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
第二章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
作者:[瑞士]A.H.若米尼著
出自————《战争艺术概论》
出自————《西方军事著作》
第二章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
关于这一名称的含义,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解释。它包括与军队行动有关的一切精神手段。如果前面我们刚刚所谈的那些政治手段也属于影响作战方法的精神因紊的范畴,那么影响到进行战争方法的,还有一些既不属于外交,也不属于战略手段和成术手段的其他手段。把这些手段称为军事政策或战争哲学①是最合适的名称。
我们先谈第一个名称,因为虽然就其真意来看,“哲学”一词也可象划归形而上学的思辨范畴一样,划归战争范畴,但是毕竟因为我们对哲学这一概念没有固定的解释,所以要把战争哲学与军事政策放在一起来谈,就感到比较困难。因此,必须明确了解,按照我的解释,“战争政策”②就是外交与战争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而“军事政策”③则仅指政府和统帅采取的一切军事手段。
军事政策的范围很广,除带外交政策和战略性质的手段而外,有关战争计划的一切手段都可以包括在内。由于这类手段很多,所以我们不能把每一种手段都用专节一一详述,因为我们不能超出概论的范围,不能脱离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全面分析所有这些问题,而只是要指出这些问题与军事行动的联系.
①劳埃德在其《回忆录》巾的第二,三部分里,对这一何题作了很好的分析。芒于统帅和散情两章都写得非常好。第四部分也很有趣,但是不够充分全面,而且其中所网述的观点也不都是正确的。
戴·沙媷布莱侯爵也分析了这个阿题。尽管他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却是不无成就的。不过他只是燃仿特朗沙。德。拉维尔先生而已。
②Politigue de la guerre(法)
③Politiqae militaire(法)
实际上,在这个范畴之内,可以包括散对民族的战斗意志、军事组织、现役兵力、预备兵力、经济资源,以及他们对本国政府或因家制度的忠诚程度。此外,还必须考虑到国家领袖和军队长官的特性与才干,以及政府或军事委员会在首都能对战争的进行所施加的影响。必须了解敌军总参谋部所遵循的主要作战原则;双方军队的兵力编成和武器装备,所企图入侵国家的军事地理和军事实力统计;一切资源及一切可能遇到的障碍。这就是需娶研究的,然而是既不属外交,也不属战略的所有重要问题。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规定出固定的法则。但是唯一可指出的是,政府决不应忽视获取所有这些情况的详细资料,并在所制订的战争计划中予以充分考虑。现在我们仅对在这些方面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观点分别进行探讨。
第十一节军事统计学和军事地理
所谓利用军事统计学这门科学,就是要对假想敌国的实力和资源,尽量作彻底的了解。军事地理的研究对象是:战争区的地形和战略形势;可能遇到的人工和天然障碍;由于国家边界或甚至全部幅员所形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点。不仅内阁,而且统帅和渗谋部,都应该了解所有这些情况。否则,在他们的计算中就会有严重的失误。这种事是经常发生的,尽管今天各个文明国家已在统计学、政治学、地理学和地形学等各种科学方面都已取得巨大成就。我这里只列举两个例子来加以证明。1796年莫罗将军的军队在入侵所谓黑森林时,原以为在进入该地区时会遇到可怕的大山、险路和森林,从而迫使共想起充满可怕事件的古代赫尔西尼业①。但是当法军登上与菜茵河相望的这一片辽的台地的延坡之后,却非常惊奇地发现,原米想像的山就是这些山坡和一些山坡阶地,而从多瑙河发源地到多璃佛特的这个国家全部是辽阔富饶的平原。
①赫尔两尼此(HereyLia)凯撒斌子桑茵河至喀尔巴阿山之间的中你意漫森林出名
第二个例子,距现在更近,是发生于1813年。拿破仑的整个军队,甚至包括这位伟大的统帅本人,都认为波希米亚内部山地纵横,然而当部队越过环绕着波希米亚的群山之后,却发现在整个欧洲还没有一个国家象波希米亚这样平坦。这是经过行军之后才发现的。
所有欧洲的军人,在对巴尔干山脉和对奥斯曼土耳其人真正的实力估计上,几乎都犯有此类错误。他们认为,似乎从康士坦丁堡曾经命令他们,要把这一山脉视为土耳其帝国的不可克服的壁垒和屏障。我作为阿尔卑斯山的居民,从未同意过这一错误的认识。由于从这样的传统偏见出发,他们会以为,普遍武装的土耳其人民一定能组成一支可怕的民军,顽强抵抗到展后。而经验证明,由于按照古时的规定,在多瑙河沿岸的边境各城市居住的都是强悍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致使这些城市的居民都比帝国内地的居民尚武;这些内地居民仅曾对那些被解除武装的印度贵族作过战。这一幻影最后终被揭穿。实际上,土耳其的边境地带只不过是一道没有任何支持力量的精神遮障。而当俄军一旦穿过这一遮障,幻影就消逝了。不错,苏丹马哈茂德曾想出一套改革措施,并放弃了古代的那套体制,但是他却没有来得及代之以新的体制,致使帝国措手不及,遭散攻占。然而战争经验表明,一群乌合之众的勇士,虽然武装到牙齿,以还不能形成一支精良的军队,不能保障民族的防卫。
然而我们还是要回到正题,来研究必须熟恐军事地理和统计学的问题。但是这门科学还缺乏基硼论著,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劳埃德在其《回忆录》的第五部分,提出了从地理上概述欧洲各大国边界的经验,但是他的见解和预言没有得到证实。他所看到的到处都是障碍。这电顺使提一下,他把奥地利在蒂罗尔垒帕绍市之间沿囚河的边境说成是不可克服的。而实际上,正如众所周知,莫罗和拿破仑于1800年、1805年及1809年,曾率领十五万之众的军队对这一地区实施机动,打败了奥地利人。劳埃德的大闭分这些观点都同样受到了批判,因为他看事太粗笨了。
虽然军事地理和军事统计学还没到为全民讲授的阶段,但是在欧洲各国总参谋部的档案馆里,应该已有很多珍贵资料,足可供总参谋部的专门学校和机关学习之用。希望善于钻研的军官,能为共同的利益,而利用所有发表和不曾发表的资料,来编出好的军事地理和战略地理,同时希望,由于现代地形学有巨大进步,而且最近二十年来各国出版了一些很好的地图,能使这一空白部分得到添补。在法国大***开始的时代,地形学还处于萌芽时期。除了卡西尼的半地形图性质的地图而外,只有巴肯堡的一些地图才能算是这一类的地图。奥地利和普鲁士总参谋部都已经创办了很好的学校,这些学校后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久前在维也纳、柏林、慕尼黑、斯图加特和巴黎出版的地图,以及在布里兹高的弗里堡闻名的赫德尔专科学校所出的地图,都是未来统帅们的前辈所未曾见到的非常重要的材料。
一般人对于军事统计学和对于军事地理①一样不够了解。目前关于这方面只有一些表面化的,不全面的图表,上面胡乱地标记着一些关于国家军队和军舰数量的资料,以及关于国家预期收入的资料。但是这一切还远不足以构成完全适应联合作战需要的科学。我们不拟在此对这些重要问题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们要指出,这都是在军事上制胜的重要问题。
第十二节影响战争胜败的其他因素
当应该加以克服的在人民中激起的激情成为必须战胜的大改时,军队统帅和政府都应该竭尽会力,来平息这种激情。关于这一问题,前面在入民收争那一节里已经谈过,在此不再赘述。
①在本章已多写完之后,奥地利上校鲁多费尔以图表形式,出版了一本非常令入感兴趣的,依次编排的全欧军事地理概要。但悬,这仍然是一个不够完全的尝试。我个人认为,叙述形式比围要好,或者至少应该结合使用这两种方法。
另一方面,军队统帅应尽全力使自己的战土振奋,激起他们的激情,而当敌军有这种激情时,则应予以抑制。所有的军队都可能具有这种激情。只是由于各同入民的特性不同,用以激发这种激情的原因和手段可能有所不同。军事上的雄辨术是许多著作的研究对象;我们在这里贝把这种雄辩术作为一种方法提出。拿破仑和帕斯克维奇将军的号召,古代统帅对其军队的训词及苏沃洛夫的训词,都更简明有力,堪为典范。西班牙政务会的雄辩术,和马顿纳.德尔.皮拉尔的奇迹,都以相反的办法取得了同样的效果。与人民攸关的战争起因,和具有常胜威名的统帅,这是鼓励军队士气,并促使军队取胜的强大武器。
有些军人对这种激情的利益持否定态度,他们更喜欢在战斗中坚定不移,冷静沉着。必须承认,这两者各有利弊。激情能使部队建立伟大的功勋。但困难在于激情不易持久。军队一旦失利沮丧,失去勇气,就会很快溃散。
双方军队司令官的积极性和无畏精神,也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是其关系的大小却是没有规律的。任何政府和统帅,都应该随时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内在价值,并能把自己军队的力量与敌军加以比较。一个俄国将领,当他指挥着一支在欧洲算是最坚强组织的军队时,他能够在开牌地区轻而易举地战胜一支不论其人员如何勇敢,但却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队。“一致”可以产生力量,秩序可以保证一致,而纪律又是秩序的先导。如果没有纪律和秩序,是决不可能取胜的①。同样是那位俄国将领,指挥着同样的那支军队,但是当他所遇到的是一支在训练和纪律上大致与俄军相似的其他欧洲军队时,他的行动就要慎之又慎了。最后,用同样的手段,对象马克将军那样的统帅作战能够取胜,而对拿破仑作战却会惨败。
①一支非正规军队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但是必须承认,这支军队在精良的正规军支提下,仍可执行辅助任务,发挥极大的作用。他们由于人数众多,能使敌人悲观36(失望,并消耗敌人的运轴部队,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对敌人背垒进行封创,特别是在敌人遇却时.更能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关于这一点,法军在1812年深有体验。
军事行动的勇敢程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政府,取决于政府对军队的影响。一个统帅,其行动可以完全自由,而另一个统帅,其天才和行动都要受到处于二百古法里以外的最高军事委员会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前者在对后者斗争中一定会处于极大的优势地位。
一个统帅的高超指挥艺术,无疑是胜利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尤其是在交战双方的其他条件都完全相等时,更是如此。当然,历史上一个伟大的统帅被一个庸才击败的例子,也是常有的。但是,一个例外并不能构成一条定律。当命令被部下误解,或者出现偶然情况时,原为名将所创造的成功条件,可能转而有利于敌军。这是一种既不可预见,又不可避免的偶然性。然而,如果根据这一原囚,就否定在一般情况下原理和科学对作战的影响,那是否正确呢?毫无疑问,这是不正碗的,因为偶然性本身就是原理的胜利,因为只有运用这些原理并在这方面占优势的军队,才能取得胜利。但是可否由于承认这些理出,而得出结论反对科学呢?这也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军事科学是一种能使所有可以预见到的幸运有利于自己的艺术,不过这种艺术并不能适用于变化无常的命运。即使由于调度适当而获胜的交战次数,并不超过出于偶然性而获胜的交战次数,那也决不能否定我的论断。
假使统帅的机智是取得胜利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那么就不难理解,对统帅的选择,是国家管理科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也是国家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不幸的是,这种选择往往受到一些非主要因素的影响,以致在选掸统帅时,有时对是否符合社会利益,是否正确,考虑得较少,而对任命统帅影响较多的却是偶然性、年龄、私人好恶、党派倾轧和忌妒竞争。鉴于这一问题至关重要,我们决定以专节详加分析。
第十三节军事制度
有关支配军队的制度是政府军事政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支精锐的军队,在才能平庸的司令官指挥之下,能够创造出奇迹。而一支并非精良的军队,在一位伟大的统帅指挥之下,也能创造出同样的奇迹。但是如果总司令官的超人才能还能再加上精兵,就一定能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要使军队达到完善的程度,必须具备以下十二个条件:
1、良好的兵员补充体制;
2、良好的军事组织;
3、组织良好的国民后备军体制;
4、部队和军官在机动、内务利野战勤务方面,都有良好的训练;
5、严厉但不带屈辱性的军纪,以信念为基础,而不是靠形式主义的队列勤务所培养起来的服从和执行命令的精神;
6、有效的奖励和竞赛制度;
7、特种兵(工兵和炮兵)有充分良好的训练;
8、尽可能在武器装备方面,包括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方面,保持着对敢人的优势;
9、一个总参谋部,既善于利用」.述一切囚素,又善于很好地组织军官的理论和实践洲练;
10、一个良好的仓库、医院和一般行政政理体系;①
①只在这些不同要求之外,还可增加一项婴求,即费有一个良好的城装和装具称哈休系,因为监然这些乐阶,有的与战场上的战斗行动片不象武器装备那样有直接失系,但对保信兵力却有影响。最后,一支尽量保留老兵能队的精良军队,可望比一支不断补充新兵的都队具有显著的优势。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英军作为奥范。但是,对英国米说,要用本国的预财来供给五至六万人的一些不大的军队,是一件轻们易社的事情,面对于拥有能火军队的人陆各个强周来说。娶做到这一点,那就困难得多了。
11、统帅部和高级领率机关都有健全的组织体制;
12、善于提高士气。
在这里必须指出,为了避免遭受重大损失,对上述要求的任何一条都不可忽视。普鲁士在1806年的军队虽然训练精跑,纪律严明,但囚缺乏能干的统帅领导,又没有国民后备军,练果普鲁土在拿破仑的突击下十五天之内即被击败。不过历史上拥有一支精良军队的国家是不少的。腓力和亚历山大,马其顿就是因为善于建立和训练方阵,善于使群众迅速机动,结果才使马其顿人能以少数精兵征服了波斯和印度。由于腓力二世的父亲非常重视对士兵的训练,致使这位国王能有一支可以完成其一切企图的军队。
一个政府,不论用什么借口轻视军队,总是要受到后人的谴责,因为由于它轻视军队,不仅不会使国家和军队获得成功,反而会给国家和军队带来耻辱。我们当然并不主张政府应为军事牺性一切,因为这种主张是荒谬的。不过军队总应该成为政府经常关注的对象。假使国家的统治者自己没有受过军事教育,那么他就在这方面很难达到他应达到的目的。遗憾的是,一国之主觖乏军事教育的现象极为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必须建立起英明、富有远见的制度,其首要的部分当然是良好的征兵体制,和良好的国民后备军体制。
事实上,有些政府的形式,往往不允许国家元首采取最好的军事体制。假使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甚至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路易十四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也同样,都曾证明,即使各国政府的组织原则各有不同,也能够有良好的军事组织和英明的作战指挥,那么我们还是不能不承认,现代的风尚,现代的政府形式,都在很大程度上能促进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能提高国家民兵的真正军事价值。
当国家的财政权控制在一些代表地方利益或代表狭隘小集团利益的人们手中时,行政当局的各种军事考虑会受到极严格的限制,即使是一些细节问题也可能被完全否决。由于误解,便有许多人认为这样的政府是与人民为敌的政府,而不是代表全国利益的领导机构。人民滥用自由,同样也会引起这样的恶果。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个政府,即使最有远见,本来可以根据国家的最大的和长远的利益行事,甚至组织抵抗敌人预有良好准备的突然侵略,但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对大战预作准备。
民选立法院的代表们,其中多数并不是里舍利厄、皮特、鲁瓦的门徒,由于总是幻想从那些授予他们权利的纳税人中取得欢心,所以必然以达到他们并不甚懂的经济目的为借口,来削弱为建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大军所必需的制度。他们利用最富诱惑力的乌托邦一过于慈善行为的成果一不仅使自己相信,而且还要使其选民们相信,任何和平的快感,总比最英明的军事和政治的预见要好。
我决不主张国家要从早到晚剑拔弩张,天天准备打仗,这种情况对人类来说,简直是一种祸害,而且从现在的国家情况来看,也是不可能出现的。我只是想说明,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应该常备不懈,以便能随时开始有利的战争。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政府当局一定要有远见,要有良好的军事制度和完善的军事政策。
虽说平时在立宪政体之下,政府由于行事要受立法议会的牵制,以致在建设和准备强大的军事体制方面,可能显得不够有力。可是,还必须承认,一旦遇到决定国家命运的危机时,这种咨议性议会又可能发挥另一种作用,可能使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然而历史上还有一种仅仅为数很少的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国民议会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很可能采取非常行动来振奋精神,以拯救国家利自己的首领;为此可能采取最可怕的手段,特别是可能借口保护自由和私人财产而剥夺自由和没收私人财产。这就是实行独裁,或者是无保留地、骇人听闻地篡夺国家政权,尽管其形式是咨议性议会;正是这种议会却促进了国力的增长。罗伯斯比尔和他的可怕的公安委员会垮台后,在国民公会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证明。同样,1815年的议会和(由摄政委员会一份公告所引起的)葡萄牙群众起义也都是明证。此外,如果独裁的权力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国家面临大危机中仍然不失为一个最后的靠山。似乎可以这样说,凡是控制在民选议会手中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较之君主政体的国家要弱,尽管从其他的一些内部关系来看,它们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势。
希望读者原谅我,我仅仅提出这些简单的“拥护”和“反对”的理由,没有做出彻底的结论,因为我不能更多地淡及这些微妙的问题,不论是本书的范围,或者是个人的地位,都不允许我涉及这一领域的问题。我仅在此提出一些足供政界要人思考的问题,以资他们借鉴,并明确强调,我并不想影射当代的一些事件,我只是限于揭示一些真理,尽管这些真理是以猜测的形式出现的,但毕竟反映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在一个长期的和平阶段中,保持军队的战斗力特别重要,因为军队的战斗力在和平时期最容易退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保持军队的士气,举行大规模演习训练军队。尽管这种演习对真正的战争还慎拟得很不完善,但却不可否认这是训练军队准备战争的最有效方法。此外,为使军队养成吃苦耐劳的风气,还应使他们经常参加一些有益于国防的劳动。
把军队分散成一个团一个团的,作为守备部队分驻各地,这是一种最坏的制度。俄国和普魯士的军队都是按师、军固定建例的形式编组,集中驻防,这似乎要好得多。一般说来,现今俄军在许多方而都是堪称典范。虽然它有很多制度对别国的军队是无用的或是行不通的,但是仍然必须承认,它确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学习。
至于平时的奖励和晋升问题,坚持重视年资这很重要,但是决不可以忽视功绩。在每次办理这一事项,应有四分之三的军官按职资晋级,而其他四分之一的军官的晋升,则应按选拔的原则,根据各人的才能和勤夼程度决定。在战时,按职资晋升的办法应该完全停止,或者至少应该减少,仅给三分之一的人员按职资晋级。其余三分之二的晋升名额应该分给能力出众和战功卓著的人员。
武器装备的优势可以增加战争胜利的机会。但是单有武器装备优势当然还不能赢得交战的胜利,因为武器装备优势仅能促进胜利。大家都记得,法国人在艾劳和马伦戈由于非常缺乏炮兵而遭到了多大的不幸。我们也还记得法国重骑兵采用了过去长期拒绝使用的胸甲后获得了多人的胜利。最后,关于长矛的利益也是众所周知的:毫无疑问,当散开作战时,枪骑兵不如骠骑兵优越。但当成线式队形投入冲击时,却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成千上万的骑兵勇士之所以牺牲,就是因为抱有成见,反对使用长矛,觉得使用长矛不如使用马刀方便。
武器装备还可以得到日新月异的发展。在发展武器装备方面掌握主动权的国家,可以保障自己占有巨大的优势。炮兵离要求的距离还不算太大,但是步兵和骑兵的攻防武器却需要有预见的政府加以重视。
最近二十年来的新发明,显然使军队已有可能在组织、武器,甚至战术上进行一场大***。唯一不变的东西只有战略,从西庇阿和恺撒,直至腓特烈、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代,战略原则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不受自然条件、武器性质和军队编制的影响。
武器以惊人的速度飞速发展。有一种叫做康格里夫的火箭,据说奥地利人已能够控制其飞行和运动的方向,另有一种什拉普奈尔榴弹炮,能在其射程内喷出弹流,还有一种珀金斯汽枪,能发射出一整营发射的弹药。所有这些武器可能成百倍地增加杀人的机会,而在父劳、博罗季诺、莱比锡和滑铁卢等会战巾的大屏杀似乎还没有杀死应有的欧洲良民!
如果各国不联合举行会议,达成限制所有这些毁灭武器的发明的协议,那么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全部陆军的一半都变成装甲骑兵,以便能以最快的速度来摧毁这些机器。而步兵甚至又将使用中世纪的盔甲,否则一个步兵营在未到达敌人配置地以前,即可能被全部歼灭。因此,我们可能重新看到闻名的宪兵队及其所用马匹甚至全部佩上铠甲。
这种情况虽然现在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是可能出现的。我们确信,由于炮兵和所有这些杀人火器的成功发展,就必须考虑改变拿破仑所经常过于采用的纵深战斗队形。关于这一课题,还将在战术的那一章里阐述。
现在我们把一个英明政府所应采取的基本军事政策的要点加以归纳概述如下。
1、一个国家的君主必须既受过政治教育,又同时受过军事教育。他在自己的谋士中,要找到精明的行政长官比较容易,而要找到国务活动家或军事家就比较困难,所以他自己应成为这样的国务活动家或军事家。
2、如果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能亲自统率军队,那么他的最重要的责任和他最应关心的问题,就是应该找一个称职的代理人,即委托一位在指挥军队方面最有才干的将军负起国君的职责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3、常备军不仅应该经常处于能战状态,而且还应该在必要时,能够利用早已适当准备的后备队进行扩编。军队的训练和纪律都应适应先进编制的要求。其次,军队的武器装备如果不能超过邻国的话,至少也应该和邻国一样的完善。
4、全部物质器材都必须优良,而且还要有储备。对于邻国所发明和采用的一切有益的新东西,都应该尽量采用,而不应该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民族自尊心的影响。
5、对于军事科学的研究,应和对于勇敢与勤奋一样给予保护和奖励,这是很重要的。对于有军官热心研究军事科学的部队,应该给予尊重和荣誉。对军队来说,这是唯一的方法,可以从各方面吸收具有专长和功勋的能千人才。
6、在平时,总参谋部应倾其全力来作战争准备。总参谋部资料室里应拥有大量的战史资料,以及为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各种统计、地理、地形和战略等方面的文件。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当和平时期总参谋长和部分军官都常驻首都的时候,应使军事资料室成为所有参谋人员的资料室,当然这并不排斥建立保密室,以专门保管对初级军官保密的文件。
7、决不可忽视搜集有关邻***事地理和军事统计的情况,以了解敌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的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并判明敌我双方在战略形势上的优劣。这种科学性的工作应由最优秀的军官来做,而且应对完成任务出色者给予奖励。
8、当决定进行战争后,如不可能制订出详细作战计划(要有这种计划,一般说总是不可能的),至少应制定出一个概略计划,以明确作战目标,并保障建立作战基地,供给一切必需的物质器材,从而保证整个战争的胜利。
9、概略作战计划应适应:战争的目的;将与之作战的敌人的特点;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物质资源;双方民族特性和双方军政领导人的特性。概略作战计划应考虑到敌人在进攻和防御方面可能用以对付我们的所有物质能力和精神能力。其次还应注意到在战争期间敌我双方各自可能争取与之缔约的同盟,因为这会影响预计成功的机会。
10、还决不应该忘记国家的财政状况。应把财政状况同决定战争胜负的其他军事因素等同看待。可是据腓特烈大帝的《我的时代的历史》来看,现在如果仍象他那样经常重视财政是危险的。因为在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军队大部的补充是靠志愿兵,所以他那样做是对的。最后的一个埃居①也只能雇到最后的一个七兵。但是,在民军组织良好的国家,金钱的影响已经大为减低;至少对一、两个战局是如此。如果英国证明,金钱可以提供士兵和辅助军队,那么法国则证明,爱国心和荣誉感同样可以提供士兵,而且必要时还可以“以战养战”。无疑,法国当时从本国的
①法国古代钱币名,种类很多,价值不一。一译者
财富中和领袖们的鼓励中暂时找到了威力的泉源。但是,决不可把这种泉源作为一种制度的基础,尽管其效果是确实令人惊异的。伦敦内阁,特别是戴维诺伊斯,每年都散布许多讲言说法国将要垮台,因为他们财政困难。但拿破仑却能在正常地支付国家开支和军饷的同时,还在杜伊勒丽宫的地下室里储藏了两亿法郎①。
富有黄金的大国,其国防可能有时很差。历史证明,最富的民族并不一定是最强大的和最幸福的。从军事力量的天平上来肴,钢铁至少是和黄金一样重。但是我们仍需毫不迟疑地承认,要使一个国家具有最强大的国力,并能经受长期战争,就必须要有英明的军事制度、爱国精神、大量财富和社会信用,而凡要能把这些因素很好的结合起来。
可能需要写一整卷书,才能说明一个国家采用黄金手段或者是钢铁手段可以顺利发展其威力的所有情况,才能弄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以战养战。要达到这种结果的唯一方法,就是派遣自己的军队进入别国领土;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对进攻者提供同样的补给。
但是,我们不可能更深入地来研究与战争艺术并无直接关系的所有这些问题,正如我们原计划的那样,我们只指出与战争计划有关的因素便可以了。至于由于环境和地域不同而引起这些因素的变化,那是国务活动家应该掌握的问题。
在转入战路一章叙述之前,我们谈谈统帅的选择、高级作战领率机关和军队的尚武精神之后,就结束我们关于国家军事政策的这一简要叙述。
第十四节军队统帅和高级作战领率机关
对于国王亲自统率军队是否对国家有利的问题,看法很多。
但是不论如何想去,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假使这位元首具有和胖特烈、彼得大帝或拿破仑一样的能力和天才,就应该禁忌把自己能完成的伟大事业交给下属将领去完成,就应该禁忌把这一荣誉让给下属将领,因为如果不如此,就意味着不重视自己的荣誉和国家的利益。
①在他垮台时财政上有赤字,但1811年却一个赤字也没有。这完全是由于他最后的许多败局和他为挽回数局而进行的前断未有的努力所造成的。
关于究竟是爱好战争的国王还是爱好和平的国王才能更好地保证人民幸福的问题,不属于我们讨论的任务,因为这是博爱主义者的问题,不属于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在这电唯一所应指出的,就是在具有同样优势和成功条件的情况下,国王兼统帅总要比不是国王的统帅占优势。不言而喻,一方面,国王由于只对自己负责,可以勇敢行动,无所顾虑;另一方面,国王由于深信自己掌握着为达到他的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国家资源,还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此外,他还掌握着象赏罚和宽恕大权这样强大的机器。一切忠诚和自我牺牲精神都将用于完成他的一切使命;妒嫉心不可能破坏完成他的计划,即使可能,也是很少,而且只有在离他邂远的次要地方才有可能。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原因足以使国王定下决心,在他认为适合,而且斗争又需要的时候,断然亲自统率军队。但是,如果他自己完全没有军事才能,或者是意志不坚定,容易受左右影响,那么他统率军队就不会有利,反而会为各种阴谋提供方便;每个将领都会把自己的计划呈报国王,但是国王由于自已缺乏定下决心所必需的经验,不能在将领所呈报的计划中辨别好坏,所以将很容易受左右亲信的影响。这样一来,在他领导下的将领将会受到限制,将会在各种行动中受到无理干涉;他将一无所成,甚至即使具备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才能,也是如此。叮能有人反对这种看法,而提出另一种主张,认为国壬可以随军作战,但不限制统帅的职权,反而以自己的最高权力来帮助统帅,予统帅以完全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国王随军有时可能有益,但却往往造成很大的困难。例如,当军队一且被敌包围,交通线被敌人切断,和被迫强行突围时,由于国王在大本营,就可能造成最悲的结局。
如果国王一方面感觉自己有力量亲自统率军队,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对军队指挥信心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普鲁士政府和布吕歇尔所曾经采用过的方法。该政府给国王选配了两个能力最强的将领,其中一个是实干家,最善于执行命令,而另一个则是最有素养的参谋长。假使他们协调一致,那么这样三位一体的制度,就会像1813年在西里西亚军队那样,带来极为良好的效果。
当国君认为指派自己家族中的一个王子去统率军队比较有利时,当然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自路易十四世时代起,这种办法经常被采用。事实上,这样的王子往往只是名义上的统帅,而真正指挥作战的却是他的顾问。起初,奥尔良公爵和马尔森在驰名的都灵会战中是如此,后来布尔衮公爵和旺多穆在奥德纳德会战中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费迪南德大公和马克也是如此。
被迫强行突围时,由于国王在大本营,就可能造成最悲的结局。
如果国王一方面感觉自己有力量亲自统率军队,一方面又感觉自己对军队指挥信心不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学习普鲁士政府和布吕歇尔所曾经采用过的方法。该政府给国王选配了两个能力最强的将领,其中一个是实干家,最善于执行命令,而另一个则是最有素养的参谋长。假使他们协调一致,那么这样三位一体的制度,就会像1813年在西里西亚军队那样,带来极为良好的效果。
当国君认为指派自己家族中的一个王子去统率军队比较有利时,当然也可以采用这种办法。自路易十四世时代起,这种办法经常被采用。事实上,这样的王子往往只是名义上的统帅,而真正指挥作战的却是他的顾问。起初,奥尔良公爵和马尔森在驰名的都灵会战中是如此,后来布尔衮公爵和旺多穆在奥德纳德会战中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费迪南德大公和马克也是如此。
后面的这种办法是很可悲的,因为如果采用这种办法,那么实际上就是无人负责。众所周知,在都灵会战中,奥尔良公爵在判断情况上,其洞察力远胜马尔森元帅,因而马尔森元帅就不得不使用国王秘密授予的全权,违反统率军队的亲王(奥尔良公爵)的意见,使会战失败。在乌耳姆发生的情况也是如此,费迪南德大公本来在指挥艺术上和作战胆略上都胜过马克,但是马克却被指疋为费迪南德的良师。
如果这位王子具有卡尔大公的天才和经验,那么就应该投予他以指挥的全权,让其有全权自由选择自己的部属。如果这位王子还没有这种能力,那么就可以给他指派一个富有素养的参谋长(象布吕歇尔那样)和一个最有经验的顾问。不过无论如何,对这样的参谋长和顾问,都只能授予发言权,而不应授予其他权力。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君不亲自统率军队,那么他最重要的责任就是选择一个优秀的代理人,不过不幸的是,这往往是不可能的。古代的不说,只看看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的一些较近的例子,就已足够了。由于全凭外貌来判断欧根亲王的才能,结果迫使这位当时最伟大的统帅转到了敌人的一方。而鲁瓦死后,塔拉尔、马尔森和维里鲁阿便代替了蒂雷纳、孔代和卢森堡。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苏比兹和克莱蒙代替了萨克森元帅。有一个时期,专门在蓬巴杜和迪巴利的沙龙里选择善于巧装打扮者予以重用,而到拿破仑时期,则又喜爱剑士。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疑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阶段。一个稍微明智的政府,本来完全可以公正地任用人才,但是人类的弱点却往往对此发生各种不同形式的影响。在希望能受到合理使用的人们当中,有的人狡滑而随和,有的人则谦虚而羞怯。在这两种人当中,前者往往压倒后者。
但是,即使不考虑由于人类心灵的天性所产生的这一切偶然性,也应该承认,甚至对一个最热心于为国家谋福的元首来说,选贤任能也是很困难的。要想选拔出真正的将才,负责选拔的人首先必须本人就是军人,并且善于分析判断,否则就不得不听信别人的意见,以致难免受到各种派系的不利影响。毫无疑问,如果目前正有一位过去曾打过多次胜仗的名将,那么这种困难就会减少。不过曾经打过一次胜仗的将军不一定就是个伟大的统帅,而日有的国家也往往确实找不到常胜将军;茹尔当和洛雷尔就是说明前一种情况的例证。在一个长久的和平时期之后,也可能在整个欧洲找不到一个曾担任过总司令的将军。在这种情况下,要根据各人的表现来确定哪个将领比哪个将领好,就比较困难。有的人由于在平时服役时间长,以致资历最老,并且获得了统率军队所需的官衔;难道这样的人一定会成为担任军队总指挥的最能干的人吗?
此外,由于国君与部下接触机会很少,接触时间很短,这就使得用人难以得当不足为奇了。国君以貌取人的信心有时可能突然动摇,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尚思想的国君也可能在选择人才的问题上犯锴误,不过这也是不容非议的。
要避免这种不幸而应采取的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大機就是实现费内隆在他美妙的小说《泰勒马克》中所描写的那样,找一个可靠、忠实、豁达的费洛克莱斯,而费洛克莱斯处于国王和竞相争夺军队指挥权的将领们之间,由于与公众接近较多,可能帮助国王选拔出德才兼优的名将。但是,就是这样可靠的朋友,他会不会受到个人好恶的影响呢?他能不能完全保证自己不受成见左右呢?难道苏沃洛夫不是由于外貌而为波将金所否定了吗?难道要授予能为其军队增光者一团兵而可以不需要叶卡捷琳娜的全部洞察力吗?
有人认为公众的意见是最好的指导。但是实际上再没有什么要比这个更无把握、更不可靠了。迪穆里耶根本对大战一窍不通,而公众的意见不是却把他当成恺撒了吗?如果不是因为有两个领袖人物了解波拿巴(其他人都对他不了解),难道按照民意能够把他选为意大利军团总司令吗?但是必须承认,虽然公众意见有时不是没有错误的,然而对公众意见仍不可忽视,尤其是当公众经历过严重危机并具有判断事件的经验时,更应如此。
一个军队总司令的最主要素质永远是:(一)具有顽强的性格或勇敢的精神,能够作出伟大决定;(二)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怕任何危险。学问仅居第三位,但是学问却能起有力的辅助作用;不承认这一点,就是瞎子。此外,我们在别处已经说过,不应该一谈到学问,就认为应该博学,而应该知道得少而精,特别是应该深刻而透彻地掌握指导原则。在谈完这些素质之后,就应该谈谈个人品性问题。一个勇敢、正义,坚定和公正的人,能够尊重而不忌妒别人的功绩,并且能利用这些功绩来增加自己的光荣,这种人不仅将永远是一个优秀的统帅,而且甚至还是一个伟人。不幸的是,这种能够正确对待别人功绩的品质实在太少见了。凡是思想品质不高尚的人,总是爱妒嫉,喜欢选用能力差的助手,怕助手领导他们。他们不懂得,军队一切胜仗的光荣,都属于统率军队的总司令,尽管这位总司令可能没有亲身参加这些胜仗,或者参加得很少。
常常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一个富有经验并习于指挥军队的将领,和一个来自参谋部或其他专业兵种,但不习惯亲自领导士兵的将领当中,究竞谁更适宜于担任军队统帅的职务呢?毫无疑问,大战本身完全是一门特种科学,一个本身并未指挥过一个团对敌人作战的指挥官,可能巧妙地计划和指挥大军联合作战。彼得大帝、孔代、腓特烈和拿破仑都是这一方面的证明。因此,不可否认,来自参谋人员的将领,也和其他人一样,同样可以成为伟大的统帅。但是幕僚资深的人并不一定最有能力来担任高级统帅,而有能力担任高级统帅的人,必须具有军事天才和应有的素质。所以一个出身于步兵或骑兵的将军,也和一个有学识的战术家一样,同样可以担任军队的统帅。
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是很难作出绝对答案的,主要的还是要看个人的品性和素质。要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中庸之道,承认以下几点:
(一)在其他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一个出身于参谋、炮兵或工兵,并指挥过师、军的将军,将比一个仅熟悉一个兵种或一个专业的人占优势;
(二)担任部队领导并对战争有所研究的将军,也同样可胜任统帅职务;
(三)顽强的性格是对总司令要求的所有品性中最主要的一点。
(四)最后,一个人若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再有顽强的性格,就是一个伟大的统帅。
鉴于要保证合理选拔总司令比较困难,就联想到要给总司令增设一个得力的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可采取将领会议的形式,以使其能真正对作战过程发生影响。毫无疑问,一个能保持优良传统不断得到发扬的总参谋部军官团,将永远是一个最有益的和最成功的机关。但是必须注意,要防止他们对理论原则的理解有误,否则就会葬送这个机关。腓特烈大帝在创办他的波茨坦军事学院时,根本就没料到,它会把一切归结成吕歇尔将军的“右肩向前”一条原则,并把斜形战斗队形作为在一切交战中取胜的最可靠的护身符加以采用。从伟大到谬误之间往往仅有一步之差,这是多么正确!
此外,应力避在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发生冲突。虽然参谋长应从总参谋部的最优秀的军官中选拔,但是总司令一定应有权选掸一个最能同他协作的人来担任这一职务。假使给总司令指派一个反对他的意志的参谋长,那就很容易使部队出现无政府状态。假使授予总司令的权过大,完全由他自己选定参谋长,那么也许危险更大,因为假使他本身庸碌无能,是靠恩遇或机遇而侥幸中选的,他就可能从他的崇拜者选拔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要避免出现此类不良现象,有一个折衷方法,那就是由上级给总司令提出好几个都有才能的将军,然后再让总司令自己从中选择。
因此,儿乎在所有的军队,为了更加重视对作战行动的指挥,都想召开军事会议,来帮助总司令。如果这是一个象苏比兹、克莱蒙或马克那样的统帅,也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很平庸的统帅,那么他在军事会议上听到的意见一定常常会比他自己的意见要好。甚至与会的多数可以定下比他更好的决心。但是,假使这一计划不是由其拟定者执行,而是由别人执行,那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胜利呢?假使这一计划不是出于总司令本身的意愿,总司令对其用意并不完全理解,那么又怎么可以指望执行这样的计划能获得胜利呢?
我本人就有过给总司令部充当提台词人这种可悲角色的可怕经验。因而不可能有人还会比我更好地给予这种作用以应有的评价。尤其是在军事会议进行中间,这种角色更显得荒谬,而且出席会议的人越多,军阶越高,便越难办,因为只要稍微出现一点分歧意见,真理和理智就很难再占上风。
①在耶靠交战中,这位将军曾设想,如爬发出“右肩向前以构成斜形战斗队形的命令,他就能够摇救军队。
假使拿破仑在军事会议上,以顾向的身份,就向阿尔科菜进军,实施里沃利会战计划,越过圣贝尔纳山口行动,以及在乌耳姆或格拉和耶拿实施机动等问题提出建议,那么在这样的军事会议上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一些胆小的人可能认为这些行动是鲁葬的,甚至是疯狂的,而另一些人则可能说,要执行这些建议会遇列重重困难,所以他们可能一致否定他的建议。如果与此相反,军事会议采纳他的建议,但是不是由拿破仑去执行,而是由别人去执行,那么这些建议不是百分之百的会最后遭到失败吗?
所以我认为,军事会议对总司令的帮助是很可怜的。军事会议只有在其意见与总司令完全一致的情况下,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总司令才会更加坚信自己的决心,才会相信其部下均已彻底领会了他的意图,一定能竭尽所能来保证其意图得到实现。这就是永远只能起咨询作用的军事会议所能带来的唯一的利益。但是,假使在这种会议上不仅不能统一意见,反而发生分歧,那么这种会议就只会产生不幸的后果。
根据前而所述,我认为,当找不到一个屡经考验确富天才的伟大统帅时,最好的办法是按以下原则来组织军队的统帅部:
1、找一个在战斗中勇敢果断、在危险面前坚定不移、确经考验的英勇的将军,来担任军队的指挥;
给总司令指派一个具有高度能力和坦率诚恳性格的,并2。能与总司令完全协调一致行动的人,来担任参谋长。胜利者的荣誉是相当大的,足可把一部分分给有功的朋友。布吕歇尔就是这样与格乃泽瑙和缪夫林格合作,才获得了他单独一个人所决不可能获得的荣誉。毫无疑问,这种双重指挥决不可以同腓特烈、拿破仑或苏沃洛夫的指挥相提并论。但是,在没有一个人能具备伟大统帅的全部条件的情况下,这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
在结束这些重要问题的讨论之前,我还要就另一个有关作战指导的问题,即有关政府在首都所设立的军事会议的问题,再谈一点自己的意见。鲁瓦曾长期在巴黎指挥路易十四的军队,并且取得了成功。卡尔诺也在巴黎指挥过共和国的军队;他在1793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拯救了法兰两,而在1794年,他最初的行动很不成功,后来偶然改正了错误,可是到1796年他就完全失败了。不过鲁瓦和卡尔诺都是自己指挥作战,他们都没有召开军事会议。
只有设在维也纳的枢密院会议,才常执行指挥军队作战的任务。根据欧洲各方面的意见,都一致认为,正由于这种指挥,才造成了可悲的后果。这种意见究竟是正确还是荒谬的呢?只有奥地利的几个将军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至于我嘛,我认为这种会议的唯一职责应该是通过一般的作战计划。大家已经知道,我认为这种计划不应对整个战局的进程规定过细,不应束缚将领们的行动自由,否则必然会导致失败。我认为这种计划所决定的范围应仅限于,规定作战的目标,作战的性质(攻势或是守势);规定所需物质器材的数量,以保障战争初期作战的需要,保障预备队的需要,和保障一旦敌人侵入时全国民兵的需要。决不可否认,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甚至应该由政府所召集的将领和大臣会议加以讨论。但是,这种会议的活动应该仅仅以此为限,因为假使这种会议自认为不仅有权命令向维也纳或巴黎进攻,而且还有权给军队规定为到达目标所应采取的机动方法,那么这个不幸的总司令就是败定了,而对这一失败应负全部责任的,则是远离敌人二百古法里以外的那些人,他们自认为有权指挥本来在现场指挥已颇不易的军队。
第十五节民族的尚武精神和军队的士气
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培养人民的尚武精神,那么它为建设军队而采取的一切最好的措施也都将是徒劳的。如果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在伦敦旧城的金融中心区,一个最富有的银行家的头衔可以比一个军功勋章获得者更加为人所尊敬,那么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靠强大海军保护的岛国。但是,一个大陆国家如果染上伦敦旧城企融中心区或巴黎交易所的风气,那就迟早会被邻国征服。罗马人都应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人民的勇敢精神和尚武精神。后来他们丧失了这种美德,不再以服兵役为光荣义务,而把服兵役的义务交给雇佣兵哥特人、埃鲁尔人和高卢人一一执行,于是罗马帝国的衰亡就已经不可避免了。毫无疑问,凡是能增加国家福利的一切因素,都不应该忘记或忽视。即使对平凡而勤劳的人们,也必须尊重,因为他们是国家繁荣的主要因素。但是必须要使这一切作法永远服从能形成国家力量的伟大制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鼓励果断和英勇精神。政策和公道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不管布瓦洛怎么说,只要仿效恺撒不怕牺牲,就比那些庸人利用国家多事之秋来养肥自己要光荣得多。假使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包税者和交易所的生意人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是非常可悲的!
鼓励尚武精神的第一个方法,就是使军队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关怀。第二种方法是:保证那些曾为国家服役的人,对于政府官员的空缺,享有优先候补权,甚至可以规定某些职务必须由服役满多少年者始可充任。近代的一些乌托邦主义者叫嚷反对军官参加社会生活,转任文职,并主张只有能说善辩的人才可充任政府的一些高级职务。现在应该严重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把罗马的古代军事制度同俄国和普鲁士的制度加以比较,然后再把所有这些制度同上述乌托邦主义者的最新学说加以对比研究。
有很多职务要求要有专业知识,这是毫无疑问的。难道军人不可以利用和平时期相当多的空余时间来学习他为祖国服役期满后将为之献身的专业吗?而如果规定只有大尉以上的退役军官始可改任文职,那么这不可以大大鼓励军人们去争取这种官衔吗?这不可以促使军官们在营区里除考虑看戏和喝咖啡而外,还考虑别的消遣吗?
①例如,在法国不但没有剩夺军事人员的选举权,反而让一切上校都有选民资格,一切郴军都有被选举权。最利欲常心的议员们,绝不会是军人成员。
可能有人认为,从军职这样容易转为文职,对提高士气来说,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为了巩固士气,应该与此相反,使军人没有任何可能在军外谋求职业。埃及中世纪的近卫兵和土耳其帝国的精兵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有的国家把七至八岁的孩子买来充作士兵,对他们进行教育,使他们树立终身服役的思想。象以自己的权利而自豪的英国人,甚至以终身服役为荣。而俄国则规定,军人的服役期限为25年,这同英国的终身服役制规定的期限几乎相等。
在这些军队里,也象在以志愿兵役制为基础的军队里一样,不允许军人转任文职,的确可能有益。但是在把服兵役规定为居民的临时义务的那些国家里,则应另作别论。罗马的法律规定,必须在军团服役满十年者,才有权转任各种文职。看来这是可以保持旺盛士气的一种真正较好的方法,特别是在争取物质福利的倾向已成为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热情的时代,更是如此。
不管怎样,我总认为,不论国家实行什么制度,作为一个英明的政府,其一贯的宗旨应该是:提高军职的地位,以培养居民的光荣感和英勇精神。否则,这个政府就可能受到子孙后代的谴责,就可能使国家遭到拜占廷帝国的命运。
单在居民中提倡尚武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也在军队中鼓励尚武精神。如果军队本身没有这种英勇精神,那么即使公民尊重军人,即使提高作为公民义务的服兵役的地位,又实际上能带来多大好处呢?这样,国家的军队很可能成为一支人数众多,但却没有价值的警察部队。
军队的激奋精神和尚武精神是两种不同的素质,虽然它们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但却不可混为一谈。前者,即激奋精神,我们已经说过,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政治或宗教信仰,以及爱国心等暂时感情冲动的结果。而尚武精神则是统帅领导艺术和英明军事制度所产生的结果,它受环境影响较小,它应受到任何具有远见的政府的重视①。
为此,必须鼓励和钦佩勇敢精神,必须尊重军人,必须使纪律能深入思想和信念而不流于形式。
必须使军官和一般干部都能坚信,自我牺牲精神、英勇精神和责任感,都是美德;如果没有这种美德,那么任何军队都不会受到尊敬,都不可能得到荣誉。必须使人人懂得,在失败时坚定不移,比在胜利时精神振奋更为可贵,因为只要有勇气,即可攻占敌人的阵地,但是在胜利的和强大的敌人攻击之下,却需有英雄主义精神,才能完成艰巨的退却,而不致造成混乱,反而会使敌人遭到顽强的抵抗。国王的天职是,对完成一次巧妙的退却,也应该象对一次最辉煌的胜利一样给予奖赏。
平时就应该使军队受到艰苦的锻练,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不要无事可做;应该使军队永远具有并保持压倒敌人的优势;应该提高军队对伟大功勋的荣誉感。简而言之,提高军队士气的有效方法,就是鼓励勇敢,惩罚懦弱,并使人人把胆怯视为可耻。
娇生惯养就是罗马军团衰亡的主要原因。在西庇阿时代,那些士兵在非洲的烈日之下作战,都不觉穿藏甲胄疲劳,所以令人生畏。可是后来到了日耳曼和高卢的凉爽天气之下,却又忽然觉得甲胄太重了,于是罗马帝国的末日也就来临了。
我曾经说过,对敌人的力量决不可过分轻视,因为如果过分轻视敌人,那么一旦遇到敌人顽强抵抗,自己军队的士气就可能动摇。拿破仑在耶拿会战之前,当对拉纳军训话时,他一方面称赞了普鲁士骑兵的英勇,但是另一方面他又预言说,普鲁士骑兵终究抵抗不了他的埃及士兵的刺刀。
①特别重要的是,要使尚武精神能够鼓舞军官和士官干部。如果干部都好,人民都勇败,那么士兵也就一定都好。
还必须善于警告军官,并且通过军官警告士兵,要他们预肪突然恐惧的冲击。假使部队的纪律不严,又不懂得秩序就是安全的保证,那么即使是最勇敢的军队也可能出现突然恐惧现象。要知道,十万耳共大军在彼得瓦拉登之被欧根,萨瓦亲王击贵,和在卡古尔之被鲁绸采夫击费,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勇敢精神。之所以发生这样的情况,是由于当他们的无秩序的攻击被敌人粉碎后,土兵各自逃生,简直成了乌合之众。出现惊惶失措情绪的军队,必然会纪律素乱,军心涣散,因为一旦丧失秩序,各人的意志便不可能得到统一和协调一致。指挥官的命令已不能得到贯彻。任何想恢复战斗的行动都得不到执行,于是唯一的生路就是狼狈可耻地逃跑。
一个怀有强烈幻想的民族,最容易受到这种恐惧症的感染,南部各国的民族几乎都是如此。只有稳定的秩序和卓越的统帅,才能战胜此种危害。甚至连法军也不能例外,他们虽在良将指挥下作战的英勇精神是向来不容置疑的,但是往往也会发生这种可谓笑话的恐惧症。谁不记得维拉尔元帅的步兵在弗里德林根会战(1704年)获得胜利后,还曾出现过莫明其妙的丧魂落魄的恐惧症呢!拿破仑的步兵在瓦格拉姆胜利后,敌人已全退却的时候,也曾出现过这种情况。此外,更加不寻常的,是第九十七半旅在围攻热那亚时的失败;当时有一千五百人竟在一个小分队的骠骑兵面前逃跑,可是事过两天,就是这一千五百人却以历史上闻名的最大胆的行动突然袭击攻占了迪亚曼特要塞。
看来很容易使勇敢的士兵相信,当部队被打散时,如果慌乱逃跑,显然比组织起来一致进行抵抗或重新迅速集中起来,更容易遭到伤心。在这一方面,俄军可作所有欧洲各***队的典范,它在所有的退却中都表现非常坚定,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族性格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具有严格的纪律条令。实际上,混乱恐惧现象不一定都是由于军队思想活跃引起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部队平时没有维持秩序的习惯,和长官没有采取预防撒施。我常因为大多数将领在这方面的疏忽大意,而感到惊讶。他们不仅甚至不采取任何预防楷施,以使一些小部队和分散人员不迷失方向,而且甚至不规定任何信号,以保障有些分队可能由于突然恐惧或无法抵抗敌人冲击而陷入混乱时能够集合起来。他们甚至抱怨,有人想建议他们采取此类预防措施。然而,依靠最大的勇气和最严的纪律所不能恢复的秩序,却往往可以依靠按部队信号集合的习惯,而得到迅速恢复。毫无疑问,常有这样的情况,不论使用任何人力的方法,都不可能维持秩序。例如,有时当士兵在体力上由于受到极大痛苦,以致对任何指示都置若罔闻时,长官本身就无法采取措施把他们组织起来。法军1812年退却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是,除了这些特殊情况而外,如果平时能养成维持秩序的良好习惯,采取巧妙的预防措施,并有严格的纪律,那么就一定能对改变这种状况有很大帮助,即使不能完全避免惊惶失措,至少也能迅速恢复秩序。
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到此结束,因为作者原拟对这些问题仅作简要概略分析。下面即转入专门研究纯军事生问题。
更新于:3个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