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宣布停火·第十二
中国宣布停火·第十二
作者:尼兰詹·普拉沙德 ·印度
出自————《达旺的陷落》
出自————《战争通史》
29日我飞回德里。到达帕拉姆机场之后,我乘出租汽车到尼札姆丁,我内弟索尼医生的住宅,他邀请我住在他家。
我们交谈到深夜。索尼愿意听有关第七旅的详细故事情节,第七旅如何调去克节朗河、它的作战计划和战斗进行的情况。我和他容易谈得来,我发现他对军队的规则、礼仪和作战安排方面的细微差别,反应很快。听了我的叙述,他颇为惊讶,竟然以中世纪骑士的方式把部队派到高山地区去作战,而又不给空中掩护或后勤支援,然后命令部队去同强大的敌人在武装战斗中进行较量。
到达德里后的次日上午,我去陆军总部在军事秘书的办公室会见莫梯·萨加尔少将。我知道莫梯是一个明智的、有才干的高级军官(不久以后他出任总参谋长)。他以通常的礼貌接待我,详细地同我会谈,以理解和同情的态度听我说完。作为军事秘书,他不大接触战争发展的具体情况,因而他很有兴趣地倾听我讲的故事。然后他告诉我,陆军总部的主要参谋官要轮流地向我查询详情,搜集关于东北边境特区作战的第一手材料(结果,从未有人找过我)。
在我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要求莫梯早日下命令安排我的工作,因为我最不愿意在德里长时间闲荡。他答应尽力而为。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并没有任职的命令,陆军总部也无人召见我进行查询,我开始感到不安。
一方面我很高兴,接到了第四师我的部下各级军官写来的无数信件,表达他们对我的同情和信任,另方面,对于一些达官要人所散布的流言蜚语,我不能无动于衷。陆军总部的高级军官中有一部分人,由于他们在喜马拉雅山作战中错误的指挥,实在令人吃惊——还把第七旅和第四师作为柔顺的替罪羊——他们感到自己有罪。
看来,从未向文职人员说明惨败的真正原因,甚至有些内阁部长对于东北边境特区的真实情况也很无知。因此,我终于去见迪奈希·辛格,出乎意外,我发现他对东北边境特区的一般情况相当熟悉。我把全部有关作战的内情告诉了他,我想使他深切感到,如果中国人突破卡门边区,形势将是多么严重。我强调,我们绝不容许再重复在克节朗河发动的那种没有计划的、没有后勤支援的军事冒险。在我们的会见结束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迪奈希·辛格已把我的“口信”要点记录下来;但是我不知道究竟他能否说服总理——或者,究竟他是否去试一试。
我决定去拜会约翰·达尔维夫人,并尽力安慰她。我告诉她,约翰很大可能是被俘了,并向她保证,中国人会把他作为战俘正确对待的。(另一个是拉坦·辛格夫人,阿萨姆步枪队指挥官的妻子,为了减轻她的忧虑,我去劝解安慰她,但感到非常困难。因为她听到阿萨姆集市上的谣言,深信她的丈夫,大概在兼则马尼被俘后,一定已被处死。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消除她的忧虑的。)
我很想去加尔各答跑一趟,向我的哥哥表示同情,因为他的儿子马哈比尔于10月20日阵亡了,但是我不能纯粹为了个人事务而离开德里。我只有努力寻找曾与我侄子一同作战的人,证实他死时的情况,以便通知我的哥哥。事实上,直到很久以后,才从第九廓尔喀联队的一个上士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况。当马哈比尔在战斗中死去时,他们是在一起的。大概是在10月中旬,当时马哈比尔属于第七旅旅部,被选派作为联络官去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当20日早晨发动进攻时,他在营部,他使用一挺轻机枪。有两次在猛烈的炮火下,他亲自护送伤员到团部急救站,每次又都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继续向敌人射击。最后,当他正在用机枪射击时,被中国人投入防御阵地的一颗手榴弹炸倒了,他几乎在顷刻之间就死去了。(如前所述,为了表彰他的勇敢,死后被授予大英雄转轮奖章。)
1962年11月6日,大约在下午7点钟,印度总统的军事秘书哈尔·纳拉茵·辛格少将打电话给我。虽然哈尔·纳拉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我一度同属一个步兵营,但是以后再未见面。他告诉我,总统立即要见我,谈谈有关最近的战局。我很礼貌地告诉他,我已把我的报告交给陆军总部,他可以派人去取。他说他会去取这个报告的,但是还是叫我立即去总统府。当我问他,未得到陆军总部的批准,我去见总统是否符合规定?他肯定地说,正式手续会照规定办的,叫我不用担心。我被告知,不必穿军服。根据电话的通知,我就到总统府向哈林·纳拉茵·辛格报到。
我被引进去见拉达克里希南总统。因为他不舒服,他穿着便衣,坐在床上。他很有礼貌地,非常谦虚地接待我。他对自己服装不整和如此紧急通知我前来,表示抱歉。
然后他说:“阿萨姆邦的首席部长查利哈先生曾来看我,他告诉我,你们的部队没有弹药,没有冬衣,没有皮靴,有限的口粮,而且被迫投入非常危险的境地。前些时候,我曾请克里希纳·梅农来,但是他告诉我,部队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衣服和口粮,并且说是陆军主动决定进驻克节朗河河谷的。”他又说:“我要知道他们两人谁说的是真话。德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弄清楚当时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请你把所发生的情况确实地告诉我。”
我向总统简要地叙述了我的前线部队所经历的前后过程,我尽力不使我讲的故事沾染上我内心痛苦的色彩。我向他描述了基本给养令人绝望的情况。我又说,“先生,查利哈先生是十分正确的。我们部队的弹药,不够半小时的战斗之用。在我们的前线,没有运输工具,因而我们仅有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都是靠部队随身携带。我们没有雪衣,在许多场合下,连平常的冬衣也没有,有些部队,特别是廓尔喀部队,还穿着夏季军服和帆布鞋;而且在中国人进攻以前,我们有好几个星期只发给降低标准的口粮。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甚至在战术指挥上,也从未给予我们任何的自由。我们的一切要求,如让我们自己选择地形建立防御阵地,都被断然拒绝了。我们奉命继续留在一条暴露的河岸线上,没有铁丝网,没有地雷——连平常的挖掘工具也没有。远在中国进攻以前,由于地处高原和严寒侵袭,我们已经有了许多伤亡。当中国人终于进攻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在我们的弹药用完以前,进行几分钟的射击。我们没有大炮,没有空中支援,我们被困于很不利的阵地之内。”
总统显然很激动。他说,“听到这一切,我很震惊,不过,我对类似这样的情况,确实曾经怀疑过。当克里希纳·梅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头脑常常有些糊涂,现在他是处于混乱之中了。”然后,总统叫军事秘书取来一张地图,让我概略地讲解作战的具体情况。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说:“我确信,你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权利派遣军队担负这一使命。看来我们是疯狂地迷恋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争议的领土。尼赫鲁说,‘我已命令陆军把中国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吗?这是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吗?我将尽早到东北边境特区亲自去看看。”
我在介绍情况中,指明中国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时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项要求,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定谁应当对这一切的失误负责。
总统结束会见时说,他对于我的部队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他又说,一有机会他很快亲自去东北边境特区。
然后我向总统告辞。我不能不看到这位伟人面容上所表现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态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队受到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应当负责的人们,现在面对由于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却逃避责任,而且竟在谎言的后面寻求庇护。我抱着极大的期望,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将来在军事行动的大方向上,能够以更可信赖的姿态出现去指挥作战。我甚至盼望在野战指挥部的结构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总统视察了东北边境特区,但他的视察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陆军总部还没有召见我进行查询。实际上,见我的唯一高级军官是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值星参谋官古马拉曼加拉姆中将,当我去见他时,我颇有点失望,因为他只要听我讲在达旺前线的作战情况。对于这次战役从作战或后勤方面进行分析的问题,他没有对我进行查询,而仅仅是对过去三周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闲谈”。
11月15日,我听说委任我为乌坦浦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十五军的参谋长。这个军负责在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前线和在拉达克的中国前线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对这一任命是颇为高兴的。
11月15日,消息开始走漏出来了,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要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在瓦弄。我们的部队正在坚决抵抗,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给养(瓦弄也象在克节朗河前线一样完全靠空运维持),慢慢地被推向后退。的确,瓦弄在今后两天内就要陷落。
第二天从色拉前线传来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来,已经听说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达旺的小道修建成为可行驶机动车辆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传来消息说,中国要在色拉发动进攻。这时正是谣言四起的时候,卡门边区已被窜犯,中国人就要走出山谷进入阿萨姆北部平原。那时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惨日子。
在拉达克,中国也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因此我得到紧急通知,要作好准备调到乌坦浦尔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陆军总部——这次是到军区司令的办公室,去见我的新的军区司令达乌莱特·辛格中将,他的西部军区司令部设在西姆拉。当我在军区司令接待室等候时,川流不息的高级军官出出进进,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惊人的消息。我继续观望和倾听着,但是我决定在未见到新的军区司令之前,我不要过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响。谣言能够使人上瘾。
最后,塔帕尔上将和达乌莱特将军同几位高级参谋从里面的密室出来,他们的面容都是严肃的。达乌莱特将军把我带到一边说:“但愿我能给你一次较为愉快的欢迎,可是我恐怕要派你到一个正在崩溃的防区去。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和邦迪拉都已陷落。在拉达克,情况也并不好些:我们已失去大部分的哨所,看来楚舒勒也差不多完了。你最好直接去乌坦浦尔。比克拉姆·辛格将军会欢迎你的。”他显然是一位正遭遇到困难的将军,但是他的礼貌丝毫未减——这同我以前的军区司令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离开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深深陷入忧虑之中。我简直不能理解色拉怎么会陷落。中国人没有时间组织一次强大的师级规模的协同一致的进攻。他们是如何突破色拉和申隔宗防线的——我所计划的两个强大而新近到达的旅,驻在显然是不可攻破的山岳上,当时又有充足的弹药和口粮。再说邦迪拉,中国人怎么能从色拉如此迅速前进而发动另一次进攻?这全是不解之谜——很多个星期,对于这可耻的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我解答不了。
我回到家里,整理了行装,乘晚班火车去帕坦科特。次日早晨,由我的新长官比克拉姆·辛格中将,第十五军军长派来的一位参谋迎接我。我们乘车去乌坦浦尔,正好听到最新的消息——中国已宣布停火,并且单方面撤到“控制线”。我们的耻辱算是彻底了。
我是为了要记述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现在就要写完了。而我还有一点要写,就是曾经多次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东北边境特区出了什么过错,导致了我们的部队在打中国人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不中用?谁应负责,把他们推上高山地区去打仗,而又不给予足够的支援——是由政治家还是由军队的领导人负责?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是一个军人写的故事,因此我试图从一个野战指挥官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关于政治上和外交上对于这次冲突事件的处理如何评价的问题,则留给当时接近当权走廊的其他人士去评论。可以肯定,在各级领导上都犯有错误。但在东北边境特区军事战线上的戏剧性的崩溃,却是充分反映了我们政策上的空前未有的失败。那一次崩溃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真正的震惊——比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的失败更加严重;所以,对这一次的崩溃,需要加以解释。
我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作战,造成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托拉特将军离开现场以后,在德里与战地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形成了真空的局面。东北军区司令部应该作为政府与前方部队之间的枢纽,但是它没有尽到职责。费解的是,新的军区司令和他的高级参谋,竟玩忽职守,不与部队保持接触,不去了解地形,不懂得部队与地形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结果是在扯冬事件开始之后,对于前线实际作战和后勤的情况,他们向陆军总部,并通过总部向政府,提供了歪曲的甚至大大加以粉饰的汇报。而且,他们这种颠倒黑白,再加上中央情报局方面莫名其妙的疏忽,一方面把前线部队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告撇在一边,一面却继续把中国在塔格拉-棒山口地区的目标、意图和军事实力描绘成一幅具有吸引力的、十分乐观的图景。
同时,在完全缺乏给养的情况下,部署大批部队于边境;对此,东部军区司令或是未向德里汇报,或是向德里提供了错误的判断。究竟这是出于东部军区司令在军事专业知识上的完全无知,还是有心要对军长进行个人报复的深仇积怨,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必须由读者自己来判定了。而我们在战地的人们认为,森的愚蠢、不称职,导致了我们的部队被推入了绝境。没有后勤支援,没有足够的炮兵或空军掩护,没有任何其他物资用以进行战斗,诸如挖战壕的工具,钢丝网,掩蔽所,甚至没有必需的衣物。这种部署本身就包藏着灾难性。新任命的军长考尔以亲自的观察,了解了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不愿意强烈地向德里指出。我们几乎处在完全无望的、被暴露的前线阵地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对于那个疯狂的“茶话会”,都不起任何影响。我们所能作出的选择,就是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战斗(力量不大),而且在我们的有限的粮食和弹药耗尽之后,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尽力而为:而第七旅的大多数英勇的军官是无“力”可尽的。
关于在塔格拉所进行的不符合战术要求、没有后勤支援的部署,应该由谁承担责任,现在我已知道全部的原委。我一定要坦率地说,军方应当承担道义上的谴责。因为军方没有使自己站住脚并对政治家们说:“这是一个荒谬的作战计划,它是不能实现的。”森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都没有能力对前线的实际情况作出冷静客观的估计。总之,他对于地形的一般概貌以及达旺突出部的地面详情都是无知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也不去实地观察、努力学习。考尔也必须分担罪责。毕竟他在前线视察过,深知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他在德里会议上汇报第七旅所处的危境时选择了低调。至于陆军参谋长,尽管东部军区司令向他提出了很多不在行的建议,他应该能够作出自己的正确估计——因为他在一次例行的巡视中,曾经视察过达旺。他也应该承担一点罪责。
总之,所有陆军三级的司令——塔帕尔、森、考尔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都是任由政府威逼而接受一项荒谬的作战使命。他们从未拍桌子,也从不说个“不”字。如果在他们的职位上,我们能有象托拉特和乌姆拉奥这样有才干的将军,就不会发生色拉这样的惨败。在克节朗河,我有最好的部下,特别是营级指挥官们;卡尔茵·辛格就是一位勇敢的能干的旅长。如果他们在精通军事业务的上级领导下,第四师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对付中国的挑战,应该是胜任愉快的。
我希望负责从过去的战役中吸取教训的人们能够认识到,象这次在最高军事指挥部和政府之间互不沟通的情况,今后再也不能重复了。可能解决的办法在于,在国防部内设一个国防参谋长。这将保证三军得到政府的信任,从而专门军事方面的意见可以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战场上的官兵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至少在克节朗河和达旺是如此。从他们的伤亡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仅拉加普特联队就有9位军官和初级指挥官以及268名士兵阵亡,一位军官和23名士兵受伤。在第九旁遮普联队,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和第五阿萨姆联队,全部的伤亡是:8位军官和初级指挥官以及79名士兵阵亡,32名士兵受伤。
我们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是淳朴而可靠的,他们从不反对或责怪上级指挥官;他们毫无怨言地投入战斗,而且在作战中竭尽全力。出于确证这一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值得把达旺前线作战的一段令人痛心的情节记载下来。
更新于:2个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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