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与未来战争·第二十三

2026-01-14 08:32 孙子三论新论繁体

孙子与未来战争·第二十三

作者：钮先钟·中国

出自————《孙子三论》《新论》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所有的高等动物都不同类相残，只有人类为惟一例外。自从盘古开天地以来，人类就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自相残杀。战争比历史还要古老，至少可以说历史所记载的几乎都是人类互相残杀的故事。人类为什么会这样愚笨，对于战争居然乐此不疲，实在很难理解。不过，这又并非属于本书所拟研究的范围。我们所想探求的主题是向未来看，战争将会有何种演变趋势，而孙子的教训在这个问题的探索和了解上又能给予我们何种启示和助益？

　　英国战史大师富勒将军有云：“除非历史可以教导我们如何观察未来，否则历史就不过只是一种充满血腥的传奇故事。” [ 注：Hew Strachan，European Armies and the Conduct of War（George Allen and Unuin，1983），p．1． ] 简言之，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即为鉴往知来。基于对过去经验的分析，我们对于战争的演变可以获得何种认知，而此种认知又能帮助我们对于未来的趋势作何种推测？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战争对于人类是一种悠久而复杂的经验。不仅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战争，甚至于同一时代，同一地区，也可有不同的战争。所以，要想对于战史作时期的划分，又或对于战争作性质的分类，都非常困难，而且由于所持观点之不同，不同的学者也就会有不同的结论。最近以《未来震撼》与《第三波》（Future Shock and The Third Wave）声名大噪的托夫勒夫妇（Alvin and Heidi Toffler）在其新书《战争与反战争》（War and Antiwar）中还是根据其原有的观念把战争分为三波。此种分类又与社会结构和文明水准有不可分的关系。概括言之，第一波战争（first wave war）所代表的为农业文明，第二波战争（second wave war）所代表的为工业文明，第三波战争（third wave war）所代表的为高科技文明 [ 注：Alvin and Heidi Toffler，War and Antiwar（Little Brown，1993）。这本书所代表的是未来学家对战争的看法，可供参考，已有中译本。 ] 。

　　因为在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进展并非同步，所以不同的战争形式也就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区之中，甚至于在同一地区中也可能出现不同形式的战争。此种错综复杂的现象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在此只能概括地指出作为人类文明的主流，所谓先进或已开发世界中，一切人事都已由第二波走向第三波，连战争也不例外。换言之，战争形态正在改变，未来战争即为第三波战争，也就是高科技战争。

　　要了解战争的形态和性质，则又必须首先了解其时代背景，所谓未来（future）究竟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简言之，未来时代就是信息时代（information age），未来战争也可以称之为信息战争（information war）。人类在20世纪后期才刚刚踏入这个时代的大门，想登堂入室还有一大段距离要走。因此，对于未来战争的研究不过只是刚刚开始，当然也很难有定论。本书自然不可能对未来战争作深入研究，事实上，作者也自问无此能耐。本书是以研究孙子为目的，所以，在此只拟探讨孙子的著作对于未来战争的研究能提供何种助益。所采取的方法即为从国际学术界以未来战争研究为主题的若干文献中去寻找其与孙子在思想上的共同或类似之处，以及他们对于孙子的引述和评价。

　　 一、长程思考

　　美国海军分析中心（Center of Naval Analyses）的研究员弗拉豪斯（Michael Vlahos）曾以“下次竞争”（The Next Competition）为其论文的命题。他指出战争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趋势非常难以预料。既不可忽视任何改变的预兆，更不可假定一切改变都是有利的。否则即可能输掉下次竞争。因此，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长程思考”（long range thinking）。所应思考的问题非常众多而复杂，思考不仅要广泛而更要深入。举例言之，所应考虑的问题有：未来的世界体系、未来的权力、未来的敌人、未来的战争形式，等等。改变还只是刚刚开始，战争也许不会发生革命，但我们对于战争革命的来临却不能没有准备 [ 注：Michael Vlahos，“The Next Competition，”Strategy Review（Winter 1993），pp．81－85． ] 。

　　弗拉豪斯又指出，即令在过去的时代中，长程思考对于国家安全和军事计划也常有重大的贡献。今后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更艰巨，长程的战略思考也更有其必要。从他的论文中可以发现其与孙子的思想颇为类似。孙子所最重视者为“庙算”，庙算即为对未来战争的预估。孙子的“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即为一种长程思考的步骤。孙子不仅知道世局多变，而且也非常重视应变。孙子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这又不仅是由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也是因为战争拖得愈久，则发生意外变化的机会也就愈大。孙子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实足以显示他非常重视对未来变局的应付准备。因此，孙子遂极端强调“先知”的重要。如何能先知，除必须依赖高效率的情报体系（用间）以外，还需要深谋远虑，也就是长程的深入思考。

　　依照托夫勒的划分，孙子时代的战争还是属于第一波的范畴，其形式和变化比起现代战争远较简单，但孙子的思想则远较先进，而且大致已接近第三波战争所要求的水准。

　　 二、信息优势

　　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教授是美国研究信息战争的权威，曾为文讨论“信息优势的战略含义”（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Dominance）。他首先以海湾战争为例，指出美国的最大优点在信息技术的领域中，它可能不久即能在军事效力方面提供极大的利益。那正像过去的英国海权一样，能用小量兵力建立和巩固一个全球大帝国 [ 注：John Arquilla，“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Information Dominancd”， Strategic Review（Summer，1994），pp．24－30． ] 。

　　何谓“信息优势”？分开来看“信息”和“优势”两个名词是很容易了解，但连在一起就变成一种复杂的观念。信息优势的最精确定义是“我方能知对方的一切事情，而又能让对方不知我方太多的事情”。这好像在打牌时，你可以看见对方手中的牌，而对方却不知你手中所拿的是什么牌，则胜负之数自不待言。

　　此种信息优势要比孙子所要求的“知彼知己”还更进一步。孙子虽要求知彼，但他除用欺敌的手段以外，即无法阻止对方也能知彼。今天，尤其是明天，高科技已经开始能够阻止对方获得其必要的信息。在孙子的时代，所能获致的信息优势只是有限的或相对的，对于胜利只能构成必要条件，而不能构成充分条件。克劳塞维茨则更较悲观，他认为摩擦和战争之雾会使信息优势不能发挥其效力。

　　不过到了近代，又有若干征候开始暗示信息的重要性正在增大，对于战争的指导和胜负的决定足以产生重大影响。简言之，由于战争形式的演变，科技水准的升高，使信息优势已经不再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理想，并且也逐渐显示其在冲突领域中有支配全局的潜力。套用孙子的说法：在未来战争中，若能获致信息优势即能“为胜败正”。孙子在两千年余年之前，即已深知“知”之重要，他不仅要求先知，而且更要求全知（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而“先”与“全”即具有优势的含义。

　　 三、战争吊诡

　　许多世纪以来，战争一向都呈现出明确的形象，但现在却形成复杂的吊诡，这是美国陆军上校哈蒙德（Grant T．Hammond）所写“战争吊诡”（Paradoxes of War）一文的开场白 [ 注：Grant T．Hammond，“Paradoxes of War”，Joint Force Quarterly（Spring 1994），pp．6－16． ] 。所谓吊诡者是一种与常智（conventional wisdom）相违反的自我矛盾现象（self-contradictory phenomenon）。因此，未来战争可能需要与现在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工具，并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这样的战争可能在外表上与和平不可分，甚至于无形（invisible）。未来战争可能呈现两种对立的形象，此之所谓吊诡。

　　如下页表中所示，前列为人尽皆知的战争常态，后列则为孙子早已知道的变态，甚至于孙子更认为二者经常同时存在而不可分，这也反映了其二元论的哲学思想。中国兵家在孙子教导之下，对于此种正反共存的观念早已司空见惯，不以为怪，并相信此乃事理之常，而不像西方学者到今天还视之为异常，甚至于以吊诡称之。

　　哈蒙德认为若不把此种观念纳入战略思想之中，则美国在后冷战世界中将不能作成功的竞争。他指出战争常在尚未开火之前即已决定胜负。所谓战争者并非真正的战争，平时对战争准备的竞赛才是真正的战争（real war）。战略的意义本为斗智不斗力，而智的基础即为知，但又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知识必须变成能力 [ 注：Carl von Clausewitz，On War（第二篇第二章，14页）。 ] 。战争不仅要争空间，而更要争时间，孙子不仅要求先知，而更强调先行——先处战地，后人发先人至。

。战　争　的　矛　盾　形　象常　　态变　　态暴力冲突和平竞争斗力斗智以空间为战场以时间为战场毁灭行动创造过程以实质攻击为始终以精神目的为始终以对方工具为焦点以对方认知为焦点有形措施无形措施硬件导向软件导向用赢得战斗决胜负用平时准备决胜负战争以胜为目的战争以不败为目的善战者胜不战而胜者则更好

　　战争为毁灭行动，人所共知，战争也可能是一种创造过程（creative process）则似为新论。孙子却早已有这种认知，他认为“全国为上，破国次之”，他反对久战，企图不战，更希望胜敌益强。孙子谋攻，最重视者为伐谋、伐交，伐兵已属不得已，而攻城则斯为下矣。

　　西方学者直到最近才开始了解精神重于物质，无形重于有形，软件重于硬件。他们对这些观念都有新奇之感，并认为那超出常智之外。孙子，甚至于一般的中国读书人则早已有这样的认知。精神重于物质，仁义胜过暴力，对于中国人而言，不仅是传统，而且更是常识。孙子虽也说兵贵胜，但他更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的理想。从西方战略家的眼中看来，战争的未来趋势充满了矛盾，但从孙子的眼中看来，则是吾道一以贯之，而无任何矛盾之可言。

　　 四、知识战略

　　托夫勒不仅首创“第三波战争”这样一个新名词，而且对于此种新的战争形态也作了相当生动的描述和解释。他指出第一次海湾战争实际上是新旧两波战争的混合。一部分是第二波，而另一部分则为第三波。结果是美国所领导的联军获得惊人的胜利，其实际损失仅约为三百四十人，约相当于战前预估数字的百分之一。战后评论文章多得不可胜数，但最值得引述的是下述的意见：“海湾战争显示电脑中的一两矽可能要比一吨铀还更有价值。知识的重要性不亚于武器和战术，毁灭敌方指挥管制工具即能使其屈服。” [ 注：Alan D．Campen，ed．The First Information War（AFCEA Intenational Press，1992）．由托夫勒引述。 ]

　　很可能会有一天用电脑的军人比用枪的还要多。美国国防部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朝这个方向走，美国空军已经签约采购个人电脑（PC）三十万台。不过，虽有电脑，仍需人脑，若无优秀的人员，则最好的武器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据调查，美国企业界的经理阶层中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只占总数的19％，而在准将阶层的军官总数中则占88％。所以，军事也像经济一样，大量的原始人力已经远不如少数优秀技术专家重要。虽然孙子不可能梦想到今天这样的高科技世界，但其重视求知，而尤其是先知的教训，在今天不仅完全适用，而更给予我们中国人以极大的鼓励。

　　科技的进步又会带来组织的改进，组织必须适应新的环境，否则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摩擦。由于通信工具的进步，有人遂以为在后方的中央政府对于战争的控制一定会变得更较严密。但第一次海湾战争却提供相反的例证。美国国防部给予其野战指挥官以极大的自主权，对于其行动自由从不加以不合理的干涉。这固然与越南的失败经验有关，但又足以显示孙子所云，“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是一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本原则，甚至于可以说在未来战争中，此种原则会比过去变得更较重要。

　　由于通信和运输速度的增加，所以现代人所过的生活是一种高速的生活，一切的思想和行动都在以高速（甚至于还是加速）进行。战争自不例外。未来战争将是一种高速战争，胜负之机，可能决定于分秒之差。孙子的时代还是过着一种安详缓步的生活，但很奇怪，他却早已有一种似乎是反常的急迫感。他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九地”）简言之，必须求速，始能发挥主动，致人而不致于人。

　　美国已有许多专家学者天天都在把孙子的名言念个不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谋攻”）他们已经把此种观念推进到一种新的战略理论水平。他们认为已经有很多新技术存在，可以用来击败敌人，而可以把毁灭流血的行动减到最低限度。今天的困难已经不是没有适当的工具，对创新构成最大障碍的瓶颈还是守旧的思考方式。如能改变旧有的思考方法，则许多难题自可迎刃而解。因此，当第三波战争开始形成时，新的“知识战士”（knowledge warriors）也开始出现。他们相信知识不仅能够赢得战争，而且甚至于还能预防战争。他们已经超越狭隘的技术境界，而升到广阔的战略境界。换言之，他们正在企图发展一套完整的“知识战略”（knowledge strategy）。

　　美国国防大学已经开设“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的课程，美国国防部更已成立一个专责单位进行所谓“纯净评估”（net assessment）的工作，那也正是孙子所早已提倡的“庙算”。曾在美国国防部中充任主管C3I的助理部长安德鲁斯（Duane Andrews）指出：“信息已经是一种‘战略资产’（stratesic asset），而在信息战中，双方都将尝试运用信息和智慧来影响对方的计划和行动。”不用解释，我们也能立即感觉到他所想像的信息战即为孙子所说的“上兵伐谋”。此外，美国学者们也认为重视情报并尽量利用心理作战（psychological operations）可能会减少财力和人力的消耗，以及战争中的损毁，于是也就恰如孙子所云，“兵不顿而利可全”。

　　所谓“知识战略”还只是最近才发展成形的新观念，其架构和内容不仅尚无定论，而且也不是本书所能详述。不过，某些要点则又是非常明确。任何公私组织在知识方面所必须从事的主要工作可以概分为下述四项：获致（active），处理（process），传送（distribute），保护（protect）。根据此种分类，即可以建构一种知识战略的综合架构。

　　所谓“获致”者是把知识的生产和购买都包括在内。国家必须重视情报和研究，这也正是孙子重视“用间”的老教训。今后，对于“脑力”（brain power）的输入和输出更应特别注意。人才外流将是国家最严重的损失。

　　有了知识之后还必须“处理”，这也正如克劳塞维茨所云，知识必须转变为能力。这种步骤必须迅速，然后始能收“先知”之效。

　　处理之后的信息又必须能够迅速完整地传送到使用者的手中，因此必须有非常便捷的传输网路，始能掌握全局。

　　最后，知识是一种最宝贵的财产，对于其安全必须加以严密的保护。机密知识的泄漏对于国家利益实为重大的损失。更进一步说，信息或知识的优势固然可能赢得战争，但这种优势又非常脆弱（fragile），要想维持已有的优势则必须继续不断地力求精进，否则可能很快就会丧失优势而退居劣势。所以，信息战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拔河游戏。

　　综观上述四点，即可以发现我们在前章中所提出的“孙子四求”对于知识战略可以作为理论基础。“求知”即为知识之获致。在知识处理和传送过程中必须既“求先”而又“求全”。知识不仅需要严密保护，而且更需要不断的研发，始能确保信息优势。必须如此努力“求善”，然后才会达到孙子所谓“善之善者也”。

　　未来的时代将是信息时代，未来的战争将是信息战争。如何发展知识战略，争取信息优势，已成当务之急，而孙子的理念对于此种努力的确能够提供非常有价值的指导。

孙子与未来战争·第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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