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第十九

2025-04-09 08:00 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15·第二繁体

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第十九

作者：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英国

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5·第二》

出自————《战争通史》

　　战争初期海上与陆上均形成僵局，这里既有战略原因，也有同等重要的机械原因。由于水雷与鱼雷的威胁，最强大的舰队也丧失了攻击能力。由于使用了机枪，最强大的陆军也无法推进。军舰在进入攻击阵地时被水下爆炸击沉，士兵在进攻时被连续的子弹射倒。这就是造成我们困惑的祸害根源。把军舰关在港湾内以避免这个海上的祸害，为了消除阻碍陆上进攻的祸害，白白耗费了无数人的生命与斗志这些都是徒劳无益。机械造成的威胁只有以机械的手段予以消除。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较强的舰队与较强的陆军将重新获得其固有的进攻权利。在做到这一点以前，海军与陆军都将受挫，大家都将遭殃。这就是战争问题的关键，1914年末之后，这已成为明显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一事实，进一步的思考就会变得同样简单。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以免鱼雷继续祸害军舰，以免士兵们不必要地裸露着胸膛去对着机枪的扫射。一枚鱼雷或水雷可以将船底炸出一个大洞，由机器射出的无数串子弹中的任何一粒都可以穿透人体致人死命，这个十分明确的祸害和令人深恶痛绝的事实，不容半点忽视。要想进行战争和赢得胜利，就必须克服它。这个说起来似乎很简单的解决办法，它在好几月、甚至好几年的时间里被两大军事阵营内的许多头面人物轻蔑地拒绝和不予理会。

　　简单说一说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在船体与逼近的鱼雷之间或在人体与逼近的子弹之间隔上一块薄薄的钢板。

　　这就是1915年的战争与1915年的世界的一大秘密。但是当时几乎无人相信它。这个至关重要的天赐的无价之宝躺在尘土上，每个人都看得到，然而几乎所有的重要负责当局却对此视而不见。见到它的那些人——士兵、水手、飞行员与平民百姓，他们是另一类人，难以左右正统观点，他们必须进行一场漫长而吃力不讨好的斗争才能转变当局观念，促使当局采取行动。他们终于成功了。海军当局较早开始采取行动，对于陆军来说，这个过程更为痛苦。铁甲舰与“裹皮船”或“硬壳船”是防雷舰队的先锋，而坦克则是防弹部队的先锋。一旦解决了这两项发明在应用上的困难，较为强大的海军与陆军将可以恢复其由于新器械发展而被剥夺了的攻击力。但是，当铁甲舰、“硬壳船”与坦克被设计、制造出来并被摆在海、陆军统帅的眼前时，它们的用途却大多被荒置了。铁甲舰——其原型无疑是很不完善的——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而且从来也没有被用作海军攻击力量的一部分。坦克在数量上足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之前，便无远见地暴露给敌人。尽管如此，坦克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发挥作用。

　　与寻求海、陆进攻方法问题密切相关的另一大主题便是烟幕弹。用人造烟雾将某一区域遮盖住，以便当兵员或军舰通过或占领这一区域时敌人无法找到射击目标，这是第二种，十分简单而且显而易见的应急办法。烟雾与钢板可谓是情同手足。它们相辅相成，大显身手。

　　烟雾之后又发展出一种更加邪恶的武器——毒雾；这种烟雾不仅阻挡视线，而且损害眼睛，这种烟雾不仅使机枪手瞎眼，而且使他窒息而死。

　　所有这些想法在1914年结束之前已经萌发。

　　在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星期，英国海军部就奉命承担保卫英国免遭空袭的责任。于是，我们就有必要命令以敦刻尔克为基地的飞行中队，驻扎在比利时与法国沿海，以攻击敌人可能在入侵领地上建造的齐柏林飞艇或飞机库。这就导致组建装甲车中队，以保护我们海军飞机可能需要使用的前沿基地。敌人深受装甲车之苦，便挖断了公路，我立刻寻求各种办法填补坑坑洼洼的公路。与此同时，装甲车数量开始剧增，但是正当它们随着数量增多而开始显示威力时，双方战壕线的两端已经延伸到了海边，不再有任何开阔空间可供装甲车运动，两翼也已无迂回余地。由于我们已无法绕过战壕，显然只有从战壕上方越过去了。于是，我们去敦刻尔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考虑从上方越过。随后我们又考虑采用装甲车，再往后我们才想到了坦克。在1914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这条因果链正处在这个环节上。

　　自从海军上将培根从海军退役之后，他便一直担任考文垂兵工厂的总经理。1913年我把这家工厂保留下来，它占我们重炮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一，以后分配它生产一些快速战列舰上使用的15英寸大炮与炮塔使它充满生气。战争爆发后几天，我收到培根上将寄来的信，信中说他设计出一种可以通过公路运输的15英寸榴弹炮。我对这一惊人的宣布产生了兴趣，便派人把他召来。他劲头十足、充满信心地谈起了战争中大炮的普遍作用，并且特别做了预测。他认为现有的堡垒经受不住现代大炮或榴弹炮的轰击，这类大炮的威力实际上比在建造之初所设想的要可怕得多。我饶有兴趣地听着，而在随后的两周里，起先是列日的堡垒，接着是那慕尔的堡垒均被德国的攻城大炮摧毁。我又派人将培根召来，对他说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我问他能否为英国陆军制造重型榴弹炮，又问他需要多久能交货，他回答说他能在5个月内制造出第一门15英寸的榴弹炮，其后每两个星期便交付一门。因此我建议陆军部订购10门。

　　主管军需的冯·多诺普将军对制造这种“新奇大炮”的想法颇感犹豫，怀疑这种大炮是否能造出来，或造出来是否有用。但是基奇纳勋爵却对这个想法产生了兴趣，于是立刻发出定单。我许诺培根上将，假如他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榴弹炮组装起来，他可以在法国亲自指挥使用这些大炮。这项重大的应急任务由此得到了保障，事实上直到那慕尔陷落之后才定制第一批这种大炮，在新沙佩勒战役中开始使用。

　　我始终密切关注着大炮的设计与进展情况，从一开始我就得知，那种大炮连同炮弹与炮床在战场上要拆散移动，需用8辆巨型履带牵引运输，这些炮车的图形极具启发意义，当10月份培根将军领我看这些运炮履带车时，我立即问他这些履带车是否能带着大炮与炮手越过战壕，如果不能，他是否能制造出这样的炮车。这次讨论产生的结果就是培根上将的新设计。1914年11月初，我吩咐他制造一个供实验用的样品，同时将计划提交约翰·弗伦奇爵士与基奇纳勋爵。1915年2月13日，由于样品表现出符合要求，我便吩咐定制30辆。到1915年5月这些装有桥形结构车辆的第一辆接受陆军部的试验。当时它被否决。原因是它无法从4英尺高的坡上驶下来，也无法穿越3英尺深的水域(即便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一辆坦克能达到这个成绩)，它还无法完成其他一些极其苛刻、令人实在恼怒的测试。然而，在这次测试之前，我30辆定单已经取消，因为在那时候我们已经得到了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机构提供的更好的设计方案。从而大战期间首次试图建造能跨越战壕的战车或所谓“坦克”的努力就这样告终了。

　　第二次试图制造坦克并说服军方采纳的过程如下：

　　此事与上述的事情毫无关系，大约在10月中旬或下旬，派驻法军总部担任官方联络官的E.D.斯温顿上校，也意识到与预见到生产这类武器的必要性。他向汉基上校提到这个计划 [ 原注：即后来任帝国国防委员会大臣莫里斯·汉基爵士，此时他任战时会议秘书。 ] 。到了12月末，汉基上校写了一篇论文，阐述这种武器和其他一些机械装置的必要性。他把这篇文章散发给内阁中负责战争事务的各位成员。

　　读了这篇文章，我便联想到给培根将军下达的指示，于是1月5日我给首相写了一封信，在此我要摘录其中一些重要段落：

　　短期内用小小的装甲外壳将一批蒸汽履带车装备起来，这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种车里面可以坐人，可以安置机枪，而且可以防弹。如夜间使用，炮火不会对其有任何影响。由于装有履带，它可以十分容易地越过壕沟，车身的重量可以捣毁所有铁刺网。这样的车子秘密地准备40或50辆，夜间将它们带入阵地，它们定然能够冲入敌人的战壕，利用机关枪和车顶扔出的手榴弹，将一切障碍物摧毁，将战壕扫平。它们可以为英国的增援步兵提供许多冲锋的掩护点。然后它们可以继续向前攻击第二道战壕。为此须付出的代价是微小的。如果这项试验不成功，那又能造成多大损害？显然，若早有明智之举，这样的工作在两个月前就应该开始做。现在当然应该干了。

　　护罩显然是另一项早该大规模开始做的试验。要问哪种护罩最好，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应该制作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护罩；有的适于手持，有的适于穿戴，有的适于护轮。如果目前的泥泞地妨碍牵引机护罩发挥作用，第一场霜冻便能将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有鉴于此，我已在一个月前命令根据海军航空部队能做到的是最好设计制造20套车轮护罩。这批护罩很快将竣工，如果有必要，可以用作试验。

　　第三件应该大规模系统使用的武器就是人造烟雾。我们可以制造小型烟雾筒，这种烟雾筒点着之后能产生大量的黑色浓烟，浓烟可以随意停止或释放。与此紧密相关的其他几件事我已引起你的注意，由于这些事涉及机密，信中我就不再一一陈述。

　　我们面临的最大危险之一就是德国人可能正在制造或准备制造所有这些惊人的武器，以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发现自己遭受到全新式样的进攻。一个由军官工程师与其他专家组成的委员会应该长期设在陆军部里构想各种方案和审查各种建议。我要在此重申：在多数情况下事先不可能进行长时期的试验。如果某些武器要拖到符合需要才能制造出来，那末生产这些武器就必须与试验这种武器同步进行。这样做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浪费了一笔小钱。

　　在接到我1月5日写的信之后过了两、三天，阿斯奎斯先生亲自将信放在基奇纳勋爵面前，敦促他立即对信中所言之事展开研究。基奇纳勋爵完全赞同我的计划，于是将计划交给了军械署。这种处理实际上断送了第二次制造坦克的努力，这项计划就这样被体面地埋进了陆军部的档案堆里。

　　我不知道写给首相的信最后结果如何，也不知道陆军部采取了什么措施；但是我的印象是，我们并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军事当局完全不相信制造这种机器的可行性与这种机器制造出来之后所具有的价值。然而，每当海军部与政府公务的巨大压力提供机会时，我总要时常考虑这件事。因此，1915年1月19日我给空军署署长送去一份备忘录，指示他以蒸汽压路机进行某种实验，目的在于利用压路机自身的重量压毁敌人的战壕。对于机械我当然没有什么专业知识，所以只能提供一些建议性意见，负责筹措资金，下达进行各项实验的命令。这场特殊的实验(汉基上校在他12月28日的文章中提到此事)由于机械上的缺陷而失败，但是无疑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助于装甲军军官及与此相关的专家们达成共识，它为进一步寻求更有效的解决办法提供了想象力。

　　为了生产与运用这种以后被称为“坦克”的车辆，进行了三次相互完全没有联系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由于机械缺陷或官员阻挠而付诸东流。这种僵局很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法国的军事当局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也没有对这类武器提出要求；文职部门或其他部门提出的这类建议全都被陆军部否决了。接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便开始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埋头处理海军部的重要公务。然而，指挥装甲车中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其本人又是讨论这类话题的中心人物，于2月17日邀请我吃饭，旨在见见装甲车中队的几位军官。席间话题转入越野装甲车辆，赫瑟林顿少校也属于这个装甲车中队，并了解已经进行的几次实验，他对这件事发表了语气强烈、颇有见地的观点，主张建造前所未有的陆地战舰。

　　通过这次谈话，回家后我决心立即下达紧急命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我历来深信不疑的项目。于是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递交他的计划，他当时的设计是一个安装在直径为40英尺 [ 译者注：似有误。 ] 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他的计划转交给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敦促他拿出大量精力与他在机械方面的才智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此外，在第二天，即20日，我还召来海军主任建造师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 [ 原注：即以后的尤斯塔斯·坦尼森—德恩考特爵士。 ] ，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便在海军部我的卧室里举行。会议的成果是根据我的命令组织一个海军部陆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担任主席并直接向我汇报，我督促他们最紧张地、不遗余力和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从1915年2月20日该委员会成立，直到1916年8月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问世，这之间有着不间断的因果关系。

　　3月20日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向我汇报工作，他负责的委员会研究出了两种类型的车辆，一种靠大车轮行驶，另一种靠履带行驶，这两种车辆都比赫瑟林顿少校最初设想的要小许多。我立即以备忘录要求他将时间与花费估算出来。

　　得到数据之后，3月26日我负责订购18辆这种车辆，其中6辆是车轮式的，12辆是履带式的，这种车辆当时被称为陆地战舰。

　　我因此对这笔7万英镑的公款开支承担了个人责任。我没有让海军部领导班子与我分担这个责任。我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插手这个领域，此时我知道军械署对这类想法很不以为然。我也没有通知财政部。

　　将这么一大笔款项用于如此冒险的一个项目，而且陆、海军方面的任何高层专家均未肯定过这个项目的优点，这可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重大决定。更何况这件事完全在我这个部门的范围之外，也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如果事实证明坦克彻底流产，不能为军方接受或不能在战争中使用，如果我因此事而遭到议会委员会质询，如果我被指控将公款滥用在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上，并且从未就此事征求有关军事部门的专家意见，我将无法替自己找到有效的辩护词。我的辩护词只能是严酷的战争形势与我的个人信心——我相信有必要打破僵局以便生产这种车辆。但是只有当这种车辆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的辩护词才能有效。

　　可以听到普遍的评价意见是，能够运载大炮与士兵、能够越野过沟以及翻越其他天然障碍物的装甲车辆，并不是什么新奇想法。T.G.韦尔士先生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实际上囊括了所有这方面的想象力。而且，战争的历史从最初就充满了用以攻打堡垒或工事的这种机械。运用这种想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相当明白的。当时，防弹装甲经过各道硬化工艺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内燃机提供动力已经问世。履带系统也已广为人知并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构成坦克的三要素在原理上已是唾手可得，想法付诸实现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有两点必须要区分清楚：

　　(a)首创与支持导致坦克诞生的行动的责任；

　　(b)除主要原理外解决设计中的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的功劳。

　　这些贡献是完全独立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说坦克是被“发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此人发明了坦克”。但是确实有过明确下令制造第一批坦克的时间，确实有过根据这个命令设计出一辆有效坦克的时间。

　　我认为在技术上完成这个计划是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负责。若没有他的高度权威与精湛的专业知识，这个计划不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指导下，威廉·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修改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但是我批准使用这笔公款的依据是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的天赋与知识和他做出机械困难均能得到解决的保证。无论他说某件事能办到或办不到，某个机械问题可以绕过去或直接解决掉，我都相信他，正如在前一个项目中我相信培根上将一样。只要他说某件事办得到，我就准备承担风险与责任，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赋予必要的权力。我只与他一个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儿接受命令。

　　其他一些人，诸如斯温顿上校与T.G.塔洛克上尉，都了解了制造坦克的构想，在1915年1月曾向陆军部提出特别建议。然而，这些人没有足以成事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全都因上司的阻挠而不了了之。他们的不幸在于无权调度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或无法说服有权力调度资源的人。

　　1915年5月底我离开海军部之后，这项事业再度面临重大威胁。新组建的海军部领导班子四人中有三人是旧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了新任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支持，他们似乎认为，这笔已经发生大约4500英磅的开支是不合适的，完全不合海军部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我当时卷入的事物普遍持否定态度，并建议终止合同，取消整个项目。然而，坦尼森—考特先生始终忠实于我委任他的使命。他警告我，海军部即将做出的决定，或许已经做出的决定。因此，作为内阁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我亲自向新任海军大臣贝尔福先生呼吁。贝尔福先生在听取我的呼吁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应该继续建造一辆试验用坦克。虽然只有一辆保留了下来，但是它证明是“坦克之母”，1916年1月在哈特费尔德公园展览时，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使用的坦克的真正模型，成为大战中作战的所有重型坦克的样本和理论上的原型。

　　我在1月5日写给首相的信中有一个段落谈到烟雾的使用并提到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此事值得一提。

　　1914年9月上旬，中将邓唐纳德勋爵(著名海军上将科克伦的孙子)在与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中提到他祖先传下来的制造烟幕以及利用有毒却不一定致命的浓烟把敌人赶出阵地的各种计划。邓唐纳德勋爵写道，“基奇纳勋爵立即告诉我，他认为这些方法对于陆战毫无用途，既然这些方法是由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还是去海军部讨论这些方法。” [ 原注：见唐纳德伯爵备忘录(未出版)。 ] 于是有人介绍邓唐纳德勋爵给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后者于9月28日会见他。第二海军大臣的态度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写道(9月29日)，“我与路易斯亲王谈了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见丘吉尔，但不要对他提及我们。”我曾在邓唐纳德勋爵的旅里服役，参加过南非的莱迪史密斯城的解救战役，因而我立即约见了他。对他的想法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要求看一看杰出的科克伦传下来的计划。邓唐纳德勋爵考虑了几天之后给我的答复是：他觉得国家的危难使他最终决定公布他珍藏了一生的秘密。10月中旬，他把这些历史性的文件带给了我，这些文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一度交由英国政府处理。在文件的扉页上这位海军老将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对于帝国的智者一语已足：在敌垒上风，点燃大量硫磺，所有堡垒尤其海上堡垒在浓烟笼罩下，能使敌人不抵抗而投降。”读者被其赞美话所迷住，无疑引起对它的重视，并立即了解其全部含义。我刻不容缓地派人请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巴腾堡的路易斯亲王)，与他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我当时千方百计探索这个主题，但又不能泄露秘密。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讲求实际和具有创造性的智力，似乎特别适于担当此任。然而，结果却被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邓唐纳德勋爵不断向我提出基于他祖父思想的一些出色的建议，我在发出了进行试验的决定性命令后继续秘密地努力寻求有能力的专业人员的认可。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此方法的成功使用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向统计资料表明，(从西面)吹来的风远比吹自相反方向或指南针东区的风更为经常，11月、12月、1月以及2月期间尤其如此。……

　　……装载硫磺的船只应该由戴防毒头盔的人员指挥与操作。……

　　对数英里长的战壕的进攻，则应对敌方战线分段施放硫磺和烟雾，介于中间的几段不施放硫磺只施放烟雾，以便使敌人大炮看不到目标。

　　毫无疑问，邓唐纳德勋爵在那时候完全掌握了毒气与烟雾战术的整个概念，他是直接从其祖父的文件中取得这种办法的。现代化学为这些概念提供了可怕的可能性。使用有害或有毒烟气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因此，我们不能使用这种武器，除非敌人首先使用了这种武器。但是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德国的化学与德国人的才智，我就益发不安。由于很难得到陆军或海军高层的支持，而且我也没有精力思考这些额外的问题，于是我只能另想他法。1月份，我建议邓唐纳德勋爵将他祖父的方案拿给汉基上校审阅，3月21日，我命令围绕这项研究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委员会，邓唐纳德勋爵任委员会主席。然而，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背离业已接受的战争法。

　　我与委员会的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有限领域内，我们也要受国际法和国家政策的限制，所以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但是到了4月10日，我在写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信件中已能这样说：

　　我见到了在我命令下进行的惊人的制造烟雾的实验。这是一种结构十分简单、轻便可携的金属圆锥形容器，高3英尺、底部宽6英尺，借助重力将苯输入底部。喷在圆锥体表面上的一层油可以产生浓烟，你只需拧紧燃料供应的开关就能瞬间关闭烟雾。

　　我是为了海战的目的研制这种武器的，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越来越相信它对于你正在进行的那种战争也同样重要。如果风向有利，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彻底笼罩整块区域，使敌人的炮兵与步兵失去目标。你可以用它遮蔽一个村庄或一段战壕，直到你的士兵端着刺刀实际上指着敌人。你也可以用它在关键时刻掩护一支骑兵大队，到达决定性的地点。

　　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悍然违背战争法，在进攻中首先使用了毒气，第二次又在伊普尔战役中使用。德国人的愚蠢罪行最终注定招致严厉报复，因为其对手在风向上享有利地位，而且在科技上最终也略高一筹；但是其对手出于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

　　有关坦克，还有一段故事需要追述，因为我颇希望这件事能载入史册。1915年11月我在即将以目前的环境中辞职，退出内阁，加入了驻法英军，我自以为给他们带去了一件好礼物。这件好礼物就是战斗与胜利的概念；我知道总司令约翰·弗伦奇爵士会满怀友情仔细研究我提出的建议。所以，到达司令部之后我草拟了一份文件，日期是12月3日，题为“改变方式的进攻”，这份文件后来印给帝国国防委员会。我将文件交给约翰·弗伦奇爵士，随后又交给他的后任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这些“改变方式的进攻”中的第一个摘录如下：

　　履带车

　　履带车这类车辆可以用于摧毁敌人的铁刺网，控制敌人的火力。英国已有大约70辆即将竣工，等待验收。这些车辆要么不用，要用就必须一起使用。它们应秘密布置在整条进攻线上，每隔两、三百码布里一辆。在进攻前10分钟或15分钟，它们应通过最佳路线推进到前边空旷地带，在准备进攻的地点穿越我们的战壕。它们能逾越任何普通的路障、沟渠、防护墙或战壕。每辆履带车携带两、三挺马克沁式重机枪，并且装备火焰喷射器。除非被野战炮迎面击中，否则它们将势不可挡。到达敌人的铁刺网区，它们将转向左面或右面，与敌人的战壕平行前进，扫平敌人的胸墙，并以略微蛇行的路线碾碎敌人的铁刺网。在战斗中，由于履带车十分接近敌人的战线，所以对方大炮对它们也无能为力。通过这样造成的突破口，持盾步兵可以奋勇前进。

　　如果使用大炮清除铁刺网，必须在几天前就要宣布进攻的方位和即将开始的时间。但是依靠履带车，在铁刺网清除之后进攻几乎就可以立即展开，也就是进攻可以赶在敌人进行增援或采取任何特殊防卫措施之前。

　　履带车实际上能够逾越敌人的战壕，并且继续推进切断敌人的交通壕；但是目前没有必要急着走这步棋。以后可一步一步走。一旦敌人的前线落到了我们的手中，为履带车寻找深入推进的最佳点就容易了。履带车什么样的坡都能爬。简而言之，它们是移动的机枪扫射塔和铁刺网碾毁机。在海军使用的鱼雷网切割器的前端装上引导器可以帮助收集铁刺网，这种方法被证明十分成功。切割铁刺网并把它缠绕起来的这种机器颇为壮观，只有亲眼目睹人们才会相信。切割机的操作像是自动割捆机收割庄稼。只要提前三、四天通知堑壕作战部门，该部门便能进行示范演习。

　　在当前季节，发起上述形式的进攻显然需要霜冻天气，在黑暗无光下进行突然袭击。履带车面临的障碍有两种：其一是防卫雷区、定向地雷以及埋在地下的炮弹等；其二是隐藏在胸墙后的野战炮。如果这种方式的进攻奏效，下一步还可以设计新的办法。这些履带车在没有真正运抵法国之前是无法完全估量其威力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借助冬天的漫漫黑夜，我们不仅能够占领一条战壕，而且能够连续占领数条战壕。当履带车进入敌人的阵地，敌人的大炮就更难以朝它们开火，随着混乱的加剧，敌人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些移动物体的位置并瞄准它们。白天它们会成为活靶子； [ 原注：我低估了它们对付敌人和保存自己的能力。 ] 但是，如果到白天情况全已变样，它们即便无法撤退，也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它们能够带领步兵一起进攻，起到引导进攻和确定进攻路线的活动据点的作用。

　　进攻时运用履带车的计划直到1917年11月第一次康布雷战役中才付诸实施。根据随后几年的经验能够查出首次使用履带车的许多问题；但是它可以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主要基础。3个月后，即1916年2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曾亲眼见过“坦克之母”的早期试验的斯温顿上校，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大规模坦克战计划，即便如此，最高指挥部还是花了两年多时间才学会如何按照坦克最初设想的特性使用坦克。在这段时间，各种可以想象得出的错误全都犯了，这说明对坦克缺乏了解。在索姆河战役中，尽管我提出了抗议，阿斯奎斯先生和劳合·乔治先生也提出了更为有力的反对，首批20辆坦克还是被鲁莽地暴露给了敌人。巨大的出人意料和突然打击的优势就这样白白送掉，而此时坦克数量很少，它的效能还在试验阶段，坦克兵也几乎未受训练。仅仅为了夺取几个已变为废墟的村庄这么一个小小目的，就将坦克这个无价概念泄露给了德国人。如果这个概念能够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得到整体运用，它定能赢得一场伟大而辉煌的胜利。不幸中的万幸，各国的高级军事当局的思想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这次泄露并没有引起德国指挥部的注意。虽然充满新奇而恐怖的坦克已不再是幽灵；但是我们至少在1917年没有遇到大批德国坦克。

　　那一年，还出现英国的坦克进一步被误用的情况。他们未能在干燥天气、在未受炮击没有弹坑的地面上、在容易使用坦克进行突然袭击的地区一下子全部使用坦克，而是把它们作为步兵辅助物三三两两地投入帕斯琴德尔的沼泽地与弹坑地里。敌人已对这种零零散散使用坦克的方法习以为常，何况坦克自身已陷入泥泞动弹不得。事实上到1917年末，英国陆军中的许多高层单位几乎已经认定坦克毫无用处，那些华而不实、自以为是的人又开始老调重弹，对这种非专业的应急手段大加指责。幸运的是，坦克的滥用以及由此德军的失败，在德国人的心目中也产生同样的印象，敌人又一次错失良机，未能“用我们自己的石头”砸我们的脚。

　　尽管两年前就已开始论证，尽管坦克部队的军官不断呼吁和争辩，直到帕斯琴德尔战役之后坦克才有显露身手有机会。它们终于可以大打出手了。它们终于获得机会表明，它们无须开炮惊动敌人便能够摧毁铁刺网，从而恢复了现代战争进攻的突发性。1917年11月20日开始的康布雷战役应归功于宾将军指挥有方。虽然在坦克运用上有些迟缓和犹豫，但是却取得了决定性的成果。几个小时便获得胜利，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然而，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利用战果的准备，接下来的结果令人失望，几天后甚至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直到1918年，烟雾与坦克的配合以及用烟雾掩护坦克群的挺进，坦克才在战场上被实际采用。如果战争持续到1919年，那末每辆坦克便都能具备自己施放烟雾的功能，所有坦克战都将在人造烟雾下进行。但是康布雷战役之后，坦克确立了自己的名声，于是，在整个1918年它们成了敌我双方的法宝，成了英军、法军和美军进攻时的决定性武器与特色。

坦克与烟幕弹的起源·第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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