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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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作者:龙源 于可

出自————《世界古代中期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

东周始于周平王(公元前770一前720)东迁洛邑,一般以公元前476年为界,分为春秋(公元前770一前476)与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时代由统一王朝分裂为诸侯争雄、再走向统一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与充满战争的时代。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据统计,军事行动共483次,大战376次战国时代,“天下并争”,战事更为频繁与酷烈,“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篇》)。此兵连祸结的形势,乃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这一深刻转型的反映。

这一时期,由于铁农具和牛耕技术的推广,水利灌溉事业之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农业奴隶逐渐解放,自耕农普遍出现,国、野界限弥合,井田制瓦解。其上层建筑之反映则是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自诸侯出”,再变为“自大夫出。”于是出现了春秋五霸相迭、战国七强争雄的局面。随着战争的升级,各国为适应规模愈大的战争,相继改革军制,以致武装力量体制、兵役制度、军事法规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并渐趋完备,初显我国封建社会军制之端倪。与此同时,作战方式从车战发展为步骑兵作战,战术有了重大革新,出现了总结军事经验的著述,军事思想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1、军制与战术

(1)指挥系统

①军事领导权的变化。西周时期,天子分封诸侯,为之建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为之立家,各有武装,但统属周天子。《国语·鲁语》载:“天子作师,公帅之,以惩不德。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由于王掌军权,故“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春秋前期,大体也保持这种天子一一诸侯一一卿大夫的三级制。春秋中后期,周王军权沦丧,齐桓、晋文等五霸迭相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直接向中小国家征赋调兵,剪除异己,扩充势力,公开与周王分庭抗礼,由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后,军权仍在下移,诸侯军权又旁落卿大夫之手,以至“公室益卑”,“政在家门。”至春秋末期,公室军权被各卿大夫瓜分殆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变为“自大夫出。”卿大夫成为战国时期新兴诸侯之前身。战国时代,七雄并举,经过争霸和制度改革,各国建立了封建政权,国君独揽军政大权,确立了国君一一郡县乡里的军事领导体制。同时,在军队管理上,实行文武分职。为确保国君牢掌军权,各国均实行兵符调兵制。兵符是国君任将时颁发的军权凭证,其状如虎,故又称虎符。兵符分为两半,左半由领兵者执持,右半留于国君手中,两半相合,方有调兵权。凡发50兵以上者均凭兵符行事。春秋战国时期,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经历了三级旧制到虎符调兵制的演化过程。

②武官系统的独立。春秋时期,军队最高统帅为国君,军队各级指挥官概由卿、大夫各级贵族担任,即实行“军将命卿制”。这与西周无异,文武不分,将相合一。据《周礼·夏官》,当时的领导体制大致是:

大司马(军)一一小司马(师)一一军司马(旅)一一舆司马(卒)一一两司马(两)一一公司马(伍)。当然,具体到某一国,可能稍有出入。如鲁、宋二国的司马仅司军赋,或掌武备,并不领兵。战国时代,各国相继废除“军将命卿制”,实行文武分立、将相分职。国君之下,最高文官为相,武官为将。将的称谓不一,齐、赵、魏、燕称将、将军、上将军、大将军;秦国先后称大良造、将军、国尉;楚称柱国、上柱国。随着将相分职和武职的固定,军事机构也建立起来,据《六韬·王翼》载,“将”有作战、参谋、通讯、侦察等72名辅助人员,相似于今日之司令部。“将”以下的武官也较完备,如秦国即设有左右将、副将、万人之将、千人之将、帅、卫尉、中尉、兵尉、持节尉、伯长、什长等。与此同时,在郡、县、乡、里也建立了由国君统一控制的掌管军队的各级军职。

(2)武装力量体制

①兵力估算。随着战争的逐步升级,春秋前期、后期与战国时期,兵力总数变化较大。春秋前期,大致是大国三军、车千乘。依《周礼·夏官》的“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计,则齐、晋、秦、楚诸大国的兵力各近4万。春秋后期,各国兵员明显增加。据《左传·昭公十三年》载,晋国约有战车5000乘;楚国仅4县就“赋皆千乘”,战车当不下晋国;齐艾陵一战,损车800乘,秦一公子奔晋,带车千乘,估计秦、齐二国各有战车二三千乘。若依每乘兵员75人计,则晋楚大国兵力不下30万,齐秦等国也不下20万。总兵力比前期增加约五六倍。战国时期,各国兵力空前扩大,兵员剧增。至战国中期,动辄以“带甲数十万”、“百万”、“车千乘”、“骑万匹”计,连最弱的韩国,也有兵卒30万(《战国策·韩策一》)。当时兵力总数约为:步兵540万一580万,车5400-5800乘。一车以8人计,则车兵约为45万,骑兵52万。总计约为570万。较春秋后期,兵力增加1倍多”。

②兵种及其编制。春秋时期,各国武装力量大体由两部分构成。(一)国家军队,包括王室军队和诸侯军队,此为常备军;(二)家兵,包括王侯禁卫军与卿大夫的族军。其兵种有四:车、步、舟、骑。战国时代,武装力量主要由规模庞大的常备军及禁卫军组成,族军则不复存在。同时,步兵剧增,骑兵独立,舟师强化,是其不同于春秋的特点。

车兵是春秋首要兵种。各大国战车均在千乘以上,至中后期,数量更多,各国有2000-5000乘不等,可谓车兵鼎盛时期。车兵由甲士与徒兵组成,一车甲士3人,驾者居中,持弓者居左,操矛者居右车下徒兵,春秋前期为27人,后期为72人;加上所配给的一辆辎重车上的25人,则春秋后期一乘兵员为100人。

据此,最近有的学者参照《司马法》与《周礼·大司马》,估计春秋中期以后的车徒结合编制或许如下:

伍一一两一一卒一一旅一一师一一军《周礼》5人25人100人500人2500人125万人乘一小偏一一偏一一伍《司马法》1乘5乘25乘偏125乘至战国时代,车兵地位下降,战车减少,各国最多不过千乘,编制也相应减少,从秦兵马俑来看,一乘车卒约为8人。不过,战车装备有所改进,有的轴端装有矛头,用以冲杀。

步兵。春秋时代,除车下徒兵外,还有独立步兵。中原诸国,最早使用独立步兵的是郑国,公元前719年,曾用“徒兵”作战;公元前632年,晋“作三行以御狄”,“三行”即左、中、右三行,这可能是最早的独立步兵建制;公元前542年,晋将魏舒(?一前509“毁车以为行”,临时解散车兵为步兵,打败狄人。在北方山国及南方的吴越,步兵是首要兵种,如吴楚柏举之战,吴用“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所谓“多力”“利趾”,即步兵劲旅。当时吴国步兵编制为行(100人)一旌(1000人)一方阵(1万人)(《国语·吴语》)。这说明春秋时代步兵已渐展威力。至战国时代,步兵成为主要兵种,其规模远非春秋可比。各国均有几十万乃至百万步兵,名称也繁杂,如“武卒”、“苍头”、“武士”、“带甲”、“虎贲”、“技击”、“锐士”。除步卒外,还有侦察兵、通讯兵、辎重兵等。战国步兵刚脱离车兵独立,其编制还受车兵编制的影响。其编制情况,据《尉缭子·伍制令》载为:五人为伍,十人为什,有什长五十人为属,百人为伯,有伯长;伯长之上有千人之将、万人之将。万人之将以上有左右将,再以上为大将军。但各国编制仍存小异,如秦为:伍(5人)一屯(50人)将(100人)五百主(500人)二五百主(1000人)大将(《商君书·境内》)。

舟师。舟用于战,始于春秋。当时吴、越、楚等水乡,舟师已成为一新兵种,常用于战争。如公元前549年,楚“以舟师伐吴”;公元前508年,吴以舟师败楚;公元前485年,吴舟师浮海北上伐齐。春秋中后期,舟战技术和造船能力均有较大提高,舟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战国时期,吴、越、楚、齐、秦等国,舟师有了更大的发展,成为独立兵种。舟师的规模也相当大,如秦有战船万艘,“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食”(《史记·张仪列传》)。吴越的舟师数量多且种类齐全,有小羿(yi,一种船)、大羿、楼船、桥船等。舟兵经过专门训练,除使用弓、弩、戈、戟等常规兵器外,还有专用于水战的钩矛,能“退者钩之,进者拒之”(《墨子·鲁问》)。春秋战国舟师编制,无文可考,不过《越绝书·兵法》所载吴越大羿的编制,或可供参考:“大羿一艘广丈六尺,长十二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zhi桨,此处意为桨手)五十人舳舻(zhk,船尾船头)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吏、仆、射、长各一人”,凡91人。

骑兵。春秋时期,中原周边游牧部落和国家,已有为数可观的骑兵;中原诸国是否亦有,尚存质疑。战国七雄中最早建骑兵者,当推赵国。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99“胡服骑射”,效法蛮族,着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利骑马射箭,建立了正规骑兵,曾“率骑入胡,辟地千里。”此后,他国先后也建立了骑兵部队。骑兵机动性强,“能离能合,能散能集”,孙膑曾指出其有“迎敌始至”、“迎敌击后”’、“绝其军粮”、“出其不意”、“烧其积聚”等十利,故发展较快,七雄骑兵,各有数千匹乃至万匹,成为仅次于步兵的第二大兵种。值得注意的是,战国中后期,不仅用骑兵单独作战,也用它与步、车协同作战,如赵将李牧(公元前?一前228)曾以骑兵13万,与步、车联合,斩匈奴10万余骑。战国骑兵的编制,据《六韬·均兵》载为:5骑一长,10骑一吏,100骑一率,200骑一将。但各国是否都如此,尚难核实。

③武器装备。春秋兵器为青铜制造,大体可分三类。(一)进攻性兵器,如戈、矛、剑、戟、殳(sh,一种竹制兵器)等,其制作工艺提高,规格划一,开始制式化。(二)拋射性兵器,即弓箭,箭头为青铜质,形制由传统的扁体型改为三棱锥型,提高了穿透力与杀伤力弓用“干、角、筋、胶、丝、漆”六材制成,质量大为提高。春秋后期,出现了弩。(三)防护性兵器。以皮甲为主,有人甲与马甲之分,人甲由身甲、甲裙、甲袖组成;身甲由胸甲、背甲、肩片、胁片约20片编成。马甲由马胄(护马头)和马甲(护马身)组成。攻防设施也有进展,各国都蜂起筑城,墙高堑深,悬门锁城,已形成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同时,攻城器械也应运而生,有掩兵堆土的贛韞、攻城的大橹(盾)、登城的云梯、撞击城门的重型冲车等。各类武备,皆由官府制作保管,战时发给将士,即所谓“授甲”“授兵”。

战国时代,由于铁器开始使用并得到推广,武器装备较春秋具有四个特点。(一)传统的进攻武器如矛、戈、戟、剑、箭等更为锋利,且多为铁制,杀伤力提高。春秋后期始出现的弩得到改进,成为当时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先进武器,并普遍使用;种类有用手臂发射的“臂张弩”,脚踏发射的“蹶张弩”等。弩的弓力大、命中率高、穿透力强,能“发于肩膺之间,杀人于百步之外”。(二)发明和改进了一些新式进攻武器,如云梯、钩拒、铁杖、铁椎、方脑铁叉、铁械锁、斧、钺等。其中,云梯与巢车、楼车等普遍用于攻城。这是因为,战国时代强调“四塞以为固”,各国均加强关塞城池的防御能力,同时修筑长城,加强国防建设。(三)防护性武器制作更为精致,如在河北易县出土的一件战国后期的铁胄,以89块铁片组成,从顶部一层压一层编缀,共7层,高27厘米。(四)武备管理更趋完善,统一由国家制造与管理,有专门的兵器库,已形成定期发给军队兵器、车辆、甲胄的制度。另外,战***队还实行“采章”制度,各分队所属士卒需在不同的部位佩戴颜色不同的徽章,以便区别和管理。

(3)兵役制、军赋制与军训制

整个先秦时代,奉行“寓兵于农”的政策,因而兵役、军赋、军训三者密切相关。

①兵役制。西周时期,实行国人兵役制,国人“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春秋初期仍沿此制,如管仲在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五家一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师帅之.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国语·齐语》),即是此制。居民军事化,出为伍,入为农,战时为兵,闲时军训。他国亦大同小异。与此同时,为保持一支常备军与提高战斗力,许多国家还实行世兵制,如齐划士农工商四民,分居而处,各司其职,职业世袭,规定“士之子恒为士”,培养一个专务兵事的军士阶层。齐国常备军兵员,主要来源于此阶层。实行世兵制,不但可保证兵源固定,而且兵卒间、官兵间彼此熟识,“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管子·小匡》),有利战事。可见,春秋时期,实行的是民兵制与世兵制相结合的兵役制。不过,春秋中后期,稍有变化。随着战争频率升高,战争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的兵源,于是各国纷纷取消“国人”当兵的特权,将兵役对象扩大到“野人”(农业居民)。晋于公元前645年“作爰田”“作州兵”(将田地分给人民,让其当兵纳赋),首先打破“国”“野”界限。其后,各国纷纷效法,如鲁“初税亩”、“作丘甲”,楚“量入修赋”郑“作丘赋”等,均向“野人”征兵征赋。

战国时代,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国竞相扩军,征兵范围进一步扩大。较之春秋,兵役制变化有四。(一)春秋以甸或丘为单位征兵,战国则实行郡县征兵制。(二)春秋征兵,户不过一人,且数户轮流出一人,或八户抽一,或十户抽一,服役年限为18-60岁;战国则是一切适龄适役者均需服役,“自六尺(15岁)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周礼·地官乡大夫》)。(三)春秋征兵仅限于男性,战国时,适龄女性也应征入伍,用于运送辎重、防守城池。《商君书·兵守》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墨子·备城门》也载:“守法,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少十人。”可见,妇女从军普遍。(四)开始推行募兵制。为扩大兵源,提高士兵素质、战技,一些国家开始用考选、招募勇士的方法组建军队。如齐之“技击”,魏之“武卒”、“奋击”,秦之“锐士,”皆属此类。募兵要求甚严,如考选“武卒”,需全副武装、带三天粮、半日内跑百里。此为军中精锐,如齐之“技击”,“进如锋矢,战若雷霆,解如风雨”(《战国策·齐策一》)。不过,募兵仅限于数国,并未全面推广。总之,自春秋到战国,兵役制经历了从民兵制、世兵制到征兵制、募兵制的发展过程。

②军赋制。西周赋税不分,至春秋,赋税分离,用之于军为赋,用之于政称税。春秋前期,兵卒战时向国家领取兵器、马匹,军粮自备,国家可能向国人征收车、马,故尚无正规的军赋制。军赋成制,约在春秋中期以后,其标志是军赋摊入户及其土地收入。当时军赋数目,据《司马法》载甸为征收单位,一甸576户,出车1乘、马4匹、牛12头、甲士3人、徒兵72人。即一乘之兵员、装备(《左传·成公元年》引)。不过,各国为扩大军赋,都先后改革,大大突破了此数。如鲁“作丘田”(公元前590年),以丘为征收单位,一丘144户,交原一甸应出之赋,赋量增加近3倍。楚、郑等国也采取措施,把军赋摊入土地,增加赋量。经半个世纪的改革,军赋制渐趋完善。春秋末期,军赋继续扩征,与土地税合流。当时军赋按土地收农产品,作为政府制造保管武备之用。另外,卿大夫也“有赋于军,”各诸侯国要向王室供赋,后期向侯伯(诸侯之长)交赋,如“鲁赋八百乘,邾(zh)赋六百乘”。

战***赋有很大发展。兵役与军赋征收已经分开。兵役徭役合称“力役之征”,军赋称“布缕之征”,它们与按田亩征收粮食的“粟米之征”,合为战国三大赋税。较之春秋,战***赋另一不同点在于,军赋不再交农产品,而是交钱,并按人口计征。当时各国的租赋、兵役、力役普遍

较重,如秦经商鞅变法后,“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汉书·食货志》)。经此横征暴敛,各***赋充实,齐秦“粟如丘山”,赵、燕、楚皆“粟支数年。”

③军训制。春秋战国时代,军训制有相当发展,由自发性转向正规化。春秋时代,寓兵于农,故需“百姓通于军事”,主要通过狩猎来进行。狩猎分四时进行,各称为春嵬(搜)、夏苗、秋猕(秋天打猎)、冬狩,都是在农闲时进行。《春秋》载,鲁国有“大嵬”5次、“狩”4次,足见其频繁。至春秋中后期,军训内容增加,打猎减少,名称也有改变,称为“春振旅、夏茇(,宿于草间)舍、秋治兵、冬大阅”。此时,各国注重兵教,军训开始专门化。一方面,学校里设有专门的军事课程射、御,据说80户设一学校,贵族及士人子弟8岁入学,15岁开始学射、御;军事学习也有时间限制,学校要“春合诸学,秋合诸射”。另一方面,军队中也有专门训练,各国对常备军皆实行分科训练,如晋国,其全军的御手、勇士、养马人员以及车、徒协同,均有专人负责训练。

战国时期,各国均认识到“士不先教不可用”的道理,故军训更趋精进与正规化。当时军训内容包括:“立卒伍、定行列、正纵横”的步伐、队列训练;闻鼓即进、鸣金则退的号令教育;了解诸阵之集散纵横的阵法训练选士的单兵训练车乘车卒训练;攻防战守等战术训练。此外,舟师、骑兵也有一套训练规定,如要求骑兵精于骑射、灵活自如,能“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敌”(《吴子·治兵》)。军中设有专职教官,训练制度严格。士兵训练不佳须受惩,教官所教不良亦受罚。据《吴子·治兵》载,当时的训练方法是,“一人学成,教成十人。十人学成,教成百人。百人学成,教成千人。千人学成,教成万人。万人学成,教成三军。”

(4)军事法规与军功爵制

春秋时代,士卒剧增,战争日频,为奖惩将士功过、赏罚军训优劣,必制订军法,依法治军。各国皆有一些军事法规和奖惩办法,诸如“从命为士上赏,犯命为士上戮”;“纵遁(后退)不过三舍(一舍30里)”(《司马法·天子之义二》);“克敌者,上大夫受县(赐以一县之地),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递减),人臣隶圉(y,奴隶身份)免”。当时军事犯罪,名目较多,如:战败而将领未赴敌战死,“为罪已重”将士未能尽力杀敌,为渎职罪;脱离战斗行列,为“失次犯令”罪;假道军情,为“伪言误众”罪;通敌罪等。这些皆为军之大罪,须受“军之大刑”。刑有死列、肉刑、赎刑、流放等。各国以司马掌军法。不过,春秋军法尚不完善、不系统,无专属军事的条例规章,而且枉法严重,往往同罪异罚。至晚期,始有专门的军法。战国时期,军法独立,法规条文系统、详明、严密、广泛,执法趋于公正。从当时兵书看,其内容有什伍行列编制法;营区管制法;训练教习法什伍连坐法;逃亡畏战惩治法;作战功过奖惩法;逃避兵役惩治法;军需保障法等。对军队的训练、编制、军纪、赏罚、行军、扎营、兵役、作战等都有明确规定,严格依法行事。实行“有功必赏,犯令必死”(《尉缭子·兵令》),“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吴子·治兵》),“罚不避亲贵”(《管子·立政》),这样,士卒作战,行动统一,战则拼力,退则畏法,“金鼓所指,则百人尽斗,覆军杀将,则万人齐刃。天下莫能当其战矣”(《尉缭子·制谈》),战斗力大为提高。

战国时期另一重要赏罚制度是军功爵制。它与军事法规相辅而行,各有侧重,前者重赏,后者重罚。当时各国普遍实行该制,魏“食有劳而禄有功”,楚、齐、赵、韩也“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秦国最为彻底,商鞅变法,依军功大小赐给爵位,爵位分20等。规定,凡有军功者,不论其门第、出身,皆可得重赏,享受爵禄,若无军功,即使王室宗亲,也不得升为贵族,享受特权。爵位高低、俸禄多少,皆依军功大小而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光采)”(《史记·商君列传》)。各国所定爵位,不尽相同,但一般都分为侯、卿、大夫、士四等。军功爵制在当时起了重大作用。

(5)战术与诸阵法

①春秋车战。春秋时代,战争的基本形态为车战。其主要特点是凭借战车冲击,掩护步兵前进。作战时,双方战车列成车阵,而后交锋,一方车阵乱,则很难重新排列,胜负即见分晓。因而春秋大战,诸如城濮之战、必之战、葦之战,一日即结束;鄢陵之战,不过两日。车战战术如下:

乘的战术。一乘甲士3人,步卒27人(春秋后期增至72人),其基本战术单位为:“攻车一乘,前拒(置于前面的步卒)一队,左、右角二队。”

步卒战术。五人为伍,分别装备弓、殳、矛、戈、戟五种兵器,“长以卫短,短以救长”,“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五伍组成一小方阵。

车兵编队战术。一般为一列横队,如需布成两线,则后列战车对前列间隙处,以便行驶。车下徒兵排列,据地形而定:险地作战,则步卒在前,战车居后,如图2平地作战,则战车居前,步卒居后,如图3所谓“鱼丽之阵”,其创新在于改革车、卒排列之方式,战车前置,步卒则分散配置于车的左、右、后三面,车、卒互相掩护,车阵更显密集”,春秋初,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郑周繻葛之战,即依此阵取胜。

整体而言,车阵部署一般为中左右三军成阵,左右两军列成两拒(两翼)。不过,其进攻队形有所变化,春秋初期是以车兵为主、步兵为辅的大方阵进攻;中期以车兵为主、步卒人数剧增的方阵进攻;末期则多以纵队进攻。

②战国步战。车战要求发挥整体优势,“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孙子兵法·军争篇》),故机动性、灵活性较差。至战国时期,步、骑兴起,铁兵器使用,尤其是弩的发明,使密集整齐的车阵渐败下风,为步骑兵的野战所取代。步兵战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步兵方阵,是魏舒方阵。公元前541年,晋将魏舒与狄人作战,因地形不利车战,遂“毁车以为行”’,临时改车兵为步兵列阵迎敌。其方阵由五个互相掩护的大方阵组成:“五阵相离(相互独立),两(前军)于前,伍(后军)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其状如下:

战国时,步兵战术可以孙武八阵为代表。(一)方阵,此为步骑攻战的基本队形,布阵时要求“薄中厚方(四周),”中虚方实,虚以张势,实以击敌,指挥位置在后阵。(二)圆阵,主要用于作环形防御。(三)疏阵,即疏散的战斗队形。其他任何阵皆可疏散成此阵,其方法是加大行列间隔距离,多树旌旗与兵器并配以各种假动作,以示兵力强大。(四)数阵,即密集的战斗队形。(五)锥行阵,前锋如锥形的战斗队形,用于突破与割裂敌人。(六)雁行之阵,一种横向展开、左右翼向前或向后呈梯状配备的战斗队形。(七)钩行之阵,其正面为方阵,两翼适当向后弯曲成钩状,以卫侧翼。(八)玄襄之阵,一种示形示声迷惑敌人的假阵。八阵各有特点,实战中运用何种阵法,需因敌因地而陈。孙子的布陈原则是“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设阵时要有前锋,有后援,以相互接应,同时,以1/3的兵力进攻,而以2/3的兵力扩大战果(《孙子兵法·八阵》)。

各种步兵阵均以“曲”为基础构成。曲为200人,含两伯;伯纵深5列、每列20人,或纵深10列、每列10人,或纵深20列、每列5人。因而,两伯构成的曲的方阵,根据两个伯的不同排列,也相应出现三种不同的形状。曲是步兵方阵的基本战术单位。

车兵战术。据《六韬·均兵》大致是:五车为一列,各列间隔40步,左右两车间隔10步,50车为一队,两队间隔60步。此为平地作战之法。陡地作战时则左右间隔6步,各列间隔20步,10车为一聚,聚与聚间隔36步,两聚为一屯。

骑兵战术。因地形不同而异:在平地,5骑一列,前后相距20步,左右两骑相隔4步,队间相距50步;在险地,前后相距10步,左右相距2步,队间相距25步,30骑一屯,60骑一辈。

战国时代,在一些重大战役中,并非使用某一兵阵,而是三兵种都列阵,协同作战。因而战争规模更大、更持久,战国七雄均能“具数十万之兵,旷日持久数岁”。齐以20万之众攻楚,达5年之久;赵以20万卒攻中山国,5年始归(《战国策·赵策三》)。大规模的步骑野战和包围战取代车阵战术,更为灵活、机动,战争胜负不再主要取决于兵卒多寡,而取决于战略战术的正面运用。步骑兵的战术是热兵器发明之前最为重要的战术,对后世影响甚大。

2、春秋争霸与战国兼并

(1)军权下移与春秋争霸的开始

东周伊始,各诸侯国纷纷“奸先王之礼,”无不倾其全力整军经武,扩军备战,不仅相互操戈,与王室也兵戎相见。在此形势下,传统军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周天子对军队的领导权不复存在,霸权代替了王权;其次,原用于对外的军队,成为诸侯内战的工具;最后,宗周沦丧,王室无力维持“六军”之制,而各诸侯国为取威定霸,遍建三军,有的甚至四军、五军、六军,完全突破了“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的旧制。春秋争霸就是在这种军权下移的形势下出现的。

①郑庄公首起争霸。郑之始祖桓公,系周宣王(公元前827一前782)之庶弟,初受封于郑(今陕西郑县)。其子武公时,灭郐(郑州南)、虢(荥阳北)二国,得十邑之地,国势始盛。庄公(公元前757一前701)继位后,“以王命讨不庭(不向周王纳贡者)”,联齐、鲁攻宋、卫,制服陈、蔡,北败狄人,踌躇满志,对王室日愈不恭。周平王恶其跋扈,欲分其权与虢公,庄公闻知不满,但终以“交质(相互以儿子作抵押)”缓解。周桓王(公元前719一前697)继位后,起用虢公剥夺郑“伯”的封号,庄公大怒,派兵抢割周王的庄稼。“交质”遂发展为交恶。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707),桓王亲率王卒与陈、蔡、卫等诸侯之师伐郑,布置如下:王卒居中,蔡、卫军居右,陈国之师居左。庄公闻王师来伐,率军御于繻葛(河南新郑县附近),双方列阵决战。郑大夫子元建议分兵击敌,先攻战斗力弱的陈、蔡、卫等***队,必一触即溃,再合兵进攻王卒,可以取胜。庄公采纳,令左拒(即左翼)进攻蔡卫之兵,令右拒挡陈***队,他则亲率中军,布成鱼丽之阵,以25辆战车居前冲锋,每车配备步卒25人,以弥补车间空隙、填充车上伤亡,进攻周王之中军。战争伊始,周王左、右两军不能抵挡郑军的猛烈攻击,首先溃逃。庄公再集中兵力围攻王卒,使之三面受敌,弃甲曳兵而逃。桓王肩上中箭,但勉力督率败兵,且战且退,使王卒败而不乱。是役,庄公运用避实击虚、两翼包围及鱼丽阵等战略战术取胜。繻葛之战是春秋诸侯抗王命的第一战,周王尊严扫地。此后,华夏诸侯几乎悉聚庄公的旗帜下,庄公遂成为春秋初年的首霸者,拉开了春秋争霸的序幕。庄公死后,二子争位20余载,内耗国力,外起强齐,霸业遂衰。

②齐桓公“九合诸侯”。郑霸衰后,戎狄南侵,荆楚北渐,中原势危。周庄王十二年(公元前685),齐桓公(公元前685一前643)继位,用管仲(?一前645)为相,施富国强兵之策,如今民“事农”,发展农业;鼓励渔盐业生产,发展工商业;将全国划为二十一乡,使四民(土农工商)分居,各司其职,同时,“寄军令于内政”,兵农合一等。使齐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国势日盛。在此基础上,管仲提出争霸方略:“奉天子以令诸侯,内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国之中,衰弱者扶之,强横者抑之;昏乱不共命者,率诸侯讨之”。其中,抗狄戎、制荆楚是关键,二者不可同时并举。管仲正确分析形势:戎狄已入中原,事急却祸小;荆楚久怀问鼎之心,事缓却祸大。因此,宜交好诸侯,先挫戎狄,缓制荆楚。齐桓公依计而行,先后与宋盟于北杏(山东阿县北),与宋、卫、郑、单盟于鄄(山东濮县东),两次与郑、鲁盟于幽(河南考城县),争取诸侯支持。随后联合燕国打败山狄,联合宋、曹打败狄人,中原局势渐稳。戎狄既退,便施制楚之策。周惠王二十一年(公元前656),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举兵伐楚。楚成王见大军压境,只得派大夫屈完讲和,双方会盟于召陵(河南偃城东),楚答应向周王纳贡。此举有效地制止了强楚北进的势头。此后,齐又几次会盟诸侯,其中,周襄王元年(公元前651)的葵丘(河南兰考)之盟,周王也派人参加,桓公霸业达到顶峰。此为齐桓公成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概叙。桓公成霸,主要运用“尊王攘夷”与军事威慑两大战略,不直接与敌拼杀,却达到使敌降服的目的,这是其战略运用之优点。其缺点主要表现在制楚问题上。楚久怀并吞中原之心,齐以八国之师进攻,应当灭楚或至少重创之;楚势虽强,但联军更盛,桓公曾吓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左传·僖公四年》)。但桓公终与之盟,无功而返,楚未受创,日后与中原争雄,遂成常害,可谓“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周襄王九年(公元前643),管仲、桓公相继去世,五子不肖,演成自相攻杀之局,霸业遂歇。

③宋楚泓之战。召陵之盟后,楚北进受阻,转而向东发展,势力扩及豫南、皖北。待齐霸业衰落,中原混战无主,北狄入侵,郑国归附,楚见有机可乘,遂再兴北伐之师,以图称雄中原,此与宋襄公意图相悖。襄公(公元前650一前637)素有贤名,曾求其父立庶兄为君,获“让国”美名,齐桓公极为器重,将世子继位之事托之。桓公死,五子争位,襄公仗义兴兵率诸侯平齐内乱,立孝公而归。宋为公国,位居诸侯之上,经此举,襄公便自以为仁义昭著,应为霸主,周襄王十一年(公元前641),与曹、邾作睢上(河南商丘睢水)之盟;是年秋,又兴兵伐曹。但宋为小国,诸侯多唯齐、楚之马首是瞻,襄公于是欲借齐、楚之力称霸,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639),与假允结盟的楚国盟于盂(河南睢县)时遭擒受辱。释归后,他痛恨楚成王的欺骗行为,深怨诸侯不亲宋,怒而伐郑。郑求救于楚,楚即兴兵伐宋,因而发生了泓之战。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638),两军对峙于泓水(河南柘县北)。宋军于北岸列阵以待,宋司马认为楚众宋寡,建议乘楚半渡而击之,襄公自谓仁义之师,“不以阻隘”,不纳;待楚军既渡列阵,太宰建议乘其列阵未毕而击之,襄公谓“不鼓不成列”,不纳。及楚军成阵,方鼓令全军进攻,襄公本人也身先士卒,向敌中央突进。楚军以两翼左右包抄,使宋军陷于四面受敌之境,襄公死战得脱,士卒死伤甚众。次日,楚军渡灌水追击时,值河水暴涨,溺死千余人,楚遭此意外之挫,乃自行撤退,泓之战遂告终。此战表明,仅以“仁义”争霸,死守旧兵法,断难成霸,绝难取胜。是役,襄公“不阻敌人于隘”、“不鼓不成列”,可谓仁至义尽,结果败绩,自己也伤股,身败名裂。

(2)晋楚长期争雄

历代楚君,皆怀谋图中原之意。周惠王六年(公元前671),一代明君楚成王(公元前67-前626)继位,选贤用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国富兵强,除其正规军外,另创东广、西广、东宫等禁卫军,遂成南方强国。其图中原之方略,以政治、外交争取小国,以武力攻击强国,然后相机图大国。泓之战后,中原小国竞相归附,遂控中原之局,不服者仅齐、秦、晋而已。楚王此时,大施其谋:厚礼重耳(即晋文公)之过境以示交好,派重兵戍守商密以阻秦之东出,派兵驻守穀邑以伺机攻齐。不料晋国崛起,使其谋受阻。

①城濮之战。公元前七世纪中叶,晋君奋力图强,先后灭耿、霍、虢等十余国,已成北方大国。周襄王十六年(公元前636),流亡在外19年的公子重耳继位,为晋文公(公元前636一前628),重用狐偃(?一前622)、赵衰(?一前622)、先轸(?一前627)等干才,施“明贤良”、“赏功劳”、“举善援能”,“通商宽农”等政策,励精图治,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遂奠定争霸之基础。其争霸方略为“尊王”、联秦,这既可加深中原与荆楚的隔阂,又可拉拢强秦,使其为荆楚后顾之忧。文公继位当年,周襄王(公元前651一前619被其弟叔带逐出周都,逃至郑国。次年,狐偃向晋文公建议“勤王”,因“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文公于是率诸侯兵护周王回都,周王赐以“南阳之田”。此举使文公既获尊王美名,立信诸侯,又得进出中原之捷径,名利双收。此后率诸侯抗荆楚,演成城濮大战。

晋势既强,宋乃背楚归晋;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634),齐鲁交恶,鲁求援于楚,楚借此伐齐、宋。是年冬又率陈、蔡、郑、许联军攻宋。宋向晋告急,晋为“取威定霸”,决定兴兵,但若越过楚之盟国曹、卫援宋,必致腹背受敌。大夫狐偃建议“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文公采纳此调楚北上之良策,于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初出兵伐卫,并与齐盟于敛盂(河南濮阳县东),三月,晋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晋此举,原为调楚北上,但楚不为所动,却加紧攻宋。晋国此时若孤军南下,虽无曹、卫后顾之忧,但与楚联军对阵,兵力尚处于劣势,且远离故国,难操胜券。中军主帅先轸适时献策:让宋割地贿赂齐、秦,同时使人告知楚,晋将取曹、卫之田补偿宋。齐、秦受贿,便充当调停人,要求楚撤宋国,楚因晋将取其盟国曹、卫之地给宋,断然拒绝。秦、齐于是出兵救宋。楚成王见势不利,自率亲兵退守境内,并派使告诉楚军统帅子玉“知难而退”,此举可谓明智。但子玉骄傲自负,未撤宋国,反而向楚王请战。成王虽不心愿,但未坚决制止,反而增以少量援兵。子玉得到默许,求战心切,派宛春与晋交涉:晋如允曹、卫复国,楚则撤宋围。子玉此策,若晋答应,则楚恩施三国;若不答应,则三国怨晋,可谓一举三得。但先轸提出了一个高明的对策私下让曹、卫复国,并使之与楚绝交,同时,拘留宛春以激怒楚国。子玉果然大怒,兵进陶邑,寻晋军决战。

文公见楚军撤围北进,知其中计,便“退避三舍(90里)”至城濮(卫地,今山东鄄城临濮集)。宋围解后,派军北上,晋方四国列营以待。子玉见晋退兵,以为怯,继续北追,4月抵城濮,双方列阵。晋方四国,以上中下三军作横阵排列,先轸率中军居中,狐毛将上军在右,栾枝领下军在左,兵力八九万人。其战法是右军退,以诱敌出击,以中、左两军夹击之。楚方,子玉率楚师居中,陈蔡之师为右,郑许之师在左,兵力约11万,准备三军齐进,正面攻击。战前,子玉自谓“今日必无晋也”,那知战局一开,晋下军先攻击其右军,陈蔡兵弱,一触即溃。晋上军执大将旗佯退,子玉以为晋大将率军败退,便令其左军出击,不料正中圈套。楚左军进击,侧翼暴露于晋中军之前,先轸及时率卒横击,上军亦转头掩杀,致使其溃败。子玉见势不妙,急令中军停止进攻,收聚残卒,败退连谷(今不可考)。楚王闻败,怒责子玉丧师辱国,子玉羞愧自杀。晋文公战后,与诸侯盟于践土,被周王封为侯伯(诸侯之长),可谓一战成霸,使中原诸国转而背楚归晋,也使楚势暂退出华夏。此后楚晋相争,达百年之久。城濮之战,实为事关中原全局之决定性战争,也是春秋争霸的关键一战。

此役之胜负,不取决于军力强弱,而决于战略战术之运用。晋于此役,先施调楚北上之策,继则谋求齐秦参战,再行怒敌、骄敌、诱敌之计;“避三舍”表面上是报楚王曾厚遇之恩,实为引敌深入,聚师歼之;故始终掌握主动权。加之战术运用灵活,晋取胜实非偶然。楚成王既决定退兵,就应当机立断。待子玉以堵进谗言者之口为由请战,十分生气,却不明言,反予以少量援军,欲看子玉出丑;君臣皆为泄私愤而视国家命运为儿戏。子玉身为大将,却乏将才,急躁易怒,轻敌好胜,且刚愎自用,犯了“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的兵家大忌;加之临战指挥,固守一般战术,不能灵活采取对策。相较之下,楚败亦属必然。

②郯之战。晋文公称霸后,中原形势稍缓。但各国利益不一,尤其以秦晋矛盾为首。周襄王二十四年(公元前628),秦穆公(公元前659一621)为拓东出之路,派兵越过晋国的崤山地区,偷袭郑国。次年4月无功而返时,遭晋军埋伏,全军覆没。此为历史上有名的崤之战。秦晋由此交恶,此后五年,两国五战,秦于周襄王二十八年(公元前624)王官之役打败晋军,雪崤山之耻后,亦知晋实力雄厚,遂转而向西发展,灭戎族之国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不久,秦晋再度攻战,数载不止,秦联楚制晋之心更坚。而晋又发生内讧,无力他顾。楚乘此时机,大兴攻伐之师,一时中原小国,几乎悉尽附楚;及楚庄王(公元前613一前591)继位,治理有方,国势兵威,雄于前代,欲取周王而代之,致有必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597),楚因郑与晋交好,兴兵伐之。晋遣荀林父率中军、先穀佐之,士会率上军,赵朔率下军救援。至黄河边,闻郑已战败并附楚,荀林父认为救郑时机已失,不如退兵;先穀却谓“威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丈夫也”,逞匹夫之勇领兵渡黄河,荀林父不得已随后渡河。楚见晋军抵邲(河南郑州东),先使郑人劝战,言“楚师必败”;继则遣使议和,使晋军诸将和战不决,争吵不休再以许伯等人突入晋营,以骚扰晋军方寸。晋将魏琦、赵旃主战,见楚军相欺,遂违令至楚营挑战。楚王率亲兵逐出,荀林父恐二人有失,派车兵接应。楚以为晋军进攻,下令布阵,以左拒攻晋下军,以右拒攻晋上军,以中军击晋中军,全面攻击。荀林父主和,毫无准备,见楚军如潮而至,惊慌失措,不知所为,于中军帐击鼓高呼“先济(渡河)者有赏”,欲率军北渡黄河逃遁。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为夺船先渡,互相砍杀,以致舟中手指成捧,淹死无数。仅上军,因士会有准备,七处埋伏,击退楚军攻势,安然渡河。

是役,楚以逸待劳,始终掌握主动权,又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之弱点,采用假谈判真备战之谋略,乘其不备,突然袭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取得大胜。晋军之败,首先在于荀林父无能,临战不作准备;加之将帅不和,予敌以可乘之机。必之战败北,晋在中原诸侯中威信丧尽。楚庄王乘战胜余威伐宋,使之归服,又与齐修好,霸业臻于鼎盛。

③鄢陵之战。郄之战后,楚饮马黄河,雄视北方。晋四面受敌,晋国君臣为摆脱窘境,痛省前非,内修文治,外施复霸战略:首先北伐戎狄,安定后方;继则于睾(山东济南西南)之战(公元前589)败齐,是役齐侯轻敌,谓“余姑剪灭此而后朝食”,不料大败,被迫与晋立城下之盟,晋一打一拉,既解除东方威胁,又离间了齐楚联盟;再则联吴制楚,使之有后顾之忧,并乘机于麻隧(陕西泾阳县南)之战(公元前578痛击秦军,使之一蹶不振,不复为“西鄙之患”。经20余年之功,晋终于摆脱困境,再度与楚争雄,大战于鄢陵。

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575),郑背晋附楚并举兵攻宋,晋厉公(公元前580一前573)遂发兵攻郑救宋,同时邀齐、鲁、卫之军参战,相约会师鄢陵(河南鄢陵)。晋军兵力,有上、中、下、新、公族五军,约五六万人,战车500余乘,连同盟军,可达12万。楚闻晋师出击,即兴兵援郑,急越千里北上,会郑军,疾趋鄢陵,迫近晋营列阵,欲乘齐、鲁之师到达之前,逼晋军出战以优势兵力歼之。时楚有左、中、右、公族四军,加上郑军,兵力9万余,战车530乘。厉公本欲待齐鲁等师至后再战,以确保全歼敌人,今见事急,遂令晋军于营地内列阵:以中军一部攻楚左军,另一部攻其中军,集上、下、新、公族四军攻其右军与郑军,此偏重一翼之布署,为春秋以来之首创战术。6月29日,晋军向楚发动进攻。楚共王(公元前59一前560)见厉公车陷泥淖,率卫队进攻,被晋将吕琦箭射左目而退,楚军见共王受伤,军心惶恐。楚右军受晋重兵猛攻,不支向西退却,中、左军受此影响,也向西败退,直至颖水,楚以“王卒”据北岸,掩护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至,与王卒略事接触,因日暮而止。两国均准备来日再战,不料是夜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议事,子反醉酒,竟不能应召,楚王以为此乃“天败楚也夫”,加之晋援军即至,遂连夜撤军。是役,晋以逸待劳,争取了主动;加之布阵新奇,集兵力于一翼,构成重点,为以寡击众之优越战术。楚军出兵迅速,行动敏捷,压晋营而阵,着眼于“速”与“争取主动”的战术,殊属良策;但千里行军,师卒疲劳,不休整即投入战斗,战斗力大减加之诸将“各顾其后,莫有斗心”,因此败北。

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雄的第二次大交锋。此后楚虽仍为强国,但渐处下风。及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573)晋悼公(公元前573一前558)即位,施“三分四军(将上中下三军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及联吴制楚等策略,使“楚不敢与争”。此后,中原战事渐少,虽有晋、齐间的平阴、太行之战,但未影响晋国实力。此时,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呈势均力敌状态;同时中原疲敝,普遍要求大国息兵。周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546),晋、齐、楚等13国举行弭兵之会,会上晋楚平分霸权,两国相争告一段落。究其原因,主要是各国卿大夫势力高涨,内争取代了外伐。

(3)春秋争霸的尾声

正当中原战事暂息之时,吴、越崛起于东南,演出了春秋争霸的最后一幕。晋楚相争,晋联吴制楚,楚则联越制吴,遂开吴楚、吴越战争之局。

①吴楚战争。春秋初,吴为楚之属国,至吴王寿梦即位(公元前585),国势始强,遂联晋制楚,为争夺淮河流域,与楚交兵达60余年,渐占上风。周敬王元年(公元前519),双方再战于鸡父(河南固始县南),吴以寡击众,出奇制胜,败楚七国联军。周敬王五年(公元前515),吴王阖闾(公元前515-前495)即位,重用伍员(即伍子胥,公元前?一前484)、孙武等良将,整军经武,图谋楚国。伍员提出“三师肄(骚扰)楚”的战略,阖闾采纳,用三师在楚东北部进行骚扰,“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左传·昭公三十年》),如此忽南忽北,扰楚达6年之久,使楚军疲于应付,渐失警惕,认为仅是骚扰,并无大攻之意,为攻楚创造了条件。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冬,吴王以为时机成熟,联合蔡、唐之师,派孙武、伍员为将,率4万余卒,兵分两路,沿淮河西上,千里迂回,自北方突入楚之大隧、直辕、冥阨(皆在今河南、湖北交界的武胜关附近)三关、直趋汉水。楚王惊闻敌军深入腹地,急令子常、沈尹戎等仓促率军沿汉水右岸防御。沈尹戎建议,子常率兵与敌周旋,自己起方城(河南方城)重兵毁吴舟后,经三关击吴军之背,这样前后夹击,“必大败之”。此虽属良谋,但为时已晚,加之子常想独吞战功,不待沈军配合,即于11月9日渡汉水东进,与吴军三战三败,退守柏举(湖北麻城东南)。吴军追至,双方列阵角力,子常的部属怯敌先逃,楚阵因而动摇,吴军趁势攻击,楚军大败而逃。吴军追至清发水,又乘其半渡之际,歼其一半,不久击败沈尹戎回援之师。吴军五战五捷,于11月29日攻占楚都郢(湖北江陵县东南)。吴兵大胜,是战略战术运用精妙之结果,先施三师扰楚,历时6年,使之疲于奔命,不明吴军进攻方向;继则施以远距离的战略迂回,从防守薄弱的东北方突入楚境千余里,出其不意,收到了战略奇袭的效果,使楚来不及聚足兵力应战。战略运用如此成功,吴胜当属必然。

②吴越战争。吴军入郢,不修民德,难以立足,加之次年春越乘虚袭吴,吴王遂领兵东归。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96)越王允常死,吴王为报复,便乘丧伐之。勾践(公元前496一前473)新立,率军与吴战于榫李,大破吴师,阖闾重伤而死。吴王夫差(公元前495一前473)继位,为报父仇,日夜练兵,终于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夫椒(今江苏太湖)一战,大破越军,进占越都会稽(浙江绍兴)。伍员主张乘机灭越,“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即文种、范蠡)良臣,若返国将为敌”(《史记·伍子胥列传》)。夫差不听,允许越求和,遂遗亡国后患。

夫差因胜而骄,欲“北威齐晋”,问鼎中原。伍员谏止:“越之在吴,犹人之有心腹之疾,夫齐、鲁诸疾,疥癣也”(《国语·吴语》),.“愿王释齐先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忠言逆耳,先伐陈、鲁,继则两次伐齐,于艾陵一战,获齐战车800乘,斩齐兵3000取得大胜,于是洋洋得意,回师后逼杀伍员。为求做中原之主,又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公元前483)置后方于不顾,仅留万余老弱之卒守姑苏,自率精兵3万,北上争霸。

勾践兵败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国力渐强,今见吴都空虚,于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春,“发习流(水军)二千人,教士(精练士卒)四万人,君子(亲兵)六千人,诸御(军官)一千人伐吴”(《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兵分两路,一支断吴王归路,一支直袭姑苏。吴军先于泓水一战,击溃越军先锋队,待越大军攻至,即据守不出。勾践以佯退诱敌,吴军因首战告捷,遂出城追击,正中圈套,被越军围歼,姑苏失守。此时,夫差正与晋在黄池(河南封邱县南)之会上争作盟主,惊闻此变,火速领兵回归,由于鞍马劳乏,被迫求和,越估计亦无灭吴之力,同意罢兵。

由于连年征战,“吴士民罢(疲)敝,轻(精)锐尽死于齐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夫差求和成功后,便“息民散兵”,以恢复国力。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478),越国力更强,乘吴大饥、民聚于东海滨之际,率5万大军伐吴。夫差闻越来攻,亦率兵6万御于笠泽(水名,在苏州东南)。3月,两军夹江而阵。勾践利用黑夜,以左右两军在上、下游鸣鼓佯渡,使吴分兵防御,然后中军潜行渡江,一举击溃吴军,进围吴都,夫差以万余亲兵坚守不出。越围城3年,发粮赈济,得吴民心。至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11月,攻破姑苏,夫差率残卒退守姑苏山,求和不得,饮恨自杀。勾践灭吴后,北上会盟诸侯,成为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无论是吴楚战争还是吴越争霸,其影响与规模皆不及晋楚争雄。它们只不过是春秋大国争霸的余波。春秋时代逐渐拉下帷幕,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历史便进入了更为动荡的战国时期。

(4)战国七雄与变法强兵

经过近300年的春秋争霸战争,见于经传的160余国,至战国初仅剩40余国(含20余个少数民族国家)。其中,以齐、楚、燕、韩、赵、魏、秦最为强大,史称“战国七雄”。

战国时期,许多国家新兴地主阶级夺取了政权,登上了政治舞台。为巩固封建统治,消除奴隶制度残余,健全封建制度同时,为保卫自己,消灭他国,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各国都先后展开变法运动。魏文侯(公元前445一前396)用李悝(kui亏)为相,废除官爵世袭制,实行“食有劳而禄有功”,选拔官吏;“尽地力之教”,发展农业;推行“平籴法”,“取有余以补不足”,平衡粮价制订《法经》,以法治国;用吴起(?一前381)改革军事,创“武卒制”,使魏成为战国初期的最大强国。秦孝公(公元前361一前318)用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建军功爵制,论功行赏;推行县制,实行连坐法,加强中央集权等。于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史记·商君列传》),奠定了统一六国之基业。赵国变法始于赵烈侯(公元前408一前387),在人事上“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财政上“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至赵武灵王(公元前325一前299时,又改革军事,“胡服骑射”,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齐用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广开言路,赏罚分明,任用贤才;用孙膑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创“击技”精卒。楚用吴起(此时已从魏逃到楚),实行了类似魏的变法。韩燕两国,也实行了一些诸如选贤用能、因功行赏等方面的政治改革。

各国经过变法,至战国中期,国力均大为增强,兵员大增。据统计,魏有武卒20万,苍头(头裹青巾士兵)20万,奋击20万,厮徒(杂务兵)20万,车600乘,骑5000匹(《战国策·魏策一》);秦、楚皆“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秦策一》《楚策一》)。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赵策二》);韩兵卒30万(《韩策一》);齐“带甲数十万”(《齐策一》);燕“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燕策一》)。足见改革富国强兵之效。

(5)魏国霸业之兴衰

春秋末期,晋国六卿专权,至战国初,韩、赵、魏三氏联合,先后灭范、中行、知三氏,公元前453年,成三家分晋之局,以魏最强。

①魏霸中原。战国初,三晋联合,取得诸多胜利。魏文侯变法图强后,便连年征战扩张。西派吴起夺秦5城,占其河西之地,逼秦退守洛水(陕西北部);北使乐羊灭中山(河北西部);东联韩赵,三次伐齐;在南方,三晋从公元前400年至前371年间,五次与楚交兵,将楚势力逼出中原。三晋声威大振,均被周王封为诸侯。此时魏国,独霸中原,历时50载而不衰。

但三晋间利同而合,不同则离。三晋联合,魏获利最多,韩赵不满,故相互间也有攻伐。魏武侯继位(公元前395次年,因干涉赵君废立而构怨于赵,此后十年,两国迭连交兵,三晋联合遂告瓦解。加之武侯听信谗言,逼吴起奔楚、商鞅奔秦,自毁长城,一时势孤。同时,秦、齐国势日旺,周显王五年(公元前364),秦破魏军于石门,斩首6万,两年后又败魏于少梁,占领庞城;而齐在东方,亦开始与魏争夺对淮泗诸侯之领导权。遂陷魏于东西夹击之中。魏惠王即位后,虽采取迁都大梁(河南开封)、缓和与韩赵关系等一系列措施,维持了霸主地位,但终未摆脱四面受敌之窘境。

②桂陵之战。在魏巩固霸业之时,齐秦先后变法,国力不断增强。齐为争霸中原,于周显王十三年(公元前356)与赵联盟,次年魏为摆脱两面受敌,与秦妥协,以便全力对付东方。

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354),赵兵伐卫,魏王令庞涓率兵攻赵,兵围赵都邯郸。次年,赵求援于齐楚。齐许以援军,却不直接兵发邯郸,反攻魏之襄陵,直待其两败俱伤之时,方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师领兵救赵。田忌用孙膑避实击虚之谋:“魏赵相攻,轻兵精锐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内”,不如乘魏后方空虚,“引兵疾走大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袭其国都,魏军必然回救,可一举解赵之围,并可乘其疲敝而击之。田忌依计而行。庞涓闻齐军直奔大梁,仓皇率军回救。田忌诱其追至桂陵(河南长垣南),以逸待劳,大破魏军。此战为战国时代的著名战役,是魏为巩固霸权,齐为争夺霸权而进行的大战,也是赵联齐反魏的战争。是役,孙膑运用避实击虚、以逸待劳、“攻其所必救”等战略战术,成功地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战例。

其他诸侯国趁魏惨败之机,纷纷攻魏,楚取其睢水与■水间地,秦占其河西重镇少梁及旧都安邑。但魏毕竟实力雄厚,周显王十七年(公元前352)于襄阳一战,败齐、卫、宋联军,迫齐求和。次年向秦反攻,收复失地。周显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44)再主盟“逢泽(河南开封附近)之会”。不过,其霸业已如夕阳西坠了。

③马陵之战。逢泽之会,韩未参加,周显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2)魏为惩罚并欲灭之以图自固,命庞涓领兵伐韩,直攻韩都,韩向齐求援。齐威王听从孙膑建议:“韩魏之兵未敝(疲劳)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不如晚救,“可受重利而得尊名”(《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28年》)。

韩自恃有齐相救,倾全力抗魏,五战五败,乃委国听命于齐。次年,齐威王始令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兵援韩,采用类似桂陵的策略,进兵大梁。庞涓闻之,离韩而返。魏王鉴于桂陵之败,愤于齐一再干预三晋之事,遂命庞涓率倾国之兵迎敌,以求决战,孙膑闻魏军将至,向田忌建议:“彼三晋之师,素悍勇而轻敌,齐号为怯(认为齐军胆怯),善战者因势而利导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田忌从之,向后撤退,以减灶之法诱敌深入,并命齐军先为10万灶(10万人造饭用的军灶),明日为5万灶,又明日为2万灶,以迷惑魏军。庞涓追击齐军三日,大喜:“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逃走)者过半矣”,遂弃其步兵,仅率精锐轻装,昼夜兼程追击。孙膑预计其行程,日暮当至马陵(河南范县西南)。此地道狭且旁多阻隘,乃伏兵以待,并于道旁砍白一大树而书:“庞涓死此树下”。同时命善射者万人,夹道埋伏,并预定暗号日暮见大树下有火,即一齐发箭。庞涓率兵,当晚果至马陵道,见道旁大树有字,乃举火读之,读未毕,齐师万箭齐发,魏军遭此袭击,自相践踏,乱作一团,庞涓自杀。齐军乘胜反击,遇太子申所率魏军主力,复大败之,全歼魏军10万,俘太子申。是役,孙膑因势利导,减灶诱敌,马陵伏击,环环相扣,全歼魏军,再创造了一个伏击歼敌的战略绝作。魏王愤而致战,庞涓又好大喜功,骄矜狂妄,轻敌冒进,以致丧师辱国。魏经此败,一蹶不振,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之下,四处礼拜,苟延残喘,失大国之风。

(6)齐秦对峙

齐经桂陵、马陵之战,声威大振,成为东方强国秦乘魏惨败,占其河西之地700里,拥崤函之固,攻守皆宜,遂聚力蓄势,虎视东方,形成齐秦东西对垒之局势。

①连横与合纵之争。此时,各国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活动。“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战国策·赵策二》),皆为一种军事与外交策略。首倡连横者为张仪,首倡合纵者为公孙衍、苏秦等人。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328),秦以张仪为相,实施“令魏先事(归顺)秦而诸侯效之”的连横策略。为此,对魏威逼利诱,一方面取其上郡15县,再乘其遭齐楚打击之机,充作调停人,使魏接受了张仪的联合秦韩、进攻齐楚的策略,并任张仪为相。秦魏联盟对其他诸国均不利,东方各国遂支持公孙衍搞合纵。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319),魏逐张仪,以公孙衍为相,联合东方各国对抗秦国,因而有“五国伐秦”之举。次年,纵长楚怀王率魏、赵、韩、楚、燕五国联军攻秦,攻至函谷关。由于联军内部矛盾重重,楚、燕两军隔岸观火,故秦军一反击,联军不敌而退。再次年,秦又于修鱼一战,大破三晋之师,斩首82万。首次合纵攻秦遂告惨败。

②秦灭巴蜀及南向伐楚。秦击破合纵后,暂集中力量扩充后方:兵伐义渠(陕西、甘肃北、宁夏),取25城,巩固西北;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接受司马错之建议,灭巴、蜀二国,获“天府之国”,此举极为重要,秦“取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战国策·秦策一》),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亦为伐楚创造了条件。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齐趁燕内乱,攻破燕国,声威盛极一时。秦欲伐齐,惧于齐楚联盟,遂派张仪拆散其盟。张仪至楚,许以商於(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600里,诱楚怀王与齐绝交。怀王鼠目寸光,贪图便宜,不听大夫屈原(约公元前340一前278)劝阻,欣然应允。但当向秦索取商於600里地时,张仪改口说以6里封邑献楚王。怀王受骗大怒,与秦绝交,发兵攻秦。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春,两军战于丹阳(河南丹水北岸),秦军大胜,斩楚军8万,俘楚主将屈丐及裨将70余人,并乘胜扩地600里,进占汉中郡(陕西东南及湖北西北)。怀王丢兵失地,更加恼羞成怒,征发倾国之师反攻,不料再次大败于蓝田(陕西蓝田西),只得割两城求和。

周赧王十四(公元前301)年,齐为报复楚背齐亲秦,与韩魏联合攻楚,秦也乘机出击,大破楚军于垂沙,取重丘。次年又攻占襄城。再次年,秦昭王(公元前306一前251)以结盟修好为饵,诱楚怀王至武关会晤,逼其割巫郡与黔中郡,怀王不允,被拘于秦,楚立太子横为王自守。秦见诈骗不成,便兵出武关攻楚,占其15城。此后,秦又于公元前280年一前277年间,三次伐楚,尤其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白起伐楚之战,攻破郢,焚楚王祖先尸骨,迫使其迁都于陈(河南淮阳)。自此,楚失汉中、巫郡、黔中、南郡大片土地,更为衰弱,不复为秦东进之患。

③合纵攻秦。秦打击楚国、解除侧翼之忧后,即转锋东争天下,中原诸侯顿感威胁。周赧王十七年(公元前298),齐、韩、魏三国合纵抗秦,经3年苦战,兵进函谷关,迫使秦割地求和,暂阻其东进计划。周赧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齐相孟尝君谋害齐王不成奔魏,魏用为相,齐遂背韩魏,转而与秦赵联合。秦乘此有利时机(公元前294一前289),连年进攻韩魏。其中,周赧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93),白起于伊阙(河南洛阳东南龙门)一役,斩两国联军24万。经6年战争,得韩武遂(山西垣曲东南)200里之地、魏地河东400里。此时,赵经“胡服骑射”,迅速强盛,秦为打击之,于周赧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8)约齐同时称帝,以联合五国攻赵。但此谋为苏秦的合纵所破坏。苏秦劝齐王弃帝号,孤立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④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285)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70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齐立潘王(公元前302一前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①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齐趁燕年乱攻燕,占领燕国达三年之久。秦国,拉拢各国攻秦,以便乘机并吞宋国。齐王从其计,命苏秦游说燕、韩、魏、赵四国。次年,合纵成功,五国联合攻秦,迫使秦王“废帝请服”,归还了以前所占韩、魏的大部分土地。齐则乘机灭了宋国。

④乐毅破齐与田单复国。齐“破宋,广地千余里”,成为众矢之的。秦乘机主盟合纵攻齐,于周赧王三十年(公元前285)派兵越过韩魏国土,攻占其河东九县。燕昭王为报齐曾破国之仇,命乐毅为将,起倾国之师参战。次年,乐毅率燕、韩、赵、魏、秦五国联军攻齐,于济西大破齐军。在稳操胜券后,遣返秦韩之师,派魏军南略宋地,由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齐都临淄并取之。接着五路分兵,势如破竹,连下70余城,仅莒、即墨两城未克,齐几乎亡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齐立潛王(公元前302一前285)之子法章为王,坚守莒、即墨(山东平度东南)两城,并号召齐***民抗燕复国。即墨守将战死后,具有将相之才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见久攻不下,改施攻心战,命燕军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同时对出城居民不加拘捕,并赈济贫者,以争取民心,瓦解守军。齐也相应采取了许多笼络人心的措施,以致再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此时合纵联盟已解体,燕惠王即立。惠王与乐毅素有隙,田单趁机行反间计,谓两城不克,是乐毅与惠王有隙,畏诛不敢归,以伐齐为名,欲联合诸侯在齐称王。惠王中计,于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279》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害怕报复,投奔赵国,燕军将士皆为此不平。骑劫至,田单再展计谋,诱其割俘虏之鼻,掘齐人之祖坟,并焚尸骨。齐民见状,更增守城决心。田单又用诈降松懈燕军斗志。与此同时,积极准备反攻,征集1000多头牛,角上绑利刃,尾上绑浸油的芦苇,用5000精兵跟随牛后,乘晚间黑暗之际,点燃芦苇,驱赶“火牛”猛冲敌阵,齐军随后杀出。燕军突遭袭击,乱作一团,自相践踏,一败涂地,骑劫被杀。齐军乘胜反攻,势如破竹,很快收复全部失地。田单以“火牛阵”出奇制胜,使此役成为历史名战。齐虽复国,但遭此大祸,由强变弱,客观上为秦东进提供了方便。

(7)秦赵大故与秦灭六国

秦在齐楚皆弱之后,着手东伐,大施远交近攻之策,先攻三晋。周赧王四十年(公元前275)攻魏都大梁,斩韩援军4万,迫韩归顺,次年,于大梁北斩齐魏联军4万;再次年,赵出兵救魏,两国联军进攻韩地华阳,被秦师南北夹击,损兵15万,魏割南阳求和。此时赵国惠文王当政,贤臣有平原君、蔺相如,良将有赵奢、廉颇等,可谓君明臣贤,国力强盛,于是秦赵之间,演成几次空前惨烈的大战。

①阏与、长平之战。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秦军越过韩地上党,突袭赵之要塞阏与(山西和顺县西)。此为赵都邯郸西方门户,赵遂于次年命赵奢救援。赵奢以为,虽然阏与事危,但秦兵新至,其势甚锐,宜先懈其警觉,然后相机击破。故出邯郸30里即扎营驻军28天,佯装不予救援,利用秦国间谍给秦军造成错觉,而后以两天一夜的急行军,赶到距阏与50里之地扎营。秦闻赵军突至,仓促率军来攻。赵奢严阵以待,并派万余卒占据北山,夺取制高点。秦军至,夺北山不得,赵奢乘机“纵兵击之,大破秦师”。是役,赵奢以“示缓及先据要地”战术,取得大胜。次年,秦再次袭击,无功而返。

秦鉴于两次劳而无功,继续实施其远交近攻战略,连年进攻韩魏,至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262)降服魏国,并取野王(河南沁阳),将韩拦腰斩断,使其上党与本土相离。韩欲献上党议和,不料上党郡守冯亭反将之献赵,以求赵援助。秦闻讯大怒,于周赧王五十五年(公元前260)初,乘赵设防未固之时,兴兵夺上党。赵派廉颇领兵30万相抗,据险扼守长平(山西高平)。秦兵占上党后,便进攻长平赵军前哨,赵失一裨将与四尉,损失颇大。廉顾见数战不利,秦强赵弱,便不理秦师数次挑战,只坚守不出,战事陷于僵局。秦攻无对手,便施反间计,谓秦最怕赵奢之子赵括,廉颇怯敌且欲降秦。赵孝成王中计,派“纸上谈兵”的赵括接替廉颇。秦昭襄王闻讯大喜,密令白起为将。8月,赵括至,不行守策,全师出击,白起诈败而退,却以两支奇兵共3万人断其后路,形成严密的包围。秦王为全歼赵军,征发15岁以上男丁赴长平之北,断赵援军及粮运。9月,赵军断粮已46日,赵括分兵四组,轮番突围,皆不得脱。绝望之余,亲率精锐突围,被乱箭射杀。赵军失帅,全师40万人投降,白起“恐其为乱”,仅释放240名未成年之童兵,余者全部坑杀。至此,为时近一年的长平大战结束。秦于此役,施反间计,运用诱敌出击、分割包围、聚而歼之的战术,前后斩首45万,重创赵国。白起随即分兵三路,准备乘胜灭赵。赵韩恐惧,派苏代游说秦相范睢,范睢恐白起成功而位居己上,便进谏秦王:秦兵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秦王听从。白起中途罢兵,怨恨范睢。

②邯郸之战。秦因赵不如约割六城,反而联合齐、楚、韩、燕,准备合纵攻秦,便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公元前259)9月拟命白起为将,率兵攻赵。但白起抗命,谓赵国此时国力恢复,“结亲燕魏,连好齐楚,积虑并心,备秦为务”,故不宜攻赵。秦王不听,改用王陵率军围攻邯郸,却损兵折将,连连受挫。秦王再令白起领兵,白起托病不出,只好用王龄代替王陵,并增兵10万。王龄在邯郸外围与赵守军相持八九月之久,毫无进展,伤亡甚众。秦王见久攻不下,第三次起用白起,白起“不忍为辱军之将”,仍不肯前往,被逼自杀。

邯郸被围,赵以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盟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诚为良策。但在争取盟国方面,却举步维艰。各国惧于秦兵雄威,都观望徘徊,不敢救援。赵向齐借粮,齐不敢与;平原君率毛遂等赴楚求救,楚王怕惹火烧身,推脱出兵,后因毛遂以楚曾蒙受秦占鄢郢、焚楚王祖坟等耻辱相激,楚王怒,方命春申君黄歇领兵北上;魏派晋鄙率兵10万救赵,秦王威胁:“吾攻赵,旦暮且下。诸侯敢救之者,吾将于拔赵后先移兵击之”(《史记·魏公子列传》)。魏王即令晋鄙驻军于邺(河北临漳),等候观望。魏相信陵君无忌通过魏王宠姬如姬窃得兵符,赴邺椎杀拒交兵权的晋鄙,选精兵8万,直赴邯郸。周赧王五十八年(公元前257)12月,秦再增兵,派郑安平率兵增援,与王龄合力围攻。魏楚联军至,连败秦师。赵亦精选敢死队3000配合出击,内外夹攻,大破秦师,王龄率残卒败退汾城,郑安平率卒2万降赵。联军乘胜进至河东(山西西南),逼秦退守河西。

赵经长平、邯郸两战,主力丧尽,再无力独挡秦师,造成六国皆弱秦独强之势。秦乘此时机,以短短36年时间统一了中国。

③秦灭六国。邯郸战后,秦为并吞六国,仍施其“远交近攻”之战略,即远交齐国,先灭韩魏,断六国合纵之脊,而后各个击破的方针。公元前247年,秦王政(公元前246一前210)亲政,着手实施统一计划。秦东进的正面之敌是三晋,为使赵不能援韩魏,秦乘赵燕互相攻伐之机,自奏王政七年(公元前240)始,连续攻赵,其中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234)平阳一战,斩赵军10万,后为赵名将李牧(公元前?一前229)所阻。李牧虽连胜二战,但损兵数十万,仅存邯郸,再无力援助他国了。于是秦转而攻韩,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派内史腾率兵伐韩,俘韩王安,韩灭。次年,秦施反间计,使赵王杀李牧,并乘赵地震、旱灾,派王翦伐赵,攻克邯郸,俘赵王迁,仅赵公子嘉率宗族数百人逃到代郡(河北蔚县),自立代王,赵基本灭亡。秦破赵,兵临燕境,燕国势危,燕太子丹遂于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派荆轲刺杀秦王,未成。秦王即派王翦伐燕,于易水大破燕军,攻克其都蓟(北京西南),燕王僖逃往辽东。秦王政二十二年(公元前225)命王翦之子王贲伐魏,围其都大梁,因城坚难破,遂引黄河、鸿沟之水灌之,三月后城崩,魏王假投降被杀,魏亡。

秦破三晋后,即南向灭楚。讨论派兵时,年青将领李信以为20万即可,老将王翦则说非60万不能克。秦王以为翦老怯敌,命李信率军20万伐楚,却被楚将项燕大败而归。秦王知错,改用王翦,于秦王政二十三年(公元前224)发兵60万攻楚。王翦用屯兵练武、坚壁不战、麻痹敌人、以逸待劳的战略,相持一年,逼楚军“引而东退”,而后乘势猛击,灭其主力,直趋楚都寿春(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再攻克楚江南之地,楚亡。灭楚当年,王贲率师扫除燕赵残余,攻下辽东,俘燕王僖,随即兵伐代城,俘代王嘉,赵燕彻底灭亡。此时齐国,君昏臣奸,“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直至五国灭亡,始“发兵守其西界”。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秦命王贲率灭燕之师南下攻齐,兵不血刃,取70余城,兵抵临淄,齐王健“不战,以兵降秦”。自此,六国皆灭,秦囊括天下为一统,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战国时代至此终结。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殊非易事,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结果。首先,秦用商鞅变法,历代坚持,国富兵强用军功爵制鼓励士气,将士勇战;用司马错之计,开疆拓土,并吞巴蜀而据天府之饶在人力物力上为打击六国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并能乘魏东败于齐、霸业衰歇之机,收复河西,遂拥山河之固,进退皆宜,造成东进的有利势态。其次,针对六国合纵,以连横反击,威逼利诱,软硬兼施,每每奏效,使之不能长期联合攻秦。再次,施以各个击破、远交近攻之策。远交齐楚,近攻三晋,始终把三晋作为主要打击对象。韩魏为“天下之中枢”,先攻此两国,即可断六国合纵之脊,使楚不能北援燕赵,燕赵不能南下救楚,遂达到分割四国、各个击灭的目的。最后,“因敌制胜”,作战指挥原则灵活,善以反间计奏效;每有大举,即把外交战与军事战熔于一炉,综合使用,先行分化、再施打击。战略战术运用极为灵活。这些皆为并吞六国之利器。

3、军事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战事频繁,关系各国生死存亡,上至国君,下至士人,兵家、法家、儒家、道家,莫不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方法,军事思想取得了辉煌成就。

(1)主要兵书

①《孙子兵法》。春秋末年齐人孙武所著,13篇,6000余言,每篇各有主题,构成一完整体系。该书思想大体如下:一重战。开卷即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为此他考察了战争胜负的五个因素,即道(人心背向)、天(天时)、地(地利)、将(将才,包括智、信、仁、勇、严)、法(军法军需等)。将战争与政治、经济、自然、将才诸因素综合考察。二慎战。孙子重战,却不好战,谓“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应“非危不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对于兵事,“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火攻篇》)。三备战。战争受经济制约,他说:“兵法,一曰度(土地大小),二曰量(物资多少),三曰数(兵员多寡),四曰称(军力强弱),五曰胜(胜负)”。五者关系,是“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形篇》),故应加强战备,无经济后盾,绝难求胜,“是故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备战另一内容是治军,治军之法,在于“合之以文,齐之以武”,军纪军令与政治教化相结合。既要“视卒如爱子”,又要信赏必罚。四善战。此为孙子兵法之闪光点,包括战略战术两方面。在战略上,孙子提出:(一)“先计而后战”;(二)“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三)“自胜”,即先充实国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境,尔后方能制敌取胜;(四)争取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五)“兵贵胜,不贵久”,即速战速决;(六)“伐谋”“伐交”,争取“全胜”等。在战略具体运用上,提出了许多战术原则,如造势任势、“因情任势”;“以逸待劳”、机动灵活;“相敌”观敌、“因敌制胜”;兵不厌诈、“出奇制胜”;“虚实结合”、“避实击虚”;诱敌骄敌、调动敌人攻防结合、因敌使阵;“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此外,对行军、地形、火攻、用间(反间计)等也作了论述。重战、备战、慎战、善战并非孤立,而是相互关联,其目的在于“安国全军”。《孙子兵法》内容十分丰富,对后世军事理论有深远影响,在我国乃至世界兵学领域占有崇高地位,是兵学鼻祖、兵经,我国后世兵书,莫出其范。

②《司马法》。《司马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作者不详,全书155卷,今存5篇。该书内容有(一)“以战止战”。战争的目的是“讨不义”、“诛有罪”,因而提出“以战止战”的战争观。《仁本篇》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杀一个人可以使别人得到安全,可以杀掉他);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二)“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故宜随时备战,做到“五虑”:“顺天(顺应天时)、阜财(广集资财)、怿众(合乎民意)、右兵(重视兵器)、利地(利用地形)”,这是制胜的五因素,此外还要建“大军”与“求厥技(广罗有专门军事技术的人才)”。(三) 治国以礼、治军以法;以文治民,以武治军;重视兵教,“士不先教,不可用也”,要做到“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四)“战相为轻重”。即根据敌我实力、采用适当的战略战术,这是用兵原则。如主张“称众、因地、因敌、令阵”等。另外还提出“兵不杂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等兵器配合使用原则,已浅涉协同作战的原则。但也记载了一些诸如“不鼓不成列”之类的旧兵法。应当注意的是,《司马法》虽书成战国,反映的却是西周、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为论述车战的权威之作。

③《吴子》。《吴子》相传为战国初期吴起所著。共48篇,今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吴子》将战争起因归为五种:争名、争利、积恶、内乱、因饥。并由此将战争性质分为义战(“义兵”)与不义之战(强兵、刚兵、暴兵、逆兵)。吴起反对“修德废武”、“恃众好勇”,提倡“内修文德、外治武备”。这是其思想核心。修文德一要“先教百姓而亲万民”;二要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处下”;三要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官长)”;四要君民同心,一致对外;五要君王谦逊,善取忠言。至于加强武备,吴起提出要“聚卒练锐”,“先戒为宝”,加强戒备以及慎战等主张。在治军思想方面,强调“不在众寡,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简募良材”;“信赏必罚,严刑明赏”,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为将者应做到“五慎”,掌握“四机”。“五慎”即理(治军有方)、备(戒备)、果(决心)、戒(警惕)、约(命令简明)。“四机”即气机(士气)、地机(利用地形)、事机(运用谋略)、力机(提高战斗力)。军队通过严格治理,就会“投之所往,天下莫当”。在作战思想上,强调“审敌虚实”、“因形用权”,随机应变。《吴子》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和发展,对世界军事思想有一定影响。

④《孙膑兵法》。《孙膑兵法》为战国中期齐国人孙膑所作,30篇。孙膑慎战,以为“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社稷危也”,故反对“乐兵”好战,“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应“不得已而后战”,“恶战”方为“兵之王器”。不过,他并不反对正义之战,“卒寡而兵强者,有义也”。战争胜负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他尤其强调人的因素,“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战略战术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之精华,这是一种以“贵势”、“造势”为特征的机动灵活进攻战法,具体内容有:(一)“事备而后动”,方能“兵出而有功,入而不伤”;反之“无备者伤,穷兵者亡”(二)“必攻不守”,攻其不备。(三)“抚势造势”,争取主动。(四)寡可制众,弱可胜强(五)“料敌计险(了解敌情,利用地形)”、“胜不可一(取胜不可固守一策)”。(六)巧用“谋”“诈”,乘敌之隙。(七)“有锋(前锋)有后(后援)”,善使阵法。在选将、建军、治军等方面,与孙子所论大同小异,不过,他更重视君、将、士三者的配合,“将”除具备智、勇、忠、信、敢等将才外,还需得君信任、“得众”、“左右和”等,方能“恒胜”;反之,则“恒不胜”(《篡卒篇》)。《孙膑兵法》是对战国中期以前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提炼,是对《孙子兵法》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⑤《尉缭子》。战国时尉缭所著,全书24篇。尉缭慎战,认为“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提倡“诛暴乱禁不义”的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反对“争私结怨”而致战。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不少新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即先要国治民安,国富民强,方能“战胜于外”。战法上提出“道胜(谋略取胜)”、“威胜(兵威取胜)”、“力胜(兵力取胜)”三种,尤重“道胜”,认为应“先料敌而后动”、以实击虚;“蚤(早)决先定”、、争取主动;“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提出了三种攻守原则:攻城原则是“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没有绝对地把握攻下城池,就不要进攻)”;野战对阵的原则是“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守城原则是“守者不失其险(城外要地)”,要求攻守结合,反对消极防御。其用兵原则是兵“以专胜,分力者弱”,反对分散兵力,若“分力”,则“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在治军方面,主张“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刑上究”,“赏下流”“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尉缭子》把政治、经济、法制、军事等融为一体,综合论述,是依法治军的典范之作。

⑥《六韬》。传为周初姜尚著,实成书于战国晚期,作者不可考,含《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6卷,凡60篇。《六韬》慎战,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最好是防患于未然,“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胜敌者,胜于未形”。注重“文伐”,主张以谋略取胜,其阴谋手段有12条,如“因其所喜,以顺其志”;“亲其所爱、以分其威”;“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其内(臣)、间其外(臣)”;“辅以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等。这样,对方君臣离间,廷无忠臣,我方“乃成武事”。其战略战术亦颇有见地:(一)示弱迷敌、出奇制胜。“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使敌不知我备”,而后“欲其西,袭其东”。(二)“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即了解敌情,乘机而入,“疾击其不意”,“见其虚则进,见其实则止”。(三)“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即把握战机,不能优柔寡断,“失利后时,反受其殃”;“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莫过狐疑”。(四)“用兵之法”,在于“分合之变”。此外,《六韬》对军队编制、装备、训练、通讯、将才等建军、治军方法以及野战、攻城、反攻、追击、突围等战术也作了广泛论述。《六韬》内容庞杂,先秦各家军事思想在其中均有所反映,其突出贡献在于阐述了阴谋家的思想,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战国时代的文武分职和步、车、骑三兵种配合作战的经验。

  (2)诸子军事思想

①儒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早期儒家的军事思想,始于孔子,继于孟子,集大成于荀子。孔子(公元前55-前479)名丘,春秋鲁国人,儒家创始人。其战争观较为保守,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自诸侯出”(《论语·季氏》);主张息战,“天下一家”;主张慎战,《论语·述而》载:“子之所慎;斋、战、疾(疾病)”,作战必求“临事而惧(谨慎),好谋而成”。强调教而后战,“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反之,“不教民,是谓弃之”(《子路》),所教内容,不出射、御;要求将领必须足仁足智足勇,多闻多见多思,因为“仁者无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视“足食、足兵、民信”为立国之本,《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还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史记·孔子世家》)。不过他更强调“民信”,这与其强调“为政以德”的仁本思想分不开。孔子言兵,虽未成体系,却是儒家军事学说的始作俑者。

孟子(约公元前37H前289)名轲,战国中期儒学大师,其军事思想散见于《孟子》一书。孟子的战争观比孔子更为保守。孔子还主张仁义之战,他则全盘否认战争,认为“春秋无义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危害极大;并进而认为好战者实为“民贼”,“罪不容于死”,“善战者服上刑”。他认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而在于“仁”,提出“仁者无敌”的主张,“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以为有了“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等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故此,他反对“以力服人”,竭力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的军事思想虽然迂腐保守,却亦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与“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两项闪光的战略思想。

荀子(约公元前298一前238名况,战国中晚期赵国人,早期儒家兵学的集大成者,其军事思想见于《荀子·议兵篇》。荀子虽师承孔、孟,却有创新。他亦主张仁义为本,认为仁义之兵“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王制》),但支持“禁暴除害”的战争,肯定“以德兼人”的兼并战争。“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统一民心)”,“兵要在乎附民(得民拥护)”,即人心背向是决定胜负之关键,为此要“修礼爱民”。“修礼”则国治,“爱民”则“民亲”,国治民亲则兵强,兵强则战胜,故此他认为战胜即“政胜”,“将帅末事也”。在治军建军方面,主张以礼治兵,口令严格,赏罚有信,这样就会“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他重视将才,为将者须知“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同旷)”。“六术”是作战原则号令严明、赏罚有信、营垒坚固、行军迅速、善度敌情、不打无把握之仗。“五权”是机变原则:要只想身为大将而讨厌被撤职不要急于求胜而忘记失败的危险;不要对内耍威风而轻视敌人;“无见利而不顾其害”;遇事要多谋、经费要充足。“三至”是将不受君命的三种情况,宁可自己抗命被杀也不可使军队陷危境、打败仗、欺百姓。“五无圹”要求为将者在用谋、作战、对敌等各方面做到小心谨慎。此外,还要求将领在战略决策时做到“弃疑”,即决者不疑、疑者不决;“无过”,即谨慎再三、避免过失;“无悔”,即全面周到、事至无憾。

综观早期儒家兵学,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为准绳评判战争,人本色彩浓厚二是属于思想家论兵,侧重于论述战争观、治军建军,较少论及战略战术问题。

②法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商君书》系战国中期商鞅著,今存24篇,不少论及军事。重视耕战,反对“非兵”“羞战”。“国亡(衰弱)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即耕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而“非兵”、、“仁义”、“礼乐”,皆为祸国之“六虱(害“羞战”、虫)”。他认为“多力者王”,“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欲取胜,必先增强国力,“国富而兵胜”。“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壹赏”即严格以军功赏爵位,“壹刑”即严。施刑罚、不避亲贵,“壹教”即训练民众,使之乐于参战;实行依法治军,则兵勇杀敌;要使民众参战,“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刑”;“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在战略战术上,他提出了“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能胜强敌者,先自强”、“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兵大律在谨”等思想。

《管子》虽托名管仲,实为战国后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军事思想丰富,主要有  一 (视兵事为首要任务)”。“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军队强大)。故兵者尊主安国之径也”(《参患篇》),明主宜“积务于兵”,否则,是“以其国予人也”,故“兵不可废”。(二)《管子》重战,却不好战,“兵事者危物”,有“贫民伤财”“危国忧主”四患(《小问》),因而提出“至善不战”的主张。(三)争取民心。“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胜,而守可以固”(《重令篇》)。(四)“富国强兵”。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七法》);强兵则需要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形势解》);而国富则需“财无敌”、“器(武器)无敌”,以及加强军教军训。(五)战略战术上,一是“明于机数”(《七法》),把握战机;二是“遍知天下”,对敌我双方都做到“尽知”,不但要明敌情、敌将、敌政、敌士,还要“知地(地形)”、“知能(军力)”、“知形(阵法变化)”、“知意(作战意图)”;三是“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攻易”(《霸言篇》);四是灵活机动,示形误敌(制造假像,使敌人产生错觉),“无方胜之几(取胜没有固定的战法)”

《韩非子》亦称《韩非》,战国末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公元前280一前233)所著,今存55篇,不少含有军事思想。他反对“仁义为本”“仁义不足以救国”,“德厚之不足以止乱”,救国之策在于“争于气力(耕战)”,“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重视)力“(《显学篇》)。在备战方面,他注重战争心理训练,“用兵者,服战于民心”“兵战其心者胜”,“先战者胜”;注重增强国力,“无地固,城廓恶,无蓄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他还重视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蔑视敌人)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逃)矣”。并主张赏罚无私,“行公法”,“不辟(避)亲贵,法行所爱”。胜负的关键在于赏罚有信,“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强调兵不厌诈,“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军旅之计,出于诈伪”(《难一》)。

③道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老子》,即《道德经》,相传为春秋时老聃所著,凡81章,论兵者10余章。《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危害极大,“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有道者不处”,应“不得已而用”。主张“以道佐人主”,反对“以兵强天下”。但《老子》论兵,重在“用兵之道”:(一)“柔弱胜刚强”;(二)“善胜敌者不与(硬拼)”;(三)“祸莫大于轻敌”;(四)以退为进,后发制人,“不敢为天下先”;(五)避实击虚,避高居下;(六)“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七)以静驭躁,以逸待劳。《老子》论兵,非兵家言兵,而是以哲学思想指导军事思想,其特色在于哲理喻兵,含有深刻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庄子》,庄子及其学派的著作汇编。庄子(公元前369?一前286?)名周,战国时期道家代表人物,其思想师承老子,却比老子更为消极,他继承了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并将“无为而治”发挥到极点,认为一切争乱,包括战争都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悖,因此兵事无义战与非义战之分,更不要“为义偃兵”,此实为“造兵之本”。他主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兵,恃之则亡”。

《经法》是四种古佚书的合编,包括《经法》、《十大经》、《称》、《道原》,约成书于战国晚期,是黄老学派的代表作。其军事思想继承《老子》,却具有特色:(一)文武兼重。“文”为治国安民之道,“武”为适时征伐之举,“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审于行文武之道,则天下宾(服)矣”(《经法君正篇》)。(二)战有义与不义之分,“有为利者,有为义者,有为忿者”,应支持正义的战争,“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十大经本伐篇》),义战是“众之所在”,得民支持。(三)治军要刑德并用、赏罚兼施要善待俘虏,不杀服民,不戮降人。(四)作战指挥应“刑天(了解天时)”、“法地(掌握地形)”、“因人”,“兵不刑天,兵不可动;不法地,兵不可昔(措);刑法不(因)人,兵不可成”。并应重视以柔克刚,后发制人,为此,要“弗敢以先人”,“不为兵主,不为祸首”;要以退为进,“先屈后伸”(《经法·国次》)。

④墨家著述中的军事思想。《墨子》是以墨翟为首的墨家著作的汇集,成书于战国时期,今存51篇,其中多篇,在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主张“兼爱”“非攻”,使“大不攻小,强不侮弱,众不贼寡,诈不欺愚”;反对掠夺战争,以大攻小,以强凌弱,是大“不义”。安国之道,在于综合国力。为此,要尚贤尚同(思想统一),修治内政;强本节用,发展经济信交诸侯,互助互救;全民皆兵,人尽其用。墨子军事思想的贡献,是在以守城为中心的防御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一)“主信以义”,“上下相亲”,民虽“死而守”;(二)加强战略,“备者国之重”;(三)依托城池,正确部署;(四)自远而近,层层抗击,兵力三线配置,城为核心,城外建廓,廓外设亭;(五)积极防御,以“伤敌为上”。为此,要针锋相对,以防反攻,以高制高,以穴对穴;拒、打结合;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内守与外救结合。《墨子》从理论上总结了战国时代城池攻守战的实践,是防御战略战术的权威著述,对中国古代战术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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