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铎王朝·第二

2025-03-15 08:27 英语国家史略第二卷·新世界繁体

都铎王朝·第二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第二卷·新世界》《第四部·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出自————《战争通史》

　　几十年来，英格兰的王冠被王位之争的浪花推来抛去。一四八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里奇蒙伯爵亨利·都铎在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小镇博斯沃思附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的对手篡位者理查三世在那次战斗中阵亡。随着亨利七世的登基，新的王朝诞生了。

在他精心执政的二十四年里，英格兰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亨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劝说贵族、教会和绅士阶层接受博斯沃思战斗的结局，并且为自己戴上王冠。为谨慎起见，他赶在国会开会之前加冕登基。这样，武力征服成为他继位的基础，国会的同意只是次要的。其实，国会对他执政的尝试是支持的。后来，他实现了酝酿已久的计划，同敌对的约克王族的继承人伊丽莎白公主结了婚。

　　长期以来，经济拮据削弱了英格兰国王的地位，但在此时，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亨利收复了王室在十五世纪被没收的大部分领地，也收复了其他许多大块领地中他已经从兰开斯特家族的国王手中继承了宝贵的核心地带，侵占了格洛斯特公爵理查的北方领地。后来，威廉·斯坦利爵士对博斯沃思战斗之后的奖赏感到不满，由于叛逆罪而被处决，他在英格兰中部的辽阔领地也落入国王之手。从此，亨利有了一笔稳定的收入。

　　但这还不够，还必须整顿英格兰的土地所有权。敌对君主的迅速更替，在土地所有者当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法律上的混乱。封建大家族的人纷纷被处死或阵亡，使家族的力量土崩瓦解。幸存者和下层绅士阶级时时面临着一种威胁，可能由于仇人对他们过去的立场或背叛行为的起诉而失去领地。很少有哪个人的家族没有在内战的某个时期支持过失败的一方。这些情况对于亨利来说是十分危险的，如果地主阶级对于能否合法保住自己的土地没有把握，惶恐不安，那么一旦再度出现篡位者，他们就可能投靠他。于是亨利颁布了一项法案，宣布所有忠于在位国王之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保护。这种承认在位国王而强调合法国王的做法是新国王亨利特有的手段。地位稳固之后，亨利便开始建立自己的实际权力。

　　接着便是南北之分的问题。在英格兰的中世纪历史时期，南方和北方一直有天渊之别。南方的社会高度发展，乡村富庶，城镇发达，同佛兰德和意大利的羊毛生意非常兴隆。玫瑰战争曾经严重地威胁这种有秩序的生活，亨利就是在南方得到重要支持的。一位编年史家写道：“他不愿看到贸易受影响。”他替那些同尼德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赢得了有利的条件。贸易在和平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他还平定了农村的骚乱，商人阶级的代表因此在国会中同他真诚地合作。亨利对这个阶级的细心照顾是由于利益一致的缘故，即为了维护安定的统治。如果说这是专制的话，那么它是人们甘愿接受的专制。

　　北方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象珀西家那样的封建大家族控制着一切；土地贫瘠，山峦起伏；居民目无法度，性喜骚乱；交通不便，王权受到轻视，有时干脆被抛在一边；北方长期同苏格兰人进行边界战争，盗贼蜂起，他们抢劫牲口，烧毁村庄。格洛斯特公爵理查在那里曾经享有盛誉，他的性格完全适合于那种环境。他的统治简单粗暴，但较有条理，约克城甚至在博斯沃思战斗之后对他仍然难以忘怀。亨利不仅要维持这些地区的秩序和保持自己的统治，还必须建立巩固的边防以对付苏格兰人。作为格洛斯特领地的新主人，他在北方获得了一个战略基地。在十五世纪，从伦敦直接统治整个英格兰是不可能的。当时的统治工具非常原始，因而必须委派下属代行君权。于是，在北部地区和威尔士边界地区分别建立了政务会，它们受权统治这些地区。国王的亲信得到广泛的统治权，倍受国王思典并学过法律的新任官员开始在统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在宫廷里和法庭事务中一直相当活跃，此时首次对封建贵族占了优势。国王在北方的可靠代表兼贝里克郡要塞司令官亨利·怀亚特和南方的埃德蒙·达德利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及其同僚的后代成为西德尼家族、赫伯特家族、塞西尔家族和拉塞尔家族。

　　内乱的危险和外患的威胁同时进逼，亨利必须时刻提防觊觎王位者在外国的援助下进行入侵。他的地位能否保住，取决于他的政治手腕和判断能力，而不取决于他的世袭权利。勃艮第宫廷是反对他的中心，因为勃艮第公爵夫人是理查三世的妹妹，她曾经两次发动觊觎王位者进攻都铎王朝。指挥第一次进攻的是兰伯特·西姆内尔，他后来不光彩地成为皇家厨房里的贱役，指挥第二次入侵的是图尔内的一个船主兼税吏的儿子珀金·沃贝克，他比西姆内尔更加令人生畏，有人说他是伦敦塔内遇害王子的后裔。他得到心怀不满的爱尔兰约克派贵族的支持，接受勃艮第提供的金钱，得到奥地利和佛兰德的军队以及苏格兰人的同情，公开活动了七年，为夺取英格兰的王位作了三次尝试。但是，自从博斯沃思战斗以来一直支持国王的那些阶级仍然站在国王一边，沃贝克进攻肯特时，那里的乡下人不等王军到达便击退了他；他从苏格兰发动的进攻只打过边界四英里，他同康沃尔人在一四九七年举行的暴动也归于失败。他躲避起来，最终被捕，被押到伦敦投入铁窗。他曾经两次企图逃跑。在囚居两年之后，有一天他作了忏悔，被送上了泰伯恩绞刑架。沃贝克的活动在耻辱和难堪中结束了，不过，他当时造成的威胁确是咄咄逼人的。

　　亨利一定会感到他的宝座微微震动。玫瑰战争削弱了英格兰对威尔士的控制，但这种影响在爱尔兰最为明显。爱尔兰的王位之争也很激烈，英格兰－爱尔兰混合血统的大家族中有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之分，在都柏林周围英格兰统治区的城市以及利默里克和高尔韦等英国前哨城市中，也有兰开斯特派和约克派之别。不过，他们之间的斗争只是家族斗争的继续。以奥蒙德伯爵为首的巴特勒家族站在兰开斯特派一边，因为它向来比对立的菲茨杰拉德家族更忠于英格兰国王。菲茨杰拉德家族的首领是住在伦斯特的基德尔伯爵和住在芒斯特的德斯蒙德伯爵，二者同土著的酋长均有血缘关系和联姻关系。这个家族支持约克派，希望以此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芒斯特，以德斯蒙德为首的一支菲茨杰拉德家族早已“完全爱尔兰化了”，在英格兰统治区里，被称为“大伯爵”的基德尔伯爵可以履行自己的封建义务，领导英格兰人，但在比较偏僻的香农，实行的却是另一种统治。英格兰派来的总督认为，面对基德尔的统治地位及其遍及全岛的联盟，强调总督的合法权力是徒劳无益的。基德尔大家族甚至可能在爱尔兰全岛建立自己的王朝，这种可能性在爱德华·布鲁斯战败死后是从来没有过的。即使基德尔仍然忠于英格兰，他会追随约克派的国王还是兰开斯特派的国王呢？他的亲戚德斯蒙德支持兰伯特·西姆内尔，许多迹象令人怀疑他本人支持珀金·沃贝克。一四九四年就任爱尔兰总督的爱德华·波因宁斯爵士企图限制他胡作非为的权力，于是在德罗赫达说服爱尔兰议会通过了著名的《波因宁斯法案》，使爱尔兰议会置于英格兰国会的控制之下。这个法案引起了不满，但直到三百年后的二十世纪才被废除。

　　基德尔被剥夺了财产，押赴伦敦。亨利颇有远见，没有简单地用封建法律制裁这位实力雄厚的冒犯者，因为后者的家族正在都柏林郊区战斗，他的表亲、姻亲和受他保护的人遍及整个爱尔兰。姑且不说有支持珀金·沃贝克之嫌，这位“大伯爵”也是罪名昭彰的。他不是烧毁了卡谢尔的大教堂吗？他对此直供不讳，但他的理由打动了国王，他说：“是我烧的，不过我以为大主教在里边呢。”亨利七世相信他的辩白，并且说了一句话，“既然爱尔兰全岛不能控制基德尔伯爵，那么，就让基德尔伯爵统治爱尔兰全岛吧。”这句话即令不是他说的，至少也是千古名言。基德尔伯爵得到赦免，重获自由，并且同国王的表妹伊丽莎白·圣约翰结了婚，然后被派回爱尔兰接替波因宁斯的总督职务。

　　在爱尔兰能否掌权，关键仍然在于能否召集并控制足够的武装力量。在这方面，英格兰国王施加了个人的重大影响。他可以给能够召集并控制武装力量的显要贵族戴上总督的头衔，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宠幸巴特勒家族和伯克家族，使基德尔那样有实力的人物也无法控制各大家族的族长。在一个时期里，这种脆弱多变的平衡局面是确立中央统治的唯一途径。到那时为止，没有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够戴上“爱尔兰君主”的桂冠，正如没有一个英格兰国王能够获得“法兰西国王”的称号一样。

　　不过，有一位强大的盟友可助一臂之力，它就是大炮。它当年曾经帮助法国人驱逐英格兰人，此时则帮助英格兰人入侵爱尔兰。大炮对准爱尔兰城堡说话了，它的语言极其易懂。这些大炮来自英格兰，爱尔兰人能够使用它们，但不会制造。在一段时间里，大炮成为英格兰控制爱尔兰事务的必要工具，亨利七世或爱德华·波因宁斯爵士均未料到这一点。菲茨杰拉德家族的世代族长们身居中盖尔式的宫廷中，使英格兰统治区不寒而栗，在爱尔兰人眼中，他们胜过都柏林城堡里处境窘迫的英王代表，控制着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王国。在科学文化阔步前进之时，火药打掉了菲茨杰拉德家族的威风。

　　亨利在同苏格兰的关系中运用的手段，突出地体现了他判断问题的敏锐性。他的第一步行动是经过贝里克向反对苏格兰国王的贵族运送武器，并且不断同反对势力策划阴谋，以此削弱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的地位。边界冲突仍象过去那样频繁，影响着这两个王国的睦邻关系，詹姆斯支持觊觎王位者珀金·沃贝克的做法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张。但是，亨利的最终目标是富有建设性的。他和詹姆斯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在此基础上签订了和平条约。他虽然不象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但心里也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甚至可能希望结束苏格兰和英格兰人之间永无休止的战争，并且彻底解除法国人和苏格兰人联盟对中世纪的苏格兰构成的长期威胁。一五〇二年，他把女儿玛格丽特嫁给詹姆斯四世，在联合苏格兰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此，北方在他的生前一直保持着安定的局面。

　　他的对法政策也很成功。他意识到，战争威胁比战争本身会使他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他召集国会，使国会同意征税以准备对法战争，然后调集了一小股军队。这支军队在一四九二年渡海到达加来，包围了布伦。同时，他又和法王举行谈判。法王无力同时对付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和英格兰，被迫交纳贡金请他退兵。他一举两得，象爱德华四世那样，不仅储存起法国及时交纳的大量贡金，而且得到了英格兰为进行战争而征收的税金。

　　西班牙是欧洲最强大的新兴君主制国家，由于阿拉贡的费迪南德和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共同努力以及他们同摩尔人的战斗取得胜利，它刚刚成为强国。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的结婚标志着这个国家的统一。一四八九年，亨利的长子阿瑟和费迪南德的女儿凯瑟琳订婚。英格兰和西班牙从此协力保证它们从法国得到战利品——西班牙获得法国的领土，亨利则每年得到贡金，其数量在头几年里约等于王室正常岁入的五分之一。

　　作为政治家，亨利七世有着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奇而无情的政治观点。他在青少年时期流亡于外国宫廷，首级成为重金收买的对象，这种生活使他学会了许多东西。他见过商谈婚事、签订条约、制订贸易条例以及雇佣职业军人为路易十一或勃艮第公爵查理而战斗，他也了解法兰西国王与地方贵族之间以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他考虑和讨论当前的问题，精确分析政治事务，这有助于提高他作为威尔士人所特有的敏锐眼力。当时，拉丁民族的政治手段和分析能力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

　　亨利力图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确立巩固的英格兰君主制，他和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罗棱佐·美第奇一样，对旧制度几乎总是稍加改革，而从来不作彻底的改造。牢固的统治又重新建立起来，但在宪法上没有作出根本的改革。政务会得到加强。它从议会受权审查立过誓约或没有立过誓约的人，仅仅依靠证词判定他们的罪责，这种做法是习惯法中所没有的。星星法院在威斯敏斯特定期开庭，由它的两名大法官主持。它在早期是政务会的一个法律委员会，专门审理需要特殊对待的案件，例如，两造的一方势力过于强大，或者罪行罕见以及被告穷凶极恶等等。穷人和弱者对富人和强者的控告，还有包括豢养穿号衣的私人军队在内的家兵问题以及笼络陪审员的问题——这些都在星星法院的审理范围之内。

　　政务会的主要职能是统治而不是司法，它的成员由国王选择。即使他们中选，也并非有绝对的保证，国王可以随时撤换他们；而在另一方面，它可以停止英格兰任何一个法庭的活动，将其所审的案子归它自己审理，也可以逮捕任何人或对任何人施加严刑。政务会设一个委员会掌管外交事务。另一个委员会掌管财政，在中世纪财政署的繁琐事务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财政大臣直接对国王负责。国王则是中心人物，体现了直接的个人统治。他常常亲自批准或检查哪怕是很小的一笔开支，用草体缩写字母签上自己的名字，这些签名大概至今还可以在伦敦档案局里看到。在英格兰各代国王中，亨利七世也许是最好的实干家。

　　他知人善任。他的大臣几乎都是平民，其中许多人是教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相大臣、温切斯特主教理查德·福克斯，在巴黎遇见亨利并成为他的患难之交以前是赫里福德的一个校长；在佛兰德羊毛贸易立法问题上博得国王青睐的埃德蒙·达德利是伦敦市的副郡守；发明第一部外交密码、被任命为驻西班牙大使的约翰·斯泰尔早年是个绸布商或杂货商；理查德·恩普森是个筛子匠的儿子。在执政初期，亨利缺乏强大的力量，如果犯了错误是经不起打击的。他每天利用空闲时间记述政治事务和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人事问题”，即有关雇用、奖赏、监禁、剥夺公民权、流放和处决等人事问题。

　　他象当时的其他王侯一样，除了在国内励精图治以外，还十分关心对外政策问题。他使英格兰的第一批使节继续常驻国外。他认为，外交艺术可以取代以前各代国王的暴力手段，而及时、准确和源源不断的情报是进行正确外交的必要条件。他甚至在英格兰建立了谍报系统。关于他的国外情报系统的情况，米兰使节在给卢多维公爵的信中作了描述：“国王掌握着关于欧洲事务的准确情报，有的情报来源于他自己的使节，有的来自他雇佣的其他国家臣民，有的来自商人。假如殿下想向他提供消息，这些消息必须特别详细，或者要赶在别人之前。”他还写道：“意大利局势的变化使他改变了主意。这一变化不是指同威尼斯人在比萨问题上的纠纷，国王每天能收到这方面的信件，它指的是国王认为教皇已经同法兰西国王结成的联盟。”

　　亨利同其他王侯还有一点相同之处，他大兴土木，并有所创新。他在威斯敏斯特的小教堂以及在里士满的宫殿充分反映了他在建筑上的鉴赏力。他个人生活比较俭朴，但在公共场合也相当讲究排场。他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稀世的珠宝，衣领闪闪发光；在公开场合有堂皇的华盖护驾，贵族前呼后拥，宫室人员多达七百人，每天在伦敦塔里进餐，膳费均由他开付；弄臣、音乐家、猎人以及他那出名的豹子可以使他欢乐。

　　亨利七世在何种程度上有意识地进行改革，摒弃传统制度，史学家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玫瑰战争的末期，约克派国王们已经为新型的强大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在亨利七世统治下，这些受挫的希望变成了现实。他把中世纪的制度变成当代的统治工具，对于他在这方面的技巧和智慧，人们的看法是一致的。

　　他取得的成就光彩照人，历久不衰。他在前辈留下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权力，小心节俭地积累了在当时显得相当可观的大量金钱，训练出一批能干的官员，扩大了王权而并没有失去下议院的合作，在君主制度下使国家繁荣起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君王中，他的成就和名望使法王路易十一和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望尘莫及。

　　人们常常忘记，现存的亨利七世肖像几乎都是根据他死后用石膏套取的唯一面型而作的。这一面型无疑地留下了他的特征，不过显得过于严厉无情，同当时有关他的描写很不一致。但是，这些肖像似乎符合他的性格和经历。存放在全国肖像馆的那张画像，是在他逝世的四年前所作的。在这幅画像里，一双敏锐严厉的灰眼睛在拱形的背景里注视着远方，纤细而保养很好的双手轻轻地放在画面的底部；他双唇紧闭，只有嘴角微启，露出难得的一丝笑容；他显出疲倦、警觉和看破红尘的神情，更加显而易见的是一种痛苦的表情和责任感。都铎王朝的奠基人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所建立的这个王朝后来将引导英格兰摆脱中世纪的混乱状态，使她强大起来，并把她带入一个前景广阔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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