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代军事概述明朝是个多战争的时代
一、明代军事概述明朝是个多战争的时代
作者:毛佩奇 王莉
出自————《中国明代军事史》
出自————《现代军事理论》
一、明代军事概述明朝是个多战争的时代。
明太祖朱元璋以武功定天下,攻城略地,安内开边,从他投身红巾军直到辞世,几乎一直没离开过战争,是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不论是战略战术还是在军事组织上,朱元璋都有卓越的建树。
在起义初,朱元璋借助了大宋政权的名号,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在红巾军各部与元朝作战消耗之后,朱元璋脱颖而出,成为与群雄争夺天下的重要力量。他用陶安之议夺取金陵作为根本之地,又用朱升之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在江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他寓兵于农,着重于发展实力,等待时机,次第翦除群雄,然后与元朝一决胜负。朱元璋命将北伐,大都(今北京)不战而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北伐成功的辉煌战例。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面临着退处漠北的蒙古势力北元,以及西北的扩廓帖木儿、东北的纳哈出、云南的梁王等各支兵马。朱元璋对这些故元势力一方面采取了怀柔政策,争取他们和平归顺,另一方面则用武力征剿。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徐达等分三路北征,结果因为轻敌而失败,造成伤亡数万的重大损失,朱元璋直到临终前一直以此战役为憾。朱元璋接受了教训,仍然把重点放在加强防守,加强军队的建设之上,同时对故元势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不战而屈人之兵。洪武六年,扩廓帖木儿攻大同被徐达击溃;七年,又大败北元军;到洪武八年(1375年)扩廓帖木儿死,西北的威胁被解除。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蓝玉、沐英等进攻云南,元梁王自杀,西南平定。洪武二十年(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征纳哈出,东北平定。到此时,长城以南地区的不臣势力一概扫除了朱元璋整60岁。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曾命在晋王、燕王等人节制之下诸将出塞进攻北元,迫降元丞相咬住。这之后,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便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了,数十年的征战,锻炼出一批骁将。这些剽悍勇猛的将帅可以攻城略地,也可以威胁皇帝。朱元璋见大功已成,更重要的是见到诸子已陆续成年,已可带兵打仗镇守戍边,便将这些功臣宿将一个个铲除了。
朱元璋想留给子孙一个安定的天下,不但没有诸将的威胁,又有诸王做屏藩,江山定可传之久远。不料,他所封的诸藩却导致了大乱。燕王朱棣以靖难号召争夺天下。燕王地处一隅,仅有三卫护军,无权控制王城以外的事,北平(今北京)九门都是官军,燕王朱棣竟能一举攻占九门,控制了北平,敢于与朝廷全盛之六军相对抗。朱棣是个军事天才,他最初的军事经验来自参加征讨北元的作战。朱棣先夺取了大宁,兼并了宁王的军队,进而与官军展开角逐。在经过两年多的征战之后,燕王所得有限,所控制不过北平、保定、永平三府,而所得地旋得旋失,师老将疲,难于决胜。朱棣改变了战略,他置所得之地而不取,直指南京,结果势如破竹。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渡江,谷王等开南京金川门迎降,燕王朱棣夺得帝位。
朱棣是一位雄主,他不甘心守成,他想要实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愿望。而对此提出挑战的仍是故元势力。朱棣即位之初,曾想与元主和好相处,但本雅失里等却同样有野心。于是朱棣便开始了空前的北征,以至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最后竟死在北征回程中。
明军北出塞外与蒙军作战,遇到了与内地作战不同的情况。朱棣先后在永乐八年(1410年)打败了敢抗命的鞑靼首领阿鲁台,在永乐十二年又打败了瓦剌的首领把秃勃罗等,但在第三次出塞时却见不到敌人,朱棣不愿无功而还,便调头向东,击败了兀良哈。北征真正的胜利只有一次,第二次官方记载说是杀伤相当,第四、第五次北征则不遇敌而还。朱棣善于用兵,但五出漠北却不都是成功的战例。
朱棣还命将平定了安南,并在安南建立了布政使司,但却因此使数万大军陷入泥潭不能自拔,在经过近20年的战争之后,明军被迫从安南撤离。这场战争不但是战场上的失败,而且是决策上的失误。
朱棣死后,明军威力大不如前。宣宗曾想效法乃祖带兵亲征,但也只到了边墙附近的宽河,所谓胜利,夸饰之辞而已
明朝自洪武时起,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军事制度。
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元朝的军事制度,在攻克集庆(今南京)后,就设立了行枢密院,又设置了各个翼统军元帅府。不久,朱元璋就撤销了行枢密院,改设大都督府。大都督府一直延续到洪武十三年,在撤销中书省的同时,大都督府也被改为五军都督府,兵权也随之分散。大都督府及后来的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是全国最高的军事统帅机关,其所统辖的,是各地方的都司、卫所。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全国各要害之处设立卫所,若干卫所上辖于都指挥使司,为一省之军事机构,各都司分别辖于不同的都督府。但大都督府后来仅成为形式上的最高统帅机构,其权力渐渐被兵部取代。军务的管理,武职人员的任命都要由兵部批准。只是各省各镇的总兵官、副总兵都由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和公、侯、伯充任。但是,他们只是在有重大军事活动时被授给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等印,带兵出征。军事活动一结束,便交还印信,所带兵马也各自回到卫所。各个都督府的都督、都督同知等官大多由公、侯、伯担任,偶尔也任用老将,都是带有荣誉性的职务。
卫与所是明代兵制的一个创造。明朝最初的兵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的;二是归附,即归降的被征讨之兵;三是谪发,即有罪臣民被判罪充军的。这些军丁一旦成为军人后,便不可随便改变身份,世代为军,称做军户。当兵成了军户的专职,兵士死后其家人后代则要有顶替,如若逃脱缺额,官府则要百般勾取。军人编入各个卫所,其家属也随军人居住,每个军人都拥有一份土地,根据当地军事活动的多少,他们轮番战守或耕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寓兵于农,有曹魏时期的世兵制之遗意,但它的直接来源,应当是元朝的军户制。军户所种之田,称为军屯,军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军饷。然而由于明朝军额庞大(约270余万人),军事活动频繁,民间仍需负担大量军饷,特别是战争时期,比如明成祖北征,转饷遍于天下。卫所分布于各地,所辖之地凡与府州县相同,这又与宋朝的屯驻军有类似之处。卫所军除了担任地方戍守外,还有轮番到京师操练的任务,称为班军番上。番上的班军,在京师编入三大营。所谓三大营,指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称为京营。三大营是作战时的编制,后因战事少,设武臣一人总理营政,称总督京营戎政,开设戎政府。
但卫所京营制度到永乐末年已出现衰败迹象,军屯破坏,军士流失,京营也失掉战斗力。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带50万京军亲征,在土木堡大败于也先之两万骑兵,迫使京营制度做出改变。于谦主持军务,从三大营中抽取胜兵组成团营加以训练,以使兵将相习,训练有素。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曾增至12团营。但自此之后,京营士兵常常被权贵抽调营建工役,操练几乎废而不行,到正德时(1506-1521年),京营数量不足应用,而被占役如故,刘六刘七起义发生,不得不调边军入卫,称为外四家,而设立两官厅加以训练,京营制度又一变。这时,京营兵士被用做工役的情况日益严重。永乐年间,京营劲旅不少于七八十万,到武宗死时,京营原额当38万,存者不及14万,堪用者仅2万余而已。世宗时,京营定额10.7万余人而仅存一半,后补充至14万,但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带兵南侵,兵部尚书驱军出城抵抗,军士都流涕不敢前,诸将也相顾变色,只能坐视蒙古骑兵饱掠而去。当时入伍之兵,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之徒,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取给,各级将领又多世胄纨衿,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明京军的另一弊端是用宦官监军,在各营中都有监军、坐营内臣。成化时,又用宦官汪直总督团营,开创了禁旅专掌于宦官的先例。而武宗正德时,真鍤造反,又由太监张永带京军前往讨伐,更加重了宦官的兵权。天启时,魏忠贤柄政,设立了内操制,又增设了监视宦官和把牌等小宦官。崇祯帝即位,一度撤销了军队中的宦官,但不久又恢复了,不仅京营监督而且总理捕务、提督禁门、巡视点军,崇祯帝都命令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等衙门的宦官担任,至此京营完全由宦官统领了。这时内忧外患严重,用兵频繁。崇祯帝命京军出兵防剿,都用宦官监军。这些宦官不仅享有优厚待遇,而且借重皇帝之势骄横跋扈,凌辱将士。而京营的将领又都是宦官的私人,根本不懂军事,京营的士兵,只在册籍上注名领饷,出操时则雇人代替,兵将互不相识,每日操练不过二三万人,不到天黑就散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进攻居庸关,京军出御,听见炮声便溃散而归。李自成军进攻京城,守城的只有宦官内操的3000人。北京于是陷落。
由军户世袭的卫所制度,是纯自然经济的产物。随着吏治的败坏,军队地位的下降和军屯制的破坏,卫所制渐渐不能维持。明朝初年都指挥使司与布政司、按察司并称三司,号封疆大吏,在朝廷上掌握大权的官员也不分文武,而武臣较文臣为重。但随着文臣地位的提高,武职日益为世所轻。而且军职渐多冒滥充数之辈,在内受到兵部、兵科的限制,在外受到监军督抚的弹压,五军都督府成为空余的部门,弁帅都被视为走卒。身居总兵官之高位,但他们到兵部去领取敕书时都要行跪礼,偶尔作揖,就被斥为非礼。到了明末,卫所军士,即使是一个诸生也可加以役使。积轻积弱再加上隐占、虚冒等弊端,明朝就无可战之兵了。
为应付卫所军户制败坏的局面,明朝采取了许多办法,一是招募民壮,二是发挥土兵的作用。募兵早在洪武时期就曾有过。建文帝为抗击靖难军,也曾经使用募兵,而大量地使用募兵则始于正统土木之变之后。嘉靖年间,南倭北虏用兵频繁,募兵制被广泛采用。募兵制与卫所制最大的区别是兵源来自民间,军士不改变民户身份,由官府出钱招募,而军士当兵止及自身,并不世袭。这样,卫所兵称为军兵,募兵则称为民兵,募兵是明朝后期所依靠的主要兵力。士兵指在边境地区捡选民间精壮,保护田里之兵。那些在各地方因风俗特长不同而被征募之兵,则被称为乡兵。如浙江有义乌兵、处州兵、台州兵、宁海兵等,他们以善于使用狼筅、叉槊等武器而著名。戚继光曾经用他们演练鸳鸯阵而大破倭寇、守卫蓟门。此外还有川兵、辽兵等。这些兵同样在军籍。而不在军籍的乡兵在许多地方都有,如河南的嵩县毛葫芦兵,习于使用短兵器,善长走山路。嵩县、卢氏、灵宝、永宁又多有矿兵,称为角脑,又称打手。山东有长竿手,徐州有箭手,井陉有蚂螂手,善于投石,可远达百步之外。福建漳州、泉州则有善于使用镖牌的乡兵,最长于水战。此外还有自备火炮、强弩、车仗的河东盐徒;广东的习于长牌斫刀的少数民族蜇家兵,延绥、固原善于骑射的土著,以及少林僧兵、西南土司兵、湖南广西的狼兵等等。
但不论是卫所兵还是募兵,都不是战斗编制。作战时,须由卫所兵或募兵组成营制,称为营兵。营兵或随总兵官、副总兵、参将游击等镇戍一方,或随总督巡抚出兵征战。但后来营兵渐渐代替了卫所军,卫所军只承担屯田租税,已不再操练,而以务农为主了。营兵与卫所兵不同,已与将领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到万历年间,又有家丁出现,家丁与将领的关系更为密切。家丁有招募者,有抽调于卫所者,也有将领的子弟。起初,家丁费用由将领自己负担,但后来家丁得到朝廷认可,改由官府颁给粮饷,但将领仍以私产供应家丁。家丁是将领的私人武装,随将领而去留调动,他们也是更能战斗的力量,为将领所倚重。将领以之为资本,可以夺战功,可以博官位。家丁的出现,使一般士兵受到忽视,反而削弱了其战斗力。但家丁往往能够战斗,将权因而得到提高,家丁是明末作战的重要力量。
由于明朝用兵频繁,用兵规模大,所以先后涌现出许多著名的将领。明开国名将之外,中后期也不乏其人。抗击瓦刺的兵部尚书于谦,抗击倭寇的总兵官戚继光,抗击清军的熊廷弼、袁崇焕,***农民军的杨嗣昌以及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张献忠和抗清复明收复台湾的郑成功等,他们在实战中所表现出的军事才能与指挥艺术,丰富了中国战争史和军事思想的宝库。晚明多故,因而世风尚武,许多人喜谈兵事,这样就产生了一批兵书。其中以戚继光的著作最为突出。所著《纪效新书》十八卷、《练兵纪实》九卷、《杂集》六卷、《将臣宝鉴》一卷,吸收了前人的成就,又总结了自己的经验和同时代人的经验,是几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优秀军事理论著作。
明朝又是与外界广泛联系的时代,海外的新式武器,通过东西方的途径传入中国,尤以火器最为突出,佛郎机炮、鸟嘴铳在晚明各种战争中广泛使用,影响了战争的战略和战术。同时,由于西人东来,西方的军事思想也随之有所传入。郑成功在台湾与荷兰人作战,便接受了荷兰降兵汉斯的建议,采用了汉斯在欧洲参战的经验。这样的例子虽然凤毛麟角,但毕竟有了开始。强大的军队曾是明朝长治久安的一个因素。明朝起于武功,兴于武功,也败于武功之不振。一部明代军事史,也是一部明朝的兴衰史。
更新于:4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