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华盛顿的历程 ·第一
走向华盛顿的历程 (一九一六年六月九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第一
作者: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 ·美国
出自————《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
出自————《战争通史》
大道在林间一分为二,我踏上了那条暂短之途,不同的结局竟由此产生了。
—— 罗伯特·弗罗斯特:《意外之途》。
约翰·F·肯尼迪就职的次日,是我一生中最感自豪的时刻。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 一日下午四时整,与其他九位被任命的新部长一起,我们聚集在白宫的东厅,等候宣誓 就职。我们排列成一个半圆的队形,正好位于那架枝形水晶吊灯下方,面对着身着黑色礼服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我与同伴们众口一词地完成了誓言。总统和夫人、国会要员、 以及我们的家人目睹了这一仪式,随后,总统上前向我们表示了祝贺。
我是美国第八任国防部长,并且是到那时为止最年轻的一位。但是,在到场的人中, 我还不是最年轻的人物,尽管,当时我只有四十四岁。总统只有四十三岁,而罗伯特· F·肯尼迪时年则仅为三十五岁。与这里的许多人物相同,我也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了一名年轻的军官。约翰·F·肯尼迪 总统相信,我会用工商界的管理技能来处理军事事务,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统计控 制管理的军官,我和一些来自哈佛的同僚们已经这样做了。再次应召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我感到极度兴奋和激动。
我进入白宫东厅的历程开始于旧金山。人们的欢庆场面,在我心灵中留下了最早的 记忆。那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当时我只有两岁。 人们的欢庆不仅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且他们还认为,美国和其盟国的胜利将 标志着所有战争的终结,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就非常坚定地相信这一点。
显而易见,事实并非如此,二十世纪正在步入一个血腥残杀的时期,迄今为止,它 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球上一亿六千万的人口,正丧生于这一时期。
一次大战时的生育高峰造就了我,到一九二二年我上一年级时,它也导致了教室的 极度短缺。我们在一间木板搭成的棚屋中上课,住宿条件也极为简陋,但教师却是出类拔萃的。每到月底,她总要进行一次测验,然后,根据同学们的成绩重新分配座位,名 列榜首者将会坐到最左边一行的首位。
我下定决心要占据那个位置。班上的同学大都是WASP——白皮肤的盎格鲁·撒 克逊基督教信徒——但是,阻挡我登上前排首席的强劲对手,却总是那些中国、日本和 犹太同学。每当经过一周的刻苦学习后,我都要与邻居的朋友们一起玩耍,度过两天的 周末,而我的对手们则会去自己民族的学校,学习他们祖先的语言,接受他们那些历史 悠久、颇为复杂的文化熏陶。星期一他们再次返回我们的学校,与那些爱尔兰血统的同 学一争高下。令我感到十分欣慰的是,他们取胜的次数是寥寥无几的。
在学业上争当第一的动机,与我的家庭有关。我的父母都未能踏入高等学府的殿堂 (我父亲从未接受过八年级以上的教育),他们强烈地期望我能做到这一点。这样的意 愿左右了我的人生。
每当人们回首以往的岁月时——就我而言,回顾以往的七十八年时——总能发现某些事件,对他们的成长和信仰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我想提到三件事。
“大萧条”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三年,我高中毕业,那时,整整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男性失去了自己的工作。由于无法养活自己的家人,一位同学的父亲自尽身亡。另 一位朋友,她是一个富裕家庭的女儿,加入了***组织。
激烈的工人罢工活动极为常见。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西海岸海员罢工期间,旧金山码头区的房顶上,都架上了机关枪,用来对付码头上发生的战斗。一次,在市场街 上,我亲眼看到一位码头工人追赶一位男子,他说此人是个工贼。他将那位男子打翻在 地,把其一条腿的膝盖压在路边的台阶上,脚踝仍托在路面上,然后,拼命地跺踩着其 小腿,直至踩断了腿骨。这一可怕的暴力场面,使我久久无法平静。
一九三五年仲夏之季,为了挣够下个学期的费用,我去工会职业介绍所,找到了一 份海上的工作。亲身经历了那些环境,使我懂得了为什么那些暴力行为一触即发。作为 一名普通的船员,我随sspeterkerr号货轮出海航行了。每月的工资为二十 美元,船舱中的淡水时有时无,床铺上的臭虫随处可见。一天早晨,我特意数了数,一 条腿上竟有十九处被咬的伤痕,饭菜也总是难以下咽——一次航程下来,即使像我这样 年轻力壮的人,体重也下降了十三磅。这种经历导致了我对那些无依无靠的工人们的同 情,他们的苦难境遇至今仍萦绕于我的脑际。在汽车企业中担任行政领导之时,我曾大 肆推崇过沃尔特·鲁瑟等工会领导人物。在五角大楼时,我也曾试图将一位汽车工人联 合会的官员杰克·康韦召到麾下,担任我的人力资源助理。
第二和第三件事是相互关联的: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结识玛格丽特。我进入了加州大学,因为,这是一所唯一我能负担起费用的名牌大学。每年的学费为五十二美 元。伯克利向我展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块历史、理念、伦理道德价值、学术水准 和智力水平都在推陈出新的天地。校长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教务长门罗·多伊奇 取得了常人无法取得的成就,尽管该校的财政来源完全取决一个以农业为主、颇具保守 色彩的州际立法,但是,罗伯特·戈登·斯普劳尔和门罗·多伊奇仍然设法倡导了一种自由辩论的开明校风。四年的时光,使我领略了正义、自由的真正含义,懂得了权利与 义务的相辅相成,这些知识至今仍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
大学的生活也为我未来的另一方面铺平了道路。在第一周的校园生活中,我就结识 了玛格丽特·麦金斯特里·克雷格。她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梅达,是一个活泼可爱、 颇具魅力的姑娘。七年以后,我们结成了夫妻。玛格丽特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平衡、力量 和欢乐,她弥补了我每一个方面的不足。她天生聪明伶俐,热情开放,温柔可爱,活泼 外向,深受众人的宠爱。如果没有她的存在,我将无法取得现有的成就。
我挑选了经济学作为主科,而把哲学和数学作为副科,对未来的职业并未做特殊的考虑(按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而言,学习经济学的良好前景,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然而, 我教育背景中的某些重要时刻却来自哲学和数学的课程中。伦理课迫使我去建构自己的 价值观念,逻辑的学习则向我展示了思维的活力和准确性,而数学课的老师则告诉我, 应将数学视为一个思维的过程——它是一种语言,虽然不能表达全部。但足以表达人类 的大部分活动。它给予我意想不到的启示,时至今日,我仍将数量关系作为一种语言, 它有助于我更为准确地看待世界。当然,在道德、美和爱情等问题的纠纷上,数量的分 析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当我们克服贫穷和财政赤字,或防止国民卫生计划失败时,它 则会发挥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此外,预备军官训练队的经历也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而当时我却几乎没有意识到此点。伯克利是一所享用政府的土地,利用公共开支经营的大学,因此,那 时每一位男性学生都必须接受为期两年的军事训练。我申请了一个必须四年之内完成的 海军训练计划,但由于视力不佳,没有如愿以偿。这样,我只好在陆军预备军官训练队 中服务了两年。
据我所知,在那些年中,没有人会认真对待军事问题。我和同学们也都毫无例外地 认为,这些训练只是一些无关大局的形式,与我们的世界毫无关系。军训结束的那一天, 我们勉强列队从校长面前走过,接受了他的检阅,然后,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扔掉了枪支 ——让它见鬼去吧!那些年代中,我们对诸如乔治·马歇尔、哈普·阿诺德、马克斯威 尔·泰勒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等一代职业军官的行为极为不解,他们义无反顾地坚守 在那一不被人们重视的岗位上。不管经济是否萧条,马克斯威尔·泰勒等人都完全可以 辞去职务,在二次大战爆发之前,为自己挣上一笔不小的财富。然而,他们毅然选择了 为国家服务,并且在灾难降临时,拯救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将会永远感激他们。
离开伯克利之后,我进入了哈佛商学院研究生院,为了适应将来获取一份工作的需要,我涉猎了各种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绝大多数师长似乎确信,赚钱是商业的唯一目的, 但也有为数不多的人,包括我的财政管理学教授罗斯·G·沃克和市场学教授埃德蒙· P·勒尼德,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商业中的首领不仅应对其股东负责,也应服 务于社会,尽其职责,一家公司在为自己赚取利润的同时,也应满足社会的要求。我认 为,罗斯·G·沃克和埃蒙德·P·勒尼德都会欣赏这样一句话,“仁慈之心和精明的 头脑并非水火不能相容”。这也成为了我一生中的座右铭。
哈佛的确令我入迷,但思念加州的情感却也占据在我的心间。一九三九年刚刚毕业, 我就返回了旧金山,接受了一份每月一百二十五美元的工作。次年夏天,商学院院长华 莱士·多纳姆要求我返回学校,担任初级的教学工作。
院长需要一个即刻的答复——此时距学期的开始仅有六周的时间——但是,我告诉他,我个人无法做出最后的抉择。
我解释说,我已经向一位女士求婚,如果我说服她嫁给我,我将会返回哈佛,否则, 答案就会是否定的了。此时,玛格丽特正在度假途中,她与其母亲和姑妈正驾车横穿美 国大陆。在巴尔的摩的基督教女青年会,我终于找到了她们,通过那里的一架付费电话, 她听到了——并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在返回加州的途中,她意识到已几乎没有时间 为婚礼做准备,所以,从明尼苏达的雷德温,她发来电报,“该印制婚礼请帖了——你 的中间名叫什么?”“斯特兰奇” [ 译者注:斯特兰奇一名在英文中与“奇怪”一词字母相同, 均为strange,故造成了玛格丽特下面的误会 ] ,我回电道。这一名字 也是我母亲出嫁前的名字。“奇怪也无关系,”她又回电问,“名字叫什么?”
我们住进了剑桥市一套一间居室的公寓——我们只能在浴缸中清洗餐具——但一年 多的生活却是极为美满的,即使在梦中也不过如此。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我们的 第一个孩子出生了。
五个星期之后,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在一九四二年初期,商学院与美国陆军航空 兵签订了合同,培训统计管理军官。航空兵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当闪电战的攻势在欧 洲开始之时,我们已有将近一千八百架飞机和五百名飞行员。到一九四○年五月希特勒 入侵法国时,罗斯福总统发出号召,每年至少要生产五万架飞机。其结果似乎是,陆军 在一夜之间发现,它所试图管理的,正是国家中最大和最复杂的企业之一,因此,它不 得不向哈佛伸出了救援之手。
航空兵统计管理项目的主管是一位风风火火、极有才华的青年军官,被称为查尔斯 ·B·桑顿。他的工作成效直接影响到空战方面的部长助理罗伯特·A·洛维特的工作。 罗伯特·A·洛维特几乎已经江郎才尽了,曾几何时,他还是一位蜚声纽约金融界的投 资银行家,精通关键信息的处理和利用。但是,他接手的航空兵却缺乏正规可用的信息,以致于无法依据那些现有的资料来 定出行动的计划和方案。
查尔斯·B·桑顿很快就建立了一个初步的管理系统。 不久,不管美国空军飞往何地,安置在各个单位中的工作人员都能记录下一些基本 的信息。诸如,飞机的状况(临战前的准备、维修情况、故障情况),人员状况(受训 类型、伤亡情况、补充的需要),以及行动状况(飞行任务的次数和类型、攻击目标的 情况、成功的程度和人员与设备的损失的情况等等)。根据这些报告,司令官将可得到 一份最新的图样,记录美国空军在世界各地的行动及其弱点。查尔斯·B·桑顿的兴趣 并非仅仅在于建立一个工作人员的王国,他的思想更为深刻。他认为,如果聪明地利用, 这些系统和信息将有助于我们赢得战争。这正是统计管理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为成为其 中一分子而感到激动不已的原因所在。
渴望为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和几位同僚接受了多纳姆院长的请求,参加了这个项目的教学工作。一九四三年初期的日子里,战争部要求我和另一位年轻的教授迈尔斯 ·梅斯直接与美国第八航空队一起工作,它刚刚在英格兰被建立起来。尽管,我们最初是作为非军事的咨询人员进入战争部的,但有迹象清楚地显示,不久之后,我们就会接 到军官的委任书。
基于两点理由,迈尔斯·梅斯和我都可免服军役——我们都在军校任教,并且我们 的孩子都还小——但是,我们都接受了请求。没有玛格丽特的支持,我从未自愿或者说能 够自愿做出某些行动,尽管要做出明显的付出,她还是非常热情地支持了我。如果我一旦牺牲,至少。她的经济状况将会陷入困境。眼前就有令人担心的事情:按计划,我们 将乘坐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伦敦。由于担心飞行事故,同僚们极力主张我购买人身保险(事实上,我乘坐的那架飞机,在下一次航程中,就撞毁在里斯本了),我不得不 从商学院院长那儿借了一百美元,以付那张金额为一万美元保险单的保险金。
在以后的三年中,我服役的地点不断变化,包括英格兰、堪萨斯、印度、中国、华 盛顿特区、太平洋和俄亥俄。在运用中,查尔斯·B·桑顿的方法也总在不断地变化, 变化也带来了新的事务和机遇,这样,到一九四六年一月离开军队时,我已升至了中校 军衔,并荣获了由航空兵首领哈普·阿诺德将军颁发的功勋章。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 这时,玛格丽特和我正双双躺在病床上,我们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住进了俄亥俄州 代顿的航空兵地区医院。我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大约六周之后,就基本痊愈了。玛格 丽特的情况却非常严重,有一段时间,医生曾说,她会丧失抬起胳膊和腿下床的能力了。 那年秋天,在哈佛医学院院长的帮助下,玛格丽特转入了巴尔的摩的儿童医院,这里的 矫正学医疗技术是国内第一流的。延续了几个月之久的治疗,以及玛格丽特的生命活力 和她的顽强意志——终于使她得到了康复。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极为高昂的费用。
与此同时,查尔斯·B·桑顿又有了一个新的计划:召集那些曾在他手下工作的老 兵们,组成一个整体,从事民用事业的工作。按照查尔斯·B·桑顿的想法,我们将会 寻找一家需要按现代水平进行重新组织的大公司,由它来一揽子雇佣查尔斯·B·桑顿 和他的团队。这一大胆无畏的计划正是查尔斯·B·桑顿风格的典型写照。当他要求我 作为他的副手加入这一团队时,我毫不犹豫地否定了其想法,我解释说,我和玛格丽特 想要重返哈佛,找回我们失去的生活。
查尔斯·B·桑顿仍然锲而不舍地说服我,终于,他坦率的言语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你应该知道,你不能回到哈佛去,因为在那里,你绝无可 能还清玛格丽特欠下的医疗费。”这时,他确信已找到了一个买家——亨利·福特二世, 他刚从其公司的缔造者——他祖父手里继承了财产,成为福特汽车公司的总裁。我仍然 觉得查尔斯·B·桑顿的计划有点离奇,但是我告诉他,我会考虑他的请求,条件是, 我们将亲赴密执安的福特公司总部,会见年轻的福特,听到他需要我们的亲口许诺,以 及如何有效使用我们的计划。
几周以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仍然身穿着军服的我们几个人,驱车抵达了密执安 州的迪尔伯恩。我们会见了亨利·福特二世和他主管劳资关系的副总裁约翰·巴加斯。 约翰·巴加斯以前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主管底特律办公室的事务。四十年代初期,老 福特先生雇佣他保护自己的孙子们——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与美国的许 多富人相同,几年前,林德伯格孩子遭绑架的事件,引起了福特内心的震动)。
公司的外表显得格外的粗糙。约翰·巴加斯稍后向我讲述了哈里·贝内特的故事。 他曾是一名海军的职业拳击手,从做福特子孙们的保镖开始,进入了主办公大楼地下室 的一间大办公室,掌握了一定的权力。然而,他仍然旧习不改,他喜欢将装着子弹的枪 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有时,当客人来拜访他时,他会抽枪射击,子弹从客人的肩膀上 方飞过,射到墙上。一九四三年,亨利·福特二世决定将哈里·贝内特请出公司,并要 求约翰·巴加斯去办理此事。约翰·巴加斯想到了哈里·贝内特惯常的做法,于是,在 到哈里·贝内特的办公室去之前,他背上了在联邦调查局时使用的肩带,将手枪插在里 边,以防哈里·贝内特向他射击。然而,哈里·贝内特却异常平静地离开了。
当战争结束之际,约翰·巴加斯认为,在他升至公司最高层的道路上,已几乎没有什么竞争对手了,这时,在福特公司最高层的一千名管理人员中,大学毕业者寥寥无几。 所以,当我们这伙人出现之时,他将我们视为了竞争的对手,内心的恐惧感油然升起。 在拜会亨利·福特二世的过程中,约翰·巴加斯先沉默了片刻,然后说道:“噢,亨利 ·福特二世,如果你想要雇佣这些人……”亨利·福特二世打断了他的话语:“约翰· 巴加斯,我得给你说几遍,我要雇佣他们!这事早已决定了。”
按照约翰·巴加斯的想法,这事还并没有被最后决定。一九四六年六月的晚些时候, 当我们在迪尔伯恩总部汇报工作时,他又将我们打发到福特公司巨大的里佛红铁粉厂, 那里设有招工机构,距此大约一英里的路程。我们在那里获悉,将要参加为期两天的测 验和考试。我所听说过的各种测试,向我们轮番轰来:智商测验、成就测验、性向测验、 领导能力测验。显而易见,约翰·巴加斯正在寻找我们的弱点,以便他能够以此说服亨 利·福特二世,放弃那个错误的决定。
测试完毕之后,我猜想我干得不错——那些工业心理学专家中的一位向我解释,我 的得分属于很高的档次,并且,公司将我们这些人都安排到了领导岗位上。但是,直到 后来,我才获悉,作为一个整体,我们这些人考得是如何的出色。在推理和思维能力方 面,我们中间的四位的得分,属于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而在实际判断的测试中,我们十 个人也获得了百中挑一的好成绩。这对心怀鬼胎的约翰·巴加斯不能不是当头一棒。
参与决策的成熟头脑和我们岁数的年轻,使我们获得了“神童”的雅号,成为小有 名气的人物。就像汽车业文化对我们的影响一样,我们也碰撞着福特的区域文化。我们 中的大多数人都很难融入底特律的社会格局中。汽车行业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都居住 在格罗斯区域或布卢姆菲尔德的小山上,这里是富人居住的郊区,但是,我们中的两位 却选择了密执安大学的所在地安阿伯,这样,我们就能使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
在政治观点上,我们也与汽车公司的管理人员们大相径庭。不久,我就发现,约翰 ·巴加斯的工作之一,就是周游在福特的最高层管理人员之间,为共和党募集钱款。我 拒绝了他的要求。以后,在五十年代早期,我升任为公司中最大的单位福特区的主管, 我同样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要求我说服任区内约一千一百名薪水最高的管理人员,向共 和党捐献资金。
相反,我给手下的每一位人发去了一封信,告诉他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时代 里,我们的政治制度基于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而私人的捐助则是两个党派生存的基础。 我说,我希望大家像我一样,只捐助两党中的一个党派。信中接着说道,如果他们希望 捐助民主党,则应该将钱款交给某某先生;而希望捐助共和党的人,则应将钱交给约翰 ·巴加斯先生。没有人会知道,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党派,但我希望,他们只支持其中之 一。在许多管理人员的同僚中,我这样的做法,并未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好感。
小小的摩擦是显而易见的,好在我与亨利·福特二世之间已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 只要我为公司创造利润,我就可以按我的意愿来自由行事。“神童”们并没有辜负他雇 佣我们的初衷,在以后的十五年中,我们中的六位升任了公司的最高层领导(包括两任 总裁)。与此同期,公司的发展日新月异,赢回了由通用汽车公司占领的大片市场,股 票的价格也扶摇直上。
查尔斯·B·桑顿并没有始终如一地与我们在一起——由于与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刘 易斯·克鲁索发生口角,他辞职不干了,在这里只呆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我也有可能在 任何问题上遭受解雇的命运,在公司和行业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上,我与众多的同行们具 有明显不同的看法,在诸如安全、减少污染、功能设计和经营方案等问题上,我们常常 争论不休。然而,我总是找到了与他们合作的途径,由于确实做出了成绩,我的职位也 接连不断得到了晋升。
一九六○年夏天,欧内斯特·布里奇准备从公司退休,他的职务仅次于亨利·福特 二世。七月份,亨利·福特二世、约翰·巴加斯和我前往西德的科隆,我们德国公司的 总部就设在那里。一天我们在城里呆到了深夜,清晨两点才返回旅馆。
电梯在我和约翰·巴加斯住的楼层上停下来,我们走了出来,亨利·福特二世的套 房在上面一层,但他叫住了我:“鲍勃, [ 译者注:鲍勃为罗伯特·S·麦克纳玛拉的昵称 ] 来喝一杯,好吗?”
“我不想喝酒,”我回答说,“我想睡觉了。”
“亨利·福特二世,我陪你喝。”约翰·巴加斯说。
“噢,我只想邀请鲍勃。”亨利·福特二世对他说。
我跟他上去了,正是这时,亨利·福特二世提出了要我担任公司总裁的要求。我告 诉他,我得考虑一下,并与玛格丽特交换意见,一周之内,我会给他明确的答复。一周 之后,我接受了他的要求,在十月下旬的董事会议上,我的任命得到了正式的通过。
一九六○年十一月八日星期四,我成为福特的总裁已有七个星期了。这天清晨我从 安阿伯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迪尔伯恩的办公室,中途,我在里佛红铁粉厂停留了一下, 最后于上午十时三十分到达了办公室。我的秘书弗吉尼亚·马歇尔递给我一份长长的来 电者名单,由于我曾指示她,由我来回任何一个打进的电话——包括那些喊冤叫苦或发 泄不满的——所以,并没有审阅名单,我就将它回递给她,并说:“开始拨电话吧。”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告诉我:“罗伯特·F·肯尼迪已经接通。”我还从未见到 过他(七年半之后,我帮助将他的骨灰盒带到了阿林顿公墓的坟地上),也想不出他为 何要给我打电话,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如果你会见我们的内弟萨金特·施赖弗,新 任总统将不胜感激。”他说。
我告诉他,我非常高兴这样做——尽管我并不认识萨金特·施赖弗,也猜不出他为 何要会见我,并提议时间为下星期二。
“不行,”罗伯特·F·肯尼迪说,“他想今天就见到你。”
我指出,现在已是上午十一点了。
他回答说:“时间由你来定,他肯定会到的。”
这样,我只好说:“四点吧。”
刚好四点整,萨金特·施赖弗就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了。
谈话一开始,他就直截了当地说:“新任总统让我向你提议,请你担任财政部长的 职务。”
“你疯了,”我说,“我根本不够格。”
“如果你执意不肯,”萨金特·施赖弗说,“那末我授权再告诉你,杰基·肯尼迪 希望你担任国防部长一职。”
“太荒谬了!”我说,“我根本无法胜任。”
“这样的话,至少新任总统希望你能同意,明天去华盛顿与他会面。”萨金特·施 赖弗仍未退让,我只能默认了。
亨利·福特二世的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萨金特·施赖弗离开之后,我来到他的房 间里,打算告诉他我们谈话的内容,使他放心。然而,碰巧亨利·福特二世去纽约了, 刚刚离开。我只好向公司要了一架飞机,将我送到了那里。这样,在第二天我与新任总 统会见之前,我将情况简单地告诉了亨利·福特二世。当我诉说之时,他显得有些不知 所措,而我只能反复强调,我的华盛顿之行将不会产生任何新的变化。
第二天,在乔治敦N街的住宅里,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接见了我。摄影师、 电台播音人员和电视摄像人员云集于此,将那幢三层红砖楼房前面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联邦经济情报局的特工人员只好通过房子后面的一条小道,将来访人员悄悄带入房子。
我们见面后相互握手,这时,新任总统问我,我是否将担任他的国防部长,我还是 像回答萨金特·施赖弗那样说:“我不是合格的人选”
“那么,谁是呢?”他问道。
我并未意识到他的提问只是一种修辞的方式,并提议由托马斯·盖茨即现任国防部 长担任。那天早晨,在去乔治敦的途中,我实际上已在五角大楼作了停留,想弄清托马 斯·盖茨是否愿意在新政府中继续任职,他的表示是肯定的。我与托马斯·盖茨相识于 斯科特纸品公司,并先后担任过管理职务。
新任总统并未就此发表任何看法。他对我认为自己不合格的看法不以为然,异常平 静地指出,就他所知的范围而言,既没有学校是为培养国防部长而设立的,也没有学校 天生就是总统的摇篮。他要求我至少应该考虑一下他的建议,并要求我下周一再次与他 会面。
我同意了他的要求,但也指出,我相信答案将是相同的。
为什么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会将我作为部长的人选呢?我很难做出肯定的答 复,但我相信两位人物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鲍勃·洛维特,他熟悉我在福特 的声誉和在军队中的业绩;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他是哈佛的一位开明的经济学 家。五十年代中期,在一次去底特律的野外实习课中,我认识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 雷思,直到现在,我们仍是非常亲密的朋友。当时,他正在探索一种联合式的执政管理 模式,之所以选中我,是因为他听说,在底特律有一位汽车公司的管理者,其行为处事 显得颇为古怪。我一直非常崇拜他的作品,直到现在,每当我想起他《富裕社会》中的语句:“陈 陈相因”,就不禁乐出声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以后对我说,他之所以提出了我的名字,是因为他认为, 总统需要一位富于创新观念的商人,党派的分歧对其也无关紧要。就像大多数人的看法 一样,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极有可能认为,我是一名共和党人。新闻媒体也时常 作出了这样的归类,因为,二十一岁的我在加州选举登记时,是以共和党拥护者的身份 登记的,其实,这不过是因为父亲的观点也是如此而已。
我和玛格丽特整个周末都在讨论这件事情。我们也与我们的三位子女们进行了交谈, 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我离开了福特,家庭的收入前景将会完全不同。我并无巨额的财产, 但已有了尚未动用过的大量股权,以及每年总计超过四十万美元的年收入(这个数额与 现今时代的二百万美元大致相等)。倘若我接受了新任总统的任命,我每年的薪水将只会达到二万五千美元。
孩子们对此丝毫没有兴趣,玛格丽特对我也是言听计从。 这样,星期日我们坐在书房里做出了决定,只要我觉得能够胜任这项工作,那么我 就应当接受它。
我们也探讨了一下接受此项职位的前提条件,这主要有两件事:我必须有权在全国 范围内挑选最有才华的人手(不管他们属于何种党派),来组成国防部的高层领导,以 弥补我在经验上的欠缺。另一点也将应该澄清,我绝不会因为接手这项职务,而过多地 参与华盛顿的社会事务。对于如何处理好这两件事,我尚无明确的答案,毕竟,面对一位新任总统,讨价还价似乎是不妥当的事情。
就在我们谈话期间,我注意到门外已是大雪飞扬了。一个主意突然出现在脑海中, “为什么不可以给新任总统打个电话呢?”告诉他,由于天气的原因,我的华盛顿之行 将会推后一两天,我将会立即发一封信给他,说明我对任职的想法。
我拨了他给我的号码,电话接通了,但是,此时此刻,他不在华盛顿。最后,我将 电话打到了棕榈滩,他接到了电话。 新任总统对会面日期的推迟并不介意,他说,华盛顿也在下雪,他也无法于明天赶 回那里。
我无法设想如何将我的那封信寄给他,最后,星期二我启程去见他时,我将信塞进 了口袋里,随身带去了。我再次从后门进入了那幢N街上的红房子。新任总统和罗伯特 ·F·肯尼迪正坐在一架双人沙发上,我坐在了他们对面的一张椅子上,并立即告诉他 们,我已将我的想法写在了信上,一看即可明了,或许,这是新任总统了解我想法最简 捷的途径。
他阅读了那封信,然后,不动声色地将信递给了他的兄弟,罗伯特·F·肯尼迪在 信上扫了几眼,又将信递回给他的哥哥。这时,新任总统问道,“你认为怎样?”
“太好了。”罗伯特·F·肯尼迪说道。
“我也有同感,”新任总统说,“让我们宣布这件事吧!”他拿出一本黄色的便笺, 起草了一个发言。然后,我们走出了房间,来到楼前的台阶上,向新闻界的人士们宣布 了此事。这样,玛格丽特和孩子们将会知道,不久之后,他们就会移居到华盛顿来。
获悉我的决定之后,亨利·福特二世和他的母亲埃兹尔·福特夫人感到十分震惊。 我极力辩解说,对于他们和福特汽车公司,我绝无二心,但在国家召唤我时,我是不能 不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尽我应尽的职责的。尽管,他们理解我的做法,但是福特夫人还 是感到异常的心烦意乱。她确信她公公老亨利·福特对她丈夫之死负有责任,他将其丈 夫安置在压力极大的商业环境中,这无疑是置他于坟墓中。情况也确实如此。她决心不 让儿子再重蹈丈夫的覆辙,并指望我能帮助他减轻压力。
同意接受该项工作后又过了几天,我返回了华盛顿,开始着手为本部门招募高层工作人员。住处、办公地点、秘书和工作人员均还没有着落——我们尚未收到安置的经费 ——我只好先住进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肖尔哈姆饭店。按照我对智商标准、教育背景和阅 历情况的要求,我着手草拟一份人员的名单。我先通过电话向有关人士进行了咨询,这包括:洛维特、加尔布雷思以及约翰·麦克洛伊,后者是纽约的一位律师,也是东部权 势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对于他们和其他人推荐的每一位人物,我都将其名字写在一张卡 片上,并记录下我所能够获悉的其个人方面的所有信息和资料。
在萨金特·施赖弗和他的助手亚当·亚莫林斯基(后来,在五角大楼里,他成了我 的特别助理)的协助下,经过反复甄选,我确定了其中的一些人作为进一步面谈的对象。 面谈之后,我向新任总统提交了选中者的名单,由他向国会提名。 约翰·F·肯尼迪总统无一遗漏地采纳了我提出的人选。
通过这次甄选,一大批出类 拔萃的人物涌现出来,他们工作在同一个部门中,这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他们中的五位 以后也担任了部长的职位,这包括:哈罗德·布朗、约瑟夫·卡利法诺、小约翰·B· 康纳利、保罗·H·尼采、赛勒斯·R·万斯。
招募过程也使我自负固执的性格暴露出来,同样,它也使我更为清楚地认识了新任 总统约翰·F·肯尼迪,他的确信守诺言,在关键的任命和以才取人上,遵从了我的意 见。
我到达华盛顿不久之后,即听到了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将被提名为海军部长的说法。 我从未见过此人,但就我对其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并不认为他有资格担任该职,故这一 传闻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然而,出乎我所意料的是,此事并非虚有,由于希望继承父业, 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确已就此事得到了新任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默许,并在后来, 由他或他的朋友将某些细节透露给了新闻界。
在新任总统接受了我的一批提名的四五天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鲍勃,你还 没有向我推荐海军部长的人选,这方面进展如何?”
“是的,”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你是否考虑过小富兰克林· 罗斯福?”
“我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说,“不过,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可能根本无力担当此 任。”
“噢,你会见过他吗?”
我回答说没有,这时新任总统又说:“在你作出最后的判断之前,是否可以考虑见 见他?”我同意了。
我记得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一位商人,所以,我从电话号码簿 上查到了菲亚特公司的号码,与他通了话。我先作了自我介绍,随后要求他前来会面, 他很快就来了。会见之后,我打电话给新任总统。
以一种充满了期望的语气,约翰·F·肯尼迪问道:“你认为怎么样?”
“我还是认为,他是一个纨绔子弟,根本无法担当此任。”
我如实地回答。
在沉默了许久之后,“鲍勃,”新任总统又说道,“你曾经注意过西弗吉尼亚民主 党的初选吗?”
我告诉他,那时我正在底特律,对于竞选的活动所知甚少,但是,我当然还是知道, 他在西弗吉尼亚初选中的获胜,正是他最终入主白宫的关键之举。正是在那里,他击败 了那位基督教信徒休伯特·汉弗莱,并使人们相信,一位天主教信徒是绝不会赢得总统 的席位的。
“完全正确,”他紧接着说,“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获胜吗?”
我只能告诉他,不知道。他接着告诉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我的取胜中起到 了关键的作用。”(后来我听说,人们怀疑罗斯福散布了流言,说,在二次大战期间, 汉弗莱逃避了服兵役)
“噢,是这样,”我说道,“不过,他的确不是担任海军部长一 职的合适人选。”话筒那头没有传来声音,沉默似乎是无休无止的。最后,新任总统无奈 地叹了一口气,并说道:“看来,我只能以其它的方式来关照他了。”(后来,他任命 了罗斯福为商务部的副部长)类似于此的心灵碰撞后来又出现过,而这正加深了我对约 翰·F·肯尼迪的敬意和热爱。
直到圣诞节我与家人去滑雪时,我仍未决定海军部长的人选,但是,初步的人选已 经确定了。最后,在阿斯彭我终于做出了决定,并给新任总统打去了电话,这时,他又 去了佛罗里达。我告诉他,经过详细的调查之后,我选定了小约翰·B·康纳利。
“噢,这很有趣,”他回答说,“我还未想到过这个名字。 不过,这里正好有两位人士,他们或许比我更了解小约翰·B·康纳利。你可以先 与他们交换一下看法,然后,我们再次通话。”
我问他指的是哪两位人士,他回答说:“新任副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众议院议 长雷伯恩。”
我显然是过于幼稚了,竟没有意识到约翰·F·肯尼迪是跟我开了个玩笑。林登· B·约翰逊、雷伯恩和小约翰·B·康纳利都是得克萨斯州人,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亲 密无间、情同父子。事实上,在一九六零年洛杉矶民主党大会上,正是小约翰·B·康 纳利为林登·B·约翰逊策划了最初的竞选攻势,试图击败约翰·F·肯尼迪。所以, 人们认为,正是小约翰·B·康纳利散布了那些约翰·F·肯尼迪患有阿狄森病的流言 蜚语。
林登·B·约翰逊和雷伯恩相继与我进行了电话交谈,但他们均未向我透露其中的 秘密。他们听了我的意见,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然后,将话筒转给了新任总统。他说: “鲍勃,我非常高兴。”直到后来,我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
总统从未寻找借口来抱怨我的选择,小约翰·B·康纳利后来成为他和我的最强有 力的支持者之一。两年之后,当他辞去了职务而专心于得克萨斯州的政事时,我和总统 都对他的离去感到遗憾。
至今,我仍然十分惊奇,总统竟然能一直容忍我的幼稚和过错,即使在有时出现的 令人尴尬的窘境中。在一九六零年的竞选运动中,所谓的导弹差距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论 题。约翰·F·肯尼迪曾指责艾森豪威尔总统忽视了核军备,其结果是,导致了苏联在 最为先进的进攻性武器——洲际弹道核导弹上,占有了极为明显的优势。这一指责的依 据来自空军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前任空军部长参议员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 民主党人)将消息透露给了约翰·F·肯尼迪。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中央情报局并不 同意空军做出的结论(在那时,还没有一套程序来协调这两种不同的结论)。
我进入五角大楼之后,摆在我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就是要确定这个差距 的规模,以及进行补救的措施。我与我的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以及空军情报 部门的副首领一起研究了几天,亲自观察了数百幅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空军的报告 正是根据这些照片撰写的。要想正确无误地作出判断仍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我们最 终还是做出了结论,中央情报局的结论是正确的,而空军的结论是错误的。差距确实存 在——但我们处于优势的一方!
恰逢此时,一九六一年二月六日,我的新闻部长阿瑟·西尔维斯特对我说:“鲍勃, 你还没有召见五角大楼的新闻工作人员呢,你必须要召见他们的。”我对他说,我对华 盛顿的新闻界还一无所知,况且我对召见他们还未做任何准备。
“没关系,”他说,“这帮人还不错,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实际上,就像这些人自己承认的那样,他们是一伙高明的骗子。
我不再坚持了,同意午后在我办公室隔壁的会议室里会见他们。记者们蜂拥而至, 房门被关上了,阿瑟·西尔维斯特宣布了基本的程序。我只知道此次会议是不能记录的, 但是,阿瑟·西尔维斯特已经明白无误地说到,会议的主题是“关于背景资料”——这 就意味着,记者们是可以发表他们所听到的东西,只要他们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我。然而, 在那时,我还并不知悉其中的差别。
会上第一个问题就是:“部长先生,你就任已经三个星期了,你对导弹差距的问题 有何高见?”
我回答说,我上任后即对此问题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且已经做出了结论,那就是, 如果说存在着这种差距的话,那么,我们则是处于优势的一方。
记者们几乎撞破了大门,向电话机旁奔去。时至今日,我对那些煽动性的通栏标题仍然记忆犹新,它们被刊登在当天下午的《华盛顿晚星报》上。次日早晨,《纽约时报》 也在头版最醒目的位置,进行了长篇报道。国会和全国各地的共和党人掀起了一阵抗议 的浪潮,参议院中少数党的领袖埃弗里特·德克森(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人)要求我辞 职,并冷嘲热讽地挖苦说,应该重新进行一次总统的选举。
我去拜见了约翰·F·肯尼迪总统,“总统先生,”我说,“我来是为了帮助你, 但我做的事情却带来了要你辞职的要求,我已对自己的辞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要介意此事,鲍勃,继续干吧,”约翰·F·肯尼迪说道,脸上没有一丝不满的表情,“我们的确陷入了不利的局面之中,但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说错话的时候,不必介意,此事会过去的。”事情最终总算平息了,然而,他的慷慨大度,他原谅我所犯差 错时的宽宏大量,则永远印刻于我的脑际。
到那时,经过了筛选后,我列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准备对他们进行逐个的研究和探 讨。在我们的部里,这一选题被戏称为“99架长号”。它涉足于国防部活动的所有范 围,包括:我们所面临的威胁,抵抗这些威胁时必备的军力结构,必备的主要武器系统, 以及一个对我们核打击力量的估价。
此外,“99架长号”的选题也有助于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我们将要认真地对 待有关本部门不断膨胀的问题了。到一九六一年,冷战时期已进入了第十五个年头,而 国防部也已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大约四百五十万人正在为这一部门工作——其中三百 五十万为现役军人,另外一百万人为文职人员——即使将全美最大的二十五或三十家公 司组合在一起,其规模也无法与五角大楼相提并论。这里,每年的财政预算为两千八百 亿美元(按照一九九四年的美元比价),其数额比我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任何一个主 要盟国的国家财政预算都要多。五角大楼掌管的业务范围极为庞杂,其包括:运输、通 讯、后勤供应、维修,以及陆军、海军舰队、空军,当然还要包括那些核武器储备。
按照宪法的规定,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由国家来控制的,即总统和国防部长有权安排 国防部的所有活动领域。然而,事实则并非如此,大部分我的前任在接手这项工作时, 总是雄心勃勃,但时隔不久即会发现,这一庞大的官僚机构中掌管着如此众多的事务, 以至于除了忙于处理公务之外,他们不可能有任何的闲暇时间去进行思考。最后,在那 些有关预算、获取方式、战略,甚至有时还包括政策——在还没有搞清要旨的情况下—— 等问题上,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和将军们言听计从,因为,军事体系早 已成为了一盘大杂烩。
我决心打破国防部已无药可救的神话,它的确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组织,然而,如果说它是一股无法驾驭的力量,那则是极为荒谬的。作为一名经理,十五年来,我处理过 各种棘手的问题,制服过形形色色的组织——经常是在逆境中进行的——从长远和现实 的观点,来考虑组织的行动方针和结局。我与手下的人达成了共识,决心按照总统既定的方针来治理这个部门,以尽可能少的开支来确保国家的安全。
在我接任职务一个月以后,我曾对电视记者谈道:“就角色而言,公共事务的官员 与私营企业的经理并无本质的区别,无论处于哪一个职位,他都必须从两种主要的行动 方针中选择其一。他既可扮演一位法官的角色,也可以以一位领导的面貌出现……我所 信奉的原则是,宁可争当一位积极主动的领导,而绝不做一名消极被动的判官。”
在私下的场合里,我的话语则更为坦率,清楚地表达了彻底改革的意图。我要使众 人明白,我决定强化国家利益的概念,而要将那些各类军事机构和国防事务承包商的利 益降至次位。我将向五角大楼内反对变革的势力发起挑战,并且打算,要使每一项重大的决定都产生于周密的研究和分析之上,而非简单地、一成不变地对各类机构进行例行 拨款,由他们视自己的需要来任意使用经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意味着,高级文职官员将要相当 深入地参与国防项目的管理。作为改革过程的一个部分,我们将花费一至五年的时间来 完成这种转移,目前,这一具有***性质的变化,已波及了政府的各个部门。我们通过 对那些与武器系统、兵力结构和长期战略相关的机构和设施的比较和分析,建立了计划、 编制和预算的体系,以理清获取经费的程序,这一体系将确定其在经费方面的长期需要。 甚至,五角大楼里高层会议中的风格也面临着变革,处理日常事务的会议大大减少了, 研究政策和进行决策成为了会议内容的主流。
我们将要做的头等大事之一,就是要极大地改变那些被称之为“形势声明”的做法, 即国防部长对国会所做的正式年度报告。在每个报告中,我们都首先陈述美国对外政策 中所需实现的目标;然后,经过分析,指出在实现这些目标时将会面临的威胁,以及解 除威胁的军事战略;最后,说明实现这一战略的兵力结构,以及维持这些兵力结构的财 政预算。
对外政策和国防预算的这一结合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我们确定政策的唯一可行之路。 然而,当时,对于我们的做法,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例如,国务院中的许多人就认为, 在撰写美国对外政策的声明上,我们已经越俎代庖,侵越了他们的职能。然而,两者毕 竟并非完全相同,并且,他们也不知道,在我以它为依据论说我们的军事战略和防务项 目之前,我已要求迪安·腊斯克审阅了声明的全文。
这样的做法,无非是组织人员进行活动的一种途径,在哈佛之时,我就已逐步掌握了这种方法,以后,在战争中和战后,我先后将它运用于军队、福特公司和世界银行的 管理工作中。简而言之,这种做法的要旨就是要确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再根据目标建立 一个可行的计划,以及一整套监测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监视系统,我曾在每一个我所参 与管理的组织中这样做了。然后,如果计划的进展出现了问题,你就可以调整计划,或者引进纠正的措施,使计划得到顺利的实施。从一开始,我就非常清楚地知道国防部所需实现的目标:以最小的风险,最小的支出,并且,在一旦卷入战争的情况下,以最小的人员伤亡,来换取我们的祖国的安全。
我们立即着手处理一项最为紧迫的事情——重新审查和确定我们的核战略。关于战 略问题的争论已旷日持久,以致于我们无法漠视这一问题。在五十年代,与某些军界高 层首领——例如,陆军司令兼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的观点相 反,在国家的防务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政府越来越依赖于核武器。国务卿约翰·福斯特 ·杜勒斯曾对这种大规模的报复下了定义,他宣称,美国阻止侵略的手段将主要依赖于 “按照我们所选择的手段和地点,立即进行大规模报复(使用核武器)的能力。”
肯尼迪政府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过分地依赖核武器将会堵住我们的退路,以 致在大规模的非核武器进攻面前,如果我们不做出牺牲,将无法应付局面。约翰·F· 肯尼迪总统说道,我们已将自己置于一种两难选择之中,面临战争的危机,我们只能 “极不光彩地退却,或者进行永无休止的报复”。我们决定要拓宽选择的范围,这主要 要加强和改进部队的能力,以使其适应非核战争的需要。大规模报复的定义和原则开始 改变了,一个被认为可以灵活作出反应的战略出现了,其主旨在于,尽量避免核战争的 风险。在摆脱核战争危险方面,我们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我们的建议在北约组织中 引起了长达五年的争论,最终,在经过了大量的修改后被采纳了。
总之,在开始执政的最初日子里,我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去完善那些加强我们军 事力量的计划。直到三月底,约翰·F·肯尼迪才将我们的计划以特殊防务咨文的形式 提交给国会。他要求给五角大楼增加六亿五千万美元的经费,这样,我们的计划和措施 才开始逐步落实,增强了我们阻止和抵御非核战争侵略的能力。
约翰·F·肯尼迪就职仪式的三个月以后,我们似乎觉得,我们已经开始熟悉了部 里的事务。但是,仅仅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那份防务蓝图的几天之后,我们就面临着一 个决定,它显示出,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运气——并非尽如人意。
一九六○年初期,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军队,并在中美洲训练一 支由一千四百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队伍,准备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一 年以前,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握了岛上的权力,并且,正明显地将古巴带入苏维埃的阵 营。肯尼迪政府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准备部署对古巴的入侵。
现在,在他就职约九十天后,约翰·F·肯尼迪必须对是否执行这个计划作出决定 了。他召集了其顾问人员——总计大约九十人——在国务院举行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 他围着桌子走了一圈,听取了每一位到会者的意见。除了一个人例外——参议员J·威 廉·富布赖特(阿肯色州的民主党人),他表示激烈地反对——到场的每一个人都对行 动表示了支持。这是一项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行动,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所有成员也 都赞成了这一行动。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我,尽管并不感到十分的乐观,但也都投了 赞成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乔治·邦迪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都表示了一致 的同意。
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在古巴西南部海岸的猪湾,入侵行动开始了。就像一位历 史学家指出的那样,我们遭受了“完全的失败”。事实很快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 间谍人员早已打入那支流亡者组成的军队中;与中央情报局的估计相反,古巴人民也并 未举行游行示威来支持入侵行动;菲德尔·卡斯特罗神速地调集了他的部队,人数之多 远远超过了我们预料;掩护地面登陆的空中行动也缺乏周密的计划,漏洞百出;撤向山 区的“安全出口”位于一片长达八十英里、无法穿越的沼泽地上;华盛顿插手这次行动 被揭露后,全球响起了一片谴责之声——致命的错误接连不断。
约翰·F·肯尼迪总统出现在国家的电视屏幕中,毫无保留地全部承担了这一巨大 的过失。
他的做法唤起了我内心的愧疚和痛苦。我已经主管了五角大楼,但对军事事务仍所 知甚少,更不必说那些秘密进行的行动。这方面信息的缺乏,加之我过于关注其它的问 题,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策划其行动的过于信任,导致了我轻易地接受了他们的计划。我 听到过那些主张入侵的介绍,甚至,转交给总统过一份由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所作的评 价报告。他们认为,入侵将或许会导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的崩溃,即使这一成功或 许并不会马上出现。对于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估价,我却没有做出丝毫的评论。事实上, 我的确对情况所知甚少,无论是那个计划还是那些事实。我使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关大局 的旁观者。
第二天,我来到了椭圆形办公室,说:“总统先生,我知道,在您做出入侵决定时我在哪里。我就在那间屋子里,除了一个人以外,你的全部顾问——包括我——都建议 你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电视上说明这个事实。”
约翰·F·肯尼迪听完了我的话语,“鲍勃,”他说,“我非常感激你愿为此事承担责任。但是,我是总统,我完全可以不接受你们的建议,然而,我却这样做了。责任完全在于我,并且,我也无意向你,或艾森豪威尔,或其他任何人追究责任。”
我从心底里欣赏他的大度,这次事件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下定决心再不会让他失望了。
更新于:1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