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商代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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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商代军事史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一节商代军事概要

、商朝,是继夏代之后统治中国六百余年(公元前16-11世纪)的一个古代王朝。这个王朝从第一个国王汤(太乙)开始,到最后一个国王帝辛结束,共历17世31王。其世系如下:

、商代,是从一个氏族部落发展起来的方国,通过战争,用武力推翻夏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商王朝统治范围的扩大和国家的巩固发展,也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商代主要的战争是商汤伐桀战争和武丁征服方国战争。

、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阶段。国家是建筑在奴隶主阶级压迫奴隶阶级的基础上的。商代又是一个部族方国林立的国家,商王贵族与各方国贵族之间既存在宾服关系,也存在着斗争。阶级斗争及方国与商王族的斗争,产生了商王朝的常备军队和诸方国的军队。商代军队是奴隶主贵族专政的工具。

、商代社会生产相当发达。畜牧业是商部落时代已很发达的产业,并发展了“乘马服牛”,利用牛马作交通运载工具,进行贸易。农业由于治水和掌握季节、气候的水平提高,加之使用奴隶劳动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粮食的储积比较丰富。手工业的技术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和车的制造技术,已达到古代的先进水平。商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军队的发展和战争的扩大,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技术条件。

、商代兵器,主要是青铜冶铸的戈、矛、矢刀,已达到相当锋利的程度。战车的制造已相当坚实,并已有相当数量装备军队。商都邑设有专门的兵器作坊。

、商代军队,由徒(步)兵、车兵两个兵种组成。车兵主要成员是奴隶主贵族阶级子弟,徒兵主要是平民,也有奴隶。军队编制已初成体系。军队指挥已设置官职。最高统帅是国王,其下有“师长”百僚”等若干等级。指挥工具使用旗、鼓。商王的常备军已达到约3万人的规模。

、商人笃信鬼神、卜筮。商王朝一切军事行动都要先问卜筮。把上帝和祖宗神视为军队命运的主宰。天命和神佑是动员和鼓舞士气的精神力量。商王朝还以赏赐和杀戮等手段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商代军队的战斗方式已无从考察。但由其使用的兵器推断,战斗类似于后来周代军队。不过会比较简单些。

、商代筑城技术已比较发达,城池已是商代国防的主要设备。

、商代军事谋略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突出表现在商汤伐桀战争。汤的谋臣伊尹,是古代出色的谋略家,也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大战略家。商代还出现了一位古代女军事家一-妇好(武丁的配偶)。

第二节商的兴起和灭夏战争

一、商的兴起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子姓。始祖名契。传说是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当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期。契和治水有名的大禹同时,是当时中国北方一个强大部落的首领。这个部落开始活动于番、砥石地方,后逐渐南移,到第三世相土迁于商(今河南商丘北),遂以商为名。第六世冥迁于殷,故也称殷。从第七世上甲微到第十四世汤,逐渐有了国王的权力,汤又迁于毫。此时,正当夏朝末年,夏后桀政治腐败;而商却已发展成为黄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方国,从夏的属国变成了夏的强大对手。

商汤即位并迁都于毫后,表面上仍臣服于夏,实际上已在伺机推翻夏后的统治。此时,夏后桀及其贵族集团已极为骄侈淫逸,对人民及所属方国部落的压榨奴役极为残酷。夏民及各方国、部落的仇恨和不满,已很强烈,夏王朝已在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下,出现灭亡的危机。

二、商汤灭夏战争

商汤任用伊尹和仲虺为左右相,积极进行灭夏的准备。商汤在政治上,针对夏的***,采取“以宽治民”的政策,争取了人民的拥护,并得到一些小方国的向往。为了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派遣伊尹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在派出时,为了迷惑夏桀,汤亲自用箭射伊尹。伊尹假装逃走入夏。汤使人将射伊尹事传到夏桀耳朵里,以坚定夏桀对伊尹的信任。伊尹在夏三年,除亲自观察了夏桀的暴虐腐败情况外,还与桀的宠妻妹嬉建立了密切关系。在察明夏桀内部情况后,伊尹回到毫,向商汤报告了夏内部的混乱状况:“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社会上流传着“上天弗恤,夏命其卒”的民谣,说明夏桀已处于天怒人怨的危机状态,可以伐而灭之“伊尹视夏”,是中***事史上第一个以高级人物打入敌方进行间谋活动的例子。孙武在《孙子兵法·用间》中,曾引作例证说“昔殷之兴也,伊挚(伊尹名挚)在夏..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

商汤听了伊尹的报告,遂下定灭夏的决心。他和伊尹相盟,并共同谋划了灭夏的战略方针:先逐个剪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最后一举攻克夏邑而灭亡之。

商汤灭夏战争的第一个剪灭目标是夏之属国葛。葛(今河南宁陵北)是邻近汤都毫的一个小方国。商汤以“葛伯不祀”作为借口,出兵攻葛,迅速把葛国灭亡了。接着,汤又出兵灭韦(今河南滑县东,再出兵灭顾(今山东鄄城东北),继而转兵灭昆吾(今河南许昌附近)。还同时灭亡了其他小国。《孟子》曾有“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话。这样,商汤便将夏王桀东部屏障的各方国扫灭了。直接伐桀的通路打开了。

为了准备直接灭夏的战争,商汤在景毫(今河南商丘北)召集一些部落、方国首领会盟,为灭夏联络同盟军。汤又采纳伊尹的建议,用停止向夏桀贡纳的行动,试探夏桀的势力和反应。夏桀当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汤见夏桀威势尚盛,遂按伊尹的谋划,“谢罪请服,复入职贡”,以掩饰对夏进攻的企图。

为在举兵伐桀之前进一步察明夏桀的情况,汤又派伊尹再行赴夏,了解到夏桀更加残暴地诛杀重臣,内部分崩离析。还通过妹嬉探听到夏桀夜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的情况:伊尹回报于汤。汤为了验证桀在诸部落方国中的威权,乃再行停止向夏后的纳贡,桀又要召集九夷之师讨汤,并召集诸首领在有仍会盟,结果不仅“九夷之师不起”而且有缗氏还公开反夏。于是,汤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遂决心出师。

汤伐桀出动的兵力,据《吕氏春秋·简选篇》有“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汤军的进军计划,是采取战略迂回,从东方(汤都毫)出发,绕到夏都以西,由西向东攻击,以应夏桀梦中“西方日胜”之谶。同时,又能出其不意,突然袭击夏都。至于具体进军路线,因史书无记载,且关于夏都的地理位置说法不一,因此,难以肯定。

商汤率师抵达夏都附近时,曾举行过誓师大会。他向部属宣布,他出兵伐桀,是因为夏后犯了许多罪,上天命令他进行讨伐。他怕上帝怪罪于他,所以不敢不出兵伐桀。汤接着历数夏桀的罪行:极度的劳役民众,残酷的剥削夏邑人民,民众已经非常不满,不仅怠工反抗,而且诅咒夏王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指出“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商汤随即又向部属提出要求“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你们如果辅助我,执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国,我就大大地赏赐你们。并说“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意为如果你们不服从我的命令,杀死你们,决不宽恕。

经过战斗动员后,汤率兵登上“陑”地。夏桀率师仓促在鸣条迎战。汤师勇猛冲突,桀师溃败。由于历史文献对鸣条之战的情形无记载,所以无从知道双方的战斗经过。桀在汤军攻击下,迅速崩溃。桀率残部逃走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北)。汤率兵追击,攻灭了三朡。桀被迫逃亡南巢,夏朝灭亡,商朝建立。

商汤攻灭夏桀后,又向四方征伐,扩大了统治地区,建立起中国古代奴隶制强大王国。

商汤伐桀灭夏战争,是一个附属国推翻宗主国统治的战争。中国古代史书称之为“***”。它虽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但因其具有推翻***统治的内容,所以在古代战争中是有一定正义性的商汤利用了战争的一定正义性,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进行揭露夏桀***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汤大胆使用伊尹行间于夏,完全掌握了夏王朝的内部情况,在知彼知己基础上,在伊尹辅助下,确立了灭夏的正确战略方针,并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在实行战略计划时,善于创造与把握有利的战机,以有备之师突然袭击敌方,以速战速决的作战行动,取得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中国古代“伐谋”“伐交”“伐兵”“用间”全面运用,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一个战例。善于发明与使用人才是商汤取胜的重要条件之一。利用牛、马、车为军队的运输工具,提高了军队的远距离运动能力,是汤远征战争取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夏桀政治上暴虐、腐败,丧失民众拥护和属国的支持,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对汤的颠覆计划缺乏了解和重视,对汤灭葛、韦、顾等属国没有采取积极救援行动,消极坐视,自陷孤立,遭汤攻击时,不知利用王城坚壁疲敌,却仓猝出城,迎敌于野,客观上为汤军提供了速战速胜的条件。

关于夏桀都邑位置和汤伐桀战争的经过,古文献及近现代史家说法不一:

伪古文尚书《汤誓》篇首“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孔安国传说:“桀都安邑。汤升道从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又说“鸣条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汤”。疏引皇甫谧日“今安邑见有鸣条陌、昆吾亭。左氏以为昆吾与桀,同以乙卯日亡。明昆吾亦来安邑,欲以卫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太平寰宇记》说“尧山在河东县南二十八里,即雷首山。山有九名。亦即陑山”。汤伐桀,升自陑,即此《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今人据之认为,夏桀都邑在安邑(今山西安邑县)。“陑”即今山西永济县南之山,即雷首山,因而推测汤伐桀的进军路线为:从毫出发,向西沿黄河南岸抵达潼关附近,北渡黄河,越雷首山(今中条山)进入晋西南平原,再从西向东攻击安邑。

但当代许多史学家不以为然。吕思勉称伪古文尚书、孔传及皇甫谧之说为“善于凿空矣”并引证许多古书论证,结论是“桀都必当在河洛也”今河南洛阳附近)。鸣条“其地当在山东”吕思勉《先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夏桀居洛阳.夏在东方有昆吾、韦(河南滑县)顾(山东范县)三个与国。汤灭韦、顾,战败昆吾乘势攻桀。桀到鸣条迎战,士兵败散,桀不敢回洛阳,逃依昆吾。汤灭昆吾,桀逃南巢(安徽巢县)”。郭沫若《中国史稿》说“桀又都于斟(鄩)“斟鄩郭就在嵩山西北的洛阳平原东部”又说“夏商两军会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之野,桀战败南逃,死于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夏桀都洛伊,似已为当代史家共识,然也有的历史学者不同意,但亦无新地确指,本书以桀都洛伊、昆吾居许(今河南许昌)为切近当时情势,并依此推断两军作战经过。

第三节商代国家体制与军事制度

一、商代国家体制

商汤灭夏后,取代夏后,成为中国之主。然商代中国,不像秦汉之后大一统的中国。商王的直统治地区,称为“王畿”的范围有限。王畿以外,还有大量的方国或部落,他们虽服属于商王,但还保持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此,商王朝按统治权达到的程度,区分为内服和外服。内服指王畿以内,外服指王畿以外。内服政权,是由商王族的奴隶主贵族(见于文献记载的大贵族有二十余支)称之为“百姓”的分级执掌。它们按其官职被总称为“师长、百执事”或“百僚庶尹”。王畿内的土地和人民,均属商王所有。商王把土地和奴隶分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管辖。各级奴隶主贵族都必须服事商王,为王事亦即国事出力报效。在王畿范围内,又以王都(邑)为中心,向四方划分出一定地域称为“郊”(也称近郊,古书有说五十里为郊)。“郊”有田有邑,为农田和居住区。郊外划出一定区域为“牧”又称远郊,古书有说百里为远郊),即公共牧场“牧”外地域为“野”,是“野人”居住的地方。野人,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是战争中的俘虏,充作农业奴隶的人。野以外的地域谓之“林”,当是边界森林地带。商王直接统治区域纵横各在千里之遥,决不会仅以一个王都划分出邑、郊、牧、野、林的,它还必定在商王统治中心的“大商邑”亦称“天商邑”的周围建立起许多统治据点(考古发掘已在商朝直接统治区内寻到若干大城邑的遗址。如郑州的商代遗址),构成统治网,而每个大小统治据点(邑),又大体按上述地域区划,进行统治。

王畿以外的外服区,是一些臣服于商王的“方”或“邦”。它们多是商王族的异姓或异族,有的已是按地域不是按姓氏组织起来的国家,有的可能还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它们对商王的义务,只是纳贡和从征。至于各邦或族的内部政治制度和经济文化,则只能任其自由发展,商王既无统一规定,也没有严格要求。

二、商代的军事制度

商汤是以武力推翻夏桀建立起商朝政权的。在推翻夏朝的战争中,商汤的军事力量得以发展和强大起来。在建立起商朝统治秩序后,为了巩固商王统治权,军队仍然是不可缺少的。

商代前期的军事制度,缺乏文献记载和考古文物资料,不能确切判明,但按商代国家组织机构判断,商王已经有了自己直接掌握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数量可能不很大。军队士兵大部分是从平民和农业劳动者(称谓“众”)中征集来的。

奴隶是没有服兵役的权利的。奴隶主贵族成员是军队的骨干。商朝后期,从甲骨文已有的资料看,武丁时,曾对上百个方国和部落用兵,而仅在征伐十几个方国时有“登人”临时征兵)之类的记载,其中最大的一次战争,曾“登妇好三千,登旅万”,即派妇好征集三千人,同时,调集了以旅为编制单位的军队万人。可见当时已有相当数量的常备军。武丁之后,商朝常备军数量又有扩大。甲骨文中有“王作三自(师),右、中、左”的记载,且有以族名或地名命名部队的记载。可见,军队的组织与族或行政区划是统一的,这是氏族社会的遗制。

除了商王直接掌握的军队外,各外服的方国、部落也有自己的军队。它们既是各方国、部落贵族首领(称“方伯”或“侯伯”)维持自己统治的工具,又是屏护商王朝的力量。它们要按商王的命令参加商王对方国的征伐战争。

这样,商朝的军事制度,仍然保留着夏代的遗制。商王是一个统治全国的大宗主国的奴隶主贵族首领,它建有一支以王族贵族为骨干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商王。它的下面设有师长及各级执事官(将领),这些师长和执事们也就是各级奴隶主贵族中选拔出来的军事***。他们平时管理所属的“众人”和奴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就率领由“众人”(平民)组成的军队,从事作战。这是类似恩格斯在《军队》中所说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民兵制度”。随着商王朝的内部斗争和征伐方国战争的需要,商王把一部分贵族和平民集中起来,编成常备军,同时,仍保留民兵制度。

服属商王的各方国、部落,也以其国或部落首领为统帅,以各级奴隶主贵族首领为军事***,以所属之平民组成方国的军队。这些军队除维护方国、部落首领的统治外,还要听从商王的调遣,执行征伐他方的任务。

第四节商代社会生产与兵器装备

一、商代社会生产的发展

商代是奴隶制社会。大量奴隶用于社会各种生产领域,扩大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工,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农业是商代最重要的社会生产部门,农业生产采取井田制。井田即方块田,井田制是脱胎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土地分配制度。商代,原始的土地公有制,已经转化成了以商王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土地国有制。井田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之间分配,各级奴隶主贵族就用这种井田作为榨取奴隶劳动的形式。由于大批战俘被作为奴隶投入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劳动力,改善了农业灌溉系统,且以井田制进行组织监督,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而贵族们又不断驱使奴隶们到偏远地方垦荒拓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农产量。在此基础上,奴隶主贵族们剥削的农产品有了很大的积蓄。除了供贵族们大量奢侈消耗外,还为供养军队提供了比较充足的基本物质资料-粮、秣。

商族本来是长于畜牧业的氏族,在建立了商王朝后,仍然十分重视畜牧业。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且又有大批奴隶被投入畜牧业,因此,牲畜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加。牧畜中不仅有马、牛、羊、鸡、犬、豕等六畜的驯养,而且有鹿、象等的驯养。马是奴隶主贵族在战争和狩猎时用于驾车的重要工具,故受到特别的重视。不仅有成批的养马奴隶,而且有专职的小臣管理。马在商代军队中成了战斗行动的主要运载工具。牛也用于驾车,在战争中运输军需物资。畜牧业的发展,为商代军队提供了动物运载工具,增大了军队的运动性。

商代手工业也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大量的手工业生产为王室各级贵族所控制。尤其是青铜器手工业完全由奴隶主贵族垄断,集中于王都和各级贵族的居邑。手工业生产分成许多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中又有专业分工。大批奴隶在各种手工业作坊中,世代从事专门的劳动。因此,生产规模和工业技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青铜器冶炼和铸造的工艺技术则达到了相当纯熟的地步。这就为商代兵器的生产提供了物质和技术条件。

二、商代兵器

商代兵器,大量的是青铜铸造的,也有用石(玉入骨等制造的。兵器制造业是为商王和贵族首领垄断着,实行集中(都、邑经营和管理的。考古发现的商代都邑遗址中,发掘出集中的制造兵器的作坊。兵器的种类,有戈、矛、钺、戚、刀、镞(箭头)盔等。戈、矛分铸联装的戟已出现,但未形成有效的兵器。

戈在青铜兵器中是最多的一种。戈是装有长柄的勾形兵器,有锋利的双面刃和前锋。柄长六尺六寸,(约3米)许。可以啄击,也可以勾杀。是车战的基本格斗兵器(见附图)。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随葬铜兵器有2/3以上(91件)是铜戈。殷墟西区聚葬地出土的青铜兵器中,戈也约占有2/3。与戈同类的郑(亦称:戳),援短而宽,呈三角形,在商代兵器中亦相当多。

矛,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尖形刺杀兵器。商代的铜矛,矛头呈尖叶形,两面有刃(双锋),下部是安柄的筒形銎,銎部两侧有环或孔。矛柄长者约一丈八尺(约4米)左右,是步兵使用的主要格斗兵器。殷墟1400号大墓墓道中出土有成捆的矛700支,每10支一捆。说明商代兵器中矛的数量也很不少。

钺、斧、戚,是装有木柄的砍劈兵器。钺与斧的形制大同小异,区别在于钺头大,柄长;斧头小,柄短。钺、斧也是商代重要兵器之一。但数量少于戈、矛。钺在商代已成了军权的象征。商王及高级军事***均执钺指挥。戚,是一种类似斧的砍劈兵器,数量较少。

殳,是一种竹木制的打击兵器。多用硬木制成,长约丈许,上端有棱、尖。性能似棍棒,也可刺击。这种兵器取材和制作都较简易故可大量生产与装备部队(步兵)。商代虽然青铜冶炼工艺技术已很发达,但原料开采和制作工艺都比较复杂,因此,还不可能完全代替木石兵器。因此,殳类兵器,仍为基本兵器之一。

刀,是一种近接肉搏用的砍杀兵器。商代这种兵器为数尚少,形制也较原始。从殷墟出土的铜刀看,类似后代用的杀猪刀。可能当时即是一种宰杀牲畜的工具,战时可能用于护身和肉搏。商代后期出土器物中发现有一种铜长刀,一侧开刃,一侧有孔,据考为一种装柄的长刀,即后来的大刀的雏形。

弓箭(矢),是一种拋射兵器,能在较远距离上杀伤敌人。商代弓箭在夏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青铜冶炼工艺技术的发展,箭的制作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铜镞的形体上,不断有所改进。到商代晚期,铜镞的两翼夹角增大,翼末的倒刺更尖锐,沿两翼的侧刃铸有血槽,这样可减小箭头穿入人体的阻力,加大创面,提高杀伤力,且难以拔出。铜镞的形制多为长脊双翼式,镞长约56厘米。脊伸出翼底,断面呈菱形,翼末倒刺尖锐。另一种镞是短脊双翼式,长约5厘米,脊较短,不伸出翼底,两翼侧刃弧度较前一种大。箭杆多为木质,长约80厘米左右。箭的全长约85厘米左右,箭尾装有尾羽。装箭用的“菔”箭袋)有竹制与皮制两种。大约每十支箭为一组,装在箭“簸”里。青铜镞的制造方法,是合范浇铸成型的。一范有6一-7个镞模,一次即可铸出七枚箭镞。这样,箭镞的生产速度和数量都可大大提高。商代的弓也有了很大的改进,它的构造,已脱离了原始单体弓的阶段,成为复合弓。即不是用一条天然木或竹片弯成,而是用几片木或竹材,制成重叠弓。在将弦解除后,弓体即反向回曲,可保持良好的弹力。弓体长约65一75厘米,张弦时长约160厘米,约相当于成人的体高(杨泓:《弓与矢》。这样的弓,张力大,弹力强,射程较远。

戈、矛、钺、斧、矢等,除了青铜质的以外,还有石质、骨质的。它的数量在商代出土兵器中,也不少。当然,制作的精细水平已不大同于夏代。

防护兵器,是同杀伤兵器同步发展的。自古有戈即有“干”,“干戈”是古代泛指兵器或战争的一个词“干”即是盾,是防护身体的战斗器具。防身兵器,在商代有甲胄和干(盾)。甲是穿着在人、马身体上的防护服,胄是保护头部的头盔。干(盾)是持以抵挡对方矢和刺杀兵器的器具。

商代甲胄,主要是皮革制成的,同时,也出现了青铜制造的胄(铜甲尚无发现)。商代畜牧狩猎业和制革手工业的发展,使皮甲制造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甲胄是用牛皮制作的。犀牛和野牛皮质坚韧,抵抗力更强,贵族长官或主要甲士的甲胄,可能用犀牛、野牛皮制作。皮甲,是由整片皮革制成龟甲式发展到多片皮革制成鱼鳞式的。商代皮甲根据稀少的出土残迹看,可能还是以整片皮甲为主。由于皮甲的制作技术提高,故商代皮甲对青铜兵器的防护还是相当有效的。青铜制的胄已在商代遗址中出现。胄的形体是仿头颅的罩式头盔,顶上有插羽缨的细铜管,前额有威武的兽面纹,两旁及后壁下延,可护住颈项。铜胄铸造的虽较笨重,但防护力却较强。

干(盾)是从原始防御矢石的木干发展下来的。商代的干(盾)成方形或长方形,四边有框架,中央有纵向细木梁。盾为木质,盾面涂黑漆或彩绘。干盾在商代已普遍使用。现可见到金文图形族徽中,有手执干戈者的图象(见觚文《金文编》附录)。

战车,是商代重要的战斗运载工具。战车的制造,商代后期已达到古代的较高水平。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商代战车形制是独辕、双轮、方舆(车箱)长毂,车辕后端压置在车箱下面车轴上辕尾稍露出车箱后,辕前端横置车衡,衡上附轭,用以驾马。轮径较大,直径约135一138厘米,辐条18-24根,车轴长300厘米,两端镶有铜夹,辕长约290厘米,衡长约110厘米。车箱宽约115厘米,深约80厘米。四周有轩桎,桎间有栏,舆后门供上下。舆内可容甲士3人及所携带的兵器。一车用二马或四马驾驶。车辕两侧的二马称服马(辕马),两外侧各一马,称骖马。左为左骖,右为右骖,驾车的一人(称御者)位车箱中央对正车辕,以保持车的平衡和控制骖马和服马。左右两面各一人,右为武士(称戎右),左为主帅或车长。注:关于车上御者与主帅位置,尚有不同说法。杨伯峻注《左传·桓公三年》认为:“古代兵车,主将在中,御者在左,车长在右”。)

总之,商代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兵器装备较夏代有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后期,青铜兵器和战车的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高水平。

第五节商代军队

一、商代军队的编制

商代军队的编制,根据古文献的零星记载和甲骨文中卜辞,大体可以判断,在武丁及其以后时期,有了“师”“旅”“行”几儿级的编制,这几级编制又各分为右、中、左三部。从武丁、文丁时卜辞中有“王乍(作)三自师)右、中、左”的记载看,“师”是商王朝军队的最高编制单位“三师”是其军队的总额,三师是按右、中、左区分的。又卜辞中有“左旅”“右旅”“王旅”出现。武丁征鬼方时,卜辞中有“登旅万”等,可知当时“旅”也是军队编制单位的名称,且旅也按右、左、中“王旅”疑即“中旅”)区别。卜辞中有“缶中行征方”“宙用东行”..上行左”“亩口右亩”等“行”,专家们研究认为也是军队编制单位的名称,“行”也是按右、左、中区别的“师”“旅”“行”,有的学者认为是三级编制名称,即师下辖旅,旅下辖行,且认为“行”又分为“大行“小行”“小行”为百人编成“大行”包括右、中、左三“小行”,当为三百人编成“小行”以下的编制名称不可考,但认为是按十进位制(即十人为一最小单位,十个最小单位编为一小行)编成的。旅的编制人数,据认为是由右、中、左三个大行编成的,人数为一千(但如按每个大行为三百人,则旅应为九百人。假如加上旅的指挥,通信等人员共百人,也可成立)“师”则由右、中、左三旅编成,人数约为三千。全军以三师编成,人数约为九千,如果加上指挥、通信、警卫队伍,人数约万人。如果此说可信,则商王朝军队的师、旅、行,是按三三制编成的。行以下是按十十制编成的。究竟是否如此,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商军已经有了一定编制体系,则是肯定的。

按照上述编制序列,还难于反映出步兵、车兵的不同编组及其数额。从殷墟出土商代战车形制和古文献记载可知,一辆战车的乘员是三人,即一名御手,两名战士,这是一车的基本编制,称为

“乘”,至于由战车组成的部队如何编制,还弄不清。

二、商代军队的训练

商代军队的训练情况缺少文献资料,难知端倪。只能从周代的按农业生产季节以狩猎方式教民战斗来推测,大概也是结合狩猎进行的,尤其是从事游牧的部落。至于战时,大概是在临战前进行简单训练的。从《礼记·王制》及其注疏中和《孟子·滕文公上》中透露出,商代统治阶级设有贵族子弟学校,名日“序”,是专门教育从太子到“元士”之“适子”的,这些贵族子弟十三岁入小学,二十岁入大学,除了学习诗、书、礼、乐外,还要学习射(箭入御(驾车)。这些贵族子弟学习到规定年限,经过考察,优秀的就可授以官爵。当国家准备战争时,便教他们学习“车、甲”即军事训练,然后,分别任军职。由他们再去训练兵卒。

三、商代军队的战斗形式

商代军队的基本战斗形式,大致类似西周的军队,以战车排列成横队,行正面直线冲击或迎击。步兵大约是排成方队,直前冲击的。

四、商代军队的指挥与通信

商代军队的指挥和通信联络,可能已设置了辅助指挥的人员和采取了信号(目视的如旗;音响的如铎、鼓等)与运动通信(如乘马、乘车传递号令等)手段,以保障指挥和联络。如商王调集各部族、方国武装远征鬼方、淮夷等大规模军事行动,决不是一个统帅个人所指挥得了的,而不断传递情报、号令,也必有专司其事的人和工具。这从后来周军的情况可以推测出来,只是,古文献缺少这方面的记载,详情难以考察。

五、商代军队的后方勤务

商代军队的后方勤务,从《周礼·地官司徒·乡师之职》郑玄注“辇”,引《司马法》说“殷日胡奴车“殷十八人而辇”可知用人力挽拽的辇,商代名为“胡奴车”,是由十八个人挽拽、用于装载军用器物的,至于随军供应的人、马的粮、秣,可能用牛车乃至马车运载。大军远征,亦当有专门的“远输”队向前方运送兵器、物资、粮秣,供应军队“千里馈粮”,决非只是春秋时事,夏、商代当即有之。战时就地取给,也一定是军队后勤供应的办法之一。只是那时地广人稀,特别是与鬼方、淮夷的战争,战地可掠取的东西一定很有限,

这就势必增大了后方前送的负担和困难。“千里馈粮,人有饥色”,人、马所需粮秣的供应,从古就是军队征战行动最重要的后方保障。商代中后期大规模军事行动持续时间可达数年,其后方勤务的组织保障规模也一定很可观,可惜古文献不见记载。

第六节商代国防与筑城

一、国防

商代国家的边界,还不是很明确的。国家平时的防卫,也不是沿边界设防的。国王所在的王都和国内许多统治据点,就是国家防卫的主要目标。王都(大邑)和各统治据点,是国家和各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对这些目标的防卫(当时还没有国防这个概念)就是当时的国防。

商朝的王都从开始到灭亡,不止一处。汤王都毫(今河南商丘北),到仲丁时迁都于嚣(即傲,今河南荥阳东北),河宜甲由嚣迁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于邢(即耿,今河北邢台东),南庚又迁于庵(今山东曲阜),到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后,才固定下来。到帝乙末年,又迁都到沫(今河南淇县朝歌),直至商亡。商王曾经建都过的地方,连同以往被灭亡的一些方国如葛(今河南宁陵北)韦(令河南滑县东入顾(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今河南许昌)等所属的邑,以及原来一些部族的居住中心,商王都派出本族的贵族加以驻守(称为卫)。这些大小都邑,都是一方的统治中心,都建有防卫设施,即“城池”。每个城池,都有商王分封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机构,他们都有一定的武装。这些城池连同其守卫武装,就构成了商朝基本统治区(王畿)。而在王畿以外的一些外服的方国,也都以其方伯所在地构筑城池,建立武装。这些方国的城池,形成了商朝的外层拱卫据点。商朝后期,从甲骨文中考证,曾经在边境地区的要地,设置有戍守部队,这种部队的长官就称为“戍”。其编成内有戍卒(步兵入戍马(乘马兵入戍射(专门的射箭部队)。戍守边境要地的部队,必然也要构筑城池或堡垒。因此“城池”是商代国防设备的基本形式。

二、筑城

城池的建筑,是一项重大的军事设备工程,它以符合军事防御要求为主要标准。因而,它的位置选择,首先要从国防的全局着眼,使其能控制所辖的统治地区或通往国都的一定的防御方向。还须从利于防御作战着眼,选择在易守难攻的地形上,最好有天然障碍(山、河、泽等)作屏障。商代甲骨文中,有若干“作城”的卜筮,其中就有某地筑城是否合适的问卜。说明当时已认识到选择城址的重要。而商城的遗址又多在靠水、近山地方,是着眼于当时军事防御的。城又是当时统治阶级聚族而居的地方,因此,除了军事政治的考虑外,还要考虑生产环境和生活条件。已发现的商城遗址,多在沿河土地肥沃地区,就是考虑了当时有利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条件的。

筑城这项军事工程,商代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已发现的商城遗址看,城池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城墙相当高、厚而坚固。河南偃师商城(可能是汤都西毫)面积虽不很大(190平方米),城墙厚达1925米,最厚的部分达40米。城墙用夯土筑成,建筑程序是先挖槽建基,夯土把基础打实,到与地面平时,向两侧扩宽基部,再向上逐渐收缩,形成下宽上窄的土墙。城内有登城道可从干道直上城墙顶。城内大型宫殿基址周围有宫城环绕。河南郑州的商城遗址(可能是仲丁的王都),城周长约7公里,城墙是夯土筑成,底部宽达20米。殷墟面积在24平方公里以上。没有发现城墙,但有一条大壕沟,宽达7一21米,深5-10米,长约800米,由东南向西北蜿蜒,通到洹水南岸,与洹水共同构成一个大环形防御壕(池),仅就这两项工程来看,规模都是很大的。郑州商城城墙堆土当不下几十万立方米,虽是就地取土,但工作量也是够大的。城墙上部的设备,因无遗迹保存下来,也无文献记载,故不得而知。

第七节商朝巩固和扩大统治的战争

商汤推翻夏桀建立起商王朝统治后,在位年数很长,国势得到稳定。但汤死后,王位继承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因汤之长子太丁早死,由汤之次子外丙继位。外丙不久死去,由其弟仲任继位。仲任不久死去,王位应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太甲年幼,被伊尹放逐于桐,王位落于伊尹手中。七年后,太甲复位,继续汤王的事业才进一步巩固了商朝的统治。从太甲到太戊,历经七王,商朝的统治处于比较稳定的时期。

一、征夷战争

仲丁之后,商王朝内部连续发生王位的纷争“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被破坏,“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史记·殷本纪》)。王位的纷争,造成了混乱局面,削弱了商朝的统治。原来臣服于商的一些方国、部落乘机摆脱控制,发起向商朝的进攻。其中夷人中蓝夷,大概是反商势力最大的一个部落。为了***反商的方国部落,仲丁进行了征讨蓝夷的战争。仲丁的征讨并未成功,经其弟外壬,再传弟河亶甲时,又继续征蓝夷。夷人的反抗可能很顽强,大概到祖乙时,才平服了蓝夷,解除了来自东南方的夷人的威胁。商王朝对夷人(蓝夷)的讨伐战争,持续进行了四个王的年代可见这场战争拖的时间是不短的。战争的具体情况无可考,但战争相当激烈与残酷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期间,商王河亶甲还征讨过班方。《竹书纪年》中还有“征戎”的记载,也可能是在这个期间发生的。这些在盘庚迁殷前的战争,大抵是为巩固商朝统治而在中原地区进行的,是***被统治氏族部落和方国要求摆脱统治的战争,也是商朝巩固统治权的战争。这时期的战争,虽无资料可考,但它在政治上巩固了商王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锻炼和增强了商王的军队,对商朝后期兵器工业的发展和对外远征战争,都有重要作用,这大概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征夷战争是在淮河平原地区进行的,当对战车和车战的改进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盘庚迁殷与武丁征战四方

祖乙后,又经过祖辛到阳甲五个王的更替,商朝王位之争并未解决,且继续仲丁时开始的王都迁徙,使居住在王都的贵族和平民,感到“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尚书·盘庚下》),因而生怨,使商朝的统治几乎到了难于维持的局面。

盘庚继位后,为了扭转困局,巩固并扩大商朝的统治,乃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这是商朝历史上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迁都。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巩固了商朝的统治,奠定了商朝新发展的基础。商代历史,也以盘庚迁殷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殷,位于太行山脉东南端之山前平地,洹水岸上,傍山临河。地理上,虽偏于中原地区之北部,但接近威胁商朝统治的西北方诸方国,在当时形势下,有利于商朝统治的巩固与扩张。

盘庚迁殷后,经过治理,到了武丁时期,商朝势力强大起来。相传武丁少时生活在民间,了解“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即位后,任用甘盘、傅说(传傅说为奴隶出身)为相,励精图治,使商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商朝四周的一些方国、部落,也逐渐强盛起来。其中,地处西北部的(鬼方)和土方,势力特别强大,它们的社会尚处于以掠夺战争为正常职业的军事民主制时代。常侵入殷之西北地区抢夺庄稼、牲畜以至人口,尤其是收获季节,抢夺更加频繁。有时分别出动,扫荡若干邑落,有时结成联盟,合兵侵掠一处或配合进攻某一地区。这使商朝西北边境严重不安。它们经常以各种借口,拒绝职贡,甚至起兵反抗,企图摆脱商朝的控制,因此武丁便连续多年四方用兵。从甲骨文上看到,武丁曾登人五千伐土方;亲率大军伐防;协同仓侯虎伐攀方;令妇好伐龙方;又曾征街、讨循,克題。不仅和西北多方多次交战,而且还南征虎方,东征夷方。据有的学者对甲骨文的记载统计,武丁征伐对象包括了上百个方国、地区,有时几条战线同时作战。如一块大龟腹甲上契刻有连续进行的四组卜辞,问商王是否和望乘大军一起伐下危;是否要和沚臧大军一起伐巴方,是否征夷方、伐龙方。同一日的占卜遗存还有五版大龟,由另一位贞人在上面连续占卜,反复贞问王究竟是亲往伐下危,还是伐巴方。一旬以后,四条战线的主将已选好,武丁再次卜问,他和妇好将参加哪一路大军的行动。这些战争有的旷日持久,如伐方,直到武丁之子祖庚时方结束。有的苦战数月,如缶拒绝来朝来献,武丁先派雀、史、多臣相继前往讨伐,还亲自率师出征,最后又令子商领兵摧毁缶与基方的联合抵抗,前后历经四个多月的多次征战,才擒杀其领袖,结束了战争。也有速战速决的,如伐缶同时又攻宙,原拟出兵日期,因卜兆不吉,推迟五日出兵,车战失利,次日再战,大捷。武丁时大规模的对外用兵,根据卜辞和古书的零星记载,经历代专家考证,约略可知以下情况。

武丁伐舌方战争。吉方是活动于今陕西北部和内蒙古河套地区的游牧部落,甲骨文中有关舌方的记载很多,从而可知其领袖矮曾臣服于商。后叛殷,成为西北多方反殷联盟的首领,曾带领舌鮮方并联合土方屡屡侵犯商朝西北部的属国沚、蚁等,构成一大威胁。沚国西为方,东邻土方,两面受敌,自然要不断向商王求援,因此武丁经常卜问青方是否出动,袭扰哪一地区,会不会造成灾难性损失,而这种祸祟又是哪位神灵降下的惩罚。在边境属国不断告急的情势下,武丁决心调集兵力,征讨方。伐方的时间据《竹书纪年》载,是在武丁32年。为伐舌方,最多一次聚众1.3万包括常备军的一个万人组织和临时征集的三个千人组织,这在甲骨文的记载中是绝无仅有的。而一次登(征)人三千、五千的卜辞更为常见,可知在征伐过程中,曾多次补充兵员。在对访的战争中,武丁十分重视掌握敌人动态,不仅命令驻守西境的武官和地方行政长官严加监视,还调集多仆和五千士兵专门负责守望方行动。对于具体作战案更作了细致策划,如占方出动是否由王亲自率师迎击、舌方遁走是否要乘胜追击。此外军队的部署和将领的委派都经过反复占卜。甲骨文还记载出征「防前,举行了隆重仪式,由减再述王命,然后大军以沚馘为先行,带领先遣部队,在前头开进,武丁亲率王师主力跟进。单、羽的贵族武装,是王师的核心,多臣、多仆也被武装起来投入战场。此外,受命出征的将领还有戊等。吉方也与土方加强联盟以对抗商军。大约开战后第二年秋季,战斗最紧张、激烈,武丁在此季节就曾七次下令征调援兵,每次三千人或五千人。据有人统计,38日内共征调兵力约二万三千余人。由于百方是游牧民族武装,机动性强,一遇不利形势即分散退去,使武丁的大军无从追踪。因此战争持续了三年多,终于以武丁胜利而结束,但舌方并未被彻底消灭。从卜辞看,到商王祖庚时,才由革擒到舌方首领,此后才不再有关于舌方的卜辞。

伐舌方的战争是商代后期的一件大事。它动用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上古史上是罕见的。商王武丁因此次战争的胜利,连同其他战绩,受到殷人的极大崇敬,被尊为“高宗”。

武丁南伐荆楚战争。《诗经·商颂》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歌颂武丁深入南方险阻之地,俘获大批军众的战绩。甲骨文也记载武丁在南土立三大史,分别配合在汉水流域的我、曾、举三个方国的军队,在南方征伐与镇守。武丁曾率王师屯住于曾,征伐中方,令望乘与举征伐虎方又征公方。武丁还伐过巴方,巴方可能在靠近大巴山一带的长江沿岸。由于道路险阻,武丁派征鬼方时任先遣队将领的沚或带领一支先遣部队开通道路,侦察敌情。武丁则率主力部队亲征。甲骨文还记载,在战前“庙算”中做过这样的谋划,即令妇好与沚戬协同行动,先行布下埋伏阵,武丁则从东面对敌发动进攻,以便把敌人驱赶入妇好的埋伏阵内,围而歼之。这是我***事史上关于布阵设伏、合围敌军战法的最早文字记录。

武丁除了征伐鬼方、土方、荆楚巴方等外,还征伐过西部、东部等许多方国,如缶、蛋戥、湔、基、虎等,其征服的范围包括从西北到东南、从北方到江南的广大地区,达到了商王朝的极盛时期。

三、廪辛、康丁征羌、危战争

武丁死后,祖庚、祖甲先后继位,其间没有什么大的战争,商朝处于一个和平发展时期。但祖甲“淫乱”,他在位33年,社会矛盾开始激化起来,诸方国又开始反抗商王朝的统治压榨。

廪辛、康丁,继祖甲先后在位。他们一面沉溺于腐化的生活,一面对外用兵,发动征伐弓、戲、為、患(辔)系等方国的战争,并征调卫、虎、受等十几族“王众”出戍。其中对羌方的战争,从甲骨文卜辞和古***载中,约可见其大略。

羌方是在陇山及其以西、以南地区(今陕、甘交界及以西)的羌人的部落,廪辛时开始强大起来,威胁到商朝的统治。康丁时,羌方大举进犯,冲破戍军防线,使其陷入危险的境地,以致商王曾考虑是否要将戍军撤回。经过卜问和考虑,采取了增援和反攻计划,即一面向戍守地增派援兵,一面令戍军在戍守地区防御,并从几个地点主动出击,但避免同敌人进行决战,然后调集“义行”“亩行”等军队,讨伐羌方。这种在强敌面前先采取防御,保存力量和保护阵地,消耗敌人,争取时间,调集兵力,改变力量对比,创造条件,再转入进攻的战法,使我们看到了后代积极防御思想的萌芽。由于采取了这种正确的作战方法,使康丁伐羌战争获得大胜。战争结束后商王朝将羌方伯的头颅献祭祖先,并派王族戍守夺来的羌方土地。羌方的侵掠被阻止了,但羌方反抗并未被完全压服。到帝乙帝辛时,羌方仍为四方国之一,以后更参加了伐纣的战争。

廪辛、康丁时,还进行过讨伐危方的战争。地处今河南永城和安徽宿县一带的危方,对商王朝时服时叛。廪辛、康丁时,商朝出动大军,经过一场大战,打败了危方,擒杀了危方首领。稍晚的一块卜骨上记载,小臣犒参加了伐危、经过醫地的战斗,大获全胜,俘虏敌人及马车、盾牌、铠甲、武器成百上千,并将俘获的方伯首领若干一一杀祭先王。此危方与武丁所伐之下危当有一定联系。

四、武乙、文丁、帝乙的征战

继商王康丁之后,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代商王,都更加“惟耽乐是从”,并加紧对商朝内服外服的搜刮和奴役。西方和东方方国接连起而反抗,商王也就接连发动讨伐战争。

武乙时,西方的弘方和旨方联合起义。武乙亲率沚国等部族进攻旨方,途经饽、塞等地,俘虏了旨方几千人民,武丁到河(黄河)渭(水)之间打猎,被雷击死。

文丁时,曾出兵征伐归国(今湖北秭归)。帝乙时,西方诸方国、部落的反抗更激烈,迫使帝乙率蚁伯等侯、甸再次征伐戲方,弓方、翔方、隰方。同时江淮之间的夷人又西进中土,威胁到商朝的后方帝乙九年二月,夷方出现了大举进攻商朝的迹象。帝乙遂出兵伐夷,商军沿沁水睢水前进,在进到今河南睢县附近时,遇到孟方的中途截击。帝乙遂率诸侯亲征孟方伯炎,取得战争胜利。帝乙十年九月,又出征夷方,到达了淮河流域的攸国。攸侯喜率兵与商师会合,共同征伐夷方及林方,战争持续到次年三月结束,商军胜利而归。帝乙十五年再次率诸侯征夷方,进军地区更广阔,包括齐、顾等地。这次征伐擒住夷方伯。但直到帝乙死时,夷方并未被商王完全***下去。

五、帝辛的征战

商朝最后一位王一帝辛(殷纣),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著名的暴君。从《史记·殷本记》的记述看,帝辛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物。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自恃智与力过人,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在他统治时期,商朝衰败以至灭亡。纣“好酒淫乐”,“厚赋税”,“重刑辟”,重用坏人,诛杀好人,以致内政腐败,内部矛盾激化。纣又好穷兵黩武,对外继续帝乙的军事征服政策,不断进行征伐战争,古书有“纣之百克”的传说(《左传·宣公十二年》)。其中,从甲骨文及金文的记载可知,纣曾对人方(即夷人)大举用兵两次:第一次是在帝辛十祀九月至十一祀七月,长达十一个月。第二次是在帝辛十一祀时。战争的起因,据传是纣在黎举行军事演习,东夷拒绝参加,纣乃大怒,举兵伐夷。伐夷战争的情况,史无记载,但从其持续时间和俘虏了“亿兆夷人”的战果看,规模和激烈程度也是很大的。

商纣征夷战争是胜利了,但他的统治却在胜利后被推翻了。在他征夷回来,于王都(朝歌)庆祝胜利时,周武王的军队,突然出现在王都的附近。纣王仓猝应战,被周军迅速击溃,纣落得身死国亡,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六、商朝后期战争特点

商朝后期的对外战争总的说,是巩固和扩大商王统治的战争,对于保护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于扩大中原文化的传播范围,有积极意义。但战争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掠夺性,遭受战争蹂躏过的地区,人民除被杀者外,多被虏为奴隶,财物、牲畜被劫掠,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私产。部族、方国间矛盾加深。商王在征伐战争中,几乎全凭强大的武力打破方国的抵抗,即以“伐兵”为上,而根本不重视“伐谋”“伐交”即以政治攻势达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运用;对战争俘虏采取收为奴隶和杀戮政策,加剧了与方国的对立和仇恨。这与商朝创立时商汤伐夏桀战争全然不同。这固然反映了商代后期国力兵力的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商代后期政治上的反动腐败,对诸方国的过度压榨,使其丧失了政治上的号召力。军事上则反映出商王的穷兵黩武的特点,不重视也不善于运用谋略。在战略指挥上,迷信卜筮,决策取于鬼神,不把对战争胜负的“先知”放在“取于人”的“用间”上,因而在兵力使用上,便出现了逐次增加兵力的错误(武丁伐鬼方一个多月连续征兵五次就是例子)。其根源在于没有真实的足够情报,对敌方力量估计不准,因而集中兵力不够,从而延长了战争时间,增大了战争的消耗。商王多把战争视为眩耀武力、游猎取乐的好机会。出征中,沿途游猎,寻欢作乐,并不认真严肃地去指挥作战,这也是商朝后期战争中的一种腐败现象。

商朝后期战争,作战地区多在边疆,地形、交通都不便之地。因此,军队主要是徒兵,战斗主要是步战。车大概多为国王及贵族长官乘用。战斗的情况,史无记载,已不可考。但军队出征距离甚远,且需深入复杂地形的方国部落地区,因此,产生了先遣队的组织。先遣队为主力进军开辟道路,扫除障碍,保障主力军顺利的前进,这是军事史上一个创举。同时,适应军事运输需要的“乘马服牛”的运输工具,也有所改进和发展。由中原通往四方的道路也因此得到开辟。

远征鬼方和荆楚,扩大了战争的地理范围,开阔了中原人士对中国广大地理环境的认识,增加了军事地理知识,积累了在各种复杂地形上行军作战的经验,对中国古典军事地理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战争的频繁和作战对象的多样,对兵器必然提出新的要求。商代后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兵器不论在造型上或坚硬锋利程度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特别是弓箭的改进。这不能不是当时战争经验和要求的反映。

第八节商代主要军事人物和军事思想

一、商代主要军事人物

商代六百多年间,大小战争不下百余次,在战争中出现了一些军事人物,从甲骨文和古文献流传下来的比较有名的有:汤、伊尹、武丁、妇好等。汤和伊尹的事迹已见于汤伐桀战争武丁和妇好的事迹,已见于武丁征方国战争。

商汤,殷虚卜辞作“唐”也称“成”,灭夏桀后,自称“武”,故后世称他为“成汤”,也称“武汤”,庙号“大乙,“天乙”。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小(国)胜大(国)以下(属国)伐上(共主国入建立起一个新王朝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汤是夏朝所属的方国一商的国王。他在伐夏桀战争时,占有的国土不过七十里(约为今30公里,不过千平方公里,兵车不过三百辆《淮南子·主术训》),“良车七十辆,必死(敢死队)六千人”《吕氏春秋·仲秋纪》)竟把有六百多年历史的“霸有天下”的夏桀消灭了。这一历史性成就,除了夏桀的政治腐败,军事无能和汤的政治进步的因素外,汤善于用兵,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汤在军事上的成就,除前面说过他伐桀的战略兼用“伐谋”“伐交”“伐兵”和各个击破外,还有他善于选拨和训练精锐的敢死队。在作战指挥上机动灵活,善于把握战机,快速行动,突然袭击,速战速决,这些都是适合于以小攻大的战争特点的。

伊尹,是商汤的“相”,名“挚”,号“阿衡”。传说出生于空桑,关于他的出生有一段神话。说他的母亲住在伊水旁边,怀孕后,梦见有神告诉她“臼水出而东走”,其母天明后见到臼水出来了,赶急招呼邻居一同逃走,走出十里路后,回头一看,原来住的地方都被水淹没了,母身死化成空桑,他(伊尹)便出现在空桑,被有莘氏的女子抱回去,献给了有莘氏酋长,酋长命令厨师抚养他长大成人(《吕氏春秋·孝行览》。至于伊尹如何成为汤的“相”,一说,伊尹在有莘氏酋长家里当了厨师,商汤听说他很贤德,派人向有莘氏酋长索取,酋长不给,汤便娶有莘氏女为妻,伊尹作为陪嫁的媵臣(家庭奴隶)随嫁到汤处,利用给汤当厨师的机会,接近汤,被汤赏识,受到重用。另有《孟子》中说,伊尹是个处士(高级知识分子),汤专门派人去聘请来作“相”的,不过多数古书均说伊尹是有莘氏的滕臣,出身微贱。他被汤赏识后,便积极协助汤谋划灭夏。伊尹很有军事政治才能。本章第二节已讲过,他亲自打到夏桀内部,侦察桀的情况,协助商汤制定符合夏商双方情况的战略,并辅佐汤指挥作战。伊尹在汤死后,曾连任三世商王的宰辅,对巩固商朝统治有重大作用。《汉书·艺文志》道家书目中,首列《伊尹》五十一篇,并注以“汤相”,该书早已佚失,内容不详。但古道家书中多有言兵的,《伊尹》书中当也有关于用兵的内容。

武丁,是商代第22个王,是商后期王朝复兴的著名的国王。古书说他早年曾参加过劳动,同“小人”生活在一起,知道种田等劳动的辛苦。又说他从土木建筑工人中,选出一个名叫傅说的人作宰相,帮助他把衰败的商王朝治理好了。武丁的军事功绩已在本章第六节中讲过了,甲骨文中关于他的事迹记载较多,从他的战争生涯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勇敢而有决断的军事统帅。他能在四方方国部落纷纷叛殷的***局面下,毅然举兵征讨,甚至同时四方用兵,而终于取得征战的胜利,平定了各方叛乱,巩固了商朝的统治。这说明他在军事力量建设上是有办法的,战争指挥上是勇敢果决的。他亲自率兵远征,敢于深入僻远艰险地区,战胜对手,说明他是勇敢善战的。他被商人后世尊为“高宗”,受到代商而兴的的周朝大政治家周公旦的推崇,不是没有缘由的。

妇好,是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古书关于她的记载虽不多,但甲骨文却有不少她用兵作战的记载,本章第六节中已引证过。从殷虚发掘出她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贵重陪葬器物,可见她当时是很受尊崇的,她的陪葬品中有大量青铜兵器,证明她生时是武功盛大。从甲骨文卜辞中可知,她既被武丁派出单独率师征伐过方国,也曾和武丁一同出征过,还在伐荆楚中,独立指挥一个方面,与武丁配合作战。可见,她是武丁复兴商王朝战争中的得力军事将领之一。

二、商代军事思想

商汤和伊尹,是商代开创时期的军事人物,武丁和妇好,是商代复兴时期的军事人物,他们各代表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所代表的商代军事思想的基本特点是:笃信上帝、神灵,军事行动的决断经常要借助卜筮;出师征战,都要打着上天命令的旗号,以宗教迷信动员军民,并以此威慑敌人;采取先发制人的进攻战,并把“兼弱攻昧”乘敌衰弱和昏暗而攻之)“取乱侮亡”乘敌内部***、衰亡而取之)作为攻伐的有利时机而利用之《尚书·仲虺之诰》)重视建设一支精悍的突击队,实行出敌不意的袭击战;以杀戮和罚做奴隶作为强迫军队作战的纪律手段,表现出奴隶主贵族阶级压迫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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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附·中国上古军事年表

附·中国上古军事年表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中国远古时代      约前170万年一前10万年            原始人群一从云南省元谋人及其文化时代到辽宁省营口市金牛山人及其文化时代。      约前10万年至前6000年        ..

结语

结语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时代,是中国上古军事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高峰,这一时期不论在军事理论上还是军事实践活动上,都创造出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是中国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尽管世界..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下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下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第八节战国时代的军队一、军队已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军队军队在战国时代是继春秋之后一个更大的发展时代。战争是战国时代的主要特征。战争的需要,促使军队的数量不断扩大,军队的质量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上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六章战国军事史第一节战国军事概要一、战国时代是春秋时代的沿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时代,是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建立了地主阶级专政后,在互相争战中实现大一统封建帝国的过程。这个过..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下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下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第八节春秋后期战争一、弭兵会后的列国形势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组织的诸侯弭兵会盟后,春秋列国的形势,出现了关系和缓的局面。晋、楚、齐、秦四强国,都因国内矛盾尖锐化,被迫放松了争霸斗..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中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中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五节春秋中期战争(二)公元前643年十月八日,齐桓公卒。其生前内宠六夫人各生一子,争夺君位;内宠侍臣易牙、竖刁袭杀群吏(齐国诸大夫),立公子无诡(长卫姬所生)为君。齐桓公生前确定的继位人昭(郑姬子),被迫出走宋国(因桓..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上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上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五章春秋军事史第一节春秋军事史概要一、春秋时代是中国社会奴隶制衰亡、封建制产生的时代,是周王失掉统治力但却保持着周朝国号、年号的诸侯国相互争夺和兼并的大动乱时代。这个时代,始自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

第四章西周军事史

第四章西周军事史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第一节西周军事概要一、西周是周代的前半期,是继商代之后,统治中国二百多年(公元前十一世纪一前七七0年)的一个王朝。周王朝的世系(先世至西周末)如下:(一)周先世世系。二、西周是从商朝的一个方国,不断以政治军事手段扩大自..

第二章夏代军事史

第二章夏代军事史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第一节夏代军事史概要夏朝,是中国从原始氏族制过渡到奴隶制国家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约从公元前21世纪开始,到公元前16世纪(四百多年),由姒姓奴隶主贵族专政的王朝。夏朝从禹开始,至桀灭亡,共传13世、17王。如果从禹子启开始..

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军事史

第一章中国原始社会军事史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第一节中国的原始社会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四千多年前(公元前21世纪),中国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前,中国有一个漫长的原始社会时期。根据考古新发现,约在170万年前中国就有了原始人一一中国猿..

序言

序言作者:中国·高锐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这本《中国上古军事史》,叙述了中国从原始社会到战国时代的军事历史。这本史书所包括的历史时期,从黄帝时代起,到战国时代止,上下约有四、五千年。其间经历了黄帝一尧舜一夏商周(西周)一春秋一战国几个历史时代。从社会性质上区分,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