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第十四 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三大名将·第十四作者：钮先钟 ·中国出自————《战略家》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引言　　 只要略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真是名将辈出，人才之盛实非其他国家所能及。 尽管德国终于失败，但从纯军事观点上来看，的确输得有点冤枉。 在战争中有很多德国军人的表现是可名垂青史，永为后世楷模。 虽然德国将领都很优秀，但照许多评论家的看法，有三位真可说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 他们不仅是一时之选，而且即令置于古今名将之林，也都应名列前茅。 他们是谁？ 即为本章所要研究的三位高级将领：(1)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2)曼斯坦因(Erich von Manstein)；(3)隆美尔(Erwin Rommel)。 我们可以总称之为“三大名将”。 概括言之，他们三人都是军事天才，其成就也难分高下。 但彼此间又有若干差异，古德里安在装甲作战领域中的地位举世无双，战略方面的见解也不平凡，可惜没有机会一展抱负。 隆美尔也许最幸运，他虽在次要战场上作战，但享有指挥全权，可以发挥其天才，尽管其结局是一场悲剧。 一般评论都认为他战术优于战略，但李德·哈特根据其所留文件判断，认为他有深刻的战略素养。 以“曼斯坦因计划”取得不朽地位的曼斯坦因，是当年德国军人(包括古德里安在内)所公认的伟大战略家，不仅能运筹帷幄，其在战场上的指挥，尤其是在东线战场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也是历史上的杰作。 所谓“名将”(great captain)也就是说他有极高明的“将道”(generalship)：而将道又是一个涵义极广的名词，简言之，作为“总指挥”(commander in chief)所必需的一切素质都包括在内，尤其最重要者是“领导”(leadership)的艺术。 研究将道要比研究任何其他军事学术都更难，因为后者还是一种科学化的努力，而前者则必须进入艺术的境界。 仅凭历史的记录还不够，因为历史往往只能告诉我们某人做了什么(What)，最多只能说明他如何(How)做，但很少能解释他为何(Why)那样做。 因此，我们就只能付之摸索和猜想，否则仅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惟一比较厚实的资料就只有名将本人所留下来的回忆录，或其他有关文件。 很幸运，第二次大战中的名将几乎都有这种著作，所以使其后学者获得很大便利。 当然，像他们这样大名鼎鼎的人物也还有其他的传记和史料，不过专从将道研究的观点而言，则回忆录的价值似乎最大。 诚如李德·哈特在替古德里安回忆录写前言时所云：“这本书对于专家的心(Mind)怎样工作有详尽的自我表白。 ”这是任何第三者所写的文章无法达到的境界。 古德里安和曼斯坦因都有回忆录，分别名为《闪击英雄》(Panzer Leader)和《失去的胜利》(Lost Victories)。 隆美尔英年早逝，没有回忆录，但也留下很多文件，由李德·哈特加以编辑，以《隆美尔文件》(The Rommel Papers)为书名出版，似乎可以代替回忆录。 要研究他们三人的将道，应以这三本书为主要资料，而其他的论著则可供比照参证之用。 本章只准备以万字左右的篇幅来对三大名将的将道作比较分析，似乎嫌太短，不过，作者的目的只是唤起读者们的研究兴趣，要想了解将道的精华自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钻研。 生平简介　　 要了解一位名将的思想和成就，必须先了解其个人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经历。 所以，现在用极精简的方式，来概述他们三人的生平如下。 一、曼斯坦因元帅　　 曼斯坦因生于1887年，贵族出身，将门之子，父为二级上将，兴登堡元帅是其姑父。 1913年进入战争学院(旧译陆大)，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毕业即投入战争。 到1916年又充任军团级参谋职务，尽管尚未取得正式参谋本部军官的资格。 战后(1919年)进入地下参谋本部，参加秘密建军工作。 1935年出任陆军参谋本部(OKH)的第一厅长(主管作战)，1936年升任参谋次长。 此时，希特勒正在重整军备，许多计划都是由他拟定执行，深获希特勒赏识。 本来他应该是升任参谋总长的人选，但由于内部人事摩擦，到1938年2月，被排挤而离开参谋本部。 1939年8月，德国动员备战，曼斯坦因奉派为伦德斯特(Von Rundsted)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 波兰战役结束后，这个集团军调往西线，改名A集团军群，他仍任参谋长。 所谓曼斯坦因计划就是这个阶段(1940年)的故事(留待下文中再分析)。 法兰西战役中他无所表现，到1941年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时，他还只是装甲军的军长。 但不久即升任第十一集团军司令，有了独当一面的机会，指挥克里米亚(Crimea)半岛作战。 从1941到1942年，他终于完成使命，攻占整个半岛。 其事业也达到最高峰，由中将、上将，而升到元帅。 从1942到1944年，德国已由盛而衰，曼斯坦因此时已升集团军群总司令，在南俄苦撑残局。 斯大林格勒惨败(那是希特勒的过错)之后，仍能疲兵再战，赢得“哈尔科夫会战”(The Battle of Kharkov)，从战略观点来看，实属难能可贵。 希特勒早已心理失常，丧失理智，尽管曼氏竭忠效命，还是回天乏术。 到1944年3月，由于无法和希特勒相处，终被免职。 战后，他曾受同盟国监禁审判，但终以无罪释放。 其回忆录于1958年出版，名为《失去的胜利》，实寓有深意。 从他眼中看来，德国是应胜而未胜，良可慨也。 二、古德里安一级上将　　 古德里安出生于1888年，其先世为平民，父亲是职业军官，但官阶仅为中尉而已，古德里安仅毕业于中央军官学校(1907年)，不曾进过陆大，尽管他以后曾在参谋本部服务达十五年之久，并升到参谋总长，但官运并不算亨通，许多后辈都拿到元帅权杖，而他仅以上将终其身，确有“李广难封”之憾。 1914年开始投入战争，在战争期间历任过许多职务，但有三件事与其日后的成就有相当重大的关系：(一)他曾历任若干参谋职务，使其有资格进入参谋本部军官团；(二)他曾留驻阿登地区(Ardennes)，对该地区的实际情形获得亲身经验，这与曼斯坦因计划和西线战役的成功有密切关系；(三)他本是步兵出身，但在通信兵方面服务很久，并当过无线电台长，这使他学会不少通信知识，这对于以后建立新兵种(装甲)和指挥“闪电战”(Blitzkrieg)都有重大贡献。 在两次大战之间，他转入摩托运输部队(Motorized Transport Troops)，这也就是装甲兵种发祥之地。 1927年始升少校。 1931年升中校，参加建立装甲兵种的筹备工作。 1933年升上校，次年出任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队的参谋长。 从此一帆风顺成为明星人物。 1935年升任第二装甲师少将师长。 1938年2月升任第十五军中将军长，参加占领奥地利和苏台区行动之后，11月又升二级上将(general of panzer troops)兼机动部队司令。 在二战中，古德里安的事业可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1939年8月到1941年12月；第二阶段从1943年3月到1945年3月。 第一阶段几乎完全是光荣的成功记录，尽管终于不免功亏一篑。 第二阶段虽是东山再起，但整个情况已每况愈下。 尤其是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时(1944年7月)，一方面要对抗俄军排山倒海而来的大攻势，另一方面还要力拒希特勒的无理干涉，真可谓是内外夹攻，心力交瘁，但他却充分表现出德意志军人的传统精神勇气。 当二战爆发时，古德里安调任第十九军军长，在波兰战役中亲自指挥他一手训练出来的装甲兵作了第一次“牛刀小试”。 接着就是西线战役(1940年5月到6月)，他还是以军长身份指挥这次作战中的最重要的矛头兵力，从阿登山地一直冲到英吉利海峡。 6月1日其所属部队扩编为“古德里安装甲兵团”(Panzer Group Guderian)，继续参加第二阶段作战。 西线战役结束，论功行赏，升任一级上将。 1941年6月，希特勒发动征俄战役，兵分三路，古德里安所指挥的第二装甲兵团隶属于中央集团军群，仍然担负攻击矛头的重任。 到10月他又升为第二装甲集团军司令，由于希特勒宗旨游移不定，追求战术胜利而忽视战略目标，隆冬将至，始到莫斯科郊外，遂已成为强弩之末。 古德里安主张暂行退守过冬，与希特勒意见相左，遂被免职。 1942年为战争的转机年，但古德里安只是旁观而已。 到1943年希特勒想重建装甲雄师，遂又请他出任装甲兵总监(Inspector　General)，专负训练整备之责。 1944年7月21日，在7月20日事变之后，许多高级将领都被株连，于是希特勒又请他兼任陆军参谋总长。 这也是其一生中最艰苦的阶段，到1945年3月才请长假离职。 战争结束时他成为美军的战俘，备受礼遇，其回忆录(英文本)出版于1952年，本人则在1954年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他的遗像现在挂在德国装甲兵的营舍中，被尊为“装甲兵之父”。 他的儿子克绍箕裘，也是装甲兵将领。 三、隆美尔元帅　　 隆美尔出生于1891年，父亲为牧师，是真正的中产阶级。 1910年加入陆军，曾在军校受训九个月，获得任官资格。 1914年以少尉身份投入战争，到1917年升到上尉。 在一战中是很幸运，在西线堑壕中所度过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东南欧山地中，获得很多宝贵的战斗经验，并立有战功而获得勋奖。 战后他当了十二年上尉始获升迁，在此阶段中曾任教于步兵学校，并曾根据其战时经验写了一本非常优良的教科书，名为《步兵攻击》(Infantry Attacks)，因此而名噪一时，更因此而获得希特勒的赏识。 隆美尔是德国南部人，没有普鲁士的军事传统，所以也成为希特勒所刻意提拔的人才。 此后遂一帆风顺平步青云。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已经是希特勒侍卫部队(Bodyguard)的指挥官。 1940年2月升任第七装甲师少将师长，这个师以后获得“鬼师”(Ghost Division)的美名，在越过缪斯河(Meuse)时是三支装甲矛头中最小的一支，但也是前进距离最远的兵力。 它一共俘虏三十九万七千名战俘，四百八十五辆战车和装甲车，四千辆卡车和几百门炮，而自己的损失不过死伤二千余人，战车四十二辆。 因此隆美尔也荣升中将。 由于意大利在北非情势危急，向德国求援，希特勒遂命隆美尔率领新成立的非洲军(Africa Corps)前往援救。 名虽为军但实际只有两个师的兵力，不过所有意大利部队也都归他统一指挥(虽然名义上他是归意大利北非军总司令指挥，但事实上，他几乎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非洲只是一个次要战场。 希特勒正在忙于东线作战，所以至少最初一年对他完全不加干涉，这也使其有机会一展所长。 从1942年2月起到1944年3月，所谓北非战役都是以隆美尔一个人为中心。 虽然他的官阶已经由中将、上将而升到元帅，其所指挥的部队名义上由军升到集团军，而最后更升到集团军群，但事实上，他所能用的兵力还是非常有限，而其所面对的敌人则不断地增强，终于达到压倒的优势。 在两年间，隆美尔曾两次向东越过一千五百英里的距离，达到埃及的后门。 尤其是在1943年6月攻下托普鲁克(Tobruk)，因而荣升元帅，为其军职生涯中的最高峰。 但天下事都不免盛极而衰，接着在第二次阿拉曼会战(The Battle　of　Alamein)中，蒙哥马利终于击退了隆美尔的最后攻势，从此他就开始走下坡。 希特勒对他已开始常加干涉，而一般人也批评他是悲观主义者。 北非战后，到1944年初，隆美尔才又受重任为B集团军群总司令，负责防守诺曼底地区。 联军6月6日登陆后他一直苦战不休，到7月17日受到联军飞机的攻击，重伤未死，回家休养。 1944年7月20日事变。 隆美尔树大招风，受到疑忌，10月14日希特勒迫其服药自杀，然后赐以国葬，这样了结这位名将的一生。 成就与特点　　 这三位名将在二战中都有非凡的成就，似乎难分高下，不过又还是各有其特点。 这当然与他们的背景和经历具有不可分的关系。 在此无法详细地阐述，仅提供若干重要事实以作为将道分析的基础，　　 一、曼斯坦因计划与南俄战役　　 曼斯坦因由于其“计划”而获得历史中的不朽地位。 “曼斯坦因计划”这个名词是在战后由李德·哈特所提出，因为在战时受到保密限制，局外人无法知道当时计划作为的内幕。 不过，这个名词本身并不太妥当，因为严格说来，曼斯坦因只是提出一种战略“构想”，他既不是计划作为者，也不是负责执行的人。 以后计划定案时另有官定代号，称为“镰割作战”(Operation Sicheischmitt)，而在整个作战执行时曼斯坦因几乎完全置身事外，所以照理说，这个计划不应称之为“曼斯坦因计划”。 最初，陆军总部(OKH)所拟定的计划称为“黄色作战”(Operation Yellow)。 其大致内容为用较强的北翼(B集团军群)通过比利时向西进攻，而以较弱的南翼(A集团军群)保护其侧面。 攻击重点放在列日以北。 曼斯坦因认为它缺乏远大战略构想，不能产生决定效果，而主张用主力(A集团军群)通过阿登山地向西再西北，与北翼合围，将联军歼灭在比利时境内。 希特勒也有这样的想法，但大家所顾虑的是装甲部队能通过号称天险的阿登地区吗？ 曼斯坦因向技术权威古德里安请教，恰好古德里安对阿登的环境有亲身经验，不仅判断其可行，并建议应增强装甲矛头。 于是曼斯坦因遂正式提出其建议：(一)攻击主力应为A集团军群；(二)应通过阿登山地发动奇袭；(三)装甲矛头必须增加。 曼斯坦因当时是A集团军群参谋长，只能向陆军总部提出建议，一共六次都碰了钉子。 最后，陆军总部把他调任军长，哪知恰好让他有向希特勒面呈意见的机会。 于是希特勒作了决定，并且也在西线赢得了决定性胜利。 曼斯坦因虽未能分享荣誉，但他的贡献却获得历史家的肯定，并证明他有大将之才。 李德·哈特认为他精通“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之精义，而这也正是历史的教训。 任何天然障碍都不如人为抵抗那样难以克服。 同时，只有采取期待最低的路线始能产生奇袭效果。 这也正是古今名将成功的秘诀。 直到1941年曼斯坦因的指挥天才始有发挥的机会。 克里米亚作战就其个人而言，固然是其事业的最高峰，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那只是一个次要的作战，并无太大的意义。 尽管如此，又至少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他所指挥的是一支由附庸国兵力所组成的杂牌部队(只有少量德军为核心)，其数量和装备也不占优势，而仍能获得全胜；(二)他也像隆美尔最初在北非一样，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未受希特勒的干涉。 从战争研究的观点来看，最足以显示其将道者为南俄冬季战役(1942－1943)。 我们可以把李德·哈特的评论直接引述如下：　　 “保卢斯投降后，在俄军前进的压迫之下，德军南部战线发生广泛的崩溃。 但曼斯坦因救了这个局面，并夺回哈尔科夫，使俄军仓皇败退。 这次反击是其一生中最精彩的作战表演，在全部军事史中也算是第一流杰作。 只要军事学研究还继续存在，则基于教育价值，其对作战的详细记录也就永远值得加以研究。 ”　　 概括地说，曼斯坦因是代表普鲁士参谋本部的正统，也可以算是老毛奇，史里芬的隔代传人。 他是理想中的参谋总长人选，独当一面，指挥大兵团作战，这对于他而言，甚至于可说是大材小用。 二、古德里安与闪电战　　 曼斯坦因的思想是比较宽，古德里安则比较深，前者接近通才(generalist)，后者则是专家(specialist)。 前者长于战略，后者精通技术。 纵观古德里安一生的事业，几乎都与装甲兵有关。 称他为“Panzer Leader”似乎一点都不错。 不过，古德里安并不曾发明“闪电战”(Blitzkrieg)，他只是把旁人的思想融会贯通起来，将其形成精确的战术公式，并训练人员和发展装备，使这一套战术观念付之实施并获得惊人的效果。 事实上，思想的来源不能归之于某一个人。 不过大致说来，英国思想家似乎比较得风气之先。 有三位英国人，李德·哈特、富勒和马特尔(Martel)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时，都预言战车加上其他武器的配合，将是未来战争中的制胜者。 古德里安曾研读他们的著作，而尤其佩服李德·哈特。 他在回忆录中说：“李德·哈特强调用装甲兵力作长程打击，对敌军交通线作战，并建议编成一种装甲师，把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合编在一起。 这些观念使我获得深刻印象，我才开始尝试发展适合于我们自己陆军的装甲师。 许多进一步的发展都应感谢李德·哈特的暗示。 ”　　 尽管古德里安如此推崇李德·哈特，但在那个时代，李德·哈特在其本国并不曾受到应有的尊重。 1937年，古德里安也出版了一本小书名为《注意——装甲兵！》(Achtung——Panzer！ )，对其以后在战争中所用的战术，书中都有明白的解释。 但很具讽刺的是在英法两国甚至于无人加以翻译。 西线战役中，虽然曼斯坦因的战略构想为德国致胜的基础，但若无古德里安的执行，则也许不会胜得那样光彩。 他虽然仅是一个装甲军长，但却是矛头的矛头，全军的先锋。 他也发明了一套指挥的新模式，像古代的名将一样，亲自骑着战马(装甲车)在部队前头领导，而用无线电和他的司令部保持接触。 他可以算是现代C3观念的创造者，这与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个人经验有密切关系。 古德里安在1941年征俄战役中的贡献，至少是与在西线战役中一样有价值，至于功败垂成则希特勒应负责。 尤其是在战役开始时，古德里安率领其他战车专家主张装甲兵团应加速前进，至少，要达到第聂伯河(Dnieper)之线始向内旋转，于是第聂伯河变成铁砧，在两支装甲兵力的大包围之下，步兵军执行铁锤的任务，将圈内俄军全部击碎。 但诚如曼斯坦因所批评，希特勒在政治领域中虽敢冒险，但在军事领域中却谨慎有余，他不敢采纳建议，遂断送了速战速决的机会。 最后，他出任参谋总长，虽不能挽救德国的危亡，但见危受命，充分表现其精神勇气。 诚如李德·哈特所示，其作为足以使其在军事方面建立不朽的名誉。 三、沙漠之狐隆美尔　　 隆美尔的战争场地是以非洲沙漠为主。 严格说来，那是个次要战场，隆美尔虽然战绩辉煌，但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其地位不如前述二人。 但因为他个人具有戏剧化的性格，而且是在西线战役之后，第一位与英军(西方)交战而能获胜的德军将领，所以才会有“隆美尔传奇”(Rommel Legend)的出现。 就战论战，隆美尔的表现的确值得赞赏。 在出任装甲师长之前，他对装甲兵几乎毫无经验，但以后对装甲兵的运用，其造诣与古德里安则在伯仲之间。 他本是步兵专家，所以更能将两种兵力联合运用，尤其是他有许多推陈出新的观念，例如用战车从事防御战，把高射炮当做战防炮等等，足以证明他有极高度的创造力。 他几乎经常居于劣势，不仅兵力少，而且也缺乏补给和空军支援，他的对方则几乎经常占优势，而且优势始终有增无减。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打胜仗固然难能可贵，而能打败仗(败而不溃)则更是战争艺术上的超人表现。 尤其是1942年11月的“大撤退”(Great Retreat)，从战史家的眼光看来，应算是不朽的杰作，就将道而言，也是最高的造诣。 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优秀战术家，伟大战斗领袖，甚至于李德·哈特也说，在未看过隆美尔私人文件之前，也不曾想到他有那样高深的战略素养。 照一般的印象，他是“行动的人”(man of action)，但他实际上也是“思想家”(thinker)——我们在他的文件中时常可以发现他的思想是如何清晰、深入而富有想像力。 最奇怪的是，他不仅善于用剑，而也善于用笔。 他的文学表达能力非常惊人，能叙述、善评论，更富热情，有时还深具哲学意味。 其“沙漠战争规律”即为一例，可算是军事思想杰作。 1944年奉命防守诺曼底，虽然时间很短，而且也未能成功，但从战争研究观点来看，仍是一项极宝贵的经验。 尤其是对劣势兵力应如何防守海岸，以及在没有制空权的环境中应如何作战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教训。 非常可惜，他的计划受到很多阻碍而未能彻底实施，否则联军的登陆也许不会成功。 将道的比较　　 这三人都是名将，已为不争的事实。 但何谓名将？ 这个名词实在很难作精确界定。 名将之所以为名将，惟一的测试标准就是所谓将道。 将道是一种心灵的产物，所以李德·哈特对三人有一共同认知：他们都是“军事天才”(military genius)。 将道是天才的结晶和表现，但这里所谓天才又与一般人所认知者不一样。 通常，天才就是指高智力而言。 诚然，军事天才也需要智力，但仅凭智力并不能成为军事天才。 换言之，智力可以使你成为军事思想家，但不能成为名将。 然则名将所需要的天才是怎样的天才？ 最权威的解释还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所以，深盼读者先把《战争论》第一篇第三章(《论军事天才》)先读一遍，然后再来看以下的分析，则一定可以获得较佳的了解。 克劳塞维茨和孙子一样，认为军事天才的首要条件就是智勇兼备，不过，孙子是把智列为第一位，而克劳塞维茨则说“勇敢是对军人的第一项要求”。 这种差异虽很有限但也很微妙，值得稍加分析。 简言之，那是与二人的时代背景有关。 社会文明愈进步，则人性也愈脆弱，在孙子的时代，军人能勇似乎并不稀奇，而有智则显得难能可贵。 反之，到19世纪，智力水准已普遍提高，而勇气则变成稀有资源。 无论如何，仅有一样总是不够，甚至于两者之间缺乏适当的平衡，也不足以为名将。 因为孙子的话较简单，而克劳塞维茨则有相当详细的分析，所以，以下的讨论是以他的思想为基础。 克劳塞维茨(以下均简称克氏)认为勇敢有两种：一种是面临个人危险时的勇气，另一种是承担责任时的勇气。 前者为肉体勇气(physical courage)，后者为精神勇气(Couraged’esprit)。 前者是不怕困难、痛苦、危险，尤其是死亡(不怕死)，后者则是一种较高级的勇气，敢于负责，敢于作决定，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坚守原则，尤其是敢于说“不”(No)。 当军人官阶愈高，所指挥范围愈大，则愈需要精神勇气。 所以，时常会看到有人在较低级时勇敢善战而升到高位时却变得懦弱无能。 有勇而无智当然不能成为名将。 但这里所谓智与一般的解释又不尽相同，其涵义不仅限于聪明(智商)或智慧。 克氏说：“战争是不确实的境界。 战争中作为行动基础的因素有四分之三都隐藏在多多少少具有不确实性的雾幕中，所以需要一种敏感和明辨的判断力，一种嗅出真相的巧妙智力。 ”　　 战争是机会的领域，而且没有时间来作彻底思考，而必须立即作决定。 所以克氏说：“有两种素质绝不可少。 第一，一种理智，即令在最黑暗的时候，仍能使趋向真相的内在光线继续保持若干光辉；第二，一种追随此种微弱光线的勇气，而不管它向哪里走。 前者用法文名词来描述，就叫慧眼(Coup doeil)，后者即为决心(determination)。 ”　　 所以，名将之智与学者(思想家)所需要的智并不完全相同，而且必须智勇能相互配合，否则高度的智慧还可能成为一种障碍。 克氏还列举许多其他的名词，例如平常心、镇静、毅力、坚定、感情平衡、性格力量等，事实上那都是智勇的衍生物或变体。 严格说来，只要智勇俱全，即足以为名将矣。 为什么不厌其烦地引述克氏的著作，是因为只要懂得军事天才的真义，就可将对他们三人的将道分析变为这种理论举例。 所谓比较当然应包括异同两方面，但从他们三人的事迹、著作，以及他人对其评论上看来，则又似乎是同多于异。 甚至于可以说那些少许差异并不重要，而且也可能只是外在环境影响所形成。 概括言之，他们都具有超人的勇气。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堑壕战中，养成了高级军官的静态心灵。 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许多人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甚至于无法面对现实。 只有非常人始能摆脱传统(正统)的束缚，和对抗官僚系统的压力。 曼斯坦因提出新战略构想时所遭遇的阻力即为一例，而古德里安在建立新兵种时，和隆美尔在防守诺曼底时所面临的压力也都大致相似。 若是缺乏决心和毅力，则绝对无法坚持下去。 他们三人都有高度精神勇气，高度责任感，面对着希特勒那样一半像魔鬼一半像疯子的政治领袖，他们都能犯颜直谏，力拒干涉。 希特勒对曼斯坦因比较客气，尽管还是不欢而散。 古德里安在战争末期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抗一团烈火，使希特勒对他也不能不让步。 也许最勇敢的还是隆美尔，因为只有他在1942年阿拉曼会战结束后，就坦白地告诉希特勒，战争已经败定，应该迅速设法谋求谈判的和平。 也许正因如此，才使希特勒对他生了杀机。 至于在战场上的英勇，他们也都差不多，不过又还是隆美尔拔头筹，那是北非战场的特质有以致之。 不过就高级将领而言，这是比较次要的问题。 现在再说到智的方面。 他们都具有慧眼，他们都善于用奇。 在这一方面，他们几乎不分高下。 另外还有一种智，也许可说是较高级的智，而且是克氏所不曾强调的，那就是所谓“创造性思想”(creative thought)。 这是现代名将所必须具有的一种特质。 曼斯坦因的突破观念，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和特殊指挥方式，隆美尔在诺曼底所设计的部署，都可以作为代表。 与此相关而进一步的就是对技术因素(潜力)的了解和利用。 《战争论》似乎有一缺点，即完全不考虑技术因素(这当然与时代背景有关)。 到20世纪技术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已至为明显，但许多职业军人对此因素仍然不重视。 只有少数杰出之士，始能突破传统。 古德里安在这一方面的表现最为优异，但另外二人也都有同样的认知，例如曼斯坦因征询古德里安的意见，隆美尔了解制空权的重要。 现在再把李德·哈特的话引述如下：“他具有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 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行动都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战术配合使用，并能获得部属爱戴，乐于为他效死。 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成就，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 ”　　 这一段话本是对古德里安而言，但事实上，对他们三人也都同样适用。 结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是五十年前的旧事。 这五十年来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都有重大改变，而且科技进步的神速更是令人不敢相信。 但是人类还是人类，世界的前途还是受到人脑的主宰，而不是受到电脑的控制。 尽管五十年来没有大战，但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而暴力的使用也始终不曾间断。 所以国家安全和战争准备仍然还是国家政策中的主要课题。 有国必须有防，无防则不成其为国。 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遂又产生重物轻人的倾向。 简言之，往往重视物资而轻视人力，重视硬件而轻视软件。 这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对于国家安全足以构成莫大隐忧。 因为无论武器装备是如何现代化，战争还是要由人来打，所谓无人战争只是科幻小说中的神话。 在现代社会中，训练一位技士远比培养一位战士容易，而要想造就一位将才则更是难上加难，事实上，这本来也就很难。 历史中有数不清的战争，但够得上名将资格的人则屈指可数。 因此，在国防教育的较高阶段必须特别重视将道的研究。 但这又是一个难题：将道要比任何其他军事学术都更难教也更难学，甚至于既无课程标准，也无教科书可用。 这是一种高度艺术，其学习是有赖于弹性的心灵。 将道的基础是军事天才，我们不可能希望人人都成为名将。 无天才固不能成为名将，但即令有天才，若无适当的培育，则这种潜力也还是发挥不出来。 因此，第一流将才固不世出，但高级军事教育又还是必须以将道的研习为中心去培养训育。 这是一种极艰巨的任务，惟一的途径还是拿破仑所说的老话：研究历史中名将的战役，摸索其成功的原因。 但又诚如曼斯坦因所云：“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人物在当时是如何思想，和对于局势是如何反应。 ”所以，名将自己写的回忆录或文件，应该是研究将道最重要的资料来源。 发布时间：2025-12-30 08:00:03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491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