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孙子兵法注解·始计篇·第一

2025-09-06 08:12 兵家学派繁体

孙子兵法注解·始计篇·第一

出自————《兵家学派》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中国兵学流派就其学术研究可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但就古人看待战争的看法，都是一致的：战争是一种残酷而又现实的社会现象，既不能忽视其存在也不能一昧地对其造成的损失而批评它。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

要想探索制胜之道，客观因素不容忽视，如果只是主观地看待战争是错误的。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与之生，而不畏危。

很多人认为这一句说的是国家领导人要与人民一起应对变局，也有说是军队里的士兵与军官。其实呢，道者，无处不在。

战役或战斗之军官、士兵可以为了胜利、求生而选择拧成一条绳子，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巨鹿之战、唐代张巡守卫睢阳与雍丘、十五世纪的北京保卫战、十七世纪的宁远之战都是这样。

战争时期的军民，更需要团结在一起，公元九世纪欧洲巴黎保卫战、一八一二年俄卫国战争、中国抗战、二十世纪末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民与上同”，只要涉及上下两级，无论何事，都要团结，战争时期的贪污腐败的就要严惩、连续打败仗的就必须重罚。

不使战时有溃逃之军民、作恶怠工的官吏，一亿无畏则一亿可用；十亿无惧则十亿可以死战！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

古代战争是农耕社会时代，中国有冬夏不兴师，外国则在军需物资充足时开战，不足则撤军。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面对处于风雪中的俄国，无论是以骡马为动力的法军，还是以机械为动力的德军都败下阵来。

到了二十世纪末，正当人们为高科技战争的来临而惊奇之时，在科索沃战争中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竟然成了睁眼瞎：地上明明潜伏有大批装甲兵器，它却视而不见！究其原因在于南联盟军利用冬季一片雪白为掩护，所以如此。

即使是海军，也是一样。元军两次征伐日本虽然有种种原因，但不熟悉天气也算一条；另外，在十六世纪英西加莱海战、十八-十九世纪的俄土战争都找得出天气的影响。

除了战争领域，商业领域更是如此，根据季节变化采取相应的销售策略，就一定会赚取大笔利润。

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

远近是指行军距离，险易是指行军、攻略地域的地形，广狭是指战斗空间基本情况，死生是指有益于军队生存、作战的地方。

自人类文明出现以来，众多国家分布于这个地球上，为了利益，列国斗争就有了国际战争。为了攻略他国，列国就会组织军队不远千里、万里去攻打，从而攫取利益。但是道路之远近、战场之险易与广狭、、死生，无不干涉着攻取方行动。

同样地，道路较远，也给了防御者一些启发。罗马人利用汉尼拔补给线又长又脆弱的特点实行费边战术；一八一二年俄卫国战争、中国抗战也是如此。

远近如此，险易方面如何呢？

所谓险易，更多的是山地，而论山川险阻，中国有西北、四川、江南三大险易地区，无论是有天堑之称的长江，还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都曾经是外敌打进去的障碍。

但战国的秦灭楚、三国的魏晋灭蜀吴、南北朝的隋灭陈，甚至是近现代的中共渡江战役，这些看似不可逾越的军事屏障都成了马其诺防线那样的废物。

而外国，欧洲里有英吉利海峡、阿尔卑斯山脉、俄国雪原。英吉利海峡曾经阻止拿破仑、希特勒入侵，但是罗马征服、威廉征服以及八-十一世纪的维京入侵又该如何解释？

阿尔卑斯山脉曾使伟大的斯巴达克不得不调头，但是先前的汉尼拔、后来的蛮族与拿破仑不都翻越了这一意大利半岛北部屏障？

世人也都说俄国凭借它战斗民族的天性与广袤的雪原，所以未曾被消灭。但是抛开这战斗民族，单论这俄国雪原，也是存在问题的：十三世纪鞑靼人两次进攻俄罗斯，让俄国人做了两百年奴隶？可见拿帝、元首梦寐以求的事，人家鞑靼人早在十三世纪就做出来了。

广狭，即作战空间大小，所谓作战空间，又分战略纵深、战役区域，古往今来，领土广大的国家都有广阔的战略纵深用于回旋、补充与休整。如二战的中国、俄罗斯。

但是面积大也未必是用于可以持续作战的，波斯帝国、花拉子模王国就是如此。

应对战略纵深大的国家，不可急于求成、妄图以闪电战为攻略，而应该以蚕食策略，慢慢消耗。

海战亦然：萨拉米托海战中波斯舰队就是受困于狭窄的军港无法动弹才招致失败（虽说也有舰体巨大的原因）。

死生者，是否有利攻防。

利于进攻，指利于机动部队展开的地形。像平原、草原、沙漠。

利于防守，指利于防守部队作战的地形，像山地、水网稻田地带、丘陵地.。但是并不都是如此，中国古代有变战车为步兵实施山地战的将领，二战白俄罗斯战役期间苏军将领朱可夫也从一只草鞋上领悟出伐木铺路，变不利为有利。

因此，地形的作用取决于使用者能否充分发挥或针对其缺点予以相应克服。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宋代以前，一直是将本论，所谓将本论，即：注重一个将领的素质培养。谈到素质培养，很多人都去讲，《武经七书》中就不乏这样的研究与论述。

但是晚唐、五代十国里，军阀割据、武将篡位屡见不鲜，使得宋太祖、宋太宗不断压制武将权力，到了当西夏元昊崛起宋朝才不得不重提五句、武学，然而随着知识分子对《孙子兵法》为首的权谋论的阉割与抨击，主张“提升士兵素质培养”的兵本论就这样形成了。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春秋战国之时，列国武备不过步骑车舟四军矛弓矢戟戈五兵（舟师又只有楚吴越齐秦等少数几个，矛弓矢戟戈均为步兵手里的五兵，与车兵手里的五兵不同），因此作战编制各有不同，但大体不偏离“军师旅卒伍两”六级，军又分左中右、上中下、前中后三种类型（都是阵型），每个军12500人，《周礼》规定“周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二军、小国一军”，但随着社会发展，旧制度趋于瓦解，周礼的这个规定很快被人们抛弃。

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五者，为孙子时代军事战争五大制胜规律，随着战争的进化，道、天、地、将、法均有改变与创新。当今战争，各种战争规律研究者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无论战争规律如何，都应该认真地调查、研究。

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矣。

主孰有道：有的人结合上一句“令民与上同”认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在战争时期应该与全民、全军共命运，一个在战争来临的时候不会选择逃跑而与全民、全军共命运的国家元首绝对是一个有作为的元首。关于这一点，战国的邯郸之战既是如此。而《孟子》一书中的“社稷为重君王为轻”更是如此。但是，问题在于：

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宋代许多南迁的君主、清朝的咸丰光绪、民国的老蒋。外国：也有与维京海盗妥协的法兰克国王查理三世、壬辰倭乱时代逃跑到中朝边境的朝鲜王（他比国内那些敢于拿锄头与日军向拼的农民军还要不如）。

有人结合“令民与上同”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元首也应该顺应本国民心作战，匈奴的冒顿、秦朝的秦始皇、明清的努尔哈赤、美国的华盛顿、近现代的***（中国）、元首（德国），这些人就是顺应民心的国家元首。

有人认为一支军队在外作战，而后方应该交给执政者，执政者在此情形下应该保持一个安定的战略后方，为前线输送物资。

而如何实现呢？应该是理政清明廉洁、与民众同心协力。中外历朝历代均有不少后方作死而亡国的。

将孰有能：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想要在战中取胜，就主观因素而言，还应看他手下有无得力助手。

宋神宗就是缺乏足够而又有为的将领。

但是，即使一方将领有才能，并不是就能说其余条件就可不必顾虑。“自毁长城”的做法，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因此在就“将孰有能”进行研究之时，其基础在于前面的“主孰有道”，良将需要明主，那么就可以成事；否则要么延期要么走向毁灭。

天地孰得：儒家亚圣孟子提出了他的战争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历史却开了好几次这样的玩笑：缺乏人和的打败了有人和的，人和有的时候也打败了缺乏人和的。后者像隋灭陈、二次土地***战争、抗战、解放战争、，前者如三国时期的魏灭蜀。

所谓天地，囊括了天时、地利，一谈到这个，有人会想起战斗民族俄罗斯，先后击败法军、德军，也有人会想起中国长江、英国多佛尔海峡。但是若按照吴子的话讲，处于险要地势的国家如果离心离德，那么必然灭亡。三苗、夏、商即是如此。

但是，是否就是说：只要占据人和，就可高枕无忧呢？非也！曹操为《孙子兵法》做注的时候，提出了这样的例子：做为徐国国君的徐偃王，崇尚仁义不喜欢斗争，因为这一点而为楚军所灭国。

因此，一昧地追求天时地利，是错的；一昧地追求人和中的仁义，也是不对的。

然而有的王朝，居于古代中国经济、科技之顶峰、实行岁币战略这样的软化策略、先后有一大批肯为国效力的文臣武将，以及比对手先进的精锐兵器，还有那么几个明君，可谓承蒙上天恩赐，但是为何完成光复幽云十六州这一神圣事业的不是出自这个王朝而是出自一个悲惨家庭的少年人之手？

天晓得为何如此！

法令孰行：民国著名军事理论家杨杰在其《国防新论》中就政治战中这样说：“假如一个一国三公的国家和一个有伟大政治领袖的国家作战，一个人民要打倒政府的国家和一个人民热烈拥护政府的国家作战，一个贪污成风贿赂公行的国家和一个政治修明令出必行的国家作战，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和一个井然有序的国家作战，一个土匪如毛一夕数惊的国家和一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国家作战，谁胜谁败，不是很明显的事么？”

是的。一个国内社会秩序混乱的国家与一个与之相反的国家交战，必定是后者取胜。

古往今来，一个使得底下人不服、无视管理的国家灭亡的案例比比皆是，夏、西周、秦、新、东汉、西晋、唐、元、明、清，甚至民国都是这样。外国的有赫梯、波斯帝国、马其顿王国、罗马、法兰克、神圣罗马帝国。甚至说普法战争以来就政界大乱的法国为何在二战初期灭亡得抵抗者要么转入地下要么就逃出国外，这也是如此。

曾经打败拿破仑的沙俄帝国之所以在几十天里土崩瓦解，也是输在政治战上。

历史上“法令孰行”，说的其实是就问一个国家在战争时期、和平时期能否打赢国内政治战。

因此一个一国三公的，应该找出一个更有能力的然后让那些窝囊废下台滚蛋！要打倒政府的，就应该与民众对话，深刻反省、拿出诚意，予以改正。

该如何，就应如何！

兵众孰强：兵众，有的说是人多，有的说是兵器。前者是以当时武器与敌人一致而定的，都拿一样的，就看彼此兵力多寡。后者不在人数多寡，而在武器如何。后者，于当代更为人推崇。

但是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一次战役下来，如果能获得敌军某一制胜利器，加以研究引用，则可以完成质的飞跃，二次大战中苏德战争，德国人就从T-34坦克的炮塔装甲身上获得启发，造出了黑豹坦克。而中国，战国时期有赵国胡服骑射、秦国改良青铜兵器，明代则有引进佛郎机、根据倭寇革新战术、改良武器。

如果一个群体在斗争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与不足，就会力求完善与改变，他们会化失败为动力、以对手的长处为研究对象学习、研究、模仿，从而掌握反制他们的方法与技术，这样才是有希望的。

普法战争后，法国从失败中造出管退炮、研究出铁路调节法，就是这么个道理。

士卒孰练：除了要人多或精良的兵器以外，还要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这里军队教育就成了关键问题。

十八、十九世纪时，欧洲大陆普遍存在战备训练不足的情况，以今日的战斗民族俄国为例，当时的军队教育就教士兵们如何接受检阅，如何给民众、沙皇一干贵族一个光鲜亮丽的形象。像如何擦亮军服上的纽扣、如何将绑腿布绑得干净整齐。这么一支为检阅而训练的军队，气得苏沃洛夫这样说：“在检阅场上走得最整齐的军队是最不能打仗的军队。”如果不是人多、地大、有哥萨克等彪悍民族做支撑，拿破仑早就成为继拔都之后第二个征服俄罗斯的人。

之所以如此，则在于各***队普遍学习普鲁士人的“外打进”：从军人外表、仪容仪态方面去浸润，让士兵具有战斗力；但是拿破仑一招“内打进”，不仅连挫反法联军，还攻克了普鲁士王国首都柏林。所谓内打进，在于从士兵心里去激发他的爱国心、荣誉感，进而让他可以忘我地为祖国奋战。加以战备训练或直接到战场拉练，这也就成了二十多年来法军不败的神话。

而士卒孰练，是为了保持战斗力以求上阵取胜。中国自汉代以来有军屯制度，士兵驻扎在边疆，打仗拿武器，不打仗时拿农具，剩余时间就是操练。罗马人则是大量从事工程建设活动。

为了取胜，没有一个国家不注重士兵训练的，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无论是二战中的日德此类军国主义，还是为了反制它们的中苏等国，无论是列国环绕的以色列，还是以中立国为身份的一战之比利时、二战中的瑞士，都是这样，都注重军队训练。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说，只要重视训练就天下无敌，就比如机械式照搬苏联模式不顾自身实际情况的朝鲜，其真实实力虽然朝战以来未曾显露，但充其量也就只能打它的邻居韩国人了。

士卒孰练，在时代变迁的大环境下，也应该看有无合格的民众，国防人就是如此。

国防人，是指能够发挥国防力量的人，组成部分有三：一个是身体健全、一个是有生产技能，最后一条是思想正确、遵守国家法令。

《国防新论》中说：“一个国家，人多不见得强；“国防人”多，才能臻于强大。”古代战争科技水平相等就会求其兵力，但是进入现代战争，人多未必制胜。

二战中，自封“日不落帝国（二世，前面还有一个西班牙）”的英国，领土、公民遍及世界，人口有五亿五千万，次一点的法国也有4100多万，但是却被人少的德国击败，因为这这些人口大于德国的国家里，殖民地人口占据了很大一部分，而且三国战争动员能力也各有不同，差距极大：有4600万本土公民的英国只能动员500万，人口不如英国的法国也只能比英国多动员100万，但是德国人的战争动员能力却有1200万人，比英法总和还多上个100万。另外，英法彼此又各怀鬼胎，这就更不可能让这1100人发挥作用。而抗战中的中国，人口为4.7亿，是当时只有7000万人口的日本六倍多，几十扣除日本人当中的殖民地人口，也是日本人的十倍多。

但是为何丢失了大片土地？除了集中性差，便是国防人稀缺。

稀缺的，就应该从体育、医疗、教育、经济生产、推广法制入手。二战中的苏德就是靠国防人多才打赢了彼此所面对的敌人。

国防人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准，比如两个十亿人口的国家，一个有占总人口一半的国防人，一个有九成的国防人，一个五亿一个九亿，打起仗来谁胜谁负，那不是清晰明了的事么？

有了国防人，还要有国防技术、国防组织、国防计划、国防重心与国防精神，六者缺一不可。

当有利条件形成，应该抓住主动权不放打击敌人。

历史上错失良机的案例比比皆是，两宋之时就曾多次将辽金西夏的君主、将领所包围，这时只要狠下心来发起进攻，就可以完事，但是不知道是宋廷害怕主将因此功高震主进而威胁自身统治，还是认为自己是圣君贤主、富有四海。总之，放跑了。

即使是靖难之役，愚蠢的建文帝曾多次让耿炳文、李继隆、盛庸、平安等人不要伤害朱棣，这就使得建文帝多次与胜利擦肩而过。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我们知道，孙子时代，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不如现代，因此士兵数量、训练程度、天时地利、国内政治法令、统帅能力、军队纪律、组织编制、诸侯国内的民众人心向背都是要认真考察的。因此在古代战争中，如果技术一致、人数不足以取胜，那么就用谋略。

文化程度不高、不懂得用兵技巧的往往会为人所灭；而用兵技巧不高明的将领又往往未能识破敌军计谋而败亡。

而孙子所提出的这诡道十二法，便是基于这么一种环境下产生出来的。现在，这十二种计谋，有的变成了《三十六计》里的：

远而示之近近而示之远：声东击西；

利而诱之：抛砖引玉；

乱而取之：浑水摸鱼；

强而避之：走为上；

佚而劳之：以逸待劳；、

亲而离之：反间计。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就上述五事七计进行推演，如果推演成功，则是有认真谋划；反之则是不够认真。认真的取胜，不认真的失败。我们凭这些就可以知道胜负。

但是庙算这种事，有时候也是不准的，就比如万历朝鲜战争、20世纪的中国抗战、朝鲜战争。

上述三个案例不管是爆发前、结束后的推演都与真实战局结果不符。

这是不是说未来战争，开战前不必细致斟酌地研究对手呢？不是这样的，有去研究总比没有研究强，即使研究情况不足、结果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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