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著述的第三次高潮——清代后期

2025-08-02 08:33 兵家学派繁体

兵书著述(含译)的第三次高潮——清代后期

出自————《兵家学派》

　　在时变势异的新时代中，魏源和林则徐二人慧眼独具。他们看到，中华民族既往堪称辉煌的传统兵学理论和处于领先地位的军事技术，若不摄取新的营养和注入新鲜血液，进行应有的改造和更新，便会在强敌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成为过时无用之物。他们振臂高呼，倡导人们放眼世界，采集新鲜资料，编写适合时用的新兵书，使国人从中获得知夷、师夷、御夷、制夷的知识和手段。他们身体力行，首开编译和撰写新书之风。

　　(1) 新书编译的倡导

　　林则徐是清代编译新书的第一人，也是坚持反侵略斗争的爱国主义者。他在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受命为钦差大臣后，即在广东与水师提督关天培筹办海防。为了解欧美情况，他设立译书馆，翻译外文书报，以英国人慕瑞(Murray)的《地理大全》为蓝本，编译成《四洲志》。与此同时，他还组织人员翻译外国律例和军事书籍，供将弁阅读。

　　魏源继林则徐之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辑成《道光洋艘征抚记》。书中反映了林则徐的军民结合、水陆结合，在近海或陆上歼敌的战略防御思想，第一次把西方列强视为作战对象的中***事战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次年(公元1843年)五月到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魏源以《四洲志》为基础，经过10年的努力和三易其稿后，编成100卷本《海国图志》。他在该书“卷首”中，明确提出了“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主旨，为清朝后期的兵学研究指明了方向，为翻译西方军事书籍和编著新型兵书制造了舆论。

　　(2)对西方军事书籍的翻译

　　19世纪60年代，晚清朝廷为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开始推行以购买和设厂仿制西方枪炮舰船、创建新型海军、建设海军基地为重点的军事自强政策。曾国藩趁机指出：“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若不攻读其书，“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制器之所以然”(《洋务运动》四)，并组织中外翻译人员翻译西方军事书籍，让官兵从理论上熟悉和掌握西方军事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在此思想影响下，江南制造总局、北京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机器局、天津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金陵机器局等十几个比较著名的单位，均参加了翻译工作。

　　对军事书籍的翻译，以江南制造总局为多。该局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设立翻译馆，除徐寿、华蘅芳、李善兰、徐建寅、李凤苞等十几名华人著名翻译人员外，还有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傅兰雅(John Fryer)，美国传教士玛高温(Daniel Jorome Macgowan)、金楷理(Carl T.Kreyer)、林乐知(Young JohnAllen)等。他们除翻译军事论著外，还翻译了数理化和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书籍，以及矿冶、机械制造等科技应用书籍。据该局总办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的不完全统计，从同治七年至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868-1905年)，该馆共译书178种之多，而译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前的有103种，军事书籍有60多种，200多卷。它们可分为武器装备的制造和使用、军事工程、陆海军技术和战术训练、军事制度考察等五大类。

　　武器装备制造类书籍是翻译的重点，数量最多，除专著外，其他书籍也有不少涉及。如《炮法求新》、《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药弹造法》、《新译淡(氮)气爆药新书》、《爆药纪要》、《制火药法》、《兵船炮法》、《克虏伯炮说》、《兵船汽机》等。它们以文字、图表和数据，阐述西方火药、枪炮、蒸汽舰船的制造方法，供江南制造总局等军工厂的军事技术人员作参考。

　　武器装备使用类书籍有《克虏伯炮操法》、《水雷秘要》、《海军调度要言》、《兵船炮法》等。它们以介绍各种武器装备的使用方法为主，是陆海军进行作战训练的重要参考教材。

　　军事工程类书籍有《防海新论》、《营垒图说》、《营工要览》、《营城揭要》等。它们主要介绍陆上炮台、海口要塞、野战工事、军事交通、军事通讯等各类工程设计、构筑和使用时要注意的问题等。其中《防海新论》和《临阵管见》，论述了海口要塞在战争中使用的得失，反映了西方军界对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和俄土战争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沿海炮台、海军基地的建设有重要的影响。李鸿章声称《防海新论》是确立其海防思想的重要参考著作。

　　陆海军技术和战术训练书籍有《前敌须知》、《行军指要》、《水师操练》、《船政图说》等。它们以使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为基础，论述新的作战指挥和军事训练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军事制度考察类书籍有《西国陆军制考略》、《德国陆军考》、《英国水师考》等。它们对欧美各国陆海军的编制人数、武器装备、指挥系统、军事训练、军事教育、后勤保障等制度，都有详细的记载，对晚清进行军事变革、创建海军、采用新的编制、创办各类军事学堂，都有借鉴和仿效作用。聂士成在芦台编练的淮军武毅军，便是仿照德国陆军进行编制和训练的典范。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清廷海军衙门制订的《北洋海军章程》，便是在“多酌用英国法，仍以宗庙军规为依归”的思想指导下编成的。

　　上述翻译的各类军事书籍，大多完成于光绪二十至二十一年(公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前，重点集中于制器用器方面，还缺少当时西方军事格局和战略理论、战略动向等深层次的内容。然而就其总体而言，这些书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清军“师夷之长技”的需要。正如王韬所说：“有利器而无善用利器之法，与无利器同。有善法而无能引善法之人，与无善法同。”(《火器说略·前序》)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军事学堂和武备研究机构的设立，以及对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教训的总结，人们对西方军事书籍翻译的重点也随之转移，一些理论层次较高的军事著作，便逐渐被引进到中国并翻译成中文，奉献于军界人士之案前。其中主要有应雄图编、任衣洲译，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出版的《战略学》；清末两江督练公所排印的《日本陆军大学战术讲义》；由保定军官学堂学生潘毅等人编译，陆军教育研究社刊印，于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春发行的《大战学理》。其中《大战学理》是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公元1780—1831年)所著《战争论》在我国最早的版本。这些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对我***界研究当时深层次的军事理论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清军学习西方进一步深化的需要。

　　西方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书籍的翻译和流传，是自鸦片战争以后放眼看世界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是林则徐和魏源所倡导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得以落实的部分体现。这些军事书籍的翻译和流传，仿佛在军事文化领域中流入了一股新鲜空气，冲击了老大而陈腐的大清帝国守旧和排外的保守思想，使传统的军事学因呼吸新鲜空气而增加新的活力，并逐渐萌生出中国新的军事学。也正是在翻译和学习西方军事学的同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以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研究方式，著述新型军事著作。

　　(3) 新型兵书的编著

　　新型兵书著述家，与一味想从先代武圣的思想武库中，寻找济世良方的泥古排外者不同，他们既不停留于对兵学经典章句的反复吟诵，也不满足于对外国现成军事理论的依样画葫芦，而是力求在吸收其新鲜内容的基础上，融合成适合当时国情的军事理论。他们的著作实践，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初级到高级，由侧重于军事技术的某些方面，延伸到军事学的主要方面乃至深层次的过程。

　　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前，是新型兵书著述者的入门时期，他们还基本上处于边学习边编著的阶段，大多是在阐述西方军事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中国著名数学家李善兰编写的《火器真诀》刊行，他在书中以新的方法探讨了枪炮发射的命中精度问题，成为我国第一部从数学角度研究弹道学的著作，对此后军事技术人员研究枪炮射击的问题，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就是对当时清军官兵进行枪炮射击训练和教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刊印的《火器略说》(后改名为《操胜要览》)，则是作者王韬向中***界介绍西洋枪炮制造方法的著作。沈竹礽〔reng仍〕编写的《泰西操法》，是当时介绍西方军事训练和战术方法的第一部著作。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作者徐稚荪在雕版印刷的《洋防说略》中，明确提出了重点防御和反对处处设防的主张，这在当时尚属少见。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清政府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数额割地赔款的灾难，横加于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野上下对清政府推行军事自强政策30年的效果，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要想改变国家武备虚弱，不被西方国家欺侮，单靠学习西方的枪炮舰船技术是无济于事的。正如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练兵》中所说：中国仿西法练兵已经10多年了，但是军队并没有强大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是“将帅并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唯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余绪也。”此番议论，颇有见地地指出了过去舍本逐末，仅从次要方面学习西方军事的弊端。于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大臣和统兵大员，纷纷上奏朝廷，陈述仿效西法军事制度，编练新军的意见。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日军在战争中“专以西法取胜”，便采纳众议按西法编练军队。

　　最早采用德军营制操法编练新式陆军的，有张之洞在江南编练的自强军13营，聂士成在直隶选练的武毅军32营，胡燏〔yu预〕棻〔fen芬〕在小站编练的定武军10营(袁世凯接管后改称新建陆军)。这些军队的名称虽有不同，但编制的方式和训练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以德军的编制装备为模式，吸取当时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经验，以及清军几次抗击外军入侵战争失败的教训，全部改用新式武器，编练马、步、炮、工、辎重合为一体的合成军，采用德军操典进行训练，让官兵学习在后装枪炮和蒸汽舰船条件下的作战方法和理论，以适应抵御外侮的需要。这些主张和措施，反映了晚清军事要员和统兵将领，在建军和作战思想上，放弃湘军营制和战法而改习西法的重大转变。

　　淮军武毅军统领聂士成，率先组织部下，编写了晚清第一部军事训练条令式的兵书《淮军武毅各军课程》。在其影响下，张之洞组织编写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和《湖北武学》，袁世凯组织编写的《训练操法详晰图说》，刘坤一组织编写的《江南陆军学堂武备课程》等官方军事训练条令式兵书，纷纷应时并放。其中《训练操法详晰图说》还有幸得以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正式出版。这些兵书虽然也不乏为清王朝卖命献身之训词，以功名富贵引诱将校建功立业之说教，但是其中要求把训练与实战结合起来，实现练为战的目的，并模拟作战对象进行近似实战的对抗性演习等做法，却反映了晚清兵学新的发展动向。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晚清军事改革又有重大的调整，从仿效德国转化为学习日本，开始聘请大批日本教官和顾问，训练清军官兵，其军事著作、兵法操典、军事教科书也随之传入。军事学研究者也就在综合学习欧美和日本军事著作的基础上，编著了一批既具有理论深度，又包含多种学科的新型军事著作。其中北洋将弁学堂(后名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贺忠良编写的《战法学教科书》，从总体上探讨了军事学体系内的分类，阐述了战争的定义、原则和宗旨，初步论述了战争与战斗、战略与战术的关系等内容，成为中***事学研究者编著的第一部全面介绍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著作。此外，一些军事学堂、军事研究机构、普通高等学堂也编著了一些军事著作。其中有北洋武备研究所编印的《防守学》、《测绘学》、《地舆学》、《炮学》等。这些军事著作和军事教科书的编著和出版，反映了晚清军事学向多学科、多层次发展的状况和趋势。

　　如果从西学中用的角度来衡量，那么军事技术家徐建寅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成书并刊印的《兵学新书》，堪称上乘之作。该书集当时“兵学之大成”；“上自募选训练以及布阵运用，下至军士起居、饮食之微，凡军所需与一切有关军事者，无不绘图系说”(《兵学新书·凡例》)。它是包括当时兵学的精义、军制、营规、操法、战法运用、军事技术、军事工程、军事交通在内的综合性军事著作，对促进晚清军事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上述翻译和编著的军事著作外，晚清还出版了一些采用新法注疏古代经典兵书的军事著作，诸如黄石如的注《阴符经》、朱墉〔yong雍〕的《五经七书汇解》、张权时的《武闱三子全书析疑大全》、侯崇的《兵法百言释义》等。当时尤以蒋方震的《孙子新释》最具新意，他在评述《孙子兵法》名言时，既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和认识，又征引毛奇、伯卢麦、克劳塞维茨等西方军事家的有关言论作说明。这种注释方法，在中国尚属首创。

　　为了适应晚清军界学习军事的需要，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编纂出版了不少汇编和丛书式的军事著作，其中有古代经典兵书的汇集，也有当时比较适用而流传较广的西方军事著作的丛书。诸如胡林翼的《兵法七种》(内收《阴符经注》、《黄石公素书注》、《太公六韬注》、《黄石公三略注》、《武侯火器图说》、《孙子兵法》等，其中《武侯火器图说》系不确之书)，南洋公学的《南洋公学兵书五种》，张之洞的《西洋兵书十种》，沈敦和的《自强军西法类编》，廖寿丰的《武备新书十种》，日新社的《西洋兵书二十二种》，两湖译书堂的《中西武备新书》，以及以44种兵书为主体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等。这些书良莠不齐，有的是陈说翻版，有的参考价值较大。而《江南制造局译书汇刻》中的44种兵书，在数量和内容上，可堪称当时各兵学丛书之冠。

　　清代后期出版的兵书，主要有翻译、编著和对古代经典兵书的辑注三大类。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实为清代以来所罕见。它们的出版和流传，使徘徊于低谷达200年之久的中国兵学，又获得了上升的活力，形成中国兵书发展的第三次高潮，成为传统兵学向近代军事学过渡的重要标志。它们适应了救亡图存的需要，倡导了注重实际、切合时用、尊重科学、探寻规律的研究风尚，对当时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和新军事学的创立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们终究没有能脱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目的，把外***事著作中的民主思想拒之门外。在翻译和编著的军事著作中，军事理论与军事技术的比例严重失调，前者过轻而又缺少深层次的作品，后者畸重而又零乱重复。个别书籍仍存在着照搬照套而不敢越洋人著作一步之嫌，致使日本军事教科书中所宣扬的战争能“启人智”、“振国威”，能使“国家致富强”的谬论，也传入中国。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重新研读中，加以认真清理和剔除的，如同我们在研读古代兵书时，要认真清理和剔除其中封建性的糟粕一样。

兵书著述的第三次高潮——清代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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