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随末农民战争
三、随末农民战争
作者: 邵石
出自————《中国隋唐五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三、随末农民战争
(一)炀帝时期的军事形势
1、北防突厥
在文帝时,隋朝利用突厥内部的矛盾,施离间之计,使其自相残杀,并趁机出兵北上,对突厥进行了一次打击。但突厥势力依旧很强大,隋朝的政策还是以防守为主,文帝、炀帝都曾屡次派人大规模修筑长城。炀帝即位后,非常担心突厥的威胁,一方面对启民可汗采取怀柔政策,对启民赏赐甚厚。同时,对突厥东西两面的少数部族予以打击,以解除突厥的左膀右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六月,炀帝到北方边地巡视,耀兵于突厥。七月,修筑从榆林到紫河的长城。四年(公元608年)三月,再次出塞巡视长城,七月又修筑了榆谷以东的长城。五年(公元609年)三月,炀帝亲率兵马,攻打吐谷浑,大败之,在其故地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并派兵镇守,进一步经营西域,以断突厥右臂。
炀帝在大业三年北巡时,曾亲自到了启民可汗的牙帐,在那里他看到有高丽的使者,这引起了炀帝的注意。史书说:“启民推诚奉公,不敢隐境外之交”可见这种“境外之交”为隋所不能容许。高丽与突厥交好,就会对隋造成更大的威胁。在解决西边的问题后,炀帝开始着手征讨高丽,解决东边的问题。
2、东讨高丽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次年二月由江都到达涿郡(今北京),部署讨伐高丽事宜。他命幽州总管在东莱海口(今山东掖县)造船300艘,同时,命令各地部队在涿郡集结,其中有江淮以南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岑南排镩手3万人。五月,命河南、淮南、江南修造5万辆战车送到高阳(今河北高阳西),供运载衣甲幔幕。征发黄河两岸百姓从军运送军需。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二,下令,将集结在涿郡的军队分为左右各12军,共113万多人,号称200万,分道齐发并进,攻向平壤(今朝鲜平壤)。三月十四日,诸军抵达辽水(今辽水),高丽阻水拒守,隋军造了3座浮桥,在东岸击溃高丽部队,乘胜追击,包围了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辽东城内的高丽军队几次出战均被击溃,固守城池。隋军加紧围攻,但炀帝要求军队的每次行动都需经他同意方可实施,并且在用兵原则上规定军队分成3路,在进攻时3路军队要彼此呼应,不许孤军独进。在这种情况下,前方将领几次丧失了攻陷辽东城的战机。六月十一日,炀帝来到前线,责备诸将攻城不利,其时来护儿率水军已深入至溟江(今朝鲜大同江),在距平壤仅60里处与高丽军队相遇,大败之,乘胜直追至平壤城下。在他攻入平壤的外城时,遇到伏击,大败而退。
宇文述、于仲文等9道兵马,在鸭绿江会合时,高丽派大臣乙支文德到他们军中诈降以观看其军中虚实。于仲文曾受炀帝密令,如遇到高元和文德即可生擒,担任诸军慰抚使的刘士龙却自作主张,命仲文将文德放归,后来身为诸军总帅的于仲文又令诸军渡水追击。文德对隋军实行疲劳战,一交锋就退走,隋军“七战七捷”,追击过萨水,离平壤城仅30里。这时高丽军队又来诈降,宇文述看到平壤城很坚固,自己率疲弊之军很难攻下,于是就因其诈而退军。在退军过程中,遭到高丽军队的四面攻击,且战且退,七月二十六日退到萨水。当军队刚有一半退过萨水时,高丽军队自后攻击,诸军大溃,一日一夜狂奔450里,退到鸭绿江。来护儿所率水军听到宇文述等9军溃败,也只得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全军退回。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三月,炀帝又亲到辽东。四月,率军渡过辽河。二十九日,派宇文述与杨义臣攻向平壤,王仁恭率军出扶余道,当进军至新城(今辽宁抚顺市)时,遭到了数万高丽军队的阻击。仁恭挥精兵1000大败之,高丽军据城固守。他们用飞楼、楂、云梯,地道等各种方式四面进攻,昼夜不息。高丽军队竭尽全力抗击,20多天隋军仍未攻克城池,伤亡惨重。同时,来护儿正准备率船队自东莱经海而攻平壤。就在战事万分紧急的当口,负责运送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叛。其时炀帝的情势非常急迫:与高丽军对峙于辽东,北面有突厥的危胁,杨玄感如率军攻打涿郡,那情势将万分危急了。但杨玄感没有采纳李密提到的这个建议,而是退军攻打东都(今河南洛阳),未能攻克,又向西挺进,欲占据关中与炀帝对抗。炀帝一接到玄感叛乱的消息,立刻丢下全部辎重,悄悄后撤,致使高丽军队不敢追逼。同时又命来护儿回军,很快平定了玄感的叛乱。这次高丽之行再次流产。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二月二十日,炀帝下令征集军队,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三月,炀帝到达涿郡。四月,炀帝到达北平郡(今河北卢龙)。七月十七日,炀帝到达怀远镇(今辽宁辽阳市西北),来护儿到达毕奢城(今辽宁旅顺),高丽军队应战,被来护儿击溃,就在来护儿要攻向平壤时,高丽国王很恐惧,二十八日,派人向隋请降,炀帝接受了高丽的投降,下令撤军。
在用兵高丽以前,炀帝就大兴土木,修建东都和众多的行宫,在修仁寿宫时,史称“彼役严急,丁夫多死,疲弊颠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为了防御突厥,大规模建筑长城。在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先后征发百余万劳力开通济渠,十多万劳力开邢沟。四年正月,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人开永济渠,使北起涿州,南到余杭的大运河得以贯通。虽然长城在阻止突厥南下骚扰起了很大作用,运河沟通南北,为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作用,但在当时投入了众多劳动力,官吏又不体恤百姓,史称“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为征讨高丽,又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战争,运送军粮的“车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谨,谷价踊贵,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全国规模的民众暴动相继发生了。
(二)民众的反隋战争
在伐高丽前夕,大业七年(公元611年)劳役最沉重的山东地区,王薄首先拥众据长白山(今山东章丘境)起事,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为号召,其词云“长白山头知世郎,纯著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剑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许多为避征役的百姓纷纷投向他。刘霸道在豆子䴚(今山东惠民)聚众为“盗”,有众十多万,号“阿舅贼”。孙安祖入高鸡泊(今山东武城)中为“盗”,张金称聚众河曲,高士达聚众于清河境内,“自是所在盗贼蜂起,不可胜数,徒众多者至万余人,攻陷城邑”。”虽然朝廷命令地方政府予以***,但收效甚微。许多有见识的大臣都建议炀帝停止伐辽,减少营造,以便与民休息,这样即可安辑民众,稳定局面。但炀帝一意孤行,致使各地民众暴动的范围、规模逐渐扩大。大业十年、十一年前后,朝廷派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率军***,但成效不大。以至于在大业十二年正月,各地朝集使入朝时,竟有20多个郡为民众暴动所阻而未能到达。在众多的起事中,窦建德、杜伏威、翟让等3支分占河北、江淮和中原,力量最强,对隋的打击也最大。
1、窦建德逐鹿河北
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伐高丽时,窦建德被征入伍,并且当上了200人的小队长。同县的孙安祖也被征入伍,但他妻子刚死,不欲参军,为县令所鞭打,安祖一怒之下杀死县令。窦建德劝他到高鸡泊中聚众谋生。当时在高鸡泊的还有张金称、高士达等人。当地草莽在出来打劫时,一般都不打劫窦建德家,地方政府怀疑窦建德与草莽有关系,所以就派人将窦建德全家抄斩。建德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投奔了高士达。高士达自称东海公,任命窦建德为司兵。后来孙安祖被张金称杀死,建德将安祖所属的几千人收归己有,力量逐渐壮大到近万人。
(1)长河之战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人讨伐高士达。士达自以为才略赶不上窦建德,就让建德任军司马,将军权让给了他。建德让士达守卫辎重,自己挑选了7000精兵抗击郭绚。他向郭绚诈降,表示愿意归服朝廷。郭绚信之,率兵跟随建德到了长河(今山东德州),建德趁机袭击,大败官军,杀死了郭绚。
(2)高鸡泊之战
在此前不久,同在高鸡泊的张金称由于轻敌而为官军所败,其余众归附了窦建德。***张金称的隋将杨义臣乘胜追击,准备攻讨建德。建德对高士达说:“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挡。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建德的这一策略是较为稳妥的,因为义臣乘胜而来,而义军未经训练,又未经过大的战阵,贸然与劲敌对阵,没有必胜把握。但高士达没有听从建德这一建议,而亲率精兵去迎战杨义臣,结果大败身亡。建德率百余骑逃到饶阳(今河北饶阳),乘其无备而攻陷之。杨义臣认为士达已死,建德所率残余不足为虑,也就引兵退去。建德又重归故地,招集亡散,收葬死者,军势复振。他自称将军,礼遇读书人,以饶阳县长宋正本为谋主,又招诱隋的地方官吏,降之者甚众,军队达到十万多人。
(3)河间之战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正月,建德在河间乐寿(今河北献县)界内筑坛,自称长乐王,年号丁丑,署置官属,颇有开国气象。七月,隋派薛世雄领兵3万来讨伐建德,在河间城(今河北河间)南面的七里井扎下营寨。建德挑选数千精兵埋伏在河间南面的水泽中,自己率军退走,声称要逃入高鸡泊中,以此来麻痹官军。世雄以为建德因害怕官军而逃去,就不再谨慎防范。建德乘机亲率280多名敢死兵士突袭,大败隋军,薛世雄领数百骑逃去。建德再次攻陷河间城,定都于乐寿。黄河以北的郡县纷纷降附建德。此后又吞并了魏刀儿,势力发展到今北京一带。618年冬天,定国号为夏。随着其势力的壮大并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在洛阳与东进的唐军相遇了。
2、瓦岗军决战中原
(1)起事瓦岗,进逼东都
瓦岗军的创建者是翟让,他原是东都的法曹,犯了死罪,被狱吏黄君汉放走,逃到瓦岗(今河南滑县境)落草。同乡单雄信,徐世勳招聚人众,随之同去。他们常常出没于荥阳(今河南荣阳)、梁郡(今河南商丘)之间,力量渐渐发展到万人左右。当时在这一带落草的还有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王当仁等人。李密在杨玄感兵败后从雍州逃去,经王伯当的引见,参加了力量最强的翟让部队。他劝说周围的小股归附翟让,由此而深得翟让的敬重和信任。
李密劝翟让以经营天下为己任,但屡为翟让所拒。之后,他又向翟让提出了一项具体的战略目标。他说:“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资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由于这项建议是直接针对解决义军军粮不足的问题而提出的,而且切实可行,所以为翟让所接受。他率军攻取了荥阳所属各县。炀帝派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二月,张须陀率兵攻打翟让,李密让翟让列阵以待,同时派1000多人埋伏在大海寺北的树林中。由于翟让从前曾屡次败在张氏之手,此次张须陀就十分轻敌。当两军交锋时,翟让再次败退,张须陀挥兵追击。李密率伏兵在后面攻打隋军,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王伯当对隋军进行包围歼击,张须陀虽突围而出,但为救其部下,几进几出,终于战死。隋又派裴仁基任河南捕讨大使,代领其众,镇守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
由于李密在这次反击中立下奇勋,翟让就分给他一部分军队,由他统率,号称“蒲山公营”。他治军严整,每次得到的战利品都分给属下,所以很得人心。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二月,李密劝翟让趁东都空虚而攻取之,并派人进东都探听虚实。但此事被东都守将发觉,城内开始积极备战,并派人到江都向炀帝报告。李密劝翟让说“今百姓饥谨,洛口仓多积粟,去都(东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帅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豫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之,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谋,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虽然翟让未能看得这么远,但攻下路口仓,即可解决军粮不足问题,于是欣然同意。初九日,李密、翟让率精兵7000,奇袭兴洛仓(今河南巩县)攻下后开仓散粮,赈济百姓。镇守东都的越王杨侗派刘长恭、房則率步兵、骑兵共25万人来攻讨李密。李密、翟让挑选勇敢善战之士分作10队,令4队埋伏在横岭下阻击裴仁基,另6队在石子河东面结阵。长恭看到李密所部军队甚少,有轻敌之意。翟让先率部与之交锋,在战事不利时,李密率部从东向西横击隋军,隋军在这一击之下,全线溃退,长恭换了衣服才得以乘乱悄悄脱逃,辎重尽为李密、翟让所获。这一仗不仅使瓦岗军巩固了刚刚取得的胜利成果,同时大大挫败了隋军的士气。之后,翟让推李密为首领,称“魏王”,设坛即位,称元年,分官设职。河北、河南、江淮一带的起事义军都纷纷归附,推李密为盟主,众至数十万,势力极盛。不久,裴仁基以虎牢降密。
四月,李密派裴仁基、孟让率兵2万攻占回洛东仓,东都出兵反击,仁基败走,李密率军屯驻于回洛仓,大修营堑,准备攻打东都。东都派段达率兵7万拒击,两军大战于回洛仓北,隋兵败走。攻占洛口仓,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挠义军的一个最重要的军粮问题,并且军队得以进一步扩大大败隋军,也使瓦岗军声威大振,这成为瓦岗军发展的一个最重要、最关健的转折,从此瓦岗军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
(2)围攻洛阳,拒击宇文
在东都取得重大胜利后,柴孝和曾向李密建议:“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但李密认为:“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隳矣”。后代的史家大多以李密未能听从柴孝和的建议,而使李渊先行入关,以至夺得天下为憾。认为李密若先行入关则天下即为其有。事实上,李密的看法是有道理的。首先,争夺天下所依靠的首要因素是军事力量,若兵少将弱,即使先据关中也会无所作为。柴孝和援引秦汉据关中而得天下之先例,认为关中为王业之地,得之则可并天下,这是书生之见,关中并非争夺天下的关键地区。其次,炀帝率兵驻守江都,长安已失去了作为政治中心地区的作用,攻下长安也不会产生很大震动。这与杨玄感时的情势已迥然不同。此时各地对隋廷的离心力已很大,维系隋局面的不再是关中的长安而是江都的炀帝。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出后,长安、东都纷纷自立为帝,这更说明长安的得失对隋王朝已构不成威胁。第三,李密与翟让之间是有矛盾的。瓦岗首领本为翟让,后翟让避让,推李密为王,翟让许多部将不服,以至于日后发生了公开火并。如果李密入关,翟让留居河南,那么翟让所部也绝对不会再听命于李密,李密充其量也只能占有关中,而不能控制河南,“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正是指此而言。第四,从当时的军事形势上看,李密也不敢贸然入关。其时李渊已起兵太原,向关中进发,如李密入关,势必要与李渊发生对抗,西有李渊,东有王世充,而河南翟让所部又不能为其所控制,这样李密就陷入了两面夹击的险境。李渊起兵太原,要参与中原逐鹿,有两条路,一条是西入关中,一条是南下河南,而河南有翟让、李密、王世充等强敌,关中部队已调到东都,攻打李密,力量空虚,所以他只有挥兵入关。对李渊来讲,进关中是他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而对李密则不然。并不是说谁先占关中,谁就可以夺取天下。至于泰山道士徐洪客劝李密“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更是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绝无战略价值。宇文化及杀死炀帝,率兵北归时,兵力多达十万,王世充、李密听到宇文化及西来,都十分震恐,不得不联合以对付宇文;李密击败宇文后,史称“其士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以至于被王世充乘机出兵击败。江都力量如此之强,怎么能轻意弃河南已有之战略成果而用兵江都呢?!所以李密也仅“壮其言”欲用其人而已,绝未想到要依此计而行。总之,李密决定留在河南是正确的。如果他与王世充作战时不大意,鹿死谁手,亦遽难定论。
炀帝得知东都战败,当年(公元617年)五月又命庞玉,霍世举率关内兵增援东都。越王侗派段达、庞玉黑夜出兵,布阵于回仓西北,李密、裴仁基出战,大败而归,不得不放弃回洛,退守洛口。庞玉、霍世举驻军于偃师。六月,李密率军与隋军大战于平乐园,重新占据了回洛仓。七月,炀帝派王世充率领江、淮劲旅,王隆率邛黄蛮,河北大使韦霁、河南大使王辩各率所部,一同向东都进发,准备联合攻打李密。九月,李密派徐世勛攻下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开仓赈济百姓,又招兵20多万。当王世充到达东都后,与刘长恭、庞玉会合,世充任诸军总指挥。但在与瓦岗军的交战中屡战屡败,李密乘胜战据了金墉城,修缉城池。不久,率军30万,列阵于北邙,威逼东都的上春门。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二月,又派房彦藻、郑颋等东出黎阳,分道招慰河南郡县。
三月,宇文化及等人在江都发动***,杀死炀帝,率部10万北归,四月,行至巩洛被李密阻击,不能继续西向,引兵向东都进发。五月,东都得知炀帝被杀后,越王侗称帝。宇文化及的北归,改变了东都的对峙局面:李密怕受到东都和宇文化及的两面夹击,东都也怕宇文氏的进攻,于是双方讲和。东都欲利用李密对付宇文氏,“两贼自斗,吾徐承其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以坐收渔人之利。李密也向东都“乞降”,表示愿击宇文氏以赎罪,欲以此免其后顾之忧。
宇文化及将辎重留在滑台(今河南滑县),自己率军北攻黎阳,徐世勳退出黎阳,西保仓城,李密率步骑2万驻屯于清淇(今河南浚县),宇文占黎阳后,分兵包围了仓城。李密与徐世勛遥相呼应,深沟高垒,不与宇文交战,如宇文攻仓城,李密则率兵攻其后,双方呈对峙局面。
李密得知宇文军粮将尽,即与之诈和,宇文大喜,不再限制其军士的吃粮,以为粮尽时李密会资助他。正好李密军中有人逃到宇文处,报告了这一情况,宇文氏大怒,但军粮将尽,于是渡过永济渠、与李密大战于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之下,双方自辰时直打到西时,宇文化及才退兵。他又到汲郡去求军粮,并派人拷打东郡吏民,要他们供给粮食。为此,留在滑台防守辎重的王轨向李密投降。其他3员大将也先后投降,宇文败走魏郡(今河北大名),势力大衰。
童山之战,李密部队损失也很惨重。力量受到很大削弱,为什么李密不与宇文化及联合而使宇文化及与东都交战呢?当时东都屡为瓦岗所败,情势日下,而宇文化及则拥兵10万,若李密与宇文氏会合,则宇文氏势必会吞并东都的力量,入占东都。以宇文氏之力,又占有东都之坚城,其情势绝非远道而来、未及休整时之可比,到那时,李密再与之争锋,则难矣!所以,李密才决定乘其远道而来,一举灭之,再回过头来收拾东都。可惜在战后,一方面士马疲倦,伤亡较大,另一方面又因战胜轻敌,而为王世充的突袭成功提供了机会。
(3)战败归唐
七月,东都发生***,王世充掌握朝政。九月率军出城,到达偃师,在通济渠南扎营,架起3座桥。李密派王伯当守金墉,自己率精兵出偃师,利用邙山阻击世充。在战前李密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应付王世充的对策,裴仁基认为:“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魏征也认为:眼下“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李密赞成他们的意见,但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人,在刚打败宇文氏之后有轻敌之心,主张决战,他们认为:“计世充战卒甚少,屡经摧破,悉已丧瞻。江、淮新附之士,望因此机展其勋效,及其锋而用之,可以得志。”最终,李密惑于众议,决定决战。他命程知节率军与自己在北邙山上扎营,单雄信在偃师城北扎营。夜里王世充派200多骑兵悄悄潜入北邙山,埋伏山谷中。第二天,王世充率军前来攻打,李密出军应战,还没有列好战阵,世充就纵兵强攻。埋伏在北邙山的骑兵突袭李密后营,纵火焚烧其庐舍。李密大败,率万余人逃到洛口。世充攻下偃师,整兵向洛口进发。镇守洛口的邴元真向世充投降,李密得知后不作行动,想等世充兵正渡洛水时出兵击之,但由于侦察不力,李密率军前去攻打时,王世充已经全部过河了。李密大将单雄信又在此关键时刻拥兵自守,不随李密进攻。李密一看大势已去,只得率人逃到虎牢。当时王伯当也放弃了金墉城而退守河阳,李密从虎牢赶到河阳。他本想南面以黄河作屏障,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发展,但诸将认为大敌当前,人心涣散,要赶快溃退,不能再坚守于此。李密只得率众西行,投降了唐。
李密在战败之时,“欲南阻河,北守太行,东连黎阳,以图进取”,这一战略也是可行的,但因战败而人心涣散,致使李密无法实现这一战略。当初,柴孝和在劝他入关时,他就担心义军会因此而分裂,不幸在战败之后被言中;单雄信在关键时刻,勒兵自守,不听调度,一班将领又缺乏远见,李密所谓:“孤所恃者众也,众既不愿,孤道穷矣”,众心已散,他也回天无力了。
李密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投身瓦岗后,才使瓦岗军日见起色,摆脱了群盗之性质,而成为一支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武装力量,为灭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关键的战略决策中都未有失误,只可惜在大战之后,有轻敌之心,致使一战而蹶跌不振,为自己的事业划上了句号。
3、杜伏威纵横江淮
(1)起事江淮
杜伏威出身于贫苦家庭,从小就为生活所迫而常“穿窬为盗”,他与辅公柘是刎颈之交,后二人聚众为草莽。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他们听到王薄在长白山起事的消息后,率众投奔长白山,不久又率部南下,在淮南一带劫掠,自称将军。
江都留守派校尉宋颢率兵来讨击伏威,伏威在与之交战时,佯装不敌败走,把隋军引到芦苇中,然后顺风纵火,大败之。此后,伏威又兼并了另一支由赵破阵率领的部伍。从此,他兵势甚盛,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派陈稷率精兵8000攻讨伏威,结果大败而归。伏威乘胜攻占高邮、历阳,自称总管,分派诸将四出经略,江、淮间的小股义军也都纷纷归附。宇文化及发动***,杀死炀帝,准备北归时,任命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后占据丹阳(今江苏南京),“进用人士,大修田械,薄赋敛,除殉葬法,民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
当时在江淮一带活动的还有李子通、沈法兴等。李子通在海陵招集亡散,众至2万,自称将军。沈法兴在隋大业末年任吴兴郡太守,炀帝被宇文化及杀害后,法兴“自以代居南士,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就以诛宇文化及为名起兵,向江都进军。当走到乌程时,已召兵6万,攻克了余杭、毗陵,丹阳等地,自称江南道大总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自称梁王,定都毗陵,改元延康。当时,杜伏威占据了历阳,陈稷占据着江都,李子通占据着海陵“并握强兵,俱有窥觎江表之志”,但法兴居中,三面受敌,屡遭挫败。
(2)经营江东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九月,李子通率兵围江都,攻打陈積,陈積向法兴和伏威求救,并各送子为人质。法兴派其子沈纶将兵数万与伏威一道去救援。伏威驻军于清流,沈纶驻军于扬子,两军相距不过数十里。李子通的属下献计,召募江南人扮成沈纶的军士夜袭伏威,伏威受到夜袭很生气,马上令人去偷袭沈纶,于是2人彼此猜疑,谁也不敢进军。子通乘机纠集精兵,全力攻打江都,陈稷投奔了伏威。子通进占江都后,率军攻打沈纶,大败之,伏威也引军而退。子通自立为帝,国号吴,改元明政。
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李子通率兵渡江攻打沈法兴,占据了京口,法兴派其部将蒋之超拒击,两军战于慶亭,元超败死。法兴放弃毗陵,逃奔吴郡,丹阳等郡为子通所占。
杜伏威派辅公柘率兵数千攻打李子通,公柘渡江攻克了丹阳,进屯于溧水。子通率兵数万拒击。但被公柘击败,加之其军粮已尽,只好放弃江都,退保京口,于是伏威占据了长江以西的地盘,迁都于丹阳。
子通在太湖地域已招募军民,袭击了占据吴郡的沈法兴,“尽收法兴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岭东包会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十一月,杜伏威派王雄诞攻打子通,子通大败,向伏威投降。于是伏威“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但伏威素无大志,在武德五年(公元672年)得知唐军平定刘黑闼后,就束身归朝,到长安任职。后来辅公祐又拥兵再起,但其时唐已基本上平定了北方,辅公柘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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