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战国·第四 内容： 战国·第四钮先钟 ·中国出自————《中国战略思想史》《先秦时代》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子学时代　　 自春秋到秦之统一，中间的时代即为战国。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大解放的时代。 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经济结构都有根本改变。 而在此剧变的时代中，又产生了另一个重大的改变，那就是民间自由学术思想的兴起。 有许多学派都先后出现，这也就形成所谓“诸子百家”。 因此，这个时代在思想史上也可称为“子学时代”。 各种学派的兴起，其所讨论问题的众多，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所引起辩论的尖锐都是前所未有。 在这个时代中，思想家受到普遍的尊重，而学术研究兴趣之浓厚、思想发展气象之蓬勃，更令人叹为观止。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这样一个阶段，以后任何时代都不足以与其比拟。 所以，就学术思想而言，这要算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golden age）。 先秦诸子约分四大家，即所谓儒、墨、道、法，由来久远。 后至汉代，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根据当时存在的资料，将先秦诸子概分为六家，其名称分别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 [ 注：史记太史公自序。 ] 以后，班固又依据刘向的七略而删其要，在六家之外，又增加纵横、杂、农、小说四家，共为十家。 [ 注：汉书艺文志。 ] 但实际上，就思想史的观点而言，其中能够算是独立学派，堪称一家之言者，仍仅为儒、墨、道、法四家而已。 钱穆先生对于子学时代学术思想的演进曾作扼要的分析。 他认为上古学术，其详难言。 据春秋时代而论，学术尚为贵族阶级所特有。 等到贵族阶级逐渐没落时，王官之学也渐渐流散到民间，成为新兴的诸子百家。 概括地说：王官就是贵族学，百家就是民间学。 这也就是所谓“诸子出于王官”。 百家的开先为儒家，儒家的创始为孔子。 孔子的政治活动虽然失败，但其教育事业则留下极大的影响。 孔子是开始传播贵族学到民间的第一人，也是把古代贵族宗庙知识转变成为人类社会共有共享的学术事业的第一人。 继儒家而起者为墨家，墨家的创始人为墨子。 墨家对当时贵族阶级的一切生活都抱彻底反对态度，因此非（反）礼乐也非儒。 不过，儒墨两家又还是有其共同精神。 他们都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来批评和反对当时的贵族阶级。 儒家精神比较温和，可说是反贵族的右派；墨家则较激烈，可说是左派。 以后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其他战国学派，概括言之，都是由儒墨两家衍化而成。 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皆属右，道家、农家、名家皆属左。 极右端为后起的法家，极左派为后起的道家。 从另一角度来看；右派皆积极进取，因较温和故也较乐观，左派则常偏于消极反对，因较激烈故也较悲观。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63－70。 ]　　 萧公权先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　　昔人论先秦学术者每有百家九流之称，然就政治思想而言，仅儒、墨、道、法四家足为大宗。 此四者不仅各有发明，自成家数，且能将晚周时代之主要思想态度代表无遗。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p．19。 ]　　 本书的主题为战略思想，而战略思想又与政治思想有其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所以在这一章中的讨论也是以此四家为其主要范围。 概括言之，在此四家的主要著作中，都可以发现有其战略思想之存在。 当然，对于所谓战略思想又是采取一种广泛的现代化解释，而非仅限于作战或用兵的层次。 因为古代学者的治学范围都是相当宽广，其著作的内容也常包罗万象，所以不可能期待其对于某一方面有特别深入或有系统的分析。 换言之，他们都是通才而非专家。 在以下各节中，将分别检讨儒、墨、道、法四家的战略思想，此种检讨又是以现存文献为依据，至于作者的事功和著作的真伪，则视为次要问题，不拟作详细的考证。 除此四家以外，纵横家与阴阳家也将有所论列，那并非由于他们也有值得分析的战略思想，而是因为他们对尔后的战略思想发展有相当重要关系。 至于兵家在战国时代也有相当蓬勃的发展，但照旧习，兵家并未被列入子学的范围之内。 所以，将另辟专章（第五章）来予以讨论。 二、儒家　　 儒家之祖为孔子，其战略思想已见前述（第三章）。 孔子死后，其门弟子分别传授其学。 韩非谓“儒分为八”，史记称孔门受业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七人，足以想见儒家之盛。 但其学派中能著书立说传于后世者并不多。 其思想足以成家而文献又可征者，到战国时仅有孟荀二人。 所以史记把他们合并成为一篇“孟子荀卿列传”。 孟子名轲，邹人，生于周烈王四年（372 B．C．），距离孔子（551－479 B．C．）已在百年以上。 荀子名况，赵人，亦称孙卿或荀卿，称卿者时人尊之也。 其生年已不可考，大致为周显王二十九年（340 B．C．），比孟子又小了二十二岁。 孟荀虽俱传孔子之学，但由于历史环境之不同，在思想上也自然有相当的差异。 孔子生于春秋末叶，孟荀则为战国之后期。 史记对于孟子的时代背景曾有扼要的叙述：　　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 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 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 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　　 荀子的环境与孟子大致相似，只是秦国更趋强盛，吞并六国之期也愈迫近而已。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子思为孔子之孙，其学出自曾子。 所以，孟子是间接师承孔子。 他也以孔子为模范，曾自谓：“所愿则学孔子”。 孟子一生，始而设教，继而周游，终而归老，生平行事也极似孔子。 当他周游列国时，声誉日隆而生活日裕，但虽然在各国备受礼遇，其理想则无从实现。 荀卿的遭遇与孟子差不多，少年曾游学稷下与齐相论国际安危形势。 以后去楚为兰陵令。 再回到齐国，在稷下“最为老师”。 旋复去齐，适秦返赵。 在秦曾与应侯论秦政，在赵位居上卿，与临武君议兵于孝成王之前，若史记“卒葬兰陵”之说可信，则似其暮年又复居楚。 总之，他又还是像孟子一样，并不曾受到任何国家的重用。 孟荀二人都有书传世。 若以史记为据，则“七篇”应为孟子所自著。 然书中对孟子所见时君，如梁惠王、齐宣王等，皆举其谧号，如孟子自著书，则决无所见时君均先孟子而卒之理。 又书中孟子弟子也都称“子”，例如乐正子，孟仲子等，如为自著也决无称其弟子为“子”之理。 所以，蒋伯潜先生认为七篇并非孟子自著，而可能是由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所编纂。 此说实颇有理。 [ 注：蒋伯潜：诸子通考。 ]　　 荀子所著之书，汉书艺文志称孙卿子三十三篇，今本为三十二篇。 刘向叙录认为其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 是刘向校定之本本只三十二篇，汉志作三十三篇实为笔误。 唐杨倞为之作注，始改名荀子。 其中有文有赋，篇题有义者居多，与论语孟子不同。 三十二篇之中有似为他人所述者，有似出门弟子记录者。 故其全书绝非完全出自荀卿之手。 [ 注：同上注。 ]　　 不过，孟荀二书虽不一定是手著，但大致能代表他们的思想则又似乎很少人有表示疑问，所以，至少可以说，从两本书中是可以发现儒家在战国后期的思想梗概。 （一）孟子　　 凡读《孟子》者一开始就会读到：　　孟子见梁患王。 王曰：“叟！ 不速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 （梁患王上）　　 这一段话曾经引起很多误解。 有许多人认为孟子似乎根本不知有所谓“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之存在，或至少是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混为一谈。 在孟子思想中似乎含有高度的反功利主义趋势，所以只要一说到利，就会引起他的反弹。 这种说法虽非没有理由，但未免太简单。 首先应指出在孟子那个时代，现代政治学中的“国家利益”观念根本就不存在。 梁惠王所说的“国”实际上是他个人的私产，所以假使说有所谓“国家利益”的存在，实际上，也只是国王的私利，而并非全民的公利。 孟子遂认为假使国王只重视其“国”之利，则大夫也就会只重视其“家”之利，士庶人更只会重视其“身”之利，于是其结果将为“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所以，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自私自利的趋势，而那也正是当时流行的社会风气。 反而言之，孟子并不反对公利，甚至于还主张全国（民）上下都应共同努力追求此种公利。 不过，为了号召起见，他尽量避免用“利”字，而提出一个更积极的观念，此即其所谓“仁义”。 “义”又还是出于“仁”，而“仁”则出于人类之本性。 所以孟子的思想是有其一贯的逻辑。 一方面，“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另一方面他又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天下”（离娄上）。 “仁政”也就是民本政治。 为政在人，民为邦本，所以人民也就是政治的主体。 当孟子之世，君权已大事扩张，贵君而贱民已成风气。 孟子却能力排众议，正告天下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上）。 用现代名词来表示，孟子的确是有伟大的“精神勇气”。 [ 注：精神勇气（moral courage）常被译为道德勇气，实际上“moral”可译为精神也可译为道德，但其法文原文为cocrage despfit，故应译精神。 ]　　 “仁政”在孟子的政治思想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心观念，而仁政的基础即为人民。 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 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尽心下）。 现代政治学认为国家之构成要素有三，即领土、人民、主权。 与孟子所言可谓相去不远。 在三宝之中，人民实居最高地位。 因为土地为人民生活基础，宝土地即所以宝人民。 政事即为推行仁政，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所以宝政事也就是宝人民。 简言之，仁政的目的即为替人民谋福利。 从这个观点来看，孟子虽不言利，而利实在其中矣。 民为邦本，为政必须得民心。 决策也应尊重民意。 政府若照此原则处理国事，则人民归心，团结一致，于是不仅能治国，甚至还能平天下。 所以孟子说：“虽欲无王，不可得也”（离娄上）。 孟子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政治理想，其所言有时不免夸张，那是由于面对着许多的竞争者，不得不然。 诚如他自己所解释：“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 ”（滕文公下）　　 “仁政”是一种崇高的政治理想，但从战略家的眼中看来，“仁政”也是一种大战略观念。 因此，我们也就不能随便地以为孟子缺乏利害观念，所以完全不懂战略。 事实上，在古代对于学术的分类，名词的界定，都不可能像现代那样严谨。 所谓“政”者有非常广泛的涵义，包括我们今天所认知的战略在内。 从其书中，可以找到孟子确有战略思想的证据：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 失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咸天下不以兵甲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公孙丑下）　　 孟子很少谈兵，但他这一段话却可以显示他对于战略有很深入的了解，而且还有独到的见解。 甚至于可以说，他的思想非常接近孙子。 他对于国家权力因素也作了一番评估，其结论是认为“人和”最重要，如何始能获致人和？ 其关键又在于“道”之得失。 然则何谓“道”？ 其得失又如何判断，孟子在其书中又有下述的分析：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心。 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离娄上）　　 孙子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很容易明了孙子之“道”与孟子之“道”是意义大致相同，尽管还是有少许差异。 孙子强调“令民与上同意”，所以不无强制之意。 孟子则主张政府应顺从民意，换言之，绝无勉强之意。 就理想而言，孟子似乎要此孙子高一等。 不过孙子也说“上下同欲者胜”，足以证明他也是同样地重视民心的向背。 “仁政”又不能仅为一种思想而必须有具体的实施内容。 当战国之世，“富国强兵”已成各国政府所共同追求的目标。 孟子虽不公开作富国强兵之论，但他所七张的政策，若能持之以恒，又还是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 孟子是孔子之徒，在思想上是具有连贯性。 他主张从养民和教民开始以来厚植国力（民力）。 孟子非常重视经济建设，他尤其主张藏富于民。 他也像孔子一样，非常注意国民的教育。 他甚至于认为教育比政治还较重要，他说：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 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 （尽心上）　　 这又可以证明他的最后目的即为民心。 假使全国上下同心同德，生死与共，则其国必强。 所以，孟子虽不谈“强兵”，但却自信其仁政可以产生巨大的防卫能力，甚至于“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梁惠王上）　　 孟子提倡仁政，自必反对战争。 不过他所反对者乃侵略性的“强战”，至于仁义之师则又当别论。 同时他又认为果能行仁政，则也就毋需战争。 他相信“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尽心下）。 此种论调虽不免言过其实，但也暗示他与孙子所见略同，即“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　　 孟子以孔子的传人自命，他的思想也可算是儒家的正统。 大致说来，他的战略思想还是纯正合理，不可以迂阔视之。 （二）荀子　　 假使说孟子代表儒家的正统，则荀子应该算是儒家的改革派。 其所学虽出于儒家，但其思想却有很多的创新，而不受传统的束缚。 荀子的治学远比孟子严谨，其言论是理智多于感情，和孟子恰好相反。 他很有科学精神，而且重视现实，不作玄想，与现代国际政治学域中的现实主义者（realist）颇为相似。 而所谓“现实主义”（realism）也正是现代战略的思想基础。 所以，荀子的战略思想是有比较完整的系统，而且也与现代战略思想比较接近。 荀子以治乱之责归之于人类。 他说：“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 （儒效篇）荀子注重人为（伪），相信人可胜天。 人在宇宙之间虽受自然现象支配，但必须设法控制自然现象，而不可消极无为，听天由命。 在荀子那个时代，所谓“天”者不外下述两种概念：一是传统的看法，以神意为天，二是道家的看法，以自然为天。 由于前者遂认为人必须服从神意天命；由于后者则人应效法天行而无为。 这两种思想均为荀子所不取。 关于前者，他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病，袄怪不能使之凶。 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 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 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 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 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天论篇）　　 荀子又说：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 曰是何也，曰无何也。 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天论篇）　　 荀子的不信天、不信神，与孙子非常相似，在那个时代要算是一种反传统的异端。 关于后者，荀子不但要人不与天争职，要人能与天地参，还要人能控制天行以为人用，所以他说：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天论篇）　　 这也正是反对消极无为，一切都听其自然的想法。 所以荀子是积极主义者（positivist），他主张采取合理有效的行动，这种态度是与现代战略思想家如出一辙。 荀子对于人类社会的形成有其合理的看法。 他说：　　人之生不能无群。 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 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大利也。 （富国篇）　　 用现代语来说，即为人不能单独生存而必须有分工合作的组织。 就国家阶层而言，组织的工作应由政府（君）负责，所以“君者善群也”（王制篇）。 荀子对于君之作用曾解释如下：　　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 （富国篇）　　 简言之，国家的前途在于政府，而政府的核心则为“君”，所以荀子希望圣君在位。 在这一方面，他也像孟子一样地强调人治。 他说：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 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 禹之法犹存，而夏不世王。 故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 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君道篇）　　 这也是他和法家思想不同的地方。 他虽然重视法治，但却更重视人治，并确认为“君子者法之原也”。 荀子虽重视君权，但他又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篇）。 所以，他又还是和孟子一样，主张民本政治，这也正是儒家的根本观念。 他更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王制篇）所以君主欲巩固其权力则必须顺从民意，并为民兴利除害。 他说：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疆，得百姓之誉者荣。 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 （王霸篇）　　 他又严厉地警告着说：　　君者民之原也。 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 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 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 （君道篇）　　 简言之，政府欲求富国强兵，长治久安，其关键在于爱民利民。 就此种大战略思想而言，荀子、孟子、孔子、孙子的基本观念都大致相同。 不过从文字上看来，荀子的分析似乎比其他三子还要更深入透彻。 君虽为政府元首，但以天下之大，一君何能为力？ 所以“人主欲修政美国，则莫若求其人。 ”。 （君道篇）此人就是“相”，荀子认为相在国家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 相得其人，虽小国可以取天下；相失其人，虽大国社稷亦危。 所以，他引历史为例说：　　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 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 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 卑者五伯。 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 是亦无它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 是君人者之要守也。 （王霸篇）　　 荀子之重“相”与孙子之重“将”，虽层次不同，但用意则完全一样。 实际上，这又几乎只是名词上的差异，照现代化的解释，大战略本来就是国事而并非仅限于军事，他所引证的太公、周公、管仲，照我们的标准来看，都要算是战略家。 荀子是现实主义者，他不会忽视现实问题，在其书中有“富国”篇，还有“议兵篇”，其对于富国强兵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相当精彩，并且也还不仅限于这两篇，而还分散出现于其他各篇中。 现在就择要综合论述如下：　　 萧公权先生认为荀子于富国一事言之颇详，而精当或有突过孟子之处。 荀子对人性虽悲观，但对经济生活则乐观。 他相信裕民政策能使物质生产作大量增加，故富国之关键不在于减低需求，而在扩张供给。 此种观点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颇为类似。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p．107。 ]　　 就经济政策而言，战国时以农立国，自以农政为主。 不过社会已逐渐进入分工阶段，遂又应以商辅农。 为促使货畅其流，对于贸易则应采取轻税政策。 就整个国家而言，其王旨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 节用以礼，裕民以政。 ”（富国篇）　　 荀子认为必须藏富于民，然后国家安全始能有稳固的经济基础。 他指出：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 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王制篇）　　 富民即所以富国，而富国又是强兵的先决条件。 孟子因提倡仁政而不言兵，荀子的态度则远较积极，他不仅“议兵”，而其议兵又常以仁义为本。 他首先提出假想问题说固然有人以为“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 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然后反驳着说：　　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 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 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 （议兵篇）　　 换言之，他认为武力是维持国际秩序的必要工具，而用兵乃是济仁义之穷。 所以，荀子不仅不反对于必要时使用武力，并且还进一步研究如何才是善用兵之道。 他所提出的首要原则为善用兵者必先附其民，那也正是孙子所说的“令民与上同意”，其解释如下：　　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 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 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 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议兵篇）　　 除先附其民以外，荀子又提出第二项原则，那就是慎选将帅。 他说：　　能慎行此六术、五权、三至，而处之以恭敬无圹，夫是谓之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 （议兵篇）　　 荀子论选将之道甚至于要比孙子还更精密，充分显示出其治学的严谨，和科学化的分析能力。 何谓“六术”，其解释为：　　制号政令，欲严以威。 庆赏刑罚，欲必以信。 处舍收藏，欲周以固。 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 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 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夫是之谓六术。 （议兵篇）　　 何谓“五权”，其解释为：　　无欲将而恶废。 无急胜而忘败。 无戚内而轻外。 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 凡虑事欲孰而用财欲泰。 夫是之谓五权。 （议兵篇）　　 何谓“三至”，其解释为：　　所以不受命于主者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 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 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 夫是之谓三至。 （议兵篇）　　 何谓“无圹”，也有五项（“圹”就是“旷”，意为怠忽）：　　敬谋无圹。 敬事无圹。 敬吏无圹。 敬众无圹。 敬敌无圹。 夫是之谓五无圹。 （议兵篇）　　 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断言荀子对于“将道”之重视似乎还有过于孙子。 在战争过程中，荀子要求应严守仁义原则，不得残杀对方军民，不得掠夺对方财产，此即所谓仁义之师。 他说：　　不杀老弱，不猎不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获。 凡诛非诛其百姓也，诛其乱百姓也。 百姓有扦其贼，则是亦贼也。 以故顺刃者生，苏刃者死，犇命者贡。 （议兵篇）　　 这也就是恩威并用，发挥心理战的功效，并尽量减少战争的损毁，达到易胜速胜目的。 于是遂又能使敌国人民：　　贵我名声，美我德行，欲为我民，故辟（开）门除涂（途）以迎吾人。 因其民，袭其处，而百姓则安。 立法施令，莫不顺比，是故得地而权弥重，兼人而兵愈强。 是以德兼人者也。 （议兵篇）　　 荀子文笔之妙也不亚于孙子，以上就是他对于所谓“仁者之兵”所作的生动描述，因此他的结论是“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但荀子又还是一位理性主义者，所以他也深知用兵之害，并且断言仅凭武力，即令强大也还是不能统一天下。 他的分析如下：　　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 伤人之民甚则人之民恶我必甚矣。 人之民恶我甚则日欲与我斗。 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欲以力胜之，则伤吾民必甚矣。 伤吾民甚，则吾民之恶我必甚矣。 吾民之恶我甚，则日不欲为我斗。 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 （王制篇）　　 荀子是一位反侵略主义者，其立论不仅是基于道义考虑，而更是基于利害考虑。 他像孙子一样，对于战争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但反而言之，他又认为国无分大小，都应自立自强，应有使用武力以自卫的决心和准备。 孟子曾谓“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 （孟子梁惠王下）荀子则完全反对这种观念。 认为想安抚侵略者实无异自取灭亡：　　事强暴之国难……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 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 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 事之弥烦，其侵入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而后已。 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 （富国篇）　　 当荀子之时，战国七雄正在彼争我夺，对于此种长期斗争，荀子从战略观点上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王夺之人，霸夺之舆，强夺之地”。 （王制篇）这与孙子的观念又颇为相似。 “王夺之人”即为“伐谋”，“霸夺之舆”即为“伐交”，“强夺之地”即为“攻城”。 对于此三种战略之优劣，荀子曾评定如下：　　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舆者友诸侯，夺之池者敌诸侯。 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 （王制篇）　　 这也正是孙子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 荀子的最高理想是以德服人，所以认为若能运用王道以来争夺人心则实为上策。 因此他说：　　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 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 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 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 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王制篇）　　 简言之，荀子认为战略的最高境界即为“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 当时诸国对外都采取扩张政策，使用军事力量或经济力量以求达到兼并的目的。 荀子将其分为三类：“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 然后下断语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 （议兵篇）事实上，“以德兼人”在当时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没有任何国家采取这样的战略，至于“以力”和“以富”两种战略虽常为人所用，但荀子则认为就短期而言，固然可能有所收获，但就长期而言，则将导致“兵愈弱”和“国愈贫”的后果。 所以，荀子的最后结论是只有“王道”才是治国平天下的唯一途径。 从孟荀二子的著作中可以发现战国时代儒家是有其战略思想的存在。 此种思想也还是发源于孔子。 虽然孟荀二人在思想上有相当的差异，但其基本观念还是一致的。 三、墨家　　 在诸子百家之中，墨家是地位仅次于儒家的大学派。 其宗师和代表为墨子。 墨子名翟，鲁人，其生平事迹已不太可考，其生卒之年也无从确知。 司马迁未为其立傅，但在孟荀列传正文结尾处附记数语：“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 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今人则多信墨子之时代后于孔子而前于孟子。 [ 注：钱穆先秦诸子考辨推断为公元前四九〇年生，公元前四〇三年卒。 ]　　 墨子先世或为殷之遗民，与孔子一样，其门阀无考而身为“贱人”（见墨子贵义篇），也就是平民。 惠子称其大巧，工为车輗。 [ 注：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 观墨经“公输”，“备城门”，等篇所记，似可认定墨子非农非贾，而为擅长机械的工程师。 墨子不仅长于科技，而且也富组织天才，其思想颇有系统，所以能够组成别创一格的宗教学派，并发展成为强大的势力。 墨子少时多居鲁国，其见诸侯亦自鲁君开始。 以后曾周游多国，均不见用，其遭遇大致与孔孟相似。 不过他有一件名垂青史的大事，那就是利用其军事技术知识，制止楚国攻宋。 大体言之，墨子乃一平民化的孔子，墨学乃平民化的孔学。 二者言行虽有程度上之差异，但其根本精神则可相通。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136。 ]　　 史称仲尼弟子三千，贤者七十。 若就古籍所载考之，则墨徒之盛可相颉顽。 可惜记载缺失，学行不彰，弟子后学姓名今犹可考者不过四十人而已。 墨子善组织，所以墨家不仅为一学派，而也成为一种有共同信仰的政治团体。 此一团体组织严密，纪律森严，有理论、能实行。 其领袖称为“巨子”，亦称“钜子”。 凡属墨者，对巨子都应绝对服从。 首任巨子当为墨子本人。 墨子死后，对于继承权自不免发生争执，于是墨家也就分裂成为若干派（三或四）。 各派皆自谓“真墨”（正宗），而相谓“别墨”（指他派为非正宗）。 所以若认为有一派自称为“别墨”则实为误解。 墨家的著作除现存的墨子五十三篇以外，余均散佚。 而现存各篇又均为后学所追述或编撰，均非墨子所自著，所以，其性质与儒家的论语类似。 尽管如此，从现存文献中又还是可以了解墨子思想的大体。 尤其令人惊异者是从战略家的观点来看，可以发现墨子书中实蕴藏着一套相当完整的大战略思想。 过去讨论墨学的人似乎都不曾注意及之。 从墨子书中可以发现他共有六大基本观念：（一）兼爱交利，（二）尚同，（三）天志明鬼，（四）尚贤，（五）节用，（六）非攻。 而此六者彼此之间又相辅相成，有其互赖互动关系，于是前后连贯即可形成一套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 这种情形在古人书中还是很少见的。 （一）兼爱交利　　 清人张惠言说：“墨子之本在兼爱”。 [ 注：张惠言：茗柯文编，闲诂附录。 ] 换言之，墨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即为“兼爱”。 墨子说：　　今天下之君子中，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 当兼相爱，交相利。 （兼爱中）　　 墨子生当春秋战国之交，列国篡夺攻伐日益激烈，人民痛苦不堪。 墨子怀着悲天悯人之心，推原其故，认定世乱均由于人之自私。 他指出：　　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 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 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 （兼爱上）　　 既知天下之乱原于人之自私而不相爱，则救乱之法即为去人之自私而使之相爱。 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但问题是如何能使人不自私。 墨子和荀子见解略同，相信人之好利实乃本性。 自私即所以求利，于是他明白指出自私不仅无利反而有害，只有兼爱始能交（互）利。 因此，从利害的观点来看，必须兼爱。 所以，只要有方法能说服世人了解兼爱与交利之间的互动关系，则天下也就可以太平矣。 墨子的全部思想都是以兼爱为其哲学基础。 从国际关系的观点来看，可以称之为国际主义者（internationalist），也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者（idealist）。 其最终目的为建立一种互赖和互利的国际秩序。 在那种秩序之下，国与国之间也就不会有战争发生，所以他说：　　视人国若己国，谁攻？ 故诸侯之相攻国者无有。 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攻，则天下治。 （兼爱上）　　 兼爱为墨子的大战略目标，欲求达到此一目标则必须使用一系列的手段，其余五个基本观念就都是属于这一类。 （二）尚同　　 “尚同”的意义就是统一思想。 为何必须统一思想，其主因是由于人虽都想趋利避害，但对于利害的认定则并无一定的标准。 必须设立天下共同之政权，始能制定万姓的行为准则，然后始能捐弃自私心，而归心于全体之公利。 所以，墨子说：“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 （尚同下）诚然，好利恶害，人之常情，但“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兼爱下）　　 由此可以显示墨子的确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所想像的是一种天下一家的世界政府。 同时，他也像柏拉图的想法一样，希望有圣人出任天下之共主，于是也就能够统一思想，使天下的利害标准趋于一致。 果能如此，则天下太平，换言之，“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 （尚同下）　　 理想固然极高，但如何能使其实现，则墨子并不能提出具体可行之策。 事实上，即令到二十世纪末期的今天，人类距离天下一家的理想都还非常遥远，然则我们又何能苛责墨子的陈义过高。 反而言之，却应该欣赏其思想能超越时代，具有未来导向。 （三）天志明鬼　　 萧公权先生说：　　昔英人边沁尝谓“功利”乃左右人类行为之动力，而功利之运用则有赖于政治、道德、宗敖诸制裁。 墨子之政治思想既以利害为起点，以立为尚同，天志、明鬼诸义，以保障兼爱之施行。 尚同者盖墨子中之政治制裁，而天志明鬼则其宗教制裁也。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p．141。 ]　　 墨子之所以要采取此种宗教制裁，也似乎有其不得已之苦衷。 因为尚同的理论不易为人所了解，而天意鬼神之说是很易于为一般人所接受。 所以尊天事鬼，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利用神权以来增强其学说的说服力。 因为天既被认为是全体人类的唯一主宰，故人对于“天志”是必须绝对服从。 又因为墨子是以平民为说教的主要对象，此种“神道设教”的方法也就可能特别有效。 其结果遂使墨家变得不仅是一种学派而更成为一种教派。 此种宗教精神也足以巩固墨家的团结，并增强其不惜牺牲的勇气。 （四）尚贤　　 以上所说的三点都是偏重理论方面，但墨家又并非不重视实际问题。 以下所云三者则可视为墨子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中所提出的意见。 在政治领域中，墨子所积极主张的观念即为“尚贤”，他简单地指出“尚贤为政之本”。 （尚贤中）他又说：　　古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 然而不得富而得贪，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 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 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 （尚贤上）　　 简言之，人才第一，但对于人才又应如何任用，墨子的意见也非常合理：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舆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 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 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 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 （尚贤上）　　 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厚其待遇、重其职权，然后始能使贤才发挥其效率。 （五）节用　　 墨子尚俭，乃其思想之一特点，也常因此而受到他家的抨击。 其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建议即为“节用”。 节用的直接目的即为充裕民生，而最后目的则为实现兼爱交利。 他说：　　圣人为政一国，一国可倍也。 大之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 其倍之，非外取地也。 因其国家，去其无用之费，足以倍之。 （节用上）　　 墨子所主张的并非不分轻重缓急的全面节约，而是主张减少无益的消耗。 他认为节流即所以开源，如果能作适当的节用，则国家可以不必向外扩张而一样能增强其国力。 墨子认为一切的消费都应有其限度，所以他似乎并不积极鼓励生产。 他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鞼，靶，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曰：凡是以奉给民用则止。 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 （节用中）　　 墨子主张全国上下都过着简朴单纯的生活，所以他提倡“节葬”和“非乐”，但他并非不重视精神生活，他是希望能以牺牲奉献的宗教热忱来代替物质的享受。 他尤其反对君王和贵族的奢侈和浪费。 那不仅是消耗国力，而且也对人民产生不良的示范作用。 其后果遂为“以奢侈之君，御奸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 （辞过）　　 墨子的经济思想似乎只注意到消费和分配方面，而对于生产方面则无任何积极观念，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主张早婚以增加人口：“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 （节用上）在古代社会中，人口对于经济和战争都同样重要，希望人口增多也并非不正常。 总结言之，墨子的经济政策是消极多于积极，他完全不考虑以富国为强兵之基础，这也许要算是一大特点。 反而言之，他要求各国政府和人民都能安于艰苦节俭的生活，这也就可以帮助消除侵略扩张的野心，而共同走向兼爱互利的途径。 （六）非攻　　 墨子在军事领域中所提倡的观念为“非攻”，这与“兼爱”一头一尾同为墨子的思想核心，也使其大战略思想有了最后的结论。 萧公权先生认为：　　吾人顷谓墨子节用之失，在徒有足民之心而未究生财之道。 至其非攻，则于鲜明之理论外，复具有防御战争之优美技术。 故就实际上之价值而言，墨学之精无逾此者。 [ 注：同上注，p．156。 ]　　 简言之，“非攻”实为墨子全部思想中的精华，若无“非攻”，则墨子全书也就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宗教宣传而已。 “非攻”的意义即为反侵略，所以墨子说：“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鲁问）换言之，其所反对者为“大国之攻小国”（兼爱下）。 墨子认为：“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非所谓攻，谓诛也”。 （非攻下）“诛”与“攻”不同；前者是“义战”，后者是“不义战”。 墨子仅非攻而不非诛，换言之，他并非反对一切的战争，而只是反侵略战争。 墨子非攻理论之基础即为利害之考虑，他反覆辩论说明攻之不利，所以完全是一种战略家的思想。 墨子分下述五点来阐明攻之不利：　　 （一）战争对于两方都不利：“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两不利也”。 （公孟）其故安在？ 因为战争无分胜负，都必须付出成本。 虽然获胜仍可能得不偿失：“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计其所得，反不如丧者之多”。 （非攻中）　　 （二）当时地广人稀，努力开发尚感劳动人力不够，而把宝贵人力用于攻伐以求扩张国土，实非善策：　　土地者所有余也，土民者所不足也。 今尽土民之无，严上下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有余也。 为政若此，非国之务也。 （非攻中）　　 简言之，人力为最宝贵的资源，而土地则不值得争取。 尤其是墨子说只要能节用，则土地也就无异于增加一倍，所以更无开疆辟土之必要。 （三）就社会经济而言，战争实乃劳而无功：　　大国之攻小国，譬犹童子之为马。 童子之为马，足用而劳。 今大国之攻小国也：攻者，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守为事。 攻人者，亦农夫不得耕，妇人不得织，以攻为事。 故大国之攻小国也，譬犹童子之为马也。 （耕柱）　　 墨子这段话相当幽默。 重子骑竹马，自以为在享受骑马之乐，殊不知劳动的是自己的脚。 大国之攻小国所获得的满足也正是如此。 （四）侵略者也许一时得逞，但最后还是难逃败亡。 吴以阖闾夫差之好战而天下莫强，乃卒不免灭于勾践。 晋之智伯势冠六军，兼并为务，而终败于三家。 （非攻中）此皆前车之鉴，足为攻伐不利之明证。 （五）就宗教意识而言，攻伐祸害所及又不仅限于君主，而且上不利于天，中不利于鬼，下不利于人：　　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剌杀天民，剥振神位，倾覆社稷，攘杀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 意将以为利鬼乎？ 夫杀天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虚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 意将以为利人乎？ 夫杀人之为利人也薄矣。 又计其费，此为害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数也。 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非攻下）　　 总结言之，侵略的结果是天怒人怨，害莫大焉。 墨子之善辩似乎不亚于孟子，但仅凭理论是否即能达到非攻的目标，则又还是不免有疑问。 墨子虽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但他并不缺乏现实感，而且也的确能采取行动以来配合其理想，这也正是其不可及之特点。 墨子认为欲阻止大国之攻，则小国必须善守。 换言之，这也正是现代的“吓阻”（deterrence）观念。 必须使侵略者明知其侵略行动将得不偿失，即可以产生吓阻作用。 此种守势战略包括内政外交都在内而并非仅限于军事手段。 其弟子禽滑斄问守小国，墨子告以：“我城池修，守器具，堆粟足，上下相亲，又得四邻诸侯之救，此所以恃也。 ”（备城门）　　 当然，最重要的是自卫能力，这也就是所谓“备”，而有备则无患。 墨子指出：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食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 （七患）　　 简言之，国家必须随时作自卫的准备，经常提高警觉，保持着高度的战备，始能免遭奇袭，使侵略者不敢轻举妄动。 所以墨子说：“凡大国之所以不攻小国者，委积多，城郭修，上下调和，是故大国不耆攻之。 ”（节葬下）　　 下过，小国仅凭一己之力以求自卫也许还不足以确保安全，于是墨子遂又提出用集体防卫的方式以来维持国际秩序，建立世界和平。 他说：　　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 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 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供之……以此援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 （非攻下）　　 综合言之，墨子非攻之说可以算是非常完整，而尤其令人敬佩的是墨子不仅坐而言，还更能起而行。 他深知必须有充分的防御能力始能吓阻侵略。 所以他决心亲自领导其门徒研究防御战术和发展防御技术（装备），并且把他的门徒组织成一支精锐的特种部队，能够实际从事守城的战斗。 于是墨家由学派、教派，而又摇身一变成为武装团体。 他们不仅是用空言倡导其理想，而且还能以实力贯彻其主张。 这样遂导致墨子救宋的故事。 这件故事发生的时间已不可考，甚至于事实的真伪也不无疑问。 不过墨子书中对此有很详细的记载，而且也为后世所羡称。 其大致经过有如下述：　　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 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 〔既以非攻之义说盘及楚王，而王不能忘情于云梯，墨子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 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 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 ”子墨子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 ”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 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 然臣之弟子禽滑斄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 虽杀臣，不可能绝也。 ”楚王曰：“善哉，吾请勿攻宋矣。 ”（公输）　　 以上所记如果属实，则不仅证明墨子精通守战之道，而且也暗示当时军事学术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 尤其是已经知道用兵棋（War Game）的方式来模拟战争。 现存墨子五十三篇中，在“备城门”以下的十一篇都是专门论述战争中的实际防御问题，后世总称之为“城守诸篇”，其内容对于守城的战术和技术有相当详细的分析。 据后世学者考证，大致都是伪托之作，并非墨子自著，不过代表墨家的思想遗产则又毫无疑问。 就战略的观点来看，那都是过时的资料，并无太多价值。 总结言之，墨家的确有其完整的战略思想体系。 以兼爱始，以非攻终，有其崇高的理想，也有其实际可行的方案。 在古代战略思想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也大放异彩。 四、道家　　 道家这个名词始于汉书艺文志，司马谈则称其为道德家，所以，道家也就是道德家之简称。 道家以老子为原始，在战国时已为显学，留传下来的书有《老子》、《庄子》、《列子》等，但就战略思想的观点来看，值得注意的则又只有《老子》一书而已。 换言之，这本书可以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 老子何许人也？ 他生活在那一个时代？ 他的书成于何时？ 是其自著或由后人编撰而成？ 这些问题曾经引起无穷的争辩，而且也始终未获定论。 有人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孟子之后。 本书采取钱穆和冯友兰二先生的意见，假定《老子》这本书是战国时代的产品，所以，遂将其列入子学时代，至于老子其人其事则不拟深究。 [ 注：钱穆认为老子的时代大致为365－290 B．C．（同注10），冯友兰则谓“老子之学盖就杨朱之学更进一层。 ”见所著中国哲学史第一篇第七章（，p．179）。 ]　　 严格地说，老子书中是并无所谓战略思想的存在，但他对于战略思想却提供很多暗示，而且也对后世战略思想的发展产生相当重大的影响作用。 萧公权先生认为：　　老子恩想中之基本观念有二：一曰反，二曰无。 其政治哲学之主要部分乃以后者为根据，故尤为吾人所当注意。 [ 注：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p，180。 ]　　 萧先生又解释说：　　易词言之，“无”乃道之体，“反”乃道之用。 无形者生生之原理，反动者有形之变易、故就哲学思想而言，无亦较反为重要。 [ 注：同上注，p．197。 ]　　 老子观察宇宙，认为天地万物皆生于自然之道。 所以，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简言之，大道自存，万物自生，无之生有，由于道之自然，并非有意的作为，因此，“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三十七章）。 以上所云即为老子的基本哲学观念。 用现代语来说，他是自然主义者，（naturalist），他相信自然之道就是“无为”，是故“圣人为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二章）　　 但如何能够达到无为而治的理想，老子认为“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 （三章）而“无知”尤其重要，因为欲的根源就是知。 于是老子送提倡愚民政策。 其逻辑为无知则无欲，无欲则无争：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六十五章）　　 此种“无为”观念乃道家思想的核心。 战国时代，诸侯均欲富国强兵，大有为于天下，结果遂导致战祸频繁，民不聊生。 因此才会引起思想反弹而产生偏激的言论。 但事实上，道家所提倡的几乎全是幻想。 要想绝仁弃智，剖斗折衡，以求天下之治，根本不可能。 其所谓之“道”不仅违反人性，而且也很难说它是效法自然。 在道家的思想中，战略观念根本不可能存在。 因为一切战略思考的基础就是“知”和“智”，而一切战略的本质就是“为”（行动）。 如果真正无知无为，则整个世界都冻结，自无国际关系和战略思想之可言。 但老子全书虽不过五千言，其中所含有的观念却非常复杂微妙，不仅很难作合乎逻辑的解释，而且也彼此矛盾，使其文义在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所以，这本书中含有很多的暗示，其意义可以由读者自己去摸索。 于是其认知也可以见仁见智，各有不同。 至于那是否即为老子本人的意见则更是大有争论之余地。 现在就应分析老子的另一基本观念，那就是“反”，他说：“反者道之动”。 （三十四章）用现代哲学的名词来说明，即所谓“二元论”。 依老子之见，宇宙万有均相反而对立，故有所谓有无、强弱、福祸、荣辱、刚柔、正奇、得失、利害、取与、全曲、张弛、远近……等等对立观念之存在，而后者均为前者之反，反言之亦然。 两个对立的观念又彼此互动，所以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又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五十八章）因此，一切的“动”都是相对的，其作用亦必及于两方面。 但是老子的二元论（相对论）又还是有其特点，他把价值意识引入了这种关系，换言之，他对于两个完全平等对立的观念，却怀有主观的好恶。 他经常强调某一方面是“反”而那也就是他所欣赏和主张的观念，例如“柔”和“弱”。 所以他并非纯正的二元论者，因为在二元论中，所有对立观念是一律平等，而并无强弱优劣之分。 基于其个人的认知，老子认为此种所谓“反”的原则可以用于全生处世。 概括言之，可分下述五点：　　 （一）柔弱。 老子确信“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柔弱得以自全，而刚强则为灭亡的前奏，他说：　　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七十六章）　　 他又说：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是无以易之。 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七十八章）　　 因此，其结论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四十三章）　　 （二）谦下。 谦下是柔弱的表示。 谦下则能和平相处，彼此不争。 在国际事务中，也就易于排难解纷，相安无事。 尤其是大国欲保持领袖地位，则更应对小国忍让。 老子说：　　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 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大国不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六十一章）　　 （三）宽容。 武断偏执，固持己见，实为致乱之由。 老子欲矫其弊，乃立为宽容之教曰：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 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 德信。 圣人在天下，歙歙为天下浑其心。 （四十九章）　　 这也就是承认多元社会的存在，不坚持一己的恩怨好恶。 （四）知足。 老子认为人不满足现状，实为祸乱之原。 所以他警告世人必须知足。 他指出：“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三十九章）反而言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三十七章）　　 （五）见微。 老子认为祸福倚伏，其来以渐。 成功之始与失败之初，其现象都不会太显著，所以必须能够见微知机始能确保成功和预防失败。 老子认为愈能提早发现问题，则也就愈易于解决。 所以，他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六十三章）又说：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六十四章）　　 从现代战略家的观点来看，老子所提出的五点原则在大战略的领域中都可以适用。 也许老子只是概括而言之，但读其书者若有战略的素养，则一定能获得别有会心的了解。 老子对于后世战略思想的发展的确曾经产生相当重大影响作用，但可能又不像某些学者所想像的那样巨大。 萨孟武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曾一再指出兵家思想（兵家之言）多出于老子，此说实颇有商榷之余地。 [ 注：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p．71、76、79。 ]　　 首先必须指出后世兵家对于老子往往只对其书作断章取义的引用，而很少有人接受其思想的最主要部分，即“无”的观念。 因为战略思想的基础就是“知”与“为”，如果无知无为则无异于否定战略的存在。 其次，兵家之书虽有时引用老子原文，或所用词句与老子颇为类似，但这并不足以表示其思想是出于道家。 事实上，战国时代学术交流已经相当普遍，所以各家的思想都有相互影响的可能，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并不因此而影响某一学派的思想独立性。 最后，尤应特别说明的是孙子在思想上与道家几乎毫无关系。 这一点似乎可以反证孙子的时代是较早于老子。 孙子的若干观念常被人认为是发源于道家，那可以说是完全错误。 譬如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与“无为而无不为”；“兵形象水”与“柔之胜刚”，都不过是貌似而已，在思想上殊少关联。 孙子所最强调的是“智”，而老子则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尽管他本人又还是绝顶聪明，此真所谓“大智若愚”吗？ 五、法家　　 就学派成立的先后而论，法家居先秦四大家之殿。 管子虽含有法家的观念，但其内容驳杂，不足以作为开宗之代表，且已在第二草论及，兹不赘述。 严格的法治思想是以商鞅为起点，而韩非则集其大成。 此二人不仅思想内容可观，而文献之尚存者亦最丰富，故欲论述法家思想，必须以商韩为主。 商鞅和管仲一样，是一位有机会亲自实现其理想的政治家。 其生年已不可确考，大致为公元前三九〇年。 他本是卫国的小贵族“庶孽公子”，但为秦孝公所赏识并以为相，获得一展抱负的机会。 他在秦推行改革（变法），从秦孝公三年开始，到秦孝公二十四年病卒为止。 孝公死后，其太子立为惠文王（公元前三三八年），商鞅遂被杀，但值得惊奇的是他死后并未“人亡政息”（那本是我国政治史上的通例），在其死后，秦国仍奉行没有商鞅的商鞅政策。 换言之，其思想能制度化，这的确要算是一种奇迹。 在春秋战国时代，变法者很多，不仅为商鞅一人，而商鞅也并非第一人。 但商鞅的变法在历史上却有其特殊地位和重要性。 因为他的变法不仅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能替未来的秦帝国奠定了深远的基础。 所以，在我国历史中所有的变法运动最具有决定性的即为商鞅的变法。 商鞅的思想仅凭其“立功”的记录即已足千古，“立言”似为其余事。 以当时大权在握的商鞅而言，他有无时间著书立说，也颇成疑问。 不过，韩非曾谓其时“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司马迁则自称尝读开塞耕战等篇，足以证明商君书是早已存在。 [ 注：分别见韩非子显学篇及史记商君传。 ] 汉书艺文志著录至二十九篇之多，今所存者共二十四篇。 陈启天先生认为此书大半为商鞅自撰之论说或奏稿，小半为后人所记述、节录、推衍、伪托。 [ 注：陈启天商鞅评传（由邱来晋：先秦政治思想引述），p．143。 ] 总之，虽不一定为商鞅所自著，但其内容大致还是可以代表他的思想，而不应以伪书视之。 韩非为韩国贵族（诸公子），与李斯同为荀卿的弟子，斯自以为不如非。 他看到韩国日益削弱，数以书谏韩王安，不被接纳。 愤而著书十余万言。 安王五年（234 B．C．）秦攻韩，韩使非使秦，颇受秦王政的赏识。 于是李斯、姚贾毁之，遂下狱死。 韩非生年不可考（大致为280 B．C．），死年则为秦王政十四年（232 B．C．）。 论其一生，初见弃于韩，终则身殉于秦，殆为先秦诸子中政治生命最坎坷者。 韩非死后，不过十二年，秦即统一六国（221 B．C．）。 所以，他也是先秦诸子中的最后一位。 韩非所著之书，史记谓其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 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 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与汉志符合，不过这五十五篇是否全属韩非手著，似乎仍有疑问。 虽然治学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概括言之，多认为书中虽或有后人增附，仍属大体可信。 （一）商鞅　　 概括地说，儒、墨、道三家对于战争都是采取否定的态度。 道家反对一切的战争，儒家和墨家则反对侵略的战争。 墨子非攻而善守，荀子认为兵可济仁义之穷。 但总结言之，他们都是和平主义，只同意用武力自卫或反侵略，而绝对不赞成用武力来从事侵略或扩张的行动。 法家最为晚出，其思想必然受到先进诸家的影响，但也自有其特点，并且形成对他家思想之反弹。 试以商君为例。 在他的时代，周天子之尊严早已不存在，而诸侯割据，攻战不休，旧秩序已荡然无存，而且也无法恢复；所以必须另建一新秩序，始能使天下归于太平。 但新秩序之建立又不可能依赖和平的手段，而必须使用武力。 所以法家的大战略构想是选择一个国家来作为权力基地（power base），然后凭藉其武力以来统一天下。 因此，法家不仅不反对战争，而且提倡战争；不仅不反对扩张，而且鼓励扩张；不仅下反对暴力，而且崇尚暴力。 商君书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慎法）又说：“凡明君之治也，任其力，不任其德。 ”（错法）所以可说是一反前人传统之见。 既然在国际社会中一切都是凭武力，要想统一天下则更是必须发动战争，所以法家也就只有一个国家目标，即为“富国强兵”。 政府的一切政策、人民的一切生活都是为了达到此一目标而设计。 在农业社会中，富国必须重农，而欲强兵则必须习战，于是商鞅遂以“农战”二字为其大战略的核心观念。 严格说来，这在当时也早已非新奇的观念，甚至于可以说其源头为孔子所主张的“足食足兵”。 不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一切政策都是为了配合“农战”；（二）商鞅不仅只是备战或教战，而是鼓励战争，并不断地用武力来从事扩张。 商鞅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又说：“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 （农战）他又强调富与强之间的互赖关系：“强者必富！ 富者必强”。 （立本）国家欲求富强，则必须增加农业生产，所以：　　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 故治国欲民之农也。 国不农则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 （农战）　　 简言之，国内农业人口愈多则愈富强，非农业人口愈多则愈贫弱。 商鞅主张用各种手段以来鼓励农民增加生产，他说：“官属少、徵不烦、民不劳，则农多日。 农多日、徵不烦、业不败，则草必垦矣”。 “垦令”由于重农，遂进而轻商：　　欲农富其国者，境内之食必贵，而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则民不得无田。 无田不得不易其食，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 食贵耀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矣。 故民之力尽在于地利矣。 （内外）　　 商鞅不仅主张贵粟以勉农，重税以苦商，而且对于一切可能妨害农业的事物也都无不反对。 于是遂又反对一切学问，主张愚民政策：　　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于农战矣。 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皆怠于农战矣。 （农战）　　 其理由为“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勉农而不偷”。 （垦令）　　 以农立国，则寓兵于农乃理所当然。 “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为属农，出令民以计战”。 （算地）强兵之道与富国之道是基于同一原则，其关键即为“利”，所以必须“边利尽归于兵，市利尽归于农”。 （外内）　　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 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 （画策）　　 此即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但商鞅又不仅用重赏来使民好战，而且又用严刑来使民不敢不战。 简言之：　　民勇则赏之以其所欲，民怯则刑之以其所恶，故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 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 （说民）　　 商鞅曾定军功之爵，爵二十级，斩一首者赐爵一级，而赏爵一级者，田宅亦随之增加。 秦民欲得田宅奴婢，须先得爵；而欲得爵，须有军功。 欲得军功，又须有战争，故“民闻战而相贺”，此即所谓“壹赏，利禄官爵专出于兵，无有异施也”。 （赏刑）　　 任何改革都必然有人反对，商鞅认为对于反对者必须加以严厉的制压。 他说：“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 故胜民之本在制民”。 （画策）欲制民则又必须禁止言论自由。 国去言则民朴，民朴则不淫。 民见上利之从壹空出也则作壹，作壹则民不偷营，民不偷营则多力，多力则国强。 （农战）　　 在变法之始他就告诉秦孝公：“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故“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更法）　　 以上所云为商鞅战略思想的理论部分。 此外，在其实际措施方面还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商鞅了解统计数字的重要，他认为施政必须以数据为基础，这与孙子的意见可谓不谋而合，他指出：　　疆国知十三数：竟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 欲强国，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去疆）　　 （二）商鞅主张采取“全国皆兵”的制度，把全国人民均纳入军事编组之中，并明定其任务：　　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 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 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 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发梁撤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 老弱之军，使牧午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之食。 （兵守）　　 （三）秦既以农立国，又采农兵制度。 务外战则农事废，勤耕耘则又可能无余力向外扩张。 对于此一两难问题，商鞅的对策是利诱三晋之民来耕秦地，而使秦民得以应敌于外：　　秦之所与郊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 ……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 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境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 （徕民）　　 在这样安排之下，秦人为武士阶级，晋人则为其佃户。 秦人可以专心去追求军功，而晋人既获田宅，又可三代免兵役，是以双方有利，何乐而不为，于是“数年之间，国富兵强，天下无敌。 ” [ 注：唐杜佑通典卷一田制上。 ]　　 总结言之，根据商君书的记载，可以断言商鞅是有其独特的战略思想，虽然格局不免狭隘，态度不免偏激，但仍可成一家之言。 当然，全书中有后人增益的部分，而且不无夸张。 尤其是商鞅当时对于这些观念和构想，究竟能实行到何种程度，也无从作精确的研判。 不过，无论如何，对于战国时代法家的战略思想，商君书仍不失其为代表著作。 （二）韩非　　 韩非为法家之殿，其学实集前人之大成。 商韩之间相距百年，然其思想仍一脉相传，其渊源发展之迹还是约略可寻。 韩子政治思想包括法、术、势，三大主要观念，构成相当完整的体系，在古代学人之中，应该算是非常少见。 但就战略思想而言，他几乎是完全因袭商鞅的观念，并无任何新意。 韩非像商鞅一样地崇尚暴力，鼓吹战争。 他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 （显学）所以，他的战略思想也是以“农战”为核心：“富国以农，距敌恃卒”：（五蠹）他又认为必须力求实践，而不可空谈理想：　　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 修考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马？ （八说）　　 他又指出：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 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 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 （五蠹）　　 韩非也主张用重赏来鼓励农战，他指出：“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为之者，曰可以贵也。 ”（五蠹）但他的思想远较合理，他批评商鞅之法如下：　　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 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 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力相称也。 今有法曰：斩首者令为医匠，则屋不成而病不已。 夫匠者手巧也？ 而医齐药也；而以斩首之功为之，则不当其能。 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 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 （定法）　　 由此可以看出他不仅重视智能，而且还尊重专家。 韩非虽反对学术自由，但并不赞成愚民政策，只是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已：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 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五蠹）　　 总结言之，韩非的战略思想实与商鞅的大同小异，不过他在此领域中又还是有一特殊贡献，那是一种真正的创见，而且也是其他学派所不曾注意的问题。 在他的书中有“亡征”一篇，最足以发人深省。 他说：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 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 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 木之析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 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 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亡征）　　 所谓“亡征”就是国家可能败亡之征兆。 韩非在此篇中列举出四十七种不同征兆，也就是国家在政治上已经出现的各种弊端。 国家虽有这些亡征，并不一定会立即败亡，但遭遇到外来的强烈打击就一定会招架不住，正好像朽木隙墙经不起暴风雨的打击一样。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服术行法的强国要想兼并天下并非难事。 关于韩非所列举的各种亡征，因为太琐碎而且在今天已大部分丧失其重要性，所以不拟赘述。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此种对“失败”（failure）的研究仅在最近始为西方战略学界所重视，而韩非在两千年前即早已有见及此，对于我国古代学人的智慧似乎又是一个证明。 [ 注：可参看Eliot A．Cohen and John Gooch Military Misfortunes： The Anatomy of Failure in War（Free Press 1990）。 ]　　 六、纵横家与阴阳家　　 （一）纵横家　　 对于战国时代，最乐为后人所称道的外交活动就是所谓“合纵连横”。 韩非在“五蠹”篇中曾解释其意义为：“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 事实上，他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合纵连横通常都不含有攻势的作用。 强就是秦国，众弱则为山东诸国。 合纵连横是两种不同的结盟模式。 前者是联合诸国以对抗强秦。 其目的通常仅限于吓阻，最多也只是防御，即使“秦甲不敢出于函谷”，虽也有诸国发兵共攻函谷的记录，但只是一种姿态，从未产生实效。 后者是秦国所使用的外交手段，其目的是离间（分化）六国，也就是孙子所谓的“伐交”，即同时争取与国和削弱敌人，其方式即为说服个别国家与秦国建立双边友好关系。 所以若把韩非的说法改为“从者合众弱以抗一强，横者分众弱以事一强”，则似乎更较适当。 当时来往于诸国之间从事于游说活动的人很多，最著名的即为苏秦、张仪、公孙衍等，因为他们所持的说词不外纵横二端，所以也就被后人总称之为纵横家。 严格说来，他们不能算是一个学派（家），因为他们并无完整而有系统的思想。 他们只是利用纵横之说来作为个人寻求利禄的工具。 其态度为不问用我者为何国，而只问何国能用我，所以不仅没有其坚持的理想，而且时常改变其立场。 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战略思想史中也正像在政治思想史中一样，是没有纵横家的地位。 旧史对于合纵连横的活动，其记载是相当混乱，甚至于互相矛盾，尤其是对于苏秦张仪的故事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 钱穆先生早就批评史记“独于晚世策士伪造苏张纵横之说，梶梶道之，去实远矣”。 [ 注：钱穆国史大纲（上册），p．53。 ] 最近（一九七三）大陆学者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发现很多新史料，并确定苏张并不同时，而苏秦要比张仪晚十余年。 [ 注：战国史（下册）（谷风出版社翻印本），p．417。 ]　　 概括言之，合纵连横的活动固确有其事，但其战略重要性则远不如过去史书中所说的那样重大。 连横对于秦国而言，只是一种过渡措施，等到秦国日益强大后，也自无重视连横之必要。 合纵则很难成功，而即令成功也不易持久。 其主要原因为：（一）山东诸国之间彼此都有世仇宿怨，而且利害也时常冲突；（二）地理环境不一样，对秦国威胁的感受程度也不相同；（三）各国之间实力大致相若，都不愿接受他国领导；（四）同盟组织非常松懈，随时都有纵散约解的危险。 因此，尽管有多次的结盟活动，其实际效果则常不如理想。 纵横家虽无有系统的战略思想，但其合纵连横的活动对于战国时代国际战略形势的形成和演变又的确曾经产生若干影响作用，并对秦的统一大战略也有间接的关系，这些问题将留待第六章再予以检讨。 （二）阴阳家　　 阴阳之说是由来已久。 本来所谓阴阳者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与人事吉凶似乎并无关系，但周易中就已有“天垂象，见吉凶”的说法， [ 注：周易卷七系辞上。 ] 可以证明古人很早即已有由天象来推测人事的行为。 事实上，这也并非我国所独有的观念，不过，很可能只有在我国古代曾经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学说。 阴阳五行之说到战国时代即已非常流行，俨然也已成一大学派。 其代表人物为战国末期的邹衍。 他是齐国人，曾游于稷下，号为“谈天衍，”也曾到过赵国和燕国，大致生于公元前三〇五年，卒于公元前二四〇年 [ 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 ] 他曾著有邹子四十九篇和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已失传。 据史记所载，其要旨为“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和“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待应若兹”。 [ 注：史记卷七十四孟子传。 ] 简言之，其学说有两大观念：其一为“阴阳”，其次为“五德”，也就是“五行”。 前者是传统观念，而在后者方面，邹衍则创立了其“五德终始”的理论也就是五行相继的循环论：“土德所不胜，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 [ 注：昭明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邹子语 ] 而在水之后又轮到土胜了。 这实在是一种非常单纯的自然哲学观念，而把它用到人事领域中，并以其为决策的依据，则不仅是近似迷信，甚至于可说是荒谬。 尽管如此，此种理论从战国末期开始即大行其道，而到西汉时更与儒家合流。 司马谈把阴阳家列为六家之首，可以证明其在当时地位的重要。 尤其是后世的兵书受其影响最为重大。 据汉志记载，汉成帝命任宏对兵书分类时；“兵阴阳”即被列为第三大烦，与“权谋”、“形势”、“技巧”，其他三人类居于平等的地位，而其家数甚至于最多，可以显示从战国后期起，兵家受阴阳家影响程度之严重。 此种风气也一直流传下去，直到明清时代仍不少衰，在我国现存前人兵书中有许多都是如此。 其后果足以使人认为一切吉凶胜败都可以凭术数来断定，于是也就不需要对战略作深入的思考了。 所以，阴阳家对于我国战略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纯为负面的。 过去有很多学者误入歧途实在是非常可惜。 七、结语　　 战国诸子在我国的文化史中可以算最宝贵的遗产，这些书都值得后人的深入研究。 本章所能叙述和分析的只是一个概要而已。 就其全体而论，儒墨道法四家之中，似以荀子的战略思想最完整而有系统，他的某些见解不仅直逼孙子，甚或犹有过之。 墨子的思想也前后一贯，合乎逻辑，但不免理想多于现实，尤其不合人情。 不过，其非攻之说不仅独创一格，而且也可视为现代吓阻战略观念之先驱。 就本质而言，老子的思想根本不具有战略性，但其思想中又还是有很多的观念不仅可以应用于战略的领域中，而且也与其他战略思想家的想法不谋而合。 后世兵家受道家影响者也颇不乏人。 法家最为晚出，其政治思想要比其他各家都更有系统也更合实际，但其战略思想则不免狭隘，仅以农战观念为核心，并有崇尚暴力、鼓吹侵略的趋势，实为智者所不取。 当然，诸子思想是各有短长，尤其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其中自不无落伍过时之处。 不过，在两千年前的我国即已有如此多彩多姿的发展，实在应该令我们感到骄傲。 发布时间：2026-01-05 08:05:10 来源：常能网 链接：https://www.changnen.com/post-49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