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战和海战·第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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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战和海战·第十七

作者:恰伊姆·赫佐格 ·以色列

出自————《赎罪日战争》

出自————《战争通史》

   有两个重要因素共同影响了埃及空军关于未来空战的思想。第一个因素是1967年6月5日早晨3个小时所造成的创伤,当时以色列空军对所有准备进攻以色列的阿拉伯空军特别是埃及空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尽管埃及空军大约3星期前就已经处于动员和战斗准备状态,以色列飞机从地中海低空铺天盖地的袭来,还是把埃及空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以色列空军制定了一项非常详细的欺骗计划(甚至在当天早晨还照常进行例行的空中训练,并制订了在埃及军官和飞行员早饭后从司令部返回空军基地的途中进行袭击的计划);埃及空军是在地面防护较差,许多机场的飞机都露天停放,容易成为以色列飞机攻击目标的情况下挨打的。在3小时内,埃及空军就不再成为影响即将发动的横贯西奈沙漠战役的一支力量,约旦和叙利亚的空军就更不用说了。

   指导埃军战略的第二个重大因素是自所谓的1955年捷克武器交易以来的苏联军事思想的重要影响,从那时起,苏联成为埃及的主要军火供应者。多年来,埃及有成百名飞行员被送往苏联受训,苏联总参谋部的军官到埃及总参谋部当顾问,并参加埃及的军事演习。因此,埃及和叙利亚军队逐渐地被苏联的军事理论所浸透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此处应该提及的是,空军这一军种始终不是苏联在战争中的强大所在。苏联空军(不象英、美空军)从来也不是杰出的军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中,也从未起过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人根本没有实战经验,这样,以苏联装备为基础的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空军人员,都是由这种几乎或完全没有空战经验的人训练的。

   以色列空军在许多方面汲取了英国皇家空军的建军经验和传统,皇家空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战功和使用先进技术方面都是创纪录的。而在苏联军事力量编成内,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炮兵;继炮兵制胜思想之后产生的,是导弹制胜思想。苏联是世界上唯一把导弹部队编成一个独立军种的大国,因此苏军总是优先考虑导弹部队的发展和作战思想。

   六天战争的经验也影响到以色列空军制定其未来发展计划的指导思想。在那次战争的前夕,阿拉伯国家在以色列周围集结了25万军队,坦克约2,000辆,第一线飞机约600至700架。当时以军总参谋部面临缺乏战略纵深的问题,因而建议在全面空中优势的条件下,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空军愿意保证这一优势,条件是它可以选择进攻的日期和时间,并允许它把兵力全部投入战斗,以消灭阿拉伯空军)。所以,以色列空军在六天战争中采取的进攻样式实属别无战略抉择而采取的样式;尔后空军又对进攻部队进行了直接支援作战,蒙受了公认为一般水平的损失率(在近200架飞机中,损失了46架飞机和26名飞行员)。

   在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的消耗战中,埃军集结的炮兵大大超过了以军,以军沿运河一线的伤亡率也上升到惊人的程度。必须想办法对付这一炮兵优势,办法就是运用以色列空军。到目前为止,以空军不愿把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因为他们要养精蓄锐以应付规模大的战争,而不愿在不太重要的作战中消耗飞机。然而,到1969年7月,空军开始在安全作战中被作为一支重要力量来使用,包括袭击在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分子的营地。

   以色列空军中有一派坚持认为,空军于1969年7月消耗战期间参战,是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一行动是滥用空军的典型例子。此外,那种认为以色列空军已足以战胜阿拉伯炮兵的压倒优势的轻松感,缓和了以色列建立炮兵力量的一切紧迫感。几年来,以色列统帅部自欺欺人地认为,空军是解决国家炮兵不足的好办法。因此,在赎罪日战争期间,双方炮兵部队的兵力对比非常悬殊。更糟糕的是,这一战略思想上的错误对空军本身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埃及对以色列采用空军的防御办法是沿前线建立“萨姆-2”型导弹防空体系。但是到1969年秋,以色列空军已有了对付“萨姆-2”地对空导弹的办法,在9月底到10月初成功地摧毁了绝大部分地对空导弹系统和许多雷达站。确实,在进行这种战斗约6周以后,埃及人除了不愿投入战斗的飞机外,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已丧失了所有的防空能力。

   摧毁苏联在埃及建立的防空体系,不仅使埃及人,也使苏联人大为不安。因此,当以军在1970年1月开始对埃及国土纵深进行空袭,纳赛尔转向苏联求援时,苏联人之所以立即毫不犹豫地作出响应,就毫不足怪了。不错,苏联人正是利用了纳赛尔的急于求援的心理,因为这与他们渗入这一地区的计划相一致。到2月19日,两方发表的报道宣称,1,500名苏联军事人员到达埃及,并有一批“萨姆-3”型导弹也同时到达。这些机动性和有效性都有所增强的导弹由苏联人操纵,配置在运河区和埃及国土的纵深。在防空、导弹和空军部队中,苏军人数已达到15,000至20,000人,他们负责保卫埃及的战略纵深,并造成这样的态势,即以军飞机渗入埃及领空,就首先会与苏联部队发生冲突(确实如此,1970年7月31日,一支以军空中巡逻队确实在苏伊士运河区与后来证明是执行巡逻任务的苏联人驾驶的飞机遭遇,在接着发生的激战中,5架苏联飞机被击落,而以军却毫无损失)。不过,在4月中旬,以色列人就停止了对埃及的纵深轰炸。

   纵深轰炸埃及的决定,从许多方面看都似乎是个重大错误。从政治上说,空袭并没有达到目的,纳赛尔的权威没有遭到丝毫损害。埃及的地对空防御系统虽时时被摧毁,但埃及人仍坚持不懈地在运河沿线发起进攻,尽管以军的伤亡人数大大减少了。然而,最重要的事态发展是纳赛尔于1970年1月秘密访问莫斯科。访问期间,纳赛尔说明了以色列的空袭给埃及造成的军事困境,以及如果空袭持续下去他的政权可能遇到的难题。事实上,苏联对该地区的介入正在极为明显地逐步升级。很难说这是否为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毫无疑问,以军纵深轰炸埃及的决定,构成了中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并形成纳赛尔总统不仅把埃及向苏联顾问开放,而且把苏联战斗部队引进埃及的局面。

   战争日益加剧,但是为使战争结束的外交活动也在进行着。根据罗杰斯计划(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所提出),埃及和约旦为一方,以色列为另一方的停火协定,于1970年8月7日开始生效。地对空导弹开始使以色列飞机遭受损失,而停火正是在空军的飞机如何对付这种导弹的若干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生效的。停火一开始生效,埃及人和苏联人便违反他们同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保证。在夜暗的掩护下把导弹系统向苏伊士运河前移,使他们能在运河东岸控制一条空中狭长空域。

   埃及空军在消耗战中的经验,使他们更加坚定地认为下一次战争中的战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必须是具备攻击以色列空军纵深基地的能力。这就需要有一支中程轰炸机或战斗轰炸机的攻击力量。没有这种飞机(如苏-20、“美洲虎”、“幻影”或“鬼怪”式等),就几乎没有打赢战争的希望。但是,大约在1973年4月,苏联人使受他们庇护的埃及人相信,只要正确使用地对空导弹,就能使他们改变这一基本观念。这种思想的变化反映在苏联的武器提供政策中。在1973年7、8两个月的短时期内,他们还为保卫叙利亚导弹体系提供了比原来已提供的还要多的导弹,这一体系的五分之三是新式的“萨姆-6”型导弹(余下的五分之二是“萨姆-5”和“萨姆-3”型导弹)。

   集中力量在短时间内提供导弹,提供各种在射程上可相互补充的导弹,以及提供导弹的时机等都表明,苏联人已使埃及人改变了他们的战略思想。正是战略思想的变化,使埃及人这样早地作出了发动战争的决定。埃及重新估价空军的政策和叙利亚迅速建立导弹防空体系的全部情况,使人们更加相信这样一种推断:埃及制订战争计划和积极准备发动战争,全是在苏联的纵容下进行的。

   以色列空军是根据下述设想进行即将到来的战争准备的:它在战争爆发时,会有充分时间集中力量对付导弹威胁,在战争第一阶段没有空中封锁或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空军除了保卫以色列空域外,享有一定的自由,不承担支援地面部队的任务。

   1973年9月13日,在叙利亚沿海附近的拉塔基亚地区上空进行例行巡逻的一支以色列空军巡逻队,与叙利亚空军部队遭遇,在随后的激战中,以军击落叙军飞机13架,而自己仅损失1架飞机。以色列空军司令本杰明·佩莱德将军知道,这一结局必然会招致叙军采取例如大规模炮击那样的报复行动。如果叙利亚人作此反应,那么叙利亚30多个灵敏度很高的“萨姆-6”型地对空导弹连会给以色列造成非常严重的问题。到10月5日星期五,以色列全军已进入高度战备状态,战斗部队已全部动员。佩莱德命令他的司令部制订一项先发制人的打击计划。

   佩莱德将军是以色列自己培养起来的第一个空军司令。他作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曾在1956年西奈战役中在沙姆沙伊赫被地面炮火击落,当时,一架降落在沙漠里的以色列“幼狐”式飞机,简直是从即将俘获他的人手中把他抢了出来。他在许多方面都不为人所知,但他在战争中证明自己不愧是一名精锐部队的杰出指挥官。他的克制、沉着、自信和头脑冷静,能增强周围所有人的信心。他从不低估他的对手,但也从未低估过他领导的部队。战争初期,他参加了国防部长莫西·达扬为以色列报界举行的一次秘密情况介绍会。佩莱德汇报了空战情况并顺便提到那天早上损失了一架以色列飞机,机上人员失踪。正在他讲话时,有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他看后说道“有意思”。他抬起头报道说,失踪的飞行员和领航员已被救援队找到,他们正在返回机场途中。这时达扬插话说,这名飞行员就是佩莱德的儿子。“是的”,佩莱德说,他脸上毫无表情地补充说,“今天晚上他们将再次投入战斗。”

   星期六凌晨,佩莱德告诉总参谋长,他已准备在11时至中午之间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由于戈兰高地上空云层很低,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但是在12时30分,埃拉扎尔通知他,政府未批准他的计划。现有情报材料都说,战争将在晚上6时开始,但是这一战争爆发时刻,对佩莱德将军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从自己的经验判断,认为战争将在下午近3时开始。对他来说,如果阿拉伯人在发动战争时不留出至少实施两次空袭的时间是不合乎逻辑的,而要进行空袭就需要有几小时的白昼时间。

   尽管先发制人的空袭被否决,但没有人反对进行空中遏制。下午1时30分,佩莱德命令空军部队在高空巡逻,为的是让阿拉伯人注意到,即使是赎罪日,飞机也在巡逻。但是两架以色列飞机从沙姆沙伊赫机场起飞两分钟后,便有12架埃及飞机向它们发起攻击,然而,那两架及时起飞的飞机最后成功地击落了7架埃及进攻的飞机。1时45分,从前线传来消息说,叙利亚人正准备行动,佩莱德匆忙赶到指挥所,得知叙利亚和埃及的飞机正在起飞。他知道,这就是战争。

   当有关埃军5个师在进行大规模渡河的报告不断传来时,佩莱德将军明白,他必须暂缓考虑那些专门对付敌导弹部队的一切作战计划。他很快认识到,埃及和叙利亚的战略,都是想靠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来冲垮以色列的防御,而他对双方兵力过于悬殊,使阿拉伯进攻者占有全面优势这一点,实在是最清楚不过了。以埃前线的事态发展看来特别危险。佩莱德命令空军,突击从北部塞得港到南部苏伊士城的约100英里正面上的敌渡河部队,和在苏伊士湾扎弗拉尼角集结,准备把一支庞大的突击队运过苏伊士湾的小艇。埃及人设想,以5个师沿整个苏伊士运河实施宽大正面进攻,将迫使以空军对广阔地区实施突击,从而使其因兵力分散而丧失战斗效能。这一设想(用埃及总参谋长沙兹利将军的话说)是使人赞同实行这种战略的一个因素。实践证明埃及人的设想是正确的。

   在首次进击中,以色列损失了4架飞机。以后的局势一片混乱:空军已尽最大努力,但从整个战线——从巴列夫防线受压的支撑点,从远至南部沙姆沙伊赫的苏伊士湾的一线部队,从戈兰高地正进行殊死牵制战的作战部队——都不断传来一再要求空援的呼声。除此之外,空军还必须保证以色列领空“干干净净”。以色列空军进行了殊死战斗,飞进了世界上最集中的导弹防空体系的虎口。但由于以军对付这次突然袭击是仓促应战,因而不能按计划去对付它的主要威胁——埃及和叙利亚的导弹防空体系。

   埃及有150个导弹连,由“萨姆-2”和“萨姆-3”导弹连(每连有6个发射架)以及“萨姆-6”型导弹连(每连有12枚待发导弹,安装在4辆坦克上)组成,150个连中约有50个连集中在苏伊士运河前线。叙利亚的大部分导弹部署在前线地区。

   有效射程为2万2千米的车载“萨姆-6”型导弹,是较固定的“萨姆-2”型(射程5万米)和机动性较强的“萨姆-3”型(射程3万米)导弹的综合型。每一种导弹都具有不同的电子制导特点,从而使电子干扰复杂化。“萨姆-6”型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机动性。它安装在坦克底盘上,可以迅速进行发射,只需几分钟便可拆收转移到备用发射场,再作短时间准备便可再次发射。要想找到“萨姆-6”导弹,飞机必须进入“萨姆-2”导弹的射程内。如果在这难以对付的重叠防空体系之外再加上数百枚以排为单位配属地面部队的“萨姆-7”便携式(“箭”式)导弹和常规防空武器(尤其是多管3CY-23型高炮),那么,毫不奇怪,埃及人和他们的苏联顾问就会确信,从防空观点看,他们的部队已有充分掩护。

   埃军空军的袭击预示着10月6日的大规模的进攻。空袭并不专门针对以色列部队,而是集中攻击西奈的机场、雷达设施、指挥所和兵营,所有这些都在比较接近前线的地区(他们通常渗透的纵深是在巴卢扎、雷菲迪姆、塔萨和米特拉山隘一线以西)。另一方面,叙利亚人则集中空袭以色列的战斗部队。除了某些例外情况,阿拉伯空军突入的纵深始终非常有限。最深入的一次是在战争末期,6架埃及“海市蜃楼”式飞机(法国提供给利比亚的)从海上飞入,试图袭击阿里什地区,其中3架在海上被击落,在其他几次尝试中,有两架埃及“图-16”轰炸机未能完成飞抵埃拉特的任务,其中一架坠毁在阿布鲁迪斯附近;有两架飞往海法湾地区的叙利亚“苏-20”飞机,一架在纳哈里亚上空被击毁,另一架逃回叙利亚。叙军第二次试图以4架“苏-20”飞机突入纵深,但其中3架在上加利利的米隆山区坠毁。于是埃军试图从埃及领土上空发射“鲑鱼”式空对地导弹(这种导弹通常是从埃及纵深发射的),以弥补他们纵深轰炸的失败。10月6日下午,1枚对准特拉维夫的“鲑鱼”式导弹被一名正在巡逻的以军飞行员击毁。据报告,在向以色列目标发射的25枚“蛙鱼”式导弹中,有20枚被以色列空军击落,只有2枚使以色列遭到损失。

   这样,埃及和叙利亚的空军活动,便集中于直接支援整个前线的部队。在战争初始时,为配合地面行动,埃、叙空军用直升机将机降部队送往以色列的后方,以袭扰开往前线的以色列部队和支援埃及的进攻部队。在战争的最初几天里,就有约35架埃及直升机被击毁,其中许多架满载埃及士兵。

   战争爆发后,四处都向以色列空军求援。在最初数小时内,空军只好集中力量突击渡河埃军,以援助以色列正规部队。空军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地面部队看来,似乎微不足道。10月6日至7日夜间,国防部长达扬打电话给佩莱德将军,向他陈述了以叙战线令人非常沮丧的局势,要他把全部空军力量调往那里。7日晨7时,空军在埃及上空实施了阻断空袭,尔后对叙利亚实行集中攻击。事实证明这是一次灾难性的进攻,以军飞机被击落了。在戈兰高地战斗的以色列部队惊恐地看到,数十枚导弹向以色列飞机疾驰而去,空中布满波浪形的烟迹。因而尽管他们受到的压力很大,还是取消了实施空中支援的要求。

   10月8日星期一,佩莱德将军一心想着关于重新组织纵向公路干线的以军沿苏伊士运河实施反攻的计划,他命令空军集中轰炸苏伊士运河上的埃军渡桥。冒着被导弹击落的危险,空军的飞机不断地突击埃军渡桥,结果14座渡桥,除一座外,都被摧毁。尽管埃及方面后来否认这一事实,但埃军作战部副部长塔哈·阿勒马格道布将军在他的《斋日战争》一书中描写以色列空军的拚死进攻时,证实几乎所有的渡桥都遭到以色列空军的袭击,其中有些桥至少有5次被击中(在一次袭击中,埃军工程兵副司令哈姆迪将军被击毙)。可是,苏制渡桥的构件可变通使用,使埃及人能迅速地把它们修复,并在夜暗的掩护下充分利用它们。在白天,许多渡桥被捆在岸边,只是在黑夜降临时才被拖出来使用。沙兹利将军在战后谈到以军的空袭时解释道,这种渡桥的灵活性使埃及人在更换部件时“经常只需半小时至一小时”。此外,他在谈到这些渡桥如何不断变换位置以迷惑以军飞行员时,坚持认为步兵操作的“萨姆-7”(“箭”式)地对空导弹,能非常有效地对付袭击渡桥的低空飞机。

   在战斗的第一阶段,即牵制阶段,以色列空军未能按计划实施进攻,而是被迫轻率地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飞机出动的架次大部分是对地面部队进行近距离空中支援),而没有充分对付导弹的威胁和完全获得空中优势。因此损失较惨重。但是牵制阶段一完成,空军有了有选择地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更多自由,损失的比例也就大大地下降了。

   以色列空军不顾损失,坚持进攻,毫不气馁。在以军地面部队开进叙利亚,进到大马士革火炮射程之内后,以空军成功地摧毁了叙利亚的部分导弹系统,并在叙利亚上空横冲直撞,攻击其石油设施、发电厂、桥梁等战略目标,给叙利亚的国计民生造成极大的破坏。有一天,由于作战区内的机场均已被破坏,叙利亚空军不得不在大马士革附近的一条设计时就考虑到作飞机跑道用的宽广的公路上降落。尽管叙军竭力反扑,运用“米格-17”飞机进行低空轰炸,同时以“米格-21”飞机在高空巡逻,对以色列占领的飞地实施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空袭,而且这种袭击证明要比埃军的高明,但以军仍夺得并保持了全面的空中优势。叙军在战争中损失的220架飞机中,有162架是在空战中被击毁的。

   在以埃战线,以色列空军袭击了敌导弹发射场和机场,但主要的是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尽管埃军频频进攻,可是他们进攻的魄力和决心都不大。这种举棋不定的表现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到埃军统帅部终于明白以军向苏伊士运河西岸渡河的严重意义时为止。此时,为了保卫国土,埃及空军的进攻才比较大胆和持久。二次世界大战式的空战再度重现。有时空中的飞机多达40-50架;然而以军飞机又占了上风。确实如此,在整个战争中,埃军在空战时仅击落5架以色列飞机,而就在这些空战中,埃军却丧失了172架,这使得阿拉伯与以色列飞机在空战中的损失为334:5(在六天战争的空战中,阿拉伯飞机被击落50架,而以色列则损失10架)。

   空战在继续,由于运河西岸的导弹阵地受到进攻的以军地面部队的压制或被摧毁,以色列空军可以为所欲为。尽管这种导弹武器难以对付,以军的空中突击照样把它一点点啃掉了。10月6日,埃及前线地域的55-60个导弹连,约40个被击中或摧毁,其中以色列空军击中或摧毁28个,地面部队击中或摧毁12个。10月9日、10日和12日,以军攻击了塞得港的5个导弹连,到10月13日,塞得港的空域打开了,直至战争结束,那里都没有导弹防空。由于对坎塔腊地区的9个导弹连进行了持续空袭,到10月14日该地区就没有导弹了。从10月21日起,埃及第2集团军的大部分地域,在运河东岸的埃及第3集团军的整个地域和从苏伊士湾到阿达比亚角,均已成为无导弹区。由于以军的主要作战线已移到运河西岸,大量以军在那里作战,在东岸与埃军第2和第3集团军作战的兵力不足,因而未能充分利用埃军桥头堡不再有导弹掩护的这一有利条件。在这一阶段,以色列空军在辽阔的战场上空自由飞行,保持着对阿拉伯空军的压力。

   空军象以色列国防军一样,未能按计划参战,而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在现代战争中第一次遇到将成为未来战争特征的地对空导弹。尽管如此,空军仍在战斗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只要埃军地面部队一离开导弹保护伞——如埃军装甲部队向南面阿布鲁迪斯运动时那样,以色列空军就是消灭他们的主要力量。在战线的另一端,空军不断攻击塞得港和福阿德港,并保卫着布达佩斯支撑点。它以截击机降突击队的埃军直升机的办法,在保卫沙姆沙伊赫地区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此外,以色列的天空在战争中始终保持“干干净净”:没有一枚炸弹落在以色列国土上,空军的基本设施也完好无损。此外,保持空中优势还具有政治意义。侯赛因国王曾对他的阿拉伯同僚解释道,约旦之所以不愿派部队进攻以色列领土,主要是考虑到以色列控制着可能成为战场的地区的上空。

   根据公布的数字,埃叙空军大约有800架作战飞机参战,拥有3:1的优势。此外,战争期间,他们又得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增援的172架飞机,其中给叙利亚109架,给埃及63架。埃军和叙军共损失514架飞机,其中约有58架是被他们自己的部队击落的;以军共损失102架飞机,据国防部长达扬说,其中50架是在战争最初3天里被击落的。以色列的大部分损失是导弹和常规防空武器造成的,两者造成的损失各半,尤其是在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中更是如此。飞机出动架次是1967年的4倍。然而,以色列每一架次的损失表明,尽管空军不得不在有导弹和防空火力的环境中作战,但它在赎罪日战争中的损失率,还是大大低于六天战争。

   空中作战已成为一件牵涉面极广和高度复杂的事情,然而尽管如此,以色列空军在空战中,就象在所有其他人的判断力和能力起决定作用的领域一样,保持了它的优势。导弹并没有使飞机过时。与国外所得出的一般印象相反,数字表明,尽管有这些导弹,以色列空军还是取得了相当重大的成就。显然,整个新一代的空中远程发射武器和地对地战术导弹——这些导弹能在敌导弹射程以外进行反导弹作战,将大大改变战场条件,而地对空导弹则将越来越需要高度机动的发射平台,如“萨姆-6”式导弹,法国的“响尾蛇”导弹和法-德联合研制的“罗兰”导弹等。

   赎罪日战争将大大推动反导弹的远程发射武器的发展,反过来又将出现一种针对这种武器的防御系统。这次战争是一个重要的武器试验场,许多人都将从中吸取教训。不管以色列空军在导弹面前的表现如何,毫无疑问,许多已公认的交战理论都得重新评价。飞机在战争中的作用已发生变化,因而必须形成一套新的战略和运用空军的方法。空军将明显地不如以往那样具有影响力,对战场的作用也将不如过去。前线轻型便携式导弹发射器的激增,意味着空军在未来将不再经常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空军将不得不集中力量于分隔战场、保持空中优势并消灭战场和战场附近之敌。

   以色列海军未曾经历过1967年的“真刀真枪的战争”。确实,海军司令部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的装备不足,无法对付地中海的最大的海军之一——埃及海军所提出的挑战。六天战争中,以色列海军的想法是正确的,但无力付诸实施。专门设计的导弹艇正在法国的瑟堡造船厂建造,然而没有一艘交付使用。

   从许多方面讲,以色列海军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灰姑娘”,这是以下基本论断造成的结果: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任何战争必须是一场短期战争,是在掌握空中优势的条件下由地面部队决定胜负的战争。从未有人设想过以色列必须考虑包括投入一支大型商船运输队的长期海战问题。

   另一方面,纳赛尔总统在执政初期就着手海军建设,尤其是在从苏联得到军事援助之后。但是我们在观察埃及发展海军的问题时,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纳赛尔总统对游弋于地中海的西方海军给埃及构成的威胁深感不安。他生活在对西方的经常恐惧和怀疑之中,认为以色列与西方国家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确保以色列海防的协定。苏联人一直十分乐意为埃及提供大型舰只,诸如“快速”级驱逐舰和W型远洋潜艇,这不是因为苏联人对埃及的海上威力抱有任何幻想,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这样做会迫使埃及人建立一个能停泊和维修这种舰只的永久性军事基地,从而保证苏联海军在未来能在埃及取得拥有保养苏式舰艇所必要的补给品和装备的海军设施。

   因此,埃及人按照他们自己设想的战略建设了一支均衡发展的海军力量。他们的舰队有一支庞大的登陆舰艇部队,而且他们正在为获得导弹驱逐舰进行谈判。后来,六天战争加速了一场危机:西方海军受到出现在地中海的苏联第5舰队的威胁,而以色列的威胁却未成事实。所以埃及海军就失去了它在埃军中的优先地位,它的发展计划受到限制,损失得不到补充,直至1971-72年它确实未得到加强。而在那之前,以色列显然在不声不响地建立一支均衡发展的海军部队。

   以色列海军不同于以色列国防军的陆、空军,它在六天战争中表现不佳,遭到两次惨痛损失:驱逐舰“埃拉特”号在塞得港附近被导弹击沉;“达卡”号潜艇在从英国赴以色列的途中,在东地中海被击沉,全艇人员丧生。因此,以色列开始建立一支全新的海军。在所有12艘所谓“瑟堡”级导弹艇于1969年12月到达以色列时,它们都装备了以色列制造的导弹。以色列海军开始发展它自己的理论并为下一次战争进行训练。在许多方面,它是以色列国防军中唯一不受前次战争影响而为下次战争作准备的军种。

   以色列研制了射程约为12英里的“加布里埃尔”反舰导弹,以对付埃及海军的驱逐舰,特别是对付苏制“快速”级驱逐舰上装备的最大射程为16,000码的5英寸火炮。但是,它必须制定对付射程超过30英里以上的埃及“冥河”式导弹的战术。以色列从加强发展以下三方面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加强电子作战,提高舰艇的机动性和在接近敌人时用导弹打击敌要害的能力。此外,以色列海军决定在以色列本土建造舰只,并使之适用于预定作战的海域,因为在地中海和红海作战都需要航程比“瑟堡”级导弹艇航程更远的舰艇。的确,以色列制造的舰艇的航程增加了两倍,火力几乎增加了一倍。另外还研制了一种对付巴勒斯坦恐怖主义活动和在苏伊士湾作战的专用巡逻艇。

   随着以导弹艇部队为基础的以色列海军的成长,埃及海军司令部认识到,海军反舰导弹的出现要求根本改变其本身的战术和计划。到1971-72年,埃及人已拥有12艘“黄蜂”级导弹快艇和一些“蚊子”级快艇,对抗以色列的12艘现代化导弹艇。另外,埃及人的“冥河”式导弹也有问题。这种导弹是苏联于50年代末,为对付美国特遣舰队中驱逐舰以上级别舰只而研制的。埃及人担心这种导弹不能有效地对付以色列导弹艇这样的小型目标。事实上,1970年5月30日,埃及人用4枚导弹袭击巴达维勒湖(在西奈沿岸)附近的一只以色列渔船,证明了上述担心不无道理。没有一枚导弹击中目标,渔船沉没,是因为有一枚导弹落在它近旁。由于对这种导弹的性能愈益担心,埃及人开始采取一些临时措施,甚至在鱼雷快艇上安装了射程为12英里的火箭发射架。

   在赎罪日战争的前一个月,埃及海军的部署几乎没有变化,但后来调动频繁,引起了以色列海军情报局的怀疑。9月30日,一名以色列海军高级情报军官断定战争一触即发。10月1日,以色列海军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由于总司令部情报局指出这是夸大事实,于是,解除了紧急状态。然而以色列海军司令泰莱姆少将决定不顾总司令部的意见,而根据他的情报军官的判断,保持超出平时的战备状态。到10月6日早晨5时,整个海军部队展开,作好了对叙利亚海军和埃及海军作战的准备。

   战争前夕,一支埃及潜艇部队部署在克里特以东的地中海中部。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在海上徘徊而未造成任何破坏。它的全部作战效能体现于在亚历山大港西北和再靠西一点的地中海海面击沉两艘无辜的希腊货船。战争后期,当以色列的作战开始威胁到埃及时,这支部队的部分力量为了保卫埃及海岸而撤出那一海区。

   战争开始时,埃及海军的主力部队在地中海,计有12艘“黄蜂”级导弹艇,10艘潜艇,6艘高级鱼雷艇和大约20艘普通鱼雷艇,另外还有3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2艘扫雷艇、2艘巡逻艇和11艘坦克登陆艇。叙利亚的战斗序列包括9艘导弹艇(3艘“黄蜂”级、6艘“蚊子”级),11艘鱼雷艇和2艘扫雷舰。面对这支联合部队的是以色列的14艘导弹艇。

   尽管叙利亚海军在武装部队中处于很低的地位,但在战争前一年苏联人就开始为它提供“黄蜂”级导弹艇。这些导弹艇构成的威胁和叙利亚海岸分布着许多易受攻击的战略目标的事实,使泰莱姆将军确信必须组建一支专门的特遣队来对付叙利亚海军。所以10月6-7日夜间,一支由5艘导弹艇组成的以军艇队趁夜暗出航,在距基地约200英里的叙利亚沿海巡逻。这支以色列海军艇队向北经过黎巴嫩海岸进入塞浦路斯对面的叙利亚海岸。7日上午10时23分,他们发现北面有一艘叙利亚鱼雷艇。以军艇队向它迫近,它立刻掉转船头向东面叙利亚海岸迅速逃跑。以色列艇队开了火,在接着发生的战斗中,这艘叙利亚鱼雷艇被击沉。

   此时,以军艇队已转向东面,以两路纵队平行地向拉塔基亚对面的叙利亚海岸急速前进。南路有“雷谢夫”号导弹艇,这是第一艘参加海战的以色列设计和建造的海军舰艇。部队抵近海岸时,发现一艘扫雷舰,“雷谢夫”号的导弹火力把它击沉了。但是在扫雷舰正南待机时,这支艇队发现一支3艘导弹艇的叙利亚部队,原来鱼雷艇是警戒哨,扫雷舰是“诱饵”。当以军展开攻击扫雷舰时,叙军导弹艇即从翼侧攻击以色列艇队。以军艇队调头向南,与叙军导弹艇展开战斗。当以军艇只接近时,叙军导弹艇一起发射导弹。以色列艇队则成平行纵队向南行驶并进行机动,对叙利亚导弹艇形成夹击之势。11时35分,双方交火,都首先齐射导弹。不到25分钟,3艘叙利亚导弹艇被击沉。以色列海军无一伤亡而赢得了历史上首次海上导弹战——拉塔基亚海战的胜利。

   在同一天夜晚,第二支导弹艇艇队抵近塞得港地区。(埃军原计划在专门装备火箭发射装置的鱼雷艇上发射火箭,攻击以色列的地面目标。)埃军舰艇看到以军导弹艇,转身便撤;以艇紧迫抵近,但这次是以军飞机成功地击沉了一艘埃及导弹艇。

   以色列海军部队不断采取进攻行动,每夜都驶近叙利亚和埃及海岸,迫使这两个国家在海岸一线驻扎大量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叙利亚部署了整整一个装甲旅来保卫它的海岸线)。

   第二次重大的海战是埃及地中海沿岸的达米埃塔-巴拉丁海战,发生在10月8-9日夜间。一支拥有6艘导弹艇的以色列部队接近埃及海岸,轰击达米埃塔地区的军事设施和海岸防御。就在午夜时分,一支4艘导弹艇的埃及部队用导弹向以军射击。以军在导弹射程以外全速开进,埃军看到以军未被导弹制止,仍在前进时,掉头便跑。3艘以色列艇发射了导弹,40分钟内,3艘埃及导弹艇全被击沉,而第4艘则在射程之外消失了。

   以色列海军在一种新的信心、勇敢和团结精神的激励下,开始越来越勇敢而主动地袭扰敌海军部队和海岸。10月10-11日夜间,一支导弹艇队袭击了明特贝迪亚港(拉塔基亚港附近的一个叙利亚海军港口),还袭击了巴尼亚斯的油库。在随之发生的战斗中,以色列部队遭到大量雷达操纵的100毫米和135毫米海岸炮的集中射击,交战结果,两艘叙利亚导弹艇被击中后,在岸边搁浅了。第二天夜晚,以色列4艘导弹艇袭击了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港和它北面的油库。以色列的舰艇再次遭到猛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又有两艘叙利亚导弹艇被以军导弹击中,大部分油库都着了火。

   以色列的凶猛、大胆和快速进攻,对叙利亚和埃及海军都产生了影响。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叙利亚海军在公海上与以色列海军交战,同时埃及海军攻击西奈海岸线上的目标。这一阶段在战争开始后持续了3夜,直到达米埃塔-巴拉丁海战为止。在第二阶段,阿拉伯海军采取了从港口掩蔽部迅速出击的战术,发射导弹后立即撤回到港口的商船旁和防浪堤后面进行隐蔽。

   随着以色列海军施加的压力增大,阿拉伯海军开始进入第三阶段行动:他们尽量不进入公海而在海港口发射导弹,以便得到由配置在海岸线的装甲部队加强的海岸炮兵的掩护。因此,在10月13-14日夜间,以军炮轰达米埃塔时,埃及海军未作反应。在10月19-20日夜间再次轰击同一地区时,以军的导弹艇又是沿尼罗河三角洲安然航行而未遇干扰。10月21-22日夜间,以军一支导弹艇部队迫近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布基尔,击沉了两艘埃及雷达哨艇,抓了一些俘虏。尔后,他们用导弹打击并破坏了一个海岸雷达站。这时埃及部队发射了4枚岸对舰导弹,但没有命中。

   随着以色列骚扰作战(包括海军突击队打击埃及港口目标的行动)的增加,阿拉伯海军的反应越来越软弱了。不过,埃及人为了防备以色列蛙人的渗入,确实每晚都在港口投下成千上万枚杀伤人员的水雷。以军突击队在塞得港港口的一次作战,使埃及人丧失了1艘坦克登陆艇,1艘导弹艇和1艘鱼雷艇。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在加尔达卡军港非常活跃,例如,战争快结束时埃及海军已因之而撤离一空。

   战争一爆发,埃及人宣布在红海北纬23度以北地区实行海上封锁(他们以前曾采取措施把亚丁港作为两艘“快速”级驱逐舰和一些辅助舰的基地)。两艘以苏丹港为基地的潜艇于10月7日上午袭击了一艘去以色列的油轮,发射了3枚鱼雷,但未击中目标。再往北,在苏伊士湾,埃军采取行动封锁了以色列租用的油船从西奈油田把石油运到埃拉特港所走的阿布鲁迪斯-埃拉特航线,战争一爆发,埃军就使用海军舰艇和直升机机降突击队对苏伊士湾以色列控制的西奈海岸发动攻击。以埃及加尔达卡港为基地的导弹艇和鱼雷艇靠近穆罕默德角和沙姆沙伊赫,攻击以色列的舰艇和陆基目标。

   大量突击队乘直升机机降在向南的道路上和纵深,以阻止以军的任何增援部队向海岸运动。此外,一支在苏伊士湾锚地和渔港的庞大的小型舰艇队准备为推进的埃及部队运送人员和补给品。在战争的第一夜,以军发现在扎弗拉尼角南面的塔拉马特港湾有小艇集结。两艘装备20毫米火炮的以色列巡逻艇攻击并消灭了这些小艇中的一部分,当时它们正要载运埃军突击队去阿布鲁迪斯。以军的进攻造成一片混乱,埃军的作战行动尚未实施即遭挫败。

   有几次,埃及海军猛烈攻击以色列占领的西奈海岸,但以军以牙还牙,几天之内,以色列海军便完全控制了苏伊士湾。10月8-9日夜间,在埃及沿海的萨达特角海面发生了一场战斗。在战斗中,埃及的一艘“德卡斯特罗”级巡逻艇尽管有雷达操纵的岸基130毫米海岸炮的支援,还是被击沉了。5天以后,以色列5艘巡逻艇开进加里卜角的锚地,那里集结了50余艘埃及小艇准备横渡苏伊士湾。在随之而来的近距离混战中,埃及的19艘武装渔船被击沉了。

   战争期间,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埃及对曼德海峡的封锁上。实际上,这一封锁引起了以沙姆沙伊赫和苏伊士湾的西奈海岸为基地的以色列海军部队的反封锁。反封锁对埃及经济的影响之大,超过了人们的一般估计。苏伊士湾的摩根油田和在埃及海岸的油田,每年生产石油约800万吨(埃及石油年总产量为1,000万吨)。这一产量的一部分出口,占埃及外汇收入的20%,其余石油则运往萨达特角的输油管,由此再运往开罗。为弥补由于苏伊士湾处于战争状态而造成的石油损失,埃及不得不依靠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供应石油,然而这些石油并不总是源源不断的,而且要记入埃及对这两个国家的借贷帐上。换言之,由于战争,埃及被迫支付在它自己土地上到处都有的燃油的费用。对经济的更大威胁在于,苏伊士湾各港口是埃及对东非和亚洲出口的口岸,就如埃拉特港是以色列的出口口岸一样。对经济的这种威胁,是由于以色列军队占领着西奈的海岸阵地,尤其是沙姆沙伊赫的阵地,因而能够在苏伊士湾为所欲为造成的。而这一事实往往被那些认为埃及封锁曼德海峡已使以色列坚守沙姆沙伊赫成为多余行动的人们所忽视。

   以色列海军的决策者曾仔细考虑并研究了以色列海军存在的问题,他们设法使小型舰艇具有尽可能强大的火力。以色列导弹艇约配备40名水兵,实践证明其火力远优于配备220名水手的常规驱逐舰。因此,这支快速而精干的以色列海军突然出现在作战海区,给阿拉伯各国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下述事实说明了这种变化所造成的结果:在战争中,以军的全部损失是3人死亡,24人负伤;埃及和叙利亚海军对以军目标共发射了约52枚导弹,但以军舰艇无一被击沉,以军已经证实的战果是19艘舰艇(不包括那些损坏但后来修复了的舰艇),其中10艘导弹快艇。在整个战争中,尽管埃及海军部队在海上巡逻,但进出以色列的海运航路始终畅通无阻,小小的以色列海军完全控制了地中海和苏伊士湾的进出航道。

   但是,正如以色列的基本战略思想一贯认为的那样,赎罪日战争中的海战,对最终结局并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中东的小型海战将使海军的设计师和决策者得以更深入地探讨未来的海上战争。在像地中海那样有限的海区作战的国家,在未来应当把建造快速,结构严紧的导弹艇和潜艇作为发展自己海军的方向。有限海区作战的特点要求更加强调质量而不是数量。常规型海军是要在远洋作战的海上大国独占的领域。其余国家将不得不集中力量发展适应在邻近海面作战需要的近海海军。赎罪日战争的经验表明,海战已进入一个新时代。

更新于:17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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