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大学·第三
莫斯科大学·第三
作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俄国
出自————《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出自————《战争通史》
录取为住校生
我于1950年中学毕业，因成绩突出获得银质奖章。我已满19周岁，是应征入伍的年龄，需要决定：下一步怎么办？
父亲的话言犹在耳：“毕业以后你自己看着办。你要是想工作，我们就一起干。想学习，就接着上，我尽量支援你。不过这事非同小可，主意只能由你自己来拿。”
我的倾向十分明确：继续学习。这是当年我的同龄人的典型倾向。国家正在恢复和建设，工程师、农艺师、医生、教师都很缺乏。往往是全班学生统统升入大学。即使成绩最差的学生，也能找到录取条件较宽的大学报考。
我的同班同学都报考斯塔夫罗波尔、克拉斯诺达尔和罗斯托夫的学校。我则认为要上就上最大的大学——国立罗蒙诺索夫莫斯科大学的法律系。
不能说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对于什么是法学和法制，我当时只有相当模糊的概念。但是我敬仰法官和检察官的地位。我把材料寄到法律系招生办公室，就开始等待。过了一些日子，没有任何反应。我发了一封已为回电付费的电报，这回得到了通知书：“已被录取，并提供宿舍。”就是说已按最高档次录取，甚至面谈也免了。看来，一切都起了作用：“工人农民出身”，工龄，已是候补党员，当然还有最高级政府奖励。总之，就当时主要靠前线战士来达到的对大学生社会结构的“优化”而言，我也算是合适的人选。
于是，我成了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头几个星期以至头几个月，我都感到不大自在。对比一下吧：普里沃利诺耶村和莫斯科。我从新朋友那里初次听到“莫斯科是个大农村”这样的说法。列宁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好奇心和自尊心
与我同年级的莫斯科同学，常常害怕别人知道他们对有些问题或有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大概以为不耻下问就是表明自己无知。可是我的求知欲特别旺盛，什么都想弄个明白。到了三年级，我就能够与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平起平坐，一起参加学生辩论了。
我们的法律系有何突出之处呢？首先是它传授广博的、各个方面的知识。首先是历史学科系列：国家与法的历史和理论；政治学史、外交史；其分量几乎与经济系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学；拉丁语和德语。最后，是一整套法律课程：刑法与民法，犯罪学，法医学和精神病，行政法，金融法，集体农庄法，婚姻家庭法，会计核算。最后，还有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和法，等等。
中心意思是，法律课程本身的掌握，需要切实通晓现代社会经济过程和政治过程，因此就应当在掌握全部社会科学基本理论的情况下实现。
在我的心目中，大学是科学的殿堂，是我们民族引以为自豪的精英的集中地，是青年人的精力、激情和探索的发源地。这里可以感觉到千百年来俄罗斯文化的影响，无论如何，存在着俄罗斯高等学校的民主传统。许多著名学者、院士都把在莫斯科大学执教、讲学看成一种荣誉。其中每个人都代表着学术流派，每个人都有数十部专著和教科书。他们的讲课打开了新的天地，揭示了我原先所不知道的人类知识的新境界，将萃萃学子领入科学思维的逻辑。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莫霍瓦亚大街上这座楼房里依然可以感觉到社会生活脉搏的跳动。尽管多半是以隐蔽的方式，却依然保持着创造性探索和健康的批判主义的精神。
当然，也不应粉饰大学里的实际情况。我上学的头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义”时期，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清洗和著名的“反对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运动”。
当时的气氛是极度意识形态化。和全国各地一样，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奉为圭臬的公式大行其道，被当成科学思想的准则。看来教学过程的目的就是从入学之初将年轻人的思想束缚起来，向他们硬性灌输一整套颠扑不破的真理，使之免受独立思考、分析、对比的诱惑。思想上的禁锢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在讲课、课堂讨论和学生晚会的辩论之中。
有一次，我在会上对一位教员分析问题的方法提出批评。当时我同宿舍的同学、过去的前线战士和年级的班长(如今已是教授，著述甚多)瓦列里·沙普科说，这样的话应当等考试过后再讲。我对他的审慎态度一笑置之。但是考试到了，我回答得很有把握，有一处在引用一本书时把书名说错了。主考官面露惊异之色。我马上作了更正，但为时已晚。
他挖苦地冷笑着在小本上记了个什么，我下面的回答他已经不听了。我答完后，他毫不掩饰幸灾乐祸的心情，说道：
“好吧，戈尔巴乔夫，稳稳当当的四分……”说着便毫不迟疑地立即在记分册上打分。
尽管其他科目我都得了五分，这门课我却没有再重考。
于是我就失去了享受特定助学金的资格。这对我的自尊心、特别是对我的日常开支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照我的看法，正是对于大学(对教授和学生)特别警惕。从全部情况来看，那里有一套对思想状况进行全面监督的得心应手的制度。对于官方立场的丝毫偏离，任何表示不愿轻信的举动，轻则可能在共青团和党的会议上受到批判。
在学校教授中进行新的一轮清洗的余音也传到我们的耳朵里。有时所罗织的罪名实在太荒谬，连当局自己也只得打退堂鼓了。例如，毕生从事基辅罗斯研究的大学者谢·弗·尤什科夫教授，竟被打成“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
在尤什科夫接受批判的学术委员会上，他情绪沮丧地登上主席台，并未详述反驳的论据，却只说了一句话：“请大家看看我吧！”只见他站在与会者面前，身穿托尔斯泰式男短衫，腰间系了一根带子，手里是一顶旧草帽，其整个外貌仿佛就是品行端正的俄罗斯老知识分子的化身。
会场里掠过一片笑声。人们并未就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指控进行批判，清醒的理智向情绪激昂的会场提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失去理智了，这叫什么世界主义？”于是，对尤什科夫的批判就此草草收场。
我们都很喜欢听尤什科夫讲课。这甚至可以说不是讲课，倒更像是在客厅里的谈话，是关于远古时代、关于我们祖先生活的引人入胜的讲述。尤什科夫教授对自己讲授的课程可说是烂熟于心，游刃有余。我们却不止一次地给他设下独特的意识形态圈套，比方说：尊敬的教授，您在自己的讲课中为什么要回避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话呢？于是他手忙脚乱地打开他那个笨重的鼓鼓囊囊的皮包，从中找出一本自己的书来，戴上眼镜，寻找有关的语录。
我要是说大学学生所受到的密集的思想灌输并未触及我们的思想的话，那我就是在歪曲事实真相。我们都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如果说有部分教授(我今天觉得他们是)被迫地遵守了“游戏规则”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所学科目中的许多观点都当成了客观的现实，真诚而且坚定。
教育体制仿佛是在千方百计地防止学生掌握批判的思维方式。然而与其背道而驰的是，随着所学知识的日积月累，(到了三年级)我们便进入了一个对于似乎已经学会并且掌握的东西进行认真思考的阶段。
今天的读者，首先是年轻的同胞，有人读了之后也许会皱起眉头，因为我这里要讲到，最先使我对向我们传授的“终极真理”之颠扑不破产生怀疑的作者，竟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但确乎如此，原因如下。
无论具有怎样的(有时是过分的)论战尖锐性，他们的著作中有对论战对手观点的详细分析、一系列反论据、对结论的论证，这与斯大林的“辩论”方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斯大林喜欢以谩骂、顶多是以宣布颠扑不破的真理来代替论证。大概主要是因为，我愈是仔细地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就愈加深入地思考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与我国现实生活之间的一致性。
我是1952年入党的。入党前我面临一个问题：履历表中关于受到清洗的外公和爷爷怎么落笔？外公潘捷列伊虽说未受审判，却蹲了14年大狱。爷爷安德烈也是未受审判即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批准为候补党员时谁也不担心这个问题：乡亲们对我了如指掌。我给父亲去了一封信，因为他入党时也曾回答过这个问题。夏天我们见面时，父亲说：
“我什么也没写，我们在前线不兴这一套，那都是火线入党，生死关头。这就是我的回答。”
可我作为他的儿子，却要在党委会上、后来又在列宁区党委会上长篇大论地解释外公和爷爷的全部经历。
智力上的逐渐成熟、一种要领悟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的渴望，使我对那种把教学过程搞成脱离实际、死记硬背的做法深恶痛绝，有的教员就犯这个毛病，他们把学生完全当成思想灌输的对象。这里有带侮辱性的、损伤人的尊严的因素。
记得1952年秋天，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之后，某教员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便在课堂上逐页地给我们念这本书。我忍无可忍，给他写了一张字条，大意是说那本书我们都知道了，在课堂上机械地朗读是对听课者的不尊重。
反应是说来就来。那位教员气急败坏，说什么有的人胆子不小，却害怕署上自己的名字，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斯大林同志著作中的丰富论点和结论”。
我站起来说，字条是我写的。就这么开始了……关于这次事件的通报发到各共青团组织和党组织，一直送到莫斯科市党委。我当时担任系共青团组织负责意识形态的副***(***是鲍里斯·斯皮里多诺夫，后来成了莫斯科大学党委***)。接着就是批判，不过最后问题不了了之：大概又是“工农出身”起了作用。
日常现实侵入教学过程，明显地校正着我们关于“最正义的制度”和“各民族牢不可破的友谊”等来自书本的观念。1952—1953年冬天发生的事情，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医生案件”使社会大为震惊，这一案件为肆无忌惮的反犹丑行、不分青红皂白地谴责犹太人卖国提供了口实。
我的朋友沃洛佳·利伯曼，曾经历过艰苦的前线岁月，有一天没有来上第一节课，过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来。我从未见过他像今天这样闷闷不乐，一副颓丧相。他脸色大变。“怎么回事？”我问道。只见他眼泪夺眶而出。原来是一帮人起哄嘲弄，对这位原先的前线战士极尽辱骂侮辱之能事，将他从电车上扔了下来。我一时目瞪口呆。
许多年过去了，在我最难熬的1991年12月的日子里，我曾经与作家别利亚耶夫见面，他也是那个时期的莫斯科大学学生。我们也回想起这些插曲。作家讲，当时几乎把戈尔巴乔夫当成“持不同政见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因为他太激进。不过我当然没有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尽管对现实的批判态度已经形成。
1953年夏天，我趁莫斯科大学的会议和拖拉机站的工作之间的间隙，在斯塔夫罗波尔我们区的检察院进行了法律实习。那时我第一次碰到当时相当典型的“区一级领导”。这时我对于事物，对于自己家乡区领导的习俗已经另有看法。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其《我希望……》一书中发表了我当年的一封信，信中说：“……这里的气氛使我感到压抑。每当接到你的信时，这种感觉特别强烈。他给我带来如此之多的美好、珍贵、亲切、明白的东西。我就更加感觉到周围环境之恶劣……尤其是区里上层的日常生活。陈规虚礼，等级服从制度，种种注定的结局，官员公开的厚颜无耻，妄自尊大……你看这里的某个***，除了肚子之外没有任何突出之处。可是有多么自负，自信啊，一副屈尊庇护的腔调。
内心里的抗议已是呼之欲出。
斯大林之死
我毕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大家十分缓慢地艰难行进，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原地踏步。我们顺利地绕小胡同，避开了特卢布纳亚广场，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挤人事故，许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因此丢了性命。我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了整整一夜，终于来到遗体前面。
从前在参加节日游行时，即使从远处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斯大林。如今在圆柱大厅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张木然不动、呈蜡黄色、毫无生气的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伟大的痕迹，但所看到的东西却妨碍着我，并产生出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这自然是1953年3月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因为死者乃是整个体制的化身。
“解冻”
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变化的征兆。“医生案件”被中止了。《真理报》、后来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个人崇拜”(不错，暂时没有点名)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出现了“解冻”。这一切当然不会不在大学里反映出来。讲课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解冻”影响到我国各社会组织的活动。
前面提到的几次“晚期斯大林主义”运动使得某一部分高年级前线战士的心灵深受刺激，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一手进行的。他们的影响开始明显下降。
我记得曾为“列别杰夫集团案”开了三天大会。列别杰夫本是法律系党委***，他培植亲信，实际上已篡夺了系里的大权，控制了党委会和系办公室。他对全体教师施加影响，干预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系里的日常工作。经过激烈的三天辩论之后，将他免职。我们年级也有了自己新的领导人，并且这已经不是我入学之初那些当权的莫斯科人，而是“外省人”了。
最后两个学年，大学里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起初是提心吊胆、后来便愈来愈无所顾忌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以及当代政治生活的某些现象的“固定”解释表示怀疑。当然，离公开的意见多元化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开不管。
相遇
大学几年的学习对我说来不仅异常有趣，而且相当紧张。课内课外的学习时间加起来，每天至少12—14个小时。)必须填补农村中学的缺陷，这种缺陷已经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在头两年。至于说到缺乏自尊心，老实讲，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所有的新东西我都掌握得相当快，而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却需要仔细阅读大量额外的参考书。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
我是个爱交往的人，我与同年级的同学以及系里许多学生都保持着同志式的关系，这也是团内职务的要求；还有一个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子。他们是：尤拉·托皮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沃洛佳·利伯曼、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廖尼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多·维什尼亚科夫、瓦洛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利亚·亚历山德罗娃、萨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娅·雷洛娃、加利娅·达纽舍夫斯卡娅、瓦洛佳·大库兹明。我与他们以及许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一起，进入了首都这个陌生的大世界。
我们曾一起去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看画展。经常在一起准备功课和考试。
莫斯科大学不仅是思想方式不同、生活经验各异、分属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有人的命运的相互交汇，这种交汇有时转瞬即逝，但往往也有从此永远交汇下去的。而且有一个经常出现这种邂逅相遇的中心，就是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上的学生俱乐部。
一座简陋的低矮楼房，好像是昔日的兵营，却成了我们的真正文化的发源地。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和演员均曾在此演出。其中有：列梅舍夫、科兹罗夫斯基、奥布霍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温诺夫。堪称莫斯科演艺界的精英。演员本人将演出看做是一种职责：培养青年对美好事物的感觉。这是艺术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它可以追溯到***前时代，可惜今天已几乎丧失殆尽。这样的演出活动确实使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得以了解真正的艺术。
如上所述，俱乐部里有许多小组，可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学习煎鸡蛋和改旧衣裤的家政小组，也有交谊舞小组。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很痴迷交谊舞。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我很少参加，更喜欢钻书本。可同年级的同学经常去，回来以后就对自己舞伴的优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书，这时沃洛佳·利伯曼和尤拉·托皮林走了进来……
“米沙，那儿有这么一个女孩！新来的！咱们去吧！”
“好吧，”我说，“你们先去，我回头就到……”
他们走了，我试着继续看我的书，可是一种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就到俱乐部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一去竟会与自己的命运有关。
刚一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大、却像军人一样地衣着整齐、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乐曲声戛然而止。我走到他们面前，我们相识了。
赖莎·季塔连科在哲学系学习，该系与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楼，她也住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却没有看见过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决心，在莫大五年期间要一心扑在学习上。决不搞“风流韵事”。应当承认，同年级女孩很快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她们没有将我归入“未婚夫”的范畴。我也绝对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就开始了难熬而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初次相识没有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产生任何情感。她对此处之泰然。这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我一直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有一天，又是尤拉·托皮林邀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房间的女孩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请她们吃茶点，通常都是这样，大家海阔天空，有些兴奋。我很想“加深印象”，我认为当时自己显得很蠢。她始终很矜持，而且第一个提出要走……
我一再设法与她见面、攀谈。可是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直到1951年12月，才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有一天晚上，我做完功课后到俱乐部去。那里正在举行与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宣布稍事休息。我顺着过道往主席台走，想找熟人。
我在前进中先是感觉到、后来才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正在找坐位。
“我正好要走，”她站起来说道，“这里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她好像有些不对劲，便提出来跟她一起离开。她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我俩一起走出俱乐部。我们在宿舍区里溜达，说东道西。按照大学生的标准还有点早——将近10点钟，我邀请她一起去城里走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示同意，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会合，顺着斯特罗门卡大街往卢萨科夫俱乐部的方向走去。
我们久久地漫步街头，话语连绵，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面临的考试和大学生的事情。第二天又再次见面，不久，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一起度过了。仿佛我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均已退居次要地位。老实说，那几个星期连学业也荒废了，不过考查和考试都顺利通过了。我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宿舍去得愈来愈勤，结识了她的两位女友及其男伴——梅拉布，马马尔达什维利和尤里·列瓦达(前者后来成了著名哲学家，后者是同样有名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交谈者，可我凭直觉感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样，最喜欢的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因此我们宁可街头漫步，也不愿在一起聚会。
然而，冬天却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莫大的院子里见面。决定步行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一路上几乎一句话不说，也不太愿意回答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对劲，便直截了当地问她出什么事了。她的回答是：“我们不必见面了。这段时间我一直感觉很好。我又回到生活中来了。同一个我曾经相信过的人决裂，使我痛苦万分。很感谢你，但是这种事再来一次我就无法承受了。最好现在就趁早结束我们的关系……”
两人一路无言。快到斯特罗门卡大街的时候，我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无法满足她的要求，那对我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这也成了我对她的爱情表白。
进了宿舍楼，我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送回房间，分手时我说，两天以后还要在莫大院子里等她，地点不变。
“我们不必见面了，”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再次斩钉截铁地说。
“我等着你。”
两天以后，我们见面了。
我们又在一起度过全部的课余时间了。我们在莫斯科的林荫道上徘徊流连，互相倾吐衷情，惊喜交集地发现彼此身上所有使两人亲近起来的东西。1952年6月的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的小花园里谈兴甚浓，彻夜未眠。也许在那个六月的夜晚最终明白了：我们不能够也不应该分开。生活表明：我们彼此并没有选错。
一年后我们决定结婚。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下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在哪儿住，父母对“大学生结婚”会说什么，主要是婚后靠什么过活？就靠两份微不足道的助学金和家里(多半是象征性的)帮助吗？
根本就别指望在斯特罗门卡大街宿舍里要个单间。然而青春毕竟是青春。上完三年级后我回到家乡，向父母通报了我的决定，整个收割季节我都在拖拉机站干机械手的活，特别卖力气。父亲嘲笑道：“有了新的动力。
临去莫斯科之前，我和父亲卖了9公担粮食，加上现金报酬将近有1000卢布，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口，我原先手里从来没有摸过这么多钱。于是我们的“家庭计划”便有了物质基础。
我提前几天去了莫斯科，以便迎接假期回乡探亲的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有一次我们一起散步时路过索科尔尼基户籍登记处。我提议：“进去看看！
我们走进去，问清了登记结婚都需要哪些证件。1953年9月25日，我们再次跨入这个可敬机关的大门，领到一张编号为PB047489的证件，证明公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人)和公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季塔连科(1932年生人)依法结婚，有关签名和印章已经查明属实。多少有些缺乏诗意，不过倒是进展神速。
在我们的家庭“民间创作”中，还保留着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恰好在那几天做梦的回忆。
仿佛我们(她和我)都在一口黑洞洞的深井下面，只在上面很高的地方有点光线。我们相互搀扶着，顺着木井架往上爬。手已受伤，流着鲜血，疼痛难忍。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掉了下去，我把她抓住，我们又慢慢地往上爬。最后精疲力竭，终于爬出这个黑洞。我们面前是一条笔直、清洁、两侧镶有森林的光明大道。前方地平线上是巨大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大道仿佛汇入和融入到太阳中去。我们迎着太阳前进。忽然之间……从大道两侧开始在我们前面落下一道道可怕的黑影。这是什么？森林呼啸着回答道：“敌人，敌人，敌人。”心脏一阵发紧……我们携起手来，继续沿着大道向着地平线、向着太阳走去……
大学生婚礼
婚礼是后来，到11月7日十月***节才举行的。婚礼之前，用夏天挣的钱在基洛夫大街一家成衣店给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做了一条漂亮的裙子，布料用的是意大利绉纱。她穿上这条裙子真是美丽动人。我是平生第一次做了一套贵重料子的西装，料子名叫“突击队员”。这样，在仪式前我们都做好了准备。只是新娘子的白鞋没有钱买。不得不向女友借债了。
婚礼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营养餐厅举行。前来参加婚礼的都是同年级的朋友。上的是大学生菜肴：以必备的凉拌菜为主。喝的是香槟酒和首都牌酒。大家纷纷起立致祝酒词。兹杰涅克居然往自己考究的“进口”西服上撒了大块的油污。食堂里欢声笑语，大家翩翩起舞。那是个真正的大学生婚礼。因此，诚如俄国***者心爱的歌中唱的那样，“我们并未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我们家庭生活中开始了一个有些“奇怪的”阶段。我们几乎整天都在一起，到了晚上再各自回到斯特罗门卡大街那人满为患的“住所”。我们直到秋天搬到列宁山上的宿舍时，才分到了单间。这里住的是理科学生和文科高年级的学生。
未能分到“一家一户”的单间。更有甚者，校长办公室担心我们的道德问题，实行了绝无仅有的学生住宿办法。将全部宿舍分成两部分：男生部和女生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住在丁区，我住在乙区。进入每个区都有严格的出入证制度的限制。好不容易才获准每日探视。而且每次我都得随身带上注明已经登记结婚的身份证。可是这也起不了什么作用：11点整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房间里就会响起刺耳的电话铃声，楼层的女值班员说：“你们那里有外人。”
不过好在1953年12月到了，召开了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团代会，我们这些学生代表为校长办公室成员的假仁假义把他们批了个体无完肤。在会议进行中贴出了反映学校生活实际的讽刺画。其中的一张(有四五米长)画了校长的一只脚，他皮鞋下面踩着一张结婚证。
共青团提出的意见尖锐而果断。一切都经过重新审议，并作了改变，学生开始分系住宿，恢复了正常的交往。生活进入了自然的轨道。如今我们已经有了家庭早餐和家庭晚餐，甚至有了家庭午餐。朋友到我们这里来串门。总之，我们十分幸福，我已经开始感到自己是个有家眷的人。
1954年夏天，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回到斯塔罗夫波尔。我觉得父母定会对我的选择表示异常高兴。然而，父母(我后来成了父亲才明白)总是有自己的对于“选择”的看法。父亲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是疼爱有加，外婆也一样，而母亲则心存戒备和嫉妒。并且从第一次见面到后来一直如此。换句话说，显然未能成为一次“温情脉脉之旅”。
我来到外公潘捷列伊的坟上。他是1953年深秋去世的。出殡当天，冰冷的秋雨倾泻而下。然而，全体村民仍然出来为他送行。我在倍感亲切的墓地上伫立良久，追思他那坎坷的命运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一样的人的命运。
大学的学业已近尾声。最后一学年我在莫斯科南岸区人民法院和莫斯科基辅区执委会实习。当时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关于一帮年轻人所犯的后果极其严重的残暴罪行的案件。审理花了很长时间，堪称我和我的同事们的一所真正的学校。起诉方和辩护方双方的激烈交锋留在了脑海里。一方是瘦骨嶙峋、衣着十分朴素、全身紧张的检察官。另一方则是一大批体面而自信的律师。无需隐瞒，我完全站在检察官一边，不相信律师。但他们辩护得头头是道。
对我说来最有趣的，大概要算了解基辅区苏维埃及其执委会的活动了。一是我在那里收集了我撰写毕业论文《以地方苏维埃为例看群众参加国家管理》所需的一部分材料。二是我有机会将自己有关苏维埃建设的知识同首都的一个苏维埃的生活和活动进行初步的对比。最后，我想试一试自己的实力，因为我们在区法院只是充当观察员的角色。
我的毕业论文如期完成。并且顺利通过答辩。得分为“优”。论文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展示(以基辅区苏维埃为例)社会主义民主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
尽管距离认识到基本民主原则的全人类内容还差之甚远，宣传机关那种把世界说成非黑即白的简单化描述仍然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一定的怀疑。1955年6月我在这方面获得意外的推动因素，那是印度总理尼赫鲁访问莫斯科期间的事情。我参加了在列宁山学校礼堂举行的他与我校师生见面的大会。这是位非同凡响的人，他气度高雅，有一双聪明犀利的眼睛，面带慈祥的、无法抗拒的微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记得他对我们的母校的亲切话语，记得他希望学校培养出“头脑和心灵都伟大”的男女青年，他们将成为“正直与和平的代表”。
这位印度客人将和平问题与整个人类文明·的保持和发扬、与利用现代科技知识为全人类造福、与消除一切有碍我们思想和精神的发展的障碍和壁垒联系到一起。
对于长期受到那种所谓要以“阶级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件与现象的教育的人来说，这些话听起来至少是觉得生疏，思想上的一潭死水被搅乱了。许多年过去了，1986年12月，当我同尼赫鲁的外孙、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关于无核武器和非暴力世界的原则的德里宣言上签字时，又回想起这番话来。
前途未卜
五年的学习结束了。现在是毕业生最心神不安的日子：分配工作。分配结果实际上会决定整个今后的生活道路。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已经过了这一关。她比我早一年毕业，考上研究生，通过了副博士考试，正在写论文，她将来肯定是在首都从事科研工作。
也有人建议我报考集体农庄法教研室的研究生，但我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是出于原则性的考虑。我对所谓“集体农庄法”的态度已彻底弄清。我认为这门科目绝对是不科学的。
不过，我并不担心我的前途。我作为团组织***参加了分配委员会，知道我的命运已经决定。我和其他12名毕业生(其中11名为前线战士)都分配到苏联检察院。
对斯大林大清洗受害者的***工作开始了，打算在重新组建的对于国家安全机关的案件处理进行检查监督的部门中使用我们。为正义的胜利而斗争，这是我对于自己未来工作的想象，这也完全符合我的政治信念和道德信念。
6月30日考完最后一门。我回到宿舍，发现邮箱里有一封公函，大意是请我到未来工作的单位苏联检察院去。我去的时候兴高采烈。期待着关于我的新职务的谈话，还想着要提出的建议该如何措辞。然而当我兴冲冲、笑呵呵地跨进信上所指的办公室时，听到的却是该处官员那冷若冰霜、照章办事的通知：“无法录用您在苏联检察院工作。”
原来，政府作了一个决定，严禁接收法律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央司法机关工作。这样做的理由是，在造成30年代大清洗愈演愈烈的诸多原因中，据说也有这么一条：幼稚的青年太多，他们没有任何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却掌握着生杀大权。于是，我这个出生在大清洗中受害家庭的人，却不由自主地成了“恢复社会主义法制斗争”的受害者。岂非咄咄怪事！
这是对我的全部计划的打击。计划在顷刻之间化为泡影。当然，我可以在大学里找个美差，以便留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已经在为我出谋划策了，但是我没有这个想法。
有人建议我到托木斯克检察院、布拉戈维申斯克检察院、后来又是塔吉克共和国检察院去工作，最后，是到距首都咫尺之遥的斯图皮诺去当市检察长助手，那里还提供住房。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对这些建议均未多加考虑。干吗要到人地两生之处，到人家那里去寻找幸福呢？因为无论西伯利亚的严寒还是中亚地区的酷热，斯塔夫罗波尔都并不缺少。
决定做出了。于是，在派遣信写有“交苏联检察院使用”字样的地方，划掉“苏联”二字，并在该行上方填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字样。
总之是回家，回到斯塔夫罗波尔。决定先去看望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父母。要“祈求宽恕过失”。
对我们的态度不冷不热：谈不上不友善，却也并未掩饰自己的怨气，因为我们结婚是先斩后奏。今天我作为一个父亲对此完全能够理解。而我们又增加了一条消息：女儿在莫斯科的研究生不念了，我要把她带到默默无闻的地方，到一个叫做斯塔夫罗波尔的“洞穴”里去。
同家里的年轻一代——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弟弟热尼亚和刚刚中学毕业的妹妹柳达相处没有任何问题，很快便彼此产生好感。同父母亲相处就麻烦一点。父亲比较冷静，而同母亲亚历山德拉·彼得罗夫娜起初就是不好相处。到后来我们确立了亲密无间的关系。双方的父亲特别要好。
我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父母家住上一个月，自己则回到莫斯科。7月的最后几天一直在做临行前的准备。我们的全部东西都装进两个箱子。主要的行李是书，我好不容易搞到一口大木箱，装了满满一箱，运到车站发“慢件”，这样要便宜点。
夜里我自己也该上路了。我回到宿舍，冲了个淋浴。躺在床上，闭上眼睛，第一次思考后来曾不只一次地想到过的问题：在我的生活中，莫斯科大学意味着什么？
我很清楚，1950年夏天首次跨入莫霍瓦亚大街大楼的那个“工农青年”和五年后准备前往斯塔夫罗波尔的莫大毕业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判若两人。
当然，家庭是我作为个人和公民的成长中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当然，中学和中学老师在我的进一步成长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还要感谢我那些年长的同志－——机械手们，是他们教会我如何工作，并帮助我认识到劳动者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尽管如此，正是莫斯科大学给了我决定我的生活选择的基本知识和道德力量。正是在这里开始了长年累月对我国历史、它的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思考的漫长过程。可以断言：如果没有这五年，也就没有政治家戈尔巴乔夫。
大学给定的智力高度使我永远避免了自高自大和自以为是。它帮助我在日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挺了过来，到那时我的生活环境、交往范围已完全不同，人们看重的不是智力，而是完全不同的“美德”。
我在看自传体小说时，注意到有些作者为自己所经历的考验感到十分自豪。他们把生活本身看成“大学”。我的生活中也有各种变故，经过的苦难也不少。但我还是认为，我的经历中只有一所大学，那就是莫斯科国立罗蒙诺索夫大学。
更新于：16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