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陆之后·第三十一

2025-04-10 08:08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15·第二繁体

登陆之后·第三十一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5·第二》

出自————《战争通史》

　　尽管陆军事实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但伟大的登陆事件继续在整个欧洲产生影响。

　　意大利、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想当然地认为，现在协约国大军确已登岸，他们可以而且也会得到从海上来的增援，直到摧毁土耳其的抵抗。意大利人想要参战的势头一如既往；而巴尔干各国则继续抱紧张观望的态度。在英国国内，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明确消退。法国的高层当局曾告知反对派领袖，登陆行动可能失败，军队将在海滩被击退并遭受灾难性的伤亡。当这些预言被证明毫无根据时，他们自然长舒了一口气，紧张的局势暂时得到了相应的缓解。

　　5月5日，半岛上的战斗尚未见分晓，我不得不为重要目的前往巴黎。3月与4月间与意大利进行的谈判进入最后两周，具有决定性意义。4月26日签署了伦敦条约，根据此条约意大利同意参战。5月4日意大利废除了三国同盟协议，以此宣布其政策的改变。爱德华·格雷爵士在医生的建议下4月初短期休假。在他休假的这十天中，首相以十足的精力亲自与意大利进行谈判。当外交大臣返回时，他热情推进已取得的成果。促成意大利同意参战的那份秘密条约的条款公开已久，这些条款以令人烦恼的清晰性表明了三个协约国在危急关头的迫切需要。陷于苦战之中的英国和法国要面临俄国瓦解的危险，而且自身也处于危急关头，为取得一个一流强国加入联盟，她们都不会对将要付出或答应付出的代价斤斤计较的。意大利的谈判者深知我们的焦虑之情，决心做成他们能为他们国家取得的最有利的买卖。

　　意大利是从其边境地区、亚得里亚海区域和土耳其帝国取得的领土，收获是巨大的。还有极为重要的陆军与海军协议，补充这些政治奖励。英国舰队将在亚得里亚海与意大利海军积极合作，俄国将在加利西亚至少动用50万军队继续对奥地利展开猛攻。这样从海、陆两方面保证，意大利似乎可以安全地提前支取和占有她要求的巨额奖品。促成这些安排的希望和计算很快就落空了。那些出发登上战争可怕航程的人，永远无法事先告诉你航程的长短和前途的凶吉，或者他们最终抛锚的港口。军事协议签署刚两周，马肯森就沿杜纳耶茨河进攻俄军，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一打响，到处可见俄军撤退和后缩。南斯拉夫在战争结束时成为一个新出现的强国，这就使意大利对亚得里亚海地区提出的索取条件明显无法实现。

　　最后，战败的土耳其从和平条约的灾难中复活地站了起来，实际上又完好无损。意大利政治家派遣其同胞参加的不是一场责任有限并有巨大物质利益的轻而易举的战争。意大利像其他参战大国一样，将要浸透血与泪。一年又一年，她的国土遭入侵，她的男子一去不返，她的财富被消磨殆尽，她的生存与尊严处于危险之中，她也必须奋力争得胜利，而胜利不能完全满足她的强烈欲望。虽然政治家们的计算失败了，但意大利民族的慷慨胸怀证明她经受得住斗争的长期磨难和失败，在厄运之中有能力维护古罗马的声誉。

　　最重要的是，海军协议的签署不容搁置或拖延，我以英国海军部全权代表的身份前往巴黎。意大利人担心，作为胜利的结果，俄国确立了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地位，塞尔维亚也扩大了自己的领土，那么这两个斯拉夫国家的联合将在达尔马提亚海岸或海岸外建立一个强大的海军基地。从达达尼尔战事出现的前景，俄国将占领君士坦丁堡，迫使意大利尽最大的努力保住自己在亚得里亚海的地位，如果她不加入战争，协约国的胜利将使她的这一地位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我们与法国和意大利就意大利在战争胜利后的条件中获得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军基地的问题，进行了两天复杂的讨论。在意大利提出的所有要求之中，最重要的要求是取得所谓萨比昂赛罗运河的所有权。位于两个长形岛屿之间的这条狭长的可容最大船舶的良好锚地，它处在向南去往亚得里亚海的中途，炮火从岸上打不着，的确具有建设为意大利海军基地十分理想的条件。其它的要求还有许多。每当协商令意大利人感到泄气的时候，我们就拿出英国的主要武器作为砝码，不仅答应他们对巡洋舰和小舰队的要求，还答应提供一个中队的战列舰。由于看来德·罗贝克中将已明确放弃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努力，他的舰队显然有多余的军舰。最后在三国海军当局间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意大利人坚持要英国的战列舰，法国人对此也不反对，同意用相同数量的本***舰替代从达达尼尔海峡撤下的一支英国海军中队。

　　我于7日清晨离开巴黎，打算回英国途中去约翰·弗伦奇爵士的司令部呆上一天。7日晚到达圣奥梅尔，我得知两个消息。伊恩·汉密尔顿爵士的电报表明他正处于酣战中，半岛战役仍未见最终分晓。第二，约翰·弗伦奇爵士打算与在其右翼对苏谢阵地作战的法军联合，对奥伯斯山脉发起全面进攻。这次重大行动定于9日黎明。于是我就留下来观看这一场战役，很高兴不必去想别的事情了。

　　读者清楚，我当时确信分配给英军和法军承担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前线的德军兵力与他们几乎相当，而且筑起了严密的防御工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进攻之前用榴霰弹轰炸铁刺网，这就向德军确切地指明进攻部队准备攻击的突破口，毫无疑问，德军已做好一切准备用火力消灭他们。不仅如此，英军的炮弹供应极其有限，而能摧毁德军战壕所需要的高爆炸力炮弹几乎没有。我观战时尽量不冒无谓的风险。但是无论从远处高耸的教堂尖顶，还是靠近敌人的火力网边缘，除炮弹爆炸和烟雾之外什么也看不见。不实际参加进攻就不可能估计真实的情况。要了解真实情况你必须亲身去感觉，而感觉到的还可能不是真实的。身处战斗之外什么都不了解，投入战斗会受一种个人特殊经历的左右。这正是战争最痛心的特征之一。许多高级将领不了解战场的形势就命令自己的部队作战，而且又不对他们采取有益的补救措施。

　　在这个夜晚我还在战斗高潮中亲眼目睹了一个大规模伤员清理站的可怕场面。遭受各种严重创伤的一千多人中，有烧伤的、有躯体碎裂的、有子弹穿孔的、有咽喉梗塞的、有奄奄一息的，根据他们的伤势分成不同部分送往梅维尔修道院。修道院的入口处机动救护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每辆车都送来四、五个四肢断裂、倍受折磨的伤员。每过一会儿就有尸体从修道院的后门抬出，抬往一直在工作的掩埋队。有一间屋子挤满了已不值得再送往别处去的重伤员，他们已毫无治愈的希望，连优先动手术的资格都没有了。其他房间挤满了痛苦不堪的“能走动的伤员”，但大多数人精神不错。他们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支烟和另一次长途汽车旅行。手术室外挤着长长的一排急重伤员，手术室的门敞开着，我经过时看到一位伤员在做开颅手术的可怕场面。那里到处是血和沾有血污的布片。在外面，战场上传来的轰轰炮声宣告死亡与残杀过程仍处于高潮。

　　“卢西塔尼亚号”沉没的消息也是这几天传来的。这艘巨大的邮轮恢复载客业务已有几个月，作为客轮已经进行了几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她载着2000名英国和美国平民从纽约返回利物浦。她所载的货物当中有少量的步枪弹药和大约173吨重的榴霰弹炮弹。在“卢西塔尼亚号”启航前，纽约就流传该船将被击沉的警告，事后追查到是德国政府所为。在5月4日和5日，在她驶近不列颠群岛时，据报告德国潜艇在爱尔兰海峡南部入口处把两艘商船击沉。6日又收到进一步的潜艇在这个区域活动的报告。随后海军部在瓦伦西亚的无线电台反复发出特别警告和消息。

　　5月6日凌及12点05分，致所有英国船只。

　　……避开一切海角。全速通过各个海港。行驶海峡中间航线。法斯特内特海外有潜艇。

　　5月6日下午7点50分，致“卢西塔尼亚号”。

　　爱尔兰南海岸外有潜艇活动。

　　5月7日上午11点25分，致所有英国船只。

　　爱尔兰海峡南端有潜艇活动。最后一次发现在科宁伯格灯塔以南。确保“卢西塔尼亚号”得知此情况。

　　5月7日下午12点40分，致“卢西塔尼亚号”。

　　上午10时在克利尔角以南5英里处发现有潜艇朝西驶去。

　　这些电报都及时收到。

　　1915年4月16日海军机密备忘录中有如下一段记录：

　　战争经验表明，快速轮船采用曲折前行的方法会大大降低潜艇突袭成功的机会，也就是说，以短暂而无规则的间隔改变航向，比如每十分钟到半小时改变一次。战舰在已知有潜水艇出没的水域巡航时几乎一律采取这种航行线路。潜艇在水下的速度非常慢，如果她不能事先知道或预测所袭击的船只的航线，要进入发动袭击的合适位置是十分困难的。

　　尽管有这些警告和指示(海军部贸易处在这些工作中值得称赞)，“卢西塔尼亚号”却并没有曲折行进，她以略快于四分之三的速度沿着寻常的贸易航线行驶，5月7日下午2点10分，在旧金塞尔海外8英里处，她被施魏格指挥官指挥的德国U—20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共发射两颗鱼雷，第一颗击中船体中部，发出一声巨响几分钟后第二颗击中尾部。20分钟后她船头朝下沉没，随船沉没的有1195名乘客，其中有291名妇女和94名婴幼儿。德国潜水艇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在全世界激起回响。有大量公民丧生的美国，其愤怒声震憾全国，这个共和国的四面八方，美国人民中的最强硬分子等待着武装干预的信号。信号并未发出，战争继续处于毁灭性的均衡状态。但从此以后在美国的协约国的朋友有了一件使亲德势力软弱无力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过了一段哀伤时期，这种冷漠无情的政策注定要寿终正寝。

　　即使在得知这场可怕悲剧的最早时刻，我就明白它所具有的意义。只有在反省这场大战的历史时，它的惨痛教训才能从当时的喧嚣与混乱中呈现出来。德意志帝国政府在两件重大事件上惨无人道、丧尽天良，它怀着罪恶的决心精心策划、蓄意切断维护世界文明和人类社会(尽管相互争吵)的根本纽带。入侵比利时和无限制潜艇战二者均求助于专家技术作为求胜的唯一手段。这些正是德国毁灭的直接原因。这些原因把强大而无形的力量引入反德的斗争，并无情地耗尽了德国的实力。在大战的头一年，若非入侵比利时，德国将必胜无疑；在大战的最后一年，若非无限制的潜艇战，没有力量能否定胜利属于她。导致德国垮台和我们得救的原因，不是她敌人的人数优势，不是她敌人的资源或智慧，不是她海陆军将领在公开的战斗中犯了错误，不是她的盟国虚弱无能，肯定不是她的人民或军队在勇气或忠心上有缺陷；而是她犯下这两椿大罪和历史大错。

　　与此同时，在达达尼尔的旗舰上正在展开最热烈的讨论。

　　3月18日以来，海军的上层圈子里流行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激进的一方比任何时候更相信铲除堡垒、扫清雷区、最终打通海峡是切实可行的行动。他们毫不怀疑舰队可以穿越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他们不断地提醒海军上将努力完成这项任务是海军的职责。他们对陆军遭受的惨重损失无限悲伤，他们感到无论如何难以忍受的是，在海军接到命令和为他们制订任务后海军竟袖手旁观，无所行动。因此他们敦促中将向海军部提议恢复海军进攻。

　　所有这些压力和陆军受折磨的景象对有胆有识的德·罗贝克中将产生了作用。他终于下决心向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表达了自己愿意恢复海军进攻的意愿。这份电报盖有好几个人的印章，也包括持反对意见者的印章。但是很显然，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所有出席“伊丽莎白女王号”会议的人都相信海军部在收到此电报后会立即下达作战命令。法国司令官盖普拉特上将打电报给海军部长，表示他充分期待参加决定性的进攻，并要求增加一艘更强大的军舰来增援法国中队。因此，海军的所有参谋人员和指挥人员都等待着一项伟大而庄严的决定。为了执行这项决定，他们要做好面对一切危险和忍受一切损失的准备。

　　德·罗贝克中将致海军部

1915年5月10日

　　加利波利半岛形势。

　　汉密尔顿将军通知我陆军受阻，部队向阿齐巴巴每次只能推进数码，恐怕会出现类似法国北部的事态。因此，我在292号电报中指出的情况发生了：

　　“如果陆军在向基利德巴赫尔推进中受阻，海军该不该在不摧毁沿岸堡垒的情况下强行通过狭窄段？这个问题完全取决于舰队在向狭窄段推进中能不能最好地支助陆军。舰队可以从恰纳克累下方推进保持交通线完整无损；舰队也可以从上方推进，但自己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切断。”

　　海军能给予前进中陆军的帮助虽然有效地压制了敌人炮台的炮火，但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大；在阻挡陆军的是战壕和机枪时，海军的支援就不大了；而阻碍陆军推进的正是战壕和机枪。

　　从敌人抵抗的强度来看，舰队驶入马尔马拉海可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有同样可能是达达尼尔海峡会在舰队驶过后重新封锁。如果敌人的抵抗能被及时制服，从而避免舰队由于缺乏供应而被迫撤出，那末海峡重新封锁就没有多大重要性了。

　　如果舰队进入马尔马拉海，支持陆军进攻的任务将托付给巡洋舰和某几艘老式战列舰——包括那些并不适合于大规模炮轰狭窄段的法***舰——这种支援的效果将显然远远小于目前整个舰队提供的支援。

　　半岛上土耳其陆军的士气表明，舰队强行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然后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海外，这件事本身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决定的关键似乎在于：

　　其一：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能确保战斗的胜利吗？

　　其二：如果海军受挫，那肯定将是一次严重的挫折，它会使陆军形势非常严峻，以至于危及整个战局？

　　这个电报值得仔细研究。它的用意显然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恢复海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德·罗贝克中将在电文中权衡了利弊，总的来说更强调不利的一面。但是同时他也明确无误地表示，如果海军部下令，他随时准备执行。这份电报令我不安。我当然一直主张恢复海军进攻。但是现在的形势与3月份和4月份的形势已大不相同，而执行德·罗贝克中将3月2日的决定，我们就要遵行另一条政策路线。这期间已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陆军损失了近两万兵力才登上了加利波利半岛。目前陆军确实受阻，但基奇纳勋爵告诉我，他打算向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增援他所要求一个军团。在炮火下登陆一直是最可怕的战争特征。登陆已经成功，而且，既然土耳其人没能阻挡住登陆，看来他们必定也无法阻止陆军进一步向前推进，只要大量的增援部队能迅速地投入战斗。因此，如果足够的增援部队能迅速派往，有合理的可能性使陆军战斗取得成功。

　　第二，意大利即将参战。根据刚刚签署的英意协议，我们必须派4艘战列舰和4艘轻型巡洋舰加入亚得里亚海的意大利舰队。我之所以采取这个行动是因为自3月22日以来德·罗贝克中将已明确地放弃了海军进攻，我们已决定动用陆军力量来解决问题。尽管法国增援军舰能起到缓解的作用，但从德·罗贝克中将的舰队抽调这些战舰是与进行坚决甚至是拼命的努力，单独以军舰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决定是不相容的。

　　第三，我们长期以来担忧的事终于发生了。德国潜艇已经驶入爱琴海。有数次报道说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水域已出现一艘或许两艘甚至三艘潜艇。“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位置变得异常危险，而且在达达尼尔海峡整个舰队的安全都受到了不能低估的影响。不仅如此，如果舰队成功地强行通过海峡抵达马尔马拉海，它就会在那一水域受到德国潜艇的骚扰。尽管这个事实不是结论性的，但舰队的行动可能会受阻，假设海峡在其身后被封锁，它在战略上发挥作用的有效期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

　　除此之外，由于陆军已经登陆而且一直激烈作战，舰队的责任就大大增加了。正如奥利弗将军一语道出的那样——“3月18日海军还是个单身汉，现在它在岸上有个妻子了。”

　　我脑子里考虑的全是这些事情，它们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当然，如果德·罗贝克中将展开决定性进攻的意愿不变，我们有可能在几周内重新创造能使他进攻的条件。我们的海军资源庞大，几乎与日俱增。到6月中旬我们就能够使他的舰队的实力大大强过以往，并且能够完成进攻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而且，到那时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怎样对付在爱琴海的德国潜艇，就可以知道，其威胁又有多大。然而，目前反对海军采取决定性行动的理由有很大分量。

　　另一方面，我极其渴望采取有限的作战行动。我希望海军攻击狭窄段的堡垒，从而验证一下我们所收到的有关敌人弹药短缺的报告是否真实。在进攻的掩护下，我希望能清扫凯佩兹雷区使它不再能阻止航行。现在扫雷部队已全部组织起来，这些是完全可行的行动。达达尼尔舰队尽管缩小了，但完成这项任务还是绰绰有余的。清扫了凯佩兹雷区本身就会开始危及土耳其人部署在半岛上的陆军的交通线。

　　然而，我看得出费希尔勋爵处于严重的过度疲劳。74岁的年纪不饶人。在我前往巴黎参加英意海军协议谈判期间，他显得心力耗竭。他对独自负责海军部工作表示出毫不掩饰的苦恼和担忧。毫无疑问，当时的巨大压力和事态的发展使这位年迈的海军上将担心得几乎发疯。德·罗贝克中将的电报尤其让他伤神。他预计将要面对他最恨也是最怕的那个要求：恢复海军作战，而且要一直弄个水落石出。

　　11日上午我们一起讨论形势。我一再努力讲清，我想要做的一切是要恢复攻打狭窄段的堡垒，并在炮火掩护下清扫凯佩兹雷区；我无意促使大家作最大努力强攻达达尼尔海峡和深入马尔马拉海。但是我没能打消费希尔的忧虑。毫无疑问，他认为如果行动成功，会大大加强后阶段重大进攻的理由；事实也的确如此。凯佩兹雷区是土耳其人的、也是他们的第一道防线。在我们交谈之后，费希尔勋爵在同一天“极不情愿地”送给我一份正式的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他全面而有力地重申了对达达尼尔军事行动的观点，他的结论是他不会：

　　在任何情况下站在德·罗贝克中将一边，除非两岸已经有效地占领，才同意他发动穿越达达尼尔海峡的进攻。……我因此希望大家清楚地理解，我与任何这类计划无关。

　　在同一天我给他答复：我绝不会向他提出任何“突击”达达尼尔海峡的建议，在此事上我与他意见相同。我又一次提出，作为对陆军行动的一种支援，有可能要求德·罗贝克中将攻击堡垒和清除凯佩兹雷区。我再次表示，我希望在任何实际问题上我们一直是团结的。我向他呼吁：

　　我们现在时历史上最重大的水陆两栖作战负有责任。你绝对负有责任。要将此事推向胜利需要最大程度的同志情谊、才智、坚毅、耐心。……

　　他第二天写信给我说，由于我的答复没有明确放弃在陆军占领狭窄段两岸之前海军攻击雷区的想法，他已经将给我的备忘录副本递交给首相。

　　关于你所说我绝对负有责任的话，我只能说，你必须明白(还有首相也一样)，我勉强默认的范围没有扩展到那种进一步的冒险，如在陆军完成其任务之前重复3月18日的行动。

　　由此可以看出，3月22日之后海军部和海军总司令永远不能同时做出进攻的决议。在21日他们还是团结一致的。此后则一方热一方冷了。在3月23日和24日，海军部没有下达实际命令就强烈要求进攻，而在战区的海军中将则说“不”。到了5月10日，当战区的海军中将愿意进攻时，海军部则说“不”。到了8月18日，受苏夫拉湾惨败的影响，海军部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授权海军中将最大程度地使用他的旧战列舰，而此项提议却遭到了海军中将理由充分的断然拒绝。最后，在最后撤退来临之时，刚刚接手指挥权的威姆斯将军在凯斯准将起草的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极为详尽的计划支持下，热情呼吁批准执行这个计划，但这次海军部又拒绝了。

　　此时从俄国、法国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坏消息频频传来，根据我在陆军战场上得到的印象，我向海军部各个部门发出如下总备忘录：

　　致战时国务大臣及海军部委员会成员

1915年5月11日

　　请通知海军部各部门首脑，据目前估计，此次战争不会在1916年12月31日前结束。海军部制订的一切安排与计划均应以此为依据。任何加强海军实力的措施若能在此日之前发挥作用，均应予以考虑。这一点适用于有关人员、舰艇、武器和储备的所有问题以及舰队、船坞的组织与维护，所有这些都必须适应力量的长期不断发展而不致过分紧张。我期待各部门提出发展与扩大它们活动的建议。

W.S.丘吉尔

　　5月12日晚，一艘德国水兵驾驶的土耳其驱逐舰在达达尼尔海峡用鱼雷将“歌利亚号”击沉，这一事件促使费希尔勋爵下决心召回“伊丽莎白女王号”，他向我提出有关此类的最强烈反要求。我本人并不反对这么做。最初的两艘装有14英寸大炮的重炮舰(当时命名为“斯通沃尔·杰克逊号”和“法拉格特上将号”)已准备就绪；如果派这两艘重炮舰和其他的炮舰、两艘“邓肯”级战列舰以及另外一些辅助军舰去替代“伊丽莎白女王号”，那末她可以返航回国。我同意了第一海军大臣的意见。我的表态令他大大松了口气并深表感激。我们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处境。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以减少损失，并从令人讨厌的境况中解脱出来。我却一定要竭力推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全力支持正处于艰苦斗争中的我们的陆军，这不仅是出于信念、而且还出于荣誉的呼唤。

　　我不得不向基奇纳勋爵宣布此消息。我邀请他来海军部参加5月13日晚的会议。我们围着八角桌而坐；基奇纳勋爵坐在我左侧，费希尔勋爵坐在我右侧，同时在座的还有其他高级官员。得知海军部要撤回“伊丽莎白女王号”，基奇纳勋爵顿时怒不可遏，往日面对艰难考验的镇定自若，已不复存在，他以前忍受内心痛苦时习惯性的克制态度消失了。他强烈抗议这种在他看来是在最危机时刻抛弃陆军的做法。而另一方面，费希尔勋爵更是大发雷霆。“伊丽莎白女王号”应该回国，应该马上回来，当晚就该回来，否则他立刻离开海军部。”我们若能在这关键时交换一下这两位了不起大人物的位置，让基奇纳掌管海军部事务，而派费希尔前往陆军部去抨击增援政策，俩人就会觉得快乐，一切都将进展顺利。但这样的解决方案是我们力所不能及的。我保持同意第一海军大臣的意见，并尽最大努力向基奇纳勋爵解释，说明重炮舰能提供同样有力的支持，而海军实力受损的风险却要小得多。我还向他介绍了我们将要派出的军舰，并向他做出最郑重保证——我的这一保证得到了海军参谋部的支持——我们决心以最有效的方法支持陆军。我想他在离开前有些放心了。

　　因此在一系列的电报中我与费希尔勋爵意见一致。我们下令德·罗贝克中将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以最大速度派“伊丽莎白女王号”回国。我们通知他“埃克斯默思号”和“崇敬号”马上归属他的舰队，在月底之前他将得到最早两艘重炮舰，它们是最新型的炮舰；他得到的补偿远远大于失去一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第一批6艘重炮舰从造船厂接手后将派遣去他处。等到他所指挥的法国中队的战列舰总数达到6艘时，他要将“女王号”、“伦敦号”、“无情号”和“威尔士王子号”在瑟斯比海军少将指挥下同样绝密地派往马耳他，准备和意大利舰队在亚得里亚海一起作战，以及满足英意海军协议中条款的规定。我们还通知德·罗贝克中将，我们认为海军独立行动强攻狭窄段的时机已经过去，在现有的条件下不会再出现；所以，他的职责是支持向前推进中的陆军。

　　发出这些电报——这些是我们一起所发的最后一批电报——费希尔勋爵和我就在那晚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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