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的海岛·第四

2025-03-12 08:30 英语国家史略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繁体

沦陷的海岛·第四

作者：温斯顿·丘吉尔 ·英国

出自————《英语国家史略》

《第一卷·不列颠的诞生》《第一部·岛上民族》

出自————《战争通史》

　　若非不断地把人们经常提到的漫长历史时期同我们短促的一生经历联系起来，就无从了解历史。五年的时间是不短的，对大多数人来说，二十年是漫长的，而五十年前则简直象远古一样。

要想知道任何一代人的命运如何，首先得想象出他们的处境，然后用我们生活中的时间概念加以衡量。在编年史家把一个时代的特点概括出来以前，逐渐经历过这一时代的种种变化的人，反而不太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用研究历史的望远镜，穿过近二千年的距离，观察那些遥远模糊的历史场景。毫无疑问，公元二世纪以及三世纪的某些时期，同它们以前的任何时期以及它们以后的大部分时期相比，是不列颠的黄金时代。可是到四世纪初，这个不完善而又过得去的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罗马帝国的不列颠渐渐地失去了安全感。它的公民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包括不列颠行省的这个世界性制度正在衰亡，他们进入了惶恐不安的时代。

　　考古学家的铁锹纠正和扩大了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洞穴、废墟、碑石、碑文、钱币和头骨的发现及其研究，空中摄影在考古方面的新成果以及考古学家的铁锹，这一切都展现出毋庸置疑的历史画卷。虽然十九世纪的主要论点没有被人否定，但是，我们现在对历史有了更真实、更确切和更深刻的了解。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强调的重要起因、事件和它们的年表被改变了。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的剧本被改写或推翻了。很多地方作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显得层次分明。我们迈出的步子小一些，但却更加踏实。许多作者一辈子辛辛苦苦所写的著名书籍，现在被认为过时了。新的结论与其说是出自新的观点，不如说来自新的发现。不管怎样，原来的历史梗概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它是以无可否认的明确事实为基础的。

　　三世纪末，不列颠的罗马文化及其面临的挑战都达到了顶点。此时，野蛮人开始从欧洲以及不列颠岛的荒凉地区向西侵犯。苏格兰人(现在应该称他们为爱尔兰人)和皮克特人开始从苏格兰进攻海德利安墙，而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从海上进攻它的两翼。同时，撒克逊人划着细长的船只渡过北海，在纽卡斯尔到多佛的整个东海岸进行骚扰活动。从这时开始，不列颠农村也受到来自海上的严重威胁，就象现代国家受到空袭的威胁一样。从近年来出土的许多证据中，得出的都是同样的结论。作为罗马占领军大厦的基础，不列颠的别墅生活也受到了威胁。全国各地的迹象表明，当时存在着普遍的恐惧心里。除了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要塞以及以此为基地的军舰，还可以看到许多新的防御措施。伦敦的城墙上修筑了碉堡。所用的石头是从住宅上拆下来的，因为城市人口越来越少，许多房屋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在许多地方，罗马人的高大城门用石头砌窄了一半，这是当时社会越来越不安全的铁证。迄今在全国各地已经发现了埋藏起来的大量钱币，它们几乎都是公元四〇〇年以前铸造的。当时，在这富饶、谧静而有秩序的土地上，人们担心会发生一连串的灾难。

　　罗马帝国象其他正在衰亡的制度一样，在元气大伤之后还能维持百十来年。在近百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海岛是垂死的文化同贪婪而饥饿的野蛮人进行较量的场所之一。公元三〇〇年以前，海德利安墙在军队的守卫下，挡住了北边的野蛮人。但是从那时开始，很可能又开辟了新的战线。“撒克逊海岸伯爵”一定在和“北方公爵”并肩战斗。在瓦什河到南安普敦海湾的东南沿海地区，艰难地修筑了许多大要塞。迄今已有八座要塞被考察过。其中最大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所熟知的给法军运送给养的要津——里奇博罗要塞。

　　对于修筑这些据点时的战略考虑，人们有些争论。许多人做出了过低的估价，认为当时的政策不过是企图靠这八十要塞来保护四百英里长的海岸线。这些责难显然失之公正。这些新的沿海据点只有作为一支不列颠－罗马舰队的基地，才有真正的价值或存在的理由。

　　从公元一世纪开始，就有这样一支舰队。有海军部标记的瓦片证明，它在多佛和林普尼拥有固定的基地。而且整个沿海地区都组织了防御。这些措施发挥了长期的作用。维吉狄在四世纪著书论述战争艺术时，提到不列颠船队有一种很特殊的轻艇。这些船只的船体、帆、船员的衣服甚至他们的脸都涂成海水的颜色，便于隐蔽。维吉狄还告诉我们，在海军的行活中，这些船只被称为“蓝漆船”。帝国和不列颠的海军力量渐渐落后于入侵者。于是，要塞的墙越修越高，其效用却越来越低。在相距五十到一百英里的一些基地之间作战，用划艇组成的小船队并不能永远挡住进犯的敌人。能在现代荷兰、德国、丹麦附近的海域连续活动几个月的远洋舰队，虽然是一支强大的威慑力量，但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未免行动迟缓，对付不了飞快的小划艇。

　　罗马时代的布立吞人是帝国中最活跃、最放肆的成员。他们抱着神宠论的态度(即等待上帝的拯救)，但却想参与帝国的政治。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驻扎在不列颠的罗马军队里，当地人逐渐增多了。到三世纪末，这支军队显示出强烈的民族特点。布立吞人及其驻军为自己的罗马帝国公民和罗马人身份而感到荣耀，并不想独立，但对帝国政府却抱着严厉的态度。不重视布立吞人的意见或者牺牲不列颠利益的皇帝，比那些戴上忽视不列颠省防务这一“罪名”的人遭到更强烈的反对。一系列的兵变和叛乱加剧了越来越危险的局势。驻扎在切斯特、约克或卡伦昂阿斯克的几股罗马军队要是没有当地舆论的强烈支持，是不敢觊觎王位的。这些叛乱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心怀不满的土兵哗变。它们是一些军团要控制罗马帝国的大胆尝试。虽然他们只有几千人，但是却反映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情绪、感情和野心。他们离开当地的小舞台，要登上最高层的大舞台，就象那些想离开小地方到首都去的演员一样。但不幸的是，他们的每一次活动都使保护不列颠大坝的微弱军事力量又失去了一批重要的成员。

　　狄奥克利迪安皇帝在历史上的主要形象，是早期基督教徒的迫害者，而他重拓昔日边境的卓著功勋，却一直被这个形象的阴影所掩盖着。他奉行双皇储制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设立两名皇帝、两名皇储，而他自己则居四人之首。皇帝期满退位，皇储继位，同时任命新的皇储，这样，皇位的接替就不会中断了。公元二八五年，另一位皇帝马克西米安被派到高卢，同时兼管不列颠。撒克逊海盗的劫掠活动引起了他的深切关注。他加强了英吉利海峡舰队，任命来自西北欧国家的海军军官卡劳西为舰队司令。卡劳西是个果断顽强、野心勃勃、无所顾忌的人。他在布伦基地纵容海盗抢劫，当他们抢到大批财物时，他带着快船队突然出击，生擒多人，把他们统统杀死。不列颠社会对他的功绩并不满意，指责他与被他杀死的海盗同流合污。他辩解说，这只是伏击的一部分策略。可是，他无法解释把掠夺物据为已有的事实。马克西米安要处决他。但是他在不列颠登陆，宣布自己为皇帝，把岛上的驻军争取到自己的一边，并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马克西米安。至此，当局认为，同这个顽固的叛逆者讲和将是明智之举。因此卡劳西在公元二八七年被承认为皇帝之一，管辖不列颠和高卢北部。

　　这个控制着海军的冒险家在我们岛上统治了六年。他似乎还比较好地维护了这个岛的利益。然而，狄奥克利迪安皇帝和他的臣属在等待着时机。公元二九三年，他们扔掉了友好的面具。作为新皇储之一的君士坦狄·克劳鲁围攻并占领了卡劳西在大陆上的主要据点布伦。卡劳西本人不久便被手下的一名军官杀死。这位新来的竞争者也想当皇帝，但是他没有得到布立吞人的支持。整个国家又陷入了混乱状态。皮克特人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突破了海德利安墙。北部地区在刀光火海之中成为一片废墟。克劳鲁渡过英吉利海峡前来援助。他的同僚带领一部分部队在朴次茅斯附近登陆，他本人沿泰晤士河西征，受到感思戴德的伦敦人毕恭毕敬的欢迎。他恢复了当地的秩序。一九二二年在法国阿拉斯城发现的一枚金质纪念章证明，他曾率领一支舰队沿泰晤士河溯流而上。他把北边的入侵者赶了回去，并着手恢复和改进整个防御体系。

　　罗马制度下的布立吞人不断反击入侵者。在二、三代人的时间里，小船队不断向海盗进行反击，罗马步兵队和不列颠后备队经常急行军，去对付各种袭击或入侵。当时，衰败的过程持续了多年，灾难逐渐加深，可是我们现在仍应正视三六七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大惨剧。在那灾难性的一年里，皮克特人、苏格兰人和撒克逊人看来在联合行动。他们一起向不列颠扑来。罗马帝国的军队英勇抵抗。北方公爵和撒克逊海岸伯爵在战斗中被打死。防御体系被打开一个很大的缺口，嗜杀成性的游牧部落蜂拥而入。他们破坏了美好的乡村别墅和宅舍，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废墟。据认为，现在陈列在不列颠博物馆里的精美的米尔登霍尔银质餐具，就是当时主人在别墅受到袭击的情况下埋藏起来的。很明显，他们没有等到把餐具挖出来就死去了。不列颠的乡村别墅生活在这场浩劫之后稍有恢复。城市早已开始没落，但是它们至少还有城墙作为屏障，人们仍然前来避难。

　　从史卷中可以看到，罗马帝国政府曾为保护不列颠作过多次努力。尽管布立吞人不知感恩戴德，而且有时还起来造反，帝国政府还是一再派军队前来恢复秩序或驱逐野蛮人。三六七年的灾难发生后，瓦伦蒂尼安皇帝派狄奥多西将军率领一支人数不少的军队来解救不列颠省。狄奥多西完成了他的使命。我们从沿海地区的工事中，又可以看到进一步加固和重建的痕迹。可是，不列颠的驻军和民众未能从依然存在的危险中接受教训。他们于公元三八三年心甘情愿地屈服在一个名叫马格努·马克西姆的西班牙人脚下。这个人是不列颠的驻军指挥官，当时他僭号称帝。他纠集自己的所有军队，并且把海德利安墙和要塞上本来就不多的军队也撤下来，带着他们匆匆赶到高卢。他在巴黎附近打败了格拉迪安皇帝。格拉迪安在里昂被自己的部队杀死。这样，马克西姆不仅是不列颠的主人，也是高卢和西班牙的统治者了。他为捍卫自己统治这些地区的权力进行了五年的斗争。但是，继格拉迪安登上皇位的狄奥多西终于打败了马克西姆，并把他杀死。

　　这时，海德利安墙又一次被突破了。不列颠的北方和海上都受到敌人的威胁。过了七年，狄奥多西才派史迪利科将军到不列颠。这位杰出的军人赶走了侵略者，修复了防御设施。御用诗人克劳迪安在他的作品中，用欢欣的笔调描写了公元四〇〇年不列颠从撒克逊、皮克特和苏格兰入侵者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情景。为了庆祝史迪利科首次担任执政官，他记载了布立吞人如何感谢史迪利科把他们从敌人的威胁中拯救出来。可是，这种感激之情很快就淡薄了。

　　亚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侵略意大利的那一年，史迪利科已经回到罗马，并且掌握了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他不得不再从不列颠调回一些军队，保卫帝国的心脏。公元四〇二年，史迪利科在波连迪亚的大战中击败了亚拉里克，并把他赶出了意大利。胜利的欢乐未逝，以拉达盖苏为首的大批野蛮人又发动了一次入侵。到公元四〇五年，史迪利科彻底粉碎了他们的侵犯。意大利刚刚平静下来，结成联盟的苏维人 [ 译者注：居住在日耳曼尼亚中部的民族。 ] 、汪达尔人 [ 译者注：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阿瓦人 [ 译者注：突厥人的一支。 ] 和勃艮第人 [ 译者注：日耳曼民族的一支。 ] 就越过莱茵河边界，践踏高卢北部。史迪利科毫不畏惧，准备迎击进犯的敌人。但是，不列颠军队抱怨不列颠省不受重视，因而叛变。他们拥立一个名叫马库的人当皇帝，可是他不久就被人杀死，他们又选了一个名叫格拉迪安努的布立吞人继任，但他在四个月后也被暗杀了。于是，他们又选了一个布立吞人，他的名字也叫做人所熟知的君士坦丁。他不保卫不列颠，却到大陆去保护他篡夺的爵位。他调空了不列颠的军队，而且还象马克西姆那样，到布伦去冒险。他在这个重要的舞台上同史迪利科较量了三年，取得了各种胜利，但是最后也象马克西姆那样，被抓住处以死刑。随他前往的军队再也没有回到不列颠。就这样，在这致命的几年里，不列颠岛上开化地区的保护者相继下台，这既帮助了帝国，也打击了帝国。

　　公元五世纪初，所有的军团都执行各种使命去了。四一〇年，对于接二连三的告急书，荷诺利皇帝无计可施，只能发出告别不列颠的回信，他说：“罗马帝国的各个行政区应该设法自卫。”

　　罗马政府停止保护不列颠以后，我们对这个岛的初步印象是圣·日尔曼努在四二九年访问本岛时所提供的。这位主教从奥赛尔来到不列颠，要扫除皮拉吉 [ 译者注：公元五世纪初的教士，他认为人不是天生有罪的，要避免罪恶，得到拯救，主要依靠个人的意志争而并不一定要靠上帝的恩典。 ] 的邪说。我们这块基督教土地上早有其他教派思想，但这种邪说还是发展了起来。它过分强调自由意志，因而必然诋毁原罪论 [ 译者注：《圣经》中亚当犯了罪，因此基督教徒认为人类具有犯罪的本性。 ] 。它认为，人出世时没有犯罪的本性。这位奥赛尔的主教和主教团的另一位同事到了圣·奥尔本斯。可以肯定，他们很快就说服了不信基督教的人放弃误信的谬论。他在不列颠看到什么情况呢？他说这里非常富庶，财宝无数，牛羊成群，粮食充足，教俗机构并存。岛上虽然万象繁荣，但是却进行着战争。一支侵略军正从北边和东边步步进逼。据说这股乌合之众是撒克逊人、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组成的邪恶联盟。

　　日尔曼努主教年轻的时候是一名优秀的将军。他在这里组织了军队，侦察了周围的地形，注意到敌人前进的路线上有一条群山环抱的狭谷。于是，他率领部队在那里埋伏起来，等待不信基督教的凶恶敌人。当敌人进入这条狭窄的通道时，“教士们朝敌人喊了一声哈利路亚(即“赞美神”的意思)……这晴天霹雳般的喊声在狭谷中回响，把敌人吓呆了。他们还以为是群山倾倒，苍穹塌落，因而个个魂飞魄散，两腿发软。他们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只要能留得一条性命，就谢天谢地了。许多人在仓皇逃窜之际淹死在河中，而他们来的时候却是秩序井然地渡过这条河的。不列颠军队看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胜利，因而天真地认为，是上帝为他们报了仇。布立吞人打扫了战场……他们未流一滴血就击溃了敌人。这次胜利是靠信仰而不是靠武力获得的。……日尔曼努主教安顿好这个富饶海岛的事务之后，回到奥赛尔。他既战胜了精神上的敌人，也战胜了世俗的敌人，换句话说，就是战胜了皮拉吉的异端派和撒克逊人。” [ 原注：摘自里昂人君士坦丁的著作，他是日尔曼努主教的传记作者。 ]

　　十二年之后，高卢的一位编年史家在公元四四一年或四四二年写下了这样一段忧郁的话：“近来各种天灾人祸使布立吞人逐渐陷入撒克逊人的控制之中。”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日耳曼尼亚北部开始了大迁徙。这比四世纪的抢掠性袭击更加可怕。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从此临近了。

　　我们可以通过四个窗口观察这段黑暗时期，但是，每个窗口都有模糊不清或涂上颜色的玻璃挡着。首先，我们有中世纪人怀着感激之情授予“智者”称号的吉尔达 [ 译者注：六世纪不列颠历史学家。 ]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它大约写于公元五四五年，即不列颠与大陆隔绝的一百年之后。大约又过了二百年，圣徒毕德在他的以英国教会史为主题的著作中，离开本题，提供了关于大迁徙的一些宝贵资料。在名为《布立吞历史》的一部集子中，收录了毕德之前的部分文献。最后一个窗口是九世纪由散存在各个修道院的各种编年史汇集起来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年代记很可能是阿尔弗烈德大王授意编纂的。把这四种资料互相印证对照一下，加上考古发现的确凿例证，我们可以给不列颠画出这样一幅图景。

　　公元四五〇年前后，不列颠的统治者模仿罗马的惯用手段，从海外招来许多雇佣军，以加强自己的力量。后来证明，这是作茧自缚。门户一旦开放，整船整船的野蛮人便源源而来。他们沿着河流向内地前进，可能从亨博河一直到朴次茅斯都是这样。但是他们一离开沿海地区，布立吞人就奋起抵抗，并取得巴登山大战的胜利。在这以后的近五十年里，入侵者未能前进一步。如果画出V字形的线条，一条腿从切斯特到南安普敦，另一条腿从南安普敦折回到亨博河，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大部分撒克逊异教徒依然存在，能说明他们早期定居地域的以ing或ings结尾的地名，都在这第二条线以东，两线中间是割据地带，第一条线以西仍然是不列颠的地盘。这就是英格兰在公元五〇〇年左右的形势。

　　现在，这种估计在历史上和地理上均已得到证实。吉尔达可能亲耳听他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一些老人讲过雇佣军的情况，而怀疑奈尼和毕德就更没有理由了。奈尼是个编年史家，可能生活在九世纪。毕德同意下面的看法：引狼入室而受到欺骗的那位不列颠统治者叫沃迪吉恩。北欧人常常提到的亨吉斯特和中世纪的雇佣军一样，谁为他的人马提供可以生活的土地，他的刀剑和船只就为谁效劳。而他索取的土地就是后来的肯特王国。

　　吉尔达记载了这场悲剧。

　　他们(布立吞人)刚回家园，一群群讨厌的皮克特人和苏格兰人就立刻乘柳条制成的小船登陆了。……这两个民族的举止有些不同。但是，他们嗜血成性，不用遮羞布，散乱的头发盖着丑恶的脸，在这几点上倒是相同的。他们占领了整个北方的边远地区，一直来到海德利安墙的脚下。墙上的守卫部队都是些胆小厌战的人。这些可怜的公民被裸体的敌人用有钩的武器从墙上拉下来，摔倒在地上。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这些公民放弃了这堵高墙和他们的城池，争相逃命的绝望样子简直前所未有。敌人又一次追击他们，越发残酷地屠杀他们。敌人杀戮这些可怜的公民，正象屠夫宰杀羔羊一样。他们简直象漫游的野兽，靠掠夺一点食物为生。内部的宿怨加深了外患。而由于外患频仍，全国的粮食荡然无存，只有猎物可供充饥了。

　　在这种情况下，处境艰难的幸存者又给大权在握的罗马人埃狄写了一封信，倾诉布立吞人的苦衷。他们在《致任职三次的执政官埃狄》的信中写道：“野蛮人把我们赶向大海，大海又把我们赶向野蛮人；不是杀死，就是淹死，二者之间是没有活路的。”但是，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帮助。由于饥饿难忍，许多人向掠夺者投降。……但也有一些人誓死不降，不断从山上、洞穴、要隘和茂密的灌木林中出来袭击敌人。他们信仰上帝，而不信赖人，所以第一次杀戮了多年来一直抢掠他们国家的敌人……敌人的放肆行为暂时有所收敛，而我们的同胞却未改前非。敌人离开了布立吞人，而布立吞人却积习未改。

　　奈尼还把吉尔达遗漏的一点告诉了我们，他说出了在巴登山战役中获得大胜的那位布立吞军人的名字。这个名字把我们从隐约朦胧的历史迷雾中带到了浪漫的阳光之下。关于阿瑟王和圆桌骑士的传说仍然时隐时现地流传着。它有所夸大，不够确切，也不够细致，但是却永远闪烁着光辉。在岛上某个地方，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集合起罗马帝国不列颠省的军队，同入侵的野蛮人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的身上，他的名字和业绩都放射着传奇文学和诗歌所能赋予的一切光彩。奈尼在他的拉丁文著作中，对阿瑟王的十二次战斗作了详尽的描写，但是没有说明战斗发生在何处以及敌人是谁，只指出他们是野蛮人。其他权威人士指出：“根本没有阿瑟这个人，至少不能证明确有此人。”直到六百年后蒙默思城的杰弗里歌颂封建制度和军事贵族时，骑士气概、荣誉、基督教信仰、身佩刀剑的骑士以及为之神魂颠倒的贵妇人——这一切才被带入胜利的光辉所照亮的光圈之中。后来，马洛雷、斯宾塞和丁尼生又对这一切作了极其出色的修饰。不管是真是假，这些传说已经在人们心中赢得了永恒的地位。要说这一切都是一位威尔士作家臆想的产物，那是难以置信的。假如真是他想象出来的，他一定是个优秀的幻想家。

　　从现代的研究情况来看，还不能接受没有阿瑟这个人的看法。比较权威的历史学家在最近的著作中都说，确有阿瑟此人。他们的说法虽然比较谨慎，但都是肯定的。他们不清楚阿瑟生活在黑暗时期的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在哪里统治，在哪里战斗。但是他们确信，曾经有一位布立吞勇士在不断袭来的风暴中保持了文明的火炬，用他的剑保护了我们仍然记得的忠诚追随者。居住在不列颠高原丘陵地带的四个克尔特部落都为阿瑟的传说而欢欣鼓舞，并且都说各自的地区是阿瑟建树业绩的地方。从康沃尔到坎伯兰，到处都寻找过阿瑟的王国和活动区域。

　　现在人们发表意见有时未免过于含蓄了。有些作者怕遭到反驳，就把自己的看法写得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一个明确的含义。下面仅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曾经有过一位叫做阿瑟的小酋长，很可能在威尔士南部。他或许掌握了一些兵权，把克尔特部落，或者把高原地区的部落，或者是把部分高原地区的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袭击者和入侵者(他们不一定都是条顿人)。大概也可以说，他也许参加了人们归功于他的全部战斗或部分战斗。不过，这些功绩也可能是后来别人立下的。

　　经过长期的钻研和辛勤的研究之后，仅仅说到这个程度是不够的。不过，肯定了有关阿瑟传说的事实基础，这倒也是一点值得尊重的贡献。我们认为，杰弗里在十二世纪给爱听故事的欧洲人所写的这些事情并非纯属虚构。如果我们能目睹这些历史片断，就会觉得人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象《奥德赛》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神圣的想象，而且也是人类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是事实，甚至比事实更加壮丽、更加动人。当人们为了自由、秩序和尊严而同蒙昧、专制和杀戮行为进行斗争的时候，应当记住，他们即使牺牲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也许会博得永恒的纪念。所以，让我们宣告，阿瑟王及其可敬的骑士们靠勇气、体力、骏马和铠甲保护了基督教坛上的圣火，维持了世界秩序的原则，杀死了无数邪恶的野蛮人，从而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了榜样。

　　据说，阿瑟就是杜克斯·贝劳鲁。不列颠应该选择一位总司令，或者应该实现五十年前请求埃狄委派一个新总督的宿愿，自己拥立一名不列颠总督，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加自然、更有必要呢？既然承认阿瑟统率过一支机动的野战军，奔驰于国内各个地区，同当地的武装力量并肩作战，那么关于他的活动区域问题又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何况在四世纪，骑兵的战斗作用显著上升，步兵的时代暂告结束，而罗马军团的时代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入侵的撒克逊人只是步兵，打仗只凭剑和矛，也没有什么铠甲护身。对付这样的敌人，只要有一支较小的普通罗马骑兵，就可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了。如果象阿瑟这样的一位酋长组织了一支铁甲骑兵，便能够在不列颠各地行动自如，带领当地人反抗侵略者，所向披靡。阿瑟的形象历久不衰，反映了人民日益深重的苦难和盼望救星的心情。阿瑟被说成是最后一个建树业绩的罗马人。他了解罗马思想，并且运用这种思想为布立吞人民谋幸福。科林伍德教授说：“罗马的遗产在许多方面依然存在，而阿瑟则是这一遗产的最后一个创造者。不列颠的罗马时代随着阿瑟的离去而告终。”

　　奈尼写道，阿瑟的“第十二次战斗发生在巴登山。在这次战斗中，他一个人一天就杀死了九百六十人。他每战必胜。屡遭失败的敌人向日耳曼人求援，以更多的人数不断前来袭击”。

　　确定巴登山战场遗址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许多学识渊博的专家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但是，战斗如果(而且很可能)是发生在V字线的中间割据地区，目的是要阻止敌人从东边继续向西侵入，那么最有资格戴上巴登山桂冠的就是靠近斯温登，俯瞰巴德伯雷的利丁顿坎普了。另一方面，战斗发生的时间我们也能很准确地确定出来。吉尔达在他的著作中说，它发生在四十三年零一个月以前，还说，他能记住这个日期，是因为他的生日也是这一天。我们从他的书中得知，北威尔士国王梅尔格温在他写书的时候还活着。威尔士编年史中记载，这位国王在公元五四七年得鼠疫去世了。所以，吉尔达著书的时间最晚不迟于五四七年。那么上溯四十三年，巴登山之战的时间就应该是五〇三年了。我们还可以借助爱尔兰编年史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一下。该史书指出，吉尔达死于五六九年或五七〇年。因此，他的出生时间不可能早于四九〇年，发生战斗的日期似可断定在四九〇年到五〇三年之间。

　　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入侵者是把当地人斩尽杀绝了呢，还是压迫他们并在某种程度上与之混为一体呢？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把旨在掠夺的凶猛袭击阶段同定居阶段区别开来。吉尔达所说的是前一个阶段，他所描绘的情景在三百年后丹麦人入侵时又重现了。对定居者来说，这类袭击在以开发土地为主的生活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而要开发土地，劳动力和土地是同样重要的。从地名上可以看出，苏塞克斯地区的居民被消灭了。再往西，有些迹象说明，大部分布立吞人活了下来。公元六九四年的西撒克逊法典明确规定了各阶层“威尔士人”的权利，这些人包括大地主以及由于擅长骑术和熟悉羊肠小道而被国王选中的差役。在撒克逊人企图杀害全部当地村民而不把他们作为田间劳动力保留下来的地方，少女的苦苦哀求，美人的悲声呼救和侵略军的肉欲可能在胜者和败者之间造成某种联系。这样，当地人的血缘得以保存下来，几代人之后，征服与被征服的色彩也就淡薄了。人们很难想象在广大的地区彻底灭绝某个种族的做法。征服者即使没有怜悯，至少会受到实际利益或性欲的引诱。因此，比较严肃的作者都认为，对于布立吞社会的大部分人来说，盎格鲁撒克逊征服者只是替换了原来的统治者。富人被杀掉了。大批勇敢而自重的人退到西边的山里，其他许多人则及时逃到了布列塔尼，他们的子孙后代有朝一日是要回来的。

　　撒克逊人喜欢居住在河谷地区。他们认为，有经济收益的地方就是河边的草地，低处种庄稼，高处放牧。但是，有许多地方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收拾好，把水排干；在这期间，除了高原地带的布立吞人田庄的产品以外，他们能靠什么为生呢？比较可能的是，在河谷可以播种以前，他们让本地人当奴隶耕种自己原有的土地。后来，古老的布立吞田庄逐渐荒芜了，所有的人都聚居到河边或溪头的村子里。河谷居民的语言，同散居山上者的语言相比，占着支配的地位。对现代英国地名的研究证明，山、森林、河流的名称一般起源于克尔特语，甚至在村名都是盎格鲁撒克逊语的地区也是如此。由此可见，不列颠的原有民族并没有被灭绝。他们语言的消失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在我们知道有布立吞人混居的地方也能找到答案：他们必须学习主人的语言，而主人却不用学习他们的语言。结果，拉丁语和布立吞语完全让位于后来者的语言，甚至在最早的文献资料中也很难找到拉丁语和布立吞语的痕迹。

　　但是，岛上的情况也不尽相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肯特郡，这些新来的人定居在离原有居民不远的地方，并且采用了他们的名字，叫做坎迪亚西人。在诺森伯利亚，法律受到了克尔特法律的重大影响。在汉茨和威尔茨，从利斯到德维利尔的宽阔地带用的都是布立吞名称，这似乎可以说明，本地人仍然在丘陵地带耕种着他们的田地，而撒克逊人则在开垦河谷。这两个民族没有种族歧视，他们的体形也很相似，在许多地区，撒克逊人可能大量混合了布立吞人的血统。

　　这些侵略者也渴望获得栖身之地。他们的严厉法律和艰苦生活，都是由于中亚细亚贪婪的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西迁而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的结果。外出劫掠六个月以后回来的武土，总想稍事休息。当然，他们对于逼人的形势并非无动于衷。然而，首领和长者不禁要问，何处可得安居之所呢？公元五世纪，东方的压力日益加重，另一方面，每年到不列颠劫掠的人都满载而归，还说那里十分富庶。这使部落首领们想到，要登上这个海岛将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哪个顽强勇敢的民族能够占领此岛，便可以安然无患了。也许，在这个惊涛拍岸的海岛上，人们可以定居下来，享受生活的乐趣，而不必整日担心被强者所征服，也不会遭受大陆上的军事生活和部落生活每日所造成的巨大牺牲。于是，野蛮人挥剑指向不列颠这个庇护所。他们入侵以后，便逐渐作出殖民计划，并付诸实施。在前面充满光明而后面是一条绝路的情况下，移居和占领不列颠的活动便逐年增加了。

　　在日耳曼各部落中，撒克逊人是最凶狠的，据说，他们之所以叫做撒克逊，是因为他们使用一种叫赛克斯的短剑。虽然根据传说和圣徒毕德的著作，是盎格鲁人、朱特人和撒克逊人共同征服了不列颠，虽然各个殖民点具有不同部落的特征，但是实际上，撒克逊人很可能在离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前就兼并了另外两个部落集团。

　　我们小时候所读的历史书，都想大胆地列出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公元四四九年，在沃迪吉恩的邀请下，亨吉斯特和霍萨在肯特郡原有居民的尸体上建立了朱特王国。公元四七七年，埃拉和他的三个儿子来到不列颠，继续进行侵犯活动。四九五年，塞迪克 [ 译者注：传说是西撒克逊第一位国王。 ] 和他的儿子辛利克登陆了。五〇一年，海盗朴特建立了朴次茅斯。五一四年，西撒克逊人斯塔弗和威特格也进行袭击，把布立吞人赶跑了。五四四年，威特格遭到杀害。五四七年，伊达来到这里，后来建立了诺森伯兰王国。对于这些年代，我们只能说，它们与事实大体相符，接连不断的入侵者带着殖民者登上了我们的不幸岛屿的海岸。

　　其他人做了另一番描述。I．R．格林写道：

　　村里的大部分宅舍属于自由氏或最底层的自由民，其中一些较大的宅舍属于出身比较高贵的自由民。这些人世世代代受到尊重，在战时和太平时候全村的首领都是从他们当中选出的。但是，村民的这种抉择完全是自愿的；出身比较高贵的人在法律上不享受半点特权。 [ 原注：摘自《英格兰民族简史》(Short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第四页。 ]

　　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那么我们早已实现了“民众联合和贤者当政”的民主理想。毫无疑问，在日耳曼部落的概念中，有许多至今仍然令人钦佩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我们英语民族向世界传递的信息中，构成了重要的成分。但是，征服不列颠的人根本没有实现这些理想，反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卑鄙可恶的社会。入侵者把日耳曼各部落的一条共同原则带到了不列颠，即通过金钱的力量推护人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果有什么平等的话，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内部的平等；要说有自由，主要是有钱人的自由；如果有权利，也基本是财产带来的权利。任何犯罪行为都可以用赔款或罚款的方式获得解决。除了拒绝出征以外，最大的罪行就是盗窃了。

　　他们用先令确定了每个人的精确价值。一个王子值一千五百先令，一个贵族值三百先令，下层自由民值一百先令，农奴值四十到八十先令，家奴就一文不值了。在肯特，一个先令相当于一头牛，在别处相当于一只羊。这些法律条理分明，规定明确，但是也很古板，如果一个下等自由民杀死一个贵族，他的赔款是贵族杀死一个下等自由民所付赔款的三倍。这些法律适用于任何家庭。杀人可用现款赔偿。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有钱就只好束手受惩，或者失去自由。当然，价值一千五百先令的王子在某些方面也受这些法律的制裁。对诽谤者的惩罚是割其舌头。如果一个王子犯了诽谤罪，他的舌头价值是贵族身价的五倍，是自由民身价的十五倍，他只有如数缴纳罚金，才能保住舌头。地位卑贱者的舌头当然更为便宜了。正如阿尔弗烈德在很久以后所说的那样，这种赔款或罚金制度至少比血腥的仇杀好一些。

　　血缘宗亲关系本来是日耳曼社会的基础。每个家庭是一个社会单位，部落则是整体。从新殖民者中间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看到，以血缘宗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了，而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结构和贵族阶层则开始取而代之。这一变化同人们知道的许多事物一样，是随着战争的残酷需要而产生的。每个先驱部落为了生存和保住立脚点同处境差不多的部落进行搏斗，但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败在最勇敢、最威严、最走运的酋长手下。然后，要做的事情已经不是需要几个月或者至多一年的征伐问题了，而是要选择拓居点，要开垦肥沃的处女地，还必须用武力保卫这片土地。但是，除了那些勇敢地踏着原有主人的尸骨夺来这些土地的酋长以外，谁能保得住它呢？

　　日耳曼人在英格兰定居以后，他们原来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频繁的军事活动，前来开拓土地的武装农民被迫接受更大的国家权威。在日耳曼尼亚的时候，他们没有国王。在不列颠，他们的国王是从那些自称为古神后裔的首领中产生的。国王的地位日益显赫，他的支持者和随从在社会上逐渐形成一个新的阶级。这一阶级产生了封建制度的胚胎，后来控制了整个社会。封建领主是主人，也一定是保护者。他必须支持他的属民，打官司时给他们撑腰，发生饥荒时供养他们，反过来，他们必须为他种地，为他打仗。

　　国王起初只是长期任职的军事首领。但是一旦登上王位，他就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致命危险。保证自己地位的安全是他的首要目标。“单单做到了这一步还不够，总要把现状确定巩固起来才好，……” [ 译者注：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三幕第一场。 ] 怎样才能巩固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纳一批英勇善战的武士，鼓励他们征服外国和开拓新土地。他只有土地可以赏赐给他们。当时已有特权阶层。国王身边都是一些和他同建战功并受过恩典的人。战利品很快消耗掉，而土地却永世长存。有大量的、质量不一的土地，但是，要给每个武士分封一块采邑这件事，却和日耳曼部落的传统格格不入。经过大规模的战争和拓荒，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私有财产。于是，蒙受国王恩宠的地主贵族阶级也就应运而生了。它的产生过程起初并不明显，但从七世纪起便日益迅速。布立吞人顽强抵抗了二百多年。在这期间，双方各有胜负，而与此同时，出身神圣的军事领袖所实行的个人统治制度，也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中间扎下根来。

　　当这个统一的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的时候，一些互相烦轧的小王国也相继诞生。当时交通闭塞，没有文字，各个地区象波涛汹涌的海洋中的孤岛一样彼此隔绝。因此，在入侵部落占领区里顿时王侯四起。在日耳曼人的许多根本缺点和恶习中，他们之间互不相容这一缺点尤其突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不列颠岛处于组织严密的小公国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之中。在殖民初期，亨博河以南整个地区的居民共同处于一个统治者的管辖之下，但是始终没有产生国王。他们仍然靠劫掠为生，因此费尽心机保护自己的掠夺品。

　　目前已经有许多著作论述了罗马人在不列颠统治的衰落过程，介绍了当时人们如何由于在这个制度下过着舒适的生活而变得懒散的情况。毫无疑问，吉尔达的著作使读者获得的印象是，罗马制度衰落后，不列颠社会十分虚弱，政府极其无能。这种印象大概是比较客观的。但是，要想公正地评价这个时代就得承认，布立吞人同我们现在所说的英格兰人斗争了大约二百五十年。他们在罗马这个世界性大帝国的支持下同英格兰人战斗了一百年，在另外一百五十年里则全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战斗。这场斗争波澜起伏。布立吞人曾经多次取得胜利，阻挡征服者的前进步伐达数十年之久。当初连罗马人也无法征服的山区，终于再次证明是布立吞民族的不可攻克的堡垒。

沦陷的海岛·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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