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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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春秋军事史·中

作者:中国·高锐

出自————《中国上古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第五节春秋中期战争(二)

公元前643年十月八日,齐桓公卒。其生前内宠六夫人各生一子,争夺君位;内宠侍臣易牙、竖刁袭杀群吏(齐国诸大夫),立公子无诡(长卫姬所生)为君。齐桓公生前确定的继位人昭(郑姬子),被迫出走宋国(因桓公生前与管仲共同托付宋襄公立昭为太子)。第二年(公元前642年)春,宋襄公便联合诸侯率兵送齐太子昭回国。齐国贵族杀死无诡,将立昭为君。齐桓公另四子纠合徒众攻昭,诸侯兵撤,宋军单独征战齐四公子兵于觑,击败四公子,太子昭立为齐君,是为齐孝公。齐桓公死去,齐国经此内乱,国势骤降。中原诸侯顿失霸主。于是宋襄公便图谋代替齐桓公。

一、宋襄公的图霸战争

(一)襄公当国及图霸活动

宋国自春秋前期宋殇公(公元前719年一前711年参与中原诸侯争霸战争(十年十一战)后,到宋襄公即位之年(公元前651年)近七十年间,经历殇公(十年入庄公(十八年)闵公(十年)桓公(三十一年),共进行过大小三十一次战争。其中,宋桓公在位三十一年间,正是齐桓公霸诸侯的兴盛年代(宋桓公即位于齐桓公五年,卒于齐桓公三十五年)。宋桓公元年,正是齐桓公第一次主持诸侯(齐、宋、陈、蔡、邾)会盟之年(北杏之盟)。由于宋桓公背盟,致在第二年遭到齐、陈、曹及周单伯的联合征伐,被迫与齐讲和。此后,宋便成为齐国的主要同盟国,参与齐桓公主持的会盟与诸侯联军的征伐战争,宋桓公在位卅一年病死。子兹父继位,是为宋襄公。宋国在桓公统治的三十一年间,国内保持了安定,对外没有单独与邻国进行过战争,参加诸侯联军出兵九次,但都没有进行过主力战争。这就使宋国国力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到宋襄公继位的当年,正是齐桓公第八次会诸侯于葵丘之年。宋襄公尚未正式即君位就参加了这次会盟。会盟后,襄公即君位,用其庶兄公子目夷(字子鱼)为左师,宋国加强和改善了内政,国势昌盛起来,到齐桓公卒年(公元前643年),宋襄公已在位八年。这期间,周王室内乱,又遇戎人侵略;晋国内乱,晋惠公借助秦国武力回国即位,不久晋、秦发生了韩原之战;狄侵卫,诸侯救卫;淮夷侵杞,诸侯为杞筑城缘陵;楚灭黄,伐徐,诸侯出师救徐;狄侵郑等一系列事件,说明列国开始***起来;而楚及戎狄从南北两面对中原诸侯国的进攻,极大的威胁着诸侯国的安全。

宋襄公在齐桓公死前的八年中,对外除了参加三次诸侯会盟,三次联合出兵(救卫、戌周、救徐)外,还单独进行了一次伐曹战争(襄公六年),目的是报复三十五年前(公元前680年)曹曾参与齐、陈联军伐过宋。这次伐曹战况无可考。但说明宋襄公这时已有了称霸的野心。齐桓公死后,齐太子昭依靠宋襄公以武力立为齐孝公。这大大提高了宋襄公的政治地位,也增长了他称霸的野心。第二年(襄公十年)宋便召集曹、邾等小国会盟,企图先将东夷后裔拉到宋国一方。由于滕国君(宣公名婴齐)和鄭国君未如期到会,襄公便逮捕了滕宣公,又使邾文公将鄭子(鄭国君)捉住杀了,用于祭社神,企图以此威胁东夷诸小国。秋季,又以曹国不服宋为由,出兵包围曹都。子鱼不同意宋襄公的作法,认为襄公缺德伐人,不会成功。但宋襄公不审时度势,却急于仿效齐桓公,梦想通过主持诸侯会盟,取得霸主地位。

(二)盂地会盟襄公被掳

实际上,这时楚国势力已强大,并早已与齐争夺中原霸权了,齐桓公死后,楚国势必要乘机进攻中原。中原诸侯一失去齐国的支持,便感到了楚国的威胁。郑国首当其冲,郑文公便率先投降了楚国。公元前642年宋襄公在忙于扶持齐孝公即位时,郑文公便亲自到楚国朝见楚成王,受到成王的接待和赏赐,(“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之金,既而悔之,与之盟日:‘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锺”《左传·僖公十八年》)。在当时形势下,宋襄公也懂得,宋想代替齐国主诸侯会盟,没有楚国的同意是不行的。为此,宋襄公便在公元前639年邀请楚、齐两国与宋会盟于鹿上(宋地)。在会上,宋向楚、齐二国提出由宋主持诸侯会盟的要求,楚成王心里不满,表面上还是答应了,并约定采取乘车相会(即不用兵车的和平会盟)。于是宋襄公便邀请楚、陈、蔡、郑、许、曹诸国君于当年秋在盂(宋地,今河南省睢县盂亭)会盟(齐、鲁、卫未与会)楚成王并不遵守乘车赴会之约,而是利用诸侯会盟的机会,乘机袭击和污辱宋襄公。为此,他暗伏兵车与会,准备趁宋襄公不备,突然将其俘掳。至时,宋襄公发现楚王兵车与会,知道上当,乃急令子鱼回国主政。楚王即将兵围盂,捉走襄公,进兵围宋都,并威胁宋国说,如果宋不降服于楚,楚就将宋君杀死。宋左师公子子鱼态度很坚决,回答楚王说:“赖社稷之灵,宋已有君矣。兹父(襄公名)辱国,归将逐之”。子鱼不仅不屈服于楚,而且迅速加强了宋国的军事设备。楚见宋不怕威胁,兵围宋城又不能克,感到杀了宋君也得不到宋国,于是便派斗宜申到鲁国献捷(通报促住宋襄公的胜利)并约鲁僖公会于毫。当年冬,诸侯会盟于毫,楚便在会上释放了宋襄公。襄公无颜回国,便到卫国,子鱼迎其回国复位。

(三)宋楚泓之战

宋襄公复位后,争霸之心不死,第二年(公元前638年)夏,以郑文公到楚国朝见楚王为理由,联合卫、许、滕三国,率兵伐郑,企图用伐郑的军事行动,取威于诸侯。郑文公告急于楚,楚成王得知后,立即出兵伐宋救郑。于是便发生了宋、楚泓之战。

宋军在围郑不下之际,得,所退别结果宋国前进,襄公便决心撤郑围回师抗楚。宋军于十月底撤回国内。此时,楚军正经由陈国向宋国前进中。襄公为迎战楚军于国境之外,乃将军队前出至泓水(约为今豫东普济河)北岸,列阵以待。

十一月一日,楚军越陈(都今河南淮阳)抵泓水南岸后,便强行渡河北上。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军兵多,宋军兵少,建议襄公说:“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即乘楚半渡而击之。宋襄公不同意说“不可,君子不乘人之危(我不能在别人危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等到楚军渡过泓水,尚未列成阵时,大司马又建议:乘敌刚渡过河尚未列队成阵的时机发起反击,宋襄公仍不同意。直待楚军整队列阵完毕,宋军才发起反攻。宋军此时面对军势壮大之楚军,冒然举行正面冲突,不仅未能突破楚阵,反被楚军两翼包围。宋军溃败,宋襄公被卫队保护着突围出来,被楚兵射中,伤股。他的门官(卫队)全部战死。宋军伤亡惨重,楚军大胜。

泓之战,是齐桓公死后,楚国争霸中原的重要一战,也是宋襄公图霸活动遭到决定性失败的一战。泓战失败后,宋国上下一致瞒怨宋襄公。襄公却以“君子”“仁义”之道为自己辩解。他说“君子不重伤(不伤害已受伤的人),不禽二毛(不擒拿头发花白的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不在险隘之处阻击敌人)。寡人虽亡国之馀(宋是殷后,殷亡于周),不鼓不成列(不攻击未排列成阵之敌)。”子鱼批评他说“君未知战”,并说:当强大的敌人,处于险隘地形而展不开队阵时,正是天赐我之良机,这时阻而击之,有什么不好呢?即使在这种有利时机,还担心打不赢敌人呢。敌人不论老少,在战场上只能把他们都俘掳过来,怎么能顾及是不是二毛?战斗,就是要杀敌求胜,如果伤敌未死,为何不可以重伤?如果怜惜他还不如不打他,如果怜惜二毛,则不如干脆投降敌人

(四)宋襄公图霸不成的教训

宋襄公以迂腐的“君子”“仁义”之道应用于两军厮杀的战斗,实在是太愚蠢了。这充分暴露了宋襄公志大才疏、思想保守的本质。联系他在战前数年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方针、政策,更可以看出他不仅不是一个可继齐桓公霸诸侯的英明君主,而且连保持住宋国在列国诸侯中的二等强国地位都做不到。他既不懂得争霸的首要条件是力量一强大的国力,又不懂得争霸的正确战略策略。宋国在诸侯国中不过是个二等国,既没有齐、楚两国的国力,也没有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宋军战斗力连郑军都不及。没有强大的力量就不可能有霸主地位。在力量不足的条件下,如果善于适应当时形势,利用齐桓公的余威,把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口号接过来,并学习齐桓公一套以“德义”“智谋”“和诸侯”的外交政策,举起继续齐桓公事业的旗号,借助齐国的势力,团结鲁国,建立起以宋为核心的宋、齐、鲁联盟,作为联合中原诸侯对抗北戎、南楚的中坚,而不急于以威势服人,也许有可能使宋国成为领导中原诸侯的一代霸主。这样做,即使达不到称霸目的,恐怕也不至于成为辱国丧身之君。

二、楚成王争霸中原战争

(一)楚成王耀兵慑郑

楚成王在齐桓公称霸年代已建立起争霸中国的强大势力和造成了北伐中原的有利态势。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失去盟主,成了“诸侯无伯”群龙无首的状态。郑国率先降楚,宋襄公图霸不成,反为楚所败,辱国伤身。中原局势陷入混乱,这十分有利于楚国。因此,楚国在打败了宋襄公后,便完全掌握了争霸中国的战略主动权。成王为炫耀胜利的军威,泓战后,不直接经陈、蔡回师楚地,却西向过郑国,郑文公不顾当时“妇人送迎不出门”的礼制,派其两夫人(芈氏、姜氏)出城慰劳楚军于柯泽。楚成王也打破“戎事不迩女器”的规矩,派乐师向两夫人“示之以俘馘”(将俘虏及割取敌尸的耳朵请夫人观看)。郑文公以盛大的筵会,最高的礼仪“九献”,接待和宴请楚成王,成王大飨后“取郑二姬(郑君姬姓,二姬为姬姓二女)以归”。

(二)楚师伐陈

楚成王三十五年(公元前637年)泓战第二年,成王以陈国曾“二于宋”为借口,派成得臣率师伐陈,取陈的焦、夷二邑,并在顿(今河南省项城县之南顿)筑城戍守,然后才撤兵。这是破宋之后,再次以军事征伐威慑诸侯之举。

(三)宋服于楚

陈、宋接壤,陈服于楚,宋直接受威胁于楚。恰在这年春,齐孝公出兵伐宋,围宋之缗邑,讨其三年前不与齐会盟。夏,宋襄公因伤病而亡,子成公继位。宋处于多面受敌的孤立处境。第二年,宋成公便到楚国朝见楚王,屈服于楚了。与此同时周王室也发生内讧周襄王被赶出京城。次年,楚又出兵围陈,目的是迫使陈允许顿子主顿。

(四)楚兵伐齐,初霸中原

正在楚国伐陈胁宋之际,齐、鲁之间的矛盾又激化了。原来鲁僖公在齐桓公死后,在诸侯纷争中保持着中立,直至鲁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5年)即齐桓公死后八年,由于卫成公出面调解鲁与莒之间过去的矛盾,鲁僖公才与卫、莒二国在洮(鲁地,近莒)举行了三国会盟;第二年春又举行了一次二国会盟,齐孝公便以鲁国无权主盟为借口讨伐鲁国,于是齐、鲁便重新成为敌国。鲁国敌不过齐国,便派人到楚国求援。此时,宋成公又背楚亲晋。因此,鲁使便煽动楚令尹子玉,以齐、宋不宾服于楚为由,出兵伐之。楚成王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便派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师伐宋,围宋之缗邑。同时,以楚申公叔侯率兵伐齐,占领齐之谷邑(今山东省东阿旧城),将齐桓公的儿子雍立为齐君,割据谷邑,以制齐援鲁。同时煽动齐桓公的另七个儿子都投奔到楚国,皆封为上大夫。楚国的势力至此已深入齐、鲁了。中原诸侯虽未以会盟形式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但实际上已屈服于楚。这是楚国第一次称霸中原。中原诸侯中,这时只有晋国还可以与楚抗衡。

三、晋文公的称霸战争

(一)晋文公治晋与出兵勤王

晋自与秦韩原战后,晋惠公经过五、六年的治理,晋国力复振。惠公十四年九月卒,在秦为质的太子圉逃归即位为晋怀公。是年,秦穆公武装送晋献公的第二公子重耳回晋,夺取了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自献公为立骊姬子奚齐而逼死太子申生时被迫出逃,带着一批“贤士”谋臣在外流亡十九年,经历由狄过卫入齐;又由齐过曹、过郑、过楚入秦,亲眼看到各国的情况,学习了各国的经验,受到了艰苦的磨炼,政治上比较成熟,在取得君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晋很快安定下来。此后又在“作爰田”的基础上,发展生产,达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的地步。晋文公即位之年,正是泓战之后,宋襄公伤后病死,中原纷乱,楚国称霸中原。这年周襄王为其大夫颓叔、桃子奉大叔王弟引狄兵所攻伐,出奔到郑国氾邑。文公二年,秦穆公率兵进至黄河边上,准备援救周襄王回京复位。晋大夫狐偃建议文公出兵勤王,借以取信于诸侯。文公纳之,遂出兵东下阳樊(今河南济源县东南),分兵一路围温(大叔及狄后居温),破之;一路迎襄王,送入王城。文公因此受到襄王的赏赐。晋国土扩大到了南阳(今河南省新乡地区)。同年,晋还派兵协同秦师伐都(今河南省西南部淅川县西南),从楚国西北方威胁楚国。

(二)晋、楚城濮之战

1、战争起因与晋君决策

晋文公三年,适值齐、鲁争战,宋叛楚亲晋,鲁乞师于楚,楚出兵伐宋、伐齐。

文公四年,(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楚师及陈、蔡、许诸***队进围宋都。宋向晋告急,晋大夫先轸建议出兵救宋,并认为这是晋“报施(报过宋时宋赠车马之施舍入救患(救宋被围之患难入取威(威震诸侯)定霸(奠定霸业)”的大好时机。大夫狐偃分析当时战争形势并提出战略建议,说:“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文公采纳他们的建议,决定出兵救宋,并实行伐曹、卫以解宋围的战略。

2、晋作三军

在决定出兵后,晋文公立即决定扩编军队“作三军”由原来的二军扩编为三军,选派将帅。在选派将帅时,晋大夫赵衰、狐偃秉公荐贤、让贤,晋文公虚心听取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使晋三军将帅选配得当,统帅层内部团结和睦,为战争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经过编配,晋三军序列如下:

中军一一卻穀将之,卻溱佐之

上军狐毛将之,狐偃佐之

下军一栾枝将之,先轸佐之

统帅文公,戎车荀林父御戎,魏犨为右

晋军扩编完成后,进行了临战训练,并于是年冬在被庐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完成作战准备后,便开始出动。

3、晋军伐曹

晋军于文公五年(公元前632年)春,按照狐偃建议的战略,东出伐曹(都今山东省定陶县),借道于卫(卫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东六十里)。卫不许,晋军还,从南河(即南津,亦称棘津,今河南淇县南,延津县北,当时黄河东北流)渡黄河。渡河后,晋军并不东进攻曹,却沿河东岸北进,从卫都南面东去,于一月九日袭取了卫国的五鹿(今河南濮阳城南三十里),进占了敛盂(今河南濮阳城东南),使晋军处于卫都楚丘的东面约三十公里处,东距齐之谷邑约百二十公里,南距曹都约八十公里。晋军据此,西逼卫都,东威楚兵戍守之谷邑,南胁曹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晋文公乃于此地展开政治外交活动:派人东去齐,约齐昭公(齐孝公于去年卒,其弟潘,借卫助,杀孝公子而立)在敛盂(卫地,今河南省濮阳城东南,近五鹿)会盟。(齐此时正受楚、鲁威逼)争取结好于齐国。这时,卫成公感到晋齐联合的威胁,便派人请求与晋和好结盟。晋文公拒绝卫请。卫成公便想南去投楚,但卫国贵族们不同意,便将成公驱逐出卫都,到了襄牛(卫地),于是卫国便不战而落入晋军手中。

楚军得知晋军入卫后,抽兵北上救卫,为晋军击败。在晋军东出时,鲁国与卫同盟,又与楚结盟,派公子贾率师戌卫。当卫君被逐,卫都不守时,鲁僖公怕得罪晋侯,便将公子贾召还杀死,以取悦于晋,并派人向楚解释说,因公子贾未完成戌卫任务,所以将他杀了。鲁僖公以杀自己的公子讨好晋、楚双方,说明居于强国之间的弱国想脚踏两只船是很困难的。

卫国已服,但宋围未解,晋文公便决定南下攻曹,以诱楚军解宋围。晋军南进,直攻曹城(今山东定陶),曹军凭城坚守。晋军由城门强攻不成,死伤甚众,曹军将晋军尸体挂到城墙上,动摇晋军士气。晋文公对曹此举颇忧虑。他的部下有人建议在曹国人墓地扎营,示以欲毁其祖坟。晋文公遂移军于曹人墓。曹人害怕祖坟被毁(古人对祖坟十分尊重),情绪低落,赶紧将晋军尸体用棺盛之送出城外。晋军乘守城曹军军心恐惧之机猛攻。于三月十二月攻破曹城,俘曹共公。

4、晋君设计诱楚师

晋伐卫、曹二国,原拟诱楚师解宋围北上。但破曹后,楚军不为所诱,并加紧攻宋都(商丘),宋成公使门尹般向晋告急,晋文公鉴于当时楚军力强,诱楚北上之计未成,晋军如单独南下与楚军战,既违背了过楚时楚王礼遇和誓约,也无取胜把握,原拟联合齐、秦共同对楚,但齐、秦此时尚无意与楚战。如果放弃援宋,既对不起过宋时宋襄公的礼遇,又势必失去宋这个同盟国,因而犹豫难决。先轸(因中军主帅卻毂死于伐卫途中,先轸此时因取五鹿有功,由下军佐,升为中军主帅)献策说:让宋君贿赂齐、秦两国,求齐、秦援宋,并使人告知楚国,晋将取得曹、卫之田赐给宋国,以补偿宋,由于楚与曹、卫是亲戚关系,决不会答应以曹、卫属宋;而齐、秦则因受宋贿赂,必出兵助宋,这样,齐、秦必与楚战。晋文公高兴地采纳了这个计策。

齐、秦两国接受了宋国的贿赂,便出面请楚撤宋围。楚因晋将其两个盟国曹、卫的土地分给了宋国,当然不同意撤围,于是齐、秦便站到宋国一边与楚为敌了。

5、楚君臣相左、子玉擅战

楚成王在晋军迫卫降服,楚兵救卫不克后,已感到了晋军的势力不可轻视。他又了解晋文公的才能和德行,认为晋不可胜,而宋城又一时攻不下来,形势的变化不利于楚。楚军远离本土,有陷入被动的危险。因此,决定暂时撤退,以保持主动。

楚成王决心撤军后,便下令申叔(申公叔侯)从齐国谷邑撤回;子玉撤去宋围,并训诫子玉说“无从晋师!(不要顺从晋军的意图、追逐晋军作战!)并说晋文公在外流亡十九年,备尝艰难险阻尽知民情真伪,终于得为国君,这是“天之所置”,是不可废的,“有德者不可敌”,因此,对晋应当适可而让,知难而退。楚成王对子玉的这一篇训词,可以当作避免与晋作战的理由看,但不是军事行动的命令,因此,子玉并未撤除宋围。而且出于对个人名声的考虑,还

派伯芬去向楚王请战,请战的理由是“非敢必有功也,愿以间执谗之口”,即是说,并不是为了求战功,而是为了堵住那些说自己不能指挥大军作战的人的口(楚出兵围宋前,为贾曾对子玉的政治、军事才能有过讥评说“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楚成王对子玉的请战很生气,可他又不坚决拒绝子玉的请战。相反,还给了子玉一部分军队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楚军当时分为东广、西广两部,东宫系楚太子的警卫部队,若敖之卒,是子玉祖先建立的宗族亲军,六卒有兵车一百八十乘。)

6、晋楚两军斗谋

子玉见楚王亦未拒绝他的请战要求,反而给他增补了军队,因此便坚定了他与晋军作战的决心。他当即派楚大夫宛春出使到晋军去,对晋文公说“请晋恢复卫、曹二国的独立主权;楚也就解除宋围”。晋大夫子犯听后很生气,说,子玉太无礼了,晋文公为君,只取得一(指解宋围),而子玉为臣,却取得二(指曹、卫复国),晋不仅不能接受这个要求,而且应不失时机的发起对楚军的作战。晋中军主帅先轸不同意子犯的意见,提出:答应子玉的请求,理由是“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我则无礼,何以战乎?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之(携,离也,离间曹、卫与楚之同盟),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先轸对楚子玉策略的分析是看破机关的,他提出的对策是针锋相对的,是可陷楚于被动不利地位的。盖当时楚提出以撤宋围换取曹、卫复国,如晋答应了,就会使曹、卫、宋三国感恩于楚,是“楚一言而定三国”,如果晋不答应,宋围不解,曹、卫不复,则三国必怨晋而亲楚,这样晋就会“一言而亡”三国。不仅三国怨晋,而且诸侯都会指责晋“无礼”。晋积怨太多,还怎么能战胜楚?楚子玉的这一着,确是给晋国出了个难题,晋出兵既为救宋,如果宋围不解,不仅师出无功,而且势必使晋在诸侯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以后无法与楚抗衡。如果完全照子玉提出的条件答应了,则宋围虽解,但未得与楚交战取胜,且已到手的曹卫却又因楚而轻易放弃了。这样“取威定霸”的企图也就成了泡影。先轸的对策,是既解了宋围,(私下答应复曹、卫,楚无理由不撤宋围),又迫楚与晋战,一则对诸侯造成晋国有礼的印象,再则可保住曹、卫的实际控制权。

晋文公高兴地采纳了先轸的意见,当即将楚使宛春拘留于卫,派人答复子玉,要楚撤宋围。同时,“私许复曹、卫”。曹、卫既得晋私许复国,也同时宣布与楚绝交。

7、子玉中计

子玉一听宛春被拘,曹、卫绝楚,非常生气,立即撤宋围,挥师北上,寻找晋军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已撤宋围北进,知子玉已中计,遂下令晋军向北撤退。子玉见晋军退走,以为晋却,急催军追逐。晋军退到城濮(卫地,约为今山东鄄城西南之临濮集),这时,齐派大夫国归父、崔天,秦派小子愁(音印)各率兵赶来相助。宋围撤后,宋成公也率宋师北上,加入晋军阵营,晋方已组成四国联军,列营以待。楚子玉率楚师追逐晋军也到达城濮附近,面对晋军营地,子玉将军队营舍驻扎在背靠丘陵险阻的地方。晋军的后退,表面上是为了履行晋文公流亡过楚时与楚成王的盟约(以退避三舍报恩);实际上是为了争取舆论。避楚锋锐,懈楚士气,集中兵力,后发制人。

8、晋楚两军兵力部署

晋楚双方集中在城濮战场的兵力,各约有兵车千乘以上,卒四、五万左右,楚军力略优势于晋,晋方除晋军有车七百乘外,尚有齐国归父、秦小子愁、及宋成公所率的各***队。楚方除楚令尹子玉所率楚师外,尚有陈、蔡等国之师(晋、楚双方集中在城濮战场的军队,史书无详细记载。《春秋左传集解》记城濮战时,仅有“晋车七百乘”一语,晋朝杜预注谓:五万二千五百人,但按清孙诒让《周礼正义》考证,周制车一乘应为廿五人,则七百乘仅有卒一万七千五百人,晋国当时始作三军,当有卒三万七千五百人;车一千五百乘,而城濮战前晋军车仅七百乘,不过其应有之总兵车的一半,也可能晋在出兵救宋时才作三军,来不及制造足额的兵车,因而车与卒的比隶达不到当时编制标准。出兵伐曹、卫时,国内不能不留兵,故三军不可能全部用于伐曹、卫。加以伐曹、卫战斗中的损失来不及补充,故车数不足。晋军出兵时分为三军,系战时编组,不一定如周制之编额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但晋军出兵时中、上、下三军约三万人左右,车千乘左右,大概接近实际。经过战斗损耗,到城濮战前已余车七百乘,卒二万多人,可能近是。秦、齐援晋军及宋军兵力史无记述:如按齐桓公救卫时出革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秦穆公武装送晋文公入晋时曾出动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则秦、齐出兵车三、五百乘,卒一、二万人可能性较大,加上宋师,约计晋军方面兵力可有兵车一千五百乘左右,卒四、五万人。)

楚军扎营于城濮之南后,子玉派军使斗勃到晋军请战,对晋文公说:“请与君之士戏(角力),君凭轼(车前横木)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辞谦而意志骄狂。晋文公使栾枝答复楚使说“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文公过楚遭楚成王之礼遇),未之敢忘,是以在此(已避退三舍到此地)。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晋君己退,楚子玉乃臣,亦当退,臣岂敢对抗君吗?)既不获命矣,(既然楚军不退追而及之),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指子玉、子西等),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明晨)将见,(请准备明晨会战)”。

四月四日,晋、楚两军列阵于城濮之南。

楚军统帅子玉将楚军主力及若敖六卒编成之中军,子上将右军,陈蔡二***队编入之;子西(斗宜申)将左军。

晋军先轸(又名原轸)将中军,卻溱佐之,以对楚之中军;狐毛将上军,狐偃佐之,在右,以对楚之左军;栾枝将下军,胥臣佐之,在左,以对楚之右军。晋文公位于中军指挥。

9、会战经过

晋下军之佐胥臣,将一队兵车的马用虎皮蒙起,战斗开始时,首先用其冲向楚右军的陈、蔡军队;陈、蔡军战斗力弱,又突然受到蒙虎皮的马车的冲击,遂即惊慌奔逃,晋下军主力乘势突击,楚右军便被击溃。晋上军狐毛,使用载有旆(有飘带的大旗)的两前队车兵,驱退了溃散之楚右军败兵,又佯装退却以诱楚军。下军主将栾枝,用一队兵车拖着树枝奔驰,扬起尘土迷盲楚军。楚军左军被狐毛伪装退却车兵所诱骗竟发起追击,当其前出而右翼侧暴露时,晋先轸、卻溱以中军之公族兵从楚左军之右侧横击过去,狐毛、狐偃则率晋上军主力回头夹攻,楚子西所率之左军被击溃。楚军左右两军俱被击溃,晋军全线展开包围攻击,楚军全线崩溃。楚令尹子玉依靠其所掌握的中军及六卒精锐,得以突出包围,免遭覆灭。

10、会战结果

楚令尹子玉率楚中军主力退出战场后,收集溃兵,向西南撤退。退到连谷(今河南西华县南),奉楚王命自杀。晋军乘胜发起追击。追至楚军后方兵站屯粮处,乃停止追击,利用楚军营舍、粮秣休兵三日。然后移军向西,进入郑境,迫郑降服。晋文公以向周王行献俘礼受到周王的赏赐和册封为“侯伯气诸侯之长),文公遂会诸侯于践土,从此确立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中期对中国局势有重大影响的一场会战。这场会战结束了齐桓公死后十年之间中原“诸侯无伯”的混乱状态,确立了以晋国为伯的相对和平稳定局势。因此也决定了楚国不能称霸中原的命运。但却并未结束强国争霸的战争。

11、城濮之战小结

晋、楚两国在这场会战中的胜败,不在于国力军力的强弱,而在于战争主观指导的正确与错误。

楚在泓战胜宋而又得宋成公归服后,已威震中国,正宜乘势展开政治攻势,采取善邻政策,以调解中原诸侯之间矛盾为己任,取各诸侯国向心于楚。而以军事威慑作为辅助手段,不宜轻易出兵攻伐。以楚国当时之国力与军威是有可能称霸中国的。但楚国不知或不善于运用政治策略处理好政治与军事两种手段的巧妙结合,只一味仰仗军事力量和征服手段,企图单纯以武力压服他国,这就导致在政治上陷自己于孤立地位。当齐、鲁争战、宋成公背楚亲晋时,楚如不出兵伐宋、伐齐而采取主持诸侯会盟,以调解齐、鲁矛盾,并以安抚政策争取宋国,当不致引起晋、楚之战,也不会有城濮之败。当然,楚国当时在诸侯眼里还属蛮夷之邦,它没有齐国那样传统的政治地位,自不能照搬齐桓公的一套政策策略,但楚经武王、文王、成王几代经略,不仅军事上已势倾中国,政治上也已征服了多数中原国家(郑、陈、蔡、许、鲁、卫、宋诸国均已服楚)只要善于利用中原诸侯之间的矛盾,采取合于中原诸侯当时尚尊崇的“礼义”传统的邦交手段,成为中原诸侯之伯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齐、鲁矛盾不是用军事手段易于解决的(已有近百年历史经验可鉴),尤其是处于优越地理环境而又富强的齐国,更不是武力能轻易征服的。楚在鲁的挑动下,轻易出兵伐齐是很不明智的。

楚既应鲁国的请求出兵伐齐救鲁,就应该以齐为主要打击目标,集中力量对齐,而不应该把主要目标放在宋上。在宋背楚向晋的情势下,攻宋势必引起晋的干预,楚又树一新敌,且有招致晋、齐联合对楚的可能。形势的这一演变趋势,是很显然的,而楚国君臣全不审此时势,只轻信鲁国的说辞,便冒然分兵伐宋、伐齐,犯了同时追两兔的错误。

鲁为居宋、齐之间的一个二等强国,军力也相当强,楚出兵既为援鲁,自应使鲁全国配合楚军作战,成为楚军的一支强有力的同盟军。但不论对齐、对宋,以至最后对晋作战,鲁军均未见动作,似乎成了旁观者。这一方面反映了鲁国的狡猾;另一方面反映了楚国在泓战胜利之后的骄傲自恃,不重视联合和使用同盟军。在晋伐卫、伐曹及城濮之战时,鲁均处于晋军的左翼侧,可构成对晋军的侧翼威胁,但由于楚不重视运用同盟军,因而,得不到鲁军的支援配合,这也是楚国战略指导上的失着。

晋出师救宋之势已成,楚应及早放弃围宋作战,集中兵力以对晋军。如在晋军渡河侵卫时,楚军集中优势兵力救卫,当不致“不克”或在晋师攻曹不下时,以大兵迫晋军于曹国城下决战,亦有可能败晋,盖此时,齐、秦尚未决策助晋,晋军并不占优势,倘再促鲁出师拊晋军侧背,则晋军必败无疑。无奈楚留恋于围宋,顿兵挫锐于坚城之下,坐失时机,终陷被动。

在晋已侵曹、卫,并取得齐、秦出兵相助之际,楚处被动地位之形势已明朗化,楚成王决心退去是对的,但楚之前敌统帅却囿于个人名利地位,为取得一己之名竟不顾大局,不从君命,刚愎自用,轻敌骄躁,致陷楚军于不利地位。而楚成王既已决心退却,却又不坚决纠正前敌统帅之错误,也说明他对当时形势的判断并不准确,军事指挥上很不果断。

楚军的战场作战指挥显然也不及晋军的机智灵活。晋军各将领均能根据战场情况采取一些诡道诈术,以欺骗袭击敌人而楚军将领却只是固守一般战法,列阵对战。战场上出现异常情况时不能及时判明真象,识破对方企图,灵活采取对策;却为对方袭击诱骗,陷入混乱、被动。当晋以中军横击楚之左军时,楚之中军却按兵不动,不敢向晋之中军直冲过去,予以横击,仅得保存中军不败,不能于反机动战中求胜。

晋军之胜,首先胜于政治,即善于运用政治谋略。晋本处于环境封闭之区,又才结束长期内乱不久。晋文公从流亡中回国执政不过数年,晋国力军力均不能与楚匹敌。但晋文公选拔任用了一批智能人才,又采取了正确的内外政策,特别是抓住周襄王处于危难中的良机,出兵勤王,一下子把“尊王”的旗号夺到手中,有了团结中原诸侯的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晋应宋请出兵抗楚救宋,就举起了“攘夷”这面旗号。这样,晋文公便有了继承齐桓公“尊王攘夷”的诸侯之伯的形象。这对争取中原诸侯向晋靠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晋国在统一后几十年中,经济有了发展,军队逐渐扩大,特别是在实行“作爰田”“作州兵”两大改革后,国力发展加快;晋文公又在三年之内,教民“知义”“知信”“知礼”,成为“可用”之民,从而能在城濮战前“作三军”,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晋国出兵抗楚救宋,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基础之上的。

晋在出兵救宋的战略指导上,首先采取的是攻敌与国、引敌解围的方针。这是一个避免与敌直接交战而达到解围救患目的的聪明办法。后来战国时齐孙膑采取的“围魏救赵”战略,就是这一战略的继承和发展。这其实是春秋前期楚国“围许救郑”战略的袭用。楚对这种战略是熟悉的,所以他不肯因救曹、卫而撤宋围。晋在解围目的未达时,又审时度势,采取了一套争取与国(秦、齐)孤立敌人和激怒敌人,诱敌深入的战略,达到了解围和败敌的双重目的。晋国君臣谋略显然高于楚成王及其令尹,这是晋胜楚败在战略指导上的原因。

晋军内部团结和睦,将帅让贤,君主任能,指挥统一而又机动,部队则纪律严明,“少长有礼”,奋勇战斗,临战又谨慎对敌,不骄不躁,这些都是楚军所不及的,也是晋胜楚败的内部因素。

(三)晋文公称霸

城濮战后,晋文公被周襄王册命“侯伯”,即诸侯的***(霸主),文公遂以霸主身份会盟诸侯,干预他国内政。战前服楚的各国一郑、陈、蔡均降服于晋,唯卫成公在城濮战前被国人赶到襄牛,战后听到楚败,怕被杀,出奔楚,其弟叔武执政守国。战后,卫成公回国杀死叔武。许国因参加楚国伐宋战晋,战后会盟,许僖公没敢参加。晋文公便以卫成公杀叔武复位和许僖公不参加会盟,违背了周王之命为由,召集诸侯(齐、鲁、宋、蔡、郑、陈、莒、邾、秦)会盟于温,决定出兵讨卫、许二国。联军先到卫,将卫成公捉住送京师囚禁起来,立卫公子瑕为卫侯,接着南下入许,于十一月十二日包围许都,许被迫降服。晋文公于许会诸侯后,便宣告了收兵。在许未服前,曹共公(被晋俘虏)通过行贿,被晋文公释放回国复位,并赶紧率兵参加了围许。这样,晋便一举而服三国。

晋文公利用城濮战胜受命为伯之机,在半年之内,三会诸侯,两定国君(卫、曹),用兵卫、许,晋国的霸主地位树立起来了。

晋文公在位不过九年,竟使晋国从一个二等国一跃而成为诸侯之伯的头等强国。他的成功,客观条件是,晋在献公廿六年的经营中,已初具大国规模,献公末年,“晋强,西有河西,与秦接境,北边翟,东至河内”(《史记·晋世家》),东西约四百公里的大国。晋***事力量也发展到相当水平。献公十六年时,晋***队已由一军扩大为二军。晋惠公六年晋在韩原大战失败后,就实行“作爰田”“作州兵”两大政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武力的增长,到晋文公即位时,晋国已可轻易地扩大军队为三军了。晋国地处一个有利的地理环境和战略地位。它据有黄河中游地区,北有吕梁山、东有王屋、太行山、南有崤山、西北有黄龙山,中有汾河下游平原,东南出中原,西出关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所谓“表里山河”,“若其不捷”“必无害也”(《左传·僖公廿八年》)。从当时中国战略形势说,齐桓公死后,楚国势倾中国,中原诸侯无伯,急需有一个能接替齐桓公的人物出面领导中原诸侯以抗御楚国。这个客观形势,给了晋文公以创造历史的机会。晋文公的主观条件,具备了成为一个“明君”的素质。他因君位继承问题,被迫流亡外国十九年,走遍当时的主要诸侯国,备尝艰险,尽知民情,广交朋友,深知诸侯国情,阅历丰富,有政治斗争经验,有知人之明,团结了一批智能之士,决断力强,而又善于听取谋士的意见,处事比较公正。晋文公凭藉主客观条件,利用当时的形势,一即位就采取了一套团结内部,调动全国积极性,发展生产,壮大国力的政策,《国语·晋语》中所说的“公属百官,赋职任功”,授予百官以职事,特别注重任用有功之人“举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类”,使上下官吏,名实相符,各尽其能“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崇,赏功劳,事考老,礼宾旅,友故旧”,使贵族集团团结起来;严格实行按等级分配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以利于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推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弃责(债)薄饮,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稿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国语·晋语》。即免除旧债,减轻征敛,救济贫困;方便商业,勉励农业;节省开支,积储财力;改良器具;发展教育,淳厚民风等等。这些对内政策,总的来说是维护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有利于加强和巩固贵族统治的。同时,它对晋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也是有利的。这些政策措施虽未必能全部实行,但它为晋文公对外争霸扩张政策的推行,创造和准备了物质与精神条件,则是可以肯定的。

晋文公凭藉晋国已有的和新增长的有利条件,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有利时机,在深谋远虑的基础上,正确地决策,果断地行动,是他取得重大战略胜利主观指导上优点。这在前面已结合战争行动作了评述,故不再赘述。但晋文公在指挥战争的谋略上,在晋军的作战艺术上,不都是他的创作,而是他的将领们集体智慧的成就。他物色和任用了赵衰这样一个善知人荐贤、让贤的得力卿士,帮助他识别和选用了一批有才干的得力将帅,如先轸、狐毛、狐偃、栾枝、胥臣等,使晋军的战略战术和实战指挥水平,都高于同时代的他国将帅,这是晋文公取胜的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四、秦穆公的图霸战争

秦国与晋国既是姻亲邻邦,又是敌国。秦穆公数立晋君,伐晋惠公的韩原之战,都是为他操纵晋国、东向中原争霸的政策服务的晋文公也是秦穆公武装护送回国夺取君位的,当然希望他能服事于秦,帮助秦夺取霸权。但在出兵拥戴周襄王复位时,晋国却抢在秦国前面,夺去了“尊王”的旗号;城濮之战,秦受宋贿出兵助晋胜楚,结果晋国成了凌驾于秦国之上的诸侯之伯。秦穆公是个霸权野心很强烈的国君,晋文公的争霸行动和胜利,直接打击了他的争霸企图,而晋的强大,既阻塞了秦向中原扩张的去路,又直接威胁着秦国的安全。为此,秦穆公很不如意。所以在晋文公受策命、会诸侯于践土时,秦未与会。在晋文公派人积极疏通下,秦穆公才派小子愁(音印)参加了温之会,会中晋文公私下答应秦国,以后中原有事或出兵,晋、秦两国联合行事,以平息秦穆公的不满。但秦、晋争夺霸权的斗争,并未因此而止息。

(一)晋、秦围郑,秦擅撤兵

城濮战后第二年(公元前631年),晋文公以郑国暗通楚国为由,召集诸侯会盟于翟泉(今洛阳市),决定伐郑。次年(公元前630年)春,晋军先侵郑,侦察试探郑的虚实。秋,九月甲午(十日),晋、秦联军围郑。晋军进据郑城以北之函陵(今河南新郑城北十三里),秦军占据氾南(邻近函陵)。郑文公采纳大夫佚之狐的建议,派烛之武到秦军见秦穆公,以秦、晋亡郑,对秦、晋两国的不同利害关系,说秦穆公。他说:郑离秦远,距晋近,秦助晋灭郑,秦不能越国占有郑,郑必为晋所有,这是一件厚邻薄己的事,晋得郑后,国土向东扩大,国力更强大了,必然会向西扩张,为害于秦,秦助晋亡郑,又是一项“阙秦以利晋”的事。如果保全郑国,以与秦结好,则秦将来东出中原时,郑可以为东道主,保障秦之行李往来而不困乏,对秦不会有什么害处。秦穆公被烛之武的说辞打动了,便背着晋国与郑结盟,自行撤军,并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帮助郑国守城。晋文公见秦撤军而去,无可奈何,只好也撤围而还。秦、晋的矛盾加深了。

(二)秦晋崤之战

城濮战后四年(公元前628年),晋文公病死,子驥继位,为晋襄公。此时,秦撤军时留在郑国的杞子,掌握了郑城北门的钥匙,便派人报告秦穆公,请派兵偷袭郑国。穆公为东出中原争霸的野心所驱使,不听上大夫蹇叔的劝告,竟出兵袭郑。秦军东出袭郑,必须经过已属晋国所有的崤山(今河南省三门峡西南三十五公里)地区,这一地区地形险阻,通路窄狭。秦军通过此地,如不预先向晋借道,便成为对晋国的入侵,必遭晋反对;如预行借道,晋未必同意,也难对郑保密,因此,秦军这一远袭行动,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故蹇叔谏止。但秦穆公不理采,一意孤行地指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统率秦师,东出袭郑。秦军经过洛城(周王都)北门外时,周王孙满年幼,看后便评论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说明秦军当时表现有轻敌骄傲、满不在乎的情绪,及至滑(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一带),遇郑商人弦高贩牛西去。弦高发现秦兵将袭郑,遂机智地以牛十二头犒劳秦师,并假冒是郑君派他前来迎接劳军的,暗示郑国已知道了秦军的行动,并已有了准备,同时,赶紧派同行的人回去报告郑君,作防秦准备。秦帅孟明视见弦高这一行动,便信以为真,遂判定郑国已发现了秦军来袭并已有了准备。恐怕“攻之不克,围之不继”,达不到袭击的目的,遂决定放弃袭郑计划,顺手灭亡了滑国,便撤军回秦。

秦军东出袭击郑国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晋国,晋国卿大夫先轸(城濮之战立大功者)得悉后,认为“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助)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必伐秦师”。并认为秦在晋文公刚死,“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滑与晋同姓),是“无礼”。因此,决定出兵截击秦军,同时,联络姜戎(处于晋国南境的姜氏戎族部落)出兵参战。时晋文公刚死去,晋襄公因在其父丧期,按礼制必穿丧服,但丧服白色不宜从军,故改穿黑色丧服挂帅统军。晋军于是南渡黄河,控制了崤山北麓之东西大道上的险要地段,以伏击秦军。晋车多占原上,戎人多伏沟谷,布成一个伏击阵。

秦军于回师途中,对晋出兵行动毫无所知和警惕,在行进于崤山北麓狭谷隘路时,突遭晋军伏击,陷于狹隘路上,兵车无法列阵和回旋,在仓猝应战中被晋军一举全歼,孟明视等三帅被俘,全军“无一人得脱”《史纪·秦本纪》)。这就是《左传》所记“夏四月辛已(十三日)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崤”的“崤之战”。

晋、秦崤之战,是春秋时代一次干脆、彻底地大歼灭战。晋军大获全胜,凯旋而归,晋文公的夫人(襄公之母)文贏,是秦穆公的女儿,以“孟明视等人是挑唆秦晋不和的罪人,应该放回去让秦君杀戮他们”的话,说动了晋侯,使秦军被俘的三帅获释。秦穆公痛哭流涕地迎接三帅回国,自己承担了战败的责任,检讨了因贪致败的教训《左传·僖公卅三年》),仍用孟明视等将兵。

秦军惨败于崤山,首因袭郑决策错误。秦、晋围郑时,秦已接受郑国结盟之请,秦、郑已是盟国,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又去袭击人家呢?这样不讲信义的军事行动,师出无名,自己首先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袭郑必须通过晋国属地,秦在围郑时曾背晋盟郑,得罪过晋国,此次又不告而越晋地,越后又不及时向晋通告和道歉,这在对外关系上实属非礼和侵犯,怎么会不引起晋国的愤怒和敌对呢?建立在郑人无备基础上的大军千里远袭,如何能保证其不被郑发觉呢?恃人无备、侥幸获胜,一旦为对方发觉,自己便会失去信心,这个道理战前秦上大夫蹇叔已对穆公说过,请他不要出兵,但穆公出于“贪”心,不仅未纳,而且辱骂了蹇叔,故败后不得不承认错误。其次是秦军统帅指挥有误。当弦高假犒军时,不知核察其真伪,轻易相信,便放弃了原定计划,在断定袭击不成后,又轻率作出灭亡小国滑的得不偿失的决策,如果孟明视等在认为郑已发觉时,改以观兵于郑(举行军事演习)为名,兵临郑城,要郑实践其东道主的诺言,再伺机行动,可取则取,不可取则耀武扬威而回,亦不失秦之军威。在决定回师时,防晋截击,应成为秦军的最大顾及,统兵将帅应对晋军之动向,进行周密侦察与监视,对回军路线应有仔细研究和选择(崤山以南虽无坦途,但城濮战前秦军伐都已到达过南路入陕关塞紫荆关以东),不得已而原路返回,亦应加强侦察、警戒派出先遣军,抢占与控制险要隘口,保障不被伏击、截击。军事上的这类措施,秦军将帅都没有考虑和采取,以致陷入全军覆灭之陷阱,秦军将帅之不智,及其盲目骄傲,不能不导致崤战惨败。

晋在秦军东出袭郑时,能及时了解秦之决策及秦军行动,可见其战略情报工作是很深入的。抓住秦决策错误,果断出兵截击秦军;选择了有利环境和便于邀击的地形;联合了长于山地战斗行动的戎族步兵武装,这样晋军就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出其不意的给秦军以致命打击,自然稳操胜券了。

崤之战,对晋国扼制秦国东出争霸中原、保持晋国的霸权地位,具有重要意义。但破坏了晋、秦友谊,使晋陷于侧背受敌的不利态势,对以后晋与楚争夺中原的箝制很大。

崤之战,是春秋时代利用山地复杂地形伏击车兵部队的第一个大战斗。它对于军队装备和兵种的发展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

(三)秦晋彭衙之战

崤之战后第三年(公元前625年,秦穆公卅五年,晋襄公三年,鲁文公二年),秦穆公急于报仇,便于是年二月,令孟明视率兵伐晋。晋襄公亲率晋军迎战。晋军由先轸之子先且居将中军,赵衰佐之。晋军不待秦军东出,便渡河西进,与秦军交战于彭衙(秦地,今陕西省白水县境内)。晋军将领狼覃(音审)率所部勇猛冲杀,冲溃秦阵,晋军主力席卷秦师,秦军溃败,晋军大胜。晋人讽称秦此战为“拜赐之师”(因崤战后秦将孟明视获释回秦时,晋曾悔而派阳处父追捕,孟已在渡船上,对阳处父说“若从君(晋襄公)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彭衙之战恰在第三年,秦兵又败,故晋人讽之为“拜赐之师”)

彭衙之战,说明秦国没有认真接受轻率用兵的教训,对晋军屡战屡胜的战斗力估计不足,虽主动进攻,却缺乏充分准备在军事行动上,反而迟缓于晋军,被迫于秦地交战,一开始便陷于被动地位。晋军战略情报工作又一次证明是很及时的,晋军的战备是充分的,行动是主动、迅速的,战斗动作是积极勇猛的。两军不同的作战行动特点,决定了彭衙之战的胜负。

彭衙之战的当年冬季,晋国以秦发动彭衙之战为理由,联合宋、陈、郑三国的军队,由晋中军主帅先且居指挥,对秦国举行进攻,夺取了秦国的汪和彭衙两地后,便收兵停战,这显然是晋国依仗其胜利的军威,推行其霸权政策和侵略目的的一次战争行动。秦国在连遭失败而又缺乏战备的情况下,忍受了再一次的失败(从崤战至此,秦已三败于晋)。

(四)秦伐晋,王官之战

但秦穆公决不肯甘心忍受晋国的侵略和威胁。他在孟明视的襄助下,“增修国政,重施于民”,积极做好战争准备,第二年(公元前624年)夏季,便兴兵代晋。这次伐晋,秦穆公亲自统率,秦军抱定必死的决心,于东渡黄河后,便把渡船烧毁,渡河后,秦军急速东进,深入晋地,并一举夺取了晋邑王官及郊地(约在今山西闻喜县西),由于晋国根据赵衰对秦军再次攻晋的分析和主张(“秦师又至,将必辟之,惧而增德,不可当也”),采取了坚壁拒战的方针,闭门守城不出,秦军不能攻城,乃转向南进,从茅津(今山西平陆县之茅津渡)渡黄河,到达三年前的崤山战场“封崤尸而还”封识战地,掩埋骸首,追悼阵亡将士,然后回师)。

秦穆公这次伐晋战争(史称“王官之战”),虽未给晋军以打击,但侵入晋地,掳掠抢劫一番,总算稍稍报了三战三败之仇。晋国虽于次年又出兵攻秦“围邢、新城(今陕西省澄城县与大荔县之间)以报侵王官之役”《左传·文公四年》),但两国关系,总算暂时缓和下来。

(五)秦伐西戎,开地千里

秦穆公在伐晋战争回师后,鉴于东出争夺中原,受晋的阻碍不易得手,又由于争取西戎使者由余归秦之计得成,遂用由余计谋,决心对西戎用兵。

原来,秦在穆公前期虽将入居渭河中下游的戎族部落(茅津戎、陆浑戎)驱逐到北方、东方。但在陇山山脉及其以西以北广大地区,仍为戎族部落所占居,并统称为“西戎”,他们“自陇以西.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史纪·匈奴列传》),在百有余的戎族部落中,较大的有绵诸(今甘肃天水附近)绲戎(今陕西凤翔一带)翟居(今甘肃临洮)、源(今甘肃陇西县北)四部,其中绵诸为最强,约在秦穆公卅年左右,戎王(可能是绵诸戎部之王)派由余到秦国观政,秦穆公向其炫耀宫室、积聚,并与之交谈,发现由余很有学识,是贤达之士,便按内史廖的计谋,善待由余,详询戎之地形与兵势;留由余延期回戎,且散布对由余的赞词,引起戎王对由余的怀疑;又送“女乐”给戎王,使戎王浸淫于女乐而不理戎事。由余返戎,数谏戎王,不听。秦穆公又派人去离间和争取由余,由余遂背戎降秦。秦穆公通过由余详细了解了西戎的情况,又采纳了由余提供的计策,便于王官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623年)出兵伐西戎。秦军突然出击,西戎诸部毫无戒备,因而,一举征服了十二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史纪·秦本纪》)

秦穆公征西戎的军事行动史书无记载,但秦此次西征的胜利,对秦国的发展和强大,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是扩大了领土,增加了生产资源和劳动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二是统一了陇西的氏族,有利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提高落后氏族部落的文化;三是扩大了秦军的兵役来源,特别是戎人质朴、强悍、能战斗的性格,有利于秦军战斗力的提高。

(六)秦穆公图霸不成的教训

秦穆公在征服西戎后的第三年(公元前621年)便死了。他在位卅九年,是秦从封侯建国一百多年来国势发展最有成就的年代。秦穆公在位期间,就整个中国讲,是齐桓公从霸业高峰下降、宋襄公图霸失败,楚成王争霸中原、晋文公争霸得胜的一个错综交替的年代。也是从齐楚争霸到晋楚争霸的过渡年代。就秦国讲,则是在武公统一了渭河中下游(关中)地区,又经过德公(公元前677一前676年),宣公(公元前675一前664年入成公(公元前663一前660年)三世十八年的经营,已建成一个奴隶制中等侯国的基础上,奴隶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全面发展的年代。秦穆公是个有作为的国君,也是个称霸野心很大的国君。他在位近四十年中,秦“并国十四,辟地千里”,“遂霸西戎”,使秦国成为春秋中期齐、晋、楚、秦四大强国之一。但秦穆公在内政方面是奴隶制度的保守派,而奴隶制在中原诸侯国中已处于没落阶段,晋、齐、鲁等国已被迫开始进行某些改革,秦穆公却仍坚持保守已趋没落的奴隶制度。如他在死时不仅坚持人殉制度(从死者一百七十七人),而且还要以秦国的“良人”——颇得众望的贵族“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当时就遭到秦国人的反对。而人殉制度在中原诸侯中早已开始受到反对,且被迫在改变着,这说明秦穆公是个坚定的奴隶制度的维护者。这样,秦国的发展,不能不落后于先进的诸侯国,如晋国,也就不能不影响秦国在对外斗争方面的势力。秦穆公在对外政策和争霸战略方面,也表现出缺乏远大战略智谋。秦国当时所处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在穆公二年、五年晋灭號、虞二国据有崤山险要之地后,秦国不征服晋国,要东出中原争夺霸权,是不可能的。而征服晋国在韩原之战(秦穆公十五年)时,就已证明是不可能的。在城濮之战后,更加不可能了。既不可能服晋,又不坚持与晋和好的政策,却企图越过晋地(崤山后通道)去占有郑国,以致遭到崤战的惨败,且引起了与晋国连续多次不可必胜的战争,这是秦穆公战略上的一大失策。如果秦在城濮战后,坚持采取和晋政策,避免发生引起秦晋交恶的行动,对东方(中原)各国保持中立,集中力量,并用文、武用手策略,向西向北戎狄地区求发展,在国内则适时调整政策,发展生产,壮大国力,然后,伺机参与东方诸侯国的斗争,则秦国在列国争战中将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一定时候就可能进而左右全局。秦穆公在对晋关系上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转而西向发展,为时已晚。他已来不及在“辟地千里”后建设秦国,而他的子孙又无人能继承其大业,秦国的发展被延迟下来了。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中,用兵十五次,其中与敌交战的不过六、七次,战争的主要对手是晋国,秦晋两军交战六次,秦军二胜、四败,足见秦军战斗力不及晋军。而秦在对戎战争中,则易于取胜,这和秦与戎斗争历史长,戎情熟,有经验,戎文化落后于秦等有关。因此,秦穆公若早置发展方向于西戎,他的成就必会更大。在对戎政策上,如果重视团结,善于训练与使用戎族武装,秦军战力必会大为增强。在以后的诸侯争战中,当不致屡遭失败。

第六节春秋中期战争(三)

一、楚再争霸中原战争

城濮战后,晋文公虽已成了“侯伯”,中原诸侯又有了首领,但他于战后四年、在位九年(公元前628年)便死了。从他死的那年开始,晋、秦两国便开始战争(崤之战),连续六年,彼此敌对,互相攻伐,晋国的主要注意力被吸引到西向对秦了。接着晋襄公死了,晋国又发生了君位之争。赵盾在缪赢哭求下,立襄公的小子夷皋为晋君,是为晋灵公,为拒秦送公子雍回国,晋和秦战于令狐(秦送晋文公之子雍回晋为君,晋本已派人迎接,后赵盾改立夷皋,故出兵拒秦,遂引发战争)。秦军受袭击败归,秦晋矛盾又加深了一层。晋灵公尚在童年,晋国政权掌握在贵族卿大夫赵盾家族手中,晋国继续与秦为敌,晋、秦战争时起。这样,晋文公建立起来的霸权,便被他的继位者削弱了。

(一)楚穆王北伐战争

在晋秦连年争战时,楚国又乘机恢复其向中原扩张的征战活动。楚国在城濮战败后,暂时收敛其北伐中原的气焰。第六年(公元前626年)楚成王子商臣以武力逼迫成王自杀而自立为楚穆王。楚穆王二年,便出兵围江(今河南息县东南),晋出兵救江,楚师退。次年,楚又出兵,灭亡了江国。晋因忙于对秦战争,无暇救援。楚穆王四年,楚出兵灭六(今安徽六安北),又灭蓼国(今河南固始县东北)。楚穆王五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死去。晋灵公以稚童即君位,晋政操于赵氏(赵盾)手中,国内陷入政争,一年杀五大夫,且又继续与秦为敌。因此,楚大夫范山对楚穆王说:“晋君少,不在诸候,(心志不在称霸诸侯),北方可图也”(《左传·文公九年》)。于是,楚穆王便率师北向伐郑,进抵狼渊(今河南省许昌市西),俘掳郑三大夫(公子坚、公子龙、乐耳)。待晋赵盾会宋、卫、许师救郑时,郑已被迫服楚了。是年夏季,楚又以陈服于晋为由,出兵伐陈,占领了壶丘,迫陈降楚。次年(公元前617年)冬,楚穆王率楚师及蔡国兵于厥貉(约今河南项城境内)准备伐宋。宋司寇华御事以宋无力敌楚为由,说服宋昭公主动降楚,亲往楚军慰劳和听命,并引导楚穆王及郑穆公等到宋地孟诸打猎。因为宋昭公没有按命令规定“夙驾载燧早晨出车,载钻木取火器具),便被楚臣文无畏将宋公御者加以鞭答,以示对宋公的惩罚。可见楚国对从国的霸道行径了。

楚穆王在位十二年,共历八战,又将楚国的势力伸展到中原诸侯国了。

(二)楚庄王北征与晋争夺中原

1楚平“群蛮”“百濮”之乱

公元前613年,楚穆王子旅继位,是为楚庄王。楚庄王即位初年就发生了“二子作乱”公子燮与子仪因求官不得而叛乱),接着,“楚大饥”,戎伐楚,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逼得楚王准备搬家到阪高。幸得用芮贾“伐庸”以惧百濮的计策,得平“群蛮”“百濮”,才稳定了局势《左传·文公十六年》)。

2楚庄王北侵陈、宋,与晋交兵

楚庄王六年(前608年)开始继续其父穆王北伐中原的扩张争霸政策,出兵侵陈,侵宋。晋赵盾救陈,又会诸侯伐郑。楚又出师救郑,遇晋师于北林,俘晋解扬,晋师还。七年(公元前607年)楚命郑出兵伐宋,宋司马华元、司寇乐吕率师御之。战于大棘,宋师败。华、乐被俘。夏,晋赵盾及诸侯之师侵郑,为宋报大棘之仇。楚即派斗椒率兵救郑。赵盾为故意示弱以骄斗椒,故不战而退。是年,晋灵公因无道被杀。

3楚伐陆浑,问鼎周室

庄王八年,楚出兵伐陆浑之戎(居今河南伊川一带),进军至雒(洛水),“观兵于周疆”陈兵示威于周京之郊)。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庄王向他询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表示出有入主中国的野心。王孙满以“在德不在鼎”“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回答楚问,楚王乃归。

4楚、晋拉锯中原

是年(公元年606年)夏,楚因郑与晋结盟,乃出兵伐郑(结果不详)。夏,郑公子归生杀死郑灵公,公子坚立,是为郑襄公。同时,楚国内发生若敖氏叛乱,若敖氏被攻灭。冬,楚又出师伐郑。楚庄王十年(公元前604年),楚再出师伐郑(仍因郑附晋背楚),同时,陈服于楚。晋荀林父率师救郑、伐陈。至楚庄王十一年春,郑服于楚,楚才回师。第二年(公元前602年),郑又与晋和好,参加晋成公主持的黑壤会盟。楚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01年),楚兵东出灭舒蓼(因众舒叛楚),北出伐陈,迫陈降服。楚庄王十四年(公元前600年)九月,晋成公会诸侯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县西),成公死于扈。同时,晋荀林父率师伐陈。冬,楚出兵伐郑。晋则由祁缺率师救郑,郑师败楚师于柳棼。这次,郑虽在晋帮助下战胜了楚师,但郑襄公却怕因此战而得罪了楚,故于第二年便派人去与楚国讲和。郑楚媾和,又惹怒了晋国,于是晋又联合诸侯之师伐郑,迫郑媾和而还。楚闻郑媾和于晋,遂又出兵伐郑。晋又派士会率师救郑。晋、楚两军战于颍北(约在河南禹县北),楚师被击退。为阻止楚再次侵郑,晋以诸侯之师戌郑(出现了占领军)。次年(公元前598年)春,楚庄王又出兵伐郑,进抵栎(今河南禹县),郑公子子良(去疾),对郑襄公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谁来从谁之意入郑“乃从楚”。楚遂与郑、陈盟于辰陵(陈地,今河南省淮阳县西六十里)。随后,楚庄王一面派其弟左尹子重率师侵宋;一面派令尹苏艾猎在沂(楚邑,今河南省正阳县境)筑城,自己率师驻遥(约在河南项城县境),摆出以原蔡国为根据地北向争霸中原的阵势。是年冬,楚庄王又以陈国夏徵舒杀死陈灵公自立为陈侯(事在去年,陈灵公与其卿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徵舒母夏姬,且污辱徵舒,故被杀),举兵伐陈,杀夏徵舒,亡陈,改为楚国属县,后因大夫申叔时的建议,为争取诸侯归楚,所以又恢复陈国(以陈灵公子午为陈君,是为陈成公)。

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春,庄王又率师围郑,原因是郑在去年与楚盟于辰陵后,又派人去与晋国通好。楚师围郑十七天,郑襄公想求和,占卜,求和不吉,于是到大宫(太祖之庙)痛哭,并沿街排列战车,表示要抗战到底,以此动员起全城人都哭,连守城的将士也都在城上哭,楚庄王见郑人同心卫国,乃撤围退兵。郑人抓紧时机修城,以加强防御,楚又进兵围城。围城持续三个月,至六月,楚军始从皇门入城,进至逵路(都城内最宽阔而又四通之路),郑襄公“肉袒牵羊以逆”楚王(表示降服的一种礼仪)卑辞以求楚王发落,庄王答应媾和,退兵卅里,派使臣与郑盟,郑以襄公弟子良入楚为质。

5晋楚郄之战

(1)晋出兵救郑。在楚围郑约两个月后,晋国才决定出兵救郑。救郑的晋军,编为中、上、下三军,由荀林父将中军(主帅),先穀佐之;士会将上军,卻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晋军于六月某日(约在月底),始进至黄河北岸(约在今河南省温县一带),时楚已克郑。晋军得知郑已降楚后,中军主帅荀林父便不想渡河与楚军交战,提出,暂时回师,待楚军回国后,再出兵伐郑,责其降楚。晋上军帅士会很赞成荀林父回师的主张,认为用兵应“观衅而动”在敌方有隙可乘时采取行动),楚军伐郑是因郑背盟;郑服,楚又与之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楚军既行了刑(以兵伐之古以为刑),又立了德,处于有礼有威的地位;他又分析了楚军的优点,结论是当时对楚作战不利,主张另待时机。但晋中军佐先穀不同意士会的意见,他认为“晋所以霸,师武、臣力也。今失诸侯,不可谓力;有敌而不从,不可谓武;由我失霸,不如死”.因此,他不待军令,率其所属部队,竟自渡河求战。下军大夫荀首认为先穀的举动,必遭失败。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先穀“以偏师陷”你身为元帅,罪大极了,不如令全军渡河;失败了,大家都有分,六人(三军六将佐)同罪,不比你一人独当其罪好吗?荀林父听了司马的话,只好下令全军渡河。

(2)楚师临河待敌

在晋军渡河前,楚军已经从郑都北移于延(今郑州市北),楚三军将帅是:中军为令尹沈巫;左军为子重(公子婴齐)右军为子反(公子侧),原拟“饮马于河而归”,即陈兵黄河,耀武扬威一下,便回师南国,没打算与晋交战。待听到晋军渡河南来,庄王准备还师避战,他的嬖人(宠臣)伍参以晋军内部将帅不听指挥,晋师必败为理由,说服了庄王,决心与晋军一战。于是楚军从延稍南移,集结于管(今郑州市),以待晋军。

(3)晋军渡河,战和不决

晋军渡河后,集结于敖山与部山(河南荥阳县北即广武山)之间。敖山与高山是一东西长约近廿公里,南北宽约五公里的黄土丘陵,位于河南省荥阳县北部,北临黄河,南为平原,东南侧为荣泽(湖泊)。晋军三军傍敖山、部山东西列营而阵:上军在西(右),傍敖山;中军、下军依次向东排列。

晋军渡河后,郑派皇戌到晋军,以“楚师骤胜而骄,其师老矣,(自围郑至今已数月)而不设备”,说荀林父进攻楚军,并许以郑师“为承”(继晋军之后加入对楚作战)。晋军将帅中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不战的辩论,先穀首先赞成皇戌的意见,认为:败楚、服郑,在此一举,一定要答应郑使的要求。下军佐栾书不同意,认为楚军实际情况并不如郑皇戌所说的“骄”“老”“不备”,郑来劝战,并不是表示郑一心亲晋,而是希望晋、楚速战,以决定谁胜谁败,然后定郑之去从。因此“郑不可从”。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将赵朔、大夫赵同则都赞成先穀主战的意见。晋帅荀林父处于犹豫不决中。

(4)军使往返,互相“致师”

正在晋军进退不决之时,楚派少宰使晋师,表示楚出师北上,在于“训定”郑国,并无与晋相争之意。晋帅使上军将士会以晋出兵是“郑不率”循)为辞,回答的比较客气。先毂大为不满,认为荀林父谄媚楚,便派中军大夫赵括对楚使说,士会说的不对,晋军是奉晋君之命把大国的军队从郑国赶出去“迁大国之迹于郑”),并命令晋军不准避敌,因此,我们只有一战“无所逃命”。晋军将帅内部的分歧,直接暴露在楚使面前,楚对晋军的内情自然会了解清楚了。

为了麻痹晋军,楚庄王再次派使臣到晋军求和,晋帅荀林父答应了,并约定了会盟的日期,但接着楚便派出将领许伯、乐伯、摄叔三人,驾战车一乘,向晋军“致师”战斗侦察)。许伯车快速驶入晋军营垒,射杀晋军一人,并捕俘而回。晋军派车队分三路追击,企图包围许伯的战车。楚栾伯右射马、左射人,晋兵左、右皆不得进。乐伯只剩下一支箭了。突然,车前出现了一只麇鹿,乐伯一箭射中其背部;摄叔下车将鹿献于晋追兵之将鲍癸,并以外交辞令表示礼仪。鲍癸见乐伯善射,摄叔有辞,遂下令停止追击。许伯等从容返回。

在楚军“致师”后,晋军中两个心怀不满、希望晋军失败的军官魏销和赵旃,先后要求前去“致师”,未被允许,改为出使请和。魏、赵二人先后到达楚营,擅自向楚请战和挑战,引逗楚军。

(5)“致师”触发会战,晋军败退

在晋军挑逗下,楚先派将(潘党)逐魏琦,后由楚庄王亲率其警卫部队之一部(左广戎车卅乘),追击赵旃,迫近晋营。晋军急派飩车(守车)阻击。此时,楚军怕楚王闯入晋营,便出动相助,令尹孙叔敖就势发动进攻。楚军以工尹齐将右拒(右队)攻击晋下军;以唐侯将左拒(左队)攻击晋上军,以潘党率游阙(机动战车)四十乘,加强左拒。庄王率乘广(警卫队)随左拒。楚大军进迫晋垒。晋帅荀林父本已与楚使约定会盟媾和,对楚兵全无戒备,突然遭到进攻,一时惊慌失措,赶急在中军击鼓,号令军队渡河北撤,还大呼先渡过河的有赏。于是晋中、下军争着上船奔逃。先上船的怕船超载,又怕敌人追来,急于开船,后来的争攀船舷争上,被先上的用刀斩断手指,以致船上的断指成堆。晋军在一片惊慌混乱中,连夜抢渡黄河,淹死者无数。由于下军大夫荀首的儿子荀莹被楚军俘虏,荀首率领他的族兵向楚军反击,下军士卒多跟随他战斗。荀首在战斗中射死楚官连尹襄老,射伤楚公子谷臣,以车载尸及俘归,获得小胜,也起到了阻止楚军前进,掩护下军渡河的作用。晋上军帅士会预使上军有准备,且派大夫巩朔、韩穿率兵在敖山前设置七处埋伏,因此,楚军发动进攻时晋上军未动。且当中军一部争渡未成向右靠近上军时,得到了掩护。晋中军大夫赵婴齐预先准备了渡船,在晋军争渡时,他的部属得以先渡,故损失少。晋上军见晋中、下军大都已渡河北撤,害怕楚军集中兵力包围自己,便决心撤退。上军帅士会亲自率兵殿后,掩护上军主力有秩序地退却,未受损失。

楚军约经一日战斗,便推进到必(今郑州西北),因晋军已渡过河北,便收兵于衡雍。衡雍,是城濮战后晋文公筑行宫、会诸侯、朝周王、献俘受命的地方。楚庄王于卅五年后以战胜者的身份进住此地,便在这里修筑楚先君宫殿,举行祭河仪式和祝捷大会。然后,撤军南还。晋军收集败兵,于当年秋天撒回国内,主帅荀林父向晋景公请死。景公听了士贞子的建议,赦免了荀林父,并继续用其执政。

(6)必之战双方得失

晋、楚邓之战,是春秋时代的大会战之一,是晋楚两国争霸中原的第二次直接较量。第一次城濮之战的较量,晋胜楚败;这一次必之战的结果是楚胜晋败。这次胜败,也与第一次的胜败有类似之处,即胜败不是由双方军力强弱的悬殊,而是由于主观指挥的正误。双方这次使用的兵力,虽然史书一样的没有记载,但不会少于城濮之战,双方兵力对比也大体相当,其不同于城濮之战的,是晋楚两军的主动与被动地位颠倒过来了。晋军虽仍是为救援解围而出动,但其出动时机过迟,尚未渡河而郑都已破;楚军已从围郑中解脱出来,可以集中兵力、主动地对晋军作战。晋军将帅不和,主帅无权威,不能集中统一指挥,为部属强迫被动应战。既为一将擅渡而被迫全军渡河;又为个别部将的擅自挑战,挑起无计划、无组织的战斗,给了楚军以可乘之隙;在和谈尚未成功时,即放松战斗准备;在擅自挑战者引起行动时,不能沉着处置,却惊慌失措,轻率下令渡河退却,自陷危境。军队在敌人威胁下渡河,既不以战斗击退敌人,也不部署好防御加以掩护,即任凭其无组织无秩序地蜂拥争渡,不败奈何?这样的军队指挥,情同儿戏,岂有不败之理。

楚军在围郑之前,即已于蔡地建立了战略前进基地,有了在中原持久作战的准备,故围郑之战持续三、四个月后,仍能保持军队的战斗力而不疲惫。楚庄王亲自统帅楚军,指挥集中统一,不像晋军的各自为政;且“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诫之于胜之不可保”,(再三告诫军队不可因胜而骄)。楚军在晋军渡河前即已完成集中和战备,形成以有备临无备的优势;楚庄王善于利用晋军战和不定、内部分歧的弱点,采用假和谈真备战的谋略,又抓住晋军擅自挑战者的轻狂行动,乘机发起突然进攻,陷晋军于惊慌失措之中,不经决战便获大胜。这正是主观指挥正确的表现和结果。由此可见,军事行动,集中统一指挥具有何等重要意义。亦可见,主帅的选择及其指挥权威的建立,关系于军队作战的成败是何等重大。

邲之战,楚虽胜晋,但并未予晋军以歼灭打击;晋军虽败,但并未伤元气。这就为尔后晋、楚继续争战保存了余力。楚军此战本来有可能全歼或大部歼灭晋军,取得更大会战胜利的。为什么没有呢?从总的国力对比和对外形势上讲,是两国尚处于势均力敌状态,彼此都有些惧怕对方。从楚国方面来看,庄王虽有争霸野心,但对楚国力量能否逞霸中原、楚军能否战胜晋军,尚无信心,城濮之战的阴影还笼罩在楚王心头。所以,在晋军渡河前后,楚庄王并无与晋军作战的决心,只打算饮马黄河,炫耀一下武力就回师南国了。因此,晋军渡河时,楚军并未乘其半渡而击之,使晋军得以安全渡过黄河。晋军过河后,楚军也未在其未成列时急袭之。反而从延南移。只是在宠臣伍参的劝说下,才决定与晋军一战。在双方陈兵相对时,庄王仍使人与晋议和。虽有试探与欺骗晋军意图,但也说明楚庄王并未断绝求和的意思。从会战的猝发也可看出,庄王并不是有计划的指挥军队发起攻击的,而是在追逐晋之挑战者过程中,由令尹主动发起主力进攻的。倘若晋军指挥得当,列阵拒楚,背水一战,并寻机予以反攻,或如上军元帅士会那样,在楚军来路上设置伏兵,坚决迎战,则楚军未必不再重蹈城濮之战的覆辙。故楚军之胜,乃胜于晋军战场指挥之失误;而晋军之败,亦败于楚军指挥之无宏图也。

由此观之,邲之战,因双方统帅之平庸,军事指挥之拙劣,使一场本可创造辉煌战绩的会战,变成一场毫无声色的奔逐;使一幅本可名垂千古的壮丽图卷,变成一幅不值一观的涂鸦。连楚庄王当时也认识到了他在必战中是无战功可言的。《左传·宣公十二年》有战后他不同意“筑武军”收敌尸封土筑丘“为京观”在丘上立表木以纪战功),因“武非吾功也”的记载,意即虽胜却不足以表明自己有武功。多少也说明了楚庄王的自知之明。

6楚伐萧、围宋之战

战后,楚庄王趁胜利的威势,于当年冬移师东向伐萧(今安徽萧县),占领了萧邑,从东面威逼宋国。宋此时与晋保持着盟邦关系。晋、宋、卫、鲁四国且盟于清丘,会盟后,宋为履行盟约中规定的“讨贰”的义务,讨伐背叛盟约或背此附彼者)以陈背晋附楚,所以不顾楚国的威胁,出兵伐陈。而与晋宋有盟约的卫国,由于与陈有旧好,所以出兵救陈。这说明中原诸侯虽以晋国为盟主,但相互间已不能团结对楚了。陈既已附楚,宋伐陈,自然要引起楚国的反应。加以楚派使臣申舟到齐国,不预先取得宋国同意即经过宋,被宋捕杀,因而惹恼了楚庄王。楚于必战之次年(公元前596年)夏,出兵,秋九月,围宋。宋文公派人去晋国告急。晋景公想救,大夫伯宗以“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及鞭长莫及为理由谏景公,晋遂不出兵救宋,但派使臣到宋,谎言晋将出兵救宋,着宋不要降楚。宋信以为真,故坚守都城以抗楚。楚师围宋八个多月,城内已到了“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的地步。但宋仍无降意。楚庄王已动摇,准备撤围而去申,申犀谏楚王为“弃言气放弃服宋的誓言),申叔时建议采取“筑室、反耕”方略(修筑营垒、就地耕种补给),示敌以长围久困,必克方罢的决心。庄王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继续围宋。宋惧,派华元夜入楚师,找到楚将子反,提出楚军退兵三十里,宋即唯命是听,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宋服于楚,并以华元为质。

楚围宋迫降之战,是春秋时代围城得胜的少数战例之一。古代攻城技术缺乏,强攻破城不仅伤亡大,而且极难成功。故围城迫降是常用战法。但围城必须持久战,持久,必须有条件:一是被围者孤立无援或援而无力;一是围者的战地生活能保证军队持久不疲。故“筑室反耕”,成为古代围城战者一项重要方略。筑室,则保证军队能得到休息;反耕,则保证军队能得到生活的改善(如就地取得菜蔬等)。同时,也可使守城者慑于围者的持久决心而精神上受到威胁,动摇持久坚守之信心。这个方略始见于此役。

7、楚会诸侯于蜀

楚军围宋得胜后,楚国的威势又达到了城濮战前楚成王称霸中原时的态势。晋国因忙于对付狄人及秦、齐,无暇南顾。不仅郑、陈、宋已服楚,连鲁国为对付齐国都派人到楚国“乞师”只是因为楚庄王死了(在位二十三年,死于公元前591年),楚国才未出师伐齐。但庄王死后二年(公元前589年),当晋齐两国一场大战一鞍之战结束后,楚因卫、鲁皆参加了晋军伐齐的鞍之战,便于是年冬兴兵伐卫,曾进占鲁国的阳桥(今山东泰安市西北)和蜀(泰安市西).鲁成公派孟孙以木工、女缝工、织工各百人贿赂楚国,并以公衡为人质,请求与楚结盟。楚王答应了。于是年十一月鲁、秦、宋、陈、卫、郑、齐、曹、邾、薛、鄭十一国便与楚国会盟于蜀。虽然这次会盟多为各国大夫,且明年鲁、宋、卫三国又背盟而会晋攻郑,但这也足可说明楚国势力强大,中原诸侯除晋外,几乎全部为楚所服了。这是楚国的春秋中期称霸中原的第二个高峰期。

二、晋国维持霸权的战争

(一)晋襄公的争战

晋国自文公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建立起“诸侯之伯”的霸权地位后,即面临着秦、楚、齐三强国与之争夺的局面。文公卒后第二年,晋秦便进行了崤之战,虽打败了秦军,但也结下了与秦争战不休的恶果。襄公继位后,为维护晋国的霸权地位,便不断地出兵争战。从襄公元年(公元前627年)晋、秦崤之战开始,到襄公卒年(公元前621年)七年十战。其中除与白狄一战是反狄入侵外,伐许(因许贰于楚)侵蔡、伐卫、伐沈、伐楚救江等五战,都是征服中原诸侯小国,与楚争霸之战。秦晋互伐四战,晋三胜一平,都是崤战的继续。

(二)晋灵公的争战

晋襄公死后,子灵公童年继位。晋政权掌握在贵族中军元帅赵盾手中。灵公(公元前620年一一前607年)在位十四年,晋国共进行了十三次战争。其中七次是与秦战,其余六次是与楚争夺中原之战。对秦战争,是崤战后的互相报复。七次战争双方互有胜负,总的方面晋略占优势。在与楚争夺中原霸权的战争方面,主要是争夺郑、陈、蔡三国。由于秦国的威胁、钳制,晋国内部腐败和贵族间的仇杀,晋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削弱,在与楚国争夺中显得无力。

(三)晋成公的争战

晋灵公成年后,奢侈无道,被赵盾弟赵穿杀死。赵氏迎文公少子、襄公弟黑臀于周(母为周女)而立为晋君。是为成公。晋成公即位之年,正是楚庄王(八年)北伐陆浑之戎,观兵周疆,问鼎周室的一年。成公在位七年,晋国势衰弱,楚国(庄王)接连四年四次出兵伐郑,在郑背楚后,又在成公七年出兵伐郑。晋仅在成公三年、七年各出兵救郑一次。为争夺陈国,成公四年、七年各出兵一次。这表明,晋成公在位期间,晋虽未放弃与楚国争霸中原的政策,但在争夺中是处于弱势地位的。晋成公除勉强维持与楚国的争夺外,还在其六年夏,联合白狄,发动了一次伐秦战争。仅俘获了一个秦军间谍。而对赤狄的两次入侵,则以“使疾其民。以盈其贯,将可殪也”(即待其多战疾民,遭到人民反对时,即可一战绝灭之)为理由,放弃出兵攻伐的打算。这说明,晋成公在位期间,晋国国力衰弱,虽仍勉强维持着晋文公创立的霸权,但因内部贵族间的矛盾斗争削弱了国家力量,外部则三面受敌(西秦、东狄、南楚),难于集中兵力与楚争夺。因而处于被动不利的战略地位。

(四)晋景公的争战

1、与楚争郑失利,整顿内部

晋成公死后,子据(猛)立,是为景公。即位时,正当楚庄王争霸中原的鼎盛年代。景公为维护晋国的霸权地位,初期继续成公时与楚国争夺的战略方针。在郑降楚时.即出兵伐郑;楚伐郑时,又出兵救郑。为此,第三年(公元前597年)便与楚军在郊战中被打败。晋景公和他的卿大夫们接受了必战的教训,借先穀召引狄人侵晋的罪行,(先穀以在必战中未得志,故召狄入侵,企图***将先穀杀死,消除了晋军中不听指挥、擅自行动的将帅,整顿了晋军的军纪,加强了晋军指挥的集中统一性。

2、转变战略

景公五年(公元前595年)在决定伐郑战争时,采用荀林父的谋略“告于诸侯,菟焉而还”向各国诸侯宣告伐郑并说明理由)然后“示之以整”检阅车马,显示晋军队伍整齐,纪律严明,使郑自谋而来从晋。即以军事威慑迫郑来降,达到不战而屈人之目的。同时,对威胁晋国腹心的狄人,先之以亲善政策(景公亲往横函会众狄),争取了众狄来服,继而以武力攻灭赤狄潞氏(狄人不服晋之一支)甲氏、留吁、铎辰(均在今山西省潞城、屯留一带,即上党地区)。消除了肘腋之患,将晋国土向东扩大到太行山南部及其以东,与原有之南阳地区(今河南济原、温县一带)联成一片,改善了晋国的战略地位,增强了与楚国争霸的实力。在征服赤狄潞氏的同年,秦桓公率师伐晋,被晋军击败于辅氏(今陕西大荔县东二十里)。故此,晋虽在必战中败给了楚国,但国力并未削弱,且征服了赤狄,击败了秦军,振作了士气。

3、联齐邦交失着

此时,北方诸侯,只有齐国可与晋匹敌。齐在晋楚争霸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争取齐国站到晋国一边,加强与楚争霸的力量,晋景公八年,特派晋卿卻克使齐,约齐顷公参加会盟。由于齐顷公在接待卻克时,其母躲在堂旁帷幕内偷看,见卻克是跛子,笑出声音,被郤克听到,大怒,认为受了侮辱,便发誓报仇。回晋后,当即请求景公出兵伐齐,景公未许。当年,晋景公会诸侯于断道(鲁、卫、曹、邾与会),齐顷公未与会,派了四个代表,中途逃回二人。另两人被晋捕获,后也逃归。晋、齐关系遂恶化。第二年,晋令卫师伐齐,进至阳谷(今山东阳谷县北)。齐顷公与晋景公会盟于缯,并以齐公子疆为质于晋,晋师撤回。

4、晋、齐鞍之战

(1)齐侵鲁、卫。由于楚国也采取争取齐国的方针,齐顷公便企图利用晋楚争霸未决的时机向邻国扩张。因而,于顷公十年(公元前589年)出兵伐鲁,侵入鲁国北部边境,取龙(今山东泰安县东南)及巢丘(约在龙南)卫国为援鲁,派孙良夫等率师伐齐,与齐军在新筑(齐、卫交界处)相遇,两军交战,卫师大败。

(2)鲁、卫求援,晋兵伐齐。卫军战败后,孙良夫便到晋国求援。同时,鲁国为抵抗齐国的侵略,也派臧宣叔到晋国求援。鲁、卫二使都通过卻克说通了晋景公,晋景公答应了鲁、卫两国出兵伐齐的请求,决定出车七百乘,由卻克率领出征。卻克请求增加兵车百乘,晋君允诺。于是晋、齐两国便爆发了一场大会战。

(3)鞍之会战公元前589年,晋卻克便以兵车八百乘(卻克有私属兵车百乘),分为三军。卻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韩厥为司马《晋中军下军无佐,上军无帅,说明三军未全部出动,仅由各军之帅或佐率其所属之部队参战)。晋军在鲁大夫臧宣叔的迎接和引导下,向鲁、卫交界齐军住地鞫居方向前进。中途,鲁季文子率鲁师来会。

齐顷公于侵入鲁国北部边境城邑后,因卫师援鲁,乃率军西向攻卫。齐军进至鞫居,被卫新筑(邑)大夫仲叔于奚将兵阻止。在得知晋军前来后,齐军便经莘(今山东莘县北)向齐地撤退。晋军跟踪齐军,到莘后便追上了齐军。齐军继续东撤,晋军尾追齐军。六月十六日,两军追逐至靡笄山(今山东省济南市千佛山)下,便停止对峙起来。齐顷公派使臣至晋军请战,约定明日(十七日)会战。晋邵克答应齐军的请战。齐将高固驱车驰入晋营,用石块投击晋兵,并俘虏晋卒而乘其车,以桑树根系车上,巡行于齐军营垒,并高声宣布“欲勇者,贾余余勇!”谁想勇敢吗?买我的余勇吧!”)以炫耀个人的勇敢,这也暴露了齐军的骄傲情绪。

六月十七日,齐、晋两军展开列阵在鞍(今济南市西)。齐顷公以邴夏为御,逢丑父为右。晋卻克以解张为御,郑丘缓为右。会战开始前,齐顷公以轻蔑的口吻说:“余姑翦灭此而朝食。”(待我全部消灭了这个敌人,再来吃早饭。)他不待驾车的马披好马甲,就驱车向晋军驰去。齐军随之冲向晋军。两军遂进入交战。晋帅郤克被齐军射伤,血流到脚上,仍坚持击鼓督战。他的御者也中了两箭,伤了手和肘。卻克有点疼痛难忍,想退回本营,遂对他的御者解张说:“余病矣!我伤的很厉害),御者解张说:交战一开始我就中了两箭,射穿了手和肘,血染红了左车轮,我折断了箭杆,没有敢说受伤,也没有影响驾车。请你忍耐一下。车右郑丘缓对卻克说:从战斗开始后,每逢遇到难通行的地方,我必定下去推车。你都没有顾及到。现在你的伤势很重啊!解张很怕卻克因伤重动摇了作战决心,便对卻克说:全军的进退,全凭元帅的旗鼓为定,只要元帅的车上有一个人坚持住,就可以成事,决不可因伤而贻误了大事。打仗,就要准备牺牲,现在虽伤还未致死,应咬着牙坚持战斗下去(“吾子勉之”)。解张于是一手挽着马辔,一手执槌击鼓,驾车的马向前奔跑止不住,晋军从后跟随着不断向前冲击。

在晋军猛烈冲击下,齐军的战阵被冲破,齐军由攻击转入退却。晋军追击齐军至华不注山(今济南市东北之华山),双方绕山三周。晋将韩厥“中御”亲自御车立于中间)驱车追击齐顷公,顷公御者邴夏望见韩厥像个“君子”,教顷公射它,顷公说射君子“非礼也”,于是射其左,坠到车下;射其右毙于车中,当韩厥低头俯身免被射中,并将丧车之綦毋张拉上车来,躲到后面时,逢丑父趁韩厥俯身躲箭之机,与齐顷公更换了座位。待韩车追及时,已抵华泉。顷公驾车掺马被树木挂住,遂被韩厥拦住,逢丑父伪装顷公,命顷公下车到华泉取水喝,为随伴的佐车救走。韩厥误逢丑父为齐顷公,俘获以还。齐顷公为了救逢丑父,在齐军护卫下,驱车“三入三出”(一入狄师,一入鲁师,一入晋师),未获,乃东走,过徐关(今临淄西),回临淄。晋军穷追不舍,入丘舆(今山东益都县西)击马陉(今山东益都城西北)。齐顷公使宾媚人到晋军中献宝物并割地求和。晋元帅卻克不答应,提出要萧同叔子(齐顷公母,讥笑卻克者)为人质,齐国境内的垄亩一律改为东西向(便于晋兵车从西向东征伐齐国)的罢兵条件。在齐使的争辩下,又有鲁、卫的劝告,晋卻克才同意了齐国的求和。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今山东临淄西)。齐国将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归还鲁国。鲁成公大赏晋军将帅。

(4)鞍战后果及教训。晋、齐鞍之战,是春秋时代晋齐两大国第一次大战。虽然战争导发的原因之一。是齐君母笑晋使失礼,但其基本目的是争夺对鲁、卫二国的控制权。此战的结果是晋国扩大和巩固了霸权地位,改变了三面受敌的不利战略态势;齐国则由独立于晋、楚争夺之外的强国地位,变成了听命于晋国的附属。

晋国这次对齐国战争的胜利,虽有援卫、救鲁,师出有名的政治上得理的优势,且有卫、鲁二国的直接支援,但军事上的胜利,仍在很大程度上得利于齐军的骄傲轻敌。从晋齐双方兵力对比看,晋军虽有鲁、卫军及狄军相助,但并不占绝对优势,(晋仅出兵车八百乘,加鲁、卫二国约计也不过一千多乘。齐军虽无具体数字,但兵车数不会少于晋鲁军。)从作战地理环境看,齐军占有地利的优势(战场在齐境,齐军地形熟识,且有利于防守的地形和城邑)。晋军深入齐境,异国作战,易遭齐人反对。晋军战斗训练水平未必高于齐军。从会战中晋军帅卻克及车右,晋将韩厥车左、车右均为齐军弓箭手射中,可见齐军战斗技术水平是颇高的。齐军的战败,主要是轻敌骄傲,作战指挥失误。从高固的“贾余余勇”到齐顷公的“灭此朝食”,都显示了齐军将帅的严重轻敌骄傲情绪。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即不会注意研究晋军的特点,也不会重视如何利用有利的作战环境,更不愿采取防御战略,不肯虚心吸取当年齐鲁长勺之战失败的教训,单纯凭着主观上自以为强大,一味采取堂堂正正的列阵进攻战法;在有战斗经验、而内部团结和谐又能勇敢战斗的晋军面前,怎么能不打败仗呢?倘使齐军指挥上能冷静地估计形势,采取谨慎对敌的态度,足够重视晋军这个劲敌,巧妙利用本土作战的有利环境条件,以防御姿态先予晋军以消耗、疲惫,再寻机以伏击、袭击战法攻击之,鞍战的胜利,可能不属于晋而属于齐。齐军鞍战之败,也是齐桓公之后,齐国五代国君(皆为桓公子)陷入争位、腐败而又无贤相良将,致齐国趋于衰弱的结果。

5、晋作六军

晋国于鞍战服齐后,改善了战略地位,但与楚国的争夺,还处于被动地位。鞍战当年冬,楚以救齐为名,出兵侵卫,侵宋,会诸侯于蜀(鲁地,今山东泰安城西),楚国的军事、政治活动,是对晋国霸权的极大挑战。晋景公于次年(公元前588年)春,便以报邲战之仇为名,会合鲁、宋、卫、曹四***队联合伐郑。郑公子偃率师抵抗,用伏击战打败联军。晋军撤回后无识瑞巢由卻克合卫孙良夫军共同征服了赤狄的余部庸咎如,进一步解除了狄人的威胁。接着,于十二r月二十六日“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在原来的中、上、下三军外,增编新中、上、下三军;由原来六卿(每军将、佐均为卿),增至十二卿,鞍战有功的将领都得到晋升。晋军的实力一下子扩大了一倍。

6、晋、楚继续争霸中原

鞍战后七年,晋景公为维持晋国的霸权,针对主要争霸敌手楚国,运用军事与外交两种手段,与楚国进行争夺战。

军事方面,于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87年),因郑伯伐许,晋以栾书将中军、荀首佐之,士燮佐上军,出动一个半军的兵力,伐郑救许,取郑之氾、祭。楚亦出兵救郑,晋、楚两军未接触而罢,郑、许二君争讼于楚。

景公十四年(公元前586年),郑因与许争讼于楚不胜,转而请和于晋,郑、晋盟于垂棘(今山西省潞城北)。晋于是会诸侯(齐、鲁、宋、卫、郑、曹、邾、杞)盟于虫牢。宋共公借口国内有***未与会。

景公十五年(公元前585年),晋以宋共公未与会为由,派伯宗、夏阳说率师,合卫国孙良夫、宁相及郑人、伊洛之戎、陆浑、蛮氏联军,三月侵宋。宋不服,晋又命鲁国出兵伐宋。是年秋,鲁被迫派孟宣子、叔孙宣伯率师侵宋。由于郑从晋,楚于是年秋派子重率兵伐郑。晋又派栾书率师救郑,晋、楚两军遇于绕角(今河南鲁山县东)。晋军夜临楚军,金鼓齐鸣,楚军惊溃。晋军趁机侵蔡、侵沈。楚又以公子申、公子成率申、息之师救蔡,在桑隧(河南确山县东)设防。晋元帅栾书采纳了知庄子(荀首入范文子(士燮入韩献子(韩厥)的避战主张,否定了赵同、赵括等八人(赵同、赵括、荀庚、郤销、巩朔、韩穿、荀骓、赵旃)会战的意见,主动撤回晋军。

晋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84年),秋,楚又出兵伐郑。楚军进至(今河南襄城县为南氾)。晋景公会齐、鲁、宋、卫、曹、莒、邾、杞八国之师救郑。郑军包围楚师,俘掳楚郧公(郧邑长官)钟仪,献于晋国。于是诸侯同盟于马陵。同年,为从东方箝制楚国,晋派流亡于晋的楚申公巫臣,带领战车30辆使吴,教吴军车战,并以15辆赠吴国,又教唆吴王反楚,从此,吴便开始“伐楚”,吴国开始成为楚国东方的一个新敌国。

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晋派栾书率师侵蔡,又侵入楚地,俘获申骊(楚大夫),郑成公率兵去会晋师,经过许国城东门,见许无备,便趁机侵入,大肆抢掠而归。郯国于去年遭到吴国入侵,被迫降吴,晋景公派士燮会齐、鲁、邾军伐郯。

晋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82年),楚贿赂郑,郑服于楚。郑成公朝晋,被晋扣留。晋派栾书率师伐郑。楚派子重率师侵陈以救郑。楚师侵陈后,又东北行,伐莒,莒溃,楚师入郓。此时,秦桓公趁诸侯多不满于晋的机会,联合白狄,一同伐晋。

晋景公十九年(公元前581年),晋命卫伐郑,卫派子叔黑背率师侵郑。由于郑成公被扣留,郑国另立新君,晋又会诸侯出兵伐郑,并放回郑成公。此时,晋景公已病死,子州蒲立为晋侯,是为晋历公。

以上是晋景公从晋、齐鞍战后,为维护晋国霸权所采取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几乎全部是与楚国争取中原的。争夺的重点仍是郑国,波及宋、陈、蔡、郯。晋、楚双方在争夺中都避免直接交兵,倒霉的是那些被争夺的小国。两大国的军事行动带有互相威慑的性质。

7、晋景公外交护霸

连年的军事争夺,也使大国不堪负担。因此,在以军事相争夺的同时,晋景公也不得不注意运用外交策略,达到其争霸的目的。晋在外交上是把重点放在巩固与齐国的联盟,孤立楚国上的。为了巩固与加强晋、齐同盟,晋景公除在齐顷公朝晋(鞍战后第二年)时予以礼遇外,还在景公十八年(鞍战后七年),决定让鲁国将战后从齐国收回的汝阳之田重给齐国。这项决策引起了鲁国及其他诸侯的不满,对晋表示了离心倾向,弄得晋景公赶急召集马陵会盟,加以弥补。在孤立楚国方面,晋利用楚国投奔来的申公巫臣及其谋略,派巫臣出使吴国,沟通与吴国的联系。吴国此时寿梦为王,巫臣恨楚公子子重子反杀其族人,分其家财,便决计助吴伐楚。他得到晋君的同意和支持,亲带兵车“两之一卒”(合两偏成一卒之兵车,即三十辆)出使吴国,“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并以兵车十五辆留给吴国,以其子狐庸为使吴的“行人”(专使)。吴在晋使的唆使和帮助下,开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皆为楚国的属国),侵入楚之州来。楚子重、子反被迫“一岁七奔命”(七次奉命奔驰以御吴师)。吴国于是强大起来,并与楚国敌对。这样,楚国的东方便出现了一个大敌国,从而陷入两面(晋、吴)受敌的困境。这是晋国在外交上的一大成功。

8、晋、楚媾和

晋景公晚年也曾试图与楚和解,以缓和年年出兵的紧张局势,减轻晋国的军事负担和经济压力。他在范文子(士燮)的劝说下,释放了两年前俘获的楚囚钟仪,使其为晋楚媾和牵线。楚国也有缓和紧张局势的需要,便于钟仪回国后,派公子辰使晋,请求修好。次年,晋又使大夫籴使楚。晋楚关系趋向和解。适在此时,晋景公病死。晋景公死后,子历公继位。历公初年,继续景公和诸侯的对外政策。在宋华元斡旋下,历公二年,晋楚两国派代表在宋国都西门外会盟,达成和约。两国又互派使莅盟。郑也随着与晋国媾和。

9、晋、秦会盟

晋历公元年,晋与秦相约在令狐会盟。晋历公如期至令狐秦桓公至王城停住,不肯渡河,双方隔黄河互派使臣到对方会盟。令狐之盟,是一次无诚意的会盟。但毕竟两个敌国有了和解的表示。因此,诸侯国间形势一时出现了缓和。由于长期的敌对和战争状态,各国间充满不信任感,而霸权国一晋国又不是完全真诚平等的对待诸侯国,如晋景公死时,鲁成公恰好在晋国朝见,即被晋强迫参加送葬,使鲁国感到耻辱。又怀疑鲁国对晋有二心(疑亲楚),扣留了鲁成公,成公被迫受盟后,才得放归,晋国这种对待归服于自己的诸侯国君,说明它的霸道政策,并不想以德服人。

10、晋、秦麻隧之战

由于秦桓公不相信晋有和解的诚意,且秦自崤战以来,屡败于晋,愤不服晋。因此,令狐夹河会盟后,秦便背弃盟约。于次年秋,唆使白狄侵晋,被晋败于交刚。又联络楚国,准备伐晋。楚将秦的活动告诉了晋。晋此时已与楚和好,解除了南方的威胁,可以集中对秦。因此,晋历公三年便决定出兵伐秦。这次伐秦,晋国作了政治、军事的充分准备:政治上,晋使吕相作绝秦书,将秦晋历史上的积怨,全部揭露出来,通报各国,说明秦国如何干涉晋国内政,如何不守信义,申明晋是不得已而用兵,从而引起诸侯怨秦睦晋,同时,又使楚不致感到是间接打击它。这是春秋时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也是一篇很有声色的讨秦檄文。这就使晋军师出有名,理直气壮。军事上,晋联合了齐、鲁、宋、卫、郑、曹、邾、滕等国,组成联军。晋军出动四军,分以“栾书将中军,荀庚佐之;士燮将上军,卻销佐之;韩厥将下军,荀莹佐之;赵旃将新军,卻至佐之。另以卻毅御戎(历公车的御者),栾鋮为车右。晋军将帅和睦,上下一致,士气旺盛。

晋历公三年(公元前578年)四月,晋及诸侯联军,从晋国出动,西渡黄河,五月四日,进抵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与秦军交战。经过激战后,秦军被击败,秦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晋及诸侯军抵泾河岸。诸侯军都不愿渡河,晋派人鼓动鲁师先渡,各***队随之渡泾,进至侯丽(约在今陕西礼泉境内泾河南岸),便停止追击,撤军东回。这就是晋秦的麻隧之战。

麻隧之战,晋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速战速决,给了秦国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秦国在崤战之后遭到的一次最大的失败。秦国遭此战败后,十几年之内无力对晋报复。晋国赢得了时间,得以专心对楚。楚国受晋楚盟约的约束,既未能在晋伐秦时给秦援助,坐视秦败于晋,从而,失去了一个可以从西方制晋的盟国;又因吴在晋助下兴起,成为从东面威逼楚国的强敌,以致使自己陷入两面受敌孤立地位。面对强晋的霸权,楚已处于争夺的战略劣势。而晋国则已建立起对楚的战略优势了。

11、晋、楚鄢陵之战

晋、秦麻隧之战后,晋国处于争霸的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和历史时期。此际,秦被打败,一时无力东顾;齐、晋同盟处于巩固阶段;中原诸侯皆服于晋;吴楚为敌,有利于晋。晋只待有利时机出现,即可与楚一战。郑国的行动,为晋楚争战创造了时机。

(1)郑侵许,楚伐郑晋历公四年(公元前577年、麻隧之战第二年)八月,郑成公(为晋扣留又放回者)派公子喜(子罕)率兵伐许,被许兵击败,郑成公又亲自率师征伐,郑师攻入许都外城,许被迫割地(以叔申之封地与郑)媾和。许是楚之附属国。楚得知郑伐许后,便准备出兵伐郑。楚子囊认为晋楚刚结盟,不可背盟。子反则认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遂决定出兵伐郑,楚师于次年(公元前576年)侵入郑国,直抵暴隧(今河南原阳县西)。接着又侵入卫国,进占首止。楚军这种长驱直入的行动,带有很大的冒险性,郑国见楚军北进,遂乘机出兵南侵,进入楚之新石(今河南叶县境)。晋国得知楚军北上后,栾武子(栾书、中军帅)想出兵击楚军,为韩献子(韩厥)劝阻,失去一次击楚的机会。但也为尔后伐楚积蓄了政治资本。

(2)吴与会晋盟在楚出师伐郑的当年冬十一月,晋士燮、齐高无咎、鲁叔孙侨如、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邾人,与吴国代表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稍北)相会。吴国开始加入以晋为盟主的中原诸侯联盟了。这对于晋与楚争霸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3)郑侵宋,晋伐郑晋历公六年(公元前575年),郑又由公子喜(子罕)率师伐宋,宋将詛、乐惧击败郑师于沟陂(约在今河南商丘、宁陵间),宋师因胜而懈,驻于夫渠,不加戒备,遭郑袭击,被歼于汐陂,两将被俘。郑国的这一行动,违犯了诸侯的盟约,晋以盟主的身分,自然要出面干涉,虽然晋士燮反对出兵,但栾书以“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为理由,决定出兵讨伐郑国。晋军由栾书将中军,士燮佐之;卻销将上军,荀偃佐之;韩厥将下军;卻至佐新军;荀莹留守。同时,派卻犨到卫国、齐国,栾魇到鲁国,分别约请三国出兵参战。

(4)楚出兵救郑四月十二日,晋军出动。郑国听到晋军的行动后便派人到楚国去报告,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楚军仍分中、左、右三军:司马子反(公子侧)将中军;令尹子重(公子婴齐)将左军;右尹子辛(公子壬父将右军。

(5)晋、楚两军迫营对阵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后,接到楚军出动的情报,士燮仍主张避战,栾书、卻至等不同意。晋军遂迅速前出,到达鄢陵城附近,择地设营,以待齐、鲁、卫、宋诸国之军到达,与楚军决战。

楚军从楚国北部出发,以急行军,经申(今河南南阳)东北行,出方城,过许(许昌),会郑师,疾趋抵鄢陵。六月二十九日(晦日)夜,乘晋军不备,迫近晋军营垒,压营而阵。

晋军连出营门列队的地方都没有,不免有点惊惧。士燮的儿子范句建议:“塞井夷灶,陈于军中,而疏行首”,即在晋军营垒内平整场地,排列战阵、疏开行列,与楚军交战。晋中军帅栾书认为“楚军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晋新军佐卻至则认为,楚军有六大弱点“二卿(子重、子反)相恶(不和睦),王卒以旧(楚王的亲兵老旧不精良),郑陈而不整(郑军虽有阵势而不严整),蛮军而不陈(随楚出征的东夷军,不成阵列),陈而违晦(楚军布阵于月终无月光之夜,不吉利),在陈而嚣(军中喧哗,无纪律),合而加嚣(集合列阵更加喧哗),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楚、郑、夷军将领,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旧必不良(王卒皆旧家子弟)以犯天忌(晦日用兵),我必克之”战必胜楚《左传·成公十六年》)。

楚共王乘巢车(高如鸟巢,用以了望敌人的侦察车)由晋国投奔楚之伯州犁陪同,观察晋军在阵营内的动静。伯州犁逐一解释晋军动作的性质和目的,对晋军的临战准备情况,观察的比较清楚。但楚军未能根据晋军的动作,做出相应的应战准备。晋军方面,则由从楚国投奔到晋的苗贲皇将楚军情况告诉了晋历公,并提出建议说:楚军的精锐是在中军的王族部队。晋军应先以精锐部队分击楚左右军;然后全军集中攻击楚中军的王族部队,一定会大败楚军。晋历公听了苗贲皇的建议,又用筮法占卜(迷信),得吉兆,于是决心不待诸侯兵来会,便与楚军开战。

(6)晋、楚两军交战历公采纳了范句(范文子之子)的建议使晋军在营垒内填井、平灶、列阵、誓师,不出营而已完成战斗展开和准备,然后从营垒内直接成战阵冲出。晋中军帅栾书与中军佐士燮各以其族兵夹历公的车队而行。晋军营前有泥沼地,故军队虽已列阵而出,但又不得不分从泥沿地左右绕过,晋历公的车陷入泥沼,被车右栾鋮(栾书的儿子)下车拖出泥沼,才得前进。晋军出营垒后,分向楚军攻击,晋军将吕镣(魏隼)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楚将善射者(神箭手)养由基一箭射死吕销,楚王得救。晋下军佐郤至三次遇见楚王,均以礼相让,且接受了楚王赐弓的礼遇。晋下军将韩厥与下军佐卻至先后追及郑成公,均以不敢辱(伤)国君为由,放走了郑公。双方对战后,楚军被逼到不便通行的地形上,楚共王又陷入危境,幸赖养由基连发两箭,射杀二敌,楚将叔山冉手持俘掳的晋兵投掷敌人,击中敌车,折断车轼,晋军才被楚军将士奋勇搏斗所阻止。双方从早战到晚,才停顿下来。

(7)楚军夜遁当夜,楚中军帅子反命令军吏,检查救护伤兵,补充兵卒战车,修理甲胄兵器,整顿车马,作好再战准备,明晨鸡鸣而食,唯命是听。晋军探得楚军准备再战,担心明日敌不过楚军,苗贲皇巡视晋军,故意宣布:补充、检查军队,秣马、利兵,准备明日再战,然后故意让楚俘逃走让其回到楚军,传出晋军备战消息。楚共王听到后,赶紧召见中军帅子反商量对策,子反好饮酒,近臣谷阳竖献酒使饮,大醉,不能应召,楚共王认为这是“天败楚也”,便下令连夜撤军。

(8)会战结束晋军在楚军撤退后,进占楚军营地,取得楚军供给,休兵三日,收兵回晋。诸侯的援军,除了齐国在会战结束时到达战场外,其余各国均未到达。

楚军撤退至瑕时,楚中军帅子反自杀。

(9)鄢陵之战小结鄢陵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第三次两国主力军会战。晋楚两国在春秋中期争霸八十多年,彼此主力会战不过三次,第一次是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第二次必之战(公元前597年),第三次就是这次鄢陵之战。此后,双方主力未再有过会战。(后至公元前557年虽有晋楚两军湛阪之战,但已构不成主力会战了)。鄢陵会战在晋楚争霸中原中具有重要意义,楚国从此对中原的争夺走向颓势。晋虽胜楚,但对中原诸侯的控制力也大不如前,中原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又加剧起来。

鄢陵之战,晋楚两军的兵力数额,史书不载,按春秋时期军队编制推测,晋四军兵车不过二千乘,兵不过五万人。楚军兵车当亦不下一千五百乘,兵亦当在四万人左右,郑军兵力约计当在万人左右,车亦当有五百乘以上,楚郑联军总兵力当有五、六万人,车应有二千乘左右,晋、楚双方约计兵力对比,大体相当。

鄢陵之战,是郑国的侵掠行动引起的。

晋、楚两国都是为救援自己的盟国(晋为救宋而伐郑,楚为救郑而抗晋)而出兵的。其性质虽仍是争夺中原霸权,但具体战争行动却是被郑国牵着走的,并不是晋楚双方预先有计划寻求对方决战的战争。战争既被争夺对象的行动所引起,双方进入战争都具有被动性。要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就要看谁的国家战备程度高,定下战争决心的时间早,军队行动快,谁能预先选择和到达战场。在这些方面,晋国显然是占了先着。这是晋军取胜的重要条件。

楚国是得知晋国出兵后才决心出兵的。因此,楚军行军带有急行军性质(郑国派到楚国求援的姚句耳亲见楚军行军状况,对郑子驷说:楚军“其行速,过险而不整“志失列丧,将何以战?”(《左传·成公十六年》楚军经过千里远程疾进,军队疲劳,队列不整,士气难振,斗志削弱。这样,被迫千里争战的军队,首先就处于被动不利地位,在此情况下,楚军本应在进入郑国后,择地集中,略加休整军队,再选择战地、战日与晋军会战。但楚军却不加停顿,径直进抵晋军营垒,迫营而阵,使晋军得在预先选定的战场上,以逸待劳,而自己却以劳待逸,且失去选择战场的主动权,一开始便处于会战的不利地位。会战开始前,楚王在巢车上既已观察清楚了晋军营内情况,就应及时使楚军采取相应动作,乘晋军出营绕行泥沼地时,予以攻击,并可在楚营内设置障碍或埋伏,以阻碍晋军攻势,伺机予以袭击。但楚军却未采取这类争取主动的战斗行动,致使会战一开始,便处于被迫应战的防御地位。楚军中不乏战斗技能(射箭)高超的勇士。但楚共王及其将帅不仅不善于使用他们,而且还打击他们的情绪,限制他们的行动,致使他们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如养由基与潘党,都是当时有名的善射勇士,他们在会战前日一箭射穿七层革甲后,向楚王报告,反被楚王怒斥之谓“大辱国!诘朝(明朝)尔射,死艺(死于射艺)。”及会战开始后,晋将吕镐一箭射中楚王眼睛后,楚王才赶快给养由基两支箭,叫他射吕镇,吕琦虽被一箭射中颈部而亡,但楚王已先中箭,战局已受影响。楚军是有战斗力的,经过一天战斗,不仅未被击溃,而且还能整顿再战。但楚军将帅子反骄傲,不守军纪,醉酒误事,致使楚共王失去再战信心,以主动退却结束会战。

鄢陵会战,仍是以主观指挥的正误,决定了会战的命运。但会战结果,并未使双方军队任何一方遭到歼灭性打击。楚军虽败,但元气仍存,且其败退状况,犹胜于晋军必战的败退。

第七节春秋中期战争(四)

一、鄢陵战后晋楚继续争霸的战争

(一)鄢陵战后形势

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后的晋国,军事上已威震列国。但由于外骄内侈,政出多门,诸侯不服,战后当年秋,晋历公听信谗言,不肯接见鲁成公又扣住鲁成公不放,还要强迫鲁国去掉两个贤臣(仲孙蔑和季孙行父),引起诸侯的不满和离心。为了削弱卿权,晋历公宠信近臣胥童等,而诸卿大夫之间又互相倾轧,历公依靠胥童等,一举族灭了三郤(卻至、郤钸、卻犨),于是栾书、中行偃惧而执杀历公,迎公子周子立为悼公,晋国政局突变。楚在鄢陵战败后,霸势减弱。国内虽未引起***,但外部压力增大,东方吴国崛起,舒庸乘楚败之机,引导吴国侵占了群舒之地。处于晋、楚争夺中间地带的中原诸国,仍持违依两可态度,且内部不稳而又互相争夺。郑国坚持背晋从楚,并出兵伐宋;宋国在战前一年宋共公死后,发生了公族(宋戴公、庄公桓公之后,各成一族)争权斗争,戴族的华元掌权,桓族的鱼石、鱼府、向为人、向带、鳞朱五大夫出奔楚国。鲁国内有宣伯与穆姜密谋夺权的活动;曹国有成公与子臧之争(成公为晋扣押了二年),各国内外矛盾斗争,互为因果的成为战争的根源。

(二)晋伐郑战争

由于郑国在鄢陵之战中为楚之盟国,战后郑并未背楚服晋,因此,晋于当年七月,便联合齐、鲁、宋、卫、邾五国之师,出兵伐郑。联军分别进至郑国的西部和东部,晋下军佐知武子荀莹,指挥宋、齐、卫军东出侵陈,到达鸣鹿(今河南鹿邑县西),又接着侵入蔡国,大肆抢掠后,西进到颍上(约今河南禹县境颍河边),郑军帅子罕抓住三国联军孤军深入之弱点,指挥郑军夜间包围袭击之,把宋、齐、卫军打得溃不成军。晋以诸侯军伐郑的战争,便以失败而告终。

(三)晋再伐郑

鄢陵之战第二年(公元前574年,晋历公七年)正月,郑国子驷率师侵入晋国在黄河南岸的领地虚、滑(今河南省偃师县境),主动向晋国挑战。卫国是晋国的盟国,邻近郑国,便积极出兵救晋。卫军由南宫括率领,不去迎击郑军,而是南下侵入郑地,到达高氏(今河南禹县西南),威胁到郑军的侧背,也威胁到郑国的安全。郑国于是年五月,派大子髡顽、大夫侯孺,到楚国去作人质,请楚出兵援郑,楚于是派公子成、公子寅率师到郑国,担任卫戍。

晋国得知郑军侵入虚、滑,又得知楚国出兵戍郑,便决定再次出兵伐郑。六月,晋召集齐、鲁、宋、卫、曹、邾各国及周王军队,组成八国联军,讨伐郑国。联军会师后,陈兵于郑国西北部之戏童至曲洧地区(今河南嵩山东北部),取居高临下的瞰制之势以威逼郑国。

(四)楚兵援郑

在晋及诸侯国出兵时,楚已得到情报。因此,楚国派子重率师救郑。楚军并未直接向晋军驻地前进,而是向郑国东部进出。这里是平原地,便于战车行动,又便于取得供给,且可威胁宋、卫二国,调动联军东援,从而避免鄢陵之战直迫晋营出现的不利战势。

当楚军进到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时,果然晋及诸侯联军便自动撤退回国了,晋再次伐郑战争,便未经交战而结束了。

(五)晋又伐郑

晋以八国联军伐郑,无功而还,当然不满意。因此,当年冬,第三次出兵伐郑。这次仍如上次组成八国联军,于十月十二日(庚午),包围了郑国都(今河南新郑)。郑又向楚求援。楚共王派公子申率兵救郑。楚军北上,进到汝河岸上,便驻扎下来,采取威慑之势,晋及八国联军得到楚军临汝水而陈的消息,便于十一月自行撤围,各自回国,伐郑战争又一次无功而罢。

(六)晋悼公整军经国

鄢陵战后,晋历公欲尽去群大夫,安插嬖臣,于是依胥童谋杀了三卻(销、华、至),不久,历公被杀,悼公继位(公元前573年)。晋悼公即位后,依靠栾书、韩厥(韩献子入魏相(吕相入士鲂、魏颉、赵武等一批贵族卿相,采取了一系列整顿内政的政策措施,晋国国内局势很快安定下来。在军事上,改变了卿(各军将佐)有固定军职的制度,变为“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摄之”,并任命“祁奚为中军尉(元尉),羊舌职为佐,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之司马”“使训卒乘,亲以听命”训练步兵与车兵,亲睦无间,步调一致,听从命令)。经过整顿,“凡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蹦德,师不陵正,旅不逼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左传·成公十八年》)。晋悼公在位十五年(公元前572年一前558年),共进行了十七次战争。其中与楚国(包括争夺郑、许、宋)的争战即达十二次,与秦战四次,与齐战一次,成了晋文公称霸后最活跃的一个霸主。

(七)楚国两面出击

楚国在鄢陵之战后,仍为共王主政,直到晋悼公死前二年(公元前560年),共王才去世,由其子康王继位。因此,在晋悼公“复霸”年代,楚国仍是共王统治年代。楚共王在鄢陵之战受伤后,虽未放弃争霸的野心,但已不似鄢陵战前那样雄心勃勃了。由于吴国崛起与楚国为敌,构成了对楚国东方的威胁,影响了楚国北向争霸中原的战略行动,而晋国又不断与吴互通使节,密切联系,一旦形成晋、吴联盟,对楚威胁更大,因此楚国除竭力保持对郑、宋、陈、蔡等中原诸侯国之控制外,还必须对吴国采取制服行动。这样,楚国在鄢陵之战后,便在两个战略方向上采取了军事行动:一是北上与晋争夺郑、宋、陈等中原诸侯国的控制权;一是东向与吴争夺舒、夷等国的控制权,并谋求切断吴、晋联系通道,进而征服吴国。

(八)郑、楚侵宋与晋楚战争

晋悼公即位当年,刚初步整顿了内政,便发生了郑、楚侵宋战争。楚国为了切断晋、吴之间的交通联系,趁晋国内政局波动,无暇他顾之机,便联合郑国出兵伐宋,夺取宋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要地。这年六月,楚、郑分别出兵,郑成公率郑军一支东进到宋国曹门(西北门),在此会合上楚共王率领的楚军,共同东进攻取了朝郏(在今河南省夏邑县)。同时,另一支楚、郑联军由楚子辛、郑皇辰率领,从南路东进,攻取了城郜、幽丘(在今安徽萧县境)。尔后,两路会师,共同东进,攻取了彭城。将前年由宋投降到楚的鱼石等五大夫安置到彭城,并以兵车三百乘卫戍之,然后,楚、郑撤军回国。楚、郑两国的这次伐宋战争达到了如下的目的从宋国手里夺取了彭城,建立起由宋国分离出来的桓族集团的统治,以削弱宋国,切断了晋国与吴国的交通要道设置了一个控制中原诸国的战略犄角。

楚、郑军从彭城撤走后,宋国为了拔除这个楔在背上的钉子,便于七月由司马老佐和司徒华喜率师包围了彭城。由于老佐死于军中,宋师攻不克彭城,便采取围困战术。楚国得知彭城被围后,便派子重率兵救援彭城,并攻伐宋国。宋主政的右师华元亲自到晋国告急求援,晋韩献子(厥)当政,认为“成霸、安疆,自宋始矣”,即看成是晋达成霸权目的,并抑制强国的有利时机。于是晋乃出兵救宋。晋悼公率师向彭城前进,晋楚两军在彭城附近的靡角之谷相遇;晋悼公惧怕楚军,打算撤退。由楚奔晋之雍子为晋侯出谋,下令晋军,老、幼、孤、病和兄弟二人均在役的,都回家去。精选士卒,检阅车兵,喂好马匹,饱餐士卒,列阵烧帐,准备明日决战。同时,放松对俘虏的管理,让其逃走,回去向楚军报告。楚军听到晋军准备决战的消息后,便先晋军而撤退了。

晋军于是会合鲁、宋、卫、曹、莒、邾、滕、薛等国的军队,包围彭城。彭城在被围月余后,只好投降。晋将在彭城的原宋之五大夫俘归,置于。丘(今山西省垣曲东南)。继后又将彭城归还宋国。晋及诸侯联军合围彭城时,齐国没有参加,晋便移兵伐齐。齐灵公赶急派太子光到晋国为人质,才免于被攻伐。

围彭救宋之战,是晋悼公即位后第一次战争,此战,虽未与楚军交战,但迫降了彭城,恢复了晋吴交通要道,吓退了楚军,这对晋悼公的争霸,意义是很大的。楚军在未与晋军交战情况下,便自动撤退了,说明楚是惧怕晋与诸侯联军的。一旦听到晋军准备决战的消息便急忙撤退,说明楚军在鄢陵之战后,并未认真察明鄢战第一日夜间晋军以诈谋吓退楚军的情况,未从中吸取教训,致此次又为晋军同样计谋所迫退。

(九)晋再伐郑,楚师攻宋援郑

彭城胜利,又迫齐降服,使晋国君臣称霸的野心膨胀起来。此时,郑国仍未从晋。于是晋便于彭战结束四个月之后,出兵伐郑,以强迫郑服。晋军由韩厥、荀偃统帅,同时,召集齐、鲁、曹邾、杞诸侯出兵。五月,晋师攻入郑都城郭,并在洧水岸边击败郑军徒兵。齐、鲁等诸侯军(称为东诸侯军)则进至胃(郑东部地,约在今河南睢县东南40里),便停止待命。晋军统帅遂命令诸侯军东南下伐陈,首先攻取陈国属地焦、夷(今安徽毫县及其东南七十里之义门集一带)。晋悼公则率一部东进至卫国的戚(今河南濮阳北),与卫献公一起,设置起统一指挥晋军及诸侯军的最高统帅部,同时为南征军之后援。晋及诸侯联军的战势,实在过于分散:晋军主力在郑都(今河南新郑)附近,东北距最高统帅部(濮阳)约五百里(今约200多公里);东诸侯军从焦、夷东南下,西距晋军主力约三百里(今约120多公里);北距最高统帅部及后援队约五百里(今约200多公里)。在古代交通不发达、军队运动速度低的情况下,这样的战争布局,实在不当。

在晋及东诸侯军东西远离之际,楚国由子辛率救郑之师北上。救郑的楚军,既不指向郑都附近之晋军,也不进攻在陈国东境的东诸侯军,而是把矛头指向宋属地彭城,企图攻取和恢复彭城战略要地,以伐宋调动晋军,解郑之围,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大概由于彭城防守较严,不易攻取,故楚军在进至彭城附近时,仅占领了吕(今徐州市东南约五十里)和留(徐州市北)两地。为配合楚军的伐宋,郑国也由子然率兵占领了宋国的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三十里),起到了掩护楚军左翼侧的作用。伐宋救郑的楚军这一东略彭城的战略行动,似未能达到预定战略目的,而晋军既未解郑围也未能克郑,东诸侯军则处于无用之地,整个战局便处于僵持状态。

楚共王廿年(公元前571年)春,楚又令郑出兵侵宋。郑国君臣已有不堪楚之役使与殊求之感。这年夏,郑成公病了,郑子驷(公子)提出“息肩于晋”(从晋以减轻对楚之负担)的主张,郑成公以楚共王为救郑而“亲集矢于其目”鄢陵之战眼为箭伤),背楚,是背弃了楚救郑之功和郑对楚盟誓之言,这样,郑国就会得不到别人的亲睦与援助,拒绝了子驷的建议。秋七月,郑成公死了。郑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郑国君臣中又出现了背楚从晋的主张,子驷却以“官命未改”郑成公虽死,但其令未改变)为由,拒绝降晋的主张,坚持与晋为敌。

(十)筑城虎牢以制郑

在战局僵持下,晋悼公为谋打破僵局,便在其统帅部所在地戚,召集诸侯会议,商讨服郑之策。鲁卿孟献子(仲孙蔑)献计在虎牢(今河南荥阳虎牢关)筑城屯兵,迫郑降服。虎牢即郑庄公败燕师之北制,是郑国西北部的战略要地,诸侯之军于此地修筑城池驻军守卫,可直接威胁郑国的国都,可随时出兵侵略郑地,而晋及东诸侯国可不必频频出兵远征,以减轻军事负担,郑不堪威逼,便会背楚从晋。鲁献子的这项计策,很受晋知武子(荀荧)的赏识,认为这一着若成功,不仅是对晋国有利,而且是“诸侯之福也”《左传·襄公二年》)。这次会议对此计策未作决定(因齐国未到会)。到冬季,晋又会诸侯于戚,齐国和受齐控制的滕、薛、小邾三小国也都与会了,于是会议遂决定实行孟献子“城虎牢”的计策。会后,晋指挥诸侯国出兵修筑了虎牢城。郑国见此情势,便降服于晋国。晋在中原的霸权统治,得到了相对巩固。

城虎牢计策的实现,改变此前强国争霸中原的战略,使强国对弱国的争夺,由叛则征伐,服则回师的战略,变为筑城驻军,占领控制的战略。晋国从这一战略措施中,获得了减少军事行动,减轻军费负担,而又巩固了对中原诸侯国的霸权。以郑国为中心的争夺战,暂时缓和下来。但战争并未停止,楚国趁中原争夺局势处于僵持状态时,立即把战争矛头指向东方的吴国。公元前570年(楚共王廿一年),楚国派公子婴齐率师伐吴。由于轻敌,孤军深入,为吴军击败,楚在东方战线只得暂停下来。战争的重点随即又回转至中原。

(十一)净夺陈国的战争

吴楚之战后当年夏(公元前570年),晋悼公以郑国已服,且又欲与吴国修好(吴渐强大,且刚战胜楚之进攻),因此,便派使臣约请诸侯会盟于鸡泽(今河北省邯郸市北),会前曾派人迎吴子寿梦,寿梦未与会。陈本服于楚,因不堪楚令尹子辛的勒索,陈成公便派大夫袁侨到鸡泽,请求服晋。晋悼公接受了陈的请求,并于当年秋由各国大夫与陈使会盟。

楚国得知陈国叛楚降晋后,当年秋便派司马公子何忌率师侵陈,于是争夺陈国的战争便开始了。翌年春,陈成公卒,楚伐陈之师暂停进攻。夏,楚师恢复攻陈战,但攻陈军并未克服陈国,只好命令顿(已降楚之近陈小国)乘间侵陈,陈不仅不屈于楚军,反而出兵围顿,战事拖了一年。楚共王派人质问陈国为何叛楚?陈以楚令尹子辛勒索告,于是楚共王杀了子辛,以子囊为令尹。在此期间,晋悼公在积极交往诸侯的同时,还采纳魏绛的建议,派魏绛和戎,与诸戎首领会盟誓约,和好相处,从而解除了戎狄诸部对晋国的威胁。又因吴国使臣来言好而使鲁、卫先行,与吴会于善道,从而打开了与吴结盟的通道。这样,晋国的战略地位大大改善和加强了。在这种情势下,晋自然不会看着陈国被楚侵伐而不管。于是晋便在悼公六年(公元前568年)九月,会盟诸侯于戚(卫地),一同与吴结盟,同时命令诸侯出兵戍陈。冬,诸侯之兵便进入陈国卫戍。楚令尹子囊率兵伐陈。晋悼公又于十一月会诸侯于城棣(今河南原阳县北),组织联军救陈,结果如何,史无记载,可能楚军见诸侯救兵至而退去。

隔一年,楚共王廿五年(公元前566年),楚又派公子贞率师围陈。晋又会诸侯于鄢(今河南鲁山境内),商讨救陈。陈侯中楚计,从那会中逃归,救陈的军事计划也就放弃了。

争夺陈国的战争,便就此停下来。

(十二)争夺郑国的战争再起

1、郑侵蔡引起楚兵伐郑

争夺陈国战争无结果而停顿时,争夺郑国的战争又再次兴起。

原来,郑国在郑僖公(髡顽)被杀后,简公(公元前565年-一前530年年幼(五岁即位),子驷秉政。子驷曾随郑僖公朝晋,晋悼公对他不礼貌,子驷怒恨,欲叛晋从楚,故当其杀死郑僖公立简公的当年,即派子国、子耳率师侵蔡,俘获蔡司马公子燮,并于五月晋悼公主持之诸侯于邢丘(今河南省温县东廿里平皋故城)会盟时向晋侯献捷。蔡是楚之属国,郑侵蔡自然引起楚的反应。楚国于是年冬便由子囊率师伐郑,讨其侵蔡。

2、郑坚持唯强是从的战略方针

面临楚军来攻,郑国君臣讨论起应取之战略方针。郑子驱及子国、子耳主张从楚;子如、子娇、子展主张等待晋兵来援。两派争论激烈,子驷认为:楚兵来攻甚急,民人苦难很重,急待解救,暂时从楚,可以缓和民难,等到晋兵到来时,再改从晋并认为“敬共(供)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寇不为害,民不罢(疲)病,不亦可乎?”就是说小国对待争夺的强国,只能是准备好财物,等候在两面国境上,谁来就敬献给谁,就服从于谁。这样可以保护人民,免受侵掠之害。后者则认为:“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即小国要依靠守“信”去服事大国,不遵守与大国的盟约,即无信,无信就会引来无休止的兵乱,以至亡国。郑既已与晋有盟约,就不可背约失信,且晋强楚弱,晋近楚远,楚兵远来,粮食将尽,必将速归,不能持久。因此,主张“完守以老楚(坚守城池以疲惫楚师),杖信以待晋”(仗恃守信以等待晋援)“晋必不弃郑。”子驷拒绝了“老楚”“待晋”的意见,坚持唯强是从的方针,背晋从楚。郑、楚于是达成和约《左传·襄公八年》)。

3、晋合诸侯军伐郑

为了减轻晋国的压力,郑子驷在与楚媾和后,又派人到晋国报告,首先把郑侵蔡的责任推到晋国头上,说,晋君曾命令郑国,整备军队,讨伐“乱略”捣乱者)蔡国不服从晋令,所以郑国不得不倾力讨伐。接着就说因郑讨蔡而引来楚国的讨伐,郑国受到严重侵掠、破坏,人民死无所庇,不遑相救。进而说郑国“民知穷困,而受盟于楚”,民人不堪压迫而只好从楚,郑君臣也不能禁止,事已至此,“不敢不告”。把从楚的责任推到人民头上,郑子驷这一套遁词,并未能取得晋国的体谅。晋国以郑不先告晋而即从楚责备郑,并宣布晋国“将帅诸侯以见于城下”(《左传·襄公八年》),于是争夺郑国的战争便重新引发了。

晋悼公十年(公元前564年),晋国准备伐郑,不料,此年晋国发生饥荒,而秦景公在取得楚共王答应出兵相助的诺言后,又乘晋国有灾荒,出兵伐晋。晋防秦不力,秦兵取胜而去。晋因此延迟了伐郑的时间,到这年冬十月十一日,晋才会诸侯(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之师于戏(今河南嵩山北),宣布伐郑。十二国联军的攻郑部署如下:

荀莹、士句率晋中军及齐、鲁、宋师攻郑城郭门(东门);

荀偃、韩起率晋上军及卫、曹、邾之兵攻郑城师之梁(西门);栾厲、士鲂率晋下军及滕、薛之兵,攻郑城北门;

赵武、魏绛率晋新军及杞、小邾之兵,负责砍伐夹道行栗树。

部署确定后,联军于十月十五日移至郑都城东北之氾(音凡,即东氾水,今河南中牟县西南),进行攻城战斗准备,然后再行围城。

4、晋改变与楚争夺方针,实行“三分四军,以敝楚人”

郑国按子驷的方针,不待联军围城,便派人求和,晋中行献子(荀偃)主张实行围城,引楚军来救以与楚战,知武子(知莹)则主张答应郑和,然后“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敝(疲)楚人”,即将晋中、上、下、新四军分为三批,加上诸侯的精锐部队,轮番迎战楚军使楚军疲敝不堪,而晋军则保持主力,养精蓄锐,以待将来,楚经不起疲敝,便会丧失与晋争霸的能力。这个战略胜于与楚军直接对阵决战。知武子这个战略方针,得到晋侯同意,同时,诸侯也都不愿再战。所以郑的媾和要求得以实现。

5、郑不驯服,晋再围郑

十一月十日,晋悼公在戏(今河南嵩山北会盟诸侯,宣布郑服从于晋,会盟时,晋士庄子(士弱)作载书(盟辞),内容有“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晋命是听,而或有异志者,有如此盟!”郑公子誹急速走上前去,说“天祸郑国,使介居二大国之间,大国不加 德音,而乱(以兵乱)以要之(又以盟辞约束之),使其鬼神,不获歆其裡祀,其民人不获享其土利,夫妇辛苦垫隘,无所底告(大国搅乱得小国神鬼不宁,民不聊生,有苦无处诉)。自今日既盟之后,郑国而不唯有礼与强,可以庇民者是从,而敢有异志者,亦如之”。子驯在此除指责晋、楚二大国对小国的霸权政策外,还提出了郑国服从大国的条件:大国必须对小国有礼,力量强大而又能保护小国,小国才能“唯命是听”。这些话晋国君臣当然不喜欢听,好在知武子承认晋国“我实不德,要(要挟)人以盟”,是无礼,主张暂时结盟,然后“修德息师而来”,不愁郑国不服。这样,会盟才算告成了。

由于晋在会盟中未能达到无条件要郑服从的目的,所以会后不到一个月,又合诸侯之兵,于十二月五日重新按原来部署围了郑都城的三门(东、西、北门),十二月二十日,晋军一部从阴阪(今新郑西稍北)渡过洧水,占领阴口,抢掠后又撤回。

大概由于郑国的请和与诸侯军的疲倦,晋及诸侯军抢掠一番后便自动撤走了。

6、楚又出兵,迫郑求和

楚国在得知郑与晋和并参与诸侯会盟后,楚共王便率师伐郑。楚军进抵郑国后,晋军可能已撤走。郑国从晋从楚,引起了一番争论,最后还是按子驷的“唯强是从”的方针,与楚媾和。楚派公子罢戎进入郑都,同盟于中分(城中里名)。此时楚共王母卒,共王急于回国,所以不待“定郑”,楚军便撤回国去了。

(十三)晋吴结盟与偪阳之战

晋国经过连年征战,又有灾荒,国内已甚疲困。悼公回国后谋划休养生殖之策,他采纳了魏绛的建议,命令贵族们将积聚的财货,拿出来用于借贷和施舍;畅通贸易;开放山林禁区;节约祈祷招待用的牲畜;利用旧物,不作新器,减少铺张浪费。经过一年的整顿,国力便有所恢复。这就有力的支持了晋国争霸活动。

晋悼公十一年(公元前563年)春,晋合诸侯(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与吴子寿梦会于相(今江苏邳县北稍西之加口),这是吴第一次参加诸侯会盟,也是晋国争取吴国、孤立楚国二十多年(从公元前584年始)外交活动取得的胜利成果。

会后,晋上军尉荀偃、中军佐士句请求伐偪阳。偏阳是在彭城东约一百五十里(约为60公里)的一个姬姓小侯国(今江苏邳县西北,东南距相约五十里),是邻近宋、鲁的东夷小邦,一向不受重视。由于宋此时事晋最勤,宋有贤臣向戌与晋卿友好,晋人想夺取偪阳,作为礼品,封与向戌,为其私邑;但中军尉荀莹即晋军总司令认为,偪阳“城小而固,胜之不武(显不出武功),弗胜为笑(攻不克被人取笑)”,不同意攻倡阳,荀偃与士句紧持请战,荀莹只好答应了。

四月九日,晋军包围了偏阳,攻城不克。鲁国孟(孙)氏家臣秦堇父挽载物重车到偪阳。守城人开门放行。围城晋军及诸侯军乘机冲进门去,城上守将放下悬门。鲁国的陬人(邑大夫)纥(即孔丘父叔梁纥)用手擎住悬门,救出已入城的士卒。攻城又一次失败了。鲁人狄褫(音斯)弥制作了一种大车轮子(轮高达古尺九尺,轮周二丈八尺余),蒙上皮甲,用做橹(防盾)。士卒左手执轮,右手持戟,编成一支攻城突击队,逼近城墙,强行登城,又不成。大概由于秦堇父向守城将领挑战,守城将领故意从城上垂下布带,秦堇父缘布上城,接近城头时,布被刀割断堇父坠地昏绝,城上再垂下布带,堇父再次攀登,又被断布坠昏,如此三次,偪阳守将钦佩堇父勇敢,向他表示谢意。堇父携带断布在晋军中巡回宣扬其勇敢,但倡阳城并未攻克。荀偃、士句见城难攻克,只好去见荀莹,说:雨季就要到了,当地低洼多水,久攻不克,恐怕军队不好撤还。因此,请求下令班师。荀莹大怒,用机(可能是弩机投击二人,并大加训斥后,严令限七日内攻克,否则杀头。荀偃、士句只好亲率士卒“亲受矢石”,冒死强攻,连续攻击五天(从五月四日攻到五月八日),才攻克偪阳。

偪阳之战,在春秋战争史中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但它却反映了当时战争的一个特点,即一个小国如果有坚城深池的设防,有举国一致的誓死抵抗,虽诸侯联军亦不可能一举而攻克消灭之。晋军此战是属顺手牵羊性质,却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是不智之举。其实,大国对此等小国完全可以运用威慑战略,并以“德”服之。晋国一部分好战将领,总是极力主张以武力征服达到争霸目的。历史证明他们是缺乏政治头脑的黩武主义者,虽在战斗中可以破敌取胜,但不能在战略上有重大作为。

(十四)晋、楚争郑战争复起

晋、吴及诸侯相之盟后,中原的局势仍然是混乱的。郑国当政的贵族子驷及追随他的大夫们,已不只是消极的“唯强是从”,而是恃大国以凌弱,实行向邻国侵掠扩张的政策,从而引导晋、楚两强争夺,自己从中渔利。就在晋吴会盟的当年六月,郑国便派子耳率兵,随楚子囊所率楚师一同对宋国发动进攻。两军先会合于宋之訾毋(今河南鹿邑县南),六月十四日对宋都达成合围,并从桐门(北门)攻城。

卫国得知楚、郑攻宋,遂决定出兵救宋,卫献公将军队集中于卫国东部的襄牛(今山东范县地),准备出动。郑听到卫将出兵,子展向子驷建议伐卫,同时,楚也命令郑出兵伐卫,郑子驷虽已感到“国病矣”国家疲敝困难),还是执行了楚王命令,派皇耳率师侵卫,皇耳军侵入卫地后,被卫国孙蒯击退,且皇耳被俘。

攻宋的楚、郑联军攻城不克,遂转移兵力,东出侵入鲁国西部地区,抢掠后,南下围萧(宋邑、今安徽萧县北西),八月十一日萧被攻克。九月,郑子耳又率师侵掠宋国北部地区。

郑军在楚军支持下,纵横侵掠宋、鲁、卫三国,自然要引起以晋为首的诸侯的不满,于是晋便约会诸侯之师,出兵伐郑。八月廿五日,晋、鲁、宋、卫、齐、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十二国联军,会师牛首(今河南通许),西距郑都约一百五十余里(约60公里)。郑派尉止率兵迎战联军。子驷扣减尉止的兵车;尉止初战获胜,有所俘获时,子驷又不准其献捷报功。加以子驷平日强夺司氏、堵氏等五族的田地,引起五族的仇恨,遂由对尉止的不公诱发国内***。五族联络了曾遭子驷杀戮***的子孤、子侯等四族之党众,并招集不满的国人,造其反来,子驷(当国者)子国(司马)子耳(司空)均被杀死,郑简公被劫持到北宫,子产子蟋等率家兵在国人帮助下平定了暴乱,救出郑简公,恢复了郑国的秩序。

伐郑的诸侯联军,并未乘郑国内乱之隙进攻郑都。而是移师虎牢,加修城池,以示久戍。晋军又在虎牢城附近(梧、制)筑小城单独戍守,并由士鲂、魏绛统帅。郑于是被迫从晋。这是晋荀莹战略方针和争霸政策的一个胜利,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实践。这是春秋强国争霸,长期连年用兵,往复拉锯战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一种战略思想。

晋及诸侯军驻兵虎牢,逼郑服晋,楚国自然不满,楚共王便派子囊率师北上救郑。楚军进抵郑国边境时,晋及诸侯之师便从虎牢出动,东南行,绕到郑都以南,西行进至阳陵(今河南许昌市西北),企图威迫楚军退走,但楚军不退。晋中军帅知武子(荀莹)为了示弱以骄楚,主张退兵,晋下军帅栾魇反对,认为,晋军先退是一种耻辱,已经会合了诸侯之师又不战而退,是增加耻辱,这样退兵,不如死。因而宣称:“我将独进”。荀莹被迫只好挥军前进。此时,楚军也已进至颍水以南。十一月十六日,晋军与楚军“夹颍而军”,隔河对峙。

郑见晋、楚两军对峙颍河,便考虑采取何种行动策略。子蛴分析当时情况,指出“诸侯既有成行(已有了退兵准备),必不战矣。从之将退,不从亦退。退,楚必围我,犹将退也(既然同样是要退),不如从楚,亦以退之(从楚以退楚军)。”(《左传·襄公十年》)郑依子蟒的意见,派人夜间偷渡颍河,秘密与楚盟约媾和。晋获息郑与楚秘和,栾魇主张伐郑,知武子不同意,认为晋军实际上既不能抵御楚军,又不能庇护郑国,郑与楚和并非郑的罪过,不如主动退兵让郑去怨恨楚国。如果现在伐郑,楚必救郑,战如不胜,惹得诸侯耻笑,而诸侯之师均已作好回军准备,战则无必胜把握,不如撤军,于是遂决定撤退。楚军见晋军退去,也就撤退回国。

莹的这个决断,不只是从当时双方战场实际情况的判断作出的,而且是从他一贯主张的与楚争夺的战略总方针着眼的。晋、楚两军在剑拔弩张的对峙局面中,避免了一次决战,说明两国都在奉行既争夺而又避免直接决战的战略。郑国虽避免了一次战祸,但却未逃脱被掠夺的浩劫,晋及诸侯军回师时,“侵郑北鄙而还”,即在郑国北部大肆抢掠了一番才各自回国的。这说明处于被争夺中的国家,虽奉行“唯强是从”的投降政策,也难避免被劫掠的厄运。

在夹缝中被争来争去的郑国,实在吃尽了苦头。郑国的贵族卿大夫们痛苦地筹谋对策,他们说:郑国“不从晋,国几亡。楚弱于晋,晋不吾疾也,晋疾,楚将辟之,何为而使晋师致死于我,楚弗敢敌,而后可固与也?”意思是:郑不从晋,几乎亡国,现在楚弱晋强,晋对郑国并无怨恨,也不着急于得到郑国,如果晋国很急于得到郑国,那么楚国就会避免与晋国争郑。如果有办法使晋国倾全力来拼命攻夺郑国,那么楚国就不敢与晋为敌,那样,郑国就可以长久地属于晋了。子展根据大夫们的意见,提出了一个策略,即与宋为恶,引诱诸侯救宋伐郑。待诸侯兵至,即与之结盟求和,楚国出兵来伐,郑又从楚,这样必然引起晋的愤怒,晋一怒而兴师,来得快,楚则不能及时赶来,这样郑国就可以与晋保持固定的结盟关系了。贵族大夫们同意了子展的策略,于是郑国便命令邻宋的边境官吏向宋挑衅。宋怒,由向戌率兵侵郑,大肆抢掠俘获而归。郑子展抓住宋侵郑把柄,有了出兵伐宋的理由,便于是年(公元前562年)夏,率郑师侵宋。战争被挑动起来了。

四月,诸侯出兵伐郑。这次齐国积极起来,出兵早且快,十九日便会同宋军进抵郑都之东门,接着,晋国由荀莹率师进抵西郊,且东侵旧许(今河南许昌市),卫国由孙林父率师侵入郑国北部地区。六月,诸侯会于北林(今新郑县北四十里处),各路军队集中到向(今河南尉氏县西南四十里处),尔后,西北移,抵达郑都北十余里之琐,接着包围了郑都。并在南门外“观兵”以显示军威;同时,调动后续部队,渡济隧(水名,故黄河支流)南来,故意暴露于郑军。郑国见诱诸侯之兵来攻的目的已达到,便派人与晋媾和,晋遂与诸侯及郑同盟于毫城北(今河南郑州市)。

楚国得知晋及诸侯出兵伐郑,郑又从于晋,便拟出兵伐郑。但虑及楚之力量弱于诸侯联军,所以便派子囊到秦国求援,秦景公为应付楚国,只由右大夫詹率一部兵力助楚。楚于是合秦兵出师伐郑。郑简公亲自前往迎接楚军。楚军遂改伐郑为伐宋。这是郑子展策略的效应。九月,诸侯悉师重新伐郑。郑派良霄、石类使楚,告诉楚王,郑国要降服于晋,楚王怒,扣留了郑使。

诸侯的军队于郑东门阅兵,以威胁郑,郑赶忙派人求和,晋允诺,遂结盟,并会于萧鱼(今许昌市)。尔后,晋释放郑俘,收回侦察巡逻兵,并下令禁止诸侯军侵掠。郑则用三个乐师,百乘兵车,一套乐器,十六名歌舞美女,贿赂晋悼公。

由于晋强楚弱形势已明显,郑此次降服于晋后,楚虽仍想争夺,且于明年冬又出兵侵宋一次,但已不能再威逼郑归服于楚了。郑国从此服晋达二十余年,未再受晋楚争夺战争之蹂躏。

二、列国形势的变化和战争重点的转移

萧鱼之会郑降晋后,列国形势变化是:晋国已降服了郑国,中原诸侯均已服晋,晋国的霸权统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楚国已无力单独与晋争夺中原,且与新兴的吴国交恶,故采联秦制晋战略。因而,楚晋南北之争的形势趋向缓和;由于齐对晋称霸一直不满,对晋会诸侯伐郑等参加不积极,齐晋矛盾逐渐突出;又由于秦晋关系长期敌对,秦又与楚联合对晋,萧鱼之会的当年冬,秦乘晋军出而伐郑之机,以鲍、武二庶长,率兵伐晋,与晋留守部队战于栎,由于晋军轻敌,败于秦军,因而,秦、晋关系更紧张起来。这样,晋国与齐、秦两国的东西之间矛盾斗争便尖锐起来。与此同时,楚吴之间因晋国的挑拨和楚吴之间对中间地带的扩张争夺,从而使相互矛盾尖锐起来,战争便频繁起来。从此,列国战争的重点便由南(楚)北(晋)争夺中原(以郑、宋为目标),转变为楚吴之间及晋秦、晋齐之间的东西互相争夺。

(一)楚吴战争

公元前570年(楚共王廿一年),楚曾乘中原争战暂时缓和之机,派公子婴齐率简锐之师,沿江东下伐吴,克鸠兹(今安徽芜湖市东南二十五里),进至衡山(今安徽当涂县东北之横山),使邓廖率组甲(穿著以丝棉织带穿组甲片的甲衣武士)三百、被练(穿著熟生丝穿甲片之甲衣的士卒)三千,继续东进,孤军深入吴地,遭吴军半路截击,邓廖被俘,楚师大部被消灭。吴军乘胜反攻,占领楚东部驾(今安徽无为县境),子重回国后恼羞成疾而死。楚吴之间十年无战争。到楚共王三十一年(公元前560年),共王病死,吴国寿梦亦于去年病死,其子诸樊遏继位。诸樊乘楚共王之死,出兵伐楚,楚吴战争遂由吴国挑起。楚在得知吴军进攻后,便派养由基率先锋部队迅速出动迎战吴军,派子庚(公子午)率楚师主力后继。养由基判断吴军乘楚王之丧而来,必然轻敌,可以用诱伏袭击它。因此,建议子庚,沿途多处设伏;他率先锋部队诱敌入伏,袭击歼灭之。子庚同意,并按计设伏,吴军被诱至庸浦(楚地,约在今安徽无为县南长江北岸),遭楚军伏兵袭击,大败,吴公子党被俘。

次年(公元前559年,楚康王元年)春,吴因被楚击败而向晋求援,晋召诸侯与吴会于向(约在今安徽怀远县西南四十里)晋卿宣子(士句)批评吴国乘楚国王丧之机发动进攻,是缺德的行为,拒绝出兵助吴。是年秋,楚康王决定出兵伐吴,以报复去年吴伐楚之战。楚师由子囊(令尹)率领东进至棠(今江苏六合县稍西北廿五里),吴军拒不出战,楚师只好撤回。在撤退时,子囊轻敌,认为吴军惧不敢战,所以不加戒备吴军则乘楚师无备,于皋舟附近的险要隘路上,拦腰截击楚军,楚军前后不能相救,被吴军击败,楚公子宜谷被俘。子囊回到楚国后,不久便死了;死前对公子庚(继子囊为令尹)说,一定要在郢(楚王都东南)筑城,防备吴国进攻,说明楚令尹已惧怕吴国进攻到楚之王都了。这是楚国势已衰弱的表现。

楚、吴两国在这两次战争中,各一胜一败,且都是守者胜,攻者败。败者都由于轻敌,无戒备,胜者都因敌不意、无备而袭击之于运动中,且都利用长江沿岸地形之险阻与隐蔽条件,这反映了吴、楚两国战争的特点。

楚、吴两年二战之后,便停顿下来,直到十年后才又开战。楚在战败后,调整了主要官员,以公子午即子庚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药子冯为大司马,公子橐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谏官),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尹。九官中五人为公子;屈为大姓,乃楚之同族;艾为旧令尹之从子,都是世袭的贵族。这是楚康王继位后,奴隶主当权的贵族集团内部的权利再分配,楚国的***势暂时处于稳定状态。

(二)晋、秦战争

萧鱼之会当年冬,秦伐晋战于栎,秦胜晋败。二年后(公元前560年),晋悼公在荀莹、士鲂病死后,于绵上(今山西翼城县西)以田猎形式检阅军队,并调整了将佐:荀偃将中军、士句佐之;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鷹将下军,魏绛佐之。新军无帅,人选难定,便不设将佐,从属于下军。在安排人事时,由于士句带头让贤(原以士臼将中军,句让于荀偃),晋诸将佐皆互相谦让,致使晋国贵族公卿集团内部关系臻于和睦,士句的行为受到人们的赞扬,晋国得赖以维持了他的霸主地位。

晋在调整了将佐,加强了军队后,便于第二年(公元前559年)四月会诸侯,组成大小十二国联军,出兵伐秦,报秦伐晋的栎战之仇。晋悼公留在晋国境内,使六卿(即前面所列的三军将佐)率诸侯之师西进。联军进抵泾水北岸(约在今陕西省泾阳县南),诸军都不愿渡河,鲁、莒军在鲁大夫叔孙豹指挥下带头先渡,其他诸侯军才跟着渡过泾水。秦军在泾水上游放毒,诸侯军饮水中毒死亡甚多。诸侯军都观望不前,郑司马子蛴率郑师带头前进,各诸侯军才跟着前进,到达械林(今泾阳县泾水西南)后,晋意欲迫秦降服媾和,但秦不服。晋中军将荀偃下令说“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即令军队于鸡叫时驾车,作好战斗准备,然后随着我的马的动作而动作,但晋下军将栾魇带头不服从命令,说晋国从未有过这样的命令“余马首欲东”,于是率领下军首先撤退。荀偃不能制止,只好说自己的命令不当,执行起来会为秦军打败,因此,下令全军撤退。这场战争便未经战斗、以晋军撤退而告终。晋国人讽刺这场战争为“迁延之役”即军事行动时进时停,因循拖拉,将帅不和而全军撤退,以致师出无功。

晋、秦这次战争虽未战而息,但对两国关系却颇有影响,秦因晋合诸侯联军之入侵,感到晋国势力尚大,不敢再轻举伐晋;又因晋及诸侯军无功而回,秦并未向晋请和降服,保持了面子,可以不必再急于伐晋报复。晋国虽联合诸侯军伐秦,深入秦地,但并未击败秦军,也未能威逼秦军求和,说明秦不易以武力折服,但晋军侵入秦地掠夺了一番,也算是报复了秦于三年前伐晋(栎战之仇。这次战争,也证明晋、秦双方都无力征服对方,而诸侯军在战争中表现出的消极态度,也给晋国动辄召诸侯兵征伐他国的霸权行迳以消极的抗拒。加以此后晋、秦国内及列国间阶级斗争的发展,使晋秦之间的战争,长期停顿下来。因此,这次战争成了春秋时期晋、秦之间的最后一战。

(三)晋、齐再次战争

1、齐灵公侵略邻国

齐国从顷公十年(公元前589年),晋、齐鞍之战齐国大败后,虽参与以晋为盟主的诸侯会盟,服从于晋国,但仍以大国自居,不仅参加会盟与联军征战多不积极,而且对邻国实行扩张兼并政策。齐灵公于鞍战八年(公元前581年)后即位。十年(公元前572年)即因不参加彭城会盟而遭晋讨伐过。.十一年,即出兵伐莱菜(齐东邻小国,今山东平度、即墨一带),莱贿赂得免;十五年再出兵灭莱。齐灵公廿四年(公元前558年),齐因对晋不满,出兵攻伐服于晋的鲁国北鄙(边境地区),围成邑(今山东宁阳县东北九十里)。鲁以季孙宿、叔孙豹率师在成邑外筑城,迫退了齐军。第二年,齐军又出动围成,被鲁勇将孟孺子截击而走。第三年,齐灵公又率师伐鲁北鄙,围桃邑,另由齐卿高厚率兵围防邑。鲁师突破防邑之围,与防邑守军内外夹击,齐师被迫撤围而去。齐三次侵鲁北鄙,并唆使邾国从南方侵鲁,均未取得什么战果,说明齐灵公及齐军军事上不强,政治上缺德寡谋。但齐灵公却有争霸的野心。加以周灵王为晋悼公霸主声威所逼,有借助齐国以牵制晋国的意图,故于周灵王十一年(前555年),向齐国求婚,周灵王十三年又使刘定公赐齐灵公命,说“昔伯舅大公(姜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师保万民。世胙大师,以表东海。王室之不坏,繁伯舅是赖,今余命女环(环,灵公名),兹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无忝乃旧。敬之哉,无废朕命!”(《左传·襄公十四年》意思是齐国从太公时即是周王室的股肱;王室依靠齐国的支持,得以长期保持王位,现在仍需要齐国遵循辅周的常法,支持保卫周王。因此,命令齐灵公继承齐祖先的事业,保卫周王室,不要辱没了祖先,不要违背了王命。周灵王的这个赐命,无疑是对齐灵公的鼓励,含有促齐与晋抗衡的用意,因这时正是晋悼公霸业极盛之际。同年,周灵王娶齐女为后,齐灵公开始出兵伐鲁。

2、晋平公霸诸侯

公元前558年(晋悼公十六年)晋悼公病死(年三十岁),子平公(名彪)立羊舌胖(音赤)为傅,张君臣为中军司马,祁奚、韩襄、栾盈、士鞅为公族大夫,虞丘书为乘马御;军队仍由荀偃、士句、栾魇等统帅。晋平公即位之年三月,即会盟诸侯于溴梁(今河南济源县西),鲁、宋、卫、郑、曹、莒、邾、薛、杞、小邾等国的君主都与会,唯独齐灵公不到会,只派大夫高厚到会;高厚在按晋平公要求跳舞歌诗时,诗意与舞蹈动作不合,被晋卿荀偃斥之为“有异志”,致在举行结盟仪式时高厚逃走回国。这样,齐便与晋加深了裂痕。

淏梁会盟后,晋应许侯的请求,出兵伐许(许在公元前576年即鄢陵战前一年,被郑威逼迁至叶,成为楚国附庸,现许君请晋迁回原处,意欲背楚服晋,但许贵族大夫们不同意,故晋出兵伐之)。晋军及鲁、郑、卫、宋诸侯军,由淏梁南下,六月初集中到械林(今河南叶县东北),九日攻许,进抵函氏(叶县北)。此时,楚国也由公子格率师北上。于是晋荀偃、栾魇便率晋军伐楚,以报复四年前楚对宋的攻伐(杨梁之战)。晋楚两军在湛阪(今河南平顶山市北交战,楚军被打败,晋军南下进至方城(今河南伏牛山东西地区)以外,又回师伐许而还。

3、晋齐平阴之战

晋军南下伐许回国后,鲁国便派穆叔到晋求救(齐国正在侵鲁北鄙,围成邑),晋虽答应援鲁,但以悼公丧祀尚未结束,晋军伐许回国未得休整为由,暂时不肯出兵。二年后,即晋平公三年(公元前555年),齐师第三次伐鲁北鄙时,晋平公便会诸侯之师于鲁济(济水流经鲁境名鲁济),组成大小十二国联军(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发起攻齐战争。齐灵公率军防守平阴(今山东平阴县东北三十五里),平阴位于泰山西支脉西端丘陵北侧,济水从西南来流经其西北(今黄河河道),东北过今济南市入海。齐军在平阴设防,南有丘陵,西有河川,但地形平坦,无险可守。齐将夙沙卫提出“不能战,莫如守险”但齐灵公不采纳。齐军在平阴城南之防门挖壕沟,以加强防御。

晋军进抵平阴后,攻防门齐守军死伤甚众。晋士句到阵前对齐大夫析文子说“鲁、莒两国都请求各以车千乘分别从鲁、莒向齐都进攻,晋君已答应了。一旦两***队进入齐国,齐国就完了,你还不赶快打算如何处置?”析文子报告了齐灵公,灵公是胆小怯战的人,一听就害怕动摇起来;晋又派司马指挥部队在平阴南山地开辟多条道路,连不易通过的险阻地方,也开山修路。然后,派出兵车编成若干纵队,每队立大旗一面,每车减少一个人,以一假人充之(左实右伪),车后曳柴以扬起尘土。各车队沿新开山路前进,伪装成浩浩荡荡的大军。齐灵公登上巫山(平阴县附近)了望晋军,发现各处山间均有兵车,且尘土飞扬,便判定晋及诸侯军很多,来势很猛;灵公本已动摇,又看到晋军摆出的阵势,就不敢再战了。他也不顾齐军如何,便自己离开平阴脱身逃走。齐军也就于十月二十九日夜间撤出平阴,向临淄退却。晋及诸侯军遂于十一月一日进入平阴。

晋军占领平阴后,便立即跟踪齐军追击。齐大夫夙沙卫率兵殿后,要将兵车连结起来阻塞山间通道,殖绰、郭最说“你这样殿后,将成为齐国的耻辱,你还是先走吧!”夙沙卫不听劝告,改以车阻路为杀马塞道,晋先头追击部队的将领州绰,追及殖绰、郭最,用箭射中殖绰双肩,迫殖、郭投降就缚。

4、晋军围临淄、大掠齐地

晋及诸侯军对追击齐军发生了意见分歧,晋军帅主张跟踪追击,鲁君和卫君主张攻取城邑,晋君只好放弃追击,改为攻城。于是晋荀偃、士句率晋中军于十一月十三日攻克京兹(平阴东南),魏绛、栾盈率晋下军于十一月十九日攻克郝(平阴县西十二里),赵武、韩起率晋上军包围卢(今长清县西南二十五里),攻击未克。延至十二月二日(攻占平阴后一个月),晋军方进抵齐国都临淄外围之秦周,进而包围临淄。晋军范鞅所部及鲁军孟庄子所部围雍门,三日,放火烧雍门和西郭、南郭。晋大夫刘难、士弱率诸侯兵火烧申门(城南第一门)外的申池竹木林。六日,晋及诸侯军又火烧东郭、北郭。同时,范鞅所部转移包围临淄西北门(扬门)州绰所部包围东闾(东门)因道路拥挤,州绰的车被挤到东门跟前,连门上的钉子都看清楚了,但晋军却不得入城。

齐军守在临淄城内不敢出战,齐灵公见晋军围城焚郭,吓得不敢留在城内,驾起车来准备逃走到邮棠(今山东平度县东南),被太子光和大夫郭荣拦住,劝他不要走,灵公不听,欲强行,太子光用剑斩断马鞅(系在马颈上的皮带),才制止住了。

晋军攻临淄城不下,乃改向四处掠夺。联军东及潍河,南达沂河,大肆掳掠后,分道撤回。伐齐战争便结束了。

5、晋胜齐败的原因

这次伐齐战争,是春秋中期末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也是晋齐鞍战之后第二次大战。战争的起因是齐国侵略鲁国,鲁国求援于晋,晋为履行诸侯盟约而出兵伐齐。实质上,还是强国兼并、争霸政策的继续。齐国自桓公死后,失去了霸主地位;鞍战败后,更沦为晋国的属国,这对一个有过称霸历史的大国来说,是不能长期容忍的。齐国不安于属国地位而要再起争霸,已不自灵公始,只是由于齐国奴隶主贵族当权者集团内部互相争夺杀戮,齐之国势日颓而陷于衰微;又由于齐之国君多腐败而又骄横无能,不善选用治国治军的人才,因而齐国既无外交良策,也无治国治军善政。在此情况下,齐又不放弃对邻国的侵略扩张政策,焉能不惹来战祸、遭受失败?齐灵公既无雄才大略,又胆小如鼠,却妄想举兵称霸,岂有不败之理!

晋在这次战争前二年,平公刚继位,年纪又轻,统治权威尚未建立起来,便接到鲁国的紧急求援,晋平公及其卿大夫以国君丧礼未毕,晋军战罢未休为由,婉谢鲁之请求,争取了两年时间,稳固了内部统治,整训了军队,作好了战争准备,然后才出兵援鲁伐齐。伐齐前又会诸侯,以履行溟梁盟约中规定的“同讨不忠”之义务,打起了救鲁伐齐、反对侵略的旗号,这就在政治上处于“有理”的地位;组成十二国联军就在军事上造成了强大声势;晋统军将佐,都是屡经战阵的有勇有谋之士,齐军没有一个是他们的敌手晋军在战术上继承了城濮之战的传统,善于运用诈术,这些,都是晋胜齐败的重要因素。但克平阴后晋在诸侯要求下放弃了战略追击计划是错误的。齐军在联军进攻时,本处于保卫齐国的防御地位,有动员军民反对外来侵略和激励士气的有利因素,但齐灵公是个胆小如鼠的怕死鬼,他自身的怯懦,使他根本不敢号召和命令齐军坚决抵抗,因而使齐人在强敌进攻面前陷入惊慌逃避之中,遭到联军的肆意抢掠。不敢战,自然谈不上善战;可以利用内线防御地位伏击、袭击敌军的战法,也就不可能被采用,更不要说创造新战法了。

(四)楚伐郑援齐战争

在晋军伐齐战争中,郑君率师参加伐齐,郑国留守的大夫之一子孔阴谋夺取政权,便暗中派人到楚国勾结令尹子庚出兵伐郑。子庚不同意出兵。楚康王得知后,派人告诉子庚说,他继位五年了,没有出兵征伐,国人说他忘记了先君的霸业,死了以后将不得享受先君一样的祀礼,要令尹考虑处置。子庚知道楚康王的意图,但又担心楚军出征无必胜把握,因此,便对楚王说,现在诸侯正都亲晋,楚出师胜负难料,先由我率师前去试探一下,如果顺利,就请康王率师继之若不顺利,就收兵而回,这样不致有害,也不致使国君受辱。楚康王于是决定由子庚率师伐郑援齐。公元前555年,楚师集中于汾(约今河南许昌市西南、颍河南岸)整备后,北渡颍河,分路进至鱼陵、旃然,派出精锐部队侵入费滑、胥靡、献于、雍梁(今偃师以南及禹县东北一带),又右回梅山(今郑州市西南),侵郑东北,到达虫牢(今封丘县北),然后南返。楚军主力则进抵郑都纯门(外郭门)。郑已有备。子孔的阴谋被一同留守的子展、子西察觉,郑加强了城守。楚军在城下住宿两天后,便撤兵南返,过鱼齿山(今平顶山市西北)涉嗤水时,突遭暴雨,气温骤降,楚军中役徒几乎全被冻死。

楚军这次出师伐郑,实际上是一次军事大游行,充其量不过是在郑国境内抢掠一番,既没有达到迫郑降楚之目的(子孔未敢会见楚军),也没有起到调动晋军以救援齐国的目的,而楚军自己却受到疲劳、消耗,师出无功。这是楚康王图虚名而轻率用兵的结果。

(五)晋、齐战争的继续

晋及诸侯联军攻临淄不下而四出抢掠后,晋平公便于次年(公元554年)一月,在祝柯(又名督扬,今山东长清县东北三十余里)召集诸侯会盟。盟词规定“大毋侵小”(实际上大仍侵小)。会间就以邾国曾出兵伐过鲁国边境,而将邾悼公逮捕起来。会后,晋军移到鲁国的泗上(今曲阜东北),划定鲁邾国界,强迫邾君将潮水以西土地归鲁国。鲁襄公于是大肆犒赏晋国的六卿(三军将佐)。晋军回国后,主帅荀偃病死,晋范宣子(士句)由中军佐升为中军将,接替荀偃主持国政。

由于齐国未服,卫国乘齐国战败,于祝柯会盟之当年夏季,卫执政孙林父率师伐齐,晋栾鲂率兵参加(因卫献公被孙林父赶走到齐国,齐收容了他),无战果而还。接着晋卿士句率师侵齐,这时齐灵公病死,子光即位为庄公。士句听到齐国有丧事,便遵守“不伐丧”之礼,停止了入侵。是年冬,齐国和晋国媾和,两国盟于大隧。晋、齐这次战争才算结束了。

(六)各国内争

晋齐战争后,各国相继发生了内争。齐国因灵公宠公子牙废太子光引起君位争夺。灵公死后,大夫崔杼拥立太子光,杀灵公宠姬及拥立牙之大夫高厚,执公子牙。拥立牙之大夫夙沙卫叛。郑国发生了攻杀其主政大夫子孔的斗争(子孔之侄子革、子良出奔楚国,子革被任为楚之右尹),郑改由子展当国,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蔡、陈两国内发生了公卿之间从楚与从晋的斗争。卫国献公仍流亡在齐,与国内主政之孙林父仍在争夺。鲁国在战前已发生了“三分公室”的事变,战后国内“多盗”,又有公族大夫之间的斗争。晋国发生了栾氏与范氏两公族大夫之间的倾辄斗争;栾盈被迫出奔楚,后又奔齐;栾盈之党十大夫(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罴)被杀戮,三大夫(伯华、叔向、籍偃)被囚。楚也在康王九年(公元前551年)发生了令尹子南被杀,其党观起被车裂的事件(因观起私自添置了车马,楚王怀疑令尹子南有异图)。所有这些说明,各国内奴隶主贵族阶级当权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夫的权势日重,国君的统治日益不稳固,奴隶社会制度已处于大崩溃时期。各国之间的战争,因各国内部矛盾的突出,被迫减少,但并未完全停止。

(七)齐助晋乱引致的各国战争

1、齐助晋乱出兵侵晋

晋、齐再战后第六年(公元前550年)被迫逃亡齐国的晋卿栾盈,在齐庄公的帮助下,潜回晋国曲沃,又利用魏舒的掩护策应,进入绛都发难。晋平公在范宣子及子范鞅的保护下,得免于难。范鞅及范氏家兵及官奴斐豹(勇士)击退栾盈,击毙栾氏勇士督戎,栾盈退守曲沃,晋兵围曲沃。

齐庄公得知栾盈发难后,便率师伐晋,以策应栾盈,并报晋伐齐之仇。齐国先侵卫,取朝歌,然后分兵为二队,分由孟门(今河南辉县西)大行(太行陉,太行山八陉之一,今河南沁阳县西北三十里)两路进军,尔后会师于晋绛都以东约百里之荧庭。并留兵戍守云梦山南之郫邵(今河南济源县西百里之邵源镇),封晋军尸于少水(今沁水)。由于栾盈作乱失败,齐军便自行撤退。晋赵胜以东阳(晋太行山以东地,包括今河北刑台、邯郸一带)之师追击齐军,鲁国也派叔孙豹率师救晋,兵次雍榆。两军从左右夹击退却的齐军,俘齐之晏莱。齐回军后,晋攻破栾盈据守之曲沃,尽杀栾氏之族党,栾鲂出奔宋国。

2、齐军袭莒

齐庄公伐晋回国,大概觉得无功回国,将遗笑于国人,便不入齐都,而转兵袭击莒国。齐军进抵莒城且门下,庄公中箭伤股。次日,齐军与莒约定战于寿舒(莒地),齐将杞殖(即杞梁)华还二人率甲士夜间潜入且于之隘路设伏。莒子出战,相遇,以重财物贿赂杞殖,并请盟而退兵,齐兵退。莒子亲自击鼓率莒师攻击齐军,杞梁战死被获,齐只好与莒媾和而还。齐庄公乘晋乱伐晋,无功而还,又乘莒国小无备而袭莒,结果丧师而归。被从鲁国逃奔到齐国的臧纥(臧武仲)当面嘲笑为“似鼠”像老鼠)。这证明齐国的军力已经衰弱了。

3、鲁军侵齐楚伐郑援齐

次年(公元前549年)春,鲁国为了表示忠于晋国,由孟孝伯率师侵齐。齐庄公因害怕晋国报复,便与楚国联络。秋,晋平公又会诸侯于夷仪(今河北刑台市西),准备伐齐,因大水未成。冬,楚康王率师伐郑救齐。楚军先头进逼郑都东门,主力集中于棘泽(今新郑东南)。伐齐之诸侯军遂转而南下救郑。楚见晋及诸侯军离齐南来,已达到救齐目的,遂挥军南撤,避免与晋军交锋,晋及诸侯军也都撤回。

4、齐内乱晋以联军伐齐

翌年(公元前548年)春,齐由崔杼率师伐鲁北鄙,以报复鲁军之侵齐。鲁襄公害怕,派人到晋国告急,鲁大夫孟公悼从崔杼军的行动异常判定齐军会很快撤回。果然,齐军未抢掠便撤走了。五月,崔杼杀死齐庄公(因庄公淫其妻而辱崔),立庄公的异母弟杵臼为君,是为齐景公。齐庄公的一批勇士及其宠臣被杀,亦有逃奔晋、鲁、莒国的。齐国***才息,晋平公便会诸侯于夷仪,联军伐齐,以报齐助栾盈伐晋之仇。联军进至高唐(今山东高唐),齐国内乱初平,自难敌晋,便派限阻到晋求和,把伐晋之战的责任推到齐庄公头上;又派庆丰到晋军中请和,把男女奴隶分别列队示降,用大批宗器、乐器、财物,分别贿赂晋平公及其六正(六卿,即三军之将佐),五吏(军尉、司马、司空、舆尉、侯奄),三十师(十五个师的正副师帅),三军之大夫(军中职掌各种事务的),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晋国各部门的官长及其属官),才得到晋平公允许媾和。为此,七月十二日,晋平公会盟诸侯于重丘(今山东聊城东南五十里),宣示齐已服从晋,承认晋为盟主。

(八)楚吴战争

重丘会盟后,晋、齐矛盾缓和下来,中原诸侯中,除了郑伐陈之战(郑报复陈随楚伐郑,两次伐陈,迫陈与郑和),和卫献公复位之战(献公十八年时被孙林父、宁殖赶出国,逃齐,屡谋复位;孙、宁立公孙剽为卫君,争位达十年之久,齐、晋皆插手千预,引起卫内战及晋讨卫之战)外,中原军事冲突事件,已大为减少。

与此同时,楚、吴之间的战争又起。

楚于伐郑救齐之战(公元前549年)前半年,曾以舟师沿江东下伐吴,由于“不为军政”军队的战备、纪律等不善)无功而还。吴国为报复楚以舟师伐吴,便唆使舒鸠(楚之属国,今安徽省舒城县)叛楚。楚又出兵舒鸠之荒浦,派人责备舒鸠。舒鸠否认叛楚,楚军只好撤还。

第二年(公元前548年),楚令尹窝子冯卒,屈建(子木)为令尹。舒鸠公开叛楚,令尹子木率师伐之。楚军进至舒鸠的离城(约在今安徽舒城西)。吴闻楚师伐舒,出兵救援。子木亲率右师急速前进,迫近舒鸠。子强、息桓、子捷、子骈、子盂率左师后退,吴军插到楚左.右师之间。双方对峙起来,持续了七天。子强认为,这样持久的对峙下去,部队将会变弱,有被敌人击败的危险,不如速战,并提议以五家的私卒(家兵)诱敌,由左师中选拔精兵,列阵以待。如诱兵得胜,左师主力即进;不胜,则看形势援助之,这样可免于为吴军所擒。息桓等同意子强的意见,遂以五家的私卒先击吴师。吴师被击退,吴将登山了望时,发现楚兵没有后续部队,遂停止退却,反攻楚军。楚军主力迅速赶上来会合先头部队,集中兵力攻击吴军,吴军大败,楚左右师合围了舒鸠,舒鸠抵御不住,溃败,为楚军灭亡。

楚军灭舒鸠后,楚以妨掩为司马,令尹子木使掩整治田赋,检点甲兵。艾掩将楚国的土地进行区划,分成九种类型:山林、薮泽(湖泊沼泽)京陵(高地入淳卤(盐碱地入偃潴(池塘入原防(堤防之间可耕之地)限皋(低湿多水草地入衍沃(平坦肥沃之地),分别用于林,牧,蓄水灌溉,耕田;度量各类土、田的年收获量,据以确定赋法,按赋法的规定征收车、马、兵器、甲盾的数额。楚国的军力得以增强。

吴王诸樊为报复楚国去年的舟师进攻及今年舒鸠之战,于是年(公元前548年)十二月率师伐楚。吴军进迫巢(今安徽巢县东北五里)城门,守巢将牛臣了解吴王诸樊的特点:勇敢而轻佻,从而断如果将城门大开,吴王必然会亲自带头冲进门内,这就可以乘其亲入时伏而射杀之。楚守军按牛臣的计谋将城门打开,吴王果然先冲进门内,被隐蔽在短墙后面的牛臣用箭射中而亡。吴军的进攻又失败了。

巢战后,吴国由诸樊之弟余祭继立为王。次年(公元前547年)楚国又联合秦国,共同出兵侵吴,进至雩娄(今河南商城县东),得知吴国已有防御准备,遂停止侵吴。转师侵郑,败郑城麇(位置不详)出战的守兵,俘守将皇颉、印堇父。

楚、吴两国两年间的军事冲突,都还是在边界地区的局部争夺,胜败决定于双方战场作战指挥之巧拙,但它同时也显示了楚吴强弱不同,楚胜于吴。吴国虽已能与楚相争,但不论国力军力还是军事指挥,都还敌不过楚国。由是,楚国这时还不把吴国看做主要敌手,它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争夺中原,虽已建立了舟师(江河舰队),但并未认真物色和培养水战人才,研究舟师的建设和使用,故舟师初次出动伐吴,便无功而还,此后,亦未见其如何改善舟师的战斗训练,直到二十四年后两次水战,楚师都不胜吴师。足见,楚国公卿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看不到列国形势之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不能预见吴国的兴盛及对楚国的威胁,因而也就不能针对与吴战争的特点,有预见的制定对吴的战略。

三、向戌弭兵与春秋中期的结束

列国间围绕楚宋、楚晋争霸,连年战争,持续了已近百年(从公元前643年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争霸算起,至此已达九十七年。如从公元前632年晋文公与楚成王城濮之战起,至公元前547年楚伐郑之战止,为时八十三年。公元前548年,即崔杼杀庄公,齐以贿赂得与晋停战媾和,从而诸侯同盟于重丘的一年,晋国赵文子(赵武)执政。文子鉴于连年战争,诸侯负担很重,又从各大国情况出发,提出了“弭兵”思想。他对鲁国穆叔(叔孙豹)说:“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弭音米,止也)。齐崔(杼)庆(丰)新得政,将求善于诸侯武也知楚令尹(赵武与楚令尹屈建熟悉)。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即以礼相敬而外交辞令又和善),以靖诸侯,兵可以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谓“弭兵”,就是停止战争,诸侯间互相以礼相待,和平相处。赵武的这个思想,代表了当时各国当权者的共同愿望,也是各国人民对长期战争厌恶的反映。同年五月晋、秦媾和,晋、秦互派代表到对方莅盟,但仅只达成协议,并未完成结盟。次年春,秦又派景公之弟鋮到晋完成盟约,秦、晋两国械林之战后,持续了十二年的敌对状态,得以解除。与此同时,宋大夫向戌开始进行和平外交活动。向戌与晋卿赵文子(赵武)及楚令尹屈子木,都有友好关系,他了解赵文子的弭兵意图,也知道各国普遍存在的厌战情绪,所以便出而斡旋和平。他先通过蔡国的声子(公孙归生一_蔡文侯的孙子)通使于晋、楚之间做沟通工作。次年,向戌亲自到晋国,把弭兵媾和打算告诉了赵文子,文子与诸大夫商议后,认为弭兵势在必行,晋不同意,楚也会同意。如楚以弭兵号召诸侯,晋就将会失去盟主地位。因此,不能不同意弭兵。向戌取得晋国同意后,便去楚国,楚也同意弭兵,向戌又到齐国,齐国开始不同意,经大夫陈文子分析利害后,(陈意:弭兵是得民心的。晋、楚都同意了,齐如不允,必失民心,失去民心,还怎么能使用人民去从事战争?)齐也同意弭兵,向戌又到秦国疏通,秦也同意。于是四强国都同意了弭兵主张,向戌乃派人分头通知各小国,约定在宋国会盟。

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晋平公十二年、齐襄公二年、宋平公三十年、楚康王十四年、秦景公三十一年、郑简公二十年)五月二十七日开始,到六月二十二日止,晋赵武、郑良霄、鲁叔孙豹、齐庆封、陈须无、卫石恶、邾悼公、楚公子黑肱(子皙)及令尹子木、滕成公、蔡公孙归生(声子入曹、许之大夫,先后到达宋国。六月十六日,晋、楚两国代表先会晤并初步达成和约。廿一日,向戌到陈国见楚令尹子木,约定楚国在弭兵会上应遵守的诺言,子木对向戌提出:晋、楚两国的盟国互相朝拜晋、楚,即从晋的国家朝楚;从楚的国家朝晋,实际上就是要那些中、小国承认晋、楚两国同为盟主,同时向晋楚纳贡朝拜,从属于晋楚两国。向戌把子木这个要求告诉了晋赵武,赵武答复说“晋、楚、齐、秦,匹也(四国地位相当),晋之不能於齐,犹楚之不能於秦也。晋不能命令齐,楚也不能命令秦)。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如果楚能使秦朝晋,晋也只好设法使齐朝楚)。向戌又将赵武的意见告诉了子木,子木不敢作主,立即派传车回去报告楚康王。楚王答复:齐、秦可以除外,其他国家要两方朝拜,向戌接到这个答复后,从陈国赶回到宋国,已是七月二日了。连夜撮合晋赵武与楚公子皙达成和约,统一了盟辞。七月四日楚令尹子木才从陈国到达宋国,正式会盟才开始。七月五日,各国代表在宋国西门外会盟。楚国参加会盟的人都“衷甲”内服甲),太宰伯州犁(晋国投楚之大夫)不同意,提出:不信,不能服诸侯,建议脱掉甲服;子木坚持“衷甲”,认为“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晋在会前已发现楚方气氛很坏,对会盟很担心。临会前又发现楚人“衷甲”,更加不安,晋向叔认为不可怕,楚既来合诸侯,不敢不守信。不守信必招致诸侯反对,对楚不利,如果楚在会盟时动武,那对晋很有利,故楚人“衷甲”不足为患。

会盟终于开始了,可是谁先歃血(谁为主盟)?又发生了争执。晋人说“晋固为诸侯盟主,未有先晋者也”。楚人说“子言晋、楚匹也,若晋常先,是楚弱也,且晋、楚狎(更替)主诸侯之盟也久矣,岂专在晋?”晋赵武在叔向劝说下,勉强同意了让楚先歃血(主盟)这才使会盟仪式得以进行下去。盟辞的主要内容是“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楚之盟国要到晋国去朝聘,晋之盟国要到楚国去朝聘,唯秦、齐两国除外。另相约“勿用兵,勿残民,利小国”。会盟后,宋平公又同各国的大夫在宋城之蒙门(东北门)外举行了一次会盟,晋、楚两国的代表又相互交谈,弭兵之会,就算胜利结束了。

弭兵之主张,本是晋赵武(文子)提出的,宋向戌为了取得止战弭兵(和平)的好名声,利用列国厌战思和的潮流,做了弭兵的外交使者,历史上也就称之为“向戌弭兵”。弭兵大会虽不能去兵止战,但它毕竟对诸侯国之间的和平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此后,晋、楚对中原的争夺战争,停顿了下来。中原中、小国虽由向一个霸主纳币朝聘,变成同时向两个霸主纳币朝聘,即两处受剥削,但毕竟减少了出兵从征之苦和被征伐的掠夺、屠杀。春秋时代从此进入了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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