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战争爆发·第五

2025-09-25 08:18 大东亚补给战战争通史繁体

日中战争爆发·第五

作者：中原茂敏·日本

出自————《***补给战》

出自————《战争通史》

　　 华北、华中地区的日中紧张关系

　　 1933年5月日中签订塘沽协定，华北地区脱离中国***实行自治。我国根据该地区的重要资源，制定日、满、华北5年经济计划，实质上将华北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蒋介石对日本逐步打入中国的行动，由于国力不足，避免武力对抗。对此，中国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英、美对日本于1933年2月退出国际联盟也未采取任何制裁手段。

　　 1935年，我国为了统治华北地区，成立冀东自治政府，殷汝耕担任主席。这给1937年初日本搞沿海走私贸易导致***愤慨和掀起排日运动留下了祸根。1936年5月，我国又将华北驻军从2,000人增至5,000人，这就大大刺激了排日运动。

　　 1936年10月，关东军田中隆吉中佐参谋指挥内蒙德王的军队进攻***军被击败(绥远事件)，中国在排日、抗日的基础上又加增了蔑日。

　　 12月中国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于1928年被炸身亡后，作为***的将领，率领被逐出满洲的13万东北军在西安讨伐中***队，这时提出了***的建议。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未予采纳。于是，张学良就把蒋介石软禁。

　　在说服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于12月25日释放蒋介石，***取得了进展。国共终于在1937年2月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团结抗日的呼声不断高涨，到1937年前后，蒋介石已经无法控制排日、抗日运动了。中***民的抗日热情非常之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日中部队在芦沟桥演习中发生冲突

　　 1937年7月7日午夜，中国驻屯军第1步兵团(团长牟田口廉也大佐，后任马来亚作战的第18师师长、英帕尔作战的第15集团军司令官、中将)在北京西南25公里的芦沟桥附近举行夜间演习时，遭到了一发炮弹的无故袭击。不幸，日中两***队意外的战斗打响了。事后虽作了就地解决，但善后措施欠妥，战事迅速扩大。

　　国内对事变的处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不幸的是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这时病危住院，多田骏中将(宫城人、后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大将)于8月14日接任(今井中将于1938年1月22日病死)。此外，在现场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也处于病笃之中，新司令官香月清司中将于7月11日接任(田代中将于7月16日病死)。这样、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和作战部长石原少将就共同负责处理此次事变。

　　 是否扩大日中战争

　　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坚持：“目前应一心扶植满洲国和完成对苏作战准备，以巩固国防，不应插手中国而打乱我国的战略”。

　　实际上，我国为加速满洲国建设、加强对苏作战准备和执行一年前决定的重要产业扩充计划等已竭尽全力，根本没有打日中全面战争的作战能力和国力，只可采取就地解决，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国力(经济力)不增长10倍，是没有能力打日中战争的。现在就打不得。我国有作战计划而没有战争计划。这既是石原的灼见也是石原的预言。他主张尽量避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问题。7月8日，闲院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的9年内任参谋总长、元帅，1945年5月未见战败即故)为制止事态扩大，立即指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避免进一步行使武力。

　　在7月9日内阁会议上，我方仍坚持不扩大的方针，希望中国方面通过反省迅速收拾事态。

　　为坚持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军事争端，日中双方军队举行了谈判，但谈判未取得进展。这时参谋本部从华北的双方兵力对比中发现，仅中国驻屯军难以保证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遂于10日决定向华北增派部分兵力，以防形势恶化，但未进行军事动员，于11日从关东军和驻朝日军抽调部分兵力增兵华北，同时组编航空兵团派往满洲。

　　北京地方政府和我天津驻军正在艰难地谈判停战协定，中***队约万人则对我天津的大沽军用栈桥、仓库，通州守备队的营房，以及三处日侨住宅同时发起攻击，造成多人伤亡，我于7月28日增兵3个师。

　　 7月中旬以后，旅居长江上游的我国侨民因局势不稳而撤至上海集中。8月9日大山海军中尉在上海被枪杀，米内海军大臣强烈要求陆军出兵，陆军遂于8月13日向3个师下达动员令，于8月15日编成上海派遣军。这次也和“九·一八”事变第二年1932年1月将战火燃至上海一样，于9月向上海派兵。石原作战部长仍坚持绝对不扩大方针，这时提出辞职，于9月28日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离开了东京。不扩大派离开后，剩下的全为清一色扩大派。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爱知县人)，是前后驻华达10年之久的中国通，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不扩大方针失败后，近卫首相于8月15日发表了“膺惩中***队暴戾的声明”。近卫文麿是6月4日才任首相的。

　　日本更于8月24日派遣三个师，9月1日派遣1个师，使华北地区的兵力增至8个师，后于9月5日向上海增兵3个师，使华中地区的兵力增至6个师，总兵力达14个师，遂于9月2日将北支事变 [ 译者注：华北事变 ] 改称为支那事变 [ 译者注：日中战争 ] 。

　　上海敌军，阵地坚固，兵力雄厚，抵抗顽强；我军装备不良，弹药不足，进攻极其困难。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将指挥的第10集团军在杭州湾登陆，敌军战线开始崩溃，前后打了3个月。我军于12月13日攻占了首都南京。

　　通过一系列动员，陆军在原有10万吨船舶的基础上，又征用民用船舶36万吨。当时，日本保有船舶650万吨，当然可以征用船舶出征。但是，我国经济是依靠进口物资支撑的，国力的形成不得不首先依赖船舶的输送能力。当作战所需船舶随着战线的延长而增加时，军方和政府所需的船舶应作调整。政府和大本营应从战局的发展出发，就船舶的使用问题作出决定。分配船舶是一项最重要的国策，但始终存在着问题。

　　我国用扑灭小火灾的办法解决日中战争，终究没有奏效，起初想以3个师的兵力，在3个月内解决问题；接着想以10个师的兵力，在一年之内解决问题；待战火蔓延至华中，又想以15个师的兵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解决问题；至1938年，投入的兵力包括1937年动员的7个师，达24个师，终于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我国首次实施军需动员

　　我军进攻上海苦于弹药不足。我国平时弹药储备极少，在战争爆发后1个月的8月7日，决定追加华北战事预算4亿日元，其中1亿日元为弹药费。战前1936年度的实际弹药费为5,600万日元，立即紧急筹备1亿日元弹药是很困难的。因此，要求下令进行军需动员的呼声很高，但担心动员会给产业界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没有立即下达动员令。随着军事动员的扩大，我国终于在10月5日首次下达军需动员实施训令。

　　临时国会批准追加预算，1937年度的陆军预算，包括原来批准的预算，达23亿日元。

　　如前所述，我国在1918年4月16日修订国防方针以后，制定了军需工业动员法。1934年，我国扩大动员范围，将军需工业动员改为军需动员，陆、海军每年制定军需动员计划。而后，我国于1937年10月5日首次下达军需动员实施训令，将10月6日定为动员第一日。10月7日陆军在陆军省召集全体军需动员部队长官开会，陆军大臣下达了军需动员训令。

　　军需动员部队不断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一支军民约150万人的大部队，包括军用飞机系统的航空本部、8个航空技术研究所、8个航空补给厂和1个航空工厂；陆军兵器系统的兵器行政本部，10个技术研究所、8个兵器补给厂和8个兵器制造厂，共257,000人；电子器材系统的多摩陆军技术研究所；船舶系统的陆军运输部；燃料系统的陆军燃料本部和燃料厂；此外还包括被服厂(总厂和若干分厂)、粮秣厂、卫生材料厂、军需品供应厂、兽医器材厂(车辆不足，马匹为主，成立总厂和若干分厂)及制绒厂。有些单位也为海军提供服务。

　　对英、美开战以后，航空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国于1943年10月成立军需省，下设航空兵器总局，陆、海军航空本部的负责人参加总局工作，由总局负责陆、海军飞机的统一生产。航空兵器总局系统以民间工厂为主，人员超过75万人。

　　 我国是无资源国家

　　我国出口棉织品和生丝等物资，进口工作母机、石油和废钢铁等战略物资，以发展作战能力和国力。

　　石油95％依靠进口。其中，70％从美国进口，15％从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英属婆罗州进口，其余则从苏联的库页岛等地进口。1931年的石油进口量为210万千公升，1938的石油进口量最高，达600万千公升，但不到现在一周进口量。1941年8月1日，美国禁止向日本出口石油。

　　陆军原来没有修建油库，到1939年5月始储备油料70万千公升。

　　其次，工作母机是兵器之母，是产业之母，也是我国工业的最大弱点。如图所示，日中战争爆发时，国产与进口的工作母机各占一半。战争是在兵器和飞机的核心生产设备——工作母机如此缺乏的情况下扩大的，当事人为采取对策伤透了脑筋。那时，我产业界只能增产有限的工作母机。因此，我国立即采取紧急进口措施，组成采购团派往美国，并增加驻美技术官员。采购团在基本上达到目的以后，于1938年2月2日回国。政府向增加设备的兵工厂和民间飞机工厂发放贷款。

　　铁矿石也是88％依靠进口和从海外运进。其中，90％从英属马来亚、海峡殖民地和中国进口，部分则从满洲和朝鲜运进。1928年生铁产量才超过100万吨(现在的钢材年产量约为1．07亿吨，居世界三大产钢国的第二位)。

　　当时我国主要用平炉炼钢，在生铁里掺进50－60％的碎钢进行冶炼。日本的产业史很短，废钢缺乏，70－80％的废钢从钢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工业国美国进口。1940年9月，美国对日本实施钢铁禁运。

　　铜、铅和锌是生产枪、炮弹药必不可少的。昔日产铜国日本在昭和时期也只能一半自给。1940年铜的需要量最大，达23.4万吨，而我国的1943年最高产量仅12.3万吨。半数铜是从美国、加拿大和中南美进口的。美国铜产量占世界产量的50％。

　　锌1940年的自给率为40％；铅1935年的自给率仅8％，至1940年也只达到20％；其余全部依靠进口，其中一半来自美国。因此，官民共同努力争取锌、铅自给，所产锌、铅在1941年以后可满足我国的最低需求。我国重要资源都仰仗进口，特别是依靠从美国进口。因此，国防也就靠不住了。

　　 企划院的诞生

　　 1935年5月，冈田内阁成立内阁调查局，吉田茂(后任厚生大臣)任长官，铃木贞一陆军大佐(对英美开战前后出任重要的企划院总裁、国务大臣、中将)和阿部嘉辅海军大佐(后任企划院部长、中将)任调查官。1937年5月，林铣十郎内阁将内阁调查局升格为企划厅。同年10月25日，近卫内阁又将内阁资源局并入企划厅成立企划院，使其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

　　企划院是制定计划的机关。其任务为，制定生产力扩充计划即国力发展计划，此项计划为保证陆、海军军备计划的执行，增产其所需军用物资；并制定物资动员计划即民需综合调整计划，以保证国民生活的需要。

　　企划院由总务、内政、财务、产业、交通、调查6部和总裁官房组成，泷正雄任首任总裁(亲任官)。

　　陆、海军根据广田内阁决定的国防方针和国策基本纲要，决定各自的扩军计划。1937年5月29日，陆军向政府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要求钢材产量在5年内增加一倍，达到1,000万吨。

　　满洲国方向，满苏边境的纠纷虽从1932年至1934年的152起，增为1935年至1936年的328起，但我国驻满兵力仅3个师，而苏驻远东地区的兵力为17个师。当时，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莞尔大佐就指出，我陆军有作战计划而没有战争计划，倡议日满两国必须建立军事工业。因而，我国于1936年6月制订第一个满洲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1937年1月予以批准，首先执行1937年至1942年的五年计划。

　　这是一个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中心的重工业化计划。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于1937年12月成立后，扩建鞍山钢铁厂，新建本溪特种钢厂、抚顺的煤矿和人造石油厂，并在鞍山、沈阳和大连新建有关机械厂；在兵器生产方面，新建满洲航空工厂、满州飞机株式会社和奉天(沈阳)兵工厂等，陆军则于1938年在沈阳新建南满兵器制造厂，从而大大推进了满洲的重工业化。

　　此外，我国还制定了1939年至1943年的华北产业四年计划。

　　企划院在研究上述情况后，制定了充实军备和扩大生产力的计划，通过经济自给自足和国防独立完成对苏防御，确立远东和平，扶植满洲国，解决日中战争，以此作为其首要课题。

　　 生产力扩充计划

　　陆、海军扩大武器装备生产是根据1937年10月5日下达的军需动员令实施的。但企划院的计划难产，1938年度至1941年度的生产力扩充计划，迟至1938年度即将结束的1939年1月才确定。

　　战争在不断扩大，估计日中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但战争计划中的国力增长计划却推迟了两年方执行。

　　这一生产力扩充计划，集中力量迅速充实国力基础，其1941年度的各项生产指标为：钢材15种726万吨(增长60％)，精制石油320万千公升，铝12.6万吨，特种钢100万吨，人造石油55万千公升(增长1.9倍)，船舶45万吨，汽车8万辆，以及工作母机2亿日元等。

　　我国为取得军需动员的实际效果，早日解决旷日持久的日中战争，应有一部调整国家体制使之适应总体战的法律，于是急忙向国会提出国家总动员法。国家总动员法经国会紧急审议通过，于1938年4月1日颁布实施。

　　 陆军1号军备计划和海军军备扩充计划

　　陆、海军在1937年日中战争爆发前决定的军备计划如下：

　　陆军在日中战争爆发前一周决定的陆军军备扩充计划称为1号军备，其1942年的指标为：地面部队达到41个师，航空兵达到142个航空中队。

　海军在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后无条约约束的1936年制定其军备扩充计划，要求在1937年开始的5年内造舰27万吨或者在1939年开始的6年内造舰29万吨，以执行其主要战舰相当于美国的70％的军备扩充计划。

　　民用船舶的生产在1937年以前曾有很大发展，但自1937年执行海军军备扩充计划以后，因造船设施被占用而立即下降。

　　 大本营和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设立

　　陆军于1937年8月26日以8个师编成华北方面军，由寺内寿一大将任方面军司令官；并于10月30日以6个师编成华中方面军，由集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任方面军司令官。

　　战线迅速延长，统帅部于11月20日设立了大本营。反对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大本营不过是甲午和日俄战争这一武力战万能时代的古董，在国家总体战时代设立大本营是滑天下之大稽。但统帅部掌握统帅权，终于力排众议，设立了大本营。

　　根据1889年2月11日制定的大日本帝国宪法 [ 译者注：即《明治宪法》 ] ，统帅权独立，直接由天皇掌握。

　　大本营令规定，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总长分别为陆海军参谋的长官，参与大本营的机要事务，负责作战指挥，并根据战争的最终目的组织陆、海军协调行动。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明治天皇亲自率大本营进驻广岛市；现在，大本营陆军部设在市谷台的参谋本部，大本营海军部设在霞关的军令部。

　　大本营陆军部由参谋、副官部、兵站总监部、报道部和管理部组成，并包括大使馆和公使馆的武官。

　　兵站总监部由参谋次长兼任总监，下辖运输通信长官部和野战兵器、野战航空兵器、经理、卫生等长官部，由若干参谋兼管。各部长官分别兼任陆军省的各局局长、航空本部总务部长和参谋本部第三部部长。

　　为此，我国必须成立一个适应国家总体战的大本营与政府的协调的机关。近卫文麿首相强烈要求即使由于国体关系不能设立统一机构，至少也要设立一个将政略置于战略之上的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结果政府让步，决定成立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大本营就凌驾于政府之上了。

　　大本营方面的陆、海军统帅部总长、次长(当时陆、海军总长由宫殿下兼任)与政府方面的首相、陆、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及企划院总裁(国务大臣)，均为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委员，陆、海军两军务局长和内阁官房长官任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干事。

　　 1938年1月13日，近卫首相召开首次联络会议，16日发表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后近卫文麿于1939年1月5日辞职，在平沼骐一郎内阁、同年8月31日组成的阿部信行陆军大将内阁和1940年1月16日组成的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内阁这三届短命内阁之后，于1940年7月22日再次出任首相组成第二次近卫内阁，于一周后的7月27日才召开了第二次联席会议。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在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内未召开一次会议，没有发挥作用。

　　此后，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为审议重大国策曾多次开会研究。但是议题通常是陆军先经过陆军省和大本营陆军部的讨论，海军先经过海军省和大本营海军部的讨论，再经过陆军与海军的讨论，然后经过统帅部和政府的讨论，通过三个步骤方交联络会议讨论。所以，联络会议对政治军事的策略做出一致决议，需要漫长时间。

　　 1941年10月15日以后，东条英机陆军大将内阁(兼陆相)仍沿用这种议事程序。马里亚纳群岛失守后，小矶国昭陆军大将内阁于1944年7月22日接替东条内阁。小矶首相作为克服这一缺陷的一项措施，和米内光政海相一样也强烈要求恢复其现役陆军大将，但未得到陆军同意，于是只得将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改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其成员仍为原班人马，所以在开好会议上没有任何改进。

　　历代内阁都为取得政略和战略的一致伤透脑筋。统帅部不熟悉政略，而政府方面除陆、海军大臣外，不了解作战的实际情况、统帅部内情和作战指挥。因此，指挥这场国家总体战的决策机关的组成在指导战争上自始至终存在着致命缺陷。政府同傲慢的大本营进行争论，对大本营的决定可以说是来者不拒，有时甚至屈从于大本营的强迫命令。

　　近卫内阁***长风章见在其战后撰写的《近卫内阁》一书中写道，这个“不以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给国家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惨败。

　　他指出，政府在这项声明中屏弃了尽早解决日中战争的方针，决定进行长期战争，终于陷入泥潭，并投入了对美、英作战。

　　多田骏参谋本部次长和石原作战部长(1937年9月28日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主张及早和解撤兵，避免长期作战；而杉山陆相则主张继续进军，直至蒋介石屈服。近卫首相支持杉山意见，所以统帅部不信任内阁，迫使内阁总辞职。但在战争紧张的时候，内阁更迭有困难。陆相想动用人事权改组统帅部，而统帅部则以统帅权独立为理由予以反驳，双方争执多日。最后，近卫政府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上述声明。首次大本营政府联络会上形成的疙瘩，导致联络会议在以后两年多时间内未能再次召开。

　　 战线迅速延长

　　我军对徐州50个师的守敌，以寺内大将指挥的华北方面军4个师和畑俊六大将(1938年2月接替松井大将)指挥的华中方面军2个师，于4月下旬发起进攻，5月20日占领徐州。

　　然后，我国在6月10日的御前会议上作出决定：在今秋及早攻占武汉的基础上，期望年内使***无条件投降，解决日中战争。天皇于8月22日下达命令，以9个师和1个航空兵团发动进攻，于10月26日攻占武汉。同时，我军于10月21日攻占广东 [ 译者注：应为广州 ] 。为此，1938年的新动员兵力达10个师之多，陆军总兵力计34个师。

　　我国在取得如此辉煌战果的时候，国力已达到极限。表面上作战能力通过动员正在迅速增强，其实国力以1938年度最强，自日中战争第三年即从1939年夏起，开始逐年下降。

　　 1937年度日中战争第一年的武器产量为：步枪42,600支，机枪2,300挺，火炮670门，坦克330辆，飞机879架，与1931年度相比，约增长了9倍。但是，72架重型轰炸机、10万支步枪和部分炮兵用观测机，则是采取权宜之计从意大利紧急订购的。

　　弹药极端不足，军械预算大部用于生产弹药，弹药费1937年度占军械费的56％，1938年度实际上占军械费的76％，所以火炮和坦克只能生产那么多。

　　 我国国力在1938年达到最高水平后逐步下降

　　 1931年以后，我国形成国防国家体制，在增强国力的同时，逐年扩大武器、舰艇的生产。战前，1936年度的武器生产约占国民收入的2％，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4－5％。武器生产维持这一水平，反而刺激国力增长，作战能力和国力相辅相成一起发展。

　　可是1937年7月日中战争爆发，武器生产开始急剧增长，1937年度占国民收入的4％，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为10％。

　　不幸，日中战争由于日方放弃不扩大方针而逐步扩大，终于发展成为长期战争。我国在陆、海军根据1936年6月的国防方针和用兵纲要制定的军备扩充计划中，追加打长期战争所需的装备物资，采用军需品整备计划形式于1937年10月5日下达了军需动员实施训令。

　　武器生产因此持续急速增长，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动员率也增至1938年的12％、1939年的16％、1940年的26％、1941年的30％、1942年的35％、1943年的48％，1944年则高达58％。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工在整个工业系统中的最高动员率为42％，武器、飞机和舰艇增产也就增强了作战能力，基础国力——钢铁和石油等物资也同样增产。日本虽武器得到迅速增产，但国力却反而因此削弱，在1938年度达到最高水平后逐年下降。

　　美国拥有强大的国力和工业能力，可以达到作战能力和国力同时增强。但日本国力贫弱，不可能两者兼得。

　　体现国力的经济综合指数，如以1931年至1933年三年的平均值为100，则其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国力在1938年达到最高水平以后，由逐步衰退而骤然衰退，到1944年6月已明显出现崩溃征兆，以后加速崩溃，进入1945年更加明显，终于在7、8月份彻底崩溃。

　　构成作战能力的武器和飞机的生产也随着国力的崩溃而瘫痪。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再详细阐述。

　　战局的发展使战线越来越长，我国在战争爆发后一年内动员了34个师，动员兵力接近日俄战争动员兵力的3倍。军需动员在我国首次实施，生产军用物资不局限于陆、海军所属兵工厂，连广大民间工厂也昼夜加班突击。日俄战争时，军队约100万人，仅农商务省的八幡制铁所职工5,000人和陆、海军兵工厂职工约5万人从事武器生产，民间工厂几乎没有参加。

　　 颁布国家动员令

　　 1938年4月1旧，我国终于首次颁布国家总动员法。

　　此法第一条规定：“所谓国家总动员系指战时(含相当于战争的事变)实现国防目的，最有效地统一管理和运用全部人力和物力资源。”

　　下面就实施总动员的前后情况作一简单叙述。

　　日中战争爆发前后，国会审议通过了汽车制造事业法(1936年)、钢铁事业法(1937年8月13日)和人造石油事业法(1937年8月14日)等法案。

　　总动员法施行后，内阁立即于1938年4月28日首先通过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基本方针。我国按照这一方针，为确定非常时期国民生活方式，十分重视节约消费、合理使用物资、爱护资源和奖励储蓄等。非常时期国民生活方式首先禁止互送礼物，限制宴会，以及规定国民服等。

　　接着，国会通过了一系列与总动员有关的法律。首先，陆、海军根据5月颁布的工厂企业管理令，接管与其有关的主要工厂。日本发电送电株式会社根据电力管理令宣告成应，统管9家电力公司。

　　 6月，政府颁布重要矿物增产法、日本黄金生产振兴法和职业介绍法修正案等法令，7、8月又颁布工作母机制造事业法、飞机制造事业法和石油资源法等法令，这些法令是着眼于上述行业的重要性制定的，是期望其振兴的重要法律。

　　此外，政府还制定了陆上交通事业调整法，学校毕业生使用限制令、物价委员会令、汽油与酒精混合使用法等多种法律。

　　 1938年上半年，商工省就战争必需的几十种物资，制定了关于物资的统制配给、限制使用、限制销售、限制制造和控制销售价格等政令，并立即付诸实施。

　　这样，人们就更感到不同于以往战争的国家总体战的深刻性和紧迫性。

　　我国虽作战不到一年，但对战争所需物资已必须作如此严格的控制。物资动员计划是必不可少的。

　　 物资动员计划

　　制定物资动员计划是企划院最重要的工作。

　　企划院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分配有限的物资，以最有效地加以使用。就是说，对于军用物资、增强基础国力的生产力扩充计划所需物资和一般民用物资进行分配。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直到战争结束，天天忙于无休止的谈话、交涉和计划的修正、改订，极难作出重要决策。

　　 1938年6月，企划院第一次改订早已决定并开始执行的1938年度物资动员计划。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单方面依赖从美国进口的物资，所需进口资金为每年30亿日元，但这一年度的进口资金估计将减少到25亿日元。确实，美国打个喷嚏，日本马上感冒。在这种情况下，进口资金减少20％，供应的物资就相应减少，所以物资动员计划不得不作大幅度压缩。

　　这种情况一真持续到1939年，这年正逢西日本和朝鲜出现干旱，台湾发生严重水灾，我国必须特别进口2亿多日元粮食。加之，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物资进口困难，物价上涨，租用第三国船也很困难。于是，物资动员计划再次削减20％，物资供应能力就相应削弱。

　　陆、海军军用物资和生产力扩充计划等所需物资在分配、调节上很快出现了麻烦，但陆、海军都坚持己见，绝不允许压缩军用物资，企划院只好削减软弱的方面即生产力扩充计划和民用部分物资。这犹如章鱼吃自己的脚，伤了国力。这种情况直到最后也未能改变。

　　有关方面达成协议需要漫长时间。物资配额定不下来，生产力扩充计划无法制定，也就无法付诸实施。陆、海军在物资动员计划上的争夺，即盗贼之战一向交锋激烈。1939年度物资动员计划推迟了两个月，企划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于5月26日勉强定下。

　　 1938年7月，企划院对我国国力作了判断，对1939年春的国力细分为产业、贸易、金融、物价、汇兑、对外支付能力和劳务等项加以分析。从中发现武器工业发展异常迅速，而大部基本国防产业由于所需的材料、原料和技术人员不足，不能如期完成生产力扩充计划。

　　钢铁工业由于矿石、生铁和废钢铁不足，10－30％的炼钢、轧钢设备停工待料。钢材尤为不足，减产30％。

　　机床工业完成计划指标56％，汽车工业完成计划指标53％，液体燃料工业大体可完成计划指标。因为这些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几乎全部仰仗进口，已挪用于生产武器。

　　贸易方面，1938年度与上年度相比，出口减少20％，进口下降30％强，贸易严重萎缩。

　　这样，企划院对经济国力的判断就极为悲观。我国国力于1938年度达到最高水平，1939年开始下降，在日中战争第三年就处于严重状态。

　　不管陆、海军的武器装备生产如何增长，基础国力还在不断下降，国家计划没到日中战争第三年就开始破产。

　　 张鼓峰事件

　　 1938年7月9日，张鼓峰事件爆发。张鼓峰位于满洲东南端，朝鲜东北端，图门江以东的苏滨海州国境地带。张鼓峰事件是1932年以来数百起满苏国境冲突中最大的一起。我军查明苏军10余人于7月9日前出至张鼓峰。11日下午，苏军约40人占领该地并构筑工事，于是我军派朝鲜军第19师一部进驻该地。

　　这次军事冲突发生在日中战争第二年，我方极力坚持外交途径处理的方针，约于一个月以后的8月11日上午，与苏达成了停火协定。这是我军首次同苏军战斗，是一次现代化战斗。为防备万一冲突扩大，陆军对弹药生产能力作了研究，弹药生产能力在日中战争第二年仍然极低。事到如今，陆军才痛感弹药生产能力之低下；以我第19师与优势火力的苏军相比，则痛感我军装备之低劣。如前所述，这是因为“陆军战备的最差时期”持续了25年之久。

　　陆军在这次事件中下令排除万难增产弹药，如前所述，弹药占1938年度武器生产的76％。

　　 近卫首相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近卫首相根据1938年11月3日御前会议决定的处理日中关系的方针，于12月22日发表声明，此次征战的目的在于建设东亚新秩序，即建设以日中睦邻友好、共同防卫、经济合作三原则为基础的东亚新秩序。

　　中国***副总裁汪精卫于12月18日逃离***首都重庆，在河内按照近卫声明提出的方针发表了和平谈判的声明。

　　 1939年初，大本营估计德国于1941年或1942年，英、美于1941年完成国力和军备的准备，世界将出现一大转折，如以约3年更短的时间完成此项准备，那末今年正好是国际转折的一年。

　　然而，我国无论在处理日中战争方面还是在按上述判断而作的战争准备方面都无所作为。军用物资的生产也一样，未能充分保障中国派遣军25个师的作战需要。

　　 1939年1月14日，美国拉拢英、法，发表三国共同对日声明，否认了近卫首相于去年年底发表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

　　 近卫首相辞职，平沼骐一郎组阁

　　 1938年，我国以陆军为主，与德意驻日机关相互呼应，大力宣传加强1936年缔结的日、德、意防共协定，近卫首相感到这将造成国内分裂，引起陆军与海军的对立，因而于翌年年初宣告总辞职。1939年1月5日，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组成新内阁。平沼首相生于冈山县，东大毕业后进入司法省，历任司法次官、检察总长、大审院院长、司法大臣和枢密院议长、在加强日、德、意防共协定问题上，召集陆相板垣征四郎、海相米内光政、外相有田八郎和藏相石渡庄太郎，前后举行10余次五相会议，终未得出结论。陆相赞成加强，其他三相持反对意见，首相担心陆、海军意见分歧，则等待陆、海军取得一致意见。在日本议而不决之时，德、苏于8月23日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于是首相发表声明，认为“欧洲形势复杂而奇特”，仅任职8个月就宣布总辞职。

　　 诺蒙坎事件

　　 1939年5月满洲国境线上发生了诺蒙坎事件。9月16日，日、苏签订了停战协定。我军在长达4个月的战斗中以惨败告终。

　　中央和关东军在此次战斗中吃尽了苦头，再次痛感飞机、大口径火炮和坦克之不足。

　　诺蒙坎位于满洲西北与外蒙古接壤的国境地带，在日军基地海拉尔西南250公里处。苏军从其基地博尔集亚(连接满洲里和西伯利亚铁路的支线的中间站)沿国境线迂回至诺蒙坎，行程750公里。

　　关东军以第23师(师长小松原道太郎中将，1938年7月编成)为主力，加强第7师1个团，并动用包括70辆坦克、112门反坦克炮和第2航空集团在内的战略预备队。

　　这次军事冲突虽是一场满苏国境冲突，但却是日、苏军队继1938年7月张鼓峰事件之后的又一次正式武力较量，是首次大规模现代战斗。

　　诺蒙坎事件从5月11日开始，到9月16日驻苏大使东乡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订停战协定，历时4个月。我军进行了殊死战斗。

　　当时，日、苏都处于内外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不可能纠缠于国境纠纷，但却出人意料地决心诉诸武力。在冲突发生后约3个月的8月4日，第六集团军终于组成，荻洲立兵中将任司令官，被派往现场负责全权指挥。德军于1939年9月1日在欧洲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日、苏加紧谈判，于9月16日签订停战协定。

　　日、苏根据停战协定举行的现场边界谈判，于同年11月13日取得一致意见，并于1940年6月9日确定国境线。

　　诺蒙坎军事冲突是我国首次大规模现代战斗。停战后，我军立即成立研究委员会，就战术、训练、编制和装备等进行研究，汲取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我国虽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修改国防方针，确定的最高方针为今后应有长期总体战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同时实现军队现代化。但是，我国只有夺取中国山东省青岛的实战经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不是自己的体会，而是从有关文献中得到的，所以没有很好接受一次大战的重要教训。极言之，陆军仍在使用日俄战争时期的装备，可以说毫无改进。诺蒙坎事件研究委员会首先阐述战斗的实际情况，并作了更加深刻的论述。

　　其结论是在增强***传统的精神威力的同时，应迅速增强我军低水平火力战的能力。强调火力战就是强调物质战斗力的重要性。

　　精神力量当然是战斗力的基本因素，但过分偏重精神力量而无视物质战斗力，就导致这次惨败。我军虽在诺蒙坎事件以前在认识上有了提高，但在行动上并没有做到。于是，我军再次哀叹军工生产和军队装备水平之低下，同时强烈要求务必进一步加强有关单位。

　　考察一下当时关东军和远东苏军的兵力与装备的实际情况，兵力对比如下表所示。

。年份\国别日本苏联19313个师6个师19326个师8个师19365个师6个师193911个师30个师

　　在1939年诺蒙坎事件时，坦克，关东军仅200辆，而远东苏军有2,200辆，日军坦克约是苏军坦克的9％；飞机，关东军仅560架，而远东苏军有2,500架，是关东军的4倍多。

　　当时武器生产情况很差，不能充分保障对华作战的需要，所以无力长期保障关东军对苏作战的需要。

　　继1938年张鼓峰事件以后，我国再次亲自感受到苏军的强大及其装备重型化。

　　事后我国追究诺蒙坎事件的责任，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大阪府人、曾任第9师师长、参谋次长和朝鲜军司令官)、关军参谋长矶谷廉介中将(1944年12月任香港总督，战犯，被判无期徒刑。于1952年8月释放)和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中将退职转入预备役。追究第一线首脑的责任当然是对的，但是中央本部不应仅由桥本作战部长一人负责，应对事态陷于这种困境的责任作更慎重考虑。来之不易的严重教训并没有认真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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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6日通过重要的帝国国策纲要·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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