舰队。 ] )对于在五分钟失去两艘巡洋舰大感震惊；但相较之下吾人面对福克兰战役中，阿根廷折损贝尔格兰诺将军号(General Belgrano)与英军折损雪菲尔号(Sheffield)就没那么寰惊。 下列情况也不足为奇：英舰胡德号(HMS Hood)猎杀能力显得非常脆弱；中途岛战役时，日本海军的战力在一个早上的时间就被摧毁；美海军舰队占有绝对优势，但于血腥的冲绳岛之役面对神风特攻队自杀式攻击，每日折损一艘军舰以上。 在现代战争中，军舰与飞机之折损率将极为骇人。 但在武器威力上吾人发觉并未有多大进展。 未来海战之决定性与毁灭性特质仍将如以往一般。 武器性能被高估，以及海战血腥四溢并快速结束，这两种说法间是否存有矛盾？ 中庸说法为：尽管战术人员未来所需之攻击能力远超过其所预期，但攻击力中之高威力与决定性效果仍然重要。 杜威(George Dewey； [ 译注：1837-1917，美海军上将，美西战争时在马尼拉湾指挥美海军击败西班牙舰队，美国因而夺得菲律宾。 ] )与桑普森(William Sampson； [ 译注：1840-1902，美海军上将 ] )以优势火力赢得作战。 日德兰海战就战术言之或许未分出高下，但科罗奈耳与福克兰群岛海战则未然。 第一次世界大战许多结果未明的战役，其实都已几近分出胜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航母空中武力足以横扫太平洋，但在1942年历经四次大战役后，几乎伤亡殆尽。 当时对战机效能预期过高，影响飞机之战术部署，但就太平洋战区战略专家而言，此点并无关紧要。 反制武力　　尽管防御敌炮火之成功机率涨落互见，且如今正处于衰退状态，但降低或摧毁敌攻势火力之重要性仍然不减。 反制武力的不变原则如下：除短期或特殊状况外，在海战中，防御从未如克劳塞维茨或其他陆战专家所言，能优于攻击。 海战中决定性攻击之潜力尚未完全发挥。 防御展现了无比的弹性。 防御的功能大多系争取时间，俾利攻击。 然防御需求并不太大时，面临新威胁时可采其他方式因应。 由于攻击的效果往往不如预期，故防御有时能发挥出更大效能。 战争肇始时，攻击与防御系摸索运用，但在战争初期，攻击效果较为显著。 海上作战另一项不变的原则是——海军是重要资产，难以取代。 故以往舰队不会与配备相同数量火炮之陆地碉堡交火，战舰不会贸然进入适合布雷之水域，航空母舰不会攻击战机数量相同之机场。 然而，如舰队在对岸上作战方面居于优势，以及掌握制海权时，则可能采取此类行动。 1915年加利波利(Gallipoli)之役显示，海上兵力必须具备绝对优势，以及在适合布雷水域与岸置火力交战的风险性相当高的事实。 三艘法国与英国主力舰，以及一艘英国战斗巡洋舰被击沉或受重创，而舰队突破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es)的行动功败垂成。 航空母舰对机场的作战亦有相同之风险。 机场受损能立即修复，但受损之航母则不然。 在传统战争中，在陆地之隐匿性、存活力与复原力均优于海上。 军舰之优点在于机动力与兵力集中之特性。 核战发生时则不然。 由于水面舰能透过战略运动远离威胁，透过战术运动可闪避飞弹攻击，持续战力较地面部队为强。 潜射弹道飞弹之隐匿性优于陆基洲际弹道飞弹，故存活率较大。 核战亦改变了一项原则：海上武力与陆基系统相较，前者较不容易进行战力补充，但在核战中，并不存在核弹头的补充问题，故这项原则不再适用。 侦搜　　孙子写道：　　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 原注：SunTzu，pp. 144-45. ]　　此段出于「用间篇」，孙子如见到当今之破码技术与侦察卫星时，吾人可想见其兴奋之情。 海军指挥官向来希望其进行有效侦搜的距离能与其武器的射程相配合，亦即在相当远的距离搜集敌军情报(谨记前述之时间与运动之关系，吾人提到要「够快」)，俾利采取适当之攻击与防御行动。 情报内容还须包括己方部队资料。 一般人很难想象了解己方兵力动态之困难。 在演习中，指挥官将所属部队列为攻击目标的情形时有所闻。 任何专业人员均应谨记误击友军之风险性，初学者应详读摩里逊(Morison)有关所罗门夜战之著述，包括艾比蓝角战役(The Battle of Cape Esperance)。 选择战术时应考量部队对战术了解与运用之娴熟度，在现代战争中，舰队如未事先演练而采疏散部署时，反而可能以长程飞弹误击友军。 据称全球定位系统能避免友军误击，若果真如此，全球定位系统将改写海战的历史。 侦搜作业上不变的原则似乎是：情报永远不足。 在帆船时代，巡防舰队在前方负责战略搜索(当时海军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海上发现敌军)。 当时并无多少方法能得知敌战略目标或位置。 如同现代之卫星与超地平线雷达般，风帆巡防舰亦负责战术搜索，当时战略与战术搜索并无明显区别。 发现目标后，巡防舰立即驶回至可互通旗号之距离，舰队方有足够时间编成纵队。 如无足够之巡防舰，舰队可能在编队未完成时为敌所乘。 圣文森角海战(The Battle of St. Vincent)即法国与西班牙在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 Wars)中的一个此类窘境的例子。 海军指挥官极力要求提供更多巡防舰，但却不能如愿。 第三章指出侦搜作业上投注之庞大兵力。 杰立可将军与谢尔将军投注25%之重型兵力用于从事侦搜作业。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侦搜部队包括更多舰艇与飞机。 双方更极力运用信号情报(笔者认为，侦搜包括情报之发送——研析除外)。 吾人现今已难以想象，如没有无线通信，舰队如何处理侦搜之问题；无线电通信有助舰队运动，系遂行侦搜作业之要素。 在两次大战之间，飞机成为主要之侦搜系统，执行欺敌、追踪与弹着观测——协助舰队火力瞄准。 法国贝罗将军(Raymond de Belot)在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地中海海战的描述中提到，意大利海军持续向空军请求侦搜机协助作业，如要求未果则士气大幅滑落。 [ 原注：Belot，pp. 41-44,67-68,71-72, and 86. ] 美、日均派出潜舰、陆基飞机与舰载机执行早期预警与战略侦搜。 美国航母舰队大量使用侦察轰炸两用机执行战术侦察，成果显著。 日军使用航母舰载机执行侦搜起步较晚，多仰赖巡洋舰搭载之水上飞机，并尽可能使用陆基飞机。 由于舍不得将飞机用于侦察作业，日军付出惨痛代价。 优秀的指挥官会为了发现并标定目标，不惜牺牲其战斗力，将舰船与飞机应用于侦搜作业。 战史中或许过于忽略空中搜索雷达在侦测与目标定位上对美军战术的贡献。 在所罗门夜战行动之初期，雷达虽被误用，但太平洋战场上优异的空中与雷达搜索能力让吾人难以低估其效能。 当今战术指挥官仍将认为，侦搜作为永远不足。 依据搜索距离、中心方位与散布角来配置侦搜装备将是指挥官最重要之战术决心。 史普鲁恩斯、米契尔、海尔赛等人运用轰炸机执行侦察任务，杰立可将军运用快速战舰实施侦搜作业，而现代指挥官有时亦必须牺牲部份兵力进行情报侦搜作业。 如洲际弹道飞弹或潜射弹道飞弹造成全球核战时，战术侦搜之角色仍将维持不变。 太空与地面系统将成为瞄准、损害评估以及评估剩余兵力之必要装备。 科技在下一场战争中会替吾人带来新的「雷达」吗？ 吾人是否能善加利用此一新装备，抑或如所罗门海战中依据过时的计画而弃之不用。 最有可能的系统是小型无人载具，尤其是空中系统。 吾人切不可低估将此系统纳入侦搜网络之困难度。 侦搜系战争中不变的重要原则，此一说法似乎过于平淡无奇。 或许较好的说法是：胜利者在欺敌、追踪与瞄准等侦搜能力上优于敌人。 就海战而言，良好的侦搜能力——比机动力重要，和武器射程同样重要，且通常和任何作战要素一样重要，因其不仅决定了何者可有效攻击，更决定了何者可首先发挥决定性之一击。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退休前仍担任海军电子系统指挥部(Naval Electronics Systems Command)首席科学家之劳森博士(Dr. J. S. Lawson)使用指挥管制一词代表指挥官运用职权，指挥部队达成任务之程序。 大约在1977年，劳森博士与海军研究院慕斯教授(Professor Paul Moose)共同设计如图8-1所示之决策周期。 [ 原注：无独有偶地，欧洲盟军统帅部技术中心(SHAPE Technical Center)柯以尔博士(Dr. Geoffrey Coyle)也提出类似论点。 苏联有关控制论的科学研究中亦有证据显示，早在1960年代苏联即已提出类似之指挥管制模式。 见Abchuk等以及Ivanov等所着之作品，两者分别为1964年与1971年版之修订版。 James Taylor(Pp. 36-41)对苏联指挥管制之研究提供有助益之论点。 ] 内容包括决心(decision，指挥之一环)、感测(sensing，侦搜之一环)及行动(acting，透过通信进行管制之部份作为)，以及所有之战术程序。 劳森、慕斯及其同僚将「感测」与「行动」纳入指挥管制程序中并置于回馈环路中，扩大指挥管制的内涵。 渠等并研究指挥管制对火力投射与侦搜产生之效能，例如火力发射率或监侦情报品质(对战术相当重要)。 有了指挥管制流程图后，吾人可检视整个战术环境与指挥管制之效能，观察火力投射、侦搜，以及指挥管制的每个步骤。 战术分析人员可用其中两项为依据，仔细检视第三项。 例如，分析人员假定双方之战术侦搜与武力投射计画后，即可专注于旗舰战情中心如何取得情报，以及这些情报如何在内部，流通(属指挥程序)。 另外渠亦可研究命含在通信网络上之流程，例如将敌潜舰定位后实施攻击，并将重点置于运动路线以及完成攻击所需时间(管制程序)。 图8-1　劳森指挥管制流程　　劳森1977年提出之指挥管制模式最显著的缺点之一为，将管制视为单方面之程序。 劳森现今认为其模式应纳入敌管制流程，此一流程系依据作战环境与我军兵力运作。 [ 原注：取自1985年冬季于加州蒙特利(Monterey，Ca[ifornia)与劳森之谈话。 ] 图8-2显示敌我双方之指挥管制流程。 图表看似清楚明了，却未显示引进敌管制流程后衍生的复杂分析问题。 假设我军管制流程效能优于敌军20%，这是否代表吾人在战场控制权上取得些许优势、20%优势或全面优势？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无标准答案，但吾人面临之具体战术问题仍须加以解决。 依据此流程而进行作业者，尚无人能区别具备回馈特性并管制「自然」(nature)之工程流程，以及两军依据各自目标而进行之管制流程之间有何基本差异。 图8-2　敌我军于相同环境同时实施指挥管制之流程　　劳森强调之指挥管制系一种程序，亦即如何处理事情，其指挥模式系依时间作业之抽象概念，并无具体战术内涵。 笔者着重指挥，亦即应完成何事。 指挥攸关兵力分配——亦即战斗力之分配。 战力分配系指挥管制之内涵。 透过指挥进行之兵力分配系依时空为条件，此外考量因素还包括功能(例如依据侦搜与攻击，或攻击与防御需求分配兵力)与组织(就水平组织而言，兵力分配予下属指挥官，就垂直组织而言是分配予电战参谋官)。 战术内涵与劳森之「所欲状况」相近，亦即指挥所欲达成之目标。 作战初期，所欲状况大多系于任务分配与兵力位置，并运用指挥管制反制措施影响敌行动。 之后指挥管制所欲之状况是率先对敌实施有效的射击。 除非准则相当周延，或海上状况能准确预期，否则指挥管制计画作为应就全盘状况考量战术内涵(所欲状况)。 谨就此点加以说明。 有一种地面作战系沿一条阵线进行，各单位负责一个区段，达成赋予之目标亦即其所欲状况。 增援部队负责支援战事困难之区段，待所有区段均达成目标后方可言获胜，此种胜利的关键在于侧翼不能暴露出来。 另一种方式系在行动成功之处强化战果，使胜利如雪球般愈滚愈大，这有赖突破敌军后继续扩张战果。 海战时，战斗群如愈遂行防御行动，须适时强化空中、水面与水下之攻击。 最适合击落来袭飞弹的屏卫编队并不适合侦测、吓阻、与摧毁来袭潜舰或小型快艇。 进行攻击行动时，舰艇之机动力有两项优点：能在许多位置对敌产生威胁，以及发现敌人弱点时能加以运用。 大体而言，什么时候实施防御，并扩大敌军弱点，什么时候采取攻击，强化战果？ 今日吾人如何运用此项战术原则。 就攻击而言，现代网络架构能使分散各地之部队在重要时间与地点发挥协调攻击。 经初步损害评估并精细计算后，再度攻击，俾获致初步战果。 此系美军所谓之优势战场觉知与精准打击(Dominant Battlefleld Awareness and Precision Strike)。 就防御而言——吾人应加以注意此点，当敌军掌握主动优势时，舰艇编队与指挥管制程序应利于各舰在面临威胁时，能立即自行采取行动因应。 在此防御原则下，面对空中、水面、水下、太空与陆地威胁时，应采何种编队与那些措施皆应于事前制定，包括自由射击区与回避区。 面临攻击时，防御部队指挥官则负责填补敌军打开之砖隙，并协助孤立无援之受损军舰。 勃克中校在一项行动检讨报告中提到：「作战时无暇下达命令，各员在开赴战场前应了解各自之任务。」 [ 原注：取自Callo，p. 64. ] 。 指挥官与其参谋汇整情报，决策辅助系统如能使相关作业更有效率，则应采用之。 现代之地图或数字显示器亦能协助情报整合。 人工情报系统亦具有颁布过程与(当超越此过程时)自动决策之功能。 但在军事指挥决策辅助中，没有任何系统能比人类作出更好的决策；但有许多系统能使决策的某个部份作得更好。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有些射控系统能依据威胁程度对目标设定优先顺序，分配武器，并发射飞弹，完全无须人工介入。 神盾系统虽仍可由人介入操作，但其运作系依预置之战术计画执行。 管制系一种执行决策之作为。 声音、视觉与电子通信系管制之重要工具。 有效之规画与训练系管制之基石。 指挥管制之效能可透过持续实施之时间加以评估。 另一项衡量标准系改变计画时所需之通信量。 时间与时机系重要因素。 时间系持续之长度，时机则是指挥官谨慎下达战术命令之时间点。 时间系吾人所欲节省之量；时机则是抉择之时刻。 压缩信号并运用通信网络以更快速度处理与下达命令可节省时间，决策辅助系统亦可节省时间；另一项节省时间之利器系团队合作，这有赖训练与准则规范方能达成。 懒散、迷糊、体力衰竭与士气低落系时间浪费之主因。 笔者怀疑，许多导致后果惨重之战术决策系由精神耗乏，体力衰竭之指挥官与战斗人员所制定者。 美海军更上最严重之挫败——萨沃岛(Savo Island)战役，无疑地系导因于体力衰竭。 美军于是役在兵力调配上仓促拙劣，而哨戒舰亦未能察觉三川(Mikasa)之巡洋舰队。 时机系战胜之关键。 古希腊人有kairon lavien一词，代表掌握机会之绝佳时机。 战术人员永远在一个问题上打转，渠是否已获得充分情报，俾能遂行攻击，而敌人亦搜集情报以找寻有利攻击时机。 两军兵力相当时，完整之情报亦不能保证胜利操之在我。 以下棋为比方，双方对一切了若指掌，并能有效管制其部队，胜者并非取决于战术情报。 良好之时机除依赖情报外，还有赖本能与经验。 就其他方面言之，以棋赛比拟作战并不恰当，因相关问题在于主事者之智能对抗。 未纳入的因素包括迷雾、威胁、降低人员精神张力，以及时机与攻击等问题。 吾人曾数度引用勃克所言，优秀与拙劣领导者间仅有10秒钟的差异。 指挥官应时时将时间与时机谨记在心。 优劣领导者间之另一项差异在于渠等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以及传达了什么。 指挥官之首要目标系维持命令——即保持管制，或如班布里基-郝夫(Bainbridge-Hoff)所言：「尽可能避面混乱状态。」 [ 原注：Bainbridge-Hoff(1894),p. 86. ] 。 如果这只是开始，那么这也是战术规画开始之处。 布雷克(Blake)与其他将领出海后立即将所有兵力编成纵队，命令下达后兵力随之集中。 笔者敢言，美海军在所罗门夜战中之所以编成纵队，部份原因系除了维持管制，指挥官也不敢期望舰队能发挥何种功能。 后来勃克以小队编组实施连续攻击，但渠充其量一次仅能协调两支小队之行动。 在奥古斯塔皇后湾(Empress Augusta Bay)，梅利尔(Tip Merrill)以巡洋舰纵队为参考点，两支驱逐舰战队分别于纵队两端展开部署。 这种三种编队的战术除了造成场面混乱外，对敌造成之损害不大。 勃克下令舰队分别行动，勃克打转了一个多小时后试图集结兵力，结果完全失去管制能力。 美空军备役少将贾斯柏韦尔契(Jasper A. Welch)曾提到其个人对「完美指、管、通、情体系」之标准，依重要性顺序排列：保持命令畅达与部队团结。 管制作战步调，避免致命错误(此两项标准系韦尔契所言之「避免失败之前提」)确保行动不会发生零功效的结果。 (韦尔契认为这是胜利的第一个前提)。 充分发挥兵力调配、战略或部队各单位之功能——有效能之指挥管制。 (韦尔契认为就重要性而言，此标准应列于第17项)。 美陆军备役中将库贺曼(JohnCushman)亦就通信提出类似观点。 假设一种用来衡量指挥官对通信之满意度的方法分为100个刻度，0代表毫无通信设备，100代表完美。 假设指挥官仅有勉强可用之基本通信装备，满意度可达50，有了完善的系统后，满意度不过是增加一倍。 [ 原注：Cushman，pp. 6-111. ]　　战术过于复杂化是平时容易产生之毛病，一旦情势由和平转为战争时，战术随即明显地简单化。 战术理论家们低估了战事紧张时，实施复杂军事行动之困难度；熟于军事史者又过于急躁，亟欲找出从未被加以运用之机会。 海军领导者在平时亦有此种倾向。 复杂高超之运动最适合军舰作业，可透过高度训练达成，例如潜舰或小型单位。 其他特殊例子如公海舰队可在作战期间实施180度转向，但这需要明确之准则与严密之训练，且条件是军舰数量不多。 由于敌军亦可能了解己方经常训练之项目，因此复杂之舰队战术须在敌人了解的前提下仍能奏效。 由于未来将使用性能更好之通信与决策辅助系统，故以精密系统执行复杂战术之潮流势不可挡。 然而复杂之作为应在审慎考量与高度训练后方可实施。 攻击与防御兵力之集中相当复杂，但吾人却容易高估敌人这方面的能力。 低估敌人后果堪虞，但依最坏状况制定计画并据以实施并不足够。 有时候，我们被教导要以敌人能力作为吾人行动之依据，这是错误的观念。 行动应反映出吾人对敌能力已作全面考量。 了解博奕理论(game theory)的人都知道，此一做法类似指挥官正式之「状况判断」(estimate of the situation)，将各个数值纳入考量。 依据博奕理论，吾人考量双方所有行动选项后，针对敌军最佳选项，制定我方最佳因应之道。 但如同所有计画般，状况判断在实际作业中未必适用。 判断属静态作业，作战系动态作为，时间与时机之不同会增加或减少替代方案之需求。 (1862年5月至6月的申南多亚谷[Shenandoah Valley]战役中，杰克森[Stonewall Jackson]只不过比敌军更早制定替代方案，行动更快。 )另一方面，情势的演变会造成许多事前未见之紧急情况。 作战计画应考量到主要攻击开始前，军力平衡丕变之应变作为，这类状况并无法事先预判。 举菲律宾海战为例，日军意图以航母战机执行长程攻击的计画，早在实施前即注定失败。 因史普鲁恩斯早已摧毁日军陆基空中兵力，且其战机已掌控日军海航机预定降落之塞班岛与关岛机场。 状况判断虽有局限性，对劣势兵力指挥官而言，此点最为明显。 最坏状况的因应计画并无法赢得胜利。 状况判断系用以发觉敌对我最不利的行动方案，并设法消除敌人落实此一方案的可能性。 具体的做法包括侦搜、欺敌、或快速猛烈之打击。 对优势兵力指挥官而言，如计画面面俱到，意图打一场毫无风险的战争，反而会丧失诸多大好良机，浪费宝贵时间；时间对战略而言相当于战术上之兵力。 海尔赛将军行事冲动，虽多次失利，但人们总是记得他对战略(担任西南太平洋舰队指挥官时)与战术(担任第三舰队指挥官时)两者间运用自如。 但如将历史上战术指挥官排列名次，海尔赛洛于史普鲁恩斯之后。 史普鲁恩斯作战时颁布细密，行事果敢。 状况判断之功能永远不变。 状况判断对战术决心之影响力依然重要，但绝非决心制定之依据。 劣势兵力在作战时难以避免地会面临诸多风险，对指挥官而言，状况判断之重要性在于提供依据，俾能承担风险。 以下探讨之主题相当重要，笔者之态度将较1986年时更加审慎。 许多因素加速了金融、交通、商务资讯之流通，决策亦然。 新知识产生之契机与竞争优势，以及大趋势与大进步等言论充斥于耳。 美军亦拥抱商业网路科技的果实，俾使决策能快速精确地传达至遍布四处之部队，无论在时间、地点或网界(亦即电子资讯之管道与节点)上均需达到精确性。 然商业竞争取决于资讯交换合作，资讯作战则在摧毁敌军资讯。 资讯科技的确影响了美军战略：CNN效应只是一项结果。 就平衡观点而言，两军交战时，指挥管制仍将面临指挥管制反制措施之制衡。 故就战术言之，未来指挥决策与以往相较并无多大进步。 作战时，舰队指挥官须将决心制定之速度与执行决心之可靠性谨记在心。 克里维德(Martinvan Creveld)在其「战争中之指挥」(Command in War)一书中，研究了从古至今地面战之指挥。 渠指出不确定性系指挥体系必须因应之重要问题。 但渠在文中写道：「本项研究最重要之结论为，科技决定论事实上在吾人面临不确定因素时，从未主导因应方式之选择。」从烟号到电报，以及从无线电到通信卫星，对识见不明之军事组织而言，科技反而是种陷阱。 故吾人应如克里维德所言，「了解科技之限制，从而找出遂行任务之方法」 [ 原注：Creveld，pp. 268 and 274-75. ] ，而不是依据可用之科技制定相对之行动。 以往解读旗号与灯号再据以行动所需之时间，是否与今日部署范围广泛之机舰作同样动作所需时间相当？ 吾人是否还记得，帆船时代作战时产生之烟雾影响信号解读能力？ VHF无线电只因通信室与驾驶台间线路出了问题而无法操作？ 反潜飞机因少了UHF晶体或正确之通信计画而无法进行通联？ 吾人须谨记海军战术资料系统(Naval Tactical Data System)之经验，电子邮件与其他电子传输方式亦时有失效，敌人亦可干扰通信或对电脑网路散布病毒。 与潜舰通信并不容易。 武器射程与威力使编队间距大幅增加，而开阔之编队亟须仰赖通信卫星，但可靠度并非百分之百。 故结论如下：尽管通信之速度与容量有大幅进展，但战时指挥与管制部队之能力可能未有多大改变。 此点有何重要性？ 此点攸关决策时机与命令下达。 以往曾有指挥官因低估通信所需时间与品质，打乱了完善的作战计画。 例如在瓜达康纳尔海战(The Battle of Guadalcanal)中，13艘军舰组成之纵队灵活度不足，柯拉汉(Dan Collaghan)难以管制；在艾比蓝角战役中，史考特所属舰队在运动时杂乱无章，射击命令更是含糊不清。 为满足指挥管制系统之需求，吾人应在科技提升上不断努力。 现代指挥官在作战步调与面临困难时，可参考历史上宝贵之经验。 作战步调之维持有赖指挥官及其参谋周延地制定计画。 计画旨在将各种不同的部队结合成一支特遣部队。 为使各单位能充分合作，特遣部队指挥官之所有参谋应可独力负责计划所有行动。 空中、水面、水下与两栖兵力之派遣，以及攻击行动的实施等，参谋的角色是领导者，而非仲裁者。 作战期间侦搜统合行动之规画与执行，包括电子发射之管制，均为该参谋之责任，且不可授权他人负责，这并非剥夺下层指挥官之职权。 笔者认为，舰队如欲遂行任务，指挥官与其参谋对作战的各个层面应驾轻就熟。 自从战舰、巡洋舰与驱逐舰的时代开启后，指挥官即全权指挥所有单位并协调部队之行动。 准则之发展亦为指挥管制之一环。 滨海作战计画人员开始相信，只要有配套之实际通用作战准则与战斗教令，加上舰队实际勤训演练后，以网路为中心之作战将可充分发挥潜力。 战时优异之战术有赖平时对战术之精研，娴熟演练有赖完善准则，完善准则有赖周延之战术思想，周延之战术思想有赖坚实之战术理论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战术无出人意料之发展，应可归因于廿世纪初大量战术著作出版之故。 令人意外的是，战事肇始之际，相关战术与准则作为与科技之进步并无多大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海军作战时运用飞机，比夜战时运用大炮的成效更佳。 战术效能与刊物中战术文章之品质有关。 海军作战刊物之品质应就严整性、探讨主题及读者人数，与以往之舰队战术刊物比较。 美海军学会月刊(Proceedings)内容应与1900年至1910年般，以战术文章为主。 海军战院之课程则应如1930年代般，着重于海军作战。 兵棋推演不应将重点置于训练与增加经验，而应如1920至1930年代一般，从每一次的推演结果中学习。 吾人之当代战术著作应与世界上一流的著作比较。 海华德上将(Admiral Thomas Hayward)担任军令部长时兴起之战术思想复兴的风气逐渐式微。 吾人对海洋战术相当纯熟，但在滨海作战与相关教令上仍有待努力。 滨海作战爆发时可能之战术能力可从相关著述之品质观之——比平日之演习更具代表性。 截至今日，相关著作大多在提醒人们应多注意滨海作战，却未提出相关战术因应之道。 事实上，三篇有关滨海作战之最佳著作之作者均为外国人：挪威人薄连生着「滨海国家之海权」(The Seapower of the Coastal State by Jacob Borreson)、丹麦海军中校裘金生着「美海军之滨海作战：2000年与其后」(US. Navy Operations in Littoral Waters：20OO and Beyond, by Commander Tim Sloth Joergensen)、英国海军少校更塔克着「不干预：滨海环境中行动之局限性」(Non-lntervention：Llmlted Operations in the Llttoral Envlronment，by Lieutenant Commander Jeremy Stocker)。 [ 原注：Stocker，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utumn1998). ]　　在没有任何干扰因素下，平时指挥的各项不变原则中何者最为重要？ 笔者看法与本书所述的其他观点不同，但却无任何事例可资证明。 陆军上将库贺曼却有充分证明支持其观点。 渠认为在战时，指挥之首要之务为遂行任务，平时则为战备整备， [ 原注：Cushman，pp. 4-13. ] 此言或许言之有理。 克劳塞维茨说过：「习惯会孕育出无价之性格与沉静」，这是否代表没有参与作战时，习惯必须由训练而得，究竟何者为重？ 还是指挥上最重要的是知己、知敌？ 这些观点皆均有相当价值。 但笔者认为，指挥官平时最重要的是尽其所能发掘作战领导者，赋予这些人舰职，任职时间须比美海军现行之规定还长。 每一个舰职指挥官之首要之务就是找出两个能力更好的军官，并竭尽所能协助渠等从事战备，如此方能发挥提纲挚领之功能，使其他事务进入常轨。 战术趋势与不变原则总结 海战史趋势武器(鱼雷、飞机、飞弹)速度之增加较投射载台之速度(舰船或岸置单位)为快。 载台速度重要性次于武器速度，发射速度有赖侦搜与指挥管制之程序，以及武器本身之速度。 运动性对兵力集中与优先打击之重要性降低，但对闪避敌人武器而言，重要性不减反增。 武器有效射程之重要性超越了武器之威力。 武器威力大幅增加，特别是攻船武器。 武器射程与威力扩大了敌我双方舰队间之无人地带，此一地区之主要活动为侦搜与屏卫。 武器射程与威力增加亦提升陆地与海上之互动，岸置部队参与海战之程度逐渐增加。 防御之发展逐渐以防御力(火力与软杀)为重心，而非以往之持续战力(承受打击之能力)。 造舰工程师对前一观点的接受度过快。 建造主要军舰时，仍应将持续战力纳入设计。 未来部队散布范围广大，有赖指挥管制集中火力。 在港舰与地面飞机容易遭受攻击。 港口不再是安全的庇护所。 侦搜系统之搜索范围必须与武器射程齐头并进。 侦搜范围就垂直面而言已大幅增加。 由于许多武器其有三度空间作战功能，故空中、水面与水下侦搜逐渐相互为用。 太空侦搜系统将导致太空作战。 武器、感测器与通信射程或距离增加，而反侦搜效能亦将随之提升。 海战史中不变之原则依据预期战况实施运动仍是作战重要之一环，如今其实施之规模更大。 运动之目的系取得相对于敌人之优势位置，地面战中强调某些地点具绝对优势，在海战中不见得适用。 但特定地点可能对战略结果有所影响。 吾人平时对军舰之机动力过于夸大，其战术价值须依据机动力的取得牺牲了哪些能力方能衡量。 首先发挥有效武力永远是首要之战术目标。 如双方持续交火，只需些微之优势即可产生决定性效果，甚而在未受相当损害情形下赢得胜利。 劣势兵力如具备优异侦搜与指挥管制能力，并一次发挥庞大火力(如齐射)，将可战胜。 故劣势的一方须具备充足火力。 火力效果未如平时预期，然投射决定性火力之可能性普遍存在。 自有海战以来，作战中表现最佳之舰队不会保留战术后备部队。 反制武力、反侦搜以及指挥管制反制措施等旨在迟滞或降低敌军火力，待我军火力发挥效果。 防御无法主导海战，充其量能发挥迟滞功效。 防御在因应或抑制新武器效能上具有惊人的弹性。 例如，当装甲成功地防御炮弹，而导致反装甲火箭问世时；当美军防空系统有效摧毁敌战机，而导致神风特攻队的出现时。 与陆军部队相较，海军部队较难以补充战力。 由于海战中攻击具有绝对地位，因此高层较不愿置海军部队于险境。 战术指挥官一向希望其侦搜能力能与武器射程与发射速度相当。 侦搜能力似乎永远不足。 反侦搜成为压制敌人侦搜之主要利器。 战术奇袭之可能性增加。 敌我皆可能发动奇袭。 由于两军皆有可能发动突然猛烈之攻击，故遭奇袭后，损伤愈益严重。 欺敌(亦即隐藏我火力、迟滞敌侦搜作业、干扰敌指挥)愈益重要，且攸关舰队战术成功与否。 指挥管制能力提升，但永远无法满足需求。 汇整侦搜情报之现代决策辅助系统能改善决策时机，减少决策所需时间。 现代作战使战场处处充满危险。 事实上，由于先行从事远距离部署在今日变成相当重要，故吾人难以界定现代作战于何时开始。 战术指挥官必须集中更多注意力在侦搜作业上，而非火力投射。 过去廿年来，感测器与通信网路之范畴与复杂性以极快之速度增加。 作战的趋势与机器系统有关。 战术指挥官应时时准备重新分配部队任务，牺牲火力从事侦搜与屏卫作业。 时间与时机系指挥管制与反制敌指挥管制之主要考量因素。 指挥首要之务系维持管制，管制系战胜之前提。 状况评估、对敌状况评估与博奕理论等皆为指挥管制不可或缺之工具。 运用状况评估或其他规画过程时，劣势兵力指挥官必须承担风险方可赢得胜利。 舰队管制之步调从古至今并未有多大变化。 计画、准则、训练与战斗经验等，能降低指挥官因作战节律而不知所措的可能性。 复杂战术系平时之假定，一旦战事爆发后，一切战术变得极为简单。 作战的不变原则都与人有关。 发布时间：2025-12-09 08:15:55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47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