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经·正论·第十六
反经·正论·第十六
作者:赵蕤
出自————《反经》
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
议曰:《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虽博辩利害,然其弊流遁漫羡,无所归宿。故作《正论》以质之。)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导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司马谈曰:“《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是非,故长于理人也。”)
故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净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也。
(子夏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太史公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虽殊,其合德一也。”晋时王政陵迟,南阳鲁褒着《钱神论》,吴郡蔡洪作《孤愤》。前史以为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之谓也。)
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也。(《书》着帝王之道,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三千之徒,并受其义也)
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也。
(《乐》书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其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宫为君,商为臣,角为人,征为事,羽为物。五音不乱,则无沾滞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捶,其臣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征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音皆乱,则迭相陵,谓之慢。如此,国灭亡无日矣。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快意,所以动荡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信,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闻宫音者,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者,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者,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征音者,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者,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故圣王使人耳闻《雅》、《颂》之音,目视威仪之礼,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义之道。故君子终日言而邪僻无由入也。”
班固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人心,其感人也深。故先王着其教焉。夫人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而动,然后心术形焉。故纤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忧;阐谐慢易之音作,而民康乐;粗厉猛奋之音作,而民刚毅;廉直正诚之音作,而民肃静;宽裕和顺之音作,而民慈爱;流僻邪散之音作,而民淫乱。先王耻其乱也,故制《雅》、《颂》之声。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导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足以感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吕氏春秋》曰:“亡国戮人,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舞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
范晔曰:“夫钟鼓,非乐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养不可废。夫存器而亡本,乐之失也。调气以和声,乐之盛也。崇养以伤行,孝之累也。行孝以致养,孝之大也。”
议曰:东方角主仁,南方征主礼,中央宫主信,西方商主义,北方羽主智。此常理也。今太史公以为:征动心而和正智,羽动肾而和正礼。则以征主智,羽主礼,与旧例乖殊。故非末学所能详也。)
洁净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也。(《易》之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于相害。)
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也。
(太史公曰:“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人也。人体安驾乘,为之金舆错衡以繁其饰;目好五色,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乐钟磬,为之调谐八音以荡其心;口甘五味,为之庶羞酸咸以致其美;情好珍善,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弦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佚,救其弊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适宜,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大小相逾,管仲之家,遂备三归。循法守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显荣。自子夏门人之高弟也,犹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未能决。’而况中庸以下,渐渍于失教,被服于成俗乎?孔子必正名于卫,所居不合,岂不哀哉!”
班固曰:“人函天地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之情,天禀其性而不节也,圣人能为之节,而不能绝也。故象天地而制礼乐,所以通神明、立人伦、正情性、节万事也。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哀有哭踊之节,乐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诚,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礼之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乡饮之礼废,则长幼之序乱,而争斗之狱烦;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朝聘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而侵凌之渐起。故孔子曰:‘安上治人,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也。
(壶遂曰:“昔孔子何为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曰:‘由周道衰微,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代,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代,反之正道,莫近于《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汉兴以来,至明天子,受命于穆清,泽流四极,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之耻也;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罪莫大焉。余所谓述,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散乱矣。
儒家者,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此其最高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此僻儒之患也。
(司马谈曰:“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叙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夫儒者,以六艺为法,经传以十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常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
范晔曰:“夫游庠序,服儒衣,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朝纲日陵,国隙屡启,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刚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民诵先王之言也,下畏逆顺之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大业移矣,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礼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者,斯岂非学者之效乎?故先师褒励学者之功,笃矣。”)
道家者,盖出于史官,历纪成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乐,兼弃仁义,独任清虚,何以为治?此道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徙,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夫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因者,君之纲;君臣并至,使自明也。”)
阴阳家者,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此阴阳之弊也。
(司马谈曰:“阴阳之术大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忌。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之大经,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纪纲。故曰: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曰:“天人之际,精祲有以相荡,善恶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动乎上。阴阳之理,各应其感。阴变则静者动,阳蔽则明者暗。水旱之灾,随类而至。故曰:日蚀、地震皆阳微阴盛也。臣者,君之阴也;子者,父之阴也;妻者,夫之阴也;夷狄者,中国之阴也。《春秋》日蚀三十六,地震五十二。或夷狄侵中国,或政权在臣下,或妇弃夫,或臣子背君父。事虽不同,其类一也。是以明王即位,正五事。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建大中以承天心,则庶征序于下,日月理于上。如人君淫溺后宫,般乐游田,五事失于躬,大中之道不立,则咎征降而六极至。凡灾异之发,各象过失,以类告人。”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人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又曰:“弃法律,遂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又曰:“好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穑不成。”又曰:“好攻战,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城,则金不从革。”又曰:“简宗庙,不祷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管辂曰:“贵人有事,其应在天。在天则日月星辰也。兵动人扰,其应在物。在物则山林鸟兽也。”又曰:“夫天虽有大象而不能言,故运星精于上,流神明于下,驱风云以表异,役鸟兽以通灵。表异者必有沉浮之候,通灵者必有宫商之应。是以宋襄失德,六鶂退飞;伯姬将焚,鸟鸣其哭;四国未火,融风已发;赤云夹日,殃在荆楚。此乃上天之所使,自然之明符也。”
后汉窦武上书曰:“间者有喜禾、芝草、黄龙之瑞见。夫瑞生必于嘉土,福至实由吉人。在德为瑞,无德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称庆。”又裴楷曰:“按春秋以来,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者也。臣以为河者,诸侯位也。清者属阳,浊者属阴。河当浊而反清者,阴欲为阳,诸侯欲为帝也。京房《易传》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异,地吐妖,民疠疫,三者并时而有河清,犹春秋麔不当见而见。孔子书以为异也。”
魏青龙中,张掖郡玄川,溢涌宝石负鼎状,麟凤龙马,炳焕成形,时人以为魏端,任令于绰赍以问张珔,珔密谓绰曰:“夫神以知来,不追已往。以祯祥先见,然后废兴从之。汉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废兴祯祥乎?此石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祯祥。”后司马氏果代魏。
汉武时,巫为上致神君,神君但闻其声,不见其形。荀悦曰:“《易》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各当其理而不相乱,乱则有气变而然。若夫大石自立,僵柳复生,此形之异也;男化为女,死而复生,此含气之异也;鬼神仿佛在于人间,言语声音,此精神之异也。夫形神之异,各以类感。善则生吉,恶则生凶,精气之际,自然之符异也。故逆天之理,则神失其节,而妖神妄兴;逆地之理,则形失其节,而妖人妄生;逆中和之理,则含气失其节,而妖物妄出。此其大旨也。若夫神君之类,精神之异也。”
《春秋传》曰:“作事不时,怨仇动于人,则有非言之物而言。”当汉武之时,赋敛繁众,人民雕弊,故有无形而言至也。其于《洪范》言僭则生时妖。此盖怨仇而生妖之类也。故通于道者,正身,则万物精神形气,各返其本也。”
后汉陈蕃上书曰:“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数十年间,无复灾眚者,天所弃也。天之于汉,悢悢无已,故殷勤示变,以悟陛下,除妖去嬖,实在修德。故《周书》曰:‘天子见怪则修德,诸侯见怪则修政,大夫见怪则修职,士庶见怪则修身。’神不能伤道,妖不能害德。”
《汉书》曰:“夫动人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此天人之大略也。”)
法家者,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亡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贼至亲,伤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法家严而少恩,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夫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使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至于尊主卑臣,明职分,不相逾越,虽百家不能改也。”)
名家者,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长也。及缴者为之(缴,音工钧反。),则苟钩鈲析乱而已,此名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名家使人检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夫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时失人情,故曰:‘使人检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责实,参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鈲,音普觅反。)
墨家者,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右,信也。);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言无吉凶之命,但有贤、不肖、善、恶也。);以孝示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于治也。)。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此墨家之弊也。
(司马谈曰:“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夫墨者亦上论尧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饭土簋,啜土刑,粝梁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人之率。故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同,故曰:‘俭而难遵’也。要曰:强本节用,则家给人足之道。此墨家之所长,虽百家莫能废也。”
汉武帝问董仲舒策曰:“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辂,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旨哉?”对曰:“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故曰:奢不僭上,俭不逼下,此王道也。”)
纵横家者,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乎!”言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音)许远反)而弃其信。此纵横之弊也。
(荀悦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夫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辩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世者,谓之游说;色取人,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者,乱之所由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
凡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无正;制度不立,纲纪弛废;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下笔。然则利不可以义求,害不可以道避。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饰华废实,竞取时利,薄骨肉之恩,笃僚友之厚,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苞苴盈于门庭,聘问盈于道路,于是流俗成而正道坏矣。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义。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矣。游说之本,生于是非,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则专对解结之,辞之绎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谓之辩智。其失之甚者,至于诈矣。游行之本,生于道德仁义,泛爱容众,以文会友,和而不同,进德及时,以立功业于世。以正行之者,谓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矣。甚相殊远,岂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则三游废矣。”)
杂家者,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理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此杂家之弊也。
农家者,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孔子曰:“所重人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则欲君臣之并耕,悖于上下之序,农家之弊也。
(班固曰:“司马迁《史记》,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利势,而羞贫贱。此其所弊也。然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世谓之实录。”)
文子曰:“圣人之从事也,所由异路而同归。秦楚燕魏之歌,异转而皆乐;九夷八狄之哭,异声而皆哀。夫歌者,乐之征也;哭者,哀之效也。愔愔于中而应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
论曰: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弊也。而遭运无恒,意见偏杂,故是非之论,纷然相乖。”
尝试论之:夫世非胥庭,人乖鷇饮,理迹万肇,情故萌生。虽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权变;山川之奥,未足况其纡险;则应俗适事,难以常条。何以言之?若夫玄圣御代,则大同极轨,施舍之道,宜无殊典。而损益异运,文朴递行,用明居晦,回穴于曩时,兴戈陈俎,参差于上世。及至戴黄屋,服絺衣,丰薄不齐,而致治则一。亦有宥公族,黥国仇,宽躁已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故葛屦履霜,弊由崇俭;楚楚衣裳,戒在穷奢。疏禁厚下,以尾大陵弱;敛威峻法,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国风;周秦末轨,所以彰于微灭。故用舍之端,兴败资焉。
是以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刑书镌鼎,事有可详,三章在令,取贵能约。大叔致猛政之衰,国子流遗爱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阳修画一之法。斯实驰张之宏致,庶可以征其统乎?
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悉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中一隅之说。贵清净者,以席上为腐议;束名实者,以柱下为诞辞。或推前王之风,可行于当年,有引救弊之规,宜流于长世。稽之笃论,将为弊矣。由此言之,故知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不失其时,其道光明。非至精者,孰能通于变哉?
译文:
[“反经”、“是非”、“适变”三篇论文虽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论证,陈述了各家各派学说的利弊,然而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元暇顾及,有的阐述也比较散漫,使人有无所适从之感。因此作这篇“正论”作为补充,以使论述进一步充实完善。]
孔子说:“《礼记》、《诗经》、《乐经》、《尚书》、《周易》和《春秋》这六种文史著作虽然内容不同,但其教育人民、讲求政治的目的却是一致的。《礼》可以用来规范人的行为,《乐》可以培养平和纯洁的心志,《书》用来指导为人处事,《诗》用来表达情意,《易》用来预测神奇的变化,《春秋》用来明辨道义。”
[司马谈说:“《周易》是阐明天地、阴阳、四时与五行之原理的,所以以变化见长;《礼记》是阐述伦理道德的,所以注重于行为;《尚书》记叙的是尧舜禹三代的事迹,故以政治见长;《诗经》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雌雄,故长于风土民情;《乐经》论述音乐,因而以和谐为主题;《春秋》辨正是非,因此以说理明心见长。”]
所以说,到了一个国家,很容易感觉出这个国家是用什么来教化民众的。
如果民风纯朴敦厚,这是《诗》教的结果;民众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是《书》教的结果;心胸大度,平易善良,是《乐》教的结果;心志纯洁,见识精微,是《易》教的结果;恭敬俭朴,谦逊庄重,是《礼》教的结果;善于言辞,言简义赅,是《春秋》教化的结果。因此,失去《诗》教,人则愚昧;失去《书》教,则多诬陷不实之言;失去《乐》教,浮奢淫逸;失去《易》教,民众则狡猾邪恶;失去《礼》教,社会风气则浮躁不安;失去《春秋》的教导,朝野秩序混乱。民风温和敦厚而不愚昧,这是由于深受《诗经》薰陶教育的结果。
[子夏说:“不同的声调艺术化之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伦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没有比《诗》更切近了。”
太史公说:“《诗·大雅》说的是王公大人的事情,但其旨意却在于用德性来教化百姓,《诗·小雅》是通过讥刺小我的利弊得失,而使它的内在含义影响上层统治者。它们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但它们合乎仁德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晋时王政衰微,南阳的鲁褒写了《钱神论》,吴郡的蔡洪写了《孤愤》。从前的史书认为‘乱世之音怨而怒,其政乖’,这些著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民众如果既通达事理,有远见卓识,诚实正直,这是对《书》教深切领会的结果[《书》阐述帝王的治世之道,其中都典谟、训诰、誓命之类的文章,孔子的三千弟子都很精通其中的教义]。心胸大度、平易善良而不骄奢淫逸,这是对《乐》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乐经》说:“大凡乐音都是由于人心有所感而发。感情萌动于内心,就表现为声音,声音组成一定的曲调后就是音乐。盛世的音乐安祥而和乐,由此可以推知这个国家的政治一定非常和祥;乱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政治则乖戾异常;亡国之音悲怆而忧思,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定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音乐往往和政治的兴衰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五音中的宫调低沉稳建,就象统领天下的君王;商调比较刚正坚实,就象分管政务的文武百官;角调柔和适中,就象人民大众;徵调细腻轻扬,就象纷繁的事务;羽调轻松高昂,就象宇宙万物。如果这五种音调谐和统一,就没有滞涩杂乱的音调出现。如果宫音散乱,则流于荒漫,说明国君骄纵;商音散乱,则流于邪僻,说明臣子败坏;角音混乱,则流于抑郁,说明民众怨忿;徵音散乱,则流于哀怨,说明人民过分勤苦;羽音散乱,则流于危亡,说明财物匮乏。如果五音全部混乱失调,相互干扰抵触,这叫轻漫,那么国家的灭亡大概就没有几天了。上古圣明的国君提倡音乐的本意,并不是为使自己赏心快意,满足感官的享受,而是希望借此激荡血脉,振奋精神,从而和谐调整人心。五音与人的情性息息相通。宫音与脾与信,宫音与肺与义,角音与肝与仁,徵音与心与礼,羽音与肾与智一一对应,当五音发起时,会与其相应的五脏发生感应,并对信、义、仁、礼、智发生作用,从而对人的思想情绪给予调和与净化。所以听到宫音,会使人心情温柔舒畅,胸襟开阔;听到商音,会使人刚正不阿,向往正义;听到角音,会使人恻隐怜悯,待人温和;听到徵音,会使人乐善好施,宽厚爱人;听到羽音,会使人庄严穆,彬彬有礼。礼是对外在行为的约束,进而深入心里去调和情志;音乐则是由于内心情志的感应,进而向外扩展来影响人的行为举止。所以圣明的君王一定要人耳听雅正和颂赞的音乐,目睹庄严肃穆的礼仪,走路仪表恭敬,言谈不离仁义。所以君子即便整天不停地讲话,然而邪僻不正的思想感情永远没有机会污染他的心灵。”
班固说:“音乐,是圣人所喜欢的。音乐可以使人心地善良,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所以古代的帝王都很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人有血气心智的情性,可是哀乐喜怒却没有常规。人受到音乐的感染,心有所动,就要通过情感流露出来。因此,当轻柔伤感的音乐发起时,听众就会悲伤忧愁;当平和舒缓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感到安乐康泰;当粗犷猛烈的音乐响时,听众就会有刚强坚毅的反应;当率真坦诚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向庄严肃穆;当宽裕祥和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显出慈爱的情态;当放纵邪辟的音乐响起时,听众就会受到淫荡骚乱的诱惑。古代的君王为淫荡的音乐而感到耻辱,所以制作了雅正、赞颂的音乐让人听。他们依据人的情性,遵循节律,以礼仪为其内容,注入蓬勃的生气,以伦理纲常的内涵来引导听众,不使阳刚之气任性发泄,不使阴柔之气郁积不散,使阴阳刚柔和畅而交融而后再用中正平和的乐音表现出来。这样,就能感召激发善心,而不使邪淫之情毒化人们的心灵。这就是先王创立音乐的根本出发点。”
《吕氏春秋》说:“国家灭亡或是行刑杀人,并不是没有音乐,然而这种音乐不会使人快乐。快要淹死的人,可能也会发出笑声;被判罪的人,也可能要唱歌;发狂的人,也会舞蹈。乱世的音乐,和这三种人的歌舞很有点相似之处。”范晔说:“钟鼓不是音乐的本质,但是乐器离不了钟鼓;猪牛羊不是用以表示孝敬的主要东西,然而瞻养双亲却不能没有它们。只看重乐器的重要性而忘记了音乐的根本目的,音乐就失去了意义。用和谐的韵律来协调内心的气质,这才是音乐的盛事。因为崇尚瞻养老人而伤害了双亲,反而是受了不能正确理解孝道的拖累。履行孝道而又能合理抚养老人,这才是最大的孝。”
东方、角音与仁、南方、徵音与礼,中央、宫音与信,西方、商音与义,北方、羽音与智——各各相应,这是乐理之常识。司马迁却认为徵音与心、智相应,羽音与肾、礼相应。这与旧例不符。这不是未流学者所能参详的。]
心志纯洁,见识精微而不邪恶,这是对《周易》深刻领会的结果[《周易》奥妙精微,爱与恶此进彼退,从遥远与近身的天地万物都有所吸取,不让人过于亲近以致互相伤害]。
恭敬俭朴,谦逊庄重而不浮躁,这是对《礼》教领会深刻的结果。
[太史公说:“我曾到过秦代掌管礼仪的大行官署,在那里考察了夏、商、周三代礼制的相沿变革,才真正明白了自古以来依据人情制定礼法,必须依照人性规定各种行为规范。人情道理千头万绪,要把这些事情安排好,就需要有规矩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用仁义道德诱导人们上进向善,用刑罚规范约束邪恶行为,由此使德行高尚者地位尊贵,使爵禄厚重者蒙受恩宠。用这些手段来统一天下,治理万民。人们的身体既然喜欢乘坐车马,那就在车身和车辕上涂绘金色纹饰;既然眼睛喜欢缤纷的五色,就在衣服上制作了各种不同的图案和花纹来美化仪容;既然耳朵喜欢美妙动听的声音,就调和金石丝竹来振奋人的精神;口舌喜欢品尝多种美味,就制作了形形色色的美味佳肴;人之常情是都喜欢珍奇美物,于是就打磨圭璧玉器来满足人们好奇的心理。古代贤王祭天所用的大车,只铺一块不收边的席子;上朝的服饰也不过是鹿皮做的王冕,白色质料的衣裳;欣赏音乐,乐器也不过是朱红丝弦和低部有孔的瑟而已;祭祀的祭品,也只是没有调料的肉汤和水酒而已。其用意在于防止淫佚奢侈,补救由于过分奢华而造成的弊病。因此上至朝廷君臣的尊卑贵贱的秩序,下到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事事都有分寸,物物都有节制,这就是礼教维系社会秩序的功效。自从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都被废弃破坏,君臣上下,无不超越了自身应有的限度。譬如管仲的家,富贵可与诸侯相比,娶了三姓之女。循规蹈矩,坚守止道的人常受欺侮,奢华腐败、僭越礼制的却被认为是显贵荣耀。拿子夏来说,他是孔子最优秀的弟子,尚且还说‘当我在外面看到社会上的繁华瑰丽时,心里很喜欢,可当我回来听了先生的教导,心里也很高兴,这两种不同的感受,常在我心里交战,可又往往无法取舍判断。’子夏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中等品质以卜的人,受不良教化的影响,能不被腐化的社会风气征服吗?孔子说:
‘必须端正名分。’可是他在卫国与当权者的主张格格不入。岂不令人悲痛!”
班固说:“人吸收了天地间的阴阳之气,有喜怒哀乐的情感,先天而成的人性不能节制,圣人能找到办法加以节制,可是圣人不能灭绝人性。效法自然规律制定礼乐制度,目的就是为了通神明,立人伦,修正人的情性,节制人事使之恰当适中。人性有男女之情,有生来的妒嫉,因而制定婚姻的礼仪来规范它;有交接之道和长幼之序,因而制订宴饮的礼仪;有哀悼死者、思念远方亲人的人之常情,因而制订丧礼和祭祀;有尊重长者、效忠国君之心,因而制定朝拜觐见的礼制。悲痛时有哭泣顿足的节奏,高兴时有载歌载舞的举动,使雅正之人能名符其实,邪僻之人防止失常。因此说,婚姻的礼法废弃了,夫妇关系就有苦难,犯yín乱罪的人就会增加;宴饮的礼仪废弃了,长幼之序就会混乱,争斗的事件就会频繁;丧礼、祭祀的礼仪废弃了,骨肉之情就会淡薄,不热爱生活的人就会大量出现;朝拜礼聘的规矩废弃了,君臣的地位就会颠倒,犯上作乱的事件就会发生。所以孔子说:‘安定朝纲,治理天下,没有比礼制更好的了;移风易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了。所谓以谦恭礼让治理天下,指的就是礼乐啊!’”]
善于言辞,言简义赅而秩序不乱,这是对《春秋》体会深刻的结果。
[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当初孔子为什么要作《春秋》呢?”
太史公回答说:“我听董仲舒先生说:‘周朝的王道衰微时,孔子正作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可是诸侯陷害他,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再说也没有用处,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寓于作《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作为天下的准则。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上道罢了。’孔子说:‘我想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历史事件,因事见义,更为深切显明。’《春秋》一书,上能阐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事的伦理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论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邪恶,尊重贤能,蔑视不肖。保存亡国的史迹,接续断绝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的要点。拨乱反正,没有比《春秋》更适用的了。在《春秋》中,记载有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起亡国事件,至于诸候流亡国外不能保住社稷的,不计其数。考察其原因,都是因为丧失了礼义为一为君治国的根本。”
壶遂说:“孔子那个时代,上无贤明的君主,下面的臣子又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议论,以便判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先生上遇贤明的天子,当官任职,上下各得其所,先生还要著书立说,想要阐明什么呢?”
太史公说:“啊啊!不不!我听父亲说:‘伏羲最为淳厚,他作了《易经》的八卦。尧舜的盛德,记载在《尚书》里,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业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抑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是讽刺而已。’汉朝开国以来,到现在的圣明天子,承受天命,朝野上下充满肃穆清和的气氛,天子的思泽滋润无边,文武百官大力颂扬天子的盛德,总觉得不能表达自己的全部心意。况且天下有贤能的人如果得不到重用,那是国君的耻辱;如果主上圣明而其恩德得不到传扬,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何况我专管史籍,如果不去记载明君的功德,这是莫大的罪过。我只不过是记述历史,并不是什么著作呀,而你却拿它与《春秋》相比,这就不对了。”]
自从孔丘去世后,他的精微要妙的言论就断绝了,孔子的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儒家的要旨就乖乱不堪了。战国时形势纵横交错,造成真伪分争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说纷然杂乱。
儒家,大都出自主管教化的司徒之官,辅佐君主,和顺阴阳,昌明教化。
儒家的信徒在偏读六部经典,注重仁义道德品质的修养之际,师法尧舜,效法文王、武王,尊孔子为宗师,这是儒家的高明之处。然而迷惑的人偏持一端,已经失去了儒学的精妙的精神,不守正统的人又随时代的变迁加以贬低或抬高,从而背离了儒家之道的本旨,也有用儒家学说晔众取宠独树一帜的。
这都是浅薄的儒士所带来的祸患。
[司马谈说:“儒家学说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因此它所提倡的难以照办。但是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之间的礼仪,夫妻长幼之间的区别,是不能更改的。儒家把‘六艺’作为准则,《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注和说解文字不下千万,就是祖孙三代世守一经,也无法精通它的学说,一辈子也不能完全通晓它的礼制。所以说儒学‘广博而缺乏要领,用力虽多而收效甚微’。可是分别君臣父子之间的礼数,区别夫妇长幼尊卑的次秩,任哪一家也不能更改。”
范晔说:“身着儒衣,游学求教,经常谈论的内容不离仁义,先生所传授的,都是圣人的思想。所以人人学习到的是君臣父子的纲常,家家都知道改邪归正的方法。自汉桓帝和汉灵帝以来,朝纲逐渐被破坏,国内的矛盾频频暴发,中等才智以下的人臣,没有不知道国家所以分崩离析之原因的,然而刚正不阿的大臣也只能做到识破心怀不轨的奸贼的阴谋罢了。胸怀大志的英雄豪杰,屈从于卑鄙浅薄之儒生的谬论,而人民只会复述开国之君的教导,身处乡野,只能屈从反动的潮流,苟且偷生。至于张温、皇甫嵩之流,也只是使国家的半壁江山稍有安定,名声却远播四海,俯仰顾盼之间,天下又风云变幻,功业风流云散。即便国家处在这样一种乱世英雄起四方的动荡时局中,全国臣民仍然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昏君的政体,处境尬尴地奉行君命,收集残兵败将,遵守各路豪杰的讨贼盟约,毫无悔恨,这难道不是儒学的功效在起作用吗?
由此可见,前辈尊师们鼓舞激励后世学生们的功劳,实在是太忠诚不渝了!”
道家大都是从史官中分离出来的,他们经历、记载了历代的成败、存亡、祸福的经验教训,懂得执政的要点和根本,清静无为,善守本性,坚持卑下柔弱,为的是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他们把这一原则作为君临天下、治国安邦的根本大法。道家的精神与尧的克已谦让、《周易》的谦恭十分吻合,这是道家的长处。等到后世放浪形骸的狂土模仿道家的做法,便抛弃了礼乐制度的束缚,同时抛弃了仁义的原则,说只要清静虚无,就能治理天下。这是道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道家教人、形、精合一,言谈举止都要合乎无形的‘道’,认为物性自足,不必欲求。他们的学说,源本于阴阳四时的秩序,吸取了儒家和墨家的长处,名家和法家的精华,随着时代的推移、人事的变迁来待人处事,这样做则无处不适。道家学说旨趣简明而又易于把握,用力少而收效大。道家宣扬无为,又说无不为,其实际主张是很容易实行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话,一般人却不易理解。他们的学术以虚无为理论基础,以顺应自然为实践原则,既没有一成不变的势态,也没有常居不动的形状,所以能彻底明白万物的实际情况。应付万物,既不抢先,也不居后,所以能够主宰万物。
法则的有无,顺应时势来确定;制度的兴废,根据事物的变化来决定。所以他们说:‘圣人之所以永垂不朽,是因为能牢牢把握住因时通变这个原则。’虚无是道家的核心,因循是帝王执政的纲领,君臣各尽其才,使他们各自都有自知之明,这才是统治天下的最高艺术。”]
阴阳家大多是从负责天文历法的官吏中分离出来的。他们尊重上天,推算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勤勉地通告关系到农业生产的四时节令。这是阴阳家的长处。到后来法古不化的人,则受制于诸多忌讳,只注意阴阳卜卦、鬼神仙道之类的术数,舍弃人事而信仰鬼神。这是阴阳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阴阳家的方术,博大详尽,忌讳太多,使人受到许多约束,总是怕这怕那。但他们主张顺应一年四季的节令从事农作,却是不能不遵守的。阴阳家对于冬夏四季、八卦方位、十二星次、二十四节气都有明确的界定与忌讳。告诉人们如果顺从这些规范,就会昌盛得福,否则就会灭亡。其实未必完全是这样。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拘而多忌’。可是阴阳家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如果不遵守,那么天下的一切事物就都没有头绪了,所以说它所规定的‘叙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
《汉书》说:“天和人之间,如果两者的精气互相抵触,就要彼此发生震荡,善与恶之间互相斗争,彼此也会发生推动作用。事情出现在人间,征兆就会在星空显示出来。所以阴阳之理,就在于各自都有感应。阴气发动,寂静的就会运动,阳气会被掩盖,明亮的东西就会变暗,这时水旱之灾就会降临。所以说,日蚀、地震都是阴盛阳衰的表现。对于君王来说,臣是阴,同理,儿是父之阴、妻是夫之阴,夷狄是中国之阴。据《春秋》所载,日蚀有三十六次,地震五十二次。当时有的应验到了夷狄侵入中原,或者政权不在国君手中,或者妻子临驾于丈夫之上,或者大臣背叛国君、儿子背叛父亲。
事情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样的。因此贤明的国王一旦继位,首先要修正五事:貌、言、视、听、思。建立至大的社稷祭坛,上秉天心,下序民风,使阴阳之理照耀四方。假如人君淫溺于后宫,歌舞娱心,游宴打猎,不亲自端正这五事,就会错失于躬身亲王,大中之道不确立,那么灾难的征兆就会降临,六种极大的不幸就会到来。凡是灾祸的发生,各种怪异的、象征人事过失的现象就会发生,用来警告世人。”
《左传》说:“夜间打猎,饮食不祭祀,出入不遵循礼节,夺人农时,或者朝中出现了奸臣,国内有了阴谋,树木也要出现该直不直、该曲不曲的现象。”又说:“废弃法规,驰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有了这各种不正常的事情,那么火焰都不会向上燃烧。”又说“大兴土木,建造宫室楼台,宫中淫秽污乱,侵犯皇亲国戚,侮辱父兄,那么农业生产就不会取得成功。”
又说:“一个国家如果好战,不把老百姓的甘苦放在心上,修建城郭,侵略睦邻国家,那么刀枪之类的武器连兽皮都割不破。”又说:“简化宗庙的规格,不设置祈祷上天的祠堂,废除祭祀,不顺天时,那么连水都不会向下渗透。”
管辂说:“高贵的人有什么事情都会在天象上有所应验。在天上是指日月星辰。如果有战争发生,或者人为的骚乱,就会在物事上有所应验。在物是指山林鸟鲁之类。”又说:“上天如有重大的异象但不能说出来,只能把其精气表现在星体上,或者流泄神明在鸟兽物事上,驱动风云来显示异象,役使鸟兽来宣告神奇。显示异象时一定会有或沉或浮的征状,宣告神奇时一定会有声音的响动。因此,当宋襄公失德的时候,就有六只鹢鸟从国都上空倒退着飞过;伯姬将要***的时候,会有鸟来歌唱她的灾难;四国还没有发生火灾,火神祝融已经刮起了大风;红云夹拥着太阳,灾难就在楚国降临。
这是天人感应的明证。”
后汉窦武上书说:“近来,有嘉禾、芝草、黄龙的祥端征兆出现。祥瑞的出现一般来说总是发生在美好的土地上,福运的降临实质上是由于吉祥之人的出世。有德才有端,无德则有灾。陛下的行为,不合乎天意,所以不应当作喜庆祝贺。”裴楷说:“自从春秋战国以来以及古代帝王时代,黄河从来没有清澈过。臣以为黄河是象征诸侯的权位的,清属阳,浊属阴。黄河本应混浊,现在反而变清了,这说阴性的东西渴望变成阳性的东西,也就是说诸侯想称帝。”京房所写的《易传》说:“‘河水清,天下平。’如今上天垂示异象,国内妖气叠出,民间瘟疫流行,三者同时出现而黄河却变清,这就好比春秋时麟本不该出现却出现了。孔子记载了这件事,认为这是反常的表现。”
魏国青龙年间(公元233 年),张掖郡的玄川涌出一块背着鼎的宝石, 形状象麟象凤象龙又象马,用火一照就各各显现原形。当时人们认为这是魏国的祥瑞之兆,于是命令于绰,携带着财宝去请教隐士张臶,张偷偷告诉于绰:“神明只预言未来,而不追述以往。先用祯祥之兆预告未来,然后兴盛还是衰落才会随之而来。汉朝灭亡已久,曹魏已得天下,还追述什么兴废之兆呢?这块宝石今天的变异,只是将来之吉祥的征兆。”后来司马氏果然取代了曹魏政权。
汉武帝时,巫为皇帝召来了神君,可是只能听到神君说话的声音而看不见它的形体。荀悦对此解释说:“《周易》认为有天道、地道和人道。三道各有其规则,不能混乱。乱就会有精气变幻。比如巨石自己立起来,死去的柳树复活,这是有形之物的变异;男化为女,死而复生,这是人的变异;鬼神仿佛在人间说话,这是精神的变异。形体和精神的变异,各以其类互相感应。善就生吉祥,恶就生凶厄,精灵与人之间,自然的精灵会与之感应而发生变异。因此,假如违逆了天理,神灵就会失去调节,妖精就会作乱;违逆了地理,形体失去调节,妖怪就会出现;违逆了阴阳中和的人理,人体内的神气失去调节,妖物就会出现。这就是《周易》的主要意旨。象神君之类的现象,就是精神的变异。”
《春秋》说:“办事不合时宜,人就会有怨恨,那么本来不会说话的物体就会说话。”汉武帝时,赋税繁重,人民生活困苦,所以出现无形之物说话的现象。在《洪范》中也有因犯上作乱就产生妖异的记载。这都是怨恨会生妖的证明。所以通大道,言正身正,精神形气就会各归本体。后汉陈著上书说:“春秋末期,周王朝衰微,而数十年间没有出现过灾害,那是因为周室已被上天抛弃的缘故。而上天对于汉朝眷念不忘,不停地降灾,这是为了提醒陛下除灭妖孽,摒弃邪嬖,实实在在地修身立德啊。所以《周书》上说:
‘天子看见怪异就去修德,诸侯看见怪异就去修政,大夫看见怪异就去修职,士人百姓看见怪异就去修身。’神灵不能伤害道,妖孽不能伤害德。”
《汉书》说:“感动人的是行动而不是言辞,顺应天的是事实而不是文彩。”这都是对天人感应之道理的简略说明。]
法家大多出身于管理刑法的官员。他们讲信用,赏罚分明,用此辅助礼制来治理天下。这是法家的长处。到了后来,苛刻狠毒的人实行法治,就不讲教育,抛开仁爱,只用刑法了,而且为了达到大治,一味迷信刑法,甚至于残害亲人,把厚恩变为薄情。这是法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法家严酷而无情,刻薄而寡恩,然而他们端正君臣、上下之分,却很清楚,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法家不分关系的亲疏,也不管地位的尊卑,一律绳之以法,这样就把爱亲属、尊师长的恩谊伦理断绝了。这只可以作为临时措施,决不可以长期实行。因此说法家‘严而少恩’。至于法家主张主尊贵、臣卑贱,划清职责权限,谁也不准超越,这是各家学说都不能改变的。”]
名家大多出身于掌管礼仪的官员。古人身分地位不同,礼仪也不同。孔子说:“一定要正名呀!”正名分是名家的长处。到后来吹毛求疵的人利用它来治理天下,就只辨析名分的细节而不注重实际情况,把名分搞得支离破碎。这就是名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名家使人俭约,可是失去了真实性,但是它循名责实,却是不能不注意研究的。名家过于明察,纠缠不清,使人不能推求它的真意,专注于名词概念的推理,反而失去了易于把握的常情,所以说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至于名家循名责实,综合考察事物的本质这一点,倒是不可不予以认真考虑的。”]
墨家大多出身于掌管宗庙之官。他们住的是柞木椽子搭的茅草屋,以节俭为贵;赡养有德、能帅众、好为善和有社会经验的老人,以兼爱为荣;选拔贤士举行大射典礼,提倡尊重人才;宗庙祭祀敬重父辈,崇信鬼神;顺从四时行事,因此不相信天命[是指不相信有吉凶的天命,但相信贤愚、善恶];用孝敬来明示天下,所以崇尚行为统一。这些都是墨家的长处。后来的愚人实行墨家的主张,只看俭约的好处,于是否定礼制,只知推崇兼爱,而不分别亲近与疏远。这是墨家的流弊。
[司马谈说:“墨家过于俭约,难以遵守,因此他们所提倡的无法完全实行,但是他们务实节用的宗旨,是不可以废弃的。墨家也崇尚尧舜,引述尧舜的德行说:‘他们住在三尺高的堂室里,土打的台阶不过三级,茅草屋顶不修剪,柞木屋椽不雕饰。吃饭用陶簋,饮水用瓦盆,饭用粗米做,汤用豆叶熬。夏天穿葛衣,冬天穿鹿皮。’他们埋葬死者,用三寸厚的桐木棺材,哭丧也不悲哀。他们教育人民要以此标准举行丧礼。若使天下都象这样,尊卑就没有分别了。世道不同,时代变化,事业自然也就不同,所以说墨家‘俭而难遵’。总之,墨家主张强本节用,则是兴家富民的好办法。这是墨家的长处,任何学派都不能废弃的。”
汉武帝问董仲舒:“提倡俭约的人是不会去制作玄黄色旌旗的。到了周代,设立两观,乘高大的辂车,把八佾陈列于朝廷并使颂声兴起。帝王的朝政,难道意旨各不相同吗?”董仲舒回答说:“制度文采、玄黄大旗,这些仪仗都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从而勉励有德行之人的。所以春秋以来受天命而称帝的,首先需要制定的政策是:更改历法,确定每年起始的第一个月,变易服装的颜色,其目的是顺应天道。然而有关官室建造、旌旗制作的规定,是有一定之规的。孔子说:‘奢侈就不会谦逊,勤俭才会巩固。’俭约并不是圣人所推崇的最适中的政制,所以说奢侈而不使君上俭约,俭约也不强求下面的人执行,这就是王道。”]
纵横家大多是从接待宾客、出使外交一类的官员中分离出来的。孔子说:
“使者啊,使者啊!这是一份难做的差事啊。”意思是说应当因事制宜,权衡处理,因为在接受使命时,不可能也无法教给你全部外交辞令。这是纵横家的长处。后来心术不正的人搞外交,开始崇尚欺诈,不讲信义。这是纵横家的流弊。
一说是游行。游侠善于制造一种气势,作威作福,结成私党,在社会上逞强逞霸;善于游说的人讲求谋略,能言善辩,阴险奸诈,他们驰骋天下,以便得到民众的赞赏;爱搞游行的人善于以队伍的阵容博取民众的信任,迎合时尚所好,连络同党,树立虚假的声势,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一方面的权利。
这三类人,都是使天下产生不稳定的祸根,他们伤害国家大政,危害道德文明,败坏法律,蛊惑人心,古代的明君就特别警惕这三种人。‘三游’之风是在末世之际形成的,周、秦二代末年,‘三游’特别盛行。在上的君主不贤明,在下的大臣不正道;制度不建全,政策法令松弛荒废;以是否受到诽傍或赞誉作为荣辱的标准,而不考查其真实情况;以亲爱和憎恶作为有利还是有害的根据,从来不管其实际内容;发表意见时首先在心中盘算一下利大利小才讲话;选择画圈的时候,首先考虑与自己的关系亲疏远近才下笔。然而世界上的利益是不能用仁义来求取的,危害也不是能用道德来逃避的,因此正人君子便开始触犯礼义,小人触犯刑法,世人普遍的追求表面的荣华而抛弃真实的内容,竟相谋取私利,骨肉之间的恩情开始淡薄。相反,人们重视的是同事和朋友之间的情谊,修身养性之道被忘得一干二净,一心一意只想博得世人的一声叫好。有权势的人家,送礼行贿的人门庭若市,人们公开在大街上招聘、咨询——由于上述种种社会风气的形成,结果导致了正直高尚的政治、道德被破坏。
“游侠源于武勇刚强的斗士阶层,他们不愿意拒绝有求于他们的人苦苦的要求,对于自己讲过的话铭记心中,一旦接受了人家的请求,舍上性命也要帮助他人排忧解难,或者接济与之同一类型的人。游侠如果能行正道,就可以称之为义侠;如果走上邪路,那就是变成黑社会的盗贼了。游说本来源于明辨是非,出使四方各国,陈述天下大义或国家大事,以便完成国君交给的任务。代表国家进行国际性活动,可以达到安定、有利于祖国的政治目的。
游说主要是为解决国际纠纷,以达到相互谅解,消除人民的困惑。如果正确地行使这一职责,那么就是一种智慧与口才的较量;一旦运用得太过分了,就会变成欺骗和讹诈。最初,游行的出发点是为追求仁义道德,实践泛爱思想,广交天下朋友。以文会友,相互宽容,求同存异,以便加强自身修养,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如果用正当的方式去做,那就是正人君子;一旦走上了邪路,就会成为损害他人的行为,甚而成为犯上作乱之徒。
一正一邪,相差如此之大,这不是很可悲的吗?所以说,只要最清明的治国之道得以推行,‘三游’就会自然被淘汰。”]
杂家大多出身于议事之官。杂家兼容儒家和墨家思想,揉合名家和法家的主张。他们明白治理国家,实现太平盛世,必须融汇贯通诸子百家的学说。
这是杂家的长处。后来学识浅薄的人搞起杂家来,就恣意放纵,务求广博,没有中心,使人抓不住要害。这是杂家的流弊。
农家大多出身于主管农业的官员。他们种植农作物,鼓励耕种和养蚕,以达到人民丰衣足食的目的。孔子说:“最为重要的是:人民和粮食。”这是农家的长处。后来见识浅薄的人,主张让国王和大臣也去耕种,这就违背了君臣上下的关系。这是农家的流弊。
[班固说:“司马迁的《史记》,评论是非,很多观点与圣人不同。论述最高的政治原则,首先推崇道家的黄老学说,其次才是六经;讲述游侠的事迹,则贬低隐士,抬高奸雄;叙述财政经济,则尊崇财富的权势,以贫贱为羞耻。这些都是《史记》的不足之处。但《史记》擅长叙述事理的原委,明辨而不华美,质朴而不俗气,他秉笔直书,记述的历史事件真实完备,不做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所以后世称赞《史记》为真实的历史记录。”]
文子说:“圣人做事,殊途同归。秦楚燕魏的歌曲,虽然曲调不同但都表达了欢乐之情;各少数民族的哭声,虽然哭声不同却都是悲伤的表现。因此说,歌声是快乐的表现;哭泣是悲伤的结果。内心和悦闲适,外表就必然要流露出来,凡有流露,就会使其他人也受到感染而一起快乐。”
范晔说:“诸子百家关于政治的学说,是很高尚的啊!其要点是从根本上巩固政治制度,革除弊端,顺应时代的变化。然而国家命运和政治形势不是一成不变的,因而导致各种意见偏颇庞杂,所以对任何事情的是非评论,都会议论纷纷,互相矛盾。”
对此可以再作一些评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远古的赫胥氏、大庭氏的那个含哺而嬉、鼓服而游的时代了,人们的欲求也不是易于满足的时代了。
世界上的道理千头万绪,人们千奇百怪的欲望和情感也在不断地萌生。即便有应付一切事物的智慧,也不可能去穷尽这世道人心的变迁;就是高山大川的险峻幽深,也无法用之比喻人心之难测。那么,顺应时尚和世事之推移变化,就不能用常规的办法解决了。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假如由大圣人来治理天下,那么所要达到的天下大同和最高典规,以及为普天下的老百姓谋幸福的政策措施,其政治制度也不应该有什么不同。然而法规、制度的增补或废除或交替使用,文明和朴素的交替施行,或者是发扬光明,或者是保守传统,也只能在过去的范围内转来转去。兴兵打仗与和平交往,也只是与上一代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就是坐在帝王的宝座上,摆出皇帝的仪仗,穿上天子的服装,虽然厚薄华美不同,但把国家治理好的宗旨却是一致的。或者有时为了政治的需要,给达官贵人***昭雪,对乱臣贼党施以刑罚,虽然宽松的程度有区别,但是防犯为非作歹的目的必然是相同的。这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形式虽然相异,本质却是相同的;思维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目标却是一致的。至于假如故意矫情用事,就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弊端。比方说吧,穿着凉鞋过冬,就犯了过分俭朴的毛病;天天都要衣冠楚楚,就应当反对穷奢极侈;禁令不严,对下属过于宽容,就容易出现尾大不掉、欺凌弱小的情况;权力过于集中,刑法过于严酷,又容易导致分崩离析的局面。在曹魏时期,文人写诗撰文,极尽讥刺之能事,就可以明白那个时期的国家风气;周王朝末期和秦朝末年的政治衰败,在许多细小的事情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所以采用或是舍弃什么样的制度,实在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兴盛还是衰败的先决条件啊!
由此看来,政策法规繁杂还是简约,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决定,宽松的政策与刚猛的政策要相互补充。刑书铸刻在鼎上,固然详细,然而约法三章,其可贵之处就在于简明有效。大叔因为使用了强硬的政治想来改变国家的衰败局面,结果王室的皇子皇孙只有哀悼的眼泪了。春秋时晋国的赵盾一上台就改变他父亲赵衰平和的政策,而平阳侯曹参代萧何为相后,却一仍其旧,对萧何当相国时的法令一字不动。这些都是弛张宽猛之政治的极端例子,难道可以强求它们都整齐划一吗?
诸子百家的学说,论述的都是当世政治的功过得失,我们已经都认真详细地加以研究过了。然而世人对为政之道大多存在误解,只偏好于某一种学说。尊崇清净无为学说的道家,视懦家学说为迂腐;拘泥名实的名家,却认为道家学说荒诞;有的人推崇古代的王者之风,认为现在依然可以实行;有的人征引切时救弊的成规,认为应当流传于后世。其实如果认真考究,这些认识都各有各的弊病。由此可见,有法与无法,应当根据时代的不同加以讨论,时代结束了,实用于那个时代的政治方针也就失去了效用;时代向前发展了,政治制度也要随时代而发展。只要行动不错过时机,前途必然光明。
不具有聪明智慧的人,谁能够通晓权变的奥妙呢?
更新于:1个月前反经·还师·第六十四
反经·还师·第六十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兴师百万,日费千金。”王子曰:“四人用虚,国家无储。”故曰:“运粮百里,无一年之食;二百里,无二年之食;三百里,无三年之食。是谓虚国。国虚则人贫,人贫则上下不相亲。上无以树其恩,下无以活其身,则离叛之..
反经·掩发·第六十三
反经·掩发·第六十三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孙子曰:“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又曰:“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何以明其然耶?燕平齐,围即墨城。即墨城中推田单为将以拒燕。田单欲激怒其卒,乃宣言曰:“吾唯恐燕将劓所得齐卒,及掘城外坟..
反经·奇正·第六十二
反经·奇正·第六十二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太公曰:“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孙子曰:“兵以正合,事以奇胜。”何以明之?魏王豹反汉,汉王以韩信为左丞相击魏。魏王盛兵蒲阪,塞临晋。信乃益为疑兵,陈船欲渡临晋,而伏兵从夏阳以木罂渡军,袭安邑(孙子曰:“近而示之远..
反经·利害·第六十一
反经·利害·第六十一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孙子曰:“陷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又曰:“杂于利而务可伸,杂于害而患可解。”何以明之?汉将韩信攻赵,赵盛兵井陉口。信乃引兵未至井陉口三十里,止舍。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音蔽)而望见..
反经·变通 ·第六十
反经·变通 ·第六十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何以明之?魏与赵攻韩,齐田忌为将而救之,直走大梁。魏将庞涓去韩而归,齐军已过而西矣。孙膑谓田忌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用兵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曰:..
反经·围师 ·第五十九
反经·围师 ·第五十九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围师必阙。”何以明之?黄巾贼韩忠据宛,朱隽、张超围之。结垒起土山以临城,因鸣鼓攻其西南,贼悉众赴之,乃掩其东北,乘城而入。忠退保小城,乞降,诸将欲听之。隽曰:“兵有形同而势异者。昔秦项之际,民无定主,..
反经·先胜 ·第五十八
反经·先胜 ·第五十八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孙子曰:“善用兵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何以明之?梁州贼王国围陈仓。乃拜皇甫嵩、董卓,各率二万人拒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待时,勇者不留决。速战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
反经·蛇势 ·第五十七
反经·蛇势 ·第五十七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语曰:“投兵散地,则六亲不能相保;同舟而济,胡越何患乎异心。”孙子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何以明之?汉宣帝时,先零为寇,帝命赵充国征之。引兵至先零所在,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
反经·格形 ·第五十六
反经·格形 ·第五十六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安能动之。”又曰:“攻其所必趋。”何以明之?昔楚子围宋,宋公使如晋告急。晋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前年,楚戍谷以逼齐。)。果如其计。魏伐赵,赵急请救于..
反经·伐交 ·第五十五
反经·伐交 ·第五十五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善用兵者,使交不得合。”何以明之?昔楚莫敖将盟贰、轸(贰、轸,二国名也。),郧人军于蒲骚,将以随、绞、州、蓼伐楚师,莫敖患之。斗廉曰:“郧人军于其郊,必不诫,且日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随、绞、州、..
反经·攻心 ·第五十四
反经·攻心 ·第五十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攻心为上,攻城为下。”何以明之?战国时有说齐王曰:“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胜为上,兵胜为下。是故,圣人之伐国攻敌也,务在先服其心。何谓攻其心?绝其所恃,是谓攻其心也。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
反经·势略 ·第五十三
反经·势略 ·第五十三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孙子曰:“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又曰:“水之弱,至于漂石者,势也。”何以明之?昔曹公征张鲁,定汉中,刘晔说曰:“明公以步卒五千,讨诛董卓,北破袁绍,南征刘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势慑海外。今举汉中..
反经·料敌 ·第五十二
反经·料敌 ·第五十二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两国治戎,交和而舍,不以冥冥决事,必先探于敌情。故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战。”又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候之而知动静之理。”因形而作胜于众,用兵之要也。若欲先知敌将,当令贱而勇者,将轻锐以当之。观敌之来,一起..
反经·将体 ·第五十一
反经·将体 ·第五十一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万机论》曰:“虽有百万之师,临时吞敌,在将也。”吴子曰:“凡人之论将,恒观之于勇。勇之于将,乃万分之一耳。”故《六韬》曰:“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为动。”孙子曰:“将者,勇、智、仁、信、必也。”..
反经·五间 ·第五十
反经·五间 ·第五十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周礼》曰:“巡国传谍者,反间也。”吕望云:“间,构飞言,聚为一卒。”是知用间之道,非一日也。(凡有白气群行,徘徊结阵来者,为他国人来欲图,人不可应,视其所往,随而击之,可得也。或有黑气临我军上,如车轮行,敌人深..
反经·水火 ·第四十九
反经·水火 ·第四十九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经》曰:“以水佐攻者强,以火佐攻者明。”是知水火者,兵之助也。故火攻有五:一曰火人(敌旁近草,因风烧之。),二曰火积(烧其积蓄),三曰火辎(烧其缁重),四曰火库(当使间人之敌营,烧其兵库。),五曰火燧(燧,堕也。以火..
反经·地形 ·第四十八
反经·地形 ·第四十八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孙子曰:“三曰地利。地利者,远近、险易、广狭、生死也。故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不能得地利。故用兵:有散地、有轻地、有争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汜地、有围地、有死地(九地之名)。诸侯..
反经·天时 ·第四十七
反经·天时 ·第四十七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孙子曰:“二曰天时。天时者,阴阳、寒暑,时节制也。”《司马法》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吾人也。”太公曰:“天文三人,主占风气,知天心去就。”故《经》曰:“能知三生,临刃勿惊,从孤击虚,一女当五丈夫。”故行..
反经·教战 ·第四十六
反经·教战 ·第四十六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孔子曰:“不教人战,是谓弃之。”故知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百不当一,此弃之者也。故领三军,教之战者,必有金鼓约令,所以整齐士卒也。教令操兵起居,旌旗指麾之变。故教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
反经·禁令 ·第四十五
反经·禁令 ·第四十五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孙子曰:“卒未专亲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卒已专亲而罚不行,则不可用矣。故曰: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居死地。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知理,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经》曰:“兵..
反经·道德 ·第四十四
反经·道德 ·第四十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兵不可出者三: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出战。故孙子曰:一曰道。道者,令人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人不畏危。(危,疑也。言主上素有仁施于下,则士能致前赴敌,故与处..
反经·结营 ·第四十三
反经·结营 ·第四十三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太公曰:“出军征战,安器置阵,以六为法。”(六者,谓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置表十二辰也。)将军自居九天之上(青龙亦为九天,若行止顾宿,居玉帐下,凡月建前三辰为玉帐,假令正月巳地是也。)。竟一旬,复徙开牙门..
反经·练士 ·第四十二
反经·练士 ·第四十二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王者帅师,必简练英雄,知士高下,因能授职。各取所长,为其股肱羽翼,以成威神,然后万事毕矣。腹心一人(主赞谋应卒,揆天消变,总撮计谋,保国全命者也。),谋士五人(主国安危,豫虑未然,谕才能,明赏罚,授官位,决嫌疑,..
反经·出军 ·第四十一
反经·出军 ·第四十一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赵子曰:“《诗》云‘允文允武’,《书》称‘乃武乃文’。”孔子曰:“君子有文事,必有武备。”《传》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黄帝与蚩尤战,颛顼与共工争,尧伐歡兜,舜伐有苗,启伐有扈,汤伐有夏..
反经·定名 ·第四十
反经·定名 ·第四十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夫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识鉴不显。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故称之曰:道、德、仁、义、礼、智、..
反经·傲礼·第三十九
反经·傲礼·第三十九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左传》曰:“无傲礼。”《曲礼》曰:“无不敬。”然古人以傲为礼,其故何也?欲彰于人德耳。何以言之?昔侯嬴为大梁夷门监,魏公子闻之,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引公子过市,及至家,以为..
反经·势运·第三十八
反经·势运·第三十八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百六之运,推迁改移,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君子小人,无贤不肖,至人无可奈何。知其不由智力也。)夫天下有君子焉,有小人焉,有礼让焉。此数事者,未必其性也,未必其行也,皆势运之耳。何以言之?《文子》曰:“夫人有余则..
反经·量过·第三十七
反经·量过·第三十七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议曰:杨恽书云:“明明求仁义,常恐不能化人者,士大夫之行也。遑遑求财利,常恐遗之者,庶人之行也。今奈何以士大夫之行而责仆哉?”此量过者也。)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党,党类也。小人不能为..
反经·息辩 ·第三十六
反经·息辩 ·第三十六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议曰:夫人行皆着于迹,以本行而征其迹,则善恶无所隐矣。夫辩者焉能逃其诈乎?)《中论》曰:“水之寒也,火之热也,金石之坚刚也。彼数物未尝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着乎其体。”(故曰:使吾所行之信,如彼数物,谁其..
反经·诡俗 ·第三十五
反经·诡俗 ·第三十五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事有顺之而失义,有爱之而为害,有恶于己而为美,有利于身而损于国者。何以言之?刘梁曰:“昔楚灵王骄淫,暴虐无度,芊尹申亥从王之欲,以殡于干溪,殉之以二女。此顺之而失义者也。”(议曰:夫君正臣从,谓之顺;今君失义而..
反经·善亡 ·第三十四
反经·善亡 ·第三十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译文:(议曰:世有行善而反亡者。)《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何以征其然耶?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也。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火不熄则谓水不胜火,此又与不仁..
反经·卑政 ·第三十三
反经·卑政 ·第三十三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刘厉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设官,分职而共治耳。)《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
反经·昏智 ·第三十二
反经·昏智 ·第三十二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神者,智之渊也,神清则智明;智者,心之符也,智公则心平(此出《文子》)。今士有神清智明而暗于成败者,非愚也,以声色、势利、怒爱昏其智矣。何以言之?昔孔子摄鲁相,齐景公闻而惧,曰:“孔子为政,鲁必霸。霸则吾地近焉..
反经·败功 ·第三十一
反经·败功 ·第三十一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文子》曰:“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不失人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天下之尊爵也。何以言之?昔者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谷不德,少主社稷,失先君之绪,覆楚国之师,不谷之罪也。若以宗庙之灵,得保首领以没,..
反经·大私 ·第三十
反经·大私 ·第三十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管子》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周书》曰:“将欲取之,必故与之。”何以征其然耶?黄石公曰:“得而勿有,立而勿取;为者则己,有者则士,焉知利之所在?”(人多务功,鲜有让者。唯天子不与下争功名耳。故曰:有者则..
反经·运命 ·第二十九
反经·运命 ·第二十九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若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势,业理使之然。)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
反经·难必·第二十八
反经·难必·第二十八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夫忠为事君之首,而龙逢斩、比干诛;孝称德行之先,孝己忧而曾参泣。遇好文之主,贾谊被谪于长沙;当用武之时,李广无封侯之爵。又云:“意合,异类生爱;意不合,至亲交兵。”)夫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于..
反经·诡顺·第二十七
反经·诡顺·第二十七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赵子曰:夫云雷世屯,瞻乌未定。当此时也,在君为君委质治人,各为其主用职耳。故高祖赏季布之罪,晋文嘉寺人之过,虽前窘莫之怨也,可谓通于大体矣。昔晋文公初出亡,献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斩其祛。及反国,吕、郄畏逼,将焚..
反经·恩生怨 ·第二十六
反经·恩生怨 ·第二十六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传》称谚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是知凡怨者,不怨于所疏,必怨于亲密。何以明之?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曰:“怨。”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为诗也。有越人于此,关弓..
反经·用无用 ·第二十五
反经·用无用 ·第二十五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古人有言曰:“得鸟者,罗之一目。然张一目之罗,终不能得鸟矣。鸟之所以能远飞者,六翮之力也,然无众毛之助,则飞不能远矣。”以是推之,无用之为用也大矣。故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矣。”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
反经·忠疑·第二十四
反经·忠疑·第二十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夫毁誉是非,不可定矣。以汉高之略而陈平之谋,毁之则疏,誉之则亲;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绳之以法则为罪,施之以德则为功。知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即听必悖矣(尤,过。)。何以知其然耶?《吕氏春秋》云:“人有..
反经·诡信·第二十三
反经·诡信·第二十三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议曰:代有诡诈反为忠信者也。抑亦通变适时,所谓: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也。)孔子曰:“君子贞而不谅。”又曰:“信近于义,言可覆也。”由是言之,唯义所在,不必信也。(议曰:微哉!微哉!天下之事也,不有所废则无以兴。若忠..
反经·钓情·第二十二
反经·钓情·第二十二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译文:孔子曰:“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又曰:“未信,则以为谤己。”孙卿曰:“语而当,智也;默而当,知也。”《尸子》曰:“听言,耳目不惧,视听不深,则善言不往焉。”是知将语者,必先钓于人情,自古然矣。韩子曰:“夫说之难也..
反经·时宜·第二十一
反经·时宜·第二十一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事有趋同而势异者,非事诡也,时之变耳。何以明其然耶?昔秦末,陈涉起蕲,兵至陈。陈豪杰说涉曰:“将军披坚执锐,帅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功德宜为王。”陈涉问陈余、张耳两人,两人对曰:“将军瞋目张胆,出万死不顾一..
反经·惧诫·第二十
反经·惧诫·第二十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尸子》曰:“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圣乎!以天下让,不为兆人也。’”(议曰:昔尧称:“吾以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
反经·三国权·第十九
反经·三国权·第十九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蜀》、《吴》、《魏》)论曰:臣闻昔汉氏不纲,网漏凶狡。袁本初虎视河朔,刘景升鹊起荆州,马超、韩遂雄据于关西,吕布、陈宫窃命于东夏,辽河、海岱,王公十数,皆阻兵百万、铁骑千群,合纵缔交,为一时之杰也。然曹操“挟..
反经·七雄略·第十八
反经·七雄略·第十八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臣闻:天下大器也,群生重蓄也。器大不可以独理,蓄重不可以自守。故划野分疆,所以利建侯也;亲疏相镇,所以关盛衰也。昔周监二代,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五。深根固本,为不可拔者也。故盛则周、召相其治;衰则五霸扶其..
反经·霸图·第十七
反经·霸图·第十七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臣闻周有天下,其理三百余年。成康之隆也,刑措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年。(太公说文王曰:“虽屈于一人之下,则申于万人之上,唯贤人而后能为之。”于是文王所就而见者六人,求而见者十人,所呼而友者千人,友之友谓..
反经·适变·第十五
反经·适变·第十五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昔先王当时而立法度,临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理,事适其务故有功。今时移而法不变,务易而事以古,是则法与时诡,而时与务易,是以法立而时益乱,务为而事益废。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秦孝公..
反经·是非·第十四
反经·是非·第十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夫损益殊途,质文异政。或尚权以经纬,或敦道以镇俗。是故,前志垂教,今皆可以理违。何以明之?(是曰)《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非曰)《语》曰:“士见危致命。”又曰:“君子有杀身..
反经·反经·第十三
反经·反经·第十三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议曰:理国之要,以仁义赏罚,此其大略也。然用失其宜,反以为害。故着《反经》一章以明之也。)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
反经·理乱·第十二
反经·理乱·第十二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夫明察“六主”,以观君德。审惟“九风”,以定国常。探其“四乱”,核其“四危”,则理乱可知矣。何谓“六主”?荀悦曰:“体正性仁,心明志同,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是谓‘王主’(议曰:王主者,谓天姿仁德。);克己恕躬,好问..
反经·德表·第十一
反经·德表·第十一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言嗜欲之本同,而迁染之途异也。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流宕,慎其所与,节其所偏。故《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
反经·臣行·第十
反经·臣行·第十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人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豫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如此者,圣臣也。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如此者,大臣也。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
反经·君德·第九
反经·君德·第九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三皇无言,化流四海,故天下无所归功。(伏羲、女娲、神农,称三皇也。)帝者体天则地,有言有令,而天下太平。君臣让功,四海化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故使臣不用礼赏功,美而无害。(黄帝者,顺天地之纪,时播百谷,勤心力耳目,节..
反经·政体·第八
反经·政体·第八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行,次论政体焉。)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
反经·论士·第七
反经·论士·第七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臣闻黄石公曰:“昔太平之时,诸侯二师,方伯三师,天子六师。世乱则叛逆生,王泽竭则盟誓相罚,德同无以相加,乃揽英雄之心。”故曰:得人则兴,失士则崩。何以明之?昔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往而不得见,从者止之。桓公曰:“士之..
反经·察相·第六
反经·察相·第六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左传》曰:“周内史叔服如鲁,公孙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杜预曰:“丰下,谓面方也”。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
反经·知人·第五
反经·知人·第五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 原文:臣闻主将之法,务览英雄之心。然人未易知,知人未易。汉光武,聪听之主也,谬于庞萌;曹孟德,知人之哲也,弊于张邈。何则?夫物类者,世之所惑乱也。故曰:狙者类智而非智也,(狙,音自舒反。慢也。)愚者类君子而非君子也,戆..
反经·量才·第四
反经·量才·第四作者:赵蕤出自————《反经》出自————《中国古代历代兵书》原文:夫人才能参差,大小不同,犹升不可以盛斛,满则弃矣。非其人而使之,安得不殆乎?(傅子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机;三曰政才,以经治体;四曰学才,以综典文;五曰武才,以御军旅;六曰农才,以教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